第八章　天罗地网（二）

彭总走过来，说："敌人是够狼狈咯，但是我们还不忙庆祝。现在，最要紧的是：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不让它从延安逃掉，--进延安城是他们自己要来的，又不是我们请它来的。……"他凝视着远方，爽朗地说："毛主席早就说过，延安会变成胡宗南匪帮沉重的包袱，而且这包袱会把他们压死。现在敌人也充分地领会了这个道理，可是他们想丢掉这包袱却来不及咯！"

一位军人递给彭总一份党中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电报。

彭总反复地把电报看了几遍，深思了一会，微微仰面望着万里晴空，望那在万里晴空奋飞的雄鹰。然后，他深沉的目光，又凝视那远处的山头，那里有久经考验的人民战士在前进。

司令员问陈旅长："下边沟里正过的部队，是你们旅的哪一团？"

"×团。你看，那不是李诚？"

司令员说："要李诚上去！"

一会儿，团政治委员李诚随着通讯员上来了。

司令员问："你们团的第一营已经过去了吗？"

李诚看了看沟里正行进的部队，说："现在我们团直属队正过；一营是我团的后卫，还没过来。"

司令员说："一营部队过来的时候，让周大勇上来。"

李诚派通讯员下去喊周大勇。转眼间，周大勇就打着马顺山坡向上飞驰。

司令员称赞地说："看，周大勇多威武啊！"

话没落点，周大勇便跳下马，走到纵队司令员跟前，一看，彭总在这里，而且彭总身边还站着那么多的首长。他连忙举手敬礼，心，嘟嘟嘟地直跳。可是他看着彭总那质朴，严肃的面容时，敬爱和亲密的感情便强烈地控制了他。这种感情，是从许许多多亲身经历的胜利战斗中形成的。

司令员说："彭总！这就是周大勇同志。"

"知道。我们还谈过几次话哩。"彭总紧紧地握着周大勇的手，严肃、亲切地望着周大勇的眼，望了好一阵。他仔细地问到周大勇身体状况、工作情形跟战士们的情绪。然后，他一边摸着周大勇那匹马的鬃毛，一边说："周大勇同志！你二十四岁就能指挥一个营作战了。现在指挥一个营，比过去复杂多咯！你记得我们在行军中的那次谈话吗？"

周大勇说："记得，彭总。"怎么能不记得呢？那是沙家店战斗打罢的当天晚上，部队在山沟行进。同志们那个乐呀，你一句他一句，说到战斗中各种有意思的事情，最后还说到倒楣的敌人。这时候，有一位首长和周大勇一道走，静静地听战士们谈话，有时候还插问一两句话。过了一阵，这位首长说："敌人当然要打败仗。不说别的，就说陕甘宁边区一百五十万人民和我们的战士，能发挥多大的力量，这一笔帐，敌人就始终算不清。"过后，周大勇知道说这话的那位首长就是彭总。

彭总把眼光从周大勇身上移到纵队司令员和干部们身上，再没有说什么。但是大家从他严肃刚正的脸色和那锋利深沉的眼光中，觉得他仿佛在说："同志们！我们要学习劳动人民的正气、坚决勇敢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大家向彭总举手敬礼，准备走，彭总走过来和每个人握手。

周大勇下了山，赶到第一营的队列旁边。他骑的那匹漆黑发光的高头大马，口里吐白沫，抖擞着披散的鬃毛，像头凶猛的狮子。它竖起耳朵，头高高地朝天扬起，短促而尖锐地叫了几声；接着，又提起两条前腿直站起来。周大勇兜转马头，扯紧嚼口的一边。马在地上转圈子，他趋势跳下马，把它交给饲养员。他走到第一连队列当中，跟战士们拉话。

啊，第一连又有一百多名战士了，--除了伤愈归队的老战士以外，大半是新战士。这帮新战士，有的是自动参加军队的山西的翻身农民；有的是陕甘宁边区久经锻炼的民兵；而更多的却是经过"诉苦"刚入伍的新解放战士。第一连--

这支强大的力量，这百战百胜的战斗单位，让周大勇产生了兴奋而自豪的感情。

周大勇离开第一连才几天工夫，同志们就觉得他像是离开了三年五载。战士们前呼后应地向自己的营长打招呼。尤其是第一连的老战士，他们都像是有许多话要对自己的营长说。周大勇觉着，回到第一连就像回到家里一样。他不由得想起了许多事情：他跟这连队的老战士一块打过多少恶仗，一道没日没夜地走过多少路啊！大伙一块淋过雨，饿过肚子，一个锅搅稀稠；很多战士跟他顶着一件棉袄睡过觉。战场上，自己急了也骂过他们。打了胜仗也高兴地夸奖过他们。大伙一块度过的那些日子里，有过尽情的欢乐，有过慷慨的宣誓，有过英勇的流血，也有过伤心的眼泪！跟他并肩战斗的第一连的战士们当中，有许多人倒下了。那些人，各有各的脾性，各有各的经历，各有各的想法，如今，他们离开了世界，把自己未完成的志愿、理想和事业，统统留给活着的人了。周大勇想起那些殁了的人，他就觉得眼前这些战士干部，格外叫人见爱，格外宝贵，格外难得，格外刚强朴实。

周大勇喊："同志们，再过几天王老虎跟马全有回来，就更好咯。王老虎回来当指导员，马全有当连长。老虎、全有、江国、长胜，四个人拧到一块搞第一连的工作，那是再美气也没有的咯！"

一连副连长马长胜瓮声瓮气地说："我还差八丈远！"他歪着脖子，固执的眼睛虎彪彪地睁着。他这模样，周大勇太熟悉咯！

一连副指导员李江国说："营长，咱们一连是你带出来的，你在营里工作，往后突击任务，多给咱们一连。"

