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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界为谁设

许小曼从北京打电话来,催促我报国家科研课题。本来去年我就要报的,她说名额太挤,要我缓一年。我说:“那我还是哪个题目。”她说选题不错,并把课题论证的要点告诉我。我看看自己的前期成果,已经有十多篇论文,大致的框架已经有了。再系统化一下,博士论文有了,课题也完成了。我领了表准备填,坐在桌边半天下不了笔,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仔细考虑了,觉得论证还是很周密的。提了笔写,可还是有什么东西挡着自己似的。勉强开了一个头,笔下总是显得滞涩。我烦了叫董柳泡杯茶来喝,她给我端来一杯君山毛尖。我把滚烫的杯子握在双手之中,喝了一口,微涩的清香从喉咙一直下去,一股暖流渗到全身,似乎到了神经末梢,四肢都松驰了。再喝一口,那种微涩的感觉唤醒了我心中的某种意识,一个念头一闪,我猛地跳起来拍一下桌子,茶水溢了出来。我怎么能把马厅长忘了呢?怎么报马厅长的恩,这是自己长期想着却又找不到机会的事,这不就是一个机会?知恩不报非君子也。没有当上博士导师,这是马厅长的一块心病,完成了一个国家课题,那申报的份量当然就完全不同了。解决了马厅长的问题,还怕我的问题不能解决?我抓起填了个开头的草稿揉成一团,撕碎了丢到厕所中,放水冲了下去,有一种罪证被销毁的感觉。心里有点遗憾,自己搞了这么多年,名字却放在后面,有点舍不得,但稍一犹豫,马上就下了决心。

决心下了,话怎么讲还颇费踌躇。越是大人物,自尊心越是敏感,一句话没说好,哪怕是只有一点点暗示在里面,那就大错特错到月亮上去了。想起上次我去买西瓜,经常做生意的那个水果摊的西瓜没看上,看上了邻摊的贴着标签的新农一号。买了之后觉得很对不起熟悉的老板娘,已经走过去了又回头对老板娘说:“下次你应该进新农一号,这瓜品质好,容易走动。”刚说完老板从板车下跳了起来说:“你讲句好话吧,我的瓜不行,我的瓜什么时候比别人差了去,我今天都卖了几百斤了,你会看瓜?”我没料到老板睡在那里,吓了一跳,尴尬地笑笑走开了。平时老板对我亲热得不得了,怎么一下就变了脸?不是说好心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回报的,一个瓜老板你都碰不得呢,还说是大人物?不能说是一样好东西就可以直统统地奉上去,那可不行,还得讲技巧,让他接受得舒适。这世界是为谁设计的?我想了又想,这话怎么说才好,说真的我对妻子儿子都没用过这么细的心思呢。小人物为大人物考虑,比为自己考虑还细密,也许大人物为自己考虑还没这么细致呢。

我和董柳又带着一波去了马厅长家。一进门我不再说什么一波要找渺渺玩,开门见山说:“马厅长我现在遇到难题了,您替我参谋参谋。”他说:“是工作上的难题还是个人的难题,个人的难题要小柳子给你解决。”我说:“又是工作上的,又是个人的。”我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前进,“我们省里中医界三四年申报国家课题都剃了光头,中医学院那么多教授也没拿下来。我想我是谁?我从来不敢想。一个同学在部里科技司当处长,前几天打电话来要我报一个选题,她可能也能帮一点小忙呢。我看自己的前期成果才几篇论文,书也没一本,到全国去竞争,怎么够份量?试试吧,希望太渺茫了,不试一试又不甘心,万一碰运气碰上了呢?”他说:“你那个同学说话力量够不够大?”我说:“她说她能够影响几个老先生,也不知她吹了牛在里面没有?”他说:“要报你报什么选题?”我犹豫着说:“就是没想好,报什么都觉得自己还不够份量。”他说:“能拿到一个课题,我们厅里科研就上档次了,也让中医学院那些老头子看一看,让他们也咽一口气下去。”绕来绕去,这个话总绕不到点子上,我不能开口,我开口就明显了一点。要马厅长开口,那更不可能。我又把话题扯到选题,董柳按事先安排好的,在和沈姨说话时不经意地转过头来说:“你要马厅长帮你选个课题,你自己怎么选得出?”又掉头跟沈姨说话去了。我看马厅长的神色,并没有什么变化,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说:“马厅长您跟我的研究方向差不多,您有经验。”我们又讨论了起来,每当他的设想跟我的既定方向靠近的时候,我就连声说:“好,好。”选题越来越清晰了,我说:“马厅长您这个选题真的很有希望,您也报一个,我报不报都无所谓,反正报不上。只要是我们卫生厅系统搞到手就好,也气一气中医学院那些老头子,我跟小方说话的时候,他老拿那几个人来压我,我服不下这口气。”马厅长说:“我本来是想自己报一个的,我们厅里连续几年剃光头,我也着急,也不服气啊。可是厅里总是一大堆事在那里等着我,就是不能让我闲一点。”董柳不失时机地转过头来说:“马厅长您亲自出马,希望就来了。”

