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周恩来总理首访非洲
纳赛尔超越礼宾规格，要求在座的人都站起来向周恩来致敬
在万隆会议之八年半以后，周恩来与纳赛尔又见面了。在握手与拥抱以后，纳赛尔亲自将一枚金光闪闪的“共和国勋章”挂在周恩来的胸前，还授予陈毅副总理以“尼罗河勋章大授带”。这是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七点，在开罗的埃及总统官邸。周恩来是于当天中午飞抵开罗机场的。纳赛尔总统特别委派了阿联部长执行委员会主席阿里.萨布里专程到机场迎接。
当时舆论上认为纳赛尔总统会亲自到机场迎接，实际上纳赛尔没有在机场出现，因而引起了一些舆论人士的关注与议论。连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英在其为周恩来所写的传记《周恩来和他的世纪（1898—1998）》一书，也受到了影响而记述说，“突然间，纳赛尔有了‘急事’，无法分身。大约过了二十四小时以后才和周见面，一个劲儿地向周表示歉意”。
当时，中苏冲突已经发展至白热化的阶段。双方正在报刊上连续发表大块文章公开论战，在周恩来到达开罗的两天前，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刚发表了第六篇长篇评论文章《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尽管纳赛尔不喜欢苏联人干涉埃及的内政，但当时埃及正和苏联谈判埃及建造阿斯旺水坝所需的后续一亿英镑的贷款；而且苏联驻开罗大使提醒他，如果他对中国人过于友好，赫鲁晓夫将会拒绝提供这笔贷款。纳赛尔没去机场迎接只是对苏联人作的一种姿态而已，韩素英说，“周对这种失礼行为显得毫不在意”。
其实，并非象韩素英所写的在周恩来到达的二十四小时后纳赛尔才与周恩来见面的，而是在周恩来抵达几个小时后，经过长途飞行的周恩来在宾馆稍事休息，纳赛尔就在当天下午和周恩来见面了。
纳赛尔在给周恩来授了勋章后，与夫人一起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为远道而来的中国总理接风洗尘。纳赛尔在致词中热情洋溢地说：“请大家站起来，同我一道向这位亲爱的朋友致敬。他的革命精神早在我们有机会同他直接会见之前就已经博得我们的钦佩了。在一九五五年同他会见之后（指万隆会议），我们的钦佩之情就更加深了。”
纳赛尔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对他未到机场欢迎作了弥补。据当时在驻开罗使馆担任一秘的朱启祯在回忆说，“总统在宴会上要求在座的全体人员站起来向来访的外国总理致敬，这是不寻常的欢迎，超越了任何外交礼宾规格，只有周总理得到这种殊荣。”
周恩来在招待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在这以前，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经过你们的国土。
一九二四年，当我从欧洲回国途经苏彝士运河的时候，埃及刚刚摆脱保护国的地位，几乎整个非洲大陆还处在帝国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
一九五四年，当我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途经开罗的时候，埃及人民已经推翻法鲁克王朝，阿尔及利亚人民正在酝酿反抗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整个非洲处在暴风雨的前夕。
今天，当我们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来到非洲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觉醒的大陆，一个战斗的大陆。在这一片被帝国主义者叫做“黑暗大陆”的辽阔土地上，自由的晨曦已经升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土崩瓦解。
十二月十六日，在阿联第九届庆祝教育日大会上，周恩来与纳赛尔都发表了精彩的讲话。周恩来说，西方国家嘲笑我们落后，夸耀他们的文明。其实，西方国的近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牺牲亚非国家取得的。只要我们亚非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我们不仅能够赶上他们，而且能够超过他们，在创造人类新文化的伟大事业中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纳赛尔在讲话中，用了一种阿拉伯语式的绕口而晦涩难懂的长句子来称赞周恩来，这使在场的翻译和记者都感到头痛难翻。纳赛尔称赞周恩来为“亚洲的杰出战士，人类最初思想世纪古老的先锋文明创造者和目前站在现代历史潮流有影响力量和其动力的中国革命创造者、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活生生象征”。这种称赞，确是少见的。
在沐浴着花香的夜谈中产生了又一个著名的五项原则
冬季是开罗的黄金季节。空气湿润，温度宜人，树木苍翠，鲜花照样盛开。在浓郁的花木芳香中，在隐隐约约传来的清真寺的风铃或是诵经声中，在总统府或是在库巴宫，周恩来同纳赛尔总统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和一次单独会谈。谈话是诚挚、友好、坦率、相互信任和谅解的气氛中。有时候谈到更深夜静。
周恩来推心置腹、情真意切的长谈，消除了纳赛尔心中的疑虑，加深了他对新中国对外政策的了解。由于最近发生了中印边界战争和三大国核禁试条约，在西方国家、苏联与印度的歪曲宣传中，中国似乎成了潜在的侵略者，正要把世界拖入一场核灾难之中。尼赫鲁又是纳赛尔的老朋友。种种情况造成了纳赛尔心中的疑惑。纳赛尔对周恩来说：“当我听到贵国与印度发生边界冲突时，我的心中就十分不是滋味。”
周恩来知道中美关系和中印边界争端，是全世界包括纳赛尔等非洲国家领导人所关心的热点。周恩来坦率地说明了这两个问题的历史和现状。
周恩来说：有人说中国好战、扩张，这是毫无根据的。中国没有一兵一卒在国外，而美国却有一百多万军队驻在国外，分布在几十个国家。中国受到美国的包围和敌视，新中国人民不得不反美；但是我们一再声明，我们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美双边关系没有解决，并不妨碍我们同别国的和平共处和友好政策。中美双方虽然仍在谈判，但真正解决问题的时机尚未到来。他向纳赛尔预言说，中国等了十四年，可以再等十四年。结果是在十五年后，中美两国关系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在介绍了中印边界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后，周恩来说：我们希望中印两国关系搞得和缓些，亚非国家应该和平友好相处，这同我们和帝国主义的关系是不同的。日本过去侵略过中国，现在我们也愿意同它改善关系，为什么我们会同印度闹僵？
纳赛尔的疑虑消除后，真诚地说：过去，我们“往往更多地关心自己的问题，而少注意其他地区的问题。这样的介绍对我们很有好处”。“我们非常关心的是你们两国间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恢复良好关系。”“我们将再次设法促进双方的谈判。”以后，经过纳赛尔的工作，虽然没能促成中印谈判，但仍对双方起了某些沟通作用。这对中印边界局势长期保持基本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与纳赛尔的融洽的会谈中，鉴于阿联在阿拉伯国家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周恩来将中国政府对阿拉伯国家的一贯主张归纳起来，在会谈中郑重宣布——
中国在处理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时，一向坚持不渝地采取以下立场：一、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二、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三、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四、支持阿拉伯各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五、主张阿拉伯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纳赛尔总统很欣赏周恩来提出的这五点立场。它作为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写进了十二月十六日签署的中国和阿联政府的《联合公报》中。几天之后，这五项原则又写进了中国和阿尔及利亚政府《联合公报》中。以后，中国政府根据这些原则恰当地处理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保证了中国同这些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持久、稳定、健康地发展。
纳赛尔同周恩来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预定在阿尔及尔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遇到障碍，在周恩来处境很困难的时候，纳赛尔出面与有关国家领导作协调工作，减轻了周恩来的压力。
后来，周恩来曾经说：我有两个终生的朋友，一个是西哈努克亲王，另一个就是纳赛尔总统。
英雄港口的所有船只齐声鸣笛向周恩来致敬
在十六日离开开罗前，纳赛尔向周恩来谈到塞得港的时候，脸上闪耀着光芒，语气透着自豪。他是把中国人民作为并肩战斗的兄弟来介绍塞得港的。塞得港是埃及人民的骄傲！纳赛尔说：“塞得港挫败了帝国主义的阴谋。塞得港贡献了自己来拯救了整个埃及。”
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底爆发的苏彝士战争中，攻占位于运河北面出海口的塞得港，是英法联军的主要目标。它是埃及仅次与亚历山大港的第二大港，地位极其重要。但其一面临海，三面为湖泊和沼泽所包围，只有向南的一条狭窄的通道，在军事上难以防守。在战争开始时，纳赛尔曾计划放弃塞得港，以引敌军深入而在伊斯梅尔地区决战。但战争爆发后，埃及人民的斗志超出了纳赛尔的期望，受到鼓舞的纳赛尔决定坚守塞得港。当时据守塞得港的守军只有六个营，临战前夕，纳赛尔下令派火车运送一大批轻武器去塞得港分发给全市的居民，造成全民皆兵之势。
英法空军在对塞得港进行了连续四天狂轰乱炸之后，十一月五日上午开始空投伞兵攻击。六日上午，由一百五十艘战舰组成的英法联合舰队抵达塞得港附近海面，两万多名海军陆战队在舰炮与战斗直升飞机的掩护下，以优势兵力抢滩登陆。下午，一支英军坦克部队打着埃及国旗隆隆驶进塞得港。市里居民看到“自己的”部队胜利归来，男女老少一齐涌到大街上夹道欢迎；可是他们所欢迎的坦克却突然用机枪扫射，大批居民倒在血泊之中。塞得港军民被侵略者的血腥罪行激怒了，他们同闯入市区的敌人进行了激烈的肉搏和巷战，连十来岁的孩子都拿起了武器同侵略军战斗。塞得港驻军司令穆古依不幸在激烈的战斗只被俘，但他英勇地拒绝下令投降。英法联军共出动了八万海陆空军，原来扬言要在二十四小时内拿下塞得港。可是英雄的塞得港军民顽强悲壮的奋战，打破了敌军的美梦。直至十一月七日凌晨二点英法被破停火，英法未能完全占领塞得港。在悲壮的保卫战中，塞得港有一千多军民以身殉国，两万多人受伤，整个城区几乎化成一片废墟。
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在部长执行会议主席萨布里的陪同下访问塞得港的时候，这个十五万人的城市沸腾了！在这个从战后的废墟上重建的城市里，男女老少挥动着小旗欢呼，万人空巷，全城都成了旗帜的海洋。
他默悼在保卫塞得港中牺牲的烈士，他在参观烈士纪念馆时写道：“我和我的同事们愿意借着访问这个英雄的城市——塞得港的机会，向英雄的阿联人民致敬，向不朽的伟大的反帝烈士致敬。”
当周恩来参观苏彝士运河管理局、运河入口处、港口和造船厂时，，港口远近所有的船只都同时拉响了汽笛，齐声向周恩来致敬，情景极为壮观感人。
周恩来在阿斯旺大坝流鼻血了……
在参观尼罗河上游的阿斯旺高坝工程时，周恩来突然流鼻血了。开始是流一点，他仍坚持继续参观，在水坝顶处逗留了一个小时，因流鼻血过猛而下来返回住处。周恩来流鼻血的事，还引起了跟随着采访的外国记者的关注与报道。
大家都很关心他的健康。陈家康大使因跟随他多年，对他的生活与身体比较了解，也深知羊肉为主的阿拉伯烹调很容易造成上火，曾经一再建议派使馆的厨师去为他做中国饭菜，都被周恩来坚决拒绝。他事事都考虑对外影响，说：“我们应该客随主便，尊重他们的风俗，尊重主人的安排。”
周恩来访问埃及时间短促，日程排得满满的。他终因劳累过度与不适应当地饮食而流鼻血了。这时，他才同意使馆给他送绿豆汤降火。且看他在埃及访问的日程表——
——十五日，上午参观埃及博物馆、阿联军事学院、胜利汽车厂；下午，与纳赛尔会谈；晚上，在开罗歌剧院看民间艺术演出。
——十六日，上午出席阿联第九届庆祝教育日大会；下午前往塞得港。
——十七日，出席塞得港市长鲁什迪举行的欢迎大会；下午回到开罗，继续与纳赛尔会谈；晚上，接见在开罗的也门负责总统事务的国务部长努曼。
——十八日，前往参观阿斯旺高水坝工程。
——十九日，参观开罗郊外的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和开罗塔。下午，与纳赛尔继续会谈。
——二十日，拜会纳赛尔总统。举行记者招待会。接见阿联电影《萨拉丁》的制片人、导演和男女演员。
他在与纳赛尔、萨布里等阿联领导人举行多次会谈之外，还安排了多次参观访问与会见活动。
在流鼻血以后，有人曾建议周恩来是否考虑减少一些使人劳累的参观活动。周恩来仍坚持按原定的计划安排执行。这天，从阿斯旺回来后，他又立即投入与纳赛尔进行发展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会谈。晚上，他与助手们为与纳赛尔下一轮政治会谈作准备，因为涉及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中印关系等敏感问题，他们准备至夜深，周恩来在天快亮才入眠。第二天，他又乘车去开罗郊区参观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
周恩来在大金字塔下为运动员算秒、号脉
周恩来一抵达开罗，就在他的讲话中不止一次地说起，“黄河和尼罗河，孕育了我们两国古老的文化。万里长城和金字塔，闪耀着我们两国古代人民劳动和智慧的光辉”。他说他以前经过埃及，从船上和飞机上都眺望过和我们的长城一样伟大的金字塔。
十二月十九日一早，周恩来的车队从此开罗出发，渡过了波涛滚滚的尼罗河，往西南行驶至离开罗城约十公里处，一幅宏伟壮观的图景展现在眼前：万里无垠的碧空下，辽阔的沙海逶迤伸向天边，丘陵起伏，绿洲处处，最吸引人的是屹立在漫漫流沙之中的那几座古老而巨大的角锥型金字塔。
古埃及文称金字塔为“庇里穆斯”，就是高的意思。它是古埃及国王（法老）的陵墓，从四面看都像汉文中的“金”字，因而被称为金字塔。埃及有大大小小的金字塔近八十座。总统会议委员领陪同周恩来一行来参观的，是库孚王、卡夫拉王和孟考拉王祖孙三代的陵墓。其中以库孚金字塔为最大，距今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塔高一百四十六米，望上去有四十层楼房那么高，用二百三十万块巨石砌成，每块石头约重二点五吨，其中最大的一块重十六吨。这些花岗石是从九百公里以外的阿斯旺地区运来的。如果要用现代的载重卡车来载运这些石块，就需要978286辆大卡车。据历史记载，库孚王为了建造这座金字塔，整整花了三十年时间，建造期间经常有十万人在烈日和皮鞭下劳动。这座金字塔不仅外观雄伟，而且角度、线条、土石压力等都经过周密的计算，经历了四、五千年的岁月风雨仍然巍然屹立。更令人惊奇的是：库孚金字塔的高度乘上10亿就等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拿两倍塔高除以塔的底面积正好等于园周率即3.14159。过了三千年之后，人们才将园周率计算到这个精度。
周恩来一行来到库孚金字塔下面时，早已等候在塔下的一名埃及运动员健步冲上金字塔，飞也似地朝塔顶跑去，吸引了大家的视线。运动员到了塔顶立即转身，以更快的速度飞奔而下，刹那间就到了塔底，赢得了周恩来、陈毅与大家的热烈掌声。大家都没想到，细心的周恩来在运动员从塔底起动时，就已经看着手表给他算秒。
周恩来快步走至这个运动员面前，握着手赞扬说：“了不起！你只用了七分钟就将这一百四十六米高的金字塔跑了一个来回。”
周恩来还拿起运动员的手腕来为其号脉。一分钟后，他惊奇地说：“你经过剧烈的运动，脉搏还和正常人一样，一分钟八十多下。真是生命在于运动。”
周恩来将随身的一支英雄金笔送给运动员作纪念。
发难的美国记者被周恩来反问得哑口无言
在离开埃及之前，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周恩来在开罗共和国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回答各国记者所提出的各个方面的问题。
在首先回答开罗《金字塔报》记者要求谈谈访问的印象时，周恩来说：在阿联的访问获得了深刻的印象，在短短的期间里出现了一个新兴国家的气象。他还说，这次到非洲来，不是来得太早了，而是来得太晚了。
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还谈到了第二次亚非会议、中印边界问题、中国为什么反对三国核禁试条约、中苏分歧等问题。当时中美两国处于敌对状况之中，对美国记者提出的一些刁难性的问题，周恩来坦诚友好、以理服人地对答如流，表现了周恩来的机敏、睿智、深邃广博的思想和真诚坦率的人格魅力。
美国加利福尼亚报记者问：阁下，我想了解你对肯尼迪被杀害有何反应？
