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德正

一九七六年

冷雨飘瓦，雪霰打窗。在一阵紧似一阵的朔风之中，历史悄然迈入一九七六年的门槛。

可惜，擅观天象的赵锡光已于去年归了道山。没有人向我们提前预告，到底有多少不平常的事，注定了要在这一年里发生，也没有人有能力对那些接踵而至的重大事件作出解释和评述。这一年的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人人都说“这棵大树不能倒”，可它还是在一个雪晴之日静静地倒下了。

到了四月份，村头的高音喇叭里，播出了一条爆炸性新闻：一群反革命分子，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以悼念周恩来为名，散发反动传单，举行反动集会。被作为反面教材、在新闻中予以批判的那些诗歌作品，小斜眼竟能倒背如流，一字不差。他的拿手绝活，就是模仿夏青的嗓音，在村中向人们一遍遍地朗诵这些诗作，而最后，总是以这样几句诗作为结尾：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

见鬼去吧！

村里的老百姓无法分辨这些诗句中暗藏着的毒素和政治倾向。他们在插秧或者割麦的小憩中，为了消除疲劳，总要怂恿斜眼“再来一段”，以作娱乐之资。可随着八月份的唐山大地震的发生，二十四万人葬身于瓦砾之中的可怕传闻，使村里人再也不能让自己置身事外。在公社和大队的统一安排下，家家户户都搭起了防震棚。

在盛夏时节，暴雨和酷暑轮番而至，老牛皋又“死”过一回。这一次，他“作死”的过程相当漫长。不过，在地震的恐惧中，没人再有闲心关注他的死亡表演。当龙英发现丈夫“这回真的死透了”之后，便让儿子给分散在临近各村的亲戚们报丧。亲戚们终于可以不再抱怨跑“冤枉路”了，他们打算用拖拉机将牛皋直接送到县火葬场。没想到，手扶拖拉机“突突”的马达声再一次将他震醒。他睁开眼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要龙英将他“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因为，据他判断，他们家的防震棚紧挨着柏生家房屋的山墙，一旦毁灭性地震来临，瓦砾会像洪水一样将他淹没。

在大家被各种谣传和小道消息弄得人心惶惶的时候，他们其实并不知道，所有这些事情，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更大事件的序幕而已，真正意义上“翻天覆地”的重大事变，还远远没有开始。

就好像嫌这个世界还不够乱似的，在一系列社会事件相继爆发的同时，我们村庄不甘寂寞，在这一年中，也发生了一连串不可思议的怪事。这里说它不可思议，并没有任何夸大其词、耸人听闻的意思。对我来说，问题在于由于事情太多，我一直拿不定主意，究竟应该先说哪一件。

我想，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应该从小事说起。

就在天安门事件后不久，我堂哥礼平已经从公社兽医站自动离职，在我们大队办起了第一家胶木厂。他自己兼任厂长、模具工和供销员。虽说这个厂名义上是属于集体的，可由于堂妹赵金花担任了胶木厂的会计，没人知道究竟有多少利润悄悄地流入了私人腰包。这也是让高定邦一直耿耿于怀、寝食难安的原因之一。堂哥的钱，已经多到可以带上全家去杭州旅游的地步了。而婶子从杭州返回，居然用农用三轮车运回了一车橘子，挨家挨户地分发，使得那些暗地里指责礼平公私不分、账目混乱的传言顿时平息。

不过，婶子也有她的烦恼。因为有消息说，儿子似乎正和知青小付谈恋爱。听说，小付对礼平的进攻表现得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礼平除了不断给她送钱送物之外，暂时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每当婶子看见小付换了一身连衣裙、一双新皮鞋，置办了一只新手表、一辆新自行车时，就“心如刀绞”，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婶子看来，儿子与小付的恋爱，免不了竹篮打水一场空。就像俗话说的，“狡兔满山跑，还得归旧窝”，人家小付是城里人，迟早还得回合肥，可儿子扔出去的那些钱物，就再也回不来了。

一天下午，正在河边洗菜的老鸭子告诉婶子，她“亲眼看见”礼平跟小付有说有笑，并排走进了学校的大门。婶子当即决定采取行动，将儿子从那个“花钱如流水、中看不中用”的安徽知青手里解救出来。