周大勇说："嘿，要我讲点私人感情？真是说话不怕腰痛！

李江国，说正经的，你让战士们把咱们一连的旗帜都打起来呀！"

战士们把那七八面写着"坚定忠诚"、"机智顽强"、"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等等字样的小旗打起来了。一面面的小旗，经过多次的雨淋日晒火烤烟熏，变了颜色；有些旗帜上还有一片一片的黑色血迹。该有多少次，战士们冒着敌人炮火把这些旗帜插上敌人工事。该有多少次，第一个人拿上这许多旗中的一面旗，突到敌人阵地跟前倒了，第二人从自己同志的尸体上跳过去抓起旗……第三……第四个……

周大勇望着这些随风飘动的旗。战士们也望着这些旗。他们想起了猛烈的战斗，英雄的业绩，艰苦的行程！新战士们，也亲热地望着这些旗，从这些旗帜上，认识部队的英勇事迹，了解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

一营营长周大勇翻身上马，双腿猛磕马腹，那匹一锭墨似的大黑马，像箭一样从部队行列旁边穿过去，远看起来那飞也似的马像是四蹄腾空。战士们都用敬佩亲切的眼光，望着周大勇英俊的背影。

五九月十九日后半夜，部队经过延安正东八十里的小镇子甘谷驿。他们是要通过这个镇子，向南一拐涉过延河，朝延安东南的长满梢林的山沟前进。

陈旅长、杨政委站在街道旁边的台阶上，他们旁边站了十几个参谋、警卫员、通讯员。

陈旅长看着从他面前闪过去的步兵、炮兵、弹药驮子；听着脚步声、兵器撞击声、马蹄的响声。他想："今天夜里部队经过这个镇子，指战员们怕都有说不完的心思！"今天是九月十九日，半年前的今天延安被敌人侵占，半年以前的今天他跟上纵队司令员率领自己旅的战士经过这个镇子。就在这镇子旁边的小山沟里，战士们听到我军退出延安的消息时哭喊着宣誓："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而那些宣过誓的人们当中，已经有很多人为了实现自己的誓言付出了生命。

半年中，一次一次的战斗，从陈兴允脑子里闪过……是啊，在这半年征战中，人民战士该付出了多少血汗，忍受了多少艰难困苦啊！

他注视着这个镇子，注视着这个镇子以西的天空。不错，顺着这一条大路向西八十里就是延安，--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曾经住过十多年的延安。他听着从这小镇子旁边哗哗向东流去的延河。他想：这条河是从延安流来的，从延安党中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住过的那些窑洞的山根下边流来的，从王家坪朱总司令住过的那个窑洞的山根下边流来的。

杨政委从街道的台阶上走下来，喊："老陈！抗日战争时期，我从延安到前方去，后来从前方回到延安学习，来回经过这个镇子。我想：这个小镇子至少认识中国革命战士的一半以上。因为抗日战争中，人们从延安去前方或者从前方回延安，大多数都经过这里。"

陈旅长"嗯"了一声，然后又默然不语。他想起今年三月十九日，自己旅的部队经过这个镇子时光，他和团参谋长卫毅，也说过这些话，可是如今卫毅却长眠在陕北的黄土山上了。一阵悲痛涌上他心头。陈兴允一动也不动地站在这里，沉思着这血浸过的土地！

杨克文动情地叙说他过去在延安学习、整风和参加大生产运动的种种事情。陈旅长没吱声。他望着延安的天空，心情变得痛苦而愤怒了。延安还躺在敌人的脚下，现在连这清朗朗的延河，也还流着陕甘宁边区人民的血！

陈旅长注视急急行进的战士们。

战士们一边急急地行进，一边热烈地议论着这个镇子。

这个镇子变了。它经过敌人多次践踏、烧杀、洗劫，变得荒芜而悲惨了。街上的房门、窗户板，都让敌人烧掉了。街道两旁的空地里长起半人高的蒿草。

这里阴森森的。猛的，草丛中，有灯光闪亮。那些逃不动的老年人，端着灯，颤兢兢地从草丛中钻出来，用灯光照着战士们，恐怖地看上一阵，说："啊，咱们的队伍总算回来了！"接着就是泣不成声的哭诉--人民战士听过千百遍的哭诉：儿子被敌人杀了，媳妇被敌人强奸后寻死啦，粮食抢光了，房子烧掉了，土地荒芜了！……

陈旅长用肩膀轻轻地把旅政治委员碰了一下，说："走啊！

走啊！"

杨政委抓住马鞍，准备上马。他说："这些美国走狗是死亡、灾祸、瘟疫……"他的声音很低，有些颤动。

部队*#过延河以后，经过通夜急行军，控制了延安东南九十多里的南泥湾，接着，又向延安正南五十里的咸榆公路咽喉--劳山插去。

阴沉沉的天空，洒下濛濛细雨。远近山头上的黑压压的梢林，都让雾气覆盖起来了。

陈旅长那个旅的战士们，从梢林中的小路上汇集在山头上的一块空地里。部队补充了大批新兵，全旅又有三千多名战士了。

战士们整整齐齐地持枪站立，他们的衣服让雨打湿了。

他们从山头上往下看，白云彩在山腰飞滚。脚下是厚厚的黄叶，而树梢却挂满了红叶。阵阵秋风吹来，身上寒森森的。

旅政治委员杨克文，走在战士们面前。他那敏锐的眼光，掠过战士们的脸膛。他说："同志们，要打仗咯！"

