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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编 他们,她们:大离乱时代的浮沉

第十一章 活下去

亲历者

饶平如——时为第一百军六十三师一八八团迫击炮二排排长

李宗岱——时为第四十军野战补充团二连连长

朱 韬——时为石家庄劳工教习所战俘

张 晋——时为八路军抗大干部三团学员

编导手记

活着,还是死去,命运有时候决定不了这个问题!

饶平如能活下来是因为他还想多看看蓝天白云;李宗岱能活下来是因为他还得继续打鬼子;朱韬有一群生死之交的难友;张晋只为了能喝上一口水。

生死之间,一个简单的愿望:活着,支撑起生命得以继续。

饶平如离死亡最近的时候不是日军炮火最猛烈的时候,而是他趴在地上抬头看天时。蓝天白云青山,能死在这样的地方也好,那一刻,他几乎已经放弃求生了。李宗岱最危机的时候不是中弹的那一刻,而是被送到医院后看到医院里抬进抬出的伤员,生与死仿佛一枚硬币的两面,他几乎已经放弃了与命运掷最后一次硬币。从关进战俘营的时候,朱韬就已经放弃了选择,他最危急的时刻是被俘那一刻。张晋的危机则是在窝棚里喝到第一口清水的时候,从水缸的倒影里看到自己扭曲的脸,那一刻他内心感到了恐惧。

然而,他们都在毫无意识的状态下,选择了尊重生命。不管是主动地选择,还是被动地接受。

张晋在窝棚里的几天让我无话可说,我最初的选择是只让他说,让他把这生死一刻一字一句完整地表述出来,不人为地营造任何气氛。虽然最终没有完全把我的意愿呈现出来,但我自己却是一字一句地听完了他的表述。

战争节目做多了,生死的故事也遇到过很多。王铭章、吕公良的英勇战死足够壮烈;川军和二十九师的集体殉国也足以感天动地;当张晋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个体的生死故事摆在眼前时,我仍旧忍不住扼腕。很长一段时间我都难以清晰地辨别这生死一刻,所以会有这样的解说词——此时的张晋面部已经变形,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活着还是早已死去。远处,日军搜山的叫喊声此起彼伏,由惊慌产生的心跳加速,才让张晋意识到,自己还活着。

这其实是我的疑问,我一度以为他其实已经死了。直到此节完成,我仍然没有解开心中的疑问。

“活下去”其实是战争年代一个难以言说的场景。

结尾处如是说:在这场抵御外辱的民族战争中,中国人一直挺着脊梁。在重庆连年的轰炸中,在沦陷区日益深重的屈辱里,在华北饿殍遍野的贫瘠土地上,在鬼子的集中营散发着的阴暗光线下,每一个中国人,都没有失去活下去的勇气。只有活着才能迎接胜利的到来;只有活着,才不会失去希望!

这是一个光明的结局,我之所以不喜欢是因为这没有把“活下去”的命题更深入一些,尤其是张晋的故事,这样的结局让我觉得是欠了他的经历一笔还不清的账。

2010年8月,我们把播出后的节目送到张晋手中,看完片子的张晋只含笑说了一句: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

在“葬身之地”活下去

1945年5月19日

湘西会战雪峰山谷山门阵地

第一百军六十三师一八八团迫击炮连二排

任 务:炮袭日军阵地

指挥官:二排排长饶平如

19日这一天,饶平如看到对面山上站着一排一排的日本人,但他没有开炮,因为他的部队距离对面山头很远。面对这个困难,饶平如做出了一个违反常规的决定,他们拉着迫击炮翻过自己这边的山头,来到山前面,把两门炮做成一个阵地,算准距离,准备好弹药,瞄准日军,来了个齐发。一分钟之内,那边山上就黑烟、白烟咣咣地齐冒。

日军的阵地转瞬之间就淹没在一片炮火之中,炮兵饶平如干了这辈子最痛快的一件事。

60多年以后,饶平如老人谈起这件事情时,依旧透露着满心的自豪,他说:“湘西会战让我不负此生,就是这一仗打得我心里蛮痛快,我亲眼看着他们被打死,生平的愿望实现了,我还要什么呢?”这次战斗击毙日军70余人,迫击炮连无一伤亡。

