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 他们，她们：大离乱时代的浮沉

第七章 飞虎飞虎

亲历者

黄　澄——时为飞虎队翻译官

杨岑峰——时为飞虎队警卫营排长

查尔斯·邦德——美国空军少将，时为飞虎队飞行员

程　云——时为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排长

洛文斯基——时为飞虎队机械师

拜斯顿——时为飞虎队机械师

周令钊——著名画家，昆明空战目击者

编导手记

对我而言，这并不是一个陌生的选题。

第一次知道“飞虎队”缘起于初中时，花费数天才完成的一架P-40战斗机拼装模型。模型上的大鲨鱼头像煞是威武，说明书告诉我这是二战的“飞虎队”，也就是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的特殊涂装。记得当时有一点很不明白：明明画的是鲨鱼嘴，为什么叫“飞虎队”？

也许是因为儿时的记忆作祟，做这一节时不知不觉间投入了很大的情感。工作完成后，当年的那个困惑终于得以解答。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

如果现在有人找到我，用五倍于我现在工资的价格，雇我去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国家打仗，注意了，是去打仗！我是否会同意？

面对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万一我死了，怎么办？钱哪有命重要？

类似的问题，60年前，那批20出头，平日里热衷开着小车载着女友兜风的美国小伙儿们也遇到了。我固执地认为，关于“钱哪有命重要”这个疑问，当年的他们肯定曾思考过。但他们在思考之后做出的决定，显然与我完全不同。

为什么呢？

面对我们的采访，老人们坦诚地叙述着自己当年来华的缘由。有的是因为缺钱想赌一把；有的是因为想冒险；还有的是想实现自己童年的理想……

总而言之，在他们心里，各自都有着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东西，以至于他们敢于去冒险和挑战。

讲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哥伦布和麦哲伦——在我们看来，他们难道不也是标准的亡命徒吗？而正是这些亡命徒们却发现了新大陆，开辟了人类的新纪元。

在有些人眼里，“飞虎队”可能也只是一支由冒险家和亡命徒组成的雇佣军而已。

但请不要忘了，这些自愿千里迢迢赶来参加一场战争的美国人，从未掩饰过自己的追求。为了那些不尽相同的追求，他们在我们最虚弱的时候，奋战在我们的天空，其中的不少人，更是将热血洒在了中国。

可否有人想过，这种“亡命徒”似的行为和精神，也许正是我们这个讲究安逸的民族所缺乏的呢？

为了追求而勇敢坚持，为了追求而勇敢牺牲。

2008年的秋天，我们来到美国拜访了一位沉默的老人。老人的家人很热情，人人都想在摄像机前说上几句。而老人自己却不太爱说话，采访之余，还时不时地抽空打个小盹。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只是温和地朝每一个向他打招呼的人微笑，但只要一提起昆明，笑容立刻便在他的脸上消失，透过他的眼神，我们仿佛又回到了60多年前。

会飞的“老虎”

1937年，日本的飞机袭击了南京。据统计，“七七”事变爆发时中国空军共有飞机316架，而其中真正能够起飞作战的只有166架。就是依靠这100多架老式飞机，仅在1938年进行的5次武汉空战中，中国空军共击落来犯日机62架。但是，随着原有作战飞机的不断损耗，特别是一批优秀飞行员的牺牲，中国的天空逐渐不再属于中国。日军利用占绝对优势的空中力量，对中国西南大后方各地实行大规模的连续轰炸。

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9月至1941年12月，仅昆明一地就遭受日军大规模轰炸18次，死伤军民3000多人，被毁房屋14000余座。

黄澄是当时飞虎队的翻译官，他模糊地记得日军第一次轰炸是在1938年或1939年的一天。那天飞机从台湾飞来，炸在了昆明市昆师路上昆华师范学校一带。日本飞机如入无人之境，那里被炸死的人的尸体后来被整整齐齐地堆在一起摆放着。而路边电线杆上、墙上挂的都是心、肺、断肢、一块一块的肉。黄澄说起轰炸后的惨状，依然心有余悸，他说：“惨不忍睹，那真叫做惨不忍睹啊！”

