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德正
猪倌
我父亲死后，叔叔见我孤贫无依，早早就动了心思，有意栽培我当一名猪倌，赶着大猪郎，走村串户，去给母猪配种。他说，等我再大一点，再把他那一手劁猪的绝活传授给我。他的腿脚有毛病，每到阴雨天，大腿的膝盖犹如“针刺锥凿”般痛不可忍。婶婶劝他“不能忍，也得忍”，好歹再坚持几年，“眼睛一眨，孩子就大了。大的要娶亲，小的要嫁人，你把这门好手艺交给人家，钱从哪里来？”
那会儿，堂哥礼平已经认了赵宝明做师傅，跟他学木匠。金花是个女孩，总不能让她去干配种劁猪一类的龌龊事吧。因此，见叔叔铁了心地要提携我，婶子后来也就不说什么了。叔叔赶着猪郎去外村配种，总要特地让我跟着去“熟悉业务”。说实话，虽说我当时年幼无知，但毕竟还跟着赵先生读过几年书，知道给猪配种算不得什么特别光彩的营生。说句不好听的，我总觉得给母猪配种，与妓院里拉皮条的老鸨、淫媒一类的勾当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整整一个夏天，我心里郁郁不欢。每天看着那头大猪郎，晃动着两个硕大无比的卵子，刚从一头母猪的身上下来，呼哧呼哧，又跳上另一头母猪的臀背，好一阵胡捣乱捅，心里总有一种难以忍受的耻辱和悲凉：假如让我一辈子都干这种事，还不如趁早死了好。
我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迈不过去的坎。心中那个惨然，不说也罢。不知怎么，我忽然就想到了父亲——他那么冷静地在便通庵悬梁自尽，也一定是遇到了什么迈不过去的坎吧。
有一天，我在燕塘边遇见了正在码头上淘米的春琴。她见我一个人在河边发傻，就伸手勾了一下我的鼻子，笑道：“你还真要跟你叔叔学配种啊？要是干上了这一行，长大了连老婆都娶不到。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听她这么一说，我当时真的恨不得一头扎到河里去，死了完事。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礼平在宝明家当学徒不到一年，就闹出了一桩让人难以启齿的丑事来。
我曾亲耳听见宝明对叔叔这样说（他在大队部门前拦下我们，满脸怒气）：“要不是看在你老哥已经瘸掉一条腿的分上，我非得把那杂种的一条腿打折了不可！”他既然如此说，表明这件事的严重性显然非同小可。可到了同彬的口中，这事就变成了：“礼平那小子，把丽华按在灶堂里，霸王硬上弓。丽华人事不省，被人送到医院，缝了十七针。”
真不知道“缝了十七针”这种言之凿凿的说法从何而来。我所了解的事实是：趁着家里没人，礼平强行搂着宝明家的大闺女丽华亲嘴，把人家的嘴唇给咬破了。后来，伤口结了痂，留下一条细细的疤痕（猛一看，还真看不出来！），可以佐证这一说法的可靠性。礼平的木匠生涯戛然而止，被人家轰了出来，只得兔回旧窝。婶子当即决定，干脆让他取代我的位置，子承父业，独当一面。
至于说我的前途，婶子以“车到山前必有路”一语加以宽慰。她殷切地勉励我说：“你就好自为之吧。社会主义饿不死人。我劝你横下一条心，到革命的大江大河、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
那些日子，春琴每次见到我，都要说上一箩筐婶子的坏话。什么无情无义啦，什么自私自利啦，什么小人之心啦，唠叨个没完。我被婶子遗弃这一事实，促使春琴坚定了将我纳入她羽翼之下加以保护的决心。她说服小武松潘乾贵，将生产队的一头耕牛，交给我来饲养，每年额外给我计上八百个工分，来报复婶子对我的刻薄寡恩。春琴所不知道的是，我对婶子默默的感激是发自内心的，毫无保留的。她的一个小小决定，就立刻使我从无边的苦海中超拔出来，重获名誉和自由，我当然求之不得。至于说她性格中的那一点冷漠、吝啬又算得了什么呢？这就好比说，一个拥有生杀予夺之权的君王，一纸圣谕，就慷慨地免除了你的凌迟之罪，他的眼睛有点斜，鼻子有点歪，又关我什么事呢？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这个世界上果然存在着所谓的幸福，那它一定就存在于某个看不见婶子的地方。换句话说，婶子和幸福不能同时待在一块儿。所以，在一个下着濛濛细雨的早晨，当我睡眼惺忪地赶到叔叔家，打算跟他去野田里配种，却被突然告知“以后你就别去了”这一从天而降的喜讯时，你可以想象我当时如释重负的狂喜。