那天下午，赵宝亮带学生去学农了，操场上空荡荡的。学校的大栅栏铁门被人从里面上了栓。越过沙坑边上的一处散发着甜香的金银花丛，她看见小付的那扇深绿色的房门，也关得紧紧的。婶子当然不甘心就此离开，可她也担心一旦叫起门来，会招来左邻右舍看热闹，从而影响到儿子的名声。她决定坐在门槛上等。渔佬柏生挑着一担黄鳝笼子，打学校门前经过。他看见婶子一人坐在门槛上打盹，就停下担子，对她说：“老姐啊，大热天的，你坐在太阳心里，就不怕中暑吗？”婶子睁开眼，冲着柏生说了句“走你的路，少管闲事”，又闭上了眼睛。

太阳一会就偏了西。门边的一棵大榆树枝叶摇动，筛下丝丝凉风。婶子在蒙眬中听到门栓被拨开的声音，接着，身后的那扇大铁门“吱吱嘎嘎”地打开了。不知哪里伸出一只手，抵住了她的脊背，以防止她仰面跌倒。婶子扭头一看，脸都吓灰了。原来，从门里出来的不是她的儿子赵礼平，而是公社武装部长高定国。

定国将她扶了起来，狐疑道：“嫂子，你大热天坐这里，有什么事吗？”

婶子没有马上接话，而是探出脑袋，向宿舍那边张望——小付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的搪瓷盆，正要出来倒水，一见婶子，头一缩，又退回去了。婶子一连说了几个“没事”，爬起来，掸了掸身上土，急急慌慌地走了。她一边在心里大骂老鸭子“瞎了狗眼”，一边朝地上吐着唾沫，以驱散撞见“好事”的晦气。可她没走多远，高定国就把她叫住了。

定国迈开大步，追上她，亲热地将手搭在她肩上，笑道：“小付的父母明天从合肥来，好不烦人！现在是新社会，我和小付是自由恋爱，原本用不着什么三媒六证。可小付的妈妈有点老脑筋，死活要守古礼。嫂子就帮我当一回媒人怎么样？事后我有礼谢你。”

婶子呵呵一笑，当即满口答应。可往前走了几步，转念一想，心里暗自吃了一惊：他高定国可是有老婆的人呐！他这里三不知与小付成了亲，梅芳可咋办？她正在心里七上八下地胡思乱想着，走出去很远的高定国，像是想起了什么要紧的事，绕过一块放满了水的秧田，又踅了回来。他来到婶子跟前，阴沉着脸，轻声嘱咐婶子说：

“忘了告诉你一件事。刚听到广播，毛主席他老人家，死了。我得赶紧回公社。你去通知一下潘乾贵，今天晚上的电影就不要放了，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婶子心事重重地往家走，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全是她儿子的事。原来礼平并未与小付谈恋爱。他频繁地给小付买首饰、衣服和手表，不过是变相地向高定国示好罢了。高定邦开始就反对办这个厂，后来又对厂里的账目和财务横加指责。他甚至公开放话说，礼平的工厂年年亏损，不过是账面上的假象，盈利全都进了个人的腰包。婶子做梦都在担心，复员军人出身的高定邦，会不会突然下令将工厂关闭？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自公社方面的支持，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儿子与高定国的突然走近，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并正在设法渡过难关。她把这件事前前后后想了两遍，心中顿时云开雾散。

当她走到大队部门口时，看见村里的老人们都在晒场上哭泣。婶子愣了很久，才明白过来他们为什么哭。她揉了揉眼睛，也跟着他们胡乱哭了几嗓子。在感叹了几声“可怜、可怜”之后，就转身拐进了一个弄堂，回家做晚饭去了。

早在这一年初夏（我记得是在端午节前不久），距离我们村七八里外的观前村发生了火灾。当报警的铜锣敲到我们村的时候，朱虎平家柴屋里那尊建造于清代的大水龙，发出了一连串低沉的呜鸣。水龙因火灾而自动报警，是村里人相信这头水龙具有灵性的直接依据。实际上，在小木匠赵宝明看来，水龙在火灾时发出鸣叫，不过是因为报警的铜锣敲响时，锣声使水龙锡制水箱发出了共鸣。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宝明专门找来了一面铜锣，进行了一番试验。不用说，试验的结果准确地印证了宝明的判断。但村里人还是愿意相信，我们村的这头水龙不仅深通人情，还能预知灾信。