我说:“那我就不报了,把力量分散了总不好,毛主席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是战略问题。”董柳说:“大为你就在马厅长这里拜个师,请他带一带你。”

马厅长说:“拧成一股绳报起来希望大些,做起来也快些。”我连连拍着大腿说:“要是马厅长肯带我,那就再好也没有了,我都没想到马厅长居然这样看得起我,我是受宠若惊了。只是一个课题能不能两个人合报?”我当然知道是可以的,只是想暗示自己根本没想过合报的问题。马厅长说:“应该是可以的。”

我吁一口气说:“那我就放心了。”我们又详细地讨论了选题的论证,由我先起草论证报告,再进一步讨论修改。我说:“课题拿到手,有几万块钱呢。”

他说:“几万块钱哪里没有?毛毛虫。难得的是国家课题这块招牌。只要把事情做出来,找个好出版社是没问题的。”我说:“就算课题没批下来,我们也把它搞出来,看省科技出版社愿不愿出。”他说:“我要么不写,写了一定是中国科技出版社,至少是人民卫生出版社,在地方上出影响太小了。”又说:“真拿到了课题,你明年就可以破格报正高,也给我们报博士点添一块砝码。如果我们的博士点拿到了,你也就是导师了。这对你今后是很重要的,现在干部要讲知识化,业务上不过硬,坐在那个位子上也没底气,给他坐他也坐不稳,不然怎么那么多厅级干部又去赶博士学位?”我说:“我去年先走一步了,马厅长为我想得远。”

沈姨说:“老马把你的事当自己的事呢。”我说:“我心里都明白,人非草木怎么会无知无觉?”

董柳说:“他天天在家里念马厅长的好处,到这里反而不说了,他就是这个脾气。”

回到家董柳忽然想起来说:“今天马厅长没察觉什么吧?”我说:“以他的精明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她说:“那不糟了!”我笑了说:“糟什么,大家知道是戏!演这么一场也是必要的,心照不宣。这些话你直统统讲,讲得下去?你怎么演只要你是为他好,他总不会有意见吧,人说到底是看结果的。”

把材料报了上去,我就着手工作。马厅长说:“只争朝夕,课题真批下来了,我们这里已经做完了。”他跟袁震海打了招呼,我可以不去上班,也可以到研究所动用一切仪器设备。厅里批了三万块钱,马厅长的两个研究生也由我安排。他自己也很投入,晚上放下一切工作跟我扎在实验室,周末更是整天投入。厅里的人见我居然跟马厅长搞这么大一个课题,对我的态度好得不得了,真的是脚下的地都长了三尺似的。等课题批了下来,连马厅长都毫不掩饰一脸的喜气,敦促我加快工作,一定要在报博士点之前把课题完成,把书出了出来。我写出来一部分就拿到厅文印室打印一部分,校对的工作就交给研究生去做了。马厅长说:“中国科技出版社已经联系好了,国家课题当然没问题,只是厅里要贴点钱。”我说:“有什么问题我随时向您请教,会不会干扰了您的工作?”他说:“这就是工作,厅里要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也是最大的工作。我们现在不能只在省里跟别人比,要到全国去比,我从来就是把工作的基点放到全国去比。”

我拼命工作了几个月,每写好一段就交给马厅长审阅修改。等完成的那一天,我已经心力交瘁,把手中的笔向窗外掷去,就像小时候掷纸飞机,很潇洒地把手一甩。电脑排好的稿子很快就出来了,拿在手中厚厚的一叠赏心悦目,翻了几页怎么看怎么好,我都不相信上面的每个字都出自自己的笔下。马厅长派退休办的小蔡专程把稿子和光盘送到北京去了。小蔡回来说,编辑部高主任说最快也要半年才能出来。我说:“半年就赶不上了。”马厅长说:“他给我们出个题目呢。”

就叫财务室寄了二万块钱作为加班费,那边答应两个月之内赶出来。

厅里早就策划好了,由中医研究院出面,把全国知名的专家请来,开个上档次的学术讨论会。专家中有几个是学位点的评委,求的人太多,请的人也太多,请他来不是把飞机票寄过去就完事了,还要调动各方面的关系才请得动。还有些是包了飞机票,包了全部费用还可以带夫人也请不动的,马厅长说:“实在请不动,以后上门慢慢做工作吧。”厅里前年为申报博士点设置了一笔六十万的特别基金,马厅长亲自带队到全国跑了二十多天,评委一个一个都拜访了,钱用了一大半,事情还是没成。今年又追加了四十万,志在必得。这次会议,就造了二十一万的预算,主要从基金中开销。董柳说:“你们用起钱来,我听一听都能摔个跟头。我们打一针一块钱两块钱,打一辈子也不够你们开三天会啊。”我说:

“谁跟谁比?你们干一辈子,就是为了开这三天会,人跟人好比的吗?”学术会议交流学术事小,疏通关系事大。像这种上档次的会议,没有大人物的利益在里面,根本开不起来。董柳说:“我真的为那些护士打抱不平,她们是怎么赚钱的?