峰回路转，天地一片空阔。
我记得，我没有立刻回家，而是独自一人在雨中走了很久，来慢慢消化心里秘密的喜悦。当我看到肥硕的杏子和梅子在雨中悄然发了黄，看到斜雨在河塘里腾起一片濛濛轻烟，看到远处田野里雪白的麦花向天边伸展，似乎觉得压抑了我两个多月的羞耻和烦恼，被呼呼刮过的春风荡涤一空。
出了这桩丑闻，堂哥倒也没觉得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相反，他走到哪里都梗着脖子。他看人的眼神，变得更加阴沉、乖戾，就像一头凶狠的小兽，仿佛在咬牙切齿地警告每一个他所遇见的人：“你们都给我等着吧！”村里的女孩子一看到他赶着猪郎出现在视线之中，立刻就会远远地躲开。同彬和我也很少与他来往。就连叔叔见到他，也绕着道走，有点怕他。
据说，出了那件事后，叔叔照例拿着一根棒槌，将礼平关在猪圈里暴打。开头几下子，礼平一声不吭地忍了下来，后来，他见父亲当真要往死里整他，就突然“哼哼”怪笑了一声，对父亲道：“我念你是个瘸子，不和你计较，让你打几下算了。可你这老狗，这么不识相，居然得寸进尺！你他妈再不收手，就不要怪老子不客气了。”叔叔被他一吓，呆呆地在墙上靠了半天，气得整个人都瘫软在地。
事后，他仍然没忘了逢人就为儿子的丑事辩解，说他“本质上是个要求上进的好青年，一时鬼迷心窍罢了。只要他痛改前非，浪子回头金不换”。
说到同彬与礼平的疏远，其实也不完全是因为丽华那件事。同彬曾多次提醒我，“你那狗日的堂哥为人险恨，又一肚子坏水。对他来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规矩’二字。我们惹不起他，倒还躲得起！”他对礼平的看法与父亲生前的预料如出一辙。
有一次，我和礼平、永胜、同彬四个人在一起打升级。我与同彬合家，永胜与礼平一伙。礼平摸了一手无分牌，说了句“造反”，就将牌往桌上一摊。同彬是个细心人，怀疑有诈，就一张一张地查验，最后发现了一张藏着的“梅花五”。同彬跳起来，骂他耍赖。礼平倒也不急，只是淡淡地道：
“这老规矩也该改一改了。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嘛！五分也可以造反！”
随后他又威胁说，如果不让他造反，他立刻起身回家睡觉。同彬眼见好不容易聚起的牌局要散，只得咽下这口恶气，同意礼平修改规则。可是，没过多久，同彬也摸到了一手五分牌，便摔牌造反。礼平要比同彬大气得多，他根本不屑于去查牌，只是冷冷地说：“你又不是造反派，他妈的造什么反！你们家本来就是漏网地主，根本没资格造反。赶紧把牌拿回去，我们接着打。否则的话，我们即刻散伙回家。”
贪玩的同彬权衡了一下利弊，再次决定忍气吞声。那天晚上，由于心里别扭，怎么也压不住屈辱的邪火，我和同彬输得一塌糊涂。我输掉了两张珍贵的“中华”牌烟壳，同彬那顶别着五角星的草绿色军帽，最后也戴到了礼平头上。
还有一次，我们四个人加上雪兰和堂妹金花，在一起躲猫猫。
礼平、金花和永胜先躲。他们藏在红头聋子家和老福家夹墙的甬道里，我们三个人没费什么力气，就把他们找了出来。轮到我们躲了，正撞上更生从唐文宽家下棋回家。他远远地朝永胜喊了两声，永胜正与礼平悄悄地商量着什么事，没顾上理他。更生就叉开大步走了过去，也不说话，照着儿子的肚子就是一脚。随后，不由分说，揪住永胜的耳朵，将他提溜回去了。
天空忽忽地打了两道闪，滚过一阵响雷。一阵风过，地上的树叶随着尘土打起了旋子，闷热的天气陡然间变得凉风习习。雪兰看了看天色，说：“好像要落雨了，不如散了。我明天一大早还要跟奶奶去皮村卖花生呢。”
可礼平不让，“两个小时之内，如果我找不到你们，等明天卖棒冰的人来了，我输你们每人一根赤豆棒冰。”
听他这一说，同彬就来劲了。他督促礼平和金花冲墙站着，高举双手，以标准的行刑枪决的姿态紧贴在墙面上，十分钟之内不准回头。为了防止他们偷看，我们故意先向东边的桑树林里跑，中途又悄悄地返回，沿着燕塘对岸的河堤，重新潜回到村中。最后，我们翻过蕉雨山房的一段倾颓的围墙，来到了死鬼赵孟舒杂草丛生的院中。
