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

那看似漫长的假期因为学校的重新开办终于结束了。汉堡公园在丹麦所捐赠的一处临时建筑里开设了一个幼稚园，但我的年纪已经超过了可以就读的年龄。小学距离公园要相对远些，不过在当时，小孩子自己走路上学是很安全的。我们总是三个人一起穿越残破的街道，走路去上学，包括我、卡拉，还有一名与我住在同一排房子里的朋友贺佳。沿途中，我们总是可以看到墙上留下一些斑驳褪色的字迹，他们在那里向家人传递着他们的下落和去向。我不知在这些信息中有多少是徒劳白写的，而又有多少丈夫和小孩子可以就此找到他们的家人。在一些破败的石墙上还写着抢夺偷窃他人财物的人会被起诉，只要你环顾四周，你就会发现这里已经没有剩下什么值得去偷抢的东西了，甚至连房子的建筑材料也已经被拿去充分地利用了，或是作为柴火取暖、或是作为铺在地上的木板。

我们怀着好奇的心情钻进了一些小屋子里，如果当时我们能够找到任何有用的东西，我敢说我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拿走，可惜我们什么也没找到。妈妈警告我们那里很危险，不要再进到废墟中。但那种想要进去一探究竟的欲望却十分强烈。我们把这当成是一次冒险活动，在我们看来里面那些坍塌的墙面，还有流窜其中的老鼠、野猫，都不是人类生命遭受创伤之后的伤痕，反而是一座充满乐趣和吸引力的游乐场。

学校里是每天早上八点开始上课，而且十点时会有一次餐点提供，所以每天我们都会自己背着金属的碗盆和汤匙。每个班级会选出两名营养状况不太好的小孩子，给他们多一些的食物。起初我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我讨厌跟班上的同学们不一样，所以一段时间以后，当我终于可以卸下这份“荣耀”的时候，我感到十分高兴。放学时间大约是下午一点钟，这样我们还可以回家去吃午餐，这也意味着我们每天算下来可以多吃一顿，我们的身体也因此而更加健壮，下午的时候我们可以去上一些音乐、舞蹈或是体育课，但这都是需要付费的。

九岁时，我不幸染上了小儿麻痹症，回想起来，应该是在易北河游泳的时候感染上的。那次我们到河岸边的一个亲戚家作客，我到河中去游泳，结果不到一天的时间我便开始出现了不适的状况，一直吐个不停，全身也无法动弹。我立刻被送到了当地的医院，然后转诊到了一家大型的儿童医院，在那里我被诊断出了小儿麻痹症。我住了两个月的医院，但有一点是极为幸运的，我成为了德国第一批接受用血清制剂治疗小儿麻痹的患者，这种制剂是美国最新的研发成果。虽然为此我的妈妈和爸爸必须签下一份同意书，但我很高兴他们能够答应这么做，因为我真的完全康复了，并且没有产生任何的副作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养，我才完全康复。为了能够尽快恢复我原来的体形，我一直强迫自己去参加一些体育社团和芭蕾舞社团，而这也是另一个我必须感谢美国人的原因。

因为这个病，我的同学也都很感激我，因为这个病是会传染的，为了确保不会有其他的人被我传染，他们也都获得了两个礼拜假期。

四年之后，我因为脑脊膜炎而再次病危，这次我真的以为自己会死去。只记得自己当时头痛欲裂、两眼漆黑，并且不停地呕吐，我根本就抬不起头来，只觉得眼前有明亮的光点在移动。我再次被紧急地送到了医院，当妈妈和爸爸带着一只精美的手表来看望我时，我对于死亡的恐惧简直达到了顶点，因为我总是说希望生日或圣诞的时候可以得到一只手表或是一辆脚踏车作为礼物，但他们总是说我太小而且很顽皮，如果骑脚踏车会很容易跌倒受伤，也很容易把手表弄丢或是摔坏。所以当他们带着手表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心里在想这也许是他们在满足我最后的愿望，而我也应该离死期不远了。于是我开始失声痛哭起来，但并没有告诉他们我为什么哭。

