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人力情报

冷战期间，随着技术手段搜集情报的能力日益提高，在诸如导弹发射井坐标、战略轰炸机基地位置、导弹系统的技术指标等多个领域中，对人力渠道获得情报的依赖程度已经逐渐降低。尽管如此，当前人力情报的重要性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更加突出。人力情报活动牵涉的人员类型较多，包括情报官及他们经营的特工、外交官、官方机构工作人员、叛逃者和流亡者、在押人员、旅游者、国防部门中与情报目标有联系的人员。

很多具有价值的情报信息，尤其是具有文件原件形式的情报，只能通过人力情报渠道的方式获取。灵活运用这些人力情报渠道，能够在有效弥补技术搜集系统的不足之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妥善的安全防护措施有效阻断拦截监听和技术窃密。技术搜集系统无法对锁在保险柜中的政策文件或武器系统手册进行拍照，也无法获得武器系统或者零部件的实物。不仅如此，在没有人力情报支持的情况下，技术手段无法渗透被妥善防护的计算机系统。

如果仅单一使用技术搜集方式，一般很难全面掌握关于核武器、导弹、生化武器等某一具体项目的情况。根据已有的资料介绍，在情报官员的经验中，只有通过该项目的参与者提供准确信息，才能清楚地掌握具体项目的完整情况。

当某武器处于研发阶段时，可以很容易做到防范技术手段的侦察。如果该武器方案进入测试阶段，就可以使用多种技术搜集系统获得相关情报。但是，当武器尚处于研发初期，有关的特征属性仍处在讨论阶段，尤其相关信息受到严格保密管控的情况下，技术搜集手段就几乎没有用武之地。虽然在武器系统测试阶段就掌握相关技术特征已经非常值得肯定，但是，搜集设计单位的所有进展信息同样非常重要。即使是大量进口武器的国家，也需要在进口型号的基础上开发适合本国国情的改进型产品。伊拉克在进口苏联飞毛腿导弹的基础上，开发了本国的导弹型号；巴基斯坦则根据朝鲜输出的武器装备开发出了本国的“普里特维”（Prithvi）导弹。

与上述国家不同的是，美国的情报搜集旨在掌握外国政府武器系统的部署情况和技术指标。美国情报机构希望能够同时掌握其他与美国敌对或友好国家在外交、国防、经济等领域的真实意图和计划方案。同时掌握对手和伙伴的相关情报，详细了解各个领域的发展动向，能够有助于美国更加准确地评估未来发展形势。很多数据和信息能够通过公开途径或者以通信监听为代表的技术手段获取，但是公开途径和技术手段获得情报信息的不足之处必须通过人力情报加以弥补。

人力情报在侦控恐怖主义组织人员和设施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尽管利用卫星图像能够发现恐怖主义组织训练设施，但是与之相比，恐怖主义组织领导人和其他重要人物定位以及恐怖组织下步行动意图和计划才是最具价值的关键信息。将人力情报与通迅监听技术情报、恐怖组织联络网络情报相结合，才能提高获取上述重要信息的成功率。

人力情报一般被定义为两个基本类型：秘密途径人力情报和公开途径人力情报。秘密途径人力情报既包括建立秘密关系的外国情报来源所提供的特定数据资料，也包括美国情报官通过直接渠道和秘密渠道搜集的情报信息。公开途径人力情报包括国防部门工作人员、国务院外交官从事的公开情报搜集活动以及通过移民、叛逃者以及旅游者搜集情报的活动。利用强化审讯在押人员的方式获得的情报也可以视为第三种类型的人力情报，即以强制手段获取的人力情报。

通过分析12份1994年的情报——虽然不是很全面——可以总结出一些当时人力情报的价值标准。在376件情报案例中，有205件将人力情报获取的成果认定为“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在反恐领域，人力情报成果在关键成果中占比达到了75%。还有一些重要数据可供参考：在反毒品犯罪领域，人力情报发挥了50%以上的作用；在反扩散领域，人力情报占比达到了40%以上；而经济领域的人力情报占比在33%以上。

