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太极阴阳
从温汤回来我就调到药政处当了处长，成了丁小槐的上级。这使他很不自在，笑脸总掩饰不住后面的不自在。我觉得自己当这个处长是顺理成章，丁小槐你写过几篇药理学的论文？在知识化的时代你业务上叫不响你还想跟我攀比？当了这个处长我心中免不了飘飘然的，但只在家里对董柳飘一下，在外面决不作出任何轻狂之相。一个处长算什么，万里长征才走了三五里地呢。
这天办公室黄主任打电话来说：“戴妙良死了，突发心脏病死了。”戴妙良原是药政处处长，十年前为了副厅长的位子，与马厅长狠狠地掰过一回手腕，施厅长最后还是放弃了他。马厅长上任后，就把他挂了起来，一挂三年。在八七年他忍无可忍，五十岁就办了提前退休。女儿出国去了，妻子病逝了，他就只身去了万山红农场，“文革”中他在那里呆过六年。这一去又是六年，偶尔回来，呆不几天又去了。据说戴妙良在农场口碑很好，农场几次想把他推出来作典型，都被厅里否决了。他也不在乎说：“我一生只是在退休以后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谁也不把这话当回事，只作是失败者的自我宽解。在中医协会时我跟他说过几次话，这两年就敬而远之了。刚才农场打了电话来，今天早上他突发心脏病死了。
现在厅里要派车把尸体拖回来火化。我想着戴妙良的过去，不想插手此事，对黄主任说：“办公室出面处理一下算了。”黄主任说：“是你们处里的人，你们还是要出面担担子呢。”我说：“退休办呢，他们不管这个事那他们管什么？”
他说：“农场的意思是要厅里去一个要紧的人，戴妙良他在那边关系倒是搞得很好。”黄主任把“那边”说得很重，更使我想到“这边”的事。我说：“怎么办呢，我家里正好病了人。”他说：“他在那边群众反映还可以，太随便了，怕群众有意见。”我将他的军说：“既然这样那我们俩去跑一趟。”他忙说：
“我上午要陪马厅长到省政府开个会，我爱人也不太舒服。你池处长的招牌已经够大了。”
回到处里我把事情说了，丁小槐马上说：“要平时我就去了，今天我家强强正好病了。”我说：“碰得也巧，黄主任他爱人也病了。”丁小槐勉强笑笑说：
“戴妙良吧，我以前跟他有点不愉快，去年他拿了农场的介绍信到处里来，要我们帮忙优惠价批发药品，我哪能帮他这个忙？他拍着桌子走了。”我想，你跟活人不愉快，跟死人也不愉快？看着别人都唯恐避之不及，我就给马厅长打了个电话，说：“戴妙良死了没人愿意去接回来，退休办推办公室，办公室推到处里，如果厅里这两天没什么事，我就跑一趟。”他说：“你去了拉回来，直接送殡仪馆，路上小心。”我带了退休办的小蔡，坐面包车到殡仪馆租了个铁盒子，就上路了。
下午三点到了万山红农场场部，吴场长说：“戴医生真的了不起，”他翘着大拇指，“我们农场八千多人，差不多每个人都找他看过病，省里的医生水平还是不同一些。他白天喊白天到，晚上喊晚上到，好人呢。”我公事公办说：“天气也有这么热，放久了怕不行，我们还是连夜赶回去。”吴场长说：“那我们还有一个告别仪式，就这样让老戴上路，我们心里也过不去。”马上吩咐广播员广播通知，告别仪式马上开始。吴场长陪我去戴妙良住的地方，正好有个家在农场的《光明日报》记者小严回家休假，也跟我们一起去了。
戴妙良的房前已经聚了二百多人，见了我们，自动地让开一条路。我进了房子，没想到里面如此简陋，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书架。戴妙良躺在床上，脸上蒙着布。我看了心中一震，一个冷颤从身体穿过。他可以在这间房子里呆上六年，凭这一点他就是个好人。蒙在脸上的是一块土白布，质地粗糙。当年父亲在下葬前脸上也蒙着这样一块白布，在最后的时刻又揭开来，让我看了最后一眼。
当时秦四毛死命架着我，叫我跪在原地，不让我扑上去。“按规矩办”，当时秦三爹就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看着这白布的纹路，父亲给我的最后印象在心中一闪。