有一个细节，黄澄记得很清楚：“当时昆明大东门有一个牛肉馆，它被炸了，被炸了怎么办？搬家？不！在原地方附近又弄一弄，又开张了。然后又被炸了。它第三次又开张时就改名叫做‘不怕炸牛肉馆’。”然而“不怕炸牛肉馆”却没有摆脱它再次被炸的命运。黄澄记得这个“不怕炸牛肉馆”翻来覆去一共被炸过四五次。

在杨岑峰的记忆里，日本的轰炸机简直就是肆无忌惮，飞得很低，连机翼上的日本国徽都看得很清楚。那时候中国没有先进武器，没有高射炮，最多是架着机关枪打。

面对日军的疯狂轰炸以及我军的无力抵抗，昆明防空司令把现在的圆通山变做高射炮基地。日本飞机来了，他下令开炮，可是炮弹打上去，5000公尺左右就炸了，一炸就炸成一片。但是日本飞机在上面，炸不着。所以，远远看去天空中是三条线：第一条线是日本飞机从上面扔下的炸弹，把地下炸成一片灰尘；第二条线就是所谓我们防空司令的炮火线在半空上炸的一圈一圈的火；第三条线是日军飞机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境。

那时候的中国根本谈不上维护领空权，只能是被敌人压着打，空军力量的薄弱，让普通的民众只能选择东躲西藏，在暗无天日的防空洞等待着重见天日的一天。

1939年的中国，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东南沿海各省已被日军全部占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随着战事的发展，中国空军迫切需要加强空军力量。

1940年11月，蒋介石委派美籍空军顾问陈纳德和空军作战部长毛邦初前往当时还没同日本开战的美国，谋求得到一批作战飞机并招募一批美籍飞行人员。

1941年4月15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一项密令：向中国提供100架P-40B新式战斗机，并且允许美国陆海军退役军人及预备役军人组成美国志愿队前往中国。按照中美双方的协议，中方以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的名义在美国各地招募空、地勤人员，每个志愿人员都必须签约作为中国空军志愿人员为中国空军服务。洛文斯基是当时飞虎队的机械师，高中毕业后，他就加入了美国军队。他告诉我们，有一天，有人来找他，问他是否愿意去中国，去帮助那里的人民。而且，对方说，如果愿意，他将马上被录取。洛文斯基说：“对我来说，这真是一次伟大的冒险。”冒险和挑战在这个美国年轻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生命。与洛文斯基不同，同样作为飞虎队机械师的拜斯顿则是为了几乎三倍的工资。

他说：“我当时作为一名飞机机械师一个月赚70美元，但他们给我的工资是300美元一个月，这比我习惯的多得多了，所以我决定试一试。”就这样，一批原本彼此毫无关联的美国青年，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汇集到了一起。

查尔斯·邦德也是这些美国青年中的一位。

1915年，查尔斯·邦德生于美国德州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当时经营着一家从事装潢设计的小公司，他特别希望儿子能为他工作，所以不想让儿子完成中学学业。但查尔斯并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他一直在等待机会改变命运。直到有一天军队来招兵，不过军靴和军刀得自己出钱买，于是查尔斯就向邻居借钱，买了军靴、军刀，参加了军队。1935年，查尔斯·邦德加入德克萨斯国民卫队，开始接受飞行训练。年轻的他非常渴望能够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然而现实却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历时9个月的高级特殊飞行训练完成后，查尔斯·邦德却发现自己被指派驾驶轰炸机。他失望万分，追问教官为什么。教官说：“因为缺乏轰炸机驾驶员，一半的毕业学员要被指派驾驶轰炸机，而你的名字正好在字母顺序的前一半，也就是被指派驾驶轰炸机的那一半。”

然而，查尔斯驾驶战斗机的梦想并没有彻底破灭。1941年，罗斯福总统向中国提供战斗机，并允许美国军人志愿前往中国。这一消息对于一直想驾驶战斗机的查尔斯·邦德来说，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他完全自愿地参加了志愿军。

7月10日，第一批由100名飞行员和190名地勤人员组成的美军志愿人员由旧金山起程前往中国。由于当时美日尚未开战，因此他们的护照上写着：音乐家、学生、银行家和农民等五花八门的身份。他们的经历几乎涵盖了美军当时所有与飞行有关的编制，而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曾经驾驶过战斗机。