奇怪的是，观前村失火的那天，当我们村的水龙射出冲天水柱时，其他村庄抬来的水龙，却没有一个压得出水来。朱虎平得意地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因为我们村的水龙是“公龙”。只要公龙一到场，其他村中的母龙全都吓得不敢出水。那天，我恰好也在救火现场，目睹了我们村的水龙鹤立鸡群、技压群芳的一幕。但在我看来，其他村庄的水龙压不出水，或许是是由于我们这一带好久没有发生过火灾了，那些老龙年久失修，一遇急用，机械难免出现故障。

这次火灾，除烧掉了两间破旧的牛棚之外，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

在盛夏时节，因灯烛不慎或灶灰外漏而引发大火，并不奇怪。但观前村的火灾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并在日后数年中成为人们时常谈论的话题，是因为在这个多事的年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诡异的火灾竟然一连发生了六次（我亲历了其中的四次，并被火苗灼伤了膝盖，留下了一块永久的疤痕）。用不着等到县委、公社、大队的联合工作组宣布他们的调查结论，村民们心中早就有了他们自己的答案：事情明摆着，有人故意纵火。

每次大火所烧掉的，如果不是牛棚和猪圈，就是仓库和柴房（第五次火灾让这个村庄建于元代的一处道观化为灰烬），并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这说明，纵火者还未丧失最后的理智。躲在暗处的嫌疑人似乎仅仅想通过重复纵火，向人们传递某种深奥难解的讯息。简单来说，也可以这么理解：火灾不过是一个谜面，它频频发生的目的，在于诱导人们猜出它的谜底。尽管第三次火灾后，工作组已经进驻观前村，且在晚上安排了流动岗哨，但仍未能阻止火灾的一再发生。

一天晚上，朱虎平蹲在院中的碌碡上，一边喝着山芋粥，一边警惕地朝观前村的方向瞭望。他很快发现，在黑得像锅灰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片“模模糊糊的红光”，虎平对他爹朱金顺说了声“不好”，就扔下了碗筷，通知梅芳，叫齐了村里的七八个青壮年，未等观前村的报警锣声响起，就抬起水龙，向着那片红光一路狂奔。

当他们来到观前村头，发现那里根本就没有失火——地平线上的红光，不过是因为村里正在打谷场上放映电影。由于他们的到来，刚刚开始的电影不得不中断了放映。哄笑、奚落和叫骂是免不了的。不过，他们也并没有白跑。观前村一位姓邵的书记，特意让放映员将电影倒片重放，以款待这些来自邻村的精神可嘉的冒失鬼。

朱虎平盘腿坐在高高的水龙之上，嗑着香喷喷的葵花籽，津津有味地欣赏着新拍的彩色电影《渡江侦察记》。他并没有注意到，在湛蓝澄碧的天宇下，在灿烂的银河中，有一颗耀眼的“长庚”星，正在向他露出微笑。伴着电影放映机的胶片“咔咔”转动的声音，一个皮肤白皙、脸上微有雀斑的女孩，穿着过于宽大的白衬衫，正与她的同伴一起，斜靠在晒场边的一个圆锥形草垛上，扑闪着漂亮的大眼睛，一动不动地瞅着他。而在更远的地方，梅芳则倚靠在一根光溜溜的电线杆上，打量着这两个陌生的女孩。

电影散场之后，虎平与梅芳、宝明、更生他们几个，抬着水龙返回村庄。那两个女孩，一直走在虎平的前面。空气中浮动着的一缕令人沉醉的雪花膏香气，也一路伴随着他。那个穿白衬衫的女孩，在岑寂、空旷的田野上，一会儿远，一会儿近，不时回过头来朝他望上一眼。在途经一个名叫“花溪”的小村庄时，姑娘们的身影终于离开了大路，向南走上了棉花地中间的一条田埂。在远远的狗叫声中，夜幕和竹园很快就遮住了她们的身影，惟有一月在天。

