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强渡嘉陵江

广昭战役

1935年1月15～17日，中央召开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从军事路线上分清了是非，点名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用毛泽东对贺子珍的话来说就是“我也有发言权了”。 这是毛泽东自博古、李德等人到瑞金苏区剥夺他的军事领导权后，重新回到党中央的军事领导岗位。当时中央常委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陈云和毛泽东等五人组成。张闻天取代博古成为党中央的“负总责”。原来由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军事指挥“三人团”被取消，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周恩来“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是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中央常委分工由毛泽东协助周恩来，“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以后又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新的军事指挥“三人团”。从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及中革军委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

遵义会议后，1月19日，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对敌情作了分析和评估，决定避开敌人的锋芒，向川黔边转移。1月20日，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并制定了《中央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

二、作战方针：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间活动，来牵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

……

六、为配合这一计划的实施，我二、六军团应及时转移和依托湘黔向彭水、松桃、印江、沿河地域发展，并以一部发展咸丰、来凤、宣恩、恩施地域的游击运动，以便造成深入川东活动，威胁敌人长江下游水路交通的有利条件，牵制和分散蒋敌新的围攻兵力，而配合我野战军及四方面军来争取四川赤化。四方面军在我野战军渡江之先，应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吸引重庆川敌之主力于自己方面，以便我野战军顺利渡江。在我野战军渡江后，则转向苍溪及南部之嘉陵江两岸反攻，密切配合我野战军与川敌进行决战，以打通横贯川西北的联系。

电报明确了党中央的战略意图：由黔北渡过长江，进入川南，然后与红四方面军南北联动，占领四川作为根据地。接到中央来电，徐向前回忆：

中央来电，要我们派出一个师南进，接应中央红军北上。我们立即开会，讨论如何策应的问题。派部队出去多了，等于大搬家，放弃川陕根据地。少了，去一个师，等于拿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四川那种地形，敌人把山险隘路截断，你无处可走哇！还有，从敌人报纸上得悉，徐海东已率红二十五军抵陕南豫西，也需要我们接应。有的说先派一个团去吧，有的说我们又不是三头六臂，一个团哪能行呵！怎么办？讨论来讨论去，想不出好办法。最后，决定仍按清江渡会议制定的方针向川陕甘发展，先把广元、昭化拿下来，消灭胡宗南刚刚伸进四川的一部分力量。那里是嘉陵江上游，江面不宽，冬季水稳，容易渡过。如果拿下广元、昭化，我们就控制了嘉陵江两岸川陕交界的咽喉要地，进而可图川西平原、甘南、陕南，伺机接应中央红军和红二十五军。

广元，古称“利州”，昭化古名“葭萌关”，两城地处四川北部山区嘉陵江上游，相距不过三四十里，呈掎角之势，互相呼应，广元、昭化位于川、陕、甘三省接合部，为北出四川的咽喉重地，有“蜀北重镇”、“川北门户”之称，是川北战略要道，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两城犹如两扇大门，拱卫着四川北部。因为战略地位重要，四川军阀在这里派有重兵把守。“六路围攻”红军失败后，蒋介石布置新的“川陕会剿”，命驻甘肃天水的国民党精锐部队胡宗南第一师丁德隆部进驻广元、昭化，抢先一步把住川北大门，防止红军向甘南发展。

甘肃南部文、武、成、康一带土地肥沃，是甘肃省的粮仓，甘肃军阀鲁大昌的实力也较弱，如果向甘南发展，使川陕根据地与之连成一片，既可有广阔的机动地域，又有可供养根据地的粮食和兵源，届时无论是北伐中原还是西进成都平原或是东指汉中，都进退有据，当年诸葛亮经营蜀汉政权，也是这个思路。这就是徐向前发展川陕甘根据地的基本设想。但要从旺苍进入甘南，就要越过嘉陵江向北，还要越过秦岭最险要的地段剑阁。要实现这个战略意图，就要拿下卡在嘉陵江防线上的关键广元和昭化。1935年1月中旬，徐向前和陈昌浩决定，发起广昭战役，红四方面军与胡宗南第一师迎头相撞。