1991年的海湾战争期间，人力情报被用于“即时指示、定位和摧毁伊拉克重要指挥、控制、通讯系统以及其他重要军事目标”。人力情报与卫星图像联合应用，不仅支援对军事设施的打击，还有效地帮助美军指挥官减少对清真寺、医院等民用设施的误伤。根据美国军事情报史料记载，某一情报来源提供的情报“对空袭作战具有重要意义，可以确定无疑的是，该情报成功地挽救相当数量的美军及联合国军士兵的生命”。

情报人员和外交人员

美国人力情报的核心组成人员是中央情报局行动处的情报人员。这些情报人员是美国公民，一般以美国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的身份作为掩护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利用外交身份掩护，情报官不仅可以获得安全交联手段（在使馆内部和其他地点）、妥善保护文件档案的条件，还能够享有外交豁免权。

作为“全球部署计划”（Global Deployment Initiative）的组成部分，除了以外交身份为掩护的情报官之外，还有以非官方身份为掩护的情报官。非官方身份的情报官可以利用商人身份，比如美国企业驻海外办公室员工。1995年曾有报道称，有110名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官利用RJR纳贝斯克公司（RJR Nabisco）、通用电气、IBM、美洲银行、泛美航空公司等大型跨国企业的非官方身份开展工作，这些企业为中央情报局提供派驻海外工作的岗位。“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曾计划将海外情报行动数量增加50%。

这些海外行动包括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公司（Front Company），这些企业一般由6至9名项目官员和后勤保障人员组成。瓦莱里·普拉米（Valerie Plame）是中央情报局反扩散部门的官员，曾以“布鲁斯特·詹宁斯联合公司”（Brewster Jennings&Associates）雇员的身份在海外执行任务，该公司是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公司。有一些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公司用于向在伊朗执行任务的情报官提供掩护，以便于情报官发现有关伊朗核武器和导弹研发项目的招募线索。

2008年曾有报道称，中央情报局关闭了“9·11事件”以后在欧洲和其他地区建立的10家幌子公司，仅保留了2家。中央情报局方面似乎认为这些幌子公司在搜集恐怖组织以及非常规武器交易网络方面存在“设计目的不明确，而且无法妥善处理行动任务”等缺陷。2013年发布一份的报告，将该项目称为“巨大的失败”，并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经验不足、存在官僚主义以及缺乏语言技能。

中央情报局驻外国情报站由一名站长负责领导，不同的情报站在人员规模上存在较大差异，工作人员数量从数名到数百名不等。20世纪80年代，中央情报局驻菲律宾情报站有150余名工作人员。在1998年驻内罗毕使馆遭到袭击后，中央情报局驻内罗毕情报站的人数大幅增加。“9·11事件”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以后，中央情报局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情报站均派驻了数百名工作人员。情报站的站长及其下属工作人员都会利用美国驻当地使馆各种工作人员的身份执行任务，比如政务参赞、使馆二秘以及经济事务随员等。

另外一套情报搜集系统是由国防部和军事部门组建的。驻美国使馆的武官和国防部秘密行动局（Defense Clandestine Service）的秘密探员（clandestine collector）直接向美国军事情报局汇报工作。除此之外，还包括美国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的军事行动小组、海军犯罪调查局、空军第25全球反应中队（25th Air Force's Global Activities Squadron）、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任务支援大队（United States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s Mission Support Group）以及其他从事人力情报工作的机构单位。

武官的任务包括：

●发现并建立确实具备情报工作能力的人力情报渠道；

●利用商务展览、军事展示、阅兵、专题研讨、评议会等机会，搜集情报信息；

●前往已确认的地标区域，通过实地观察、拍照等方式，按照情报信息最终使用者的要求搜集情报；

●从官阶、职位、从事工作等角度，从外国军队官员中发现具备提供情报信息的潜在条件，或者是在未来能够成长为高级将领的人员线索，逐步进行接触，并保持私下联系；

●观察并报告地区的政情、经情、社情、民情，以评估外国政府和军事力量的战略意图、计划、能力以及政权的稳定性；

●了解外国军事装备物资情况，掌握相关装备物资的采购及研发途径。

美国驻外使领馆的外交服务官员是人力情报的重要渠道。这些外交官员一般从事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领域的工作。美国前副国务卿彼得·塔诺夫（Peter Tarnoff）1995年提交的国会证词中曾有以下表述：“外交机构是海外外交和情报搜集和报告的基本主体。”塔诺夫认为，外交机构的情报渠道在国家情报结构中发挥非比寻常的作用，尤其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