1941年8月1日，美国志愿航空队在缅甸同古正式成立。到达缅甸后的第二天早上，志愿航空队员们就告别了休闲的日子，上级告诉他们与之战斗的敌人是多么的强大，这不是在好莱坞拍电影，战争会很残酷。事实上，刚到缅甸培训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开心。但是第二天早上，知道了是要去打仗，很多人就要求要退出，回国。而剩下的这些人，则组成了这支人数最少，在最大的地域作战，并且战绩最大的，著名的飞虎队。这支杂牌军首先需要面对的难题是热带闷热的天气，以及训练中连续不断的事故，所幸他们拥有一位出色的指挥官——克莱尔·李·陈纳德。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宣战。12月18日，陈纳德率领他的杂牌军秘密进驻昆明巫家坝机场。而1935年他在《防御性追击的作用》一书中所提出的那套被人忽视的“战斗机双机编组作战”理论，终于有了可以付诸实践的机会。

在陈纳德的战术体系中，每两架战斗机组成一个战术小组，每架长机原则上只对自己的僚机㊟负责，这就简化了空中混战时的临场指挥。作战时，各战术小组同时从不同方向发起进攻，利用速度冲乱敌机队形，然后各个击破。罗斯福总统给中国提供的P-40B新式战斗机飞得比较慢，但是却很结实。而日本的零式战斗机，虽然飞得很快，但结构却十分脆弱，被称为空中打火机。

1941年12月18日上午时分，就在市民们忐忑不安地仰望天空的时候，从日军占领下的越南河内起飞的10架96式三菱中型轰炸机正在向昆明市区飞来。日军并没有为这十架轰炸机安排战斗机护航，因为在他们看来，轰炸中国城市是不需要战斗机参加的。

上午10时25分，防空观察哨发现了逼近中的日军轰炸机，空袭警报随之响彻全城。11时，日军轰炸机编队飞临昆明上空，一场浩劫似乎已经不可避免。就在这时，几架样式奇特的战斗机突然从云层中钻出，直扑毫无防备的日军轰炸机，日军机群一片混乱，6架日机先后中弹起火，一阵激烈的枪炮声在空中响起。

时任飞虎队警卫营排长的杨岑峰对突然出现击落日本轰炸机的几架奇特的飞机印象深刻：“他那个飞机上好像都是黑漆漆的，上面跟现在汽车上一样，画的大美人的腿，美人头之类的。”

而当时作为翻译官的黄澄则记得：“上面画着两个大鲨鱼头，嘴很大，眼睛凶得很，昆明人一看，你们飞机是这个样子，简直是个大老虎。昆明是内陆城市，老百姓们没见过鲨鱼是什么样子，所以一看那么大的鲨鱼，就以为是大老虎，而且，这个大老虎还会飞。老百姓说，简直是‘飞老虎’啊。”

从此以后，鲨鱼嘴成了飞虎队最著名的标志㊟，在飞机上涂装吓人的图案，是为了达到恐吓敌人的效果，但是这种做法其实并不是飞虎队的首创，它来自于在北非作战的英国空军。

陈纳德的到来，日本人并不知道。“日本飞机大摇大摆地来到昆明，第一次被AVG（飞虎队）打得个落花流水，我们看着惬意极了。”黄澄和所有昆明人一样，觉得心里非常舒服。但是对这第一次的轰炸，查尔斯·邦德感到更多的则是紧张。他说：“敌我双方一共有25架飞机，面对面互相冲去，在穿越敌机机群那一瞬间，我看到了很多的火光，从机翼两侧闪过。”

在当天的日记中，查尔斯·邦德记下了这样的情景：我们从各个方向朝日本人开火，右边、左边、上边、下边，第一次俯冲之后，一架敌机开始冒烟，拖在编队的后面。第二次俯冲之后，另外两架飞机也着了火，天空中到处都是敌机的碎片，散得到处都是。

回忆起轰炸的情景，当时身在昆明的画家周令钊是这样说的：“感觉像是看电视一样，天上一下子掉下来一个，我们就仔细看看，看看那个翅膀上的都是日军军徽红太阳。”而同样跑去看的黄澄，则在被击落的日军飞机里看到了日本人的半只脚。