第二天,日军又在对面山上活动了,饶平如看见了他们。于是,他又计划用上一次的办法,拉着迫击炮翻过山头,还在原来那个地方,准备好那些炮弹,再给日军来一次齐发。按照前一天的部署,饶平如带领二排的战士,再次组织阵地,准备炮袭日军。饶平如下令发射炮弹,可是刚刚发射两三炮,他就发现不对了。突然,对面的重机枪扫过来,小钢炮对着饶平如这边打,距离他们只有四五十公尺。

令饶平如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日军已有所准备。炮二排的50多个弟兄,几乎完全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战士们完全没有掩护的地方。于是,饶平如下令大家卧倒不动。日军扫射了一阵,停了下来,第二次再扫射时,第四班班长黎阿水不幸被打中了,饶平如亲眼看到他的肠子都被打了出来。

那一刻,看到战友倒下的饶平如感到自己也离死不远了。回忆起当时的心境,老人说:“那时,我脑子很清醒,我卧倒,抬头看见青天、白云,还有四面的高山。心想,这里是我的葬身之处,这个地方很好,我很安定。”

日军的炮火仍在继续,但这一刻,饶平如的心里反倒安定下来。这一天,雪峰山是个难得的晴天,眼前的蓝天白云让饶平如留恋,他真想这一刻再长一些。炮火声又响起来,饶平如要带领50多个弟兄,杀出去。

饶平如观察了一阵,发现山上除了几棵小松树,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如果他们能越过这个山顶就算安全了。于是,饶平如带领战士们向山顶跑去,跑一阵停一阵,因为敌人的子弹随时打过来,敌人一看见有活动的人,机关枪就扫射。当敌人扫射时,饶平如下令战士们卧倒;当扫射停了,饶平如就下令战士们向前跃进。山顶在一步步接近,枪声也越来越急,这一路,生与死是如此接近。

最后,饶平如和战士们这样跃进了三四次,每次向前跑三四十米,跑了大概半个多小时,终于抵达了山顶。炮二排的弟兄终于脱险了,躺在山顶柔软的草地上,饶平如眼中只有蓝天白云,那一刻,天空格外晴朗。

侵略者还没有被赶走,他必须活下去

1938年4月,在台儿庄大败的日军反扑临沂。守军第四十军野战补充团奉命阻击,双方在临沂市郊激战。1938年4月下旬,在徐州兵站医院,李宗岱终于醒过来了,距离他受伤昏迷,已经过去了四天四夜。

李宗岱的右眼感觉到非常疼痛,子弹是从右脸颊打进去的,他觉得右眼不行了,看不见了。剧烈的疼痛让李宗岱的意识有些模糊,但他仍清楚地记得昏迷前的那一幕。

1938年4月,在临沂大许家寨附近驻守的李宗岱,跟反扑的日军交上了火。李宗岱的部队得到信息,大许家寨前面那个土寨子,被伪军和鬼子占领了,如果不把它拿下来,北上的部队后面、侧面都会受影响,前进不了。所以团里下命令,李宗岱作为尖兵连,必须要先把那个寨子拿下。

接到命令的李宗岱,立即组织部队向日军进攻,像往常一样,李宗岱再一次冲在了最前面。李宗岱老人回忆说:“土寨子有一人来高,我让二班班长蹲下,自己站在他的肩上爬上去,爬上去以后我就掷手榴弹,甩了一个不管用,我又掣第二个,这时候我中枪了。”

李宗岱再次醒来时,已经是4天后了,但剧烈的疼痛让李宗岱很快又陷入昏迷。他的牙齿都被打掉了,流着血,别人说他活不了了。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喧杂的医院里不断有新的伤员抬进,有医治无效的伤员被抬出。在这里,生与死只在一线之间。时间仍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昏迷之中的李宗岱,安静地躺在医院的角落里,在等待,也在挣扎。

这时候,鬼子飞机来轰炸徐州,在轰炸中,李宗岱从医院楼上摔到了楼下,可是幸运的是,他没摔死。鉴于徐州的情况十分危险,伤员需要赶快转院。李宗岱被转到开封。那个时候,像李宗岱这样的伤员辗转遇到的危难太多了。在开封作了包扎以后,李宗岱又被送到汉口第一综合医院,直到这时,李宗岱才清醒了过来。

