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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强渡嘉陵江

“川陕会剿”

1934年10月,庐山牯岭。蒋介石在宋美龄的陪同下,漫步在庐山秀美的秋景中。四周景色虽美,但蒋介石并无心思赏景。作为中国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他面临的形势实在是太复杂了。日本人在华北不断挑起事端,国内主战派和主和派在他身边吵得一团糟。汪精卫也在庐山,专门拉了一帮主和派的人给他施加压力,鼓吹“三个月亡国论”。蒋介石其实是赞成汪精卫观点的,但他早就看穿了汪精卫的那点把戏,“娘希匹,不过是想借此机会拆我的台,取我而代之,你汪精卫也不掂量掂量?”汪精卫虽是党内元老国民党副总裁,但手里没军队,没有军队能翻起多大浪?日本人倒是步步紧逼,1933年3月越过山海关向华北五省步步进犯,现在又在挑动华北自治,越闹越凶。蒋介石并不怕日本人,他早就看出,日本人吞不掉中国。中国有英美的利益,日本人要灭中国,英美能答应吗?

蒋介石也并不是真心不打日本人,考虑到中国国内的军事力量多半是各地军阀的“私家军”,战斗力弱不说,对自己的话阳奉阴违,这样的军队能和日本人碰吗?正因为如此,从1934年开始,他就开始落实编组六十个新式师的既定计划。从1934年12月起,依照全国编成六十个师为标准,暂定三年至四年编练完成,并先后拟制了五年、四年和三年的空军建设计划,以“援护地面部队剿共作战”。

蒋介石认为,一旦六十个新式师编练完成,自己手里的本钱大了,就可以和日本决战。与此同时,为了培养新式军官,提高现有军官的素质,蒋介石开办了庐山军官训练团。但打日本要一心一意,不能被国内的政治势力掣肘。

攘外必先安内,蒋介石真正伤脑筋的是两股力量,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那些对他虚情假意,时刻瞅准机会肇事的国内军阀,什么冯玉祥啊,什么阎锡山哪,什么李宗仁哪,此外还有王家烈、龙云、刘湘、杨虎城等等,这些人割据一方拥兵自重,比那个手无寸铁只会耍嘴皮子的汪精卫要伤脑筋得多。但与共产党相比,他们又算不了什么,对他们只要恩威并施,枪杆子和金条子一起使,多大的事都能摆平。最头疼的是共产党。从1927年起,毛泽东、朱德、徐向前、贺龙,这些人居然越闹越大,江西瑞金、鄂豫皖、湘鄂赣,一块一块地方都被他们赤化了,红军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从1930年起开始对鄂豫皖和江西的红军“围剿”,可是越“剿”越多,仗越打越大,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被自己从鄂豫皖赶出来,没想到他们跑到四川,又建起了根据地。四川那帮军阀只知道自己混战,让他们“围剿”红军,没想到一败涂地,真是无能。想到这里,蒋介石深深地叹了口气。与他并肩而行的宋美龄善解人意,她知道蒋介石此刻的心思,“别太烦了,共产党不是都已经被你从老窝里赶跑了吗?朱毛在云贵的大山里逃窜,你把四面的口子扎紧,他们还能跑到哪里去?”

蒋介石脸上的神经抽动了一下:“是被从老巢里赶出来了,但这些共产党的生命力太强,从鄂豫皖跑到四川,两年工夫,就在巴山蜀水生了根,把甫澄(刘湘的字)几十万人打得焦头烂额。现在朱毛倒是被赶到了云贵川的荒僻之地,但愿这次不要让他们再跑掉了。”

提到刘湘,蒋介石倒是喜忧参半,通过这次惨败,刘湘知道仅凭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打败共产党,终于接受自己的条件,四川已经落入手中。贺国光的行营参谋团已经进入重庆,康泽的别动队也已进入四川。虽然徐向前的红军把刘湘打得落花流水,但红军自身也损失不小,让陕西的杨虎城、甘肃的胡宗南和刘湘以及湖北的萧之楚拉起手来,几十万人在川东北围猎,徐向前的几万疲惫之师还能蹦多久呢?朱毛的红军在云贵川的崇山峻岭里,有大渡河、金沙江阻拦,龙云、孙渡、王家烈、杨森层层拦阻,中央军也紧紧尾随,他们还能往哪里逃呢?想到云贵川的险峻地势和自己的数十万大军,蒋介石心头稍稍舒缓。

等到“剿灭”共产党,再抽出手来对付日本人。想到这里,蒋介石心头稍微舒缓,他亲昵地拍拍宋美龄的手:“达令,走,到含鄱口看看去,那里的云海景观可是很壮观的。”

