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丁玲与陈企霞两人，不要说密切的关系来往，即便“较”密切，也从来不曾有过。硬把他们拉在一起搞成一个“集团”，这实在是个政治笑话。

丁玲不仅以作品闻世，而且以传奇般的经历闻世。她的经历甚至比她的作品更引人关注，更耐读。

20世纪30年代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40年代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50年代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新时期”，丁玲都曾大红大紫过，大起大落过。从这个角度上说，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间，丁玲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文革”前新中国十七年的全国文坛，最为惨烈的冤案，除了胡风，就是丁玲。

丁玲跟胡风不同。

胡风是非党，他的文艺思想解放前就跟共产党不尽一致，因而受到批评和帮助。解放以后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肯低下高贵的头。

丁玲是从革命圣地延安出来的，她不仅是共产党员，而且长期担任高级领导干部，负责掌管着全国的文学界，跟反对、背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各种言行，进行着最坚决的批判租斗争！这样忠心耿耿维护党的利益与原则，竟然也被打为“反党”，就更加令人疑惑、震惊。

同样令人不解和震惊的是，为了洗清泼在自己身上的脏水，丁玲做了将近三十年的努力，不仅在极“左”思潮统治下，而且在拨乱反正之后，也是困难重重。

在丁玲的沉浮悲喜中，蕴涵着当时政治的、文化的、文学观点的乃至宗派的斗争，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才形成了这一冤案。在这一事件中，也使得丁玲和那些参与这一事件的诸多人物，都有了一个多侧面展示自己的机会，作为一个社会形象（不是艺术形象），都更加生动丰满了许多，使得我们对于他们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对于那个时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丁玲本身值得研究，丁玲的境际遭遇更值得研究。她的悲剧，决不仅仅是个人的、性格的，更是政治的、时代的、历史的，既是中国革命史的，也是中国文学史的。

这就是丁玲的价值所在，这也是我们撰写这本书的初衷由来。

但是，动起笔来才发现，“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冤案”这个题目实在太大了，包含的内容太多了，它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集中体。诸多人物，诸多事件，诸多关系，都掺杂其中，起着或大或小或轻或重的作用，它们和丁玲之间，它们彼此之间，错综复杂，就像一团缠绕在一起的乱麻。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一根根乱麻线择清理顺，让它们头绪分明，力求使得整个事件清澈明晰。所以，这本书的写作过程，首先是一个分析、研究、认识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到许多老同志和文学研究工作者的支持帮助。首先是陈明同志，他不仅提供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文字材料，而且多次接受我们的采访；其次是黎辛同志，他以清晰的记忆，对于半个世纪之前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作了具体生动的描述。此外还有李之琏、张凤珠、徐刚、李纳、夏更起、徐光耀、丁宁，以及故去的张僖等人，在此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还要向那些给了我们很大帮助的参考著作的作者致谢。

同时，也向在本书的出版中给了我们极大帮助的李辉，湖北人民出版社的有关领导及邓宁辛编辑致谢！

2005年1O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