战士们脸上兴奋地闪光，心里涌动着战斗的欢欣。有的往前挤着，有的站在倒在地下的树干上。

"同志们，我们主力部队，把溃乱的敌人从岔口地区追击到延安城郊……收复了延安城郊的很多据点。同志们，一个月以前，胡匪军北上米脂地区围歼我军时，有近十万人，现在逃回延安的敌人还不到一半。"

战士们举起枪呼喊：

"消灭蒋匪军！收复延安！"

"解放大西北！"

"解放全中国！"

"中国共产党万岁！"

"同志们，听说蒋介石昨天又急急慌慌地飞到延安，可是他看到延安太危险，当天又坐上飞机飞回南京。同志们，现在，不要说蒋介石，就是杜鲁门飞到延安，也救不了胡宗南的命！"

战士们哗哗哗地鼓起掌了。掌声、口号声，震荡山谷。

"同志们，我们刘邓大军挺进到大别山地区，解放了许多县城。我们陈赓兵团解放了潼关到洛阳中间的五百多里铁路线上的十几座县城。胡宗南想从陕北逃跑，去保守西安，增援中原。同志们，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夺取劳山，斩断敌人逃跑的道路。同志们，一九三五年底，刘志丹同志和他的战友率领陕北无敌的工农红军，就在劳山消灭过国民党匪徒的一个师，过去我们工农红军在这里显过威风，今天我们还要在这里显威风！同志们，我们要拿下劳山，我们要把蒋胡匪军的残兵败将埋葬在延安！"

战士们呼喊：

"拿下劳山！"

"把蒋胡匪军埋葬在延安！"

"发扬工农红军的英勇精神！"

一营营长周大勇、教导员王成德和副营长卫刚，站在本营战士的前面。旅政治委员讲话的工夫，他们三人定定地望着首长，生怕听漏了一句话。因为他们营是今天夺取劳山的突击营。

卫刚对王成德说："揍那些狗操的！一定拿下劳山！要是今天连劳山都拿不下来，明天谁还会把夺取延安的任务交给你呀！"他扭头又对周大勇说："你说话呀，让我带突击队吗？"

周大勇没吭声。他正回头看身后的第一连战士。他看见副指导员李江国，副连长马长胜，一排长宁金山，二排长李玉明，还有小卫生员三牛等人。他们都气昂昂的，像是马上就要去大显身手，建立奇功。

卫刚说："营长--狂风暴雨快来了；要打就赶紧动手。--你尽看第一连干什么？嗨，注意，旅长来了！"

陈旅长从树林子里出现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战士们身上流动。

旅长浑身淋得透湿，穿着一双用布条绑在脚上的破鞋子。

他的连鬓胡子长了一寸多长，胡子上滴着水滴。乍看，他的脸色是严峻的。他沉默了一阵，抬起头，凝望战士们。

陈旅长向前走了两步，他那身躯--那充满顽强力量的钢骨铁架似的身躯，立刻使战士更加振奋了，生动了。

像过去常有的情形一样，陈旅长一看见战士们，他就觉着浑身汹涌着不能遏止的力量。他觉着每一个战士都是顶天立地的人，都是翻天覆地的英雄。他在战士们身上能看到有些人看不出的出奇的力量。

旅长的眼光和很多战士的眼光遇到一起了。这眼光相遇中，他和战士们的感情交流起来了。交流的感情闪灼着火花。

尽管陈旅长不一定看见每一个人的脸膛，但是战士们觉得他看见他们每一个人了。战士们，尤其是老战士觉得，他们的要求、希望、脾性、口味，自己的旅长统了解。因为，他和他们一块享受过战斗中的快乐，分担过受挫后的焦急、愤怒；他和他们一块露营淋雨、啃包谷棒子、饿肚子、光脚丫子行军，连续参加战斗；他和他们一道冒着浓烟烈火，战胜了许多次死亡！

陈旅长用手把脸上的雨水擦了擦，又把手上的水擦在身边的树干上。他说："同志们，衣服湿透了吧！"他思量了一下。"同志们，我们英勇战斗。挨饿、受冻、光脚丫子走路……"他的话该让战士们回想起多少事啊！他说的事，都是战士们经过的：在深山森林里，在长城外的沙漠中……困难的路程，英勇的战斗！

战士们高喊：

"困难吓不倒我们！"

"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我们一块克服困难！"

躲在战士们周围林子里的各种鸟儿忽地飞起了；林子哗哗地落下一阵大雨点，像下暴雨一样。

"同志们，世界上没有什么人比我们共产党人更热爱自己出生的土地，更热爱自己的人民。人家说：陕北光秃秃的山有什么好呀！可是我们为了这里每一寸土地拚命。人家说沙漠荒凉，可是我们愿意在沙漠地里奋战。我们知道，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英雄的祖先流血流汗，拚命开辟出来的。

我们人民军队的战士，二十年来用自己的两条腿走遍了中国。

我们知道这片辽阔的土地，有无穷无尽的宝藏。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忍受着贫穷、饥饿、屈辱、痛苦……同志们，我们哪一个人没有为这些惨情流过眼泪？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拿起武器为自己的阶级争取地位，争取人的生活。……让美帝国主义者和他的走狗们记住：伟大民族的伟大子孙，永远不做奴隶，永远不屈服！"他讲着，他的手心向下压，像是他要把旧社会的一切不平与罪恶都要压下去。有时候，他手心向前，用力地往前推，好像他要把前进路上的艰难障碍都推翻。他这些讲话中习惯的手势，好像也显示出这样的意思：不管什么大山大河，都要给我们让路；谁要阻挡我们前进，我们就要消灭他，踏平他。