红四方面军与胡宗南的第一师是老对头了。1932年，两军在鄂豫皖，以后在漫川关都交过手，打起来也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更有意思的是，双方的主要将领徐向前与胡宗南都是黄埔第一期的同学，由于信仰不同，昔日同窗共读，今天各领大军刀枪相向。

胡宗南，浙江宁波人，1924年6月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胡宗南身高不足一米六，报考黄埔军校时因身材矮小被淘汰，胡宗南异常沮丧，在学校大门外不走，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知道此事后，与胡宗南交谈，见胡宗南态度坚决，认为革命不能以貌取人，于是特批录取胡宗南。胡宗南1925年毕业后进入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第三营第八连任少尉见习官、机枪连中尉排长，以后参加东征、北伐，因战功卓著，不断擢升，1927年10月26日，胡宗南被提升为第一军第二十二师师长，1930年6月出任陆军第一师代理师长，1931年1月任陆军第一师中将师长。

陆军第一师是蒋介石从黄埔军校起家的部队，第一师的前身是黄埔军校教导团，何应钦任团长，1925年8月26日，国民政府所属部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何应钦任第一师师长。1926年何应钦升任第一军军长，钱大均任第一师师长。1927年，薛岳、蒋鼎文先后任第一师师长。1928年，国民党军队整编，原第二、二十二、七十一三个师合编为第一师，刘峙任师长。此时的第一师实际上相当于军的实力。1930年，胡宗南出任第一师代理师长、师长。从上述名字可以看到，第一师师长均为国民党军队中名声显赫的将领，这些人也都是蒋介石的铁杆亲信。

亲信就有亲信的待遇，第一师的编制比别的部队都要大。1930年11月第一师改编为三旅九团制甲种师。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和拳头部队，第一师在国内东征西讨。1931年5月，第一师开赴河北配合东北军击溃石友三部，继又入赣“围剿”中央红军；“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作为战略预备队进驻南京、常州、无锡等地；1932年5月开赴鄂豫皖参加“围剿”红军；1932年11月尾随红四方面军入川。1933年2月，蒋介石为防堵红军和监视陕西杨虎城，将第一师派驻甘肃天水整训。1934年2月，第一师组建一个西北补充旅和骑兵团，扩编为四旅十三团，拥有三万余人。第一师的武器装备为清一色的德制装备，是国民党各部队中编制最大、武器装备最好、训练有素的战略机动部队。

胡宗南第一师以天水为中心，分占十多个县和城镇，师部和直属部队、补充旅一团驻天水，一、二旅分驻两当、徽县、文县和陕西略阳，独立旅驻碧口，补充旅驻兰州。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他明白蒋介石将他放到甘肃、四川边界的目的和意图，在天水整训期间，他就特别重视加强部队的山地作战训练，他本人也积极研究四川的人事地理，以及藏、羌族的风俗习惯，积极准备入川作战。1934年冬，胡宗南接到蒋介石命令援川的电报后，他自负地说：“第一师如果早入四川，共军就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了。”