这次我的病情真的很重，而这次哭泣则让我脑子里发炎的组织受到了更多的刺激。我的心情开始变得更加沉重，好在不久之后一位年轻英俊的医师来到了我的床边，他坐下来，握住了我的手，对我说：“我是新到这里的医生，虽然才刚刚开始医生的工作，但我想证明自己的能力。我是真心希望能够使你的病情好转，但光凭我自己是做不到的，所以我需要你的配合，我相信，有了我们俩的努力，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他的话让我渐渐平静了下来，之后便睡着了，那也是我生病后第一次睡得如此安稳和惬意。当我睁开眼时，他再次坐到了我的床边，起初我还以为他整夜都坐在那儿没有离开。那是我病情开始好转的一个转折点。此后，为了移除我脊髓周边的那些流质，我必须经过多次的腰部穿刺治疗，那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让一根细细的、大约有三十多厘米长的针刺穿进我的身体。那时我还常常想：“万一他们要是有个不小心，把这支针从我前面的肚脐眼里穿出来，我该怎么办？”手术完成之后我平躺在没有枕头的床上长达二十四小时，这是为了避免我的头部再次疼痛起来。这一次，我又被迫在医院里待了好几个星期。

我的病情终于好转了许多，一天，护士小姐们给我穿上了她们的制服。妈妈和爸爸来看我时，发现病床上空无一人，而当他们转身要出门寻找我时，我悄悄从他们的身后冒了出来。“能为您二位效劳吗？”我调皮地问他们，他们感到十分惊讶，我竟然已经康复到能和他们搞恶作剧了。

因为我的缘故班上的同学都放了两周的假期，所以当我回到学校时，他们居然抢着问我：“你下次要生什么病呢？我们都期待着能再放两个星期的长假呢！”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要是再放假也该换我休息休息啦！”我笑着回答他们。

不过这样的事情没有再发生过。

我在十岁时顺利地通过了一个考试，那代表着我可以在一所相当于英国文法中学㊟的学校里读书。而这所新中学就在我们公园里的那间小屋子的附近，不用去很远的地方上学真的很棒，在家时我甚至还能听到学校的晨钟。我们那栋建筑的上面几层给男孩子们使用，因为他们的中学仍然被当做军用医院使用。不过校方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尽量避免男孩和女孩们的接触，所以我们可能接触到男孩子的几乎就只有在放学后的舞蹈课上了。

我放学后的所有时间几乎都被各种活动排满了，包括体育课、国标舞课，我甚至还要上“音乐律动”课，这个课就像是芭蕾课，只是我们不用顶着脚尖旋转舞蹈。这门课的授课老师也很有意思，尤其是他的名字——宝刀，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总会“咯咯”的笑起来，他是男老师，但有些女性化，不过我总是因为被他选出来一起做示范而感到自豪。

在我的高中时代里，保留着非常美好的记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结交了伊瑟、安缇耶和嘉玲三位好朋友。我们的感情非常好，当时甚至还组成了一个四人的小团体，叫做“CDS”，我们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这个缩写的意义，即使是现在，即使安缇耶和嘉玲都已经离开了人世，我依然会保守着这个秘密（我和伊瑟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每次回到汉堡我都会和她见面）。三个女孩的情况不一样：伊瑟的母亲因为战争而成为了寡妇，靠着苦心经营的一家糕点店才将三个孩子拉扯长大，在上学的路上我们经常会经过这家糕点店。而安缇耶和嘉玲都来自相对富裕的家庭，住在城外的别墅里，不过我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家在战争中失去一切而感到任何的自卑。安缇耶擅长跑步，但在一次一百米的短跑比赛中，安缇耶在抵达终点线的时候被绊倒了，脚部因此而严重受伤，为了能离学校近一些，她便和我们住在了一起。离开了美丽的别墅，与我们同住在这间又小又简陋，而且没有洗浴设施的简朴房舍里，安缇耶却显得非常开心。她在我们家住得很舒心，这些都要归功于妈妈，因为她是个非常称职的家庭主妇，能把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能够让每个人都找到回家的感觉。