血汗钱,针挑土!别人是怎么用钱的,浪推沙!赚钱的方式跟用钱的方式差别太大太大了。”想一想钱的确也花得令人心痛,可金字塔上面的人与下面的人又怎么好比?几十几百也比不了一啊。我说:“要承认你们勤勤恳恳还是为革命作了贡献的,奉献精神还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在平凡的岗位上还是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的,这成绩组织上还是心中有数的。”董柳冷笑说:“几顶大草帽往我们这些人头上一扣,勤恳啊,奉献啊!人家得到的可是实际的东西。”

我说:“世界就是这么回事,你有意见又有能力你就到那个份上去,你有意见又有脾气你对天叫几声屈,你有意见没能力又没脾气你就那么呆着,最好是有智力障碍什么也看不清你就连意见也没有了。”董柳说:“这些人总要讲道理吧。”

我说:“道理是人来讲的,怎么个讲法是由大人物决定的,大人物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讲的。这是游戏规则也是由大人物设计的。这个道理要由你们这些人来讲,那很多事情就办不成了。所以不能让你们有机会说什么,心里想一想是可以的,但不能说,谁说就是谁的错,你错了你就等着瞧吧。于是大家也不要抱怨太冷漠了,那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也不是谁就愿意那么样。”董柳说:“有些人头上那顶帽子是金的。”我说:“你怕讲得呢,金子才多少钱一克?那些钱都买了金子做帽子,谁的头顶得起?你还是农民伯伯的想法,想着皇帝挖土,恐怕是用一把金锄头吧。”

董柳的话也唤醒了我的平民意识,一个人掌握了资源,他总该想想手中的东西怎么来的,一针一针打出来的啊!有些人在过春节的时候就提上大米白面去看望困难职工了,这太戏剧化了。人家还感激不尽,可他们哪里敢去想象那些人一年的消耗是多少?这是清宫秘史。世界是很荒谬的,还要一年年这么荒谬下去,于是荒谬也就成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了。

为了让北京出的书能赶上这次会议,马厅长临时决定把会议推迟十天。这一推又让许多人忙了几天。离会期还有一个星期,书还在京郊一家印刷厂里,马厅长很着急。我说:“赶不上就算了,以后寄给他们也是一样的,再说他们也不一定会看。”他说:“在会上拿出来效果毕竟好些,课题做出来就是给他们看的,别人看不看,倒只有那么大的事。”他派了小蔡带了一万块钱加班费去印刷厂专等,无论如何要在会前带三十本书回来。开会的前一天小蔡打电话回来说书已经拿到手了,我说:“坐飞机回来,越快越好。”他问我从印刷厂到机场打的要一百多块钱,能不能报销?我说:“越快越好,听不懂中国话?”

会议在随园宾馆包了一层楼,两辆小车专门到机场火车站接人。因为不收那几个评委的食宿费,干脆把其它代表的食宿费全免了,免得有人哇哇叫。几个有身份的老人走到哪里都被包围着,年轻的代表带了照相机,左一张合影,右一张合影,以后就有拉关系的由头了。我如果不是主管会务,根本就插不进去,也实在没有勇气做出那样一副嘴脸。我感谢马厅长的安排,他考虑问题真是丝丝入扣,不然我哪有机会上去说几句话,留下点印象?第三天到沙州去游玩,有个老头子童心大发,脱了鞋跳到水里去,马上有一个广西来的代表去给他探路,弯了腰双手掏了水说:“这里这里,这里是平的,这里这里,这里也是平的。”回到宾馆一摸口袋,发现钱包掉到水里,机票和身份证都丢了,在餐桌上双手浑身上下乱摸乱抓,大家肚子都笑痛了。

会议开了三天,第四天组织代表去鉴山游玩,有四个多小时的车程,马厅长也陪着去了。路上有个老头子说:“老马,我看你们这个点明年还是有希望的。”

马厅长说:“要靠您的支持啊。”不再说下去,把事情挑明了反而不好。三天后从鉴山回来,就散了会。几个评委又留了两天,到中医学院和研究院去讲课。

每讲完一次我都照例送上一个信封。有一两个人摸一摸信封说:“能有这么多?”

我说:“知识经济时代,就要体现知识的价值。知识的价值,难道是能用钱来衡量的?”最后也没有谁说太多了就不收,大家心照不宣。

送走了客人我松了一口气,一结帐还剩几千块钱。大致是会务开支一半,讲课费一半。马厅长的设想就是要那些关键人物欠下我们的人情,欠得越多越好,要让他们感到烫手,感到歉疚,这样他们就被套住了,以后自然会有回报。经过精心操作,马厅长的设想得到了充分的实现。会开得很成功,很好。我越发看清了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要什么有什么,他每一根毫毛都得到无微不至的关爱,另一种人要什么没什么,他的手啊脚啊都没处搁。世界为谁设计的?就是为那些设计者设计的,也就是说,设计者为自己设计的。任何人跳出来说任何话都不能改变这个钢铁事实,白说。不服气你拿着石头打天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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