周恩来：肯尼迪总统的被害是你们国家的内部事情。当然，暗杀本身是卑鄙可耻的。你知道，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任何这类行为，尽管被杀的人是敌视我们新中国的。
在回答美国纽约《生活》和《时代》记者所提的，有关中国援助越南南方的问题时，周恩来以中国人民的遭遇和美国争取独立的历史来回答这个问题，反而使他处于主动的地位，使在场的西方记者们不得不心悦诚服。
周恩来：没有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积极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就是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的国家。我们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有着共同的遭遇，因此我们就必然互相同情、互相支持。中国是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有义务支持那些正在取得胜利和将要取得胜利的国家。……
记者先生，你会知道，一个民族受到外来压迫的时候，自然会生长出不可战胜的反抗力量。记者先生也一定知道，华盛顿当年领导美国人民起来进行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是何等的英勇。现在，这种情况正在越南南方重新出现。这使得白宫、五角大楼和美国国务院很为头疼。但是，我们独立了的人民是高兴的。我们同情他们，支持他们，这是没有问题的，正如同在华盛顿的时代，法国人民同情和支持美利坚人民的革命斗争一样。
美联社记者：听说一位英国大臣在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议上说，中国一年内就要试验原子弹。是否真的？如真的，是否要在大气层试验？
周恩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我还不知道此事。请你去问问那位英国大臣。这对我来说还是新闻。
周恩来的回答引起了一阵笑声。
紧接着，又有美国《时代》周刊记者从中国反对三大国核禁试条约的问题，延伸至中国反对和平协商。这个尖锐的问题，使整个记者招待会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人们屏息静听中国总理如何作答——
美国《时代》杂志记者：中国为什么反对东西方和平协商？
周恩来：中国政府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晓得。……你是代表美国杂志的。美国应该说是西方大国吧！中国也应该说是东方人口众多的国家吧！当然，我们同阿联一样都是东方国家。你想想，如果中国反对东西方和缓局势，为什么中国大使在华沙同美国大使进行了八年多的会谈呢？谈判次数达一百一十八次。我的历史知识有限，在现代史上，这样长的谈判恐怕是空前的。现在美国还继续霸占着中国领土台湾，美国第七舰队继续在台湾海峡威胁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继续同美国谈判解决中美争端的途径，而没有诉诸武力。怎么能说中国不要和平协商呢？我希望通过你的美国杂志，向美国人民致意，中国人民愿意同美国人民友好，但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我们是要反对到底的。
美国电视台的记者听说周恩来要去阿尔巴尼亚访问，就问：总理阁下，我是否可以搭你的飞机去地拉那？
周恩来：你可以乘自己的飞机去。
美国电视台记者：我自己去，他们不会给我签证的。
周恩来：那是人家主权国家的事，我不能干涉。
周恩来这次在开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是首次访问非洲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记者招待会，征服了与会的东西方各国记者。美联社记者报道说：周恩来“得心应手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不少原来对中国有误解的人改变了看法。有人说，周恩来机智、友好而平和地让刁难的美国记者尝到了他的“厉害”，在后来访问其它非洲国家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记者就不敢再贸然提出刁钻的问题了。
在到访之前，周恩来转发来一封绝密电报
在周恩来即将到访时，周恩来亲自批示转发给曾涛大使一封绝密电报。这份电报，是中国驻摩洛哥王国第二任大使杨琪良发给周恩来的电报。
转给曾涛电报的内容要点是：有的人提出因为阿尔及利亚内部矛盾很多，局势不稳，在总理访问期间可能出现政变，建议总理推迟访问阿尔及利亚的时间。周恩来要曾涛对此建议迅速提出意见。
曾涛接到电报后，意识到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他立即召开使馆党委会，通宵未眠，紧急开会。与会者从正面、侧面、反面摆出情况，提出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分析。
当时，执政党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主要负责人本.贝拉与布迈丁之间，已有矛盾不和及争权的传闻。本？贝拉担任总理，后又任总统，布迈丁担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在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布迈丁力主在全国推行阿拉伯化。出于对殖民统治的厌恶，阿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发展民族文化的任何措施都表现出巨大的热情。法国统治阿国一百多年，对北非殖民地实行法兰西化政策，因而造成阿国许多党政干部受的是法语教育，首先骤然全面使用阿拉伯语，这就使这批干部首先是本.贝拉总统甚为难堪。而布迈丁则是个例外。布迈丁从小受的就是阿拉伯教育，毕业于埃及著名的宗教高等学府爱斯哈尔大学，操一口纯正地道的阿拉伯语。本.贝拉与布迈丁两人对阿拉伯化问题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的不同文化背景和政治上的差异。本.贝拉虽是总统，但布迈丁担任国防部长，兵权在握。
从历史上追朔，本、布两人的分歧由来已久。
穆罕默德.本.贝拉虽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奥兰省的山区小镇，但很年轻时就被征入伍，在法国军队服役出外作战。参加了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作战英勇而获得了十字军功章。多年的军旅生活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对武装斗争和民族独立有了较充分的认识。他在开罗从巴格达军事学校训练出来的突击队军官作骨干，回国后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先后袭击了奥兰和阿尔及尔的邮政局，获取了大笔资金，在全国各地开展了游击活动。一九五四年三月，在国外的一些骨干在瑞士伯尔尼开会，成立了秘密的军事组织：“团结与行动革命委员会”。同年十月，这个委员会在瑞士宣布成立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并决定在奥雷斯山区举行起义。从此，民族解放战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两年后，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日，民族解放阵线在卡比利山区的苏马坶秘密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国内有各战区的二百多名代表参加。历史上称为苏马姆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实行集体领导、国内事务优于国外事务、政治优于军事等原则，作出了关于民族解放军的组织建设的重要决定，通过了民族解放阵线纲领。因为交通方面的原因，本.贝拉率领的国外代表团从瑞士赶回来，在意大利等待了三个星期还是未能到会。本.贝拉因为这次遗憾的缺席，失去了亲自参与对民族解放阵线和民族解放军的领导机会。这是造成后来民族解放阵线国外代表团同国内领导机关之间形成分歧的客观原因之一。苏马姆会议后，法国摩勒政府恢复了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决阵线的秘密谈判，但法国军方仍然反对政府的谈判立场。十月二十六日，法国军事当局获悉本.贝拉和民族解放阵线的其他几位领导人正在由摩洛哥飞往突尼斯途中，法军迫使客机在阿尔及尔降落，并将他们逮捕。谈判因此又告破裂。本.贝拉等人从此就一直被法国军方囚禁着。因而，在此后长期的抗法战争中，留在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边境一带坚持武装斗争的布迈丁就一直指挥着军队，以布迈丁为首的阿军总参谋部就设在摩洛哥东部紧邻阿国的边境城市乌日达。布迈丁独立后担任大权在握的国防部长。本.贝拉等数人长期被关在监狱中，直至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八日，法国政府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在日内瓦达成埃维昂协议，三月十九日，阿尔及利亚的军事敌对行动结束，坐了五年半牢的本？贝拉及其战友才恢复了自由。本.贝拉回国后虽受到热烈欢迎并被选为最高负责人，但并没有掌握兵权。
后来，周恩来访问摩洛哥时，向杨琪良大使了解其发那封电报的具体情况。杨大使说，阿国独立前布迈丁的总参谋部设在摩国境内的城市，他们的人常到中国驻摩使馆来。听他们的人说，同本.贝拉合得来就长期合作，合不来就随时一脚把他踢开。当知道总理要出访非洲，又听到有关朋友说，“阿内部斗争日趋激烈，有可能要出事”。杨大使召集驻摩使馆党委进行了研究，一致担心他们利用中国总理来访的机会和威望，发动政变，因而决定报告上去。
这边，曾涛与驻阿使馆党委的成员们一起悉心研究，认为本？贝拉与布迈丁之间虽有矛盾，但种种迹象表明，这种矛盾尚未发展到最近就产生政变的局面。经过通宵研究后，曾涛立即发去密电向周恩来总理报告：阿国内部确有不同意见，但目前尚不会发生政变，建议总理按期访阿，不要推迟。
周恩来来到阿尔及尔后，在访问的间隙跟曾涛谈话时，他强调了从实际出发反映驻在国情况的重要。他说，向上写报告，不要像有的人那样，先摸上面的意图，按上面的看法写，那样是会误事的。周恩来联系起了曾涛对那份电报的答复，表扬说：“你还是大胆的，敢提自己的意见。”
周恩来对未能乘坐敞篷车面对欢迎群众而甚感失礼
“中国！中国！……”
“欢迎！欢迎！……”
“哟！哟！哟！哟！……”
——周恩来的车队经过之处，全是极其热烈而几乎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声音极为热情和高亢。有的人甚至呼喊到嗓子都沙哑了。尽管可以看出是经过训练的，透露出的感情却是真诚的。人们一边欢呼，一边鼓掌，一边挥动着小旗，建筑物上到处悬挂张贴着周恩来、陈毅的照片。欢迎标语也有用歪歪扭扭的汉文书写的。欢迎群众出自内心的真诚而挥动手中两面小国旗：五星红旗和绿白双色红月牙旗……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时，中国总理周恩来乘专机从开罗飞抵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沸腾了！在长期武装斗争中，在道义上与物资上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抗法战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声誉。男女老幼都热爱遥远而亲近的中国，都熟知毛泽东、周恩来的名字……
红地毯。仪仗队。旗帜和鲜花。挤得密密层层地簇拥着的记者群。本.贝拉总统和布迈丁副总理在舷梯旁迎接。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的副议长和议员们、政府的部长们、人民军的高级指挥官们与各群众团体的负责人们，都到机场迎接。显得格外隆重。本？贝拉在致欢迎词说：“阿尔及尔，在她重新获得了自由的黎明时刻欢迎经历过长征的人们的使者，为此感到自豪和高兴。”
从机场至代表团下榻的市中心国宾馆人民宫，在二十公里长的道路两旁，有三十万群众夹道热烈欢迎。沿途楼房的各层阳台和窗口都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周恩来和陈毅只能从轿车的窗口伸出头和手去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场面十分感人。但周恩来因乘坐封闭式轿车未能很直接面对群众而甚觉遗憾。本来，阿尔及利亚方面是安排周恩来、陈毅乘敞篷车的，但中方的安全部门考虑到阿尔及尔还有法国地下军秘密组织的残余活动，这个地下军组织在法国本土至今还在组织对戴高乐总统的暗杀活动。为了周总理的安全，在跟外交部商量后上报中央，没有同意阿方提出的乘敞篷车进入市区的安排。
车队到达人民宫，周恩来与陈毅进入一间路易十四式的房间里休息时。周恩来对阿方的组织能力与群众的友好情谊，甚为赞赏地说：“进城才一年多的阿尔及利亚政府组织群众的能力这么强，这是了不起的。”
陈毅说：“在战争中锻炼出来的领导干部就是不一样噢。”
周恩来很有感触地说：“阿国的群众那么热情，而我们只能坐在车内伸出头和手打打招呼，你看多么失礼呵！”
陈毅也赞同说：“这样坐车面对群众挺蹩扭的，我看得改一改。”
周恩来提出意见说：“要向国内打招呼，应该从实际出发，把这个规定改过来嘛。”
此后，在阿尔及尔与奥兰活动时，凡是遇到有群众夹道欢迎，周总理就采取临时下车向群众招手致意的办法，以弥补不坐敞篷车的不足。
本.贝拉说，周恩来的访问继续几个月都是有益的
周恩来说，他喜欢在夜间谈话，没有白天活动的时间限制，谈话可以进行得很深入，精力集中而兴奋。当然，这也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第一代高级领导在长期戎马生涯中形成的夜间工作习惯有关。在北京的外国外交官将得到深夜电话而在梦中醒来，被周恩来召去夜谈视作一种很高的荣誉。
周恩来和本.贝拉的会谈几乎都是在晚间进行的。地点在总统官邸约丽别墅，夜深都可以听到附近海岸边传来的地中海的涛声。会谈往往都从傍晚开始，本.贝拉听到空中隐隐约约传来的祈祷声就说，这是高耸入云的宣礼塔传来的晚祷声，我们的谈判也是很虔诚的。有一次，双方谈到夜深、很兴奋。
在六天的访问中，周恩来和本.贝拉进行了四次政治会谈。中方陈毅副总理和主要陪同人员，阿方的布迈丁副总理与布特弗利卡外长等高级官员都参加了会谈。会谈的气氛非常友好、亲切。第一、第二次会谈是本.贝拉主谈。本.贝拉着重介绍了阿尔及利亚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独立后的形势和有关内外政策。周恩来十分认真地倾听，待对方谈完后，他提了一些问题，如阿尔及利亚与与美国的关系、与摩洛哥的边界问题，阿国的货币、金融、教育等方面的情况。本.贝拉作了回答。
第三次会谈是周恩来主谈，时间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周恩来参加了阿尔及利亚大学的欢迎活动后进行的。周恩来根据本？贝拉介绍的情况，分析了阿尔及利亚革命成功的原因说：第一，“当时发动的革命是民族性质的革命，直接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作战，赶走它们。这样，这个革命就必然有最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除了极少数走狗外，绝大多数人在反法斗争中是一致的、团结的”。第二，“依靠人民，发动武装斗争和革命战争，直到取得胜利。你们从武装农民开始，建立了革命军队”。第三，“阿尔及利亚革命有一个革命的领导集团，有一个革命的纲领，联系着革命的广大人民群众”。“人民总是要革命的，这主要是指广大劳动人民；谁能依靠人民，坚持革命，谁就能领导革命。”革命能否成功，“关键在于领导是否正确”。
在谈到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时，周恩来说：新中国诞生已经十四年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建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第二个五年计划，已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就想更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更快地建设。”“象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依靠外援，任何国家都不能满足。我们不仅需要质量，数量也是很大，因此必须依靠自己来建设。同时，胜利了的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以上的大国，有义务支援正在争取胜利、将要革命的国家，支援已经胜利的不发达的、正在培养自己力量的国家。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要我们必须建设得快一些，以有利于建立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并尽国际义务。”
周恩来还坦率地谈到中国发展中的缺点和错误。他说：“由于要加速建设和依靠自己，由于经验不足，发生一些错误和缺点。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希望更快一些，但把建设规律同中国实际一结合，发现也不能太快。以前的一些错误很多就是要求太快而产生的。总起来说，我们的速度要比资本主义快，但也不能太快。”经过十来年的经济建设，我们已经“摸出一些经验”。