广昭战役打响前，根据贺国光行营参谋团的建议，刘湘对红四方面军的部署为“北守南拒”。潘文华为南路总指挥，率四十个团在川黔边境协助蒋介石的薛岳、吴奇伟纵队和龙云、孙渡、王家烈等云贵地方军阀围堵中央红军。在四川北部和西部大修碉堡和工事，据险扼守。具体部署为：邓锡侯部防守昭化城南射箭河到剑阁、江口一段江岸；田颂尧部防守江口以南到南部新坝一段江岸；李家钰、罗泽洲部分布于蓬安东北岐山场、龙凤场、天仪场、凤仪场地区；杨森部分布于渠县、营山及以北地区；刘湘主力六十个团分布于渠县三汇镇以东，从达县罗江口、宣汉广溪至城口一线。北线由杨虎城陕军十七个团驻守南郑；上官云相指挥第四十四师、四十七师、五十四师和独立第四旅由湖北、河南向四川开进。蒋介石、刘湘用两百个团几十万大军沿秦岭、巴山、嘉陵江布防，从川、陕、鄂、豫四面八方给红四方面军布下一张大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场新的更为疯狂的“多路围剿”。而且，这一次不同以往，刘湘并没有驱动各部主动进攻，而是在贺国光参谋团的指导下，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碉堡封锁、南北夹击的战术，不再给红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部署有了，但在落实过程中仍旧是困难重重。蒋介石的中央军和范石生的部队原来就在四川外围等着，蒋介石的命令一下，中央军各部立即行动。但杨虎城部就没那么积极了，蒋介石将胡宗南放到天水，杨虎城极为不满。杨虎城原打算将甘肃也收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在蒋介石那里碰了钉子。1934年10月14日，蒋介石来到西安布置“川陕会剿”威逼杨虎城部协同胡宗南部在陕南围堵红军。杨虎城口头答应派兵四旅协同胡宗南，但除了让孙蔚如和赵寿山警备旅派出部队在川陕边境动了动外，没有采取实质性的军事行动。

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罗泽洲、杨森的反应就更复杂了。“六路围攻”他们一个个损失惨重，结果，刘湘得到了四川省的统治权，哥几个一块儿动手，自己被打得鼻青脸肿，最终果子全让刘湘一人吃了，而且自己的军队全都要听从刘湘指挥，杨森还差点中了刘湘的招，被刘湘“吃掉”。这些军阀损失困难到了什么程度呢？据载：田颂尧二十九军“素即寅支卯粮”，“前方粮食早食殆尽”，“伙食亦几乎不能维持”，“不得已改稀饭，又不足，乃杂以苞谷高粱，或日食一顿，以延残喘”。“其经济困难至此，所以兵员之损失难于补充；粮饷之缺乏，难于维持；械弹之消耗，难于接济；装备之败坏，难于整理。”“此种困难，非属田军为然，如邓、杨，莫不相同。”

除了这些外，胡宗南对四川军阀也“不爱搭理”。

1月3日，刘湘给邓锡侯、田颂尧等川军将领电令：

朱毛陷桐梓后，似有扰我川南企图，徐匪主力亦自宣绥左移，似有南北呼应向西窜扰模样。

由一路抽组精兵十五团，二路十团交邓总指挥指挥，担任左翼攻守任务。昭广防务立交胡师接收，迅即开始移动，暂以双河场、赛金场为战斗地境，线上属左地区，与二道河罗师切取联络，左翼与胡师联络；并以田军十团担任北段，邓军十五团担任南段攻守。

刘湘的这道命令是在蒋介石行营参谋团指导下发布的，田颂尧、邓锡侯等部也老老实实听令。

广元、昭化原为邓锡侯的防区，接到刘湘向胡宗南第一师交接广元、昭化防务的电令，邓锡侯迅即电知天水胡宗南，请其派部队接替昭、广暨嘉陵江沿右岸一带防务，同时也电告了田颂尧，自己部队将交防。1月14日，邓锡侯向下辖部队发出调防命令。

没曾想到，邓锡侯遵命行动，却在胡宗南那里碰了个钉子。胡宗南似乎不屑于与邓锡侯之流打交道。以天子门生的身份，胡宗南的第一师历来只听蒋介石一人调遣，其他人的话都成耳旁风。胡宗南清楚，让他把守住广、昭两城，看牢川甘门户是蒋介石的意见，他当然遵照执行，但你刘湘、邓锡侯这等“土鳖”，在移交广、昭防务时，将昭化以南的地段也交给我，把我当成你们的“看门家丁”了？胡宗南毫不客气：