当虎平毫无必要地指挥大家停下来歇息，并踮起脚尖，朝那片棉花地里张望时，只有梅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当时还说了一句俏皮话：“千年的铁树就要开花了。”除了虎平之外，无人知道她这句话中所包含的复杂内涵。

两个半月之后的一天下午，当观前村最惨烈的一次火灾（也是最后一次）发生时，朱虎平的水龙再次经过那片开阔的棉花地。他又闻到那缕熟悉的，“让人心荡神驰、可以为它赴汤蹈火”的异香。由于这个姑娘一步不离地跟着他，朱虎平完全感觉不到灾难的氛围。整整一个下午，他都处在一种昏昏然的甜蜜和恍惚之中。两具被烧焦的尸体，骇人地摆放在一片瓦砾之中。浑身湿透的姑娘手里提着一只印有牡丹花的搪瓷脸盆，在一旁默默流泪。虎平则挨着她站着，用老实巴交的微笑向她 示好。

尽管两人的年龄相差十多岁，这段奇异的姻缘已经变得不可阻挡。女孩的父母想尽了一切办法，试图阻止这桩婚姻。她的父亲（一位在公社计划生育办公室任职的干部）甚至直接来到我们村，警告红头聋子朱金顺：“你儿子若敢踏进我们花溪一步，我就把他的卵泡揪下来当球踢！”但实际上，他们改变不了什么。那个姑娘喝下了一瓶“农药”（实际上是用蜂蜜和红醋混合而成的液体）且“人事不省”之后，她的父母终于开始为这桩婚事物色体面的媒人了。

这个姑娘有一个好听而雅致的名字，叫蒋维贞。那天下午，当朱虎平的水龙抵达花溪村外的那片棉花地时，正好听到了高音喇叭里传来的刺耳汽笛声和汽车喇叭的持续鸣叫——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几乎所有的男女老幼都默然伫立，朝着想象中天安门的方向，为一代伟人垂首致哀。看着观前村上空漫天蔽日的滚滚浓烟，身为救火会会长的朱虎平，一连三次拒绝了梅芳要他停下来默哀的恳求，用沙哑的嗓子发出了“加速前进”的命令。蒋维贞的泪水夺眶而出。她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伴随着一种从未体验过的高尚情感的连续撞击）：

要么嫁给这个人，要么谁也不嫁。

事实上，在那天下午的火灾中，只有我们村的水龙独自抵达了现场。观前村的人，拖家带口，全都跪在烈焰腾空的巷子口，磕着头，迎接他们唯一可以指望的救星。直到黄昏时，大火才被彻底扑灭。由于犯罪嫌疑人（一位面目姣好的龚姓女子）已在大火中丧生，其纵火动机无人知晓。村里代销点的一位售货员，在大火被扑灭之后当起了事后诸葛亮。他说，“龚西施”早在一年多前，就已经开始大量囤积火油。而据消息灵通的同彬后来回忆说，“龚西施”曾在公社的业余京剧团出演过《红灯记》中的李铁梅。她的长相，比王曼卿“还要好上一百倍”。

与“龚西施”一同被烧死的，还有她那年近七旬的婆婆。朱虎平带人清理火灾现场时，在死者家中的厨房里，看到了一只倒扣的水缸。掀开水缸，发现里面藏着一个满身污泥、刚过周岁的男孩。当这个孩子被挨个传递，送到梅芳手中时，第一次睁开了双眼。他的一只小手紧紧地揪住梅芳的衣袖，小脸依偎在梅芳的怀里，向她发出讨好的微笑。当时，被离婚弄得心力交瘁的梅芳，再也没能控制住扑簌簌的热泪。

她当即决定收养这个孤儿，并为他取名“新生”。

这年秋末的一天，村里的几个妇女在新田收棉花，梅芳与银娣因剧烈的争吵而彻底反目。新珍事后说，事情的起因，不过是为了银娣和龙英之间的“几句闲话”。银娣对龙英说：“都说毛主席何等英明，料事如神，他怎的就没能识破自己身边藏着的白骨精？与自己的结发妻子离了婚，反与白骨精成了夫妻，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头脑简单”的龙英此时接话道：“要我说呢，天底下的男人，都一个德行。见了个美女，就魂不在身了。”