周恩来的谈话，引起了本.贝拉总统的极大兴趣。总统说：周总理“讲的都是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对你的讲话很满意”。“你们的经验很丰富”，“对我们很有用”。“这是一个我们学习的机会。”从我们的需要来说，继续几个月都是有益的。
因为周恩来讲得太好了，阿方想把范围扩大，邀请周恩来给阿民族解放阵线的高级干部作一次报告。这是原来商定的访问安排中所没有的，周恩来欣然同意了。
第二天，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去西部城市奥兰访问回来的当天晚上，周恩来不顾旅途疲劳，周恩来用了两个多小时给阿尔及利亚党政军高级干部和议员们做报告。据当时在场的曾涛大使回忆说：“周总理像对老朋友那样侃侃而谈，从与会者聚精会伸倾听和崇敬的表情以及不时爆发的阵阵掌声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们完全赞同周总理的观点。”
把用法国总督名字作街名的大街命名为“北京大街”
阿尔及尔位于地中海南岸的两个海湾之间，沿着阿尔及尔湾伸展二十公里，形状象一个半圆形的剧场。城市建筑于起伏高低的山坡之上，建筑物层层叠叠，街道迂回曲折。从海上回头眺望，由地中海海滩的豪华楼房、绿树丛中的别墅、高耸入云的清真寺，一直到层叠伸向山巅的阿拉伯风格的旧城区，密密麻麻的低矮石屋，高耸其间的圆顶尖塔的大清真寺，墙壁全为白色。在街头来来往往的阿拉伯居民也都穿着白色的阿拉伯长袍。每当清晨或是黄昏，地中海的白纱似的薄雾常常萦绕着这白色的城区，景色非常优美，难怪人们称它为“白色城市”。
这天清晨，在白雾、白楼房之中，在若诺大街一大早就可以看见在街头的路碑上，盖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红得特别耀眼。
若诺大街是城南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大楼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之间的一条大街，街道与海岸线平行，街道两旁花木繁茂，欧洲风格的楼房精美雅致。这是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在海岸边所建的新城区中一条著名的大街。若诺是当年统治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法国总督的名字。与若诺大街一样，整个新城有好些地名，都具有法国殖民统治的色彩。阿尔及利亚政府决定，利用周恩来总理来访的机会将若诺大街改名为“北京大街”，以纪念中国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对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支持，纪念中阿两国人民间的战斗友谊。
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午，在阿尔及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布迈丁、国务部长乌兹加尼、阿尔及尔市长巴拉马纳等领导人的陪同下，周恩来主持了北京大街的命名典礼。
当周恩来总理把覆盖在路碑上的五星红旗揭下来时，白色路碑上“北京大街”的蓝色字样出现了！
参加典礼的群众向周恩来鼓掌并欢呼：“北京！北京！”
这样，在美丽的阿尔及尔城里，“北京大街”与“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烈士街”、“迪杜什.穆拉德街”、“穆罕默德.拜勒卡塞姆大街”、“民族解放军路”等这些富于阿拉伯民族色彩或是含有纪念阿尔及利亚革命意义的街名一起，闪耀着光辉。
周恩来召见了中法建交谈判的中方代表又接见法国记者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周恩来访问阿尔及利亚的最后一个晚上。
这天黄昏，一架来自欧洲的班机在阿尔及尔机场降落，旅客们刚刚走下飞机，走在旅客中的一个中国人马上就被一哄而上的记者包围了。照相机闪着，录音机伸了过来。
这个中国人是新中国派驻瑞士的大使李清泉。
当时周恩来首访非洲，是国际上的一件大事，许多国家的记者都云集非洲，紧紧跟踪着采访。几乎所有与周恩来有关联的事几乎都成了新闻，都会引起新闻记者的关注。嗅觉敏锐的记者也不知道从哪儿得到消息，获悉中国驻瑞士大使要飞到阿尔及尔来面见周恩来，记事们当然也不肯放过。他们查到航班后，早就到机场等候着。
记者们频频向李清泉提问——
“大使先生，您从欧洲来到阿尔及尔有何使命？”
“是周恩来总理召见您吗？”
据李清泉在有关文章中回忆说——
因为在那个时候，怎样回答都不好，也没有必要回答，我一概以“无可奉告”回绝。这时我国驻阿国使馆的同志，也迎上来，带我离开了机场。……
我走进总理的房间，看见总理正伏案写着什么。办公桌临窗而置，台灯放射着柔和的灯光，办公桌后放置一套大沙发，室内显得宁静而庄重。总理听见我走进房间，头未抬就问：“在机场被记者包围了吧？”
我说：“是的，我一概回答‘无可奉告’。”
周恩来在办完案头的工作后，就同李清泉谈中法建交谈判的问题。周恩来在听了李清泉关于中法建交谈判进程的分析报告后，先让李大使复述了中央有关中法建交公报的谈判方针及设想的几种方案后，周恩来在确认复述无误后，接着就作了一些新的指示。周恩来指示说，中法建交以速决为宜。在整个谈话中，周恩来对有关原则和具体细节上都都作了详尽的指示。最后，周恩来要李大使把这次谈话综合起来写一个报告给外交部。
李清泉走后，尽管已是夜深，周恩来又单独接见了法国《观察家》记者克鲁德？高达。在紧紧跟踪采访周恩来访非的记者群中，这位法国记者得到了周恩来特殊礼遇。
中法建交问题在前几年一直是和中国支持阿尔及利亚米民族独立联系在一起的。在戴高乐政府承认阿尔及利亚正式独立以后，鉴于戴高乐不乐意听从美国的指挥棒，西方舆论界已经根据蛛丝马迹在判断中法可能即将建交了。敏感的法国记者捕风捉影，好些法国记者在非洲跟踪着周恩来在访问中的动向。
还在开罗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法国电视台的记者就曾弦外有音地向周恩来提问：“总理阁下，您对法国有什么要谈的吗？”
在非洲的繁忙访问中还亲自掌握着中法建交谈判具体进程的周恩来，巧妙地使用了带有怀旧之情的外交辞令说：“我和陈毅元帅四十年前都在法国勤国俭学，我们是在法国参加共产主义组织的。我愿借此机会，向法国人民致意。我和陈毅元帅都希望有机会到法国访问。我们对法国热情的人民印象很深。”
在临离开阿尔及尔的这个晚上，周恩来对法国记者高达说：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对阿尔及利亚“最强烈的印象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革命热情很强，他们医治了战争的创伤，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
哈桑二世国王破例接待周恩来、陈毅
深得民心的摩洛哥老国王穆罕默德五世于一九六一年初因病去世后，即由穆莱？哈桑二世继承了其父的王位，当时他只有三十二岁。穆罕默德五世是摩洛哥挣脱法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民族英雄，在非洲享有很高的声誉。哈桑二世曾跟父亲一起被法国当局囚禁流放。深受其父的影响，年轻的哈桑二世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哈桑二世除了接受过穆斯林的传统教育之外，曾到法国波尔多大学学习并获得法学学士和民法硕士的学位，因而眼界开阔，思想开明。他还接受过法国海军的训练，在独立后奉父王之命组建了王室武装部队并任参谋长，还担任过武装部队总司令。摩洛哥王国在独立后，一直公开积极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佛得角等国的民族独立斗争，都曾得到摩洛哥道义上、军事上和物资上等多方面的援助。摩洛哥还为阿尔及利亚抗法战争提供可靠的后方基地，阿军总参谋部就设在摩洛哥境内的城市。为此，法国当局曾向摩王室施加强大的压力，甚至派飞机对摩国边境大肆轰炸，使摩国遭受了重大损失。摩王室在法国的军事高压下毫不动摇，继续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获得了非洲人民的钦佩和赞扬。
无论是老国王或是哈桑二世，对中国人民都十分友好，心心相印，彼此相通。哈桑二世还对中国大使谈到万隆会议对非洲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巨大影响力。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提供的物资援助，从枪炮到药品、衣物，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通过摩洛哥渠道转交给阿方的。一九六二年底，中印边界发生战争，引去国际上的关注。当接手白认担任驻摩国大使的杨琪良携带着边界地图和中国政府声明约见哈桑国王，向国王详细说明了所谓中印边界的“麦克马洪线”的由来和中国政府的立场。哈桑二世看着地图上那刀裁一样直的边界线就笑了起来，因为摩洛哥也有这类边界问题，这类刀切一样笔直的边界线也是殖民者划的。国王说：“完全清楚了，中印边界是帝国主义造成的。中国的主张是合情合理的，希望像中国政府主张的那样，通过谈判合情合理地解决。”
这次，周恩来总理访问摩洛哥，对中国人民怀有感情、并十分仰慕周恩来的哈桑二世国王对于接待工作亲自过问，动了脑筋，要破例接待。
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秘书长的黄镇，对周恩来总理到达访非第三站摩洛哥王国情景作了真实的记述——
在一九六三年的最后四天里，我们访问了摩洛哥王国。按照惯例，不管来访的是总统、国王或总理、首相，摩洛哥国王都一概不去机场迎接，只是等在自己王宫门口，等人家来见他以后再回拜。这一次接待周总理，哈桑二世国王考虑到虽然不便破例，但要充分表达对中国客人的友好情意。因此，特地作了安排，将市郊的一座豪华的宫殿“和平宫”让给中国客人住。周总理到达那天，国王特地前去市郊，亲自站在“和平宫”门口迎接，引领客人们进宫，喝了茶，寒喧一阵，才告辞而去。外交大臣私下告诉中国客人说：我们国王这次是破例了，哪一个来都没有这样。
摩方对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的住所，也很费考虑、很细心。摩方认为，陈毅是位元帅，需要单独住，而和平宫只有一套供国王住的高级房间，给周总理住后，而其它房间格局都不适合给元帅住。他们说，不能把元帅的礼遇降低。另一方面又不能将陈毅安排得太远，以免影响陈毅和周恩来研究工作。于是，摩方礼宾司又在市区内安排了一处别墅，专供陈毅居住。礼宾司长还问杨琪良大使：“你们陈毅元帅穿什么衣服？要是穿元帅服就应同周总理一起检阅仪仗队，如果穿便装就不参加检阅了。”杨大使打电话请示了正在阿尔及利亚的陈毅。陈毅回答说：“非洲之行不穿军服。”
在抵达的这天晚上，哈桑二世举行国宴时，又一次打破了惯例。摩洛哥接待外国首脑人物的国宴，本来早就已经改革而采用了欧洲国家的通常惯例：西餐两菜一汤。这次宴请周恩来总理，哈桑二世特别下旨，以“烤全羊”、“巴斯提拉”、“古斯古斯”等摩国传统名菜盛情款待。这一破例的做法，使出席宴会的各国使节均感意外，他们也因周恩来的到访而得以领略难以一尝的摩洛哥美食名菜。
当时中国驻摩洛哥大使杨琪良对宴会的情景有所记载——
依照当地习俗，主人哈桑国王陪主宾围着一张矮脚长方桌席地盘膝而坐。直径长达八九十厘米的瓷盘中盛着一只烤好的整羊。席间，好客的主人首先用手挑选一块最好的羊肉放在周总理的食盘里（摩洛哥的传统饭菜是用手抓着吃的），以后每上一道菜都如此，以示对客人的尊重。周总理也依样回敬主人，气氛极为亲切融洽。总理和陈总一再盛赞摩洛哥的饭菜堪称世界佳肴，哈桑国王则不住地称赞中国饭菜乃世界之冠。总理说“欧洲饭菜要以法菜为最好了”，哈桑国王点头称是。
宴会是在王宫举行的，始终洋溢着欢快的气氛。
大铜茶炉旁的高超外交对话
大西洋边的拉巴特城，美丽而宁静，入夜之后，更是显得静寂无声。在城市西南的阿特拉斯山挡住了南边撒哈拉大沙漠的酷热风沙，使岁末的城区晚上颇有些寒意。但是，哈桑二世的王宫灯火辉煌，在国王那豪华的会客室里，一个特制的亮晶晶的大铜茶壶冒着腾腾的热汽，壶底的炉里木炭火烧得火红。王宫里的专设的茶官亲自司炉煮茶。
在宴会之后，哈桑国王十分高兴地邀请周恩来、陈毅来到王宫会客室里品茶。所品的虽然是中国产的名茶“喜珍眉”，但煮茶的方式是摩洛哥传统式的。在哈桑国王的解说下，周恩来与陈毅都兴致勃勃地观看着这位王室专职茶官煮茶。煮茶时，茶官先抓了一把极品茶叶进大铜壶里，再加上一大把鲜薄荷和好些类似冰糖的刚打碎了的糖块。茶官控制着火候，待煮了一定的时候，经他亲口品尝认为够味道了，才斟入一个用银托盘盛着的玻璃杯内，端送至客人面前。煮出的茶呈淡绿色，晶莹透澈，香甜清凉，确实别具香味。
宾主在融洽亲切的气氛中，海阔天空，无拘无束地闲谈起来。周恩来对摩国特有的饮茶方式表示了欣赏。在场的中国大使杨琪良对这晚的品茶夜谈作了详细的记载——
哈哈桑国王介绍说：“这是六七十年前流传下来的吃法，传说是一位英国使节，从中国带来的茶叶，送给了当时的国王，国王把中国茶叶加入当地人喜欢的薄荷，一起煮，喝起来众皆赞美，就流传了下来，人人爱饮。摩现在有一千二百万人口，每年需绿茶一万二千吨，面包、茶叶、糖，已成摩人民生活三大要素，没有茶叶，人民会造反的，所以希望中国多供应一些茶叶。”
周恩来立即说：“陛下讲的情况，已经听说过了。贵国喜欢的那些绿茶品种，在中国只产在一个特定的不大的地区，且产量有限，国内市场没有出售，统统供应了贵国。”总理继而表示：“回国后，找茶叶产区的负责官员研究一下，看能不能扩大生产，如能，问题就解决了。”
哈桑国王深表谢意。哈桑国王问到了中国飞机、导弹的生产情况，还问到固体燃料的前景等等，陈总一一作了答复。蓦地，他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位年轻聪明的国王笑着说：“当今世界，像我们这样的国王、皇帝，已为数不多了，不知以后怎么办？”
总理和陈总听了，不约而同地都笑了起来，笑得那样自然。我在一旁静听着。总理说：“你们可以组织一个委员会嘛，开个会商量商量嘛！”
国王也笑了起来。
陈总笑着说：“亚洲有个西哈努克亲王，我们是好朋友，可邀请他参加开会。”
总理又说：“陛下可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嘛！”
三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哈桑国王可能是有准备而发。周恩来、陈毅来自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要打倒地主、资本家、国王、皇帝的，摩洛哥国内也有共产党，他不是没有顾虑的，因而他十分机智地将问题提得巧妙。我们的总理和陈总回答得更妙，恢谐中含有深意，体现了总理精湛高超的外交艺术。
笑罢之后，哈桑国王又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们这里有个共产党，总书记阿里.亚塔，正在监狱里，如总理阁下愿叫我放出，我立即下令释放。”
周恩来说：“我已经听说了。我们同阿里？亚塔观点不同，不过都是共产党就是了。”他将话说到这里为止。
哈桑国王说：“我明白了。”第二天，哈桑国王就下令释放了阿里？亚塔。
周恩来还对哈桑二世谈起了他对其父老国王穆罕默德五世的敬慕。他说：“摩洛哥的革命，为独立而奋斗的英雄事迹，我们在年轻时就知道。我在法国时，第一次大战后北非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从摩洛哥开始的。我们留法学生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在提到民族独立斗争时，就以摩洛哥为例子。后来，先王陛下被放逐，我们也知道。”
周恩来对摩洛哥革命和哈桑国王的父亲如此关注和称赞，令哈桑二世甚为惊叹和感动。哈桑国王也谈到了关心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周恩来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所遭到美国的敌视、包围、封锁和禁运，然后对哈桑说：“尽管美国如此，中国并不打算向美国发动武装冲突，根本没有这种设想。我们主张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对于中美谈判，我们主张先达成原则协议，再解决具体问题。但美国都不同意。我们只有等待，同时继续谈下去，要谈多长就多长，除非美国宣告谈判破裂。已谈了八年，可再谈八年多，甚至八十年。历史上有百年战争，现代可以有百年谈判。我们相信中美最终总是要达成协议的。”
周恩来说：千万不要以为非洲没有看头
还在周恩来乘坐的专机从昆明起飞、经听停仰光与卡拉奇后而直飞埃及的时候，在漫长的航程中，有一次，周恩来想起什么，突然问起担任秘书长的黄镇，有关到北非访问在每个国家参观炼油厂的具体安排。
周恩来在牵挂着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
所有在六十年代初期到了能记事年纪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国家那个最困难最艰辛的岁月。在苏联撕毁合同，撤退专家、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重要物资和重要设备，造成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大批企业停滞甚至瘫痪的时候，好些城市的汽车没有油而停驶了，北京长安大街上的汽车曾经用起了生火的炉子作动力。中国需要油！需要自己的油！中国人要自力更生，开发“争气油”。中共中央动员了三万多退伍军人去大庆开发石油。全党关注、全民支持而规模空前的石油大会战，在非常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经过三年奋战，到一九六三年底，周恩来离开北京要出访非洲的时候，有关部门向他报告喜讯：一九六三年全国原油总产量达到六百四十八万吨，占国内石油消费量的71.5%，实现了中国石油基本自给。周恩来兴奋地指示新华社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周恩来在飞往非洲的飞机上，想得更远一点。