他继续讲着，当他讲到敌人的罪恶和人民的苦难的时候，他胸脯略略向前，咬紧牙关，铁样的下巴微微颤动，炯炯的目光直望着战士们。战士们的眼睛随着他的姿态转动。战士们的心都随着他的话语和情绪在跳动。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战士的话。他的话，让战士们回想起旧社会的痛苦，让战士们心里复仇的火烧得更大，让战士们以更强烈的感情向往明天。

陈旅长浑身都是忠诚的烈火。他那一双顽强的眼中，射出了刚毅不屈的光芒。

"同志们，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这条残害人民的毒蛇快要死了，但是他临死之前还要挣扎。我们一定要用大炮、机关枪、刺刀、炸药，重重地，狠狠地向敌人致命的地方打去，直到把他打死！

"同志们，现在又要打仗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彭副总司令命令我们：坚决拿下延安的大门--劳山！"

战士们齐声呼喊：

"发扬无产阶级的顽强性！"

"坚决拿下劳山！"

"把敌人埋葬在延安！"

陈旅长摆了一下手，说："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彭总在等待我们胜利的消息。祝同志们永远胜利！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战士们万岁！"

欢呼声、口号声，让这荒山梢林里充满了生气。

这一天为了保证战斗胜利，各连司务长也特别加了一把劲。他们买了许多包谷棒子，煮熟，分给每人两个。战士们利用出发前的几分钟，急急忙忙地啃包谷棒子。

有一个战士，拿了三个包谷棒子送到陈旅长面前，说：

"我们每人分到两个棒子。为了欢迎你，我们连队的司务长给你分了三个棒子。"陈旅长接过包谷棒子，说："告诉你们司务长：每人分两个棒子，他为什么给我分三个？太不公平咯！"

转眼间，陈旅长了解了：刚才给他送包谷棒子的战士是代表了三个战士来的。他们每人少吃一个棒子，省出的三个，派人送给陈旅长。陈旅长到处找那三个战士，要把包谷棒子还给他们。可是他哪里找的到呀！

陈旅长对赵劲和李诚说："你们为什么不给我拿点棒子啃呀！"

赵劲说："旅长，我们就是来请你呀！你看，上边那棵大树下，有棒子啃，还有开水喝。"

李诚说："旅长，我们不光请人吃饭，而且还管饱。"

他们钻过树林子，正好碰见周大勇。

周大勇敬了礼，抹了抹脸上的雨水，笔直地站在一旁。

陈旅长瞅着周大勇对李诚和赵劲说："年青的老革命，是你们团的一员猛将啊！"他爽朗地笑了。

赵劲严肃地望着周大勇，说："是的！"

陈旅长说："周大勇同志！今天你们主攻劳山，可要打出个名堂！"

周大勇站得溜直，紧闭着嘴，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旅长，说："首长们放心，我们一定拿下劳山！"说罢，他思量着捉摸什么。

陈旅长想："战争，使他学会了思索。"他说："我知道，你会制服敌人的！"

陈旅长望着延安上空的黑云彩；伸长耳朵，仿佛想要听一听那延安城郊的猛烈的炮火声。他转过头，望望周大勇又望望赵劲和李诚，说："你们要狠狠地打击敌人，拿下劳山。

但并不是拿下劳山就万事大吉。你们还要告诉战士们，收复民主圣地延安的日子到了，解放大西北向帕米尔高原进军的日子到了！你们要告诉战士们，前去的路子还长，越接近胜利，斗争越艰苦，要让战士们永远记住，共产党教养的战士是永远无敌的！"他转向周大勇，又说："去！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打出威风来的。去，昂首前进！"

周大勇、王成德、卫刚，像无敌的旗帜一样，率领着战士们，从沟里的梢林中钻过去，向延安的大门--高耸在天空的劳山进攻了。……

旅长陈兴允、旅政治委员杨克文、团长赵劲和团政治委员李诚，带着参谋人员上了一个高山头。他们用望远镜望了望营长周大勇率领战士们进攻的枪炮声炽烈的山头，又望北方。

北方，万里长城的上空，突然冲起了强大的风暴，掣起闪电，发出轰响。风暴夹着雷霆，以猛不可当的气势，卷过森林，卷过延安周围的山岗，卷过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征战过的黄河流域，向远方奔腾而去。……

一九四九年冬草于帕米尔高原之侧的喀什噶尔城

一九五四年夏脱稿于北京

后记

一九五六年初，这本书重排的时候，我曾经修改过一番：

删去了数千字，增添了两三万字，虽然个别地方改动比较多，但是从总的方面说这些修改都是属于技术性的。这次重排也在字句方面作了一些改动。

有许多读者来信问我："红军一九三五年底就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而书中写着周大勇一九三六年参加红军还长征过，这有点说不通！"我们通常说"红军长征"多半是指党中央直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而言，--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中央红军"。其实中国工农红军是分为好几路长征的。

红一方面军是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而红二方面军是一九三六年初开始作北上的转移，途中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同年十一月到达陕北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由此可知：周大勇一九三六年初加入红军，后来又随红二方面军长征，是符合历史情况的。

作者一九五八年九月于西安

重印后记

《保卫延安》出版，二十五年了。关于它，我从未为报刊写过一个字。倒是用了好多年的时间，在侮辱和践踏中写了许多材料，"交代"自己因为写了它而犯下的"滔天罪行"。在那些年月里，我曾千百次在心里问自己：难道一个人少年投身革命，在艰苦环境中出生入死，为的是和广大群众一道来争取这样一种"命运"吗？