我们先在院中堆满太湖石的凉亭里躲了一会儿，后来，同彬又建议我们干脆躲到楼上去（谁都知道，那里是赵先生服毒自杀的琴房）。因为这样一来，即便兄妹俩找到了蕉雨山房，“借给他一万两千八百个胆子，也绝对不敢到楼上来。”虽说当时心里有点害怕，但见雪兰没说什么，我也不好意思反对。由于担心踩到毒蛇，我和雪兰跟着同彬，用树枝开路，蹑手蹑脚地来到了二楼琴房的窗下。
透过破碎的窗纸，我看见琴房里漆黑一片。有几只萤火虫，绕着梁柱间的蜘蛛网，飞来飞去。当闪电的龙爪颤抖着扑向我们的瞬间，我无意中看见，琴房的墙上挂着一幅赵孟舒先生的画像（我还是第一次对赵孟舒的长相有了清晰的概念）：他身穿中式棉袄，略胖，表情威严。赵先生的面容虽说一闪而过，却在日后的许多个夜晚一直映在我的脑子里。不知为什么，在我以后的生活中，我总是用他的样子来想象鬼魂一类的形象。或者说，正因为有了这幅画像作参考，那原本是无形的鬼魂，立刻有了具体可感的样貌。
我执意要下楼。
雪兰哆哆嗦嗦，原本也是打算跟我下楼去的，但同彬一把拽住了她。
我一个人来到楼下，背靠着一根圆木廊柱，坐在门厅前长满苔藓的台阶上。伴随着不安的心跳，我竭力想把赵孟舒的影子从脑海里赶出去。可我急于想忘掉他，只能使他的样子在我的脑子里镌刻得更为清晰。不久之后，在凉爽的夜风中，我终于感到困倦了（在不断袭来的甜蜜的睡意中，我感到那张让人害怕的脸终于变得模糊不清，心中略感安慰），就靠在柱子上打起盹来。
在迷迷糊糊的睡意中，我能感觉到下了一场疾雨（密密的雨点打在芭蕉叶子上的飒飒声也让我感到安宁），不过，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后来，我又听到雪兰的奶奶在很远的地方喊她回去睡觉。因无人应答，老太太原本充满慈爱的叫喊声，终于转变为愤怒的咒骂和威胁（“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你！我要让你的屁股烂得能种菜！”）。不过，不管她怎么叫唤，雪兰似乎铁了心，躲在楼上一声不响。
我被雪兰奶奶的叫喊声惊醒，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心头不由得一紧，下意识地趴在一丛鸡冠花的背后。
我马上意识到，雪兰在楼上对她奶奶的呼喊充耳不闻，是有原因的。
我们是第二天凌晨离开那个院宅的。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我们经过那处爬满茑萝青藤的凉亭时，我看见圆桌边的四张石凳上，有两张铺着旧报纸。东边的天空朝霞欲燃，一条宝石般的曙光河流，浮现在树木的顶端。我不安地想到，这个清风拂面的黎明，究竟藏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第二天我和同彬在磨笄山下遇到了金花。
当同彬得意地向她炫耀昨天的壮举时（“猜猜我们躲在哪儿？你和礼平昨晚一定找得很苦吧？”），金花提着满满一篮子番茄，也不搭理他，只顾笑着往前走。同彬追上她，问她有什么好笑的。金花终于决定告诉他真相：
“你们三个人都是傻瓜。不折不扣的傻瓜。傻得没法说。天底下再也找不出第四个。告诉你们，昨晚你们刚走，我哥哥就拉着我，立刻回家去睡大觉去了，一分钟、一秒钟都没耽搁。昨晚你们躲在桑树地里，一定被暴雨淋成落汤鸡了吧？”
同彬就是从那时决定与礼平绝交的。
很多年后的一个初秋，同彬来南京出差，我俩在邗桥镇一个肮脏的小酒馆里喝酒。说起礼平的近况，同彬仍为那晚的事感到愤愤不平，“礼平是属于那种既能把游戏变成阴谋，也能把阴谋变成游戏的人。今天的世界，正是人家的天下。”