虽然丢了一只眼睛,但李宗岱终究挺了过来。

老人说:“我的脚没有受伤,手脚都还可以动,只是一只眼睛看不到了,没有关系。”医生说这是个奇迹,但李宗岱并不这么觉得。侵略者还没有被赶走,他必须活下去,直到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在集中营把生命交给同伴

1942年4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对冀东地区展开扫荡。两个月后,八路军主力跳出包围圈。1942年6月在石家庄劳工教习所,部分来不及转移的战士被俘。

一盆冷水过后,昏暗的审讯室里,浑身是血的朱韬睁开了眼。敌人问:“你是八路的?”朱韬说:“不是,我是老百姓。”敌人又问:“你们村支部书记是谁?”朱韬说:“不知道。”敌人用大棒子把朱韬打倒,在他的脖子上压杠子。朱韬失去了知觉。审讯的日军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又毒打了一阵后,用冷水浇醒了朱韬。

朱韬老人说:“他泼了水,我又缓过来了,我说我是老百姓,我没有暴露任何秘密。”朱韬是在日军扫荡的时候被俘的,被俘前担任抗日军政大学分校政治主任教员。与他一起被俘的李政军,也是共产党员,两个人都咬牙挺住了,谁也没动摇。

朱韬老人说:“那些难友,特别是李政军,拿筷子给我活血,因为打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我虽吃点皮肉之苦,心里倒很轻松,李政军也说,我们都不怕死,奈何以死惧之。”

朱韬和李政军都不怕死,但他们却不想盲目地牺牲,他们暂时隐蔽起身份,在鱼龙混杂的集中营里,等待着机会。朱韬和李政军遇到了抗三团的一个保卫干事。这个保卫干事了解了朱韬和李政军被捕的情况,知道这两个人都是很坚定的,就告诉他们,这个教习所有个共产党组织,叫“五月特支”。这个消息让朱韬十分兴奋,随后他和一同被俘的几个战友,加入了这个特殊的党支部。特支的领导先后被日军押送到煤矿上去了,朱韬和李政军就接替他们,成了特支的干部,李政军是支部书记,朱韬是宣传委员。

有了组织,与日伪军的斗争就有了方向。每天,被关押的人都要集合,喊口号。敌人让大家喊“打倒共产党”,朱韬他们就喊“拥护共产党”,把“共产党”三个字喊得特别大声。被关押的人很多,最多的时候有千八百人,谁喊了什么,敌人也听不出来。

日军折磨战俘的花样多,战友们斗争的方式也不少。特支的党员也增加到了100多人,为了能够活着走出去,大家都咬紧了牙坚持。当时条件很恶劣,一个大石棚子里装了几百人,蚊子、跳蚤肆虐。朱韬患了回归热,这种病要打“六零六”。有一个姓韩的难友,也是抗三团的工作人员,他出去做工,拿了3支“六零六”回来。拿到了针剂,战友们赶紧找来了集中营里的一个姓钱的医生给朱韬打针。医生打开第一支一看,变质了,不能打了,又打开第二支,还是不能打。于是,医生把最后一支包了起来,走了。大家都很紧张,认为朱韬没有希望了。

集中营的大棚子里,战友们围坐在朱韬身边,低声叹息。一夜过去了,朱韬的意识已经变得模糊。就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天,钱医生赶来了,他对朱韬说:“你得救了!”原来,他冒着天大的危险,把那一支变质的药,换了一支好的来给朱韬打。打了以后,朱韬的病好了,大家把朱韬从死神手里夺回来了。

朱韬又挺过一劫,他打心里感激冒险换药的钱医生,也感激集中营的其他战友,但这份感激他没有说出来。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同伴,只有这样,在集中营这个特殊的战场上,他们才能最终活下去。

一幕幕活下去的真实

1942年6月,太行山区的日军展开大面积扫荡。

第一天

1942年6月7日早上,正在突围的抗大学员张晋,和四个同学遭遇了日军。张晋说:“那一队日军人马,有个四五百人。我们和他的尖兵碰上了,碰上了我就大喊一声——敌人来了。当时我们是五个人一个序列,我是第一,我这么一叫,后面俩同学还在这癔症呢,我跑出去了大概有那么个三四十米,敌人枪弹把我右胳膊这个关节打碎了。我后边这两个同学被敌人当场击倒了,但当时还没有断气,就在路旁呻吟。”