那段时间里，学校请来了一位来自英国的实习老师专门教我们的英文，她名叫戴芙妮·亚斯皮琳。校方征寻一些可以接待她的家庭，希望有家庭能够为她提供一个月的住宿。虽然我们的房子并不大，而学校还有很多其他女孩子的家里能够为她提供更加舒适的住宿，但她却对我们家情有独钟，在我们家待了近两个月。直到现在，我和戴芙妮依然保持着联络。她最后并没有成为老师，而是到了伦敦的外交事务部工作，因为她发现自己对班上的某些孩子会特别偏心。

我的英文成绩在班级里总是名列前茅，为此我必须要感谢我们所遇到的那些英国士兵。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对那些可以去英国的机会表现得都很积极，我的学校和在兰开郡艾瑟顿的勒伊中学有一些学生交流的计划。

1954年8月，我们在勒伊中学度过了两个星期的生活，那里始终下着蒙蒙的细雨。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套合身的网球套装，可老天爷偏偏一直没有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穿到外面展示一下。当时我觉得那里的男生看起来都很奇怪，因为他们在夹克里都穿着后面开衩的西装外套，这样看起来总觉他们的臀部高高地翘起。我甚至在回国后告诉妈妈：“无论我的生命中发生了什么事，我都绝不会嫁给一个英国人。”而当日后我不仅嫁了一个英国人，而且是两个英国人后，妈妈常常提起这句话来取笑我。

那趟旅行总体上说还是很完满的，尽管天气不是很好，我们却和那些英国的女孩们相处得都很好，这一点并没有让我感到失望。我的名字甚至出现在了当地的报纸上，那是在我们举办的一次欢迎会上，一位记者采访了我们，让我们谈谈对于英国的印象。我们这个交流团一共由三十个人组成，其中有四个女孩和四个男孩在访谈时所说的话被刊登在了报纸上。女孩子们总是会关注一些细节，比如两个国家在生活上的一些不同：炉火、室内铺设的厚地毯，甚至是在等公车时排列整齐的队伍；而男孩子们谈论的则是有关两国关系的严肃话题。

我寄宿的那家人亲切而大方，他们家有四口人，除了其中一位与我同年的女孩，名叫玛莉安·亚屈，还有她的妈妈、爸爸和妹妹。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板球这项运动，刚开始接触时简直被它难倒了（后来我逐渐开始喜欢这种比赛，而且成为了英国队的忠实粉丝）。

我在学校里还有个绰号——“针线娃娃”，我很高兴能够继承妈妈和外婆所有编织和缝纫的手艺，我能够自己编织许多件衣服，因为在那里，我们并不必像英国的女学生一样穿着制服。我为自己织了一件旋转时裙底会高飞到腰际的公主裙。裙子是绿色的，我还在沿着摺边的地方织上了成排的棕色圆球，在圆球上还绣上了耳朵，于是，它们看起来就像一只只可爱的小兔子。当我长大些可以参加一些社交活动时，我的朋友吴尔希常常会到我家来，我们会一起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的新衣服。

我在十八岁时顺利通过了德国中学的入学考试，这相当于英国中学的高级水平考试（A-levels)，后来我就到了英国学习英语。父亲总是极力地保护着我，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在战争中分离得太久。他总是称我为“小芭比”，可是他定了很早的门禁时间，这让少女时代的我感到很无奈。记得有一晚他因为觉得我还没有回家，一个人整夜睡在客厅的扶手椅上等着我，早上又忧心忡忡地跑去告诉妈妈，结果妈妈告诉他，其实我早就上床睡觉了。尽管他如此用心地保护我，但他仍然非常希望我可以离开家去国外读书，因为伊瑟会和我一起去。我去的是伦敦牛津街上的一所语言学校，在那里学习英文和法文，不久便通过了剑桥大学的“初级”和“高级”的英语能力测试。戴芙妮·亚斯皮琳帮我在那里安排了住宿的地方，是和圣约翰伍德的洛森的夫妇住在一起，他们俩位都很亲切和蔼，现在的年纪也都相当大了，而我和他们也依然保持着联络。