昭化城防重任以我兄之命勉强接替，如再南移则力不从心，弟实未敢担任，还祈贵部照旧驻守，互为援应。

胡宗南甩了邓锡侯的“袖子”。邓锡侯为川军中顶顶“聪明”之人，被称为“水晶猴子”，嘉陵江防线都在其防区之内，红军若在此渡江，所有的打击都将由他一人挨着，这可是万万不能的事。部队打没了，蒋介石、刘湘谁都不会给自己补贴。既然胡宗南不搭理他，他又出一招，拉上田颂尧垫背。1月16日，邓锡侯致电刘湘：

昭化县城南至江口一段防务，胡师既已不能接替，则由昭化城南沿嘉江至新政坝、富利场延至双河场、赛金场之线应由一二两路担任防堵，南北两段之区分卢拟定在双龙场或河溪关，务恳明令规定，自昭化城南至江口一段侯部暂负，防守之部队应即从速调赴南段，恳电令田军增兵四五团接替。

邓锡侯同时自己立即调整军队布防，并电令自己的参谋长、前敌总指挥杨秀春：

惟各部在行进中应与嘉江前线友军随时联络，如情况变化，各在现位置向左转，以策应沿江全线，作嘉陵江总预备队。

所谓“如情况变化，各在现位置向左转”，意思再明白不过，那就是随时做好逃跑的准备。邓锡侯部前线调动，也急坏了同在一防线的田颂尧，你走了，落下的窟窿谁来补？田颂尧立即致电邓锡侯：

匪屯兵苍阆对岸，请酌留兵于相当地点，以便策应刘、何两部……

田颂尧的意思很清楚，大家都彼此彼此，邓锡侯你不要做过头了。邓锡侯更有意思，他接到田颂尧的电报，立即命令十四旅二十七团王徽熙由汉阳铺折转江口，侧重防守虎跳驿方面，但电文中却点明“为友军刘汉雄部之声援”。在你死我活的战斗中，不言“支援”，却称“声援”邻近友军，邓锡侯为保存实力真是费尽心机，不愧“水晶猴子”之称。由此也可看出敌中央军与川军之间、川军各部之间尔虞我诈、以邻为壑的紧张关系。

胡宗南平日里过于自傲，谁也不放在眼里，地方军阀更不在话下。为此，同僚敬而远之，有事时躲得远远的，结果部队行动上总是孤军作战。胡宗南的这些做法早有人报告蒋介石，蒋介石对胡宗南进行了训诫，胡宗南这才有所收敛，并也做些“面子活”。

两军换防，应是低军阶的官员前来谒见高军阶的官员，接受指示。邓锡侯的职务是二十八军中将军长。胡宗南虽然为中央军第一师，其编制也远远超过二十八军，但他毕竟只是师长。这次两军交接防务，却是邓锡侯军长屈尊前往胡宗南设在天水的师部。好在邓锡侯到达天水胡宗南第一师师部时，胡宗南举行了隆重的迎接长官的仪式，而且，自己亲自站到仪仗队前列，向邓锡侯举手敬礼。胡宗南的这一手，让邓锡侯颇受感动。其实这不过是胡宗南受到蒋介石“训诫”后的一点“雕虫小技”。

1935年1月18日，第一师独立旅旅长丁德隆率部进驻广元、昭化。旅部及第一、三团驻广元，二团驻昭化，附属该旅的一旅一团、补充旅一团，位于广元以西的羊模坝、三磊坝一线，二个游击支队（相当于营）活动于川陕交界的得胜关、转斗铺等地，以巩固广、昭侧背。二旅六团李用章部驻于广元以北的阳平关，遥为策应。

针对敌军的布防，徐向前决定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首先扫清广元、昭化外围之敌，并以主力突击敌人侧背，隔断广、昭两城敌军联系，然后转入攻城和围点打援。战役部署为：

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从昭化、广元间渡过嘉陵江，割断两城敌军的联系，包围昭化城，并准备打击从剑门关方向来援之敌；红四军十师、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主力从正面进逼广元城，并以九十一师一部向广元东北的转斗铺出击，掩护向敌侧背出击的部队渡江，并阻击可能从阳平关方向来援之敌；红九军二十五师另两个团、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另一个团共九个团，从广元以北渡江，直扑广元、昭化敌军与甘南联络线上的重要据点羊模坝、三磊坝，准备在消灭该地敌军后，一部转为打援，一部配合围攻广元的部队攻城。