落在她们身后不远处的梅芳一听此话，心中陡生不快。由于银娣刚刚被提拔为副大队长兼妇女主任，梅芳不得不对她有所忌惮。她朝前走了两步，压住心头的邪火，教训银娣道：“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识破了江青的反动面目。他亲自选定了自己的接班人——这就是英明领袖华主席，没让‘四人帮’的阴谋得逞，就是明证。毛主席他老人家，虽说和江青结了婚，但他们一直是分开睡的，从来就没睡过一个被窝，一次也没有。”

她这一说，银娣和龙英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都吃吃地笑，眉眼中全是不屑。她们对梅芳的教训未予理睬，继续低头摘棉花，弄得梅芳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迟疑间，忽听得银娣用很小的声音对龙英说：“要照这么说，那高定国与白白嫩嫩的安徽女知青结了婚，也不睡一个被窝？”

梅芳终于失去了控制。她先是痛骂龙英趋炎附势，“墙头草，两边倒”，随后又指责银娣：“主席如今尸骨未寒，你就用如此恶毒的反革命言论，来污蔑伟大领袖，简直猪狗不如！”银娣倒也不生气，她笑着对梅芳道：“你怎么不去武装部报告，让高定国把我抓起来？”银娣脸上的笑容气定神闲，实际上却寒气逼人。她在明白无误地向对手传达这样一个讯息：她已不将梅芳视为合格的对手。

梅芳气得浑身发抖，脸上一阵黄，一阵白，僵在那里，面露惊骇，双唇紧咬，却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反击。新珍赶紧跑过来打圆场，劝她们“也不为个事，都少说两句”，把梅芳拽走了。银娣见梅芳吃了个瘪，却一声不吭地走了，心里就有几分得意，她回过头来又补了一句：

“你他妈以后少跟我咬文嚼字，上纲上线。告诉你说，你的好日子已经到头啦！”

正是因为这句话，两天之后，梅芳出人意料地向公社提交了报告，辞去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一职。面对新任公社书记陈公泰的苦苦慰留，梅芳只是灰灰一笑，“算了吧。我让他们。”从此以后，梅芳带着她从观前村收养的小新生，深居简出，谨言慎行，黯然度过了她的后半生。看着她那曾经光芒四射的生命一天天委顿下去，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她辞职时的一句伤心话，曾经让我回味了许多年：

“我以为自己沐浴着时代的光辉，其实一直生活在耻辱之中。还不如一条狗。”

现在，也许应该简单地提一下这年冬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

如果我告诉你，与此前发生过的那些事相比，这件事还要离奇、诡谲得多，你一定会觉得难以置信吧？可事实就是事实。不要说你，就拿我来说，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回忆起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仍然一头雾水。

一天中午，我赶着生产队的两头水牛，到风渠岸边的溪沟里喝水。初冬的太阳暖暖地照在身上，我懒洋洋地坐在岸边，手里捧着一本名为《烈火金刚》的小说。我看见蓝天下的雁阵，一排接着一排，越过村庄上空的枯树和灰扑扑的瓦楞，“嘎嘎”南飞；我看见老福奶奶举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爬到凳子上，正想把树梢上已经干瘪的老丝瓜捅下来；我也看见了春琴。她站在燕塘的水码头边上，一边喊着什么，一边远远地朝我挥手。大概是见我没什么反应，春琴干脆绕过池塘，沿着风渠岸朝我这边飞跑。

我实在想不出会发生什么事，让她顶着风猛跑，以便在第一时间告我详情。她吃了太多的风，以至于跑到我跟前时，不得不一手叉住腰眼，大口大口地喘气。我正要问她出了什么事，她一把就把我抱住了。她还是第一次这样抱我。事实上，经过我仔仔细细的回忆，她当时满头大汗地憋了半天，只说了一句话：

“菩萨显灵了！”

我把牵着水牛的绳子交到春琴手中，在她焦急的催促下，往村里的大队部跑去。我的脑子想的事太多，反而一片空无。耿耿于心的只是这样一个疑问：春琴口中所谓“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来”，指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队部的门前停着一辆中型军用吉普。德正和高定邦站在门口，都望着我笑。两个身穿绿色军服的人喝着茶，隔桌而坐。他们在大队部已等候多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