这一天，昆明的天空格外晴朗。

战斗结束了，昆明人对这支特别的飞行队感激之情非可言宣，“3岁孩子见到美国人在街上过，把大拇指一跷，老美顶好！他们都会讲老美顶好。”从那以后，人们总是称呼这支美国军队做“飞老虎”，喊得多了，美国人印象也很深了，他们说：“他们叫我们飞老虎什么意思？”翻译就给他们翻译说：“飞的，老虎嘛。”

“飞老虎”这个词儿传到了陈纳德将军那儿，他说“这么好的名字我们不要吗”！就这样，把自己的军队叫做了“飞虎队”。

据战后统计，10架日军轰炸机中有6架被当场击落，其余4架带伤逃走，有3架在返航途中坠毁，只有一架回到了基地。而陈纳德的杂牌军，只有一架战斗机由于燃油耗尽而迫降。

“歌声永远不会在奴役中响起”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军队中，有这样一句话十分流行：对于自己的上司，有两件事是绝对不能做的：第一，永远不要指导上司该怎么做；第二，永远不要用行动证明上司的错误。

但是陈纳德在飞虎队却把这两件事全都做了。一方面，他不断向美国领导层呼吁，改变原有空战形式；另一方面则擅自做主，率先在飞虎队利用更加灵活机动的双机编组形式，与喜欢大编队作战的日军打起了空中游击战。

回忆起战斗的日子，查尔斯·邦德说：“在战场上铭记在心的永远是你的顶头上司，你得信任他，你俩是息息相关的，他（陈纳德）说的话，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何时何地都不要轻易尝试决战，因为别人的飞机可能会比你的先进，但是也别忘了，P-40B战斗机是你强有力的武器，要充分利用，不要跟敌人缠斗，可以假装逃跑，忽上忽下，然后突然杀一个回马枪，我们能做到。”

1942年初，飞虎队根据情报得知，日军在泰国清迈集中空中力量，计划对昆明再次进行大规模空袭。为了将敌人的计划扼杀在摇篮里，飞虎队决定先发制人。这一次，一支由10架飞虎队战斗机组成的攻击机群，于3月24日清晨越过边境对清迈日军飞行基地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

那次战斗，查尔斯·邦德记忆深刻：“我带头从4000米的高空俯冲下来，那时我还年轻，看见下面机场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无数架敌机，于是立刻选定目标，开始袭击。首轮俯冲后，我看到了大量敌机，朝我们飞了过来，一时间，到处都是横飞的子弹——敌人的和我们的，其中一架敌机向我俯冲射击，我转了一个大弯，他发射的大部分子弹都从我身旁掠过，并未击中。当我与他正面交锋时，他就避开我。我可以看见那个可恶的家伙，他就坐在驾驶座上，不断地朝各个方向开火。我和那架敌机前后打了4个来回，直到我看不见他。一年之后，我有机会再去清迈机场参观时，他们告诉我，当时我把那个家伙的机翼打了下来。”老人详细描述着当时的情景，这个为了开战斗机的来到中国的美国小伙子，到现在依然为自己的战斗感到很骄傲。

据统计，此次战斗飞虎队共摧毁敌机15架，第一次重创日军在中国境外的空军基地。此时，这支几个月前临时拼凑而成的杂牌军已经脱胎换骨。

1942年5月4日，又是一个晴天。云南省保山市数千名群众聚集在市中心纪念抗战全面爆发后的第五个青年节。下午时分，天边隐隐传来不祥的轰鸣声，也许是因为纪念活动太热烈了，也许是因为市外机场驻扎着飞虎队，群情激奋的人们并没有注意到正在迅速逼近的危险。

那一次，城市防空预警系统发生了失误，对于正在迅速逼近的危险没有任何警报，等待数千名群众的是四五十架敌机的突然来袭。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两拨敌机群突然出现在保山上空。

对于这次经历，查尔斯·邦德在回忆录《一个飞虎队队员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鲍勃·里托和我正在擦我们的手枪，这时鲍勃·尼尔突然大声喊我们，叫我们紧急登机，当我发动了引擎后，看到高空中一个很大的日军轰炸机编队正在向机场飞来，尼尔拔出他的手枪，对天鸣枪报警，我坐在驾驶舱里，犹豫了片刻，见鬼，我能行！