一九四七年夏初，敌人大举进攻延安之后不久，我到了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即后来的人民解放军第二军。跟随部队参加了许多次战斗，走遍了西北的大部分地方，穿过沙漠、草原、戈壁，越过数不清的高山峻岭和大小河川，直到一九四九年末进军至帕米尔高原。这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及无数英雄人物所表现的自我牺牲精神，给予我的教育是永世难忘的。因而，部队抵达祖国边陲，还在硝烟弥漫中继续追剿残敌时，我便着手来写这部作品了。

这一场战争，太伟大太壮烈了。随便写一点东西来记述它，我觉得对不起烈士和战争中流血流汗的人们。然而要写一部长篇巨著，并且在我们现有的描写战争作品的水平上有所提高、有所创造，又谈何容易！先不说我的阅历、学历、对文学的研究、对艺术的理解和写作技巧的掌握以及其他方面的修养等等，单说当时的客观条件，就使人望而却步！那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语言不通，风俗迥异，没有任何图书资料可供参考；所依靠的是一本油印的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部队的油印小报，历次战役和战斗的总结；新华社在各个时期关于战争形势所发表的述评及社论；再就是我在战争中所写的新闻、通讯、散文特写、报告文学和剧本等。还有在战争中所写的日记，近二百万字。衷心感谢新华社对我的培养和新闻工作使我得到的锻炼，因为它要求你努力学习；要求你不仅看到一些具体的战斗，以及许多看起来是孤立的事件，而且要求你瞩目于西北战场、瞩目于全国各战场，以至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如果没有这个条件，钻在遥远边疆的刚刚从反动派手中夺取的简陋营房里，必然眼光狭小，因而也只能就事论事，要想写一部较有分量的长篇作品，那是不可能的。

在以往的岁月里，人们忙于打仗，顾不上写有关战争的规模较大的作品。当时，写农村生活和土地改革的长篇，还有几部，写民兵和游击队斗争的作品也有一两部，而写我人民解放军作战的作品，除了个别长篇和中篇小说之外，还有一些短篇小说及报告文学作品。我反复读过这些作品，并且从中获得不少教益和启示。但是，这些已有的成就和经验，是不够的。这就是说，在描写革命战争方面，既要求助我们当前已有的成就，而更多地是求助于以鲁迅先生为首的中国新文学，以及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和苏联革命初期的文学名著等。

当时清醒地估量了自己面临的困难。于是决定先写一部长篇的报告文学作品，从延安撤退写起，直到进军帕米尔高原为止，记述西北解放战争的整个过程。

一捆捆材料就堆在军营斗室的地上，要想进去，便必须跳来蹦去地"翻山越岭"。那个时期，白天骑上马出去采访，或者发消息，写通讯，反映我军打仗和准备开展生产建设等情况；到晚上，就坐下来写这部作品。九个多月的时间，居然写起了近百万字。全是真人真事，按时间顺序把战争中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稿子都是使用缴获的国民党的粗劣报纸和宣传品的背面来抄写的。因此初稿抄起来，足有十几斤。

一九五○年底，初稿刚完成，就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当时，从冰天雪地的边疆回到黄河岸边的故乡，骑马、坐汽车，至少也得三个月甚至半年。我五内俱焚地拿着电报去找我们的兵团司令--西北战场一位威名远震的英雄。他，深表同情，让我搭乘当时在西北似乎是绝无仅有的一架军用飞机，赶到西安。然后就穿过我们当年在渭河北岸的作过战的许多地方，在严寒和风雪中步行数日，终于回到了家乡。十七岁离开这度过我苦难童年的地方，现在归来了。也许有人以为我背着一大捆东西，一定是给母亲带来的贵重礼物，其实它就是这部稿子；再加上腰里的手枪，这就是我所有的一切了。

午夜，我赶到母亲住的房前，立刻就止住脚步，热泪滚滚而下！门前是平漠漠的雪，积了半尺多厚，连一个脚印也看不见；破门闭着；没有灯光，不见烟火，像一个多少年都没有人住过的小庙似的。……看到这一切，什么都明白了！推门进去，只见土炕上，半边铺着一片席子，母亲就躺在上面！

炕角放着一个破瓦罐，那里头放着我多年来在戎马倥偬之中，给母亲写来的一封封盖着"军邮"戳记的书信。

生命离开了她以后，身躯竟变得这样瘦小了……我坐在这捆稿子上，伸出双臂，抱起了永远不能回答我的呼喊的母亲，放声痛哭！……她自幼便是一个世代受苦难的贫农家里的童养媳，二十多岁失去了丈夫，一直守候着我这个独生子。她这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受尽了压迫、凌辱、饥饿和旧社会带给劳动人民的一切痛苦与不幸。她的一生是何等悲惨啊！一九四八年，我的家乡解放了，她经过长期的颠簸流离，从运方回到了家乡，看到了故土。刚建立起来的人民政府，对这儿子在前线的军属，多方照顾。……她终于盼来了新社会。可是，病魔却夺去了她的生命！

我少小出门，现在万里归来，几乎和一个举目无亲，没有栖居之所的旅人差不多了。因此，埋葬了母亲，我便搬到县人民政府去住。接着，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夜以继日地工作，把这部稿子修改了一遍。在写作的时候，母亲的面容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那血染的山川河流、戈壁沙漠，也经常出现在我眼前！这粗劣的稿纸上，每一页都浇洒着我的眼泪！从母亲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人民悲惨的过去；从我所写的战士们身上，我又看到了被压迫、欺凌了千百年的人民奋起抗争的那种排山倒海的力量。于是，我觉得：眼前的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稿子，虽说也有闪光发亮的片断，但它远不能满足我内心愿望。又何况从整体来看，它又显得冗长、杂乱而枯燥。我，焦灼不安，苦苦思索，终于下了决心：要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搞；一定要写出一部对得起死者和生者的艺术作品。要在其中记载：战士们在旧世界的苦难和创立新时代的英雄气概，以及他们动天地而泣鬼神的丰功伟绩。是的，也许写不出无愧这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品，但是我一定要把那忠诚质朴、视死如归的人民战士的令人永远难忘的精神传达出来，使同时代人和后来者永远怀念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作人的楷模。这不仅是创作的需要，也是我内心波涛汹涌般的思想感情的需要。