广元、昭化、陇南一带是著名的三国古战场，当年魏蜀在此演绎过一幕幕争夺天下的文武大戏。三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人诸葛亮、姜维、张飞、关羽、魏延、费祎、邓艾都在此风云际会。在徐向前的指点下，当年的三国古战场，如今硝烟又起。

1935年1月22日，广昭战役打响。

1月18日，丁德隆独立旅从邓锡侯部手里接过广、昭防务，丁德隆独立旅旅部就设在广元城内。接防后，胡宗南立即向丁德隆告警，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通江、巴中大批东移至旺苍一带，判断红军有可能攻击广元、昭化，须严加防范。接到警示，丁德隆不敢怠慢，三天之内，席不暇暖，命令士兵加固城防，深挖壕沟，在城东的城隍庙山上密布碉堡，放一旅一团驻守，城西的九龙山主阵地乌龙堡（五龙堡）筑有五大堡垒圈，派独立旅三团驻守。广元、昭化本来就城池坚固，高墙深沟，堡垒众多，再经过数千士兵几天拼命筑垒，交通壕四通八达，防御工事呈纵深配置，机枪大炮密布，两城成了两座钢铁刺猬，易守难攻。

1月22日晚，寒风萧萧，夜色浓密，和平常一样，嘉陵江水静静地流淌。红三十一军、九军、三十军的战士们分别在朝天驿北面的大滩等几个地点将早已准备好的制造浮桥的器材悄悄地运送到嘉陵江边。

早在几天前，为了迷惑敌人，红军各部每到晚上就在嘉陵江南岸点火、打枪，有的甚至将一些小部队运动到江边，对岸敌军惊恐万状，以为红军要渡江，纷纷向上报告，请求支援，丁德隆先也以为红军要渡江，但每次都发现是虚惊一场，连续几天，敌人一夕数惊，丁德隆也被闹得夜不能寐，于是将前沿敌军训斥一通，要他们“不要庸人自扰”。及至红军再打枪放炮，敌人也当成“狼来了”的故事，不再回应，躲在碉堡里睡大觉。红军的“骚扰战术”见到成效。

随着一声令下，几只小船载着先遣突击队悄无声息地划向对岸，控制登陆场，江南岸训练有素的水兵连将一艘艘事先准备好的渡船连接起来，铺上木板，架起浮桥，早已集结在岸边的各部官兵通过浮桥快速冲向对岸。当守在碉堡里的敌军发现“狼”真的来了，红军的枪口已经顶在脑门上。红四方面军主力第三十一军、九军、三十军、四军各一部共约18个团的过江部队兵分两路，一举切断广、昭两地敌军的联系，广元、昭化外围各据点首先遭到红军猛烈攻击。

为了拱卫广元、昭化，丁德隆将新组建的两个游击支队和补充旅一团放在城外的转斗铺和羊模坝，这几个地方都是地形险要，易守难攻。1月22日，红三十一军一部乘着夜色向驻守转斗铺胡宗南部第一游击支队潘名世部发起攻击。寒夜里，刺耳的枪声先是噼噼啪啪地零星响起，很快便如爆豆般响成一片，隆隆的手榴弹接连爆响，夜空里火花四溅，到处燃起熊熊火焰。由于攻击突然，正在睡眠中的敌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阵脚大乱。驻守在得胜关的敌游击第二支队张俊耀部也赶来支援，遭到红三十一军半道拦截，当天第一游击支队全部及第二游击支队大部被歼。敌第一师的《战斗详报》记载了这次战斗：

一月二十二日，匪之一部进攻我转斗铺游击第一支队，复派一部约二百人，于上午十时，经黄坝河附近，迂回转斗铺侧背，我第一支队不支，遂向北转进。我游击第二支队，于午后四时由得胜关往援，行抵黄坝河附近之李家坪，与匪遭遇，接战四小时，因众寡殊悬，乃乘暗夜向得胜关撤退。