我揭开白布看了看，小蔡躲到后面去了。吴场长说：“可惜啊，可惜！我们农场的一大损失呢。我们想分给他一间好房子，他还不要。”我指挥两个农民把铁盒子从车上抬进来，抬尸体时又上来两个人，把尸体小心地移进去。我走到门外，外面已经聚集上千的人，临时会场已经布置好了，四个农民把铁盒抬在肩上，一步一步地走到横幅下面。有人找来一面党旗，盖在铁盒子上面。严记者在我耳边说：“我真的好感动。”吴场长首先讲了话，讲得很动感情，几次呜咽着讲不下去。我本来想讲几句，看着这场面又犹豫了，公事公办不动感情吧，交待不过去，动感情吧，传到厅里去也不好交待。我要小蔡去讲，他讲了几分钟，干巴几条，比场长讲的大为逊色。又有几个人上来发言，都是讲自己的经历，有一个人哭了，讲不下去，就退到一边抹眼泪。严记者对我说：“池处长你也讲几句吧。”
我对戴妙良在卫生厅的几十年知之甚少，知道的一点事情也不能说，于是谈了自己今天的感受，忽然想起了丁小槐上午的话，又把他为了给农场职工买便宜药，到省城奔波批发药品的事情讲了。接下来严记者也讲了一番话，大家默哀，鞠躬，会就散了。小蔡指挥几个农民把铁盒子抬到车上去，几个人围上来说：
“戴医生就这么走了，我们还准备为他唱一通晚的歌呢。”我说：“天气这么热，这里连一点降温的冰都没有，等到明天恐怕是不行的。”吴场长要派两个人跟车到省城去，这让我为了难。农场去了人丧事就得办得轰轰烈烈，那可能吗？这不是让厅里为难？我竭力说服吴场长，再三答应事情一定办好，他还要坚持，说：
“人都安排好了，闵副场长去。”这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的，不然我怎么向厅里交待？
照道理说戴妙良的确是好人，轰轰烈烈办一回丧事也不为过，但圈子里的道理还有另一种说法，这不是我感情用事可以改变的。我把能讲的道理都讲尽了，天气热，路途辛苦，耽误了农场的工作，等等，吴场长还是不肯。我没有办法，趁严记者不在，就变了态度，用近乎生硬的口气拒绝了他，他也只好算了。
车发动起来，响起了一阵鞭炮声，硝烟中我看见几个人在路边跪下了。我对邓司机说：“开最慢的速度。”车缓缓从人群的夹道中穿过，不断地有人跪下，痛哭。我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擦去眼角的泪。小蔡坐在我旁边，一副无动于衷与己无关的神态，我在心里骂着：“这个麻木不仁的家伙，可怕啊！”到了夹道的尽头，司机刚想加速，严记者从后面追上来，向我招手，一群人跟在他后面跑。严记者说：“池处长，今天的场面我太感动了，我想写一个长篇报道，发到报纸上去。我先在这里采访几天，然后到省里找你。我本来是回来休假的，也休不下去了。”离开万山红农场我心情又沉重起来，这个严记者吧，只顾自己抓材料，把我就放到火上来烤，让我给厅里出难题了。如果他再把我讲的那番话写进去，又怎么得了？戴妙良的确不错，宣传一番也是应该的，可道理还得按另外的方式来讲。今天碰上了这个记者，真是倒了霉啊！
回到城里已经是深夜一点。车开到殡仪馆敲了好久的门，值班的老头探头出来说：“明天来，天亮来，上班来。”我说了很多好话，他说：“这时候要我放到哪里去，放到我床下？冰库都上锁了。”只好拖回去。车子穿过城市，行驶在寂静的街道上，偶尔有几辆出租车出没。我看着脚下的铁盒子，心想：“这就是一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一个生命完结了，世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在这个时代，一切随荣随枯，人一辈子就是自己这一辈子，时间后面的寄托已经被掏空。时间中的某些因素是不可抗拒的，它不动声色地改变了一切。戴妙良的确是好人，可好人又怎么样？”
早上七点不到我就被电话惊醒了，以为是邓司机叫我一起去殡仪馆，准备说有重要会议，就叫他送过去算了。接了电话是严记者打来的，他说：“我昨天连夜作了初步采访，戴医生的事迹非常典型，材料非常扎实，我想把他推出去，有可能成为一个全国典型。昨天下午的场面太感人了，一个记者在外面跑几年都不一定能碰上，我偶尔抓到了，很能够挖掘一番。”我泼冷水说：“有那么高的价值？”他说：“有！”他要求厅里在开追悼会的时候，把典型材料考虑进去。放下电话我心里凉了半截，我怎么这么不走运，这不是惹出祸来了吗？事迹往大报上一登，厅里多尴尬？戴妙良是提前退了休赌气到万山红去的，还要到厅里来采访，把情况采访去了，可怎么办？戴妙良是个好人，推到全国去也是够格的，可再怎么样，也不能叫我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啊！我很后悔昨天心还是太软了，坚持要丁小槐去，他不去？这些有问题的人，你就是不能沾边，一沾就沾出麻烦来了。在圈子里，心太软可呆不下去！想来想去，急也不行，还是得跟马厅长汇报一下，让他也有个思想准备，不然事情来得太突然，他会生气的。抓起电话犹豫了一会，想着躲也躲不过去，就拨了号，把事情汇报了，也替自己解释了几句。