1934年7月13日起至15日,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作了《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报告,报告内容极其冗长,蒋介石用了三天的时间,表述了他对时局与治国的想法:

短时间内,日本是灭亡不了中国的,要抵抗日本,就要绝对服从他,要攘外,必先安内。摘要几个观点如下:

日本从明治维新,经甲午之战、日俄之战,一直到现在,他们一切教育的基本精神,就是“忠君爱国”,就是要尽忠皇室,舍身报国;所以一到对外作战的时候,就能够同仇敌忾,奋勇牺牲,这种精神,是战胜敌人一个最大的要件。

我们抵抗敌人的条件,有没有完备呢?我们自己可以很简单很沉痛的答复一句话:一点也没有。不仅是在物质上和实力上没有具备,就是在我们思想上、精神上也都没有统一!我可以断言:现在如果我们和日本打仗,一定有些恣睢灭裂的反动派来乘机捣乱,只拿这一点来讲,已够制我们的死命了,不待敌人来打我们,我们国内就要内乱。

日本要求独吞中国,就先要征服世界,日本一天不能征服世界,也就一天不能灭亡中国,独霸东亚。日本没有力量可以战胜列强,可以压倒世界一切,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日本必不能吞并中国,独霸东亚。

全国同胞要知道,如果我们中国没有得到时机,贸然和日本开战,日本可在十天之内,完全占领我们中国一切重要地区,就可以灭亡我们中国。

以现在的情形来看,他只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中国!

只要大家能绝对服从革命的统帅,在一个最高命令之下,要我们守就守,要我们攻就攻,要我们退就退,要我们进就进,要我们生就生,要我们死就死,这就是我们革命军人救国最要紧的一个条件!

有什么方法可以抵抗外侮,复兴民族呢?就是“安内攘外”四个字,意思就是安内是攘外的唯一前提与必要的准备工作,我们现在一定要求内部真正统一和安定,然后才可抵抗外侮。外能否攘,就看内能否安。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蒋介石仍然将主要精力放在“剿共”上,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粉碎了刘湘的“六路围攻”,蒋介石立即积极地组织新的“川陕会剿”。

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胜利后,蒋介石虽然对刘湘指挥无能、川军大败极为不满,但他也正好借此机会派中央军入川,接替川军部分防务,控制四川要害命脉,实现他既“剿共”又削弱地方军阀的一石二鸟政策。

1934年9月16日,蒋介石电令刘湘:“既然遵命复职,重行区分,提携进剿,以资振作。”

10月1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策划“川陕会剿”,将“奔逃”、“捏报”最甚的罗泽洲“革职查办”,令四川各军必须严格服从刘湘指挥。

同时,他又令胡宗南第一师之丁德隆旅接防昭化、广元,派上官云相部队进驻夔(今奉节)、万(县)一带,调徐源泉部驻酉(阳)、秀(山)、黔(江)、彭(水)。这些部队得令后即刻行动,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1935年1月先后到达指定位置,蒋介石终于实现了进川的梦想。客观上看,这也为日后抗战,国民党政府将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奠定了基础。

复出后的刘湘重新部署了“围剿”红军的力量后,刘湘决定到南京拜谒蒋介石。11月15日,刘湘乘“巴渝”号军舰自万县东下,这也是刘湘第一次出川。

长江水浩浩汤汤,自西向东昼夜不息。“巴渝”舰顺着滚滚江水,穿过险峻的三峡进入湖北,11月16日上午九时到达沙市。蒋介石派徐源泉、邱甲等在沙市迎候。下船后,刘湘即同徐源泉、邱甲乘机飞抵汉口,蒋介石的代表何成濬、张群等到汉口机场迎接。当日,刘湘下榻汉口中央银行大厦。在这里,刘湘接受了国民党“中央社”记者采访:

此次东下,仅在万县停留一日,定十七日由汉东下谒蒋。川省剿匪军事,过去因各军不协调,经济困难,地形险峻,故贻误之处,在所难免。目下川北在防守中。萧克一股,闻经黔军堵截,窜向大庸,今后如加紧痛剿,则川匪消灭,并非难事。时间长短虽不敢定,如能努力,四个月或可有效。本人极愿早日总攻,以清残匪。川省军政需要统一,而后方可谈到整顿政治。进而运用政治力量,安抚地方,从事剿匪善后。至财政一端,拟将盐税交还中央,以至发行公债七千万元,为整理四川之用,现已有此拟议,此次东下,除向蒋请示剿匪方略外,对政治财政,亦欲作一度商请,俾能转达中央予以俯准云。