大部分的英国人对我们都表示欢迎，但还是有些人因为我和伊瑟是德国人而有所顾忌。一次我和伊瑟在双层巴士的最后一排用德语聊天，结果一名男子转身向我们投来了一只番茄。人们对于战争留下创伤和愤怒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依然挺身站了起来，用已经相当流利的英语向他说明了战争爆发时我才两岁，而结束时也只有七岁，所以战争的罪行我无法承担。有时候我们会被说成是纳粹分子，他们并不理会我们的抗议，因为在他们看来，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纳粹。在这种情况下，我通常都只是表明我们对战争中所发生的一切深表遗憾。

在伦敦学习了一年后，我转到日内瓦就读大学，这次同行的是一名叫做乌苏拉的朋友，我在那里修读英国文学和法国文学。国际学生的宿舍位于山丘顶端一间到处有回廊和拱门的古老建筑里，那是一间公益机构，经营者是穆勒夫人。我们和她相处得很融洽，在用完早餐后我们会自己收拾好餐具和桌面，同时会给她带一些小礼物表示感谢。但是在第一个学期结束时，我们被叫去了她那里。于是我们不禁忐忑起来：是因为我们的房间没有收拾好吗？还是因为我们晚归而没有提前告诉她？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惹上什么麻烦，穆勒夫人向我们解释说，有一名新学生是和父亲刚从以色列来的，叫做米莉安。他们一家都是犹太人，父母亲都是牙医，战争爆发时举家逃离了德国，所以米莉安虽然出生在德国，但却是在以色列长大的。因为她知道德国人对犹太人所做的事情，所以她拒绝学习德语或是修读德国文学，但他们的母语毕竟是德语，所以父母对此很失望，他们希望米莉安会学讲德语。同时他们也知道其实对犹太人进行残害的只是极小部分的德国人，大部分的德国人还是诚实和高尚的，而那些用德语写成的文学作品和诗集更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

所以，穆勒夫人向我们征求意见：“米莉安的父亲想让她知道德国人也有好的，所以你们会同意在你们的房间里再多摆上一张床吗？”

我们同意了，而米莉安很快就与我们变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三个简直情同姐妹。我们每天会给她上课，教她学习德语，这样她就能用自己的语言和父母交谈了。我对于犹太人所遭遇的大屠杀并不十分了解，但我想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说，要承认这个事实简直太痛苦了，即便是偶尔提到，也从来都不会公开讨论。米莉安现在任职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语言及伊斯兰法律”专业，是那里的一位教授，她编写了许多博学而精深的书籍，并且总会记得给我寄来一本，然后在书的扉页上写上“我的小妹妹芭比”。

后来，乌苏拉嫁给了一名犹太人，在他去世之后，他将自己收藏的硬币全部赠送给了耶路撒冷的一家博物馆。在参加完他的葬礼之后，我们待在米莉安的家中，一起参加了那个硬币收藏展的开幕式。

毕业后的我本打算成为一名教师，妈妈很支持我的这个想法，因为当我有了自己的小孩时，就可以拥有育婴假期了。不过这个决定在我从日内瓦飞回汉堡的飞机上发生了转变，我在飞机上和德国汉莎航空的空中乘务员聊了起来，对于她们这种可以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的工作方式产生了兴趣。从她们那里，我还知道了如何去应征航空公司的工作，于是，我找到了我的新职业，我的事业就此即将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