美国缉毒署（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的调查官员（或者他们的情报来源）同样能够提供人力情报，按照该机构的任务要求，这些情报中的大多数都是关于毒品非法交易的。这些情报不仅提供给美国缉毒署，也会提供给中央情报局。除此之外，美国缉毒署的一些情报也会与恐怖主义分子活动情况相关。在2008年的审计报告中，司法部的督察员发现，在81项抽查样本中，有三项事关恐怖主义。其中之一是关于恐怖主义集团出售毒刺导弹和其他重型武器装备，用于攻击驻阿富汗的联军。另外两项中，一项是关于塔利班从事毒品非法交易，为恐怖主义活动提供金融支持，另一项是反映了恐怖主义分子在阿富汗某一地区的训练和行动线索。

驻外武官的特殊情报搜集成果有时能够作为公开记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与外国机构矛盾冲突。1987年年初，美国驻巴格达使馆武官马克·B·鲍威（Marc B.Powe）上校，被指控从事间谍行为，要求他在两周时间内离开伊拉克。他被指控在1986年12月期间，侦察了部署在科威特的大量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情况并拍摄照片。鲍威也曾在科威特使馆担任过武官，发现了苏联取道科威特向巴格达运输军事装备，科威特当局当场发现其拍摄这些运输队伍的照片并做文字记录。

1989年年初，两名美国使馆武官，上校克利福德·罗伯特·沃德（Clifford Robert Ward）和少校罗比特·西吉尔（Robert Siegel）接近了距离大马士革城外25英里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基地，后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的武装游击队员扣押。据称二人身上携带有照相机、地图、双筒望远镜和长焦镜头。

1995年和1996年均发生过涉及美国在华使馆武官随员的事件。1995年8月上旬，两名美国空军军官，上校约瑟夫·W·陈（Joseph Wei Chan）和上尉德维恩·哈佛·佛罗伦齐（Dwayne Howard Florenzie）被驱逐出境，他们被指控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军事管制区从事间谍活动，并在7月28日被中国政府羁押。这两名武官处官员常驻美国驻香港总领馆从事情报活动，在被羁押后被指控非法进入军事管制区域，并且在“被中国军队士兵发现”之前“通过拍照和录像方式非法获取该区域军事情报”。

这两名武官7月23日以领事签证进入中国大陆，此行目的是与美国驻北京的使馆和广州领馆的官员商事。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两名随员当时骑着自行车，穿着平民的服装，携带摄影摄像装备。在被中国军队士兵扣押时，二人正在从事武官正常的“调研”和“商务活动”。但是据称，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监视中国军队在台湾以北地区的训练。两名官员的行为被认为是观察中国方面装备的一批苏-27战斗机，该批战斗机由广州转场至靠近台湾的沿海地区。

1996年1月8日，任助理武官的空军上校布兰德利·格迪思（Bradley Gerdes）和一名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在海南岛的一处军事管制区附近受到阻拦，此前二人曾非法潜入南海舰队司令部驻地湛江市的一处军用机场。外交部一名发言人表示，中国官方没收了录影资料。这两位武官可能已经验视了此前有关在海南岛临时部署苏-27战斗轰炸机的传闻，这些战斗轰炸机是首次参与1995年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演习。

俄罗斯也因频发武官搜集情报的情况，并因此激怒了俄安全机构。1999年，联邦安全局针对助理武官皮特·霍夫曼（Pete Hoffman）中校的行为采取了针对措施。霍夫曼驾驶一辆租用的本地出租车，前往驻扎在斯韦特利村军事城（Svetlyl）的第242号空降兵训练中心。2008年，俄方驱逐了两名私自前往新西伯利亚航空器制造集团的武官，该企业参与制造苏霍伊-34型战斗轰炸机。

近期，东京使馆报告了日本国会关于核物质的观点和态度，相关信息主要来自2008年10月为使馆官员举行的招待宴会间的谈话。这些观点坚称，日本电力企业非常担忧核能的安全问题，而且日本国际贸易与工业部有意掩盖核安全事故。另外，日本国会议员还宣称，尚无永久性的高安全级别的核废料储存能力，也未找到妥善解决核废料储存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