决心既定，我便背起这包稿子，在母亲的新坟之前默然站立了片刻，望了望这黄土覆盖的高原山川，然后又奔向万里迢迢的祖国边疆……

……夜不成眠，食不甘味，时序更替，似乎和我无关。调我到大城市学习，我就把稿子带到大城市；让我到草原上工作，我就把稿子驮到马背上；外出开会，或者去看非看不可的电影，便把稿子抱在怀里，生怕把它烧毁在经常失火的边疆城市。

写着，写着，有多少次，遇到难以跨越的困难，便不断地反悔着，埋怨自己不自量力。可是想起了中国人民苦难的过去；想起了我们脚下的土地；想起了那些死去和活着的战友，抚摸烈士的遗物，便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力量，又鼓起勇气来。……钢笔把手指磨起硬茧，眼珠上布满血丝，饿了啃一口冷馒头，累了头上敷上块湿毛巾……写到那些激动人心的场景时，笔跟不上手，手跟不上心，热血冲击胸膛，眼泪滴落在稿纸上……这样，在工作之余，一年又一年，把百万字的报告文学，改为六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又把六十多万字变成十七万字，又把十七万字变成四十万字，再把四十万字变为三十多万字……在四年多的漫长岁月里，九易其稿，反复增添删削何止数百次。直到一九五三年终，最后完成了这部作品，并在一九五四年夏出版了。那些被我涂抹过的稿纸，可以拉一马车。才气横溢的人，洋洋数十万言，也许挥洒自如，视若等闲。而我却是十足的笨人，除了拚命的学习和劳动，别无所长啊！

这部作品，离我自己想象的样子，差得很远；离时代的要求，差得更远。但是，它的每一字每一句，都灌注着我的心血与汗水；它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凝结着我的热爱与憎恨，悲痛与欢乐，思考与追求，憧憬与理想……

幼年，不知幸福为何物，后来又度过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所以到了部队上，并不觉得特别苦，更不需要什么"适应过程"。相反的，战斗的生活每时每刻都在我眼前展示出一片新的天地，给我带来说不尽的欢乐和内心的充实。战争年代，干部和群众中的精华，大都集中在部队里；在你的前后左右，尽是出类拔萃的人。你和这些人战斗在一起，岂非人生一大幸事？你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心里不就充满着崇敬和热爱之情吗？总之，我的经历使我很容易与部队的指挥员、战士们生活在一起，容易在思想感情上产生强烈的共鸣。也就是说，只要老老实实和他们一道前进，全心全意地跟他们学习，是很容易理解他们的。从而在写作中刻画指战员的形象时，困难也就少些。

但是，由于我在部队工作的几年，时常在基层，因而对高级指挥员，便所知有限。因此，我要塑造彭德怀将军的形象，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当时有不少描写过我军指挥员的好作品，但主要是写营以下干部的。要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没有经验。然而，我当时认定：除了千方百计从各个方面表现党中央、毛主席的统帅全局、亲自指挥西北战场军民对敌斗争的决定性地位外，要写出彭德怀将军这个形象，对体现党的军事路线，对表现战争的规模，特别是对作品思想和艺术方面，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写《保卫延安》以前，在行军途中或群众和部队举行的会上，当然不止一次见过彭总，但是坐到一块儿谈话，却只有一次。一九四八年秋末，在黄龙山的一个窑洞里，彭总给全体前线记者谈话，谈了三四个小时，参加的有一二十人，这些人现在活着的还有十几个。当时，彭总根本认不得我这个普通干部，怎么能授意我为他写什么书--"树碑立传"呢？这是活着的人可以作证的。只是在战争年代，我作为部队的一员，深深地感到：在那与人民群众和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革命战士都是生死攸关的严重的历史关头，他临危不惧，按照党的意志，忠诚地执行毛主席军事路线，带领我们在那样困苦的条件下，以少胜多，连打胜仗，最后解放了全西北。而且，他忠心耿耿，时时把人民群众和战士们放在心上，觉得他自己就是比群众和战士多吃一口青菜，也是深为惭愧的！"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他的写照。这一切，在我心里产生的不是抽象的意念，而是激动人心的巨大的形象。伟大的中国革命，造就了许多光辉灿烂的巨人--

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以及包括彭总在内的为人民所敬佩、所爱戴的老帅们，……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数十年如一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无私无畏、舍身奋斗，同人民息息相关，和群众生死与共。这种崇高品格，整个中华民族都引以为荣地传诵着。当年，部队的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中，流传着关于彭总的许多热爱党、热爱革命事业、痛恨阶级敌人，刚正无私、艰苦朴素的事情，这一切都使我深为所动。我是带着广大指战员强烈的崇敬心情来描绘彭德怀将军的形象的。他是来自现实斗争生活，也是来自广大指战员的心里。

我想，塑造为人民造福、使大地生辉的一代英雄的形象，不正是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起码的职责吗？作者在这方面作各种尝试和探索，有什么不好呢？难道像"四人帮"之流那样把战士们流的血当作污水来看待，是公平的吗？难道把中国人民精神上优美的东西摧残殆尽，才甘心吗？