谁知他并没生气，说：“趁现在还没上班，你到办公楼前的把讣告和治丧委员会的名单都扯下来，一上班就来找我。”我赶紧跑下楼，把那两张纸撕了下来，卷好了，拿到家里来。忽然又想到应把治丧委员会的名单看一下，一些信息经常是从这上面看出来的。展开来看见孙之华是主任，我是副主任，丁小槐是委员。
以前听别人议论治丧委员会排名大家都很重视，我觉得可笑，现在觉得不重视才可笑呢。什么都有个层次，这层次在哪里都得体现出来，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
上班我去找马厅长，一进门他拍了桌子说：“小池，你这一趟跑得好！”我心里猛地往下一沉，几乎被一口气噎着，完了！可看他的表情，也并没有生气，还带着一种喜色。我习惯性地坐下来，不说什么，先把厅长的意思摸清楚了再说。
他说：“你这一趟跑得好，跑出了成绩！我们现在就是要大力推进促成这件事。我们厅里能够出一个典型人物，甚至是全国典型，那是一笔精神财富。《光明日报》可不是谁想上就上得去的，也不是谁争取就能争取到的。记者碰上了这件事是有缘，我们碰上了记者也是有缘。精神文明，人道主义不是抽象的，一定要人格化，戴妙良同志就是我省卫生系统精神文明的人格化。厅里派他去万山红农场，这是人道主义的具体体现，是我省卫生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成果。”
马厅长到底是马厅长，一下子就抓了事情的本质，并定下了操作的框架。这时丁小槐打电话过来，说严记者刚才打电话到处里找我，并留下了电话号码，要我尽快打回去。马厅长指了电话机说：“你马上打过去，把记者同志接过来，追悼会推迟到明天，我亲自主持。”我拨了电话，严记者说：“我已经跟社里汇报了，社领导非常重视，北京今天下午就会派人飞过来，你们能不能安排接一下机？”
我说：“我们厅里的领导也非常重视，马厅长亲自任治丧委员会主任，亲自主持追悼会，初步定在明天上午。接机当然没问题，是不是派个车把你接过来？”
他说：“我上午再抓抓材料，把框架定下来，明天我坐农场的车过来，吴场长也来，还带两个昨天讲得好的人过来。”我说：“厅里希望你能赶上追悼会，明天就赶不上了。”
我请示了马厅长，把追悼会安排在下午。马厅长说：“这几天你把别的事放一放，抓好这个中心工作。”又把孙副厅长和工会陆主席等人叫来，重新拟定了治丧委员会名单。陆主席找人写挽联，黄主任负责写悼词，原来的悼词作废，要重新定位，我负责协调各方面的进展，派人去冲洗遗像等等。忙到下午决定了，我再次去万山红农场接人。打电话给邓司机，他说：“铁盒子还在车里面呢，还不知道坏了没有。”我心里一惊，忙来忙去把这件事给忘了！我说：“马上出发，先去殡仪馆，再去万山红。”他说：“我刚回来。”我说：“我刚回来马厅长叫我去我就去了，我能对马厅长说我不去？你不去就算了。我叫马厅长另外安排人去。”
他马上说：“我去，我去。”放下电话我心里想，人不向前进不行啊，不到那个份上，说句话也叫不响，还得打别人的旗号！
几乎全厅的人都参加了追悼会，比半年前施厅长的追悼会隆重多了。本来订的是一个小厅，临时决定改为大厅，可大厅已经被其它人订去了。马厅长亲自打电话给殡仪馆的书记，书记又对那边的哀家说，政府部门临时有重要仪式要用大厅。我又跑过去说了很多好话还不肯。死者的儿子说：“已经通知了，我们丢不起这个脸！”我当即决定由厅里赔两千块钱，才摆平了。会场是我带人布置的，在两边扯起两根绳子，把二十多幅挽联挂好。两边的花圈是现成的，交了租金，把前面人的条幅扯掉，换上我们的就行了。遗像两边挂的是马厅长写的主挽联：
救死扶伤仁心妙手德如浩月长悬尘世鞠躬尽瘁诤友良医我与万山同哭英灵我送的挽联是：
名利烟云淡如水事业千秋重于山挽联挂好了，大家逐联评析，宣传部郭部长说：“池处长你挽联是请谁作的？
‘名利烟云’怎么又淡如水呢？”我说：“你别钻牛角尖，我在车上一路想了几个小时才想出来的。”他马上说：“没想到池处长作联的水平这么高。”几个人都笑了。