他已经在考虑：中国的石油工业刚刚起步，怎样用先进技术提炼加工中国当时年产一千万吨左右的原油，成为周恩来思考与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北非的几个国家都盛产石油。周恩来在阿联、阿尔及利亚都参观了现代化的炼油厂，来到了摩洛哥，十二月三十日，他又在首相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意大利、法国帮助建设的一座炼油厂。他兴致特别高，观看得很仔细，也询问得很详细。他感觉很满意，并为工厂题了词：“这是一个很好的现代化炼油厂，建设得很快，管理得很好，并且锻炼出不少技术人员，值得我们学习。”
参观完毕回到住地，他很感慨地对大家说：苏联帮助我们在兰州建设的炼油厂与摩洛哥这个厂的生产能力差不多，但包括技术训练班的人，他们的职工总共才三百人，而我们却需要六千职工。他说，相比之下，我们人力资源浪费是何等惊人！所以很值得来看一看，千万不要以为非洲没有看头。记住，回国后，一定要石油部派技术专家来这里考察。
十天后，周恩来和陈毅把访问阿联、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所看到的这些情况，专门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这些国家用外援兴建或接管的新工业，都采用现代化的设备，特点是投资少、设备新、自动化程度大、收效快、用的劳动力少。这对于我们进口工业设备和进行外援工作，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这直接导致六十年代中期，有关部委根据周恩来指示，陆续从日本、英国和法国引进价值二亿七千万美元、八十四个项目的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精密机械等国内短缺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填补了不少空白。
陈毅乘坐哈桑的私人专机去看直布罗陀海峡
访问的间隙，在闲扯起二战时候著名的北非战役时，牵动了陈毅要去军事要地直布罗陀海峡观察一番的念头。他问起直布罗陀是个啥样子。去过那里的杨琪良大使告诉他：
“直布罗陀海峡两边是高山。这边是摩国的当惹市，对面是西班牙的直布罗陀市，目前仍由英国占据着。海峡地势险要，所以是兵家必争之地。海峡宽二十多公里，有轮渡，每日往返四次，还有飞机往返，交通极为方便，游客也很多。”
陈毅说：“地中海东口有一条苏彝士运河，把亚洲和非洲两个大陆分开了。我们在埃及看到了，运河两边都是平平的，无险可守，河又不宽，打起仗来一下子就可渡过来渡过去，比渡长江容易得多了。地中海西口子有个直布罗陀海峡，把欧洲大陆和非洲大陆分开了。两个地方都算得上是军事要地呵！”
听得出陈毅很有想去直布罗陀海峡看一看的意思，但原来的访问计划里没有这个安排。黄镇就将此事报告周总理。周总理正在审阅中摩两国联合公报，听了哈哈笑，说：“老总可以去看看，用不着我和他两个都在这里了。”
哈桑国王听说陈毅元帅要去当惹市观看直布罗陀海峡，高兴之至，说：“我有架私人飞机，是特别制造的，请元帅乘去，非常保险。”
哈桑国王的私人飞机是在法国特制的，有四个螺旋桨发动机，六个座位。专职驾驶员是法国人，他说：“这是最保险的飞机。一个发动机出了毛病，还有三个；即使四个都出了毛病，还可以滑翔，因整体重量很轻，只要有一小块平地就可以迫降。”
陈毅听了兴致更高了，说：“保险得很噢，这太好了！我看，我们应该造这么几架，比坐汽车又快又保险。”
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陈毅在杨琪良大使陪同下，乘机出发，三百公里路程。飞行高度只有三百米，地上景色，历历在目，尽可饱览，真是别有情趣。只飞了一个小时就到了，当惹省长已经在机场迎候了。下了飞机，换车沿松柏密林里的公路盘旋而上山顶。
直布罗陀海峡在望了。
省长也是个军官，陪着陈毅在山顶用高倍数望远镜眺望海峡，但见海峡南北两岸都是大山，地中海的碧波冲击着岸边陡峭的悬崖。接连有万吨巨轮从海峡里驶过。陈毅边看边向省长询问两岸的详细情况，不住地赞叹：“地势真险要！景色太美了！”
军人之间很容易沟通。省长边指点边说：“请元帅细看看，两岸的山上都有筑有碉堡和布了炮兵阵地。工事坚固，火力配置很强。完全可以封锁住地中海的出入口。”
陈毅看的很兴奋，不住的说：“真是个战略要地啊！难怪英国人就是占据着北面的直布罗陀就是不愿归还西班牙。”
省长说：“天下就是有这样不讲道理的事，英国人占据着西班牙的直布罗陀不愿意走，而西班牙又占据着摩洛哥的休达和梅利亚两个军事要塞也不走！”
陈毅说：“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些国家不讲道理，依我看，他们迟早得要归还原主的。”
省长设午宴款待陈毅。饭后，陈毅当着直布罗陀海峡，作诗留念。他即兴随口吟出句子来，由随行的翻译执笔记录。省长听说元帅竞会写诗，大惊其讶，大鼓其掌，称赞陈毅是奇才。
陈毅此次出访非洲，也嘱咐其秘书石国宝携带着他那个宝贝的盒子，里面装有毛笔、墨盒、用荣宝斋的宣纸作的日记本和一副围棋。还带了两本他喜欢的诗集，一本是李白的诗，一本是辛弃疾的词。他在访问的间隙里常温读李、辛的诗词。访问之中，有了灵感，兴之所至，就自己写诗。
陈毅口占的五言律诗《游当惹》，当晚回到住处，就正襟危坐，石国宝为他研墨，他用毛笔写进日记本中。该诗收录在后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陈毅诗词选集》中，其中有这样的佳句——
海洋傍左右，
两洲在眼底；
俯仰天地宽，
当惹世无比。
陈毅对直布罗陀之行十分满意，当日下午飞回首都拉巴特。
周恩来说：要是美苏提前开辟第二战场，战争可能提前结束
这是一座七层高造型像一条船的建筑物。周恩来与陈毅在摩洛哥首相的陪同下，在建筑物的楼顶上眺望着濒临大西洋海岸一带的景色。一座白色的城市座落在湛兰的大西洋岸边，一条白色的长防波堤伸入大海的腹地，真像一条白色的手臂平伸在一大幅兰色的天鹅绒布上。这就是著名的卡萨布兰卡。这是十二月三十日上午，周恩来是在卡萨布兰卡观光了市容，参观了炼油厂、港口和汽车修配厂后来到这家饭店的。
他们脚下这家卡萨布兰卡最著名的饭店，在二战期间，美军在北非登陆后，西方盟国三巨头在这儿举行了著名的卡萨布兰卡会议，讨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决策。以艾森豪威尔将军为首的盟军总部就设在这里。罗斯福、丘吉尔及戴高乐就下榻在附近的豪华别墅里。
首相指着远处海岸边的坦克的残骸，告诉说，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间，美英联军在这儿附近一百公里的海岸线上登陆，遭到了投降了德国的维希政府法军的激烈抵抗。这就是有名的北非登陆作战。
作为解放军元帅的陈毅也许联想到台湾海峡也许将也要进行的登陆作战准备，因而对盟军的北非登陆作战很感兴趣。问起了作战的具体情况，使用多少兵力，动用多少战舰。首相尽所知作了回答。
美英的北非登陆代号被称为“火炬”行动。该行动经过的精心的准备。确定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利亚的奥兰、阿尔及尔三处同时登陆。参加登陆行动的美英远征军共十三个师，六百五十艘军舰和运输船。首批登陆的部队七个师，约十一万人。此外，还有几个空降营参加行动，其任务是空降占领敌防御纵深内的机场和要地。登陆的空中保障使用了一千七百架飞机，绝大部分都驻守在直布罗陀要塞。与盟军设想的维希政府法军不会抵抗的计划相反，法军的抵抗甚为激烈。经过五天五夜激战，战斗在空中、海上、地面交织进行。付出了很大代价后，盟军终于登陆成功。法军损失了三千多名战士，盟军损失的数字更大。美军被击落三十五架飞机，美国著名的马萨诸塞号战列舰遭到重创，一百多艘运输艇被打沉。
陈毅说：“看来，如果维希政府的海空军不反正，英美联军登陆还很麻烦哩！”
首相点头称是。
陈毅继续说：“后来，打败了希特勒的隆美尔军团，还是蒙哥马利立了一功呵！”
周恩来对首相说：“那时美英联军就是拖延时间，我们在东方战场已把日本侵略军打得焦头烂额，西方战场的德军已被苏军打得一步也不能前进，伤亡惨重。如果美英再提前一些时间开辟第二战场，则战争可能提前结束，牺牲会大大减少。”
在即将离开阿尔及尔的时候，周恩来接到了访突的邀请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周恩来访问阿尔及利亚的最后一天，也是曾涛大使确实是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天晚间，突尼斯驻阿尔及利亚大使迈斯蒂里来找他。从迈斯蒂里脸上微微的笑容，他就揣知肯定有好消息了。
每到一地，陈毅都开玩笑的把中国驻该国的大使戏称为“地头蛇”。在周恩来到访期间，这些个“地头蛇”往往是最忙的人。曾涛可以说是这几天就没怎么睡觉，实在太困了，就和衣躺在沙发上假寐片刻。二十六日这天上午，是周总理与本.贝拉总统在总统官邸约丽别墅举行最后一次政治会谈；下午，周总理在人民宫举行记者招待会；黄昏，周总理在人民宫举行盛大的告别宴会，并在宴会之后，又举行了告别招待会。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也在黄昏赶来阿尔及尔面见周总理，要派人去接。晚上，周总理答应会见一个法国记者，要作好安排。明天上午周总理和整个代表团要离开，行李和有关物资的装机工作要过问。特别使他操心的周总理的安全问题，当时美国总统肯尼迪刚刚遇刺身亡，使馆和阿方都极为关心保障周总理的人身安全。
迈斯蒂里带来的消息驱散了因繁忙造成的疲乏，使他顿时兴奋起来。
突尼斯与中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因为突尼斯政府指定其与曾涛经常联系，俩人已经很熟悉。在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阿联、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非洲国家的消息传出来以后，约是这年十二月上旬，在另一个非洲国家驻阿大使举行的招待会上，迈斯蒂里主动走过来与曾涛攀谈。寒喧过后，迈斯蒂里说：“我听说了贵国总理即将到北非访问的消息。”
曾涛说：“是的。我们使馆正在进行准备。”
迈斯蒂里这时问道：“周总理有可能访问还没有建交的国家吗？”
曾涛一听，觉得其话中有话，就说：“据我所知，这次访问的都是已经建交的国家。”然后就转而谈别的话题了。
外交场合无小事，曾涛回到使馆，立即将此事同参赞、武官们研究。大家都觉得突尼斯大使的询问是值得引起重视的，就立即报告了国内。国内回电指示：可找对方试探，看有无可能进行建交谈判，如果能建交，周总理可以去访问。
曾涛接到国内指示后，相机找一个时机作试探。曾涛约见了迈斯蒂里。首先向迈斯蒂里祝贺随着最近最后一批法军撤离比塞大港，已实现了法军完全撤出突尼斯的胜利。突尼斯在十九世纪中叶，遭法国入侵，后来遭受法国的殖民统治。突尼斯人民不断开展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二次大战后，突尼斯民族独立运动高涨，一九五四年组建了民族解放军，进行武装斗争。一九五六年三月，法国被迫承认突尼斯独立。在独立后，法国在突尼斯好几个地方还有军事基地和驻军。突尼斯政府和人民一再强烈要求法军撤出。一九五八年六月，突法签订协定，法军撤出除了北部重要港口比塞大以外的地区。一九六一年七月，突尼斯人民又开展英勇斗争，要求法军撤离比塞大。直至一九六三年十月，最后一批法军才撤离比塞大港。
对于来自中国大使的祝贺，迈斯蒂里当然很高兴。
曾涛还对突尼斯一贯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抗法斗争表示了赞赏，然后说：“中突两国都是阿尔及利亚的朋友，中国和突尼斯没有利害冲突，而且已有民间往来，为什么就不能建交呢！如果我们两国有外交关系，周总理去访问就容易了。”
迈斯蒂里感谢曾涛的祝贺，表示说：“突中两国应该建立友好的国家关系，我是很希望周总理在访问了阿尔及利亚以后去突尼斯访问。”
信息这样传达过去以后，一直到周恩来总理一行由开罗飞抵了阿尔及尔，都还没有得到迈斯蒂里的回音。曾涛就投入到繁忙的接待工作中去了。
想不到在周恩来离开阿尔及尔的前夕，迈斯蒂里大使专门来告诉：布尔吉巴总统正式邀请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去突尼斯访问。曾涛当即请示周恩来后即答复：中方同意接受邀请，并由双方大使商谈有关访问事宜。
从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曾涛与迈斯蒂里在一天之内商量了两次。双方同意访问时间为两天。迈斯蒂里提出要周总理去布尔吉巴总统家乡会见布尔吉巴而不是在首都。曾涛考虑了片刻，回答说：“如果你们的总统访问一个国家，那个国家的首脑要你们的总统去外地见他，你们会怎么想呢？”
迈斯蒂里听了后说：“好的，我马上向国内请示。”
后来，对方即改为布尔吉巴总统在首都接待周恩来总理了。
最后，经双方商定，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用中突两国使馆的名义在阿尔及尔发表新闻公报。
十二月二十七日清晨七时，在飞往摩洛哥访问之前，就中突即将建交和访问突尼斯问题，周恩来与陈毅联名致电中共中央——
布尔吉巴决定正式邀请我们访问突尼斯两天，并愿在我们离开阿尔及利亚前，由两国驻阿尔及利亚使馆商定并马上公布一个新闻公报，公报中提到访问期间会谈后双方将发表联合公报，公报中要特别宣布中突建立外交关系问题。我们已答复同意这一作法并接受布的邀请，在访问阿尔巴尼亚后访加纳前，到突尼斯访问两天。
一九六四年元旦过后，曾涛即带了夫人和几位外交官还有新华社驻阿尔及利亚分社社长陈迹等十余人到达突尼斯，为周总理、陈毅元帅的访问作准备。访问的时间最后确定为一九六四年一月九日至十日。
原定在结束了对比阿尔巴尼亚的访问后，周恩来飞往西非的加纳，飞行距离是万余里，中途需在突尼斯加油。这样一来，周恩来在突尼斯就由过境“停机加油”升级为建交正式访问了。
周恩来和布尔吉巴都直言不讳
哈比卜？布尔吉巴总统已经站在迦太基宫门口欢迎了。
布尔吉巴与周恩来握手的时候，看上去两人年龄相差很远。布尔吉巴脸上皱纹纵横，头发几乎全白，背也有弯驼；跟周恩来相比，他显得很苍老了。他上上下下端详着周恩来，风华正茂，一张方脸显得丰润精神，身材挺直潇洒，黑发中只有少许银丝，比他要年轻得多。
布尔吉巴问：“总理多大年纪了？”
周恩来笑说：“一八九八年出生，马上就要满六十六岁了。”
布尔吉巴大为惊诧：“你怎么还要比我大一岁呀！”
后来俩人在谈到反帝斗争的经历时，周恩来说自己在二十年代就进行反法斗争了。谈话之中，布尔吉巴得知周恩来一九二二年就在德国、法国进行革命活动，以后回国就参加了北伐战争，多年从事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这位总统又有点惊讶地连连说：“你是老战士！老战士！”
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是一九六四年一月九日上午十一时三十五分，从地拉那飞抵突尼斯的。在机场受到了突尼斯政府全体部长和执政的新宪政党全体政治局委员的欢迎。然后，周恩来在突尼斯总统事务和国防部长拉德哈姆陪同下，前往塞朱米瞻仰了烈士纪念碑。周总理下榻于六一宫，这个宫殿原是布尔吉巴总统的住所，后来改为国宾馆。院子里树木花草繁茂，有很宽阔的草地。稍事休息后，下午五时，周恩来前往迦太基宫拜会布尔吉巴总统并举行第一次会谈。
中国代表团进入的是一个陌生的国度，突尼斯的领导人面对的也是陌生的中国政府首脑。两国之间缺乏交流和往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够深入讨论对方所关心的一些敏感问题，中国方面建议，由周恩来和布尔吉巴俩人进行单独会谈，以增进双方的了解。
在迦太基宫举行的第一次单独会面谈中，布尔吉巴十分坦率，直言不讳。他表示说突尼斯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但他不赞成中国的一些外交政策。他们不同意中国反对三国部分核禁试条约，不同意中国用武力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也不理解中国对美国的敌对态度。他认为中国政府的“激烈”言辞得罪了一些潜在的朋友。他说：“你们想让我们与西方为敌，你们跟印度发生冲突，谴责铁托，又谴责赫鲁晓夫……别人不会对你说真心话。可我要告诉你，你们这种调子在非洲是没人愿意听的。”
周恩来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已经炼就了善于对待不同意见的艺术。他就这些问题介绍了情况，作了详细的解释。然后，周恩来说：“亚非国家有共同目标，这就是摆脱殖民主义强加给我们的落后状态，实现经济发展，促进友谊。不论各国属于什么制度，只要这个制度是人民选择的，亚非各国之间就一定能找到共同点。”
布尔吉巴有不同看法，说“单有共同目标还不够”，因为不同的方法也可以使人们相互间“产生距离”。
周恩来解释说：“我们的目标相同，但使用的方法不一定相同。”因为“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情况。各国领导人根据国内的具体实践和人民的要求确定自己的方法。某一种方法也许在一国内适用，而在另一国就不适用。但是大家可以有一致的目标，可以接近和了解，相互介绍自己使用的方法，也可以互相吸收好的经验。不同的方法可以相互尊重，也可以相互影响。”
布尔吉巴还坦率直言：中国总理在非洲国家和阿尔巴尼亚访问时，对美国的态度不同，“使人们感到不严肃”。
周恩来立即作答，“谢谢您把这种想法告诉我，但是我也要坦率地回答您”。周恩来说：“中国的政策是一贯的，我们出国访问，也从未在态度上表现两样。”“美国历来敌视中国”，并“动用全国的力量和宣传机器，污蔑、敌视和攻击中国”。“您要是处在中国的境地，恐怕也不得不采取中国现在对美国的政策”。但是，“我们这次到非洲是为了寻求友谊与合作”。“为了不使我们访问的非洲国家为难，我们在联合公报中没有强调反对美国。这并不是说，我们在会谈中没有把美国敌视中国的情况告诉非洲的朋友们。我们在会谈中都讲得很清楚。”“阿尔巴尼亚是受美国欺压的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对阿尔巴尼亚并不造成任何困难。所以我在那里更多强调反美，就好像我在北京时强调反美一样。”