军事题材画家罗伊·格林奈尔在画作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查尔斯起飞的时候忘记了他的飞机还没有打开导流板、没有戴头盔、降落伞也还没有系上……他什么都没有准备。你能看到日本轰炸机准备从右上角飞越这个城市，而邦德，他正在四处观望——那里有两个日军飞行编队。当你看到这幅画时，能想象到飞机起飞后会是什么场面。”

那天下午，查尔斯·邦德是唯一一名来得及起飞的飞虎队队员，而他要面对的是超过50架日军轰炸机与战斗机。

“你能想象到那是怎样的情景，”查尔斯·邦德说，“我尽可能地追击他们，同时四处观察，希望没有其他敌机袭击到我，但我的希望落空了，我朝着我所能看见的敌机拼命开火，但后面还有很多敌机呢，这对我来说太难了。”

查尔斯·邦德在回忆录《一个飞虎队队员的日记》中这样描述这场战斗：

我咬住敌机队形右侧，最后面的那架轰炸机，连续三轮俯冲射击后，我看到敌机燃起大火，开始向下坠落，我追逐着大约五十架日本轰炸机穿越中国边境进入缅甸北部，当我打完所有弹药准备返航时，突然听到几声剧烈的爆炸，回头一看，三架日军零式战斗机正跟在我身后疯狂开火。

我并没有听到枪声，我只知道子弹在我周围不断擦过，敌人击中了我的机尾，换做任何人，都知道事情不妙了，座舱里燃起了大火，我当时想：这下死定了。

然而，查尔斯·邦德并没有死。

在这一天的日记里，查尔斯·邦德是这样描述那一刻的：火苗已经点燃了我全身，我闭上眼睛，使劲摇开座舱盖，匆忙系上降落伞，猛烈的气流一下子把我拖出了机舱。当我降落到地面以后，发现自己身上还在着火，刚好着陆点旁边有个小河流过，我毫不犹豫地跳入河中将火扑灭，然后我感到头部隐隐作痛。我把手指插入头发，发现头上还在流血，谢天谢地，日本人的一颗子弹只擦伤了我的头皮。

虽然查尔斯没事，但是他当时的境地确实非常危险。查尔斯的儿子查尔斯·邦德三世经常对女儿说，如果从后面击中查尔斯引起着火的那发子弹再往下来这么一点点的话，那今天就不会有他们了。“50架轰炸机，只有我一个人迎战，我肯定是他们攻击的焦点，”查尔斯说，“但我记得我以前跟人讲过，如果我回到26岁，我还是会那么做。”

1942年5月4日这一天，保山市一片火海，青年节纪念活动现场被日军炸得血肉模糊。整个城市一片废墟，到处都在冒烟，被炸死的中国士兵和老百姓尸横遍野，那种惨死的场景，查尔斯永远都不会忘记。

也是在这一天，保山市军民不会忘记，有一架画着飞老虎的战斗机独自起飞，向50余架日军飞机开火攻击，这名勇敢的飞行员就是查尔斯·邦德。

查尔斯·邦德说：“为能有机会参加拯救昆明的空战而感到非常高兴。他们需要帮助，这就是我们出生入死为之战斗的主要原因，我感到非常光荣。”

1942年6月，在距离保山空战仅仅一个月之后，查尔斯·邦德在桂林上空再次被日军击落。这一次，他没有能够再回到中国的天空。这一年的7月4日，飞虎队㊟正式归编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原有编制人员就地解散回国。

在此之前的7个月时间里，陈纳德的这支杂牌军共参加空战31次，总计击落日军飞机299架，在空战中，飞虎队共牺牲飞行员23名，损失飞机73架，其中被日军直接击落的仅有12架。

“他们都是勇敢的小伙子，一旦找到目标，他们便下定决心，他们要帮助那里的人民——即使他们并不认识他们。他们在杰出领导陈纳德手下飞行与战斗，我曾对话过的每一个飞虎队员，所有人都非常敬佩陈纳德将军，我想对每个人来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好战友、好领导。”军事题材画家罗伊·格林奈尔这样评价这个仅存在7个月却战功卓著的群体。

1945年8月1日，终身不善于同政治打交道的陈纳德离开了中国。这一天，成千上万的重庆市民自发涌上街头，据说送行的人群将陈纳德乘坐的汽车抬了起来，一直抬到重庆中心广场。此时，距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还剩14天。