几个厅长和两个记者还有吴场长也是坐在大客车来的，马厅长一脸凝重，于是大家也一脸凝重，气氛就上来了。哀乐过后，马厅长致悼词，刚念到“沉重悼念亲爱的戴妙良同志”，声音就哽咽了。又念到“事情来得如此突然，我们在感情上都难以接受”时，掏出手帕擦泪。我看着马厅长心中有几分疑惑，他以前念悼词都有些公事公办的神态，今天却动了感情。气氛凝重到了极点，几个女同志都哭了起来。北京来的记者把这些场面都录了下来。接下来严记者把前天送别的情景介绍了。遗体告别后，殡仪馆工作人员把遗体推进去火化，马厅长一直跟在后面，最后被挡住了，才停了下来。
回到厅里严记者提出要开个座谈会，马厅长一口应了。严记者想晚上就开，他还要赶往万山红农场继续采访。马厅长说：“明天吧，明天上午开了，派车送你们去。”厅里马上开了预备会，我也参加了。孙副厅长说：“明天的会议很重要，大家凑一凑，哪些人合适参加，又有哪几个人作核心发言。”大家议了一个名单，有人提出古士林跟戴妙良虽共事多年，但喜欢信口开何，炮筒脾气，是不是就不列入名单了？我请示性地望了望马厅长，马厅长不置可否。我说：“就不惊动他了吧。”
晚上把第二天将参加会议的人都找了来，马厅长说：“戴妙良同志是我们厅里的骄傲和荣誉，明天的会开得好不好，既关系到戴妙良同志，也关系到我省卫生系统，还关系到在坐的各位。他的出现，是我省卫生系统多年来坚持精神文明建设取得重大成绩的一个标志。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厅里派他去万山红农场，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考验一个人。
他经历了这种考验，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于是大家纷纷发言，把自己要说的话说了个大概，不当的地方，孙副厅长郭部长都点了出来，就散了会。
一个多月以后，长篇通讯出来了，标题就是《名利淡如烟云，事业重于泰山》。
马上省市各大报刊电视台的记者都到厅里来采访。卫生厅出了这么一个人物，文副省长都惊动了，打了电话来问情况。市委宣传部主持召开了一个大型座谈会，文副省长也参加了。卫视台三台摄像机来录相，马厅长接着文副省长发言，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么把精神文明建设体现到日常工作中去，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坚持不懈紧紧抓住的问题，具体对医务工作者来说，就是要把职业道德和人道主义落到实处。戴妙良同志的事迹，正是体现了我们的这种追求。”丁小槐说：“我刚从香港回来，香港社会那种个人主义，人人为自己的社会气氛，与戴妙良同志的追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激动得脸色涨红，身子一晃一晃的，“我们卫生系统的领导对精神文明建设常抓不懈，必然会涌现出一批先进人物，戴妙良同志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的事迹，也给那些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了方向的人一次心灵的洗礼和净化。”我又把自己在万山红农场看到的情况讲了一遍。
虽然已经讲过几十遍了，但为了给文副省长留下一点印象，我讲起来还是有些激动。讲着讲着也真的激动了，事后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种激动的真实意义。
过了两天厅里的电话打到全省卫生系统，要各单位组织大家看卫视播出的座谈会实况。晚上我叫董柳过来看电视，说：“看看我的光辉形象。”又说：“再看看丁小槐的表演。他刚跟我说起香港只差没滴口水了，到会上又踩香港一脚，还教导别人不要迷失方向呢。他从来就没迷失过方向，从来就知道方向在哪里。
不知道他的人，在电视上天天看他，也永远不知道他，还以为他是个什么高尚人物呢。他早就明白了阴阳之道，也可以说是个打太极拳的高手。”董柳说：
“那你要他怎么说？他又能怎么说？他不那样说不行，真是那样做也不行，也别怪他。”
我笑了说：“想想倒也别怪他，他也只能如此，也只是在演一个角色，不然怎么说人生就是一场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