当晚，在布尔吉巴为周恩来举行的宴会上，他又把双方不同的意见公开地提了出来。周恩来并不回避布尔吉巴在公众场合提出的分歧问题，但采取了化解矛盾的做法。
周恩来说：“不错，诚如阁下所说，我们两国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一致的。”“但是，我们相信，通过两国领导人的接触和交换意见，我们总是可以增进相互了解，求同存异，并且为我们的共同目标而加强努力的。”“在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突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的。”
在周恩来访问非洲各国接触到的领导人之中，布尔吉巴总统是第一个当面批阅周恩来的政府首脑。出乎意料的是，周恩来并没有反感动怒或是生气，反而很真诚地感谢说：“这才是真正的朋友。有话直说，毫无保留。你的话有助于我们了解情况。我们这次访非是为了寻求友谊与合作，我们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愿意和突尼斯发展友好关系。”
周恩来完全体谅对方的误解和疑惑，并且总是以“求同存异”的精神给以有说服力的答复，终于打动了布尔吉巴。布尔吉巴说：“我同意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一月十日，中突两国关系获得突破性进展，两国签署的《联合公报》正式宣布：“决定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当晚半夜，周恩来乘专机起飞离开突尼斯，夜航前往加纳。
周恩来冒着极大风险访加，夜航飞越撒哈拉大沙漠
飞机在满天星斗的灿烂夜空中向南疾飞。
机身的下面，那就是顶顶有名的撒哈拉大沙漠。这如瀚海一样无边的大沙漠几乎占据了全非洲面积的三分之一，它北起地中海南岸，南至中部非洲的热带草原，是地球上最大的沙漠，素有“沙漠之王”的称号。它横跨北非与中非十多个国家与地区。代表团的人员在北非几个国家访问，只是看到了它的边缘。一月十日这天晚上，他们要穿越整个大沙漠。有人曾无可柰何地说可惜是夜里飞行，只能在夜里感受一下浩瀚沙海的朦胧美，未能在白天欣赏在白天大沙漠的种种壮观奇景。由于沙漠的日光照射强烈，几乎终年高温，白昼地面实际的温度高达60℃～80℃。按当时飞机的状况，大都是利用晚上气温骤然下降至10℃左右时，穿越这个世界上最炎热的沙漠地区。胖而怕热的陈毅曾戏说：“飞机下的这块地方，要比孙悟空要过的火焰山还要厉害哟。”
夜已经深了。机上的荷兰空姐早已送来了毛毯。好些人已经在机舱里鼾然入眠，然而周恩来却未能入睡。他还在想着天亮到达阿克拉的情景了。他已经嘱咐过去打前站的黄镇，加纳目前是刺杀总统未遂事件的非常时期，一定不要让恩克鲁玛总统到机场来迎接。
已经是多年熬夜养成的习惯了，夜愈深，他的思绪愈发活跃——
他们是十二月三十一日从拉巴特飞抵地拉那的。新年刚过，一月二日晚上，就接到了当天下午恩克鲁玛总统遇刺的不幸消息。当时情况不明，大家都很焦急与担心。随着消息不断传来，情况才逐渐清楚。
行刺是发生在一月二日下午两点左右。当时，恩克鲁玛正准备乘车外出，他从总统府的办公室里走出来，正走近他的汽车时，在总统府里值勤的一名警察被某外国情报机关收买了，早已候在一旁，在近距离内朝他开枪。恩克鲁玛的卫士长闪身过来当即中弹受伤倒地。凶手仓皇逃走。恩克鲁玛在后面追赶凶手，凶手发现后又返身朝他射击，没有射中反而被恩克鲁玛赶上扭住按在地下。恩克鲁玛受了轻伤。卫士长伤势严重，不久就死在医院里。当局马上派军队把总统府内值勤的警察集中看管起来，差点引发军队与警察双方的冲突。不久，当局又逮捕了警察副总监及反对党的领袖，传讯了内政部长。领导集团内部的关系顿时紧张起来，派系倾轧，政局十分动荡。刺杀事件传开后，加纳首都阿克拉群众思想混乱、人心浮动，担心会出更大的乱子。
这时离周恩来访问加纳已经不到十天了，刺杀事件对周恩来的访问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刚刚是美国肯尼迪总统遇刺，现在又是恩克鲁玛遇刺。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能否按时前往访问？在加纳的安全能否有保障？
在阿克拉的友好人士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推迟周总理来访为好，理由是恩克鲁玛访华时曾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周恩来并亲自陪同恩克鲁玛去外地访问，周总理这次回访理应受到同样热烈的款待。但在目前，恩克鲁玛陪同周总理在公众场合露面显然十分危险。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总理此严峻时刻来访，是对恩克鲁玛本人以及加纳政府和人民在政治上的有力支持。
一月七日，加纳总统府内阁秘书、外交部主任秘书、非洲事务局主任秘书等四人一起约见中国驻加纳大使黄华，表示由于目前形势，他们四人拟向总统建议将周总理访加改为非正式的、私人性质的访问，接待安排重新作如下五条调整：一、总统不去机场，派代表去机场迎接；二、会谈不去阿布里总统别墅，改在总统住地克里斯兴城堡；三、不举行正式宴会或招待会，但总统在城堡举行小型的非正式宴会；四、参观访问日程不变，但总统不能陪同；五、取消在战士纪念碑献花。
但是，恩克鲁玛在获悉这五条后，立即将其否定了。恩克鲁玛在八日清晨接见黄华大使，一再强调局势完全可以控制，安全无问题，希望周总理按原计划如期访加，性质不变，一切安排照旧，他本人去机场迎接，只是因为忙于“公民投票”和其他公务，参观访问改由外长陪同。他还对黄华说，希望毛泽东主席对他这次脱险能发来一个慰问电。他说，毛主席来电的影响不仅在加纳，而且还将传遍整个非洲。
到底还去不去加纳？
中国政府代表团里不少同志天天在考虑这个问题。代表团的后方“司令”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极为关心周总理安全，经常从北京打来电报。
黄华大使经过自己的观察、分析和判断，主张代表团可以前来加纳访问，并及时给周恩来发来了可贵的第一手材料。根据黄华大使报告的情况和提出的意见，周恩来找来陈毅、乔冠华、黄镇、孔原、童小鹏和外交部随访的几个司长一起商议。周恩来提出自己的意见：按原计划仍赴加纳访问，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暂时的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不尊重人家，不支持人家。周恩来说，这个时候去才能体现我们是真正的友好，真正患难的友情；至于外交仪式，我们可以打破通常的礼宾惯例。
坚持按原计划去加纳，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是要有胆略的。陈毅是周恩来多年的战友，支持周恩来的意见。代表团其他成员却不同意，认为加纳政局不稳，随时都可能出现危险；按照国际惯例，这次访问也应该取消。跟随周恩来多年的童小鹏说：“我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二十多年了，深知他遇到无数次的艰难险阻，从不被危险、困难所阻挡，他想要做的事，别人是挡不住的。”
最后，周恩来和陈毅说服了大家，决定按原计划前往。封耀元在《记周总理访问加纳》一文中作了记述——
周总理和陈总研究后决定，仍按原计划访问加纳为好，因为：一、加纳政府仍欢迎去访问。二、现在恩克鲁玛总统遭遇困难，如果因为发生了企图暗杀他的事件就不去，从政治上说是不好的。三、从安全上考虑，恩克鲁玛遇刺后已采取措施，加强防范，估计他尚能掌握局势。
总理还决定派黄镇副外长先去加纳实地了解情况，并同加方进行商谈。总理让黄镇同志带去了关于访问安排的三点建议：一、为了两国领导人的安全，一切外交礼节可以从简，恩克鲁玛总统也可以不去机场迎接。二、不去外地参观，可多进行会谈。三、请加方指定安全保卫官员与使馆联系，具体布置安全保卫工作。
黄镇一行九日晚乘代表团的副机抵加。第二天他就和黄华大使一起去城堡见恩克鲁玛总统，看到恩克鲁玛脸上贴着纱布，一只手上缠着绷带。黄镇首先代表总理对他进行慰问，接着转达了总理对访问安排的建议。恩克鲁玛听了周总理的建议后非常高兴，表示完全同意。
恩克鲁玛穿着中山装来迎接周恩来
一月十一日清晨八时，“波罗的海”号专机在明丽的阳光下，除除降落在阿克拉机场。
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国家首脑首次访问黑非洲。当恩克鲁玛总统最早获知周总理要访问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时，很高兴，提出了周总理到西非首先访问加纳的要求。加纳在独立后，尽力支持非洲的反帝斗争，恩克鲁玛为支持未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的解放斗争做了不少工作。针对恩克鲁玛在访问的先后比较在意，周恩来同意在访问西非洲国家时先访问加纳。
飞机还在滑行，机场就响起了节奏欢快、情感热烈的鼓声，代替惯用的鸣礼炮的仪式。众多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鼓手们列着方阵，跺着脚，扭动着身子，其场面和气氛也很动人。那鼓声时而激昂高亢，有如热风骤雨；时而清柔如诉，有似和风吹拂。据说，这天鼓手们击奏的是一套叫“芳堂弗朗”的鼓乐，这是古老的酋长在最隆重的庆典仪式才使用的。代表恩克鲁玛总统的三人委员会—外交部长博齐约、交通和工程部长本萨和加纳驻华大使麦耶率领阿克拉各界人士到机场欢迎。从机场到市内周恩来下榻的阿克拉总统府，机场和道路两旁群众的热情欢呼，冲淡了谋杀事件所产生的恐怖气氛。
访问的日程基本上是按照周总理的建议安排的。当天下午四时许，周恩来陈毅等乘车游览了市容。然后再来到恩克鲁玛居住的克里斯兴城堡拜会总统。城堡矗立在阿克拉城边的海滨上。
代表团的随团摄影师杜修贤在其回忆文章中，生动地记述了周恩来抵达城堡的情景——
富丽堂皇的宫殿从署气蒸腾的椰林里渐渐露了出来，渐渐地清晰了。官邸门口排列着坦克，坦克外面站着全付副武装的士兵，随着一声短促的口令，传来一阵哗啦啦的枪栓声，顿时像一枚枚钉子戳破了我们上方的宁静的空气，发出可怕的回响。
我们一动不动地望着黑洞洞的枪口。
这时陪我们一起来的加纳官员忙不迭地跑到门口和士兵悄悄耳语，忠于职守的士兵只是将他们自己的官员放了进去，把我们留在门外的空地上。这时我才发现官邸的四周都是密密匝匝的大炮和装甲车……那天的政变一定非同寻常，不然，这座官邸的人个个怎么都成了惊弓之鸟？……
我看了看总理和陈老总，他们很平静，好像这一切都发生在预料之中的。
恩克鲁玛得到通报后飞快地迎了出来，将周恩来、陈毅一行迎进城堡里。他向周恩来说的第一句话是：“欢迎你。欣赏你能来。”
恩克鲁玛并歉意地向周恩来和陈毅解释门外的情景。
进屋坐定寒喧起来，才发现恩克鲁玛总统今天特意穿了一套中国的中山装，以表示对中国客人的尊重，并又勾起许多美好的回忆。那是一九六一年八月中旬，恩克鲁玛总统首次访华，在北京见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国领导人身穿中山装，都显得很端庄大方，十分欣赏。周恩来对他讲了中山装的来历，还特意请来红都服装店的有名师傅为恩克鲁玛总统量身订作一套。几天后，周恩来陪恩克鲁玛去杭州见了毛泽东，并访问了上海后回到北京，为恩克鲁玛特制的中山装已经作好，他在钓鱼台国宾馆试穿后，甚至为高兴。
恩克鲁玛抱歉地向周恩来解释了城堡外军队戒备森严的情景。周恩来微笑着表示理解。随后，周恩来面交了毛泽东给恩克鲁玛的慰问信，并告诉他：“首先，我要对总统阁下最近遇刺表示关心。毛主席给阁下发了慰问电，今天在北京电台已经广播。”周恩来还表示了对刺杀他的卑鄙行径的强烈谴责。
总统很是激动，接过慰问信，握住周总理的手久久没有松开。他原来估计，在加纳局势动荡的情况下，中国总理是不会按时来访问了；因为他在前一次遇刺时，正在尼日利亚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闻讯后，就取消了原计划对加纳的访问。他在此危难之中，感到了中国领导人的真诚。
恩克鲁玛立即叫来新闻官，嘱咐要将毛泽东的慰问信全文发表。很快加纳电台就将此慰问信连续几次重播。第二天，加纳的报纸在头版重要位置刊登，称毛主席的慰问使周总理的访问更加意义重大了。
当时加纳政局很不安定，国内的高层领导人极为关心周恩来总理的安全。在访问期间，毛泽东几次叫人打电话询问有关周恩来的消息。刘少奇特地派了两名外科大夫从北京赶到阿克拉，以防万一。
当时的阿克拉很不安全，恩克鲁玛正在改组队伍不纯的警察，其对周恩来的保卫工作极其重视，投入力量之大，采取了的措施的严密，也是空前的。据封耀元在回忆文章中记述——
加方对周总理的保卫工作极其重视，动用力量之大，采取措施之周，据说超过前面访问的几个国家。加纳的安全保卫部门对所有的边境、机场、海港和阿克拉的可疑分子进行了搜查和监视。在沿途和住宅都有岗哨和便衣。对参与招待和警卫的人员都经过严格的挑选。每次外出都有四辆警卫车和十余辆摩托车护卫。专机停放在军用机场，由军人日夜看守，派一名中校军官负责。对采访记者也进行了严格控制。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来访的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比塔特的时候，曾经回忆说：“我去年访问加纳时，正是阿克拉最不安全的时候，总统不能出来。我看，只有中国的总理肯这样去。”
恩克鲁玛领周恩来参观其居住的过去贩卖奴隶的城堡
在危难时期，对周恩来的处处体谅和照顾，恩克鲁玛很是感动。他知道，加纳只是一个西非小国，作为大国总理的周恩来能如此做法，在世界外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深受感动的恩克鲁玛亲自带着周恩来、陈毅等人参观了这座城堡。
恩克鲁玛居住的克里斯兴城堡是个奇特的城堡。城堡建筑在大西洋岸边的海滩上，城墙高厚坚固，城堞上设有炮口枪眼和了望塔。其正门通向陆岸，而辟有低矮的后门通向大海。过去是统治加纳的殖民总督住的地方。原来，这个城堡是当年的加纳地区残酷的奴隶贸易的重要据点。加纳从中世纪一四七二年开始先后被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殖民者侵入，他们在这里掠夺黄金、贩卖奴隶，残酷地压迫剥削加纳人民。这个城堡就是殖民者罪恶的见证。恩克鲁玛领中国客人下到城堡的地下室。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还可以看见地上留着拴人的铁桩和铁链，保存着当年殖民者迫害奴隶的各种刑具，从头到脚的刑具应有尽有。地下室有门直通海上，奴隶就从这里拴着链条被送上贩奴船，贩卖去美洲或是别的地方。这给周恩来与中国代表团成员们很深的印象，很大的震憾。
为了冲淡地下室里给人那种迫害黑人的恐怖气氛，恩克鲁玛又破例领着周恩来、陈毅等人上楼到自己的住室参观，并同其夫人、孩子们见面。在非洲，外人是不能目睹自己家中妻子的容颜的，恩克鲁玛是将周恩来、陈毅等当作自己人了。夫人是埃及白人，长得十分美丽。孩子是可爱的混血儿，皮肤是棕色的。
从楼上下来，周恩来突然发现一间房子里竞摆着一张乒乓球桌，立即提议恩克鲁玛与自己赛一场。陈毅“自告奋勇”当裁判，周总理卫士长成元功当副裁判。于是，一场罕见的国家首脑级的乒乓球“赛”就乒乒乓乓地挥拍较量起来了。他俩不高的球技更容易引发笑声。那轻脆的击球声混合着打球者及看球人的笑声，使刺杀事件以来，这个城堡里有了欢乐的气氛。
参观这个城堡给周恩来的印象太深刻了！周恩来在后来多次有关讲话中都提到这次参观的印象。后来，他在访非的回程中，在仰光就对缅甸柰温主席谈起这次参观——
恩克鲁玛总统现在住的城堡过去是英国总督住的。城堡建筑在海滩上，是十五世纪时葡萄牙殖民者开始修的，后来接着修建的是西班牙、荷兰，最后是英国。他们修这样的城堡干什么用呢？就是作为掠夺、贩卖黑奴的滩头阵地。西方殖民者通过收买当地酋长，用酒、布换人，把黑人当货物，贩运、骗往美洲。像这样的滩头阵地，从西非海岸的摩洛哥，沿海岸直到非洲西南部的安哥拉，每百十公里一个。这些城堡，就是为了在黑人反抗时进行镇压而修建的。
参观之后，陈毅深有感触，发而作诗，填了一首《满江红.黄金海岸》词——
尽是黄金，
这海岸，
摩天壁立。
任掠夺，
大洋风雨，
神号鬼泣。
贩卖黑奴过一亿，
又教对岸红人绝。
惊世间残暴竞如斯，
两洲血。
谁宽恕，
谁同意？
论报应，
亦不必，
最无情只有斗争逻辑。
独立非洲西北始，
揭竿而起相踵接。
看涤瑕荡垢土重光，
全无敌。
周恩来读了，甚为欣赏。后来谈到非洲问题时，常引用这首词，特别说到其中“两洲血”的句子，具有高度的概括力。访非回到北京后，周恩来还向毛泽东推荐过这首词。这首词与别的一些诗词，在气势雄浑、视野开阔。怪不得毛泽东后来曾对人说，陈毅的诗豪放奔腾，有的地方像我。
恩克鲁玛说：我的立场和你一样，你了解我，我了解你……
一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加纳交通和工程部长本萨的陪同下，周恩来访问了加纳新海港和工业基地特马。访问回来后，周恩来在城堡里进行第二次会谈。
会谈中，恩克鲁玛说：总理阁下，我要向你提出一个在我看来十分棘手的问题。他说：“我们非洲不希望卷入核战争，希望有一个政策为和平而斗争”，“但我们同帝国主义不能有和平，必须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消灭帝国主义这个战争根源”。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寻求一个最好的途径”来“实现全面和平”呢？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特别是在对待半年前在莫斯科签订的美、英、苏三国核禁试条约上，好些非洲国家不理解中国反对这个条约的立场。周恩来在访问每个国家时，对方都提出这个问题。在突尼斯，布尔吉巴总统提的更直言不讳。这次，恩克鲁玛总统问的更艺术和委婉一点。