在往后的岁月中，仿佛就像梦中注定了似的，我和雪兰将会再次回忆起这个七月的夜晚，搜寻黑暗中的吉光片羽，咀嚼着飞速向前的时间留给我们的隔世之感。如果说，那个传说中闹鬼的蕉雨山房，院中的假山、凉亭和一草一木，在回忆中已经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和意义，也许仅仅是因为，在那个雷电交加的夏夜，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礼平当上猪倌后不到半年，他的事业就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赵锡光一改过去对堂哥的厌恶与不屑，逢人就夸他是一个有出息的好青年。礼平劁猪的名声，不仅让他的父亲自叹不如（用赵锡光先生文绉绉的话来说，叫做“有出蓝之概”），甚至完全盖过了公社兽医站大名鼎鼎的徐海靖。由于他刀法精纯，动作迅捷，劁猪取卵犹如探囊取物一般。绝大部分公猪在毫无痛苦、全无知觉的情况下，就被他割走了睾丸，模糊了性别。那些日子，礼平有一句口头禅，常常挂在嘴边。原话我记不太清楚了，大意是说，他如此好的刀法，只能施于畜生之身，简直是人才的浪费。
是啊，在一个没有了太监的年代，堂哥多少有点生不逢时。
若说起礼平在给母猪配种方面的一系列发明，更是令人瞠目结舌。他跟赵宝明做过一年的木匠，虽没有满师，却也略知鲁班之法。在他赶着公猪前往邻村配种的路上，手里总是挽着一个自制的折叠木架。在公猪扑向母猪的瞬间，这个木架即被迅速地放置在母猪的脊背与公猪的前蹄之间。这虽不能说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发明，但却极大地缓解了母猪在交配过程中所承受的巨大冲击力。如此一来，母猪们通常在一种安静、貌似愉悦的状况下，一动不动地完成交配。过去那种因交配导致母猪后腿骨折的事不再发生。后来，堂哥大概是觉得赶着公猪走村串巷，有点太过费事，就开始研究人工授精法。
我婶子虽然对儿子的“聪明绝顶”很有信心，但她认为所谓的人工授精，纯属异想天开，“你想啊，这新郎官和新娘子都不拢边，不到一张床上睡觉，怎么能怀上小宝宝呢？”礼平对母亲的担忧和劝告完全不予理会。他用废木料做成了一只假猪，盖上一张完整的母猪皮来冒充真猪。公猪倒也管不了许多，照样呼哧呼哧，卖力地交配——它的精液通过特殊的装置，被采集到一个玻璃瓶子里。这项发明的成功，不仅减少了工时、大大提高了致孕率，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堂哥的个人形象：他身背帆布挎包（里边装着盛有精液的瓶子、一段带有气囊的橡皮管），穿着雪白的的确良衬衫，手腕上戴着闪闪发亮的“钟山”牌手表，骑着全村第一辆自行车，在清脆的铃声中，风驰电掣地出入村庄。他看上去已经不再是一个牵着公猪到处给人配种的猪倌，更像是一名形象清新的农业技术员。用婶子的话说，儿子所经之处，“连风都是香的”。
人工授精法的成功，被作为一项重大的发明，由高定邦及时地上报给了公社的郝乡长。堂哥当年就被评为公社的先进生产者，郝乡长亲自给他佩戴了一朵大红花。第二年春天，公社在我们村举办了一次人工授精现场交流会。县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副书记、公社书记郝建文、兽医站站长徐海靖悉数到场。邻近大队的书记和主任们，也都慕名而来。就连平时不爱凑热闹的赵德正，那天也穿了一件崭新的中山装，笑嘻嘻地站在龙英家的猪圈门口，亲自出面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宾朋。
由于人来得太多，我和同彬、永胜他们几个不得不爬到龙英她们家猪圈的围墙上，目睹这一激动人心的新生事物。可惜，大概是因为人多而受了惊吓，龙英家的母猪不怎么愿意配合，似乎有意要给礼平难堪。手执玻璃瓶和橡皮管的礼平，刚跨入猪栏，老母猪朝他又拱又顶，在木栅围栏里到处乱撞乱跑，四蹄溅起的猪粪，弄了礼平一脸。
那天也多亏了德正在场。他瞅见可怜的礼平在猪圈里跟着母猪绕圈子，就是近不了身，担心给全村丢脸，就果断命令小武松、朱虎平两人前去帮忙。小武松身手敏捷地跳入猪栏，一下就把母猪掀翻在地。虎平也赶紧过去帮忙，两个人将母猪死死按住，惊魂未定的礼平，这才顺利地完成了配种。
站在一旁看热闹的王曼卿，对眼前的情景大失所望。她不失时机地评论说：“这哪是什么人工授精，分明就是强奸嘛！”
她这一说，一脸严肃的县革委会副书记，憋了半天，终于忍不住“噗噗”地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