陈纳德将军在抗战快要实现全面胜利、日军即将举起白旗的时候被迫回国，其实是政治斗争的产物。总体上，美国人大多都具有诚实、敬业的品质，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与陈纳德两人也不例外。不过，史迪威的性格缺点更加明显：他往往显得过于傲慢，尖酸刻薄，对军事计划部署与中方的不同理解，屡屡与“花生米”㊟及中国官员发生冲突。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1942年5月，在中国远征军入缅问题上，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因史迪威改革国民党军队的建议而激化。史迪威曾接连两次提出书面建议，揭露国民党入缅部队里有许多长官贪污腐败，大发国难财。史迪威指出，他们克扣军饷，走私成风。实际上，国民党军队进入缅境后，腊戊即刻成了黑市，布匹、化妆品、食物、烟酒，整车整车地运回物资奇缺的昆明，倒手就牟取暴利10至20倍。遗憾的是，对史迪威这一正直的建议，蒋夫人宋美龄的回答是：“史迪威将军所倡议的激烈措施不能采用”，“头不能割下来，否则就不会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了”。于是，史迪威不但是白提建议，蒋介石对他的畏惧与厌恶也由此产生。1942年12月，蒋介石再次致函罗斯福，表示他对陈纳德的支持。很明显，蒋介石未必是全心全意地信任陈纳德，而是要用他与史迪威相抗争。史迪威失势后，作为报复，史迪威的密友，美国军部高层的马歇尔于抗战胜利前夜召回了陈将军。

对于陈纳德来说，那天中国人民的热情给予他生命中一次最难忘的巅峰体验——善良的民众擎着锦旗，抬着横匾，敲锣打鼓涌向欢送地点。在会场，高楼上，屋顶上中美国旗迎风招展，大街小巷商店民居到处张贴着飞虎图画，以及丘吉尔那个著名的胜利“V”字。接陈将军去广场的蒋介石的专车，被人山人海的百姓呼唤着“陈纳德，陈纳德”的名字一路推进了广场。汗流浃背的人们纷纷涌向高台，送上名贵的晶莹的玉石、精致的漆器、祖传的古玩……

“陈纳德——”热切的呼唤声浪此起彼伏。面对这样的场景，深受西方文史传统滋养的陈纳德感到自己似乎身处两千年前的罗马城，自己似乎变成了一个从凯旋门得胜归来的古罗马将军，沐浴在花瓣雨中……即便是原本极富演说天才的他此时也是久伫高台，咽喉哽噎，说不出一句话。最后，他伸开双臂，像要拥抱敬爱他的中国人民。一张嘴，却泪如泉涌，他也不去揩拭，任由感激的泪水放纵奔流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后来，黄仁霖将军对他说：“自从马可·波罗以来，还没有一个外国人这么博得过中国人的人心。”

查尔斯·邦德也离开了中国，回到了原先的部队，不久后出任美国驻苏联武官，退休前他所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美国空军第十二航空队司令。在飞虎队的7个月时间里，他一共击落8架日机，是首批飞虎队飞行员中击落敌机最多的王牌飞行员之一。

查尔斯的女儿丽贝卡·邦德说：“这是他一生的成就，他真的做得很好，非常的出色，这间屋子里到处摆放的都是他的战争纪念品，征服各个战场的纪念品，这些都是用来纪念他的成就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将它们从父亲的手中夺走，我非常坚信这一点。”

吟诗少年在战火中离去，

他带着战士的荣耀死去，

父辈的剑依旧挂在他的身上，

他的竖琴和他躺在一起，

勇敢的诗人吟唱着祖国，

哪怕全世界都背弃了你，

至少我们的剑永远捍卫你，

吟游少年倒下了，

您忠诚的竖琴永远为你而歌唱，

你的灵魂多情而勇敢，

你为了圣洁和自由而歌唱，

歌声永远不会在奴役中响起。

——《Minstrel Boy》㊟

悠远的歌声飘荡在中国的万里晴空之上，向那些为中国的天空不受侵略而战斗和牺牲的飞虎队队员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2009年8月，94岁的查尔斯·邦德因老年痴呆症在家中去世。我们依然记得，采访时，时不时打个小盹的查尔斯；提起昆明时，他脸上立刻消失的笑容；还有他最后说的那句话：

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