周恩来爽快地说：“阁下的问题提得好，许多看法和我相同。世界上的确有许多矛盾要解决。我们要和平共处，帝国主义要侵略和战争，如何同它共处。”“我们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这些都是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我的意见：要实现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全面裁军和禁止核武器都要经过斗争。不能乞求和平，只有斗争才能达到一些目的。”他强调说，“不依靠人民的斗争，仅仅依靠谈判和乞求和平，这样的谈判是得不到结果的。”他在会谈中支持建立非洲无核区，提出实现它的条件是：外国基地要撤出，包括在撒哈拉的基地，最终目标是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可先搞先行的步骤，将来有一天会开世界首脑会议，所有国家都以平等身分来参加，不能由几个大国来包办，它与所有国家都有关系。
恩克鲁玛听了说：我的立场和中国一样，你的意见完全正确，你了解我，我了解你。
周恩来夜不能寐，写下了“援外原则八项”
一月十四日，周恩来从克里斯兴城堡回来，已经是夜深。他与恩克鲁玛的会谈，都是在克里斯兴城堡进行的。恩克鲁玛几次想去他住的总统府回拜，都被他劝阻了。今天回到住处，时间过了零点，该算是十五日了。在与助手们讨论了明天有关经济援助的问题之后，更是夜深人静。倾听着城外大西洋上的涛声，他久久不能入眠。
这天上午十时，他与恩克鲁玛在城堡举行单独会谈时说，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并使革命进行下去，就必须：（一）要有一个领导核心，在它的周围要有一批很坚强的、纪律性很高的干部，在外国要搞尽量广泛的统一战线；（二）要有一支可靠的军队；（三）要有一个适当的经济政策，要自力更生地进行经济建设。
下午，恩克鲁玛在会谈中也表达了真挚的感情。恩克鲁玛对他说，“过去我们也有客人，你这次访问对我们的情况作了仔细的分析，所以你的访问，是所有外国领导人对加纳的访问中最好的一次访问。”
明天他将要同总统商谈经济援助问题。他已经访问了五个非洲国家了解，对于中国对非洲国家经济援助，他渐渐理出一个愈发明晰的思路来。中国对非洲独立国家的支持与援助，除了道义上的以外，更主要的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援助。他每到一个国家，几乎都要谈定一笔援助数额。中国虽是大国，但人口众多，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物质力量有限，虽说与超级大国的某些援助相比，这些数额是不算多的，但是中国坚持雪中送炭，用在刀刃上，真正用来扶植其民族经济，帮助解决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我们力所能及并见效快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一些国家的米厂、皮革加工厂、卷烟厂……等建立了起来，对一些国家的农业、编织业、茶业种植业……等发展起来了。中国的援助是真诚而无私的，相互平等，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这是受到了受援国家高度赞赏和感谢的。
他在考虑，中国的真诚援助，必须产生深远的影响，现在是时候了，要让非洲国家更好地了解中国政府的对外援助经济原则。在他此次出访非洲之前，曾于六三年十二月二日，他向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初步提出了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框架，经过对这五个的访问和谈判，他又对这些原则的内容进行了丰富和完善。现在是时候了，是该将此八项原则向国际社会提出的时候了。
这晚夜深，他沉思良久，提笔写下了这样一份提纲——
援外八项原则：1、平等互利；2、尊重主权、不附条件；3、无息或低息贷款；4、有利自力更生；5、有利国家收入，积累资金；6、国际价格，按价论值，保证质量；7、技术出口；8、专家待遇一律平等。
从保存在档案馆里的这份珍贵提纲，内容简明扼要，笔迹苍劲有力。
周恩来写完这个提纲，天亮了。他只是小睡了片刻。这天是一月十五日，下午在城堡与恩克鲁玛总统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谈中，周恩来首次在非洲大陆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
与恩克鲁玛会谈完毕，已是晚上七时。当晚，周恩来会见外了加纳通讯社记者，在答记者问时，正式向外界宣布了中国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这个开创国际经济合作新秩序的重要举措，在加纳首都正式公诸于世——
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时候，严格遵守以下八项原则：
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对的。
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务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
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
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
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
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一些国际问题专家指出，在八项原则所体现的反控制、反干涉和反掠夺的思想，是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和损人利己行为的有力批判，向国际经济旧秩序提出了挑战，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了基本准则，为开展新型的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范例。周恩来倡导的这八项原则，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周恩来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创造性地运用于对外经济关系中的杰出贡献。
这天晚上，周恩来在克里斯兴城堡举行了告别宴会后，回到下榻的总统宫专门为加纳方面的服务人员举行了招待会，邀请参加人员包括饭店招待、门房、厨师、司机、警卫人员等。周恩来和陈毅端着酒杯，亲自为他们敬酒。这与中国外援八项原则一起，成了第二天当地报纸的重要头版新闻。
周恩来高兴地跳起了黑非洲的舞蹈，连续参观动物园
周恩来在马里是最为放松了！
长期跟随周恩来的随员目睹他兴高彩烈地进了圈子，还拉起莫迪博？凯塔总统一起，跳起黑非洲这种节奏欢快、情绪热烈的舞蹈。随员们熟悉他跳交谊舞的翩翩舞姿，也见过他去云南参加傣族的泼水节时跟着跳过那种将双臂高举手腕灵巧转动的傣族舞，这是头一次见他在异国跳该国的民族舞蹈。周恩来有跳舞的天赋，他无师自通，一学就会，能踏着如此急速的鼓点，跟着集体舞群的动作，模仿着那种黑非洲式的摆臂扭胯，真也有黑非洲的特点。
凯塔总统十分欣赏自己的中国贵宾能与非洲群众同乐，一边跳一边告诉他：“你知道么，在非洲，歌舞是黑人生命的一部分。”
周恩来跳着笑着说：“好哇，那我也有黑人的生命了。”
周恩来是于一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时从阿克拉飞抵的马里首都巴马科的。这时正赶上伊斯兰教每年一度的斋戒节，为时一周，每天从日出到日落之间不能进食和饮水；该国大部分居民都信奉伊斯兰教。这天，巴马科市民几乎倾城出动欢迎周恩来。从机场到库鲁巴山上周恩来下榻的总统府，十多公里的道路两旁，插着彩旗，密密麻麻的人群身穿鲜艳的民族服装，簇拥在路边欢迎。周恩来的车队来到时，他们忍饥耐渴，载歌载舞。当周恩来得知他们不能吃喝而表现出如此热情时，十分感动。
到了晚上，凯塔总统又在市内举行了一个一千多人参加的盛大招待会。每当有重大盛事或喜庆集会，马里人民都喜欢纵情欢跳，表达心中的热情和欢乐。在马里国家交响乐队演奏起黑非洲欢快热烈的乐曲时，为马里人民的热情所感染，周恶来和凯塔带头跳起舞来。
在这黑非洲特色的欢乐歌舞中，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访问加纳时产生的内在紧张情绪，都在这热烈气氛中释放了出来。周恩来访问加纳确实是冒着极大的风险。阿克拉街头在刺杀事件后的恐怖气氛、政府当局动用大批部队实施安全措施和中国代表团成员们对周总理安全的关心，使这次对加纳的访问难免带着一种内在的紧张。周恩来在朋友最困难的时候的这次访问是很顺利的，首脑会谈也很有成果，并正式公宣布了中国外援八项原则，他心中当然是十分高兴的。也有人甚至说，在马里的这几天，是周恩来晚年最高兴的日子之一。
周恩来在马里除了纵情跳舞，还连续两天去看动物。
一月十七日，他在巴马科第二副市长库利巴利和国民议会副议长西索科的陪同下，游览了库鲁巴山下的动物园。周恩来访问非洲已有六个国家了，他这天终于安排出时间来看一看非洲生长的特有的动物，倘佯于狮子、大象、河马、犀牛、羚羊、斑马、长颈鹿、秃鹫、巨喙鸟、红鹤等异兽奇禽之间。这天他看动物的余兴未了，第二天又叫上陈毅等人，前往参观巴马科市郊的索图巴动物研究所。凯塔总统听说周恩来对非洲动物很感兴趣，这次亲自作陪。这个研究所在独立前，原是法国殖民者经营的一个企业，一九六〇年由马里政府收归国有后，发展为集动物科研和生产于一体的大企业，它在马里六个经济地区设有附属研究站。在法国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全部撤走后，由非洲人全面接管。周恩来听所长介绍它的发展历史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很详细地询问了这个所的经营管理办法，还逐一参观了养牛场、家禽饲养场、实验室、饲料仓库以及这个企业的其他部分。临走，周恩来还给所长赠送了礼物，以表感谢。
凯塔总统说，我对你们的专家又惊讶又感动
周恩来在马里的访问中，不止一次地听到凯塔总统对在马里工作的中国专家赞不绝口。在周恩来访问马里之前，他曾派出中国水稻、茶叶等方面专家来援助马里。中国专家在来马里之前，曾获得周恩来的接见，周总理教导专家们要用雷锋的精神、用国际主义的精神来援助马里人民。
第一批专家到达巴马科以后，正好赶上凯塔总统星期一接见。凯塔总统问：“你们有什么要求吗？从遥远的中国来到，有什么困难吗？”
专家们提出的唯一的要求就是要立即赶到工作的地方去。
总统告诉说：“目前还不能去，因为暂时还没有通汽车，需要等到星期三或者星期四以后才能去。你们可以在巴马科玩几天，参观一下。”
专家组长问：“去那儿有多远的路程？”
总统说：“有二三十公里呀。”
专家组长爽快地说：“那没关系，我们走路去。”
凯塔总统听了，可惊呆了。他望着眼前这些穿着中山装、相貌朴实而充满了工作热情的中国专家们。总统已经接触了好些国家的各种专家了，可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专家。
在中国专家到了工地后，来自工地的有关报告深深打动了凯塔总统。中国专家到了工地，条件简陋，没有办公桌椅，坐在床上照样办公；从没有提出过要吃好的、住高级宾馆、乘高级轿车之类的要求，也没有提带家属的问题。中国专家的表现，也深得马里人民的尊重和爱戴，他们在马里享有极高的声誉。
凯塔总统为此作了一个特殊规定：中国专家可以随便出入总统府。
周恩来听了，感到很高兴和满意。
在谈到经济援助时，周恩来显得更谦逊而真诚
在马里听到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与对中国专家的赞扬声中，周恩来显得更谦逊与真诚。十七日上午，周恩来在凯塔总统陪同下参观尼日尔河畔的库利科罗城的时候，在热烈的欢迎大会上，周恩来在演讲中说——
昨天，凯塔总统提到了中国对马里的援助。我们认为，援助新兴的亚非友好国家，是中国人民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提供这种援助，帮助亚非友好国家发展自己独立的民族经济，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我们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而认为援助总是相互的。新兴的友好国家，通过这种援助，逐步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增强世界上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这就是对中国极大的支援。
……
中国目前对马里的援助是很有限的。中国专家在马里工作，受到马里政府的亲切关怀，得到马里人民的充分合作和支持。我们向马里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专家的工作是否称职，中国提供的机器和物资是否合乎马里的需要，我们真挚地希望马里有关方面向我们提出意见。
对周恩来出自肺腑的感人讲话，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周恩来演说完毕，凯塔总统站起来走过去和他握手。凯塔感动说：“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真诚援助。”
周恩来回答说：“我刚才说了，援助是互相的，这是穷朋友间的同舟共济。”
一月二十一日，在周恩来飞离巴马科之前，中国和马里两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公报》。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正式写进了公报之中。
黄镇作为秘书长对周恩来思考与提出对比外援助八项原则有这么一段深切的回忆——
就在这次访问非洲时，周总理提出了我们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这些原则，是经过总理深思熟虑一再推敲的，充分反映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周总理一直非常重视对外援助工作。这次来到非洲，总是挤时间亲自视察我国对外援助项目，了解和解决存在的问题。他也考察了超级大国的“援助”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的恶果。他们进行“援助”的目的都是为了掠夺，为了谋求特权，是要加深受援国对它们的依赖。同时，周总理也总结了我国对外援助工作的经验。马里是同我国建交较早的非洲国家之一，当时我国派到马里的专家较多。从加纳到了马里，周总理同凯塔总统谈得最多的，是对马里和非洲的经济援助问题。周总理怀着对发展中国家的无限同情，按照毛主席关于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的教导，提出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
周恩来说：车祸虽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也要过问
出了巴马科市区，汽车就开得更快了。车队的一长队车子高速地行驶着，在泥土公路上扬其了滚滚烟尘，裆住了视线，对路况看得并不清楚。
这是一月十九日下午，周恩来总理与凯塔总统留在城里进行会谈，应主人的安排，陈毅率领政府代表团部分成员去附近一个由中国援建的农场去参观。这些日子，警卫局李树槐局长对车速太高向主人提了意见，但是不顶用，非洲的司机就是将车子开得飞快。这次，车队还没有抵达农场就出车祸了，陪同去的主人乘的一辆车子因车速过高、烟尘太大，撞倒了一个横过马路的小孩。车队还要继续往前开。
陈毅在车上闻讯后，立即叫自己乘坐的车子停下。整个车队这才停了下来。陈毅忙叫自己的医生过去看。孩子伤势很重，还活着，医生赶忙协助护理将孩子送往医院抢救。车队这才继续前行。孩子送到医院后，因伤势过重，没有能抢救过来，死去了。
当晚参观回来，周恩来得到报告后明确指示大使馆要帮助处理这次车祸。周总理说：“虽然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过问，处理好这件事。”
后来周总理到了几内亚，还叫人问起这事的处理结果。中国驻马里使馆慰问了死者的父母，赠送了五千西非法郎现金。死者父母很有感慨，说中国使馆那么关心，而他们政府方面却没有什么表示。
周总理回到下榻的草屋，陡然响起一阵枪声
塞古？杜尔是周恩来的老朋友了。在非洲独立国家的首脑中，杜尔是最早访问中国的一个。此次对周恩来的欢迎，也是最突出的。
红地毯。二十一响礼炮。乘敞篷轿车。科纳克里倾城出动的夹道欢迎。塞古？杜尔总统显然是按国家最高元首的规格了欢迎周恩来总理的。
从机场至海滨的“美景别墅”，密密层层的群众夹道向周恩来总理欢呼。他们每人手中都有一条白手帕，当车队经过的时候，手臂一齐高举挥动，大街上倾刻变成了一条欢腾的白色的河流。一路上都有“达姆达姆”的鼓声，都有男女老少表演的各种民族舞蹈。
当车队驶经卢蒙巴印刷厂大门口的时候，敞篷轿车不得不在人山人海的欢呼声浪中停下来。周恩来走下车，接受两名几内亚女工代表大家向他献花，然后又按传统方式向他赠送几内亚特产的柯拉果……
当车队驶经总统府门前的时候，周恩来在欢呼声中再次下车，杜尔总统逐一介绍他与早已迎候在这里的几内亚社会名流认识……
当车队终于驶抵中国贵宾下榻的“美景别墅”时，周恩来、陈毅一看，倍感别致而亲切。这是两幢修建在海边的非洲民族风格的园顶茅草屋。在客厅里挂着毛泽东和杜尔的巨幅画像。尽管工作人员已经作了安排，但是细心的杜尔总统还是不放心，他亲自陪同周恩来到卧室，看到一应用具都已准备齐全妥善，才慢慢离去。黄镇副部长曾这么回忆说：“住在这非洲风格十足的草屋里，使客人们体味到深厚、浓烈的民族感和亲昵的友情。”