总之，我写《保卫延安》的时候，没有什么能耐。我就是忘不了战士们，忘不了人民群众，忘不了那一场壮烈的战争，忘不了战斗生活对自己的教育，忘不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流血斗争的历史。今天看来，它只不过如实地把那场伟大的斗争点滴地记录下来罢了。但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还非得从中国的大地上扫除出去不可！一个时代的文学，是大家创造的；创作经验，是大家辛勤劳动而积累起来的。如果连这样一部反映历史真实的作品也要铲除消灭，那中国文学还有什么希望呢？《保卫延安》是最先尝试着塑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的小说之一，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过去了，在长篇小说领域里的这个方面，似乎是停滞不前。这是多么让人痛苦和百思莫解的文学状况啊！后代的人会愤怒地责问我们：

追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战斗过的可以执笔为文的人，留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份贫乏的文学遗产么？

林彪、"四人帮"的逻辑是：我说你写的是毒草，就是毒草；我说你是"黑帮"，你就是"黑帮"。但是，历史和客观现实，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违犯这铁的法则，谁就碰得头破血流，不管他地位多高，权势多大。

在解放初期，一本书印近百万册，比较少见。由此可知，群众并不厌弃它。可是一九五九年以后，这本书不叫印了。不叫印了就通知一下作者吧，不。作者无权过问，也不敢过问。到了一九六三年后半年，我在乡村"社教"，听说有人下令叫烧毁这本书。要烧毁，通知一下作者好不好？不通知。不仅当时不通知，就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通知我一声！最近，为了写这篇"后记"，我才费了一番功夫，请别的同志查出这样两份文件。现抄录如下：

文化部１９６３年９月２日〈６３〉文出密字第１３９４号通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保卫延安》（杜鹏程著）应立即停售和停止借阅。……立即遵照执行……

隔了不久，又急忙发出另一通知：

文化部〈６４〉文群密字２９１号补充通知：……关于《保卫延安》一书……就地销毁，……不必封存。……立即遵照办理。

一声令下，烟火冲天；有的地方还派了保卫工作人员"监烧"，直到看到烧为灰烬为止，生怕有"胆大妄为之徒"，偷走一本，从而谬种流传，祸延子孙后代！

长夜深思："焚书"是古已有之的，然而它在我们今天重演，这表明了什么呢？它表明中国人民灾难深重！后来我们大家经历的事实，不是极其惨痛地证明了这种看法吗？

当时，书是悄悄"销毁"了，可是并没有找什么麻烦。这也算是"宽大"吧！可是，一九六六年以后，那就大祸临头了！抄家、批斗、游街、示众、蹲牛棚、劳动改造……专政方式，名目繁多。早年，戴过"八路"和"解放"的臂章的胳膊上，现在换了一块白布，上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早年浴血奋战的地方，现在成了自己被侮辱"示众"的场所。不明真相的青少年向我们吐唾沫，抛石头，而我们纵然有多少错误与弱点，但确是为了使他们能过人的生活，而含辛茹苦地战斗在这个世界上！说我因为写此书而"发了财"，其实《保卫延安》的稿费的百分之九十，交了党费和捐献给国家。吃每一顿饭，都要站在毛主席像下"请罪"，在恶声辱骂中，夹着碗，低着头，念念有词地背诵着人家规定好的"请罪词"……在生活的舞台上，我真是扮演了不少角色呵！

但是，这还只是在一个城市或一个省的范围里闹腾。紧接着，当时由"四人帮"控制的舆论阵地《人民日报》，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不惜花费一个整版的篇幅刊出了那篇大作--《〈保卫延安〉--利用小说反党的活标本》。一支毒箭便是号令，接着就万箭齐发。对这部作品长达数年之久的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残酷围剿开始了。

从那时起，我的处境空前恶劣起来了，加在我身上的各种折磨手段也升级了。在长时期的摧残下，我的身心几乎到了被摧毁的程度……

更可悲的是，当年我在的部队的领导同志和战友，特别是在边疆工作的同志，有许多人为此受到冲击、审查、拷打，没完没了。他们流血牺牲为创建这个国家作出了贡献，因此就"罪该万死"吗？有的读者，和我素不相识，只是由于曾经赞扬过这本书，也受到迫害或者被投到监狱。株连之广，为害之烈，比起封建社会的残酷的"文字狱"，来，毫不逊色！围剿的黑文，用的全是林彪、"四人帮"帽子工厂的破烂货和法西斯棍棒，不顾事实，不讲道理。你明明是在歌颂毛主席，他却硬说你"恶毒攻击毛主席"；你明明是要表现彭德怀将军如何忠实执行党的军事路线，他却硬说你"为彭德怀篡党夺权作吹鼓手"；你明明是在歌颂人民和人民战士，他却硬说你"宣扬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丑化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你明明是歌颂伟大的人民战争，他硬要说你"宣扬战争恐怖论"，等等。这些颠倒是非的污蔑，用不着一一批驳，有这部书在，读者自有明断。

在"四人帮"一手遮天的时候，我曾痛苦地想过一个问题：一本书，几年前，报纸上说它如何好，几年后，还是同样的报纸，却又说它如何如何十恶不赦；那么，后代人看到这些互相矛盾的文字记载，将作何感想呢？这使我感受到：不仅仅是文学作品，就是历史的以及其它记述人类生活的书籍，在某一时期中，可以用强权和欺诈的手段，在冠冕堂皇的外衣下，塞满歪曲历史和生活的肮脏东西，但是人民总是厌弃这类东西的。在他们心里不容抹煞地存在着另一本书--在那里历史和生活保持着它本来面目……这甚至只是一本无文字可考的书，然而，我们要阅读的，正是这本印在人民心上的书。无数激动人心的事实告诉我们：人民群众对真理与谎言、正义与邪恶、以及对是非功过的分辨，最有力、最公平、最不可抗拒。人们该怎么想，还怎么想；该怎么说，还怎么说；该看什么书，还是照看不误。因为人民不可能永远被蒙蔽，而从根本上说，这恰恰使他们的分辨力得到了锻炼，得到了加强，这也是时代给我们的伟大赐予！也正因为看到了这种"赐予"，我们的心才没有被摧毁呵！