23日下午五时，红三十军一部包围羊模坝，驻守羊模坝的是敌补充旅罗克傅一团团部及二、三营，由于22日战斗已经打响，红军的攻击已失去突然性，敌凭险据守，火力也大大超过川军，为减少伤亡，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挨到23日夜幕降临时才发起攻击，两军展开了夜战。夜色浓浓，视线很差，双方都冲着对方闪光的枪口射击，漫天飞舞的曳光弹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死神是怎样驾着一缕缕耀眼的光芒带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的。丁德隆部装备远优于红军，士气也不弱，羊模坝地势险峻，敌人又是筑垒固守，红军发动进攻但缺少重武器攻坚，战士们一波一波的冲锋，在敌人密集火力阻击下，前仆后继，牺牲惨重。战斗进行了整整一个通宵，战至24日下午，付出很大伤亡后才占领羊模坝，守敌除一部逃往乌龙堡外，大部被歼。

干部带头冲锋是红四方面军的传统，但这也造成干部大量牺牲，两天的战斗，除了一些营连干部伤亡外，二十五师副师长潘幼卿和八十八师副师长丁纪才两位高级干部也相继牺牲，而且，丁纪才是在徐向前身边指挥战斗时被流弹击中，可见战斗的激烈与险恶。敌第一师《战斗详报》记载了这次战斗：

一月二十三日午后五时半，匪第三十一军约千余，由罗家院东端高地，向羊模坝我罗团主力（两营）进攻，适逢市集将散，混乱异常，该团仓猝应战，彻夜不休。二十四日下午，入于苦战状态。该团第一营，二十三日奉令进驻大坝口，二十四日午刻奉令回羊模坝夹击，途中与匪遭遇，且战且走，入夜到达东山庙。此时罗团主力已退出羊模坝，匪之后续部队，即由大坝口络绎渡河，向罗团包围攻击，入夜罗团决围而出，向广元引退。十一时许，其一部退到广元，同时丁旅长令甘团集结昭化，准备守城，并派甘团谢团附义锋，率该团唐营增援三磊坝，协助第一团杲营（附无线电一架）固守。

转斗铺、羊模坝两战，红军共歼敌三百余人，缴枪几百支，防守三磊坝的敌一旅一团见势不好，立即弃守阵地逃往碧口。徐向前命八十八师等部不要追击残敌，立即掉头围攻广元，留下红二十五师等部准备打援。

战斗持续了一周，红军基本清除了广、昭两城的外围据点，从四面团团围住广元和昭化。

红军占领羊模坝后，广元侧背全部暴露，从羊模坝逃回广元的敌军绘声绘色地向丁德隆描述了红军攻击的猛烈。丁德隆顿感威胁，当夜十二时，电话命令守昭化的甘竟生团，连夜作好守城准备，并须派遣一营，驰援三磊坝，以固后方。甘竟生遵命派出一营增援三磊坝，同时于25日拂晓，将白河北岸的警戒部队，撤回河南岸，切断浮桥，布置警戒，又派一个排前往昭化城外的邓家渡口警戒。

1月25日上午，红九十三师向昭化运动，前锋在邓家渡口与警戒的敌军在鸭红岩遭遇，九十三师前锋一个冲锋，敌人立即缩回昭化城的凉亭子阵地。九十三师大部队迅速抢占天雄关及昭化城后山阵地，向昭化守敌发起猛烈攻击。