周恩来第一次外出访问回到别墅，突然屋外响起了一阵清脆的枪声。陡然一听，还以为有什么突发事件。主人忙解释说，这是警卫的士兵们朝天鸣礼枪，欢迎周总理归来。大约是热带长期炎热的气候，孕育了几内亚民族的热情、勇敢、豪放。不仅是代表团所住的草屋别墅体现了他们民族的热情，就是在这草屋别墅担任警卫的士兵，也以独特的方式表现出对中国客人表现出一种超出人们想像的热情。有几次，周总理没有回来，只是随员们先回来了。警卫士兵看见中国贵宾的汽车回来了，同样朝天鸣枪欢呼。等到周恩来总理回来时，他们再次鸣枪欢呼。大家开始不习惯，但客随主便，渐渐也就听惯了。主人独特表示感情的方式，却是很感人的。
“人家一、二、三号人物都能坐，为什么我周恩来不能坐？”
一月二十二日的晚宴上，周恩来对杜尔谈起下午刚参观中国援建的卷烟厂、火柴厂建筑工地的情况。这天下午的访问，是由几内亚国务部长、外交部长和经济发展部长三个部长陪同。因而晚宴时，杜尔一见周恩来就抱歉地笑着说：“今天我有公务脱不开身，实在是怠慢了总理阁下。明天弥补，我、赛弗拉耶议长和福代巴国防部长一起，陪你和陈总去金迪亚看我们的植物园。乘车去，开飞机送我们回来，带一个翻译就行了。”
周恩来愉快地答应了。
但是，在晚宴开始前，主客双方有关官员在商量落实第二天的安排时，几方就提出了明天杜尔总统陪同，乘车去，直升飞机送总统、总理和陈总回首都。中方官员听了再一问，总统驾驶的是苏联出产的直升飞机，驾驶员是从捷克来的，中方就觉得是否安全？中方考虑到几国大部分是高原和山地，在热带气候之中驾驶苏联的直升飞机，那可是适应寒带飞行而设计制造的，具有一定的危险；尤其是中国代表团刚刚从在加纳的冒险访问中舒缓了一口气，怎么能够让周总理再冒一次险呐！中方就以直升飞机座位有限，又有安全问题，不同意几方的这一安排，主张还是车去车回。几方主管官员外交部秘书长迪亚洛？阿尔法和礼宾司长萨松感到很为难，因为是杜尔总统本人执意要用飞机送周总理，主要考虑是减少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长途乘汽车的疲劳。情况反映到黄镇、孔原那儿。黄镇、孔原也对周总理、陈老总的安全担心，就找了陈毅。陈毅说，这事由总理定，总理坐，我就坐。几方也将情况报告了杜尔总统。杜尔听了说：“你们不要担心。这事由我自己去给周总理说。”
吃饭的时候这么一说，周总理亲口答应了。
晚宴结束后，中方人员还是私下里向周总理表示了担忧。最为担忧的有三个人。两个是负责代表团安全的李树槐局长与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尤其是成元功具体负责周总理的人身安全，他跟随周恩来多年，已经切身地体会到周恩来已经经历了多次危及性命的惊险遭遇，感觉到周总理这样乘机也是冒很大风险的。
另一个是代表团秘书长黄镇。黄镇不由得联想起两件乘机遇险的事。一件是黄镇自己在出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期间，有一次，苏加诺总统特邀黄镇及几个主要国家大使出游，从雅加达飞往安汶岛。他们乘坐的是苏加诺的专机，这是用美制“大力神”运输机改装的专机。飞机飞到安汶岛上空后，一直在盘旋，开始苏加诺强作镇静，没有告诉大家，只是掩饰说飞机多盘旋一会，让大家观看安汶岛的景致，过去荷兰曾在这儿出兵。但盘旋了半个小时后，不得不将真相告诉大使们：飞机有一个轮子下不来了。有的大使吓疯了，站起来猛地捶打机窗，但被冷静的黄镇厉声喝住，那些慌乱的使节才坐回座位。后来飞机强行着陆成功，打开舱门，看见跑道旁停满了消防车和救护车。那次，黄镇是捡回了一条命，他的镇定表现却得到苏加诺的赞扬。他此次担心的是，周总理这样乘坐直升飞机，这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
另一件是，一年多以前，卢蒙巴被害死后，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在刚果（利），为处理冲伯集团的问题而乘坐飞机从利奥波德维尔起飞，在飞至恩多拉上空时飞机失事而丧命。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但是，在向周总理表示了担忧后，周恩来却不以为然地笑着说：“人家总统、议长、国防部长，一、二、三号人物都能坐，我周恩来为什么不能坐？”周总理接着明确指示，“客随主便。此事不要再提了。”
第二天，在参观了金迪亚的水果和热带植物后，参加了欢迎会后，周恩来、陈毅只带了一个翻译与杜尔总统上了直升飞机。飞机在天空飞行，总理卫士长成元功等随员们只好赶紧乘坐汽车加速追赶。他们不断地仰头寻望飞机，为总理和总统的安全捏了一大把汗。直至得知飞机安全降落，大家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隔了两天的下午，总统杜尔、议长赛弗拉耶和国防部长福代巴，这几内亚的一、二、三号人物同乘一辆奔驰敞篷车，由杜尔总统亲自驾驶来到海滨的草屋别墅，拜访周恩来和陈毅。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对他们的拜访深表感谢。但周总理对他们的行动，提出了诚恳的忠告。周总理提醒他们：你们不能自己开车到郊外来，你们三位是几内亚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要对几内亚人民负责，要谨防万一。
几内亚这“三驾马车”年纪都还不大，杜尔总统这个月刚满四十二岁。杜尔听了周总理的忠告，很为感动地说：这是一位长者、真诚朋友的忠告。
夜半起飞之前，周恩来紧急修改告别辞
一月二十六日的午夜，周恩来将要飞离科纳克里，再次穿越撒哈拉大沙漠，飞往东北非的苏丹共和国访问。当晚，他要在下榻的草屋美景别墅宽敞的大阳台上举行告别招待会，宴请杜尔总统等几内亚领导人。
在招待会开始之前，周恩来想起了那份预定午夜要在机场向几内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发表的告别辞。告别辞是由他指示要点后，由代表团中负责新闻采写和发布的乔冠华与龚澎夫妇经手写成的。
稿子已经送来。他已经看过一遍了。他觉得意犹未尽。他望着窗外蔚蓝色的大西洋海面那起伏无尽的波涛，想起了这几天的访问所获得的种种美好火热而极为强烈感受，想起夹道欢迎的市民、想起给他献花的女工、想起晚会上那富于活力的几内亚民族歌舞，想起他称赞的这“慷慨、好客、富饶、美丽的几内亚”所蕴含的顽强的生命力，特别是想起真诚、友好而正直的杜尔总统……
几内亚政府刚获得独立，杜尔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久就访问了中国，成为访问中国的第一个非洲独立国家的元首。
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印边境冲突发生后，西方掀起一股反华逆流，苏联也不顾事实地片面袒护印度。在这个时候，塞古？杜尔总统领导的几内亚政府发表了有关解决冲突的四项主张：中印双方立即停火，双方部队各从天然边界线（即中国政府所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双方政府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谴责任何外来势力对中印边界冲突的干涉。杜尔政府这些主张，反映了坚持亚非团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呼声。这四项主张提出后，受到中国政府和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当年十一月十三日，周恩来致电杜尔总统，说几内亚政府的主张“是公正的、建设性的，有助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在目前情况下，双方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做到这点尤其是迫不及待的；“中国政府十分赞赏贵国政府的这一公平、合理的主张”。中几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了解，又进一步加深了。
他觉得应该在告别辞中再强调一下塞古.杜尔总统领导的反帝反殖斗争和民族独立运动，并要提到总统的英雄祖辈萨摩里？杜尔。于是，他在窗前的办公桌上提笔给乔冠华写了一份意见稿——
冠华：
请将告别词中加上下述一段意思（文句请你们改写），即：
几内亚人民在民主党和总统领导下，大力推动和支持非洲各国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在几内亚的歌舞中，不仅强烈反映出几内亚人民的历次反帝斗争，而且广泛歌颂非洲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卢蒙巴的名字在几内亚人民中同几内亚民族英雄萨摩里？杜尔一样受人尊敬，受人怀念。这一些充满着政治内容的革命歌曲的传播，大大鼓舞着非洲人民的民族觉悟，促进着非洲国家的统一和团结。
周恩来
一月二十六日
乔冠华这位有名的外交才子接到上面这份意见稿后，立即按周恩来的指示对告别辞进行了紧急修改。
午夜零时三十分，周恩来发表完告别辞后，与专程来机场送行的杜尔总统拥抱辞别，乘专机夜航飞往喀土穆。
在乘敞篷车的问题上，周恩来严厉批评了中方礼宾官员
从喀土穆机场直至城里的国宾馆，苏丹当局组织了群众热烈欢迎。但周恩来乘坐在封闭式的轿车里，心里感到特别不舒服。他看到陪同的苏丹国家元首阿布德中将也似乎很憋扭，他俩只能从车窗伸出手去与欢呼的群众打招呼。他是下午三时飞抵这里的。这是世界上最热的国家之一，下午又是一天中最热的时辰，群众站在烈日之下欢迎来自远方中国的客人，封闭的车子阻隔了两国领导人在此场合与群众的交流。
周恩来乘专机从西非的科纳克里起飞后，经过长途夜航，二十七日上午，在马里首都巴马科机场作短暂的停留，飞机加油。二十七日下午，飞抵尼罗河边的苏丹首都喀土穆，受到了阿布德中将率领苏丹军政众多高级官员的热烈欢迎，主人是以最高的礼仪方式接待中国总理的。
进得城来，在国宾馆里下榻之后，周恩来才知道，苏丹政府是安排了两国领导乘坐敞篷汽车行进的，以便于让喀土穆的人民一睹中国贵宾的风采，也想借以表明苏丹现任领导人的政治影响。然而，代表团负责礼仪的官员却考虑到安全问题，对苏丹政府的安排表示了异议，并未报经周恩来、陈毅知道就改变了苏丹方面的计划。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非常生气，因为这就错过了一个与苏丹喀土穆人民直接、亲近地见面的机会。待主人离开后，他严厉批评了决定此事的孔原、黄镇和童小鹏，认为这种做法没有从大局出法，对东道主不尊重，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没有给予支持。他立即指示，尽快同苏丹方面协商，在代表团离开喀土穆时安排他和陈毅从宾馆到机场沿途乘坐敞篷汽车。
游览了喀土穆的陈毅请人猜谜语
据说，陈毅曾经先后给人出过两个谜语。其一，“一条大河三座城”打中外两条河流与两个城市的名字。其二，中国“喀土穆”，打一个城市名。
其一的谜底是，尼罗河与喀土穆，长江与武汉。
其二的谜底是，武汉。
这次出访非洲，每到一个城市，陈毅要邀周恩来瞅空去兜风，观光市容。遇上周总理和对方首脑单独会谈，他就会邀上别的成员乘车去领略异国城市的独特风光。来到苏丹，尽管喀土穆是世界最有名的“火炉子”，那干燥的高温也未能冲淡陈老总的游兴。喀土穆位于白尼罗河与青尼罗河汇合处，恰是尼罗河上、中游的分界线。狭长的喀土穆城区夹于青、白两河之间，像一条“象鼻子”。喀土穆在阿拉伯语中就是象鼻子的意思。这条“象鼻子”是由喀土穆、北喀土穆与恩图曼三个城镇组成的，就象中国“火炉”武汉是由武昌、汉口与汉阳三镇组成的一样。气势轩昂的清真寺、浓荫如盖的大榕树、一江双色兰白分明的尼罗河、阿拉伯色彩浓郁的古神庙、壁画和陵墓，……这都是喀土穆独特的风光。
聪明睿智的陈毅从喀土穆联想到中国的武汉，构思了他这两个绝妙的谜语。
在喀土穆有一件满清皇帝赏赐的黄丝绸马褂……
这是一件古式的中国黄丝绸马褂。布钮扣。织着暗花。
虽说这马褂经过的年代也不算短了，因为它的丝绸质地优良，透过陈列的玻璃橱板可以看见其色泽仍未见消退。
这是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下午，周恩来来到苏丹英雄城市恩图曼，瞻仰了苏丹民族英雄马赫迪的陵墓，参观了哈利法博物馆。这个博物馆陈列着苏丹历史上反对殖民主义侵略斗争的丰功伟绩的展品。有起义军用过的长矛、刀、棒，也有缴获殖民者的枪支大炮。他来到这件与中国有关的文物前细看。这件黄丝绸马褂是中国清朝同治皇帝赐给一个叫戈登的英国将领的。这是戈登为满清皇朝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而获得御赐的赏物。
周恩来很熟悉这个英国侵略军官的名字。查尔斯？戈登到过中国，在一八六〇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曾参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活动。一八六三年，他又率领洋枪队帮助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不久，太平天国失败，洪秀全自杀，他在得到满清皇帝的赏赐后，就回英国炫耀去了。
以后，他的罪恶的名字又跟苏丹争取民族独立的人民起义联系在一起。
十九世纪后半期，也就是在中国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后不久，在尼罗河畔的苏丹暴发了非洲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反殖民主义武装起义——马赫迪起义。英雄的苏丹人民浴血奋战，顽强斗争，赶走了英国侵略者，建立了独立统一的国家，震动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满怀热情地称赞苏丹人民“非常成功地抗击英国人”，“做出了任何欧洲军队都不能做到的事情”，是“勇敢的榜样”。
起义的领导者是尼罗河哺乳长大的造船工的儿子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但他从小就不喜欢其父兄所从事的造船业，而迷恋于读书识字，热衷于宗教活动，后来成长为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清心寡欲，能背诵全部可兰经和各种学者们注释的经文，经常独自长夜静坐苦思瞑想，完全摒弃了世俗生活的享受。他通过传教，抨击外国侵略者的残暴统治，动员人民起来斗争。他擅于演说，能作激动人心的传教，渐渐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经过了一系列的筹划准备之后，他发动了著名的马赫迪起义。在穆斯林中早就有这样的传说：在穆斯林遭到苦难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位伟大的救世主——马赫迪，他能恢复真正的教义，拯救伊斯兰教徒。他公开宣称自己就是马赫迪。他在阿巴岛附近的尼罗河两岸举行了起义，起义军的大旗上写着几个鲜明的大字：“先知的哈里发——穆罕默德.马赫迪”。从一八八一年八月开始，起义军连续取得战斗胜利，起义军不断发展壮大，像大火迅速燎原至苏丹各地。马赫迪的起义军先后打败了法绍达省省长拉希德？埃曼贝依的军队，苏丹总督派来的优素福.沙拉利帕夏的远征军，并使英国退役上校希克斯指挥的装备精良的远征军全军覆没。
在马赫迪起义势如破竹、英埃统治者一败再败时，英国统治者就将希望寄托于戈登身上。戈登曾在苏丹呆过五年，曾任赤道省长和苏丹总督。他被认为是“最熟悉苏丹事务的英国人”，“给了戈登最高指挥权，他就能够以一种任何人都不能采用的方式把事情解决”。有的人甚至吹嘘说：“光凭他的名字，就会发生奇迹”，“如果马赫迪是先知，那么，戈登在苏丹是更大的先知”。
一八八四年一月十八日上午，戈登乘汽轮从开罗抵达喀土穆。在码头上，受到一排身穿华丽制服的文武百官的热烈欢迎。他当众宣读了任命他为苏丹总督的任命书，并得意洋洋地发表了演说。他就任后，确实与其前任有所不同，先是玩弄起分裂苏丹的阴谋，企图以高官厚禄“招安”马赫迪。他写了一封信给马赫迪，提出一个主张：让马赫迪担任北苏丹独立国科尔多凡的国王，将南苏丹划归英国的东非领地。随信还送去了一套红色的官服。不久，他得到的是马赫迪如法泡制的答复。马赫迪回送给戈登一套起义军的服装——白色的阿拉伯长袍和包头，以示劝降。马赫迪以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回信说：我不需要国王的封号，不需要科尔多凡和任何别处的王国，也不需要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荣华富贵，……至于你送给我的礼物，愿真主奖赏你的善意，原物奉还。
戈登出任总督也没有吓倒马赫迪。相反，马赫迪还积极布署了对苏丹首府喀土穆的进攻，至一八八四年八月，马赫迪的四万起义军将喀土穆团团包围，并切断了英埃军队的北退之路。一八八五年初，围城的起义军达到了十万之众。马赫迪曾给戈登写信，劝其投降。喀土穆被围数月之后，城里饥荒甚为严重，士兵饥肠辘辘，无法作战。戈登失去了昔日的威风，整日惶惶不安。
一八八五年一月二十六日，马赫迪亲临前线指挥进攻喀土穆。战斗非常壮观，有史料记述说：“一群群人擎着迎风招展的战旗，一排排步枪射击手隐蔽在战壕里，……爆炸的炮弹……无数子弹和偶尔进发的重炮弹搅得河水水花四溅，……这个暴风雨般的场面……给你一种永远不能忘却的印象。”英勇无畏的起义军战士们前仆后继，终于冲进城里，把绿色的旗帜插到了喀土穆城头。一群起义军冲到总督府门口，正碰上狼狈出逃的戈登，起义战士立即用长矛刺穿了他的胸膛。这个在亚非两洲罪行累累的殖民者，终于遭到了应有的惩罚。
周恩来看到这件满清皇帝赏赐给戈登的黄丝绸马褂，作为起义军的战利品展示在苏丹的博物馆里，内心是很起波澜的。
周恩来在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布德中将举行的国宴上演说时，就曾欣慰地说——
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长期斗争中，我们两国人民是相互同情和相互支持的。曾经镇压过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苏丹民族革命运动的帝国主义者戈登，最后终于受到了苏丹人民的惩罚。这种共同的斗争一直把我们两国人民联在一起。自从我们两国相继获得独立和解放以后，特别是我们两国建交以来，中国和苏丹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获得了令人满意的发展。