与蒋介石国民政府代表见面后,刘湘继续乘船东下,20日到南京下关码头。常年盘踞四川一隅的杨森在南京感受到了石头城虎踞龙盘的气势,自觉应该臣服于蒋介石,接受蒋介石对四川的控制。第二日,刘湘携重要幕僚杨芳毓,面见蒋介石,请示“安川大计”。以后又两次拜见蒋介石,明确表态,请蒋派兵入川共同防守红军。然后又连日与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商谈四川财政问题,这次“六路围攻”所耗财力巨大,没有国民党政府中央财政的支持,四川地方财政只能陷于崩溃。刘湘与国民党中央政府全面合作的态度令蒋介石乐不可支,蒋介石与孔祥熙都给刘湘撑腰打气,并允诺从军事上与财政上给刘湘以援助。蒋介石要用江浙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富裕程度给长期偏安四川的刘湘洗脑,他专门安排刘湘到上海、杭州游览一圈,让刘湘在江南的吴侬软语和清雅灵秀中重新定位自己。

刘湘在上海十里洋场漫步浏览,在黄浦江畔的高楼大厦和浦江上洋人的轮船兵舰中体会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在杭州西子湖畔的苏堤垂柳下观赏雷峰夕照,苏杭的富足让他眼界大开。11月30日,刘湘自南京到上海,12月1日从上海赴杭州,再从杭州返回上海,12月4日自上海返抵南京,自11月中旬离川到12月10日离南京返四川,刘湘连日奔波,成绩颇丰,他得到了蒋、孔从军事到财政的支持。尤其是对蒋许以他担任四川最高行政长官感到极大的满足。在四川与各路军阀纵横捭阖,冲冲杀杀十几年,谋求的不就是这个位置吗?今日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这一切都实现了。蒋介石更是感到满足,不费一枪一弹就取得对四川的控制权。事实说明,蒋介石这笔买卖做得极为划算。控制四川不过几年的时间,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中,四川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他也能够借助巴山蜀水与日本坚持了整整八年战争而没有投降。如果当初他没能让刘湘心满意足,以后要坐稳四川,恐也非易事。

刘湘还没回到重庆,蒋介石立即开始动作。12月17日,蒋介石电令:

(一)派山炮一营赴渝,归刘湘节制。(二)令第一师胡宗南部接防昭化、广元。(三)令四十七师、五十四师、四十四师及独立第四旅合为一路,由上官云相指挥。四十四师及独立第四旅,经竹山、竹溪集中平利、安康、岚皋待命;四十七师、五十四师由洵阳前进,经紫阳联合向万源推进。

12月1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改组四川省政府,任命刘湘为四川省政府主席,统一四川军政大权,四川各军统由刘湘指挥;拨给军费二百四十万元及军需弹药武器;同意刘湘发行巨额公债,偿还历年积欠。

12月19日,刘湘返抵重庆。此次进京前后耗时一个月零五天,他如愿以偿地坐上了四川省主席的宝座。当然这也是有条件的,就是要听命于蒋,全力“围剿”红军。

12月19日,蒋介石电刘湘:

任命贺国光、杨吉晖为行营驻川参谋团正副主任,已定克日入川。

12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下令改组四川省政府。免去刘文辉省主席职务,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主席。当上四川省主席的刘湘则开放四川门户,允许国民党军入川,四川的“防匪剿赤”由蒋介石统一指挥。

12月25日,刘湘奉蒋介石令派兵援黔,沿乌江布防,围堵中央红军。

1935年1月6日,刘湘三个师入贵州,前队抵綦江,阻止长征的中央红军。1月10日,蒋介石又令刘湘进兵贵州,实现自己以川制黔的目的。

1月12日,蒋介石的参谋团主任贺国光率领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正式到达重庆,特务头子康泽也率“军分会”别动队两千余人入川,监督川军“进剿”红军,这意味着蒋介石国民政府中央势力进入并控制四川。贺国光得意扬扬地对记者谈话:“川军近觉非彻底服从中央指挥,不能剿灭赤匪,委员长特组参谋团,前往代表发布命令。”

1月16日,刘湘从重庆赶到泸州布置防堵中央红军,交代完毕,席不暇暖,又急匆匆赶回重庆,宣布将成都的“四川剿匪总司令部”设在重庆。

1月18日,刘湘在重庆召开“剿匪”会议,与会者为四川军阀各军高级参谋及参谋团高级人员,会议的目的是检讨过去“剿匪”错误,贺国光带领的蒋介石南昌行营参谋团,全程指导这次会议,刘湘在会上宣布,今后四川“剿匪”的部署和各部军事上重要决定都要向参谋团请示。这意味着,蒋介石开始了对四川军阀的直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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