《保卫延安》的遭遇说明：不能像"四人帮"那样因为一时的政治需要，而任意修改历史，从而株连反映有关历史的作品和作家。作家应当对什么负责？他只能对人民群众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他所反映的那个时代负责；对共产主义理想负责。这难道不是普通的常识吗？可是，"四人帮"之流，把普通常识竟搞得如此混乱不堪，使人哭笑不得。

纵览我们刚刚经历过的这一段历史，使人不能不这样想：

是的，有人要怎样乱干就怎样乱干，要怎么胡说就怎么胡说，但是，这样干，这样说，把中国人民置于何地？须知，一切胡作非为的惨痛后果，全都落到人民群众的头上--缺吃的，是他们；少穿的，是他们；忍受一切艰难困苦、遭受精神摧残的，都是他们呵！这难道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吗？

十多年来，我们看到林彪、"四人帮"从头至尾的一场大表演。虽然我遭受了迫害，但也受到了很大的锻炼：经见丰富得多了，头脑清醒得多了。我还活着，还在执笔为文，然而许多贡献很大、被人民所珍视的作家，却满怀遗恨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现在党中央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正带领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我们老老少少，都应该奋发起来，努力向前！

我始终忘不了彭德怀将军在战争年代说过的一句话："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要说有一点长处的话，那就是不忘本。"照我的理解，这个"本"，就是革命事业，这个"本"，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的，如果忘了这个本，我们活到世界上干什么？如果忘了这个本，地位再高，权势再大，与人民何益？与粪土何异？

是的，我们被折磨得内外是伤，但依然昂首挺立，而且满怀着激情和热爱，注视着这个辽阔广大的国家，注视着这块用我们的血汗和眼泪浸透过的土地，注视着这英勇顽强而多灾多难的人民呵！

这本书，一九五四年夏季出版，那是小三十二开的竖排本。印数较多。这是第一个本子。到了一九五六年，我进行过一次较大的修改，删去数千字，增添了两三万字。这是大三十二开的竖排本，算是第二个本子。到了一九五八年，我又在这个基础上把这本书作了一些修改，以大三十二开的横排本出版，这算是第三个本子。最后这个本子，比起前几个本子，充实得多了。可惜，出版不久即被"烧毁"，因此看到过这个本子的读者比较少。

现在出的这是第四个本子。出版前，我虽然以一九五八年第三个本子为基础作了校订，但是按照许多读者的意见，基本上没有动，为的是让没有阅读过此书的读者看一看，被"四人帮"泼了那么多污水的书，到底是什么样子。

当初，这本书从看初稿、定稿、审查、出版，全是由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负责的。总政文化部费了很多精力，设法把我从新疆的工作岗位上借调出来，因而，从一九五三年春到五四年春，我有整整一年时间住在北京，这使我能集中全力，对作品反复推敲修改。总之，没有他们的关怀和帮助，这本书根本不可能和读者见面。《解放军文艺》在此书尚未出版时，就在一九五四年一、二月分别选发了"蟠龙镇"和"沙家店"两章。那种对我国文学事业的热情的关怀和扶植，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战争中，我在部队上得到锻炼，写作中又得到部队领导机关的帮助。时至今日，如果说我还能作一点工作的话，那完全是党、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培养的结果呵！而且不管怎样折腾，总是活下来，总是不让那些祸国殃民的恶魔把自己的信念摧毁，那力量也是从这儿来的。

在这第四个本子印行的时候，我把冯雪峰同志在《文艺报》一九五四年的第十四、十五两期发表的《论〈保卫延安〉》（发表时的题名为：《〈保卫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放在卷首，以表达对这位文艺界的老前辈的深切悼念。他当初写评论时，看的是一九五四年的第一版。后来出的版本，变动较大，如对彭德怀将军的描写，就增添了数千字，比他当初看到的那个本子，可以说，有一定的提高。他如果健在，在有些具体讲法上，也一定会根据新的情况，有所补充。但是，总的说，他的文章，高屋建瓴，很有气魄，他的论断是独特的，他的眼光是犀利的，至今读起来，仍令人激动和敬佩。一九五三年底，总政文化部已经把稿子完全定下来，列为"解放军文艺丛书"之一，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同志，兼任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他看到这部作品的打字稿。他和我素不相识，只是阅读中发现此稿有值得注意的地方，于是约我谈过数次，爽直，精辟而恳切地指出这部作品的长处与不足。那关怀与爱护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他看过打字稿，看过清样，书印出来又反复读了。他为我国文学中有这样一部作品，而兴奋得夜不能眠。想想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有着光辉革命阅历的文艺理论家，对我们的文学事业关怀和热爱，再看看近二十年来他和许多同志曾经为之付出心血的《保卫延安》的遭遇，使人心里充满了无法排解的寂寞和悲哀！如今，这位忠诚、倔强而耿直的老前辈，与世长辞了，我的悲痛是无法表达的！然而，为我们的文学事业呕心沥血的人，为我国人民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人，他们的英名和业绩是永存的。

前行者，一个个倒下了，放下了他们的工作担子。我们活着的人，不管怎样渺小，还是要挑起这担子，奋然前行。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的四个现代化，在向我们召唤。只要一息尚存，就要继续用血汗和生命来书写新的历史篇章。

杜鹏程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２日草于西安

１９７９年元月底修改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