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一个社会、一伙子人，因为种族、历史、语言、文化、生活地域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很容易引起另一个社会、另一伙子人睁大了双眼、张开嘴巴，常常忍不住大惊小怪、唏嘘感慨——

我到香港，初时双眼和嘴巴就老是这么兴奋地张着，后来想写点东西，又觉得自己的五官未必忙活得准确、到位，怕写出来的文字贻笑大方，不敢写，心想多住上几年，等到咱对这个社会有了一些深刻的了解以后再动笔吧；可是转念一想，什么叫“深刻”什么叫不“深刻”啊？什么人对什么事一旦“深刻”得准确、到位了，手指头却未必还拿得动笔。可巧有一天一位来自台湾的画家对我说：“我劝你别再慎着了，有什么感想就赶快写下来，否则你在香港住的时间一长，对什么都见怪不怪，到时候怕就不想写——”“见怪不怪”？所有文人、作家，其实天真幼稚、激情不已违背的不就是这样一种时间对常人千篇一律的习惯驱使？因此合上《晚来香港一百年》，我第一个要感谢的人就是这位画家，因为没有他，没有那次我们匆匆的几句交谈，香港对我至今都可能还散漫在空气中，无以成文。

说来始料不及，或者说我对自己草草而就的这部“书”其实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写香港，顺手拈来，有点像不成大器的收藏者，集邮、集明星照、集火材盒贴儿，稍微积极一点的心态就是不想让自己这几年在香港虚度了时光。然而没想到书稿出来了，好友帮我推荐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那里，想求前辈为我写个“序”，我未敢奢望，心里也没坠心坠肺地“盼”着，以为人家不写是正常，写？就我这些“小观小感”，怎么让人“夸”？不过没多久，好友突然来电，说陈建功的“序”写好了，问我“怎么办”？怎么办？我立时慌了手脚，脸像刚从蒸锅里端出来盘子，好友都等不及e-mail给我就在电话里先把《序》给我念了一段：“朋友将长江准备结集出版的《晚来香港一百年》清样送给我，请我写序。这颇让我感到有些受宠若惊。对这位作家的才情与胆识，固然是敬重的，但细细一想，对她的创作道路，所知也不过是流萤般划过的一些踪迹而已，岂敢担此重任？不过把长江的这些随笔读过后，倒被这位作家开阔的视野、敏捷的思考和活泼辛辣的文笔所征服，想不说似乎还欲罢不能了呢。”天啊，“受宠若惊”？“欲罢不能”？我说别，别这样啊，咱何德何能？岂敢接受如此的隆重？这样，这样感动得我“非得出事”——

等到“热盘子”慢慢恢复了常温，对建功先生的宠爱，除了感动，后来我想，其实先生更欲褒奖的是我的“天真幼稚、激情不已”，书写得怎么样倒还在其次，关键是当下不要说香港，就是在内地拜金横流的时代，还有人不忘文学，还肯伏在桌前一个字一个字地敲电脑？沙漠中的一丛绿叶，让人怜之所在，不可不励之。

“对内地和香港，作家的深情都是由衷的，因此，书中没有必要做权衡利弊的政治考量，也没有必要做礼貌周全的左右逢源……”

我感谢《序》者对本书的理解和宽容，同时也感谢我周围的亲人、朋友对我写书时的种种支持，如此内心我不能不生出歉疚，因为说到底，咱对香港的认识，就这本书而言，还是欠着一层深刻、一层全面、一层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