昭化已有两千年的历史，秦统一巴蜀后，在此设置葭萌县，后又称汉寿县、晋寿县、益昌县、京兆县，当年蜀汉政权在葭萌关开府，从此，葭萌古城成为蜀汉重镇。宋代改名昭化县，意谓“昭示皇恩，以化万民”。昭化古城三面靠山，两面临水，嘉陵江、射箭河绕城而过，古人称其“虽为弹丸之城，而有金汤之固也”。因为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作为战略重镇，昭化古城的城墙高大结实。据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昭化县志》记载：“旧系土城，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全筑以石，围城三里七分，其墙四百三十八丈，高三丈，厚一丈二尺。”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邑令李宜相领银一万七千多两维修古城墙，因缩小了城池面积被撤职。保宁府又饬新邑令吴庭相重修东西城墙，外墙砌石，内墙石脚砖身。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工程全部竣工，基本恢复了明天顺古城原貌。完工后的昭化城墙高约十二米，城墙厚四米，城墙全部用青条石砌成，四周护城河围绕，城外有数百米的开阔地。守城敌军火力齐备，居高临下。高大坚固的城墙和凶猛的火力使得红军的进攻屡屡受阻。

红军缺少大口径炮等攻坚武器，步枪、机枪的枪弹打在青条石城墙上只留下一个小小的坑，攻击距离远，手榴弹发挥不了作用，少量的迫击炮对敌人构不成致命威胁。敌人据守在城墙上，数十挺轻重机枪如同泼水一样将子弹洒向四方。红军战士要架起攻城云梯，需要冲过二三百米的开阔地带，这给攻城部队造成极大伤亡。为减少伤亡，红军只能利用夜色掩护发起攻击。为防红军夜袭，甘竟生下令，每到夜间，城墙四周各个据点即以火把通宵照明，给红军攻击造成很大困难。双方形成对峙。

川北的冬天，寒风呼啸，冰封雪飘，广元、昭化两城敌军身着厚厚的棉袄，在城内囤积有大量的粮食和弹药，凭坚固守，丁德隆有恃无恐。26日，丁德隆致电胡宗南：

广元现已筹得粮，可守半月，若继续筹得，维持三月或半载，亦不困难，职所率部属官兵愿尽力死守保全全城数十万生命，并为中央立信，尚可抑留多数匪部。

得知红军猛攻广昭两城，蒋介石急令胡宗南将第一师驻阳平关部队日夜兼程南下支援广、昭，刘湘也急令邓锡侯、田颂尧由各自防区向红军进攻。邓锡侯率数万援军由两河口、白田坝向红军侧后压来。

这次红四方面军的交战对象由四川军阀变为蒋介石的中央军加川军，而且是以中央军为主；非但战场上对手变了，而且运筹帷幄的对象也变成了蒋介石派来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广、昭战役打响后，蒋介石派来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根据战场态势，迅速对川军各部署作出调整，一招一式颇见章法，尤为重要的是遏制了川军各部为求自保以邻为壑的恶习。

蒋介石对川军将领临阵自保的恶习深恶痛绝，这次红军重兵攻击自己的嫡系部队，他唯恐川军将领袖手旁观，1月26日，他发出署名电报，给川军将领一个集体警告：

查赤匪行动，飘忽异常，我军剿匪作战，处置贵在神速。各带兵长官。必须身临行间，方能应付机宜。近人常谓剿匪战略，前方反指挥后方，确系洞见症结之论。乃查川中各将领，每每安处后方，前方责任委诸部属，而所属将校，亦相习成风，层层委托。以致平时则废弛军纪，有事则坐失戎机。兴言及此，良堪浩叹！嗣后各军事长官，务须恪遵上级命令，常驻指定地点，非经长官核准，不得擅离。倘有似前玩忽或因之失地丧师者，定按抗命辱职各罪，分别严惩，决不姑宽。希转饬所属。一体檀遵。

此时嘉陵江南北两岸已打成一片，战至29日，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八十八师及三十一军一部，先后攻占广元飞机场和乌龙堡，但由于缺乏攻坚武器，昭化城攻击无法取得进展。屯兵坚城之下为兵家大忌。胡宗南了解红军“围城打援”的战术，不但不派兵增援广、昭，还将驻阳平关的一个团调回碧口，意在凭借坚城疲劳和消耗红军。眼看战局即将陷入不利形势，徐向前、陈昌浩决定撤围回师，另寻战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