围上来的日军用石头砸死了两个同学,亲眼看到同学的惨死,张晋却来不及悲伤。这时候,他已经跑出去了四五十步,突然一个手榴弹落到他的面前。掷弹筒弹把张晋打伤了,他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这时,日本人的大队还都在休息,几个鬼子却端着刺刀,向张晋这边冲过来了。

张晋认出来这几个鬼子就是砸死他那两个同学的鬼子,于是,他极端愤恨,恨不得把敌人都咬死。但是他已经两次受伤,站不起来了。这时候的张晋想到了与敌人同归于尽。

张晋没有枪,只有突围时组织发的一颗手榴弹,右手已经不能动了。张晋用左手拧开了盖子,把拉火环噙在嘴里,他心想,临走我也要捎上一个日本鬼子走。就在这时,鬼子走到了张晋身边,离得很近,只有几步远。最后,张晋不是按照常规动作抡开臂膀把手榴弹甩出去,而是把拉火环拉下以后,直接从胸前推出去。

这个手榴弹炸了个正着,把敌人炸死了,张晋却增加了一处伤。张晋老人说:“手榴弹撂下去,我没想到自己还能活。把敌人炸死以后,我的心情挺坦然,我总算是为死去的小唐、老丁报了仇。”

手榴弹的响声惊动了另外的日军,又有两个围了过来。敌人到了张晋的跟前,把带刺刀的枪往边上一靠,弯腰搬石,举起石头就冲张晋的脑袋砸。张晋下意识地用左手抓住被打断的右臂挡到头上,结果他的头颅骨还是被砸了一个窟窿。接着,敌人又搬起一块小一点的石头,又朝张晋的脑袋砸,张晋还是一挡,石头砸偏了,砸到了耳朵后边,这里至今还留着疤痕。两块石头砸得张晋昏死过去。

6月的太行山,已经有些炎热,暴晒在阳光下的张晋,勉强睁开了双眼,他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张晋老人回忆说:“烈日之下,血染的衣服很快就变硬了,像铁板一样。这时候,我也没有过多考虑自己能不能活,但是我要自救。”

强忍着满身的疼痛,张晋用手和牙齿,解下了4根裹腿,第一根缠住了右臂,第二根包住了头,第三根裹在了左胸,最后一根当作右臂的吊带,至于肩膀和腿上的伤,已经顾不得了。

张晋说:“处理完毕以后,我这个脑子里想啊,想了好多好多。首先想到的我的家,我二姐对我很好,母亲死了以后,我二姐给我做鞋、袜子,很关心我。如果我能活下来,见到我的二姐,她会多么高兴;她看到我现在这么一个状态,她该怎么样痛苦,该怎么样悲伤。”

太阳越来越热,已经到中午了,张晋口渴得很,怎么办?尿不是能解渴吗,张晋就用茶缸解手接尿,骚味、腥味都无所谓了。他喝了尿以后,嘴唇、舌头、口腔总算是湿润了一些。

天色渐渐暗了下去,张晋的这一天,终于即将过去。太阳落山的时候,天气有点凉爽了,张晋的精神也有点恢复了,他想要活下去。当时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水,张晋想:“在我有生命的时候,我一定要喝上水,至于喝了水以后怎么办,我先不管它了。”

第二天

天还没有亮,太行山一条狭长的山沟里,张晋在艰难地挪动。

因为他站不起来,所以只能用屁股慢慢移动。他的左手虽然也伤了,但是没有伤到骨头和筋,所以他就用左手作支撑,屁股着地,一点点地移动。张晋老人说:“我的目的就是找水去,生死已经无所谓了,我想能够喝点水再死,也是好事。”

世间不会看到这样艰难的行军,张晋几乎是用一只左手,支撑着身体向前爬。天快亮了,大概五六点钟,张晋听到山里发出山洪一样的呼啸声,常识告诉他,这是敌人。怎么办?张晋观察了一下地势,发现这个山沟呈东西方向,靠南边的一侧阴影较大,加上黎明前又有一阵天比较黑。于是,张晋就躲在了南边的阴影下。300多人的大队敌人,只注意寻路,没有注意旁边。最后,敌人通过了,张晋十分侥幸。

仍是艰难地行军,一天只能挪动3里地的行军。但张晋要继续走,因为他要活下去,在天大亮的时候,张晋找到了一处山民搭建的窝棚。张晋非常艰难地进了这个窝棚,去找水。非常幸运的是,他一进门就发现一个大盆,盆里装着半盆水。虽然水里有些腐烂的树叶,还有些蚊虫,喝着有味儿,但是张晋连着喝了两茶缸。张晋老人说:“那时候人哪顾得了那么多,总比尿强吧。”

然而喝了生水后,原本就没有愈合的伤口又裂开了,血流不止。张晋老人回忆说:“肚子绞疼,撕心裂肺的疼,疼得我没办法,我脚蹬着南墙,头顶着北墙,这样抵御着疼痛,撑了两天。”

第三天

……

第四天

已经是第四天了,数量不多的脏水喝完了,张晋又陷入了危机。于是,他又开始找水。张晋发现自己住的南屋,还连着一个西屋,两间屋子之间的窗台并不高。他从门缝里看见西屋里有个水缸,水缸的下半截是潮湿的,因此他想办法爬进了西屋。结果,他掀开水缸的盖子一看,是清水,喜出望外。

欢喜的同时,张晋还吃了一惊。张晋老人说:“清水照着我的面容,头上都是血,人已经很消瘦了,我想不到自己变成了这样子。”此时的张晋面部已经变形,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活着还是早已死去,远处,日军搜山的叫喊声,此起彼伏,由惊慌产生的心跳加速,才让张晋意识到,自己还活着。

第五天

太行山的早晨,总是那么有生机,张晋在一片鸟叫声中,挣扎着醒来。张晋老人回忆说:“到了11日,听不到敌人行动的声音了,喜鹊来了,麻雀也来了。这时候我又判断,敌人走了。于是我又有了生存欲望,我要想办法找部队。”

或许是太行山的早晨,给了张晋求生的欲望,或许是多日未闻的鸟叫声,唤醒了他最后一丝活着的本能。张晋再一次上路了,又是艰难地行军。山路崎岖,初夏的早晨,有股特有的味道,张晋感觉到了。大约3个小时过后,离开窝棚300米左右的半山坡上,一个善良的农民发现了张晋。

60多年以后,张晋还记得这个救助他的农民,他说:“那个农民很善良,他觉得我很可怜,要想法搭救我。在他的帮助下,我又走了一两百米,那里有两三家山民,他给我找了点吃的。那时候,一根面条都没有,只有一碗面汤。5天了,我才喝到一碗煮面条的面汤。”

这碗热面汤的味道是如此鲜美,给了一个濒死之人最大的安慰。这个农民告诉张晋,不远处有一个黄岩村,是新一旅曾经驻过的地方,那里可以找到医生和药。于是,他就让张晋在原处待着,自己翻山越岭走了一夜,去帮张晋寻医找药。

第六天

第六天到了,一大早,李老人兴冲冲地赶了回来,他带回了药品和纱布。随后,他用花椒水一点一点帮着张晋清洗了伤口。与此同时,战友也来寻找张晋,他们一起把张晋送到了李老人的家里。

张晋老人说:“李老人一家人都很善良,那个大嫂擀了碗面条给我吃,这碗面条,到现在我都记着,到现在我都报答不尽。大嫂90多岁了,现在还活得挺结实,每年过节我都给她买点东西,寄点钱。”

时间又过了一天,张晋终于被送到了医院,不是战争年代的生存奇迹,这是一幕活下去的真实画面。张晋走出医院时,已经是一年后了,在战争年代贫乏的医疗条件下,张晋的一只胳膊被截肢,胳膊上的碎骨头没有清理干净,肺部留下了4颗弹片,神经疼痛更是一直伴随了他68年,但他活了下来,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他依然用独臂支撑着自己生存的勇气。

在这场抵御外辱的民族战争中,中国人一直挺着脊梁,在重庆连年的轰炸中,在沦陷区日益深重的屈辱里,在华北饿殍遍野的贫瘠土地上,在鬼子的集中营散发着的阴暗光线之下,每一个中国人,都没有失去活下去的勇气。只有活着,才能迎接胜利的到来;只有活着,才不会失去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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