老皇帝通过开罗渠道向周恩来发出访问邀请
当周恩来乘坐的专机进入埃塞俄比亚帝国领空，在那山峦巍峨起伏耸立的高原上空，已有六架红黄绿三色横条标志的埃塞俄比亚战斗机在云中迎候。战斗机的队列迅速变换，三架一组分飞在周恩来专机的左右，以整齐的护航队列一起行进。不久前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也是派遣了战斗机遍队护航迎接。
当时中国与埃塞俄比亚两国之间还没有外交关系，这种护航迎接入境的方式，应该说，这是海尔？塞拉西皇帝给予周恩来很高规格的接待。
中国方面与埃塞俄比亚的特殊联系渠道是驻阿联大使陈家康建立起来的。陈大使在开罗威信很高，出任了开罗的外交使团团长，与埃塞俄比亚驻阿联大使有过交往。陈家康在交往中了解到埃塞俄比亚老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的倾向，既未与中国建交，也不准备承认台湾蒋政权；老皇帝具有民族气节，在抗击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军队入侵中，不但亲临前线指挥，还常跳进战壕，端起机关枪射向敌人，因而有“战士皇帝”的美称。海尔？塞拉西虽说是个皇帝，但在国内与海外都甚有影响。陈家康向国内报告，获得批准，曾应邀去埃国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访问，受到埃国外交部的热情接待，还在皇宫里得到老皇帝的会见。陈家康跟老皇帝谈起，毛泽东早在一九三八年在延安领导中国人民抗日的时候，就谈到埃塞俄比亚的抗击法西斯的游击战争。
老皇帝听了很高兴，很感兴趣：“呵呵，是吗？那时候毛泽东在山里就知道我们的游击战。”
陈家康说：“毛泽东不但知道，而且还预见到埃塞俄比亚一定能打胜，一定能恢复自己的祖国。”
老皇帝更高兴了。当时，陈家康就与老皇帝达成了共识。老皇帝对毛泽东也很敬仰。多年后，中埃两国建交之前，一九七一年十月，他虽已年过八十，仍来中国访问，当时晚年毛泽东已在病中。十月八日下午，他去十三陵访问，车队出了郊区快至定陵时，传来毛泽东马上想要会见他的消息，他很高兴地马上转头回城去见毛泽东。
但在他接见陈家康时，两国建交的时机尚未成熟，便商定采取了灵活的办法，即由国内派新华社记者李翼振夫妇常驻亚的斯亚贝巴，经常来开罗向陈家康汇报工作并接受国内指示。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间，周恩来出访非洲的消息公开后，海尔.塞拉西通过这条特殊的联系渠道，向陈家康发出了邀请周恩来总理访问埃塞俄比亚的邀请。
周恩来谅解对方苦衷，同意不在首都会谈
周恩来的专机降落在远离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埃国北部阿斯马拉的机场。这是一种有失礼貌的安排。这种安排是在筹备访问的谈判中对方突然改变的。
陈家康大使在接到海尔.塞拉西皇帝向周恩来发出邀请的信息后，立即向国内报告。国内同意往访，并指示驻埃及使馆负责有关的准备工作。在周恩来总理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飞离开罗后，陈家康即率领朱启祯、王炎堂等一秘、参赞奔赴埃塞俄比亚。陈家康经与埃国外交大臣商定了周总理访埃的具体安排，包括周总理飞抵埃国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时间、下榻地点、礼仪规格、访问安排、会谈内容等。埃外长十分熟悉外交事务，对达成的协议很满意。双方都很高兴。
岂料事情又突生意外，这时埃国宫廷大臣赶来，推翻了全部协议；提出只安排周总理访问埃国最大的城市阿斯马拉，而不去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埃方这种出尔反尔的行动极为失礼，这使陈家康等人十分愤慨，也令其国外交大臣甚为尴尬。对一个受邀国的总理，不在对方首都接待是违反国际惯例的。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武装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是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的发起国，在其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了非洲统一组织大会，非洲统一组织的总部与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总部也设在这里。对方邀请周总理访问，理应要访问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陈家康当场表示，对于埃方这一出人意外的变更，中方须经请示才能给予答复。对这个变化，埃方外长也很不愉快。
在这种情况下，陈家康等人都不主张周恩来总理目前就访问埃塞俄比亚。
据当时参与谈判的朱启祯在回忆文章中记述——
在报告代表团后，总理指示，为了加强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同意只去阿斯马拉。总理并说：埃方这样做显然是外国压力的结果。对于小国，我们应该谅解他们的困难。
在我们答复对方同意，只去阿斯马拉后，埃外交大臣一再表示感谢。……
埃皇帝请总理同住阿斯马拉皇宫里。塞拉西皇帝同总理进行了三次会谈，并亲自陪总理访问历史古城阿克苏姆。为了确保总理一行的安全，埃政府命令原安排与代表团同住一个旅馆的美军顾问团人员全部迁走，并规定他们在三天内不许在阿斯马拉公开活动。
周恩来看得更高更远，体会到对方的难处。埃塞俄比亚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没有接受台湾派来的“大使”。但其与美国关系很好，与美国签订有“共同安全条约”。海尔？塞拉西多次访问美国，在阿斯马拉有美国的巨型电讯基地，在五十年代以来，美国给埃塞俄比亚的军事援助费用，占美国给非洲军事援助的一半。埃政府未与中国建交，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控制。他们在主动向周恩来发出邀请后，却又陷入了一种为难的局面。一方面，他们希望周恩来去访问，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怕美国施加压力，影响埃美关系和美国对埃的援助。
当时，代表团中部分随行人员对埃方在做法有反感的情绪。周恩来对他们说，应该体谅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困难，不要计较礼仪，要着眼于发展中埃人民的友谊。
在两国建交问题上，我们可以等五年、十年、十五年
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是个小老头。一月三十日中午，他站在阿斯马拉皇宫的门口，身旁有两头狮子作警卫。他在等待去机场迎接的沃尔德首相陪同周恩来总理到来。
这个皇宫原为美国人的军事基地，埃塞俄比亚接管后，改作老皇帝的冬宫。在这个宫殿里，周恩来总理与塞拉西皇帝举行了两次会谈。
在当天下午的第一次会谈中，塞拉西皇帝直言不讳，指责中国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索马里的边界争端中支持了索马里。周恩来耐心解释说：埃、肯、索三国的“民族争执问题，对我们是一个新问题。索马里与中国先建交，埃塞俄比亚同中国未建交，肯尼亚当时还未独立。由于中索建交，索马里总理到中国访问”。“索总理访华时向我们要求经济援助。凡是非洲国家向我们提出经援要求，我一般都给予满足。”“我们帮助索马里进行经济建设，同索马里想用武力夺回领土毫无关系。”“好似我们对阿尔及利亚提供的援助，同阿、摩冲突完全是两回事”一样。因为“我们对阿的援助从阿进行反殖民主义战争就开始了，但阿、摩冲突是发生在去年十月”。“我们一向坚持万隆精神，主张任何争端和平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我在同索马里总理的谈话中，一再强调了我们对埃、索争端采取不介入的立场。索总理表示同意我们的立场。”“我们愿意同非洲各国友好，不在争端中支持任何一方。”“对索马里提供援助的不是我们，是别人，是某些大国。”“我们不介入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已听过索马里的意见，所以这次先访问埃塞俄比亚，先听取你们的意见。”
周恩来这番出自肺腑、通情达理的话，消融了老皇帝心中的误会。他表示感谢周恩来的承诺，并且表白：埃塞俄比亚并不是说中国“不该援助索马里”，而是“觉得只能给经济援助而不能给军事援助”。他接着说，埃塞俄比亚“仍愿同索马里坐下来谈判”。
周恩来笑着说：“很高兴听到陛下坚持同索马里坐下来谈判的立场。这精神很好，我一定转达索马里方面。”
第一次会谈消释了误会和隔阂，在说笑声中结束了。老皇帝为周恩来举行的宴会开始了。但在随访翻译冀朝铸的回忆中，皇宫里卫生条件较差，“这里苍蝇很多，多到可以飞到你的鼻子里去”。他在宴会上看到了一块巧克力蛋糕，他很喜欢吃，等侍者去拿那块蛋糕时，用手一挥，那些“巧克力”飞了起来，原来不是巧克力，而是落在奶油蛋糕上的一群苍蝇。
一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在塞拉西一世陪同下，参观了历史名城阿克苏姆回来后，在皇宫举行了第二次会谈，讨论中、埃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与将要签署的《联合公报》。
塞拉西皇帝考虑到目前与美国的关系及美国对埃塞俄比亚的援助，不同意像突尼斯一样马上宣布与中国建交，但是，他说：“我们的建议是：‘双方协议采取措施加强埃塞俄比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包括在最近的将来使两国关系争常化。’”他解释说：“埃塞俄比亚一直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如果我们要使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我们不能不考虑同美国的关系。”“我并非追随美国的政策。我们的政策是不结盟，我们相信这一政策是正确的。”
周恩来设身处地，理解对方的这些解释。他说：我注意到“陛下提到埃塞俄比亚面临的实际困难，并且表示要努力克服这种困难。”“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照顾埃塞俄比亚的困难，还需要时间。”“也可能需要长时间，这没有关系。事情总是准备长一点好，困难总是估计多一点好。”
在《联合公报》签署的当晚，周恩来在阿斯拉马皇宫举行告别宴会。本来，周恩来准备在宴会上阐明一下中方的观点，而且已经让乔冠华拟好的一篇讲稿；但他经过考虑，又改变了主意。他想，既然双方存在分歧，我方的许多观点在会谈中已经阐明，不如改变一下方式，不宣读此稿。他说，“我们可以等五年、十年、十五年，直到对方方便的时候我们再建立外交关系。”
他将此意见征得代表团同志的一致同意后，让礼宾司司长俞沛文把这篇稿子先送给塞拉西皇帝看，并征求其意见。塞拉西看了后，对俞沛文说：请转告周恩来总理，他的意见和观点，我们都知道了，我们是尊重他的，请他最好不要讲这篇稿子了。
这样，在告别宴会上，周恩来没有读那一篇稿子，只是发表了简短的祝酒辞。在祝酒辞中，他不点名地批评了美国：“这个公报的签署和发表，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埃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且使那些制造无根据的谣言来破坏中埃两国关系的外来企图遭到失败。”
陈家康又访埃塞俄比亚
在周恩来访问非洲之后，非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促进了又一批非洲国家与中国建交。在一九六四年秋天的联合国大会上，还没有与中国建交的埃塞俄比亚投票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周恩来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变化，指示陈家康从开罗飞抵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访问，向埃方的支持表示感谢，并探询有无在最近实现双方建交的可能。经了解，当时埃塞俄比亚由于受到美国的压力，还未能考虑实施与中国建交。
当时，陈家康带着一秘朱启祯等人下榻在埃外交部安排的旅馆里。有次在大堂里，陈家康发现台湾当局驻伊朗“大使”沈觐鼎也住在这个旅馆。原来他们发现在周恩来访问埃塞俄比亚后，中埃没有建交，就以为有空子可钻，就跑来埃国活动与台“建交”。都是中国人，住在不同的楼层，在走廊迎面碰见时，有时点一下头，有时也不打招呼。
陈家康这边有很多活动，好象沈觐鼎他们也有很多活动。
有一天，陈家康等尚未出门，电话铃响了，朱启祯拿起话筒一听是找“中国沈大使”相约一次聚会，朱启祯随机应变，就以忙为借口推掉了。朱启祯报告了陈家康大使，陈家康说最好让旅馆把中国的电话统统都接到我们房间来。
朱启祯接完电话，就去找旅馆的总机接线员，给了她十元埃镑表示感谢，请她以后将中国人的电话都接到某某号房间。陈家康等有事外出，也留人在房里守电话。于是，“两个中国”、“两个大使”的电话都接到我方的一个房间里来了。遇到是台湾方面的电话，我方就哼哼哈哈地将其应付过去，该推的都推了。
有次在走廊里，我方人员就听见沈觐鼎对其随员说：怎么搞的，我们的约会最近都没有消息。
这次陈家康大使的亚的斯亚贝巴之行虽说未能谈成马上建交，但通过访问活动，广泛交朋友，为后来建交打下了基础。
从周恩来访问埃塞俄比亚后的一九六四年，一直至一九七一年的第二十六届联大，尽管中埃两国尚未建交，埃塞俄比亚一直在每年联大投票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中埃两国政府等了历时七年，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前三个月，即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两国达成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协议。当年为周恩来送那篇未发表的讲话稿给塞拉西老皇帝的中国外交部礼宾司长俞沛文，终于来到美丽的高原名城亚的斯亚贝巴，出任中国驻埃塞俄比亚首任大使。
周恩来说：中索两国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就有了来往
——唐代史书上对东非已有记载。唐朝有个叫杜环的，是《通典》作者杜佑的族子。此人于公元七五一年被大食所俘虏，此后随大食国西行，遍历阿拉伯各地，公元七六二年归国，他是第一个有名有姓踏上非洲大陆的中国人。其根据十年的见闻写成《经行记》，现在留存只有一千五百字，散见在《通典》之中。在《经行记》中对东非的摩邻国有如下记载：“又去摩邻国，在秋萨罗国西南，渡大碛，行两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食，人餐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人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和出纳，唯饮酒滤浪终日。”摩邻国在什么地方，中外学者们进行过许多考证，意见不一。但一般都认为是指东北非，北非或者东非的某个地方。
——《经行记》中还有“其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大秦是指埃及，文意是说，在八世纪中叶，埃及的医生意已经能作脑外科手术，真令人赞叹。
——一九五四年在西安市南郊的唐代裴氏小娘子墓里出土了一件黑人陶俑，高十五厘米，肤色纯黑，头发卷曲，额微凸，唇较厚，隆乳鼓腹，双手握拳，是一个坚强健壮的黑人形象。
——宋代赵适著的《诸蕃志》中记的“申理国”就是当今的索马里。书中写道：“申理国，人露头跣足，缠布不敢著衫，唯宰相及王之左右，乃著衫缠头以别。王居用砖甓砌。民屋用葵茆苫盖。日食烧面饼、羊乳、骆驼乳。”书中详细介绍了鲸鱼及其用途：“每岁常有大鱼死，飘近岸，身长十余丈，径高二丈余。国人不食其惟肉，刳取脑髓及眼睛为油，多者至二百余，和灰修船舶，或用点灯。民之贪者，取其肋骨作屋桁，脊骨作门扇，截其骨节办臼。”
——明代所言的“木骨都束”，就是现在索马里的首都摩加迪沙。据明史记载，航海家郑和代表明王朝几次访问了木骨都束、卜刺哇（索马里的布腊瓦）、竹步（索马里的朱巴河口）和麻林（肯尼亚的马林迪）。当时郑和的“宝船”“体势巍然，巨无与敌”，其长四十四丈四尺（约147米），宽十八丈（约60米），能载千人，载货千吨，备有九桅江帆，装有指南针，是当时世界上最雄伟的船队。随同郑和一起出访的费信，在他所著的《星槎胜览》中就详尽地描绘了摩加迪沙的风土人情，使当年的知识层十分向往。在十二—十三世纪，摩加迪沙就极为繁华兴盛，是世界上第一个乳香和没药市场，也是象牙和皮革的贸易中心。当时，在永乐年间，木骨都束曾三次派遣使节访问中国，并赠送了“花福鹿”（即斑马）和狮子给中国；卜刺哇也曾九次遣使访问中国。
……
在至今所保存的与周恩来访问非洲的有关文物中，周恩来所携带回来的非洲国家领导人赠送的各种礼物，无疑是很有特色与很有意义的；但最令人感动的是，周恩来在访问非洲之前披阅过的有关材料和史料。他批写的眉批文字，他所划的杠杠圈圈，可见其阅读之细心，思考之深刻。有的材料，编写的欠详尽，他还叫秘书去查借有关史籍。还在访非出发之前，有的随员就说，我们的总理经过这次准备，可称是中非关系史的专家了。
二月一日上午，海尔.塞拉西皇帝在皇宫门口送别周恩来。沃尔德首相和众大臣送周恩来去机场。飞机往南飞往印度洋西岸的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索马里是周恩来此次访问非洲十国之行的最后一站。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英国、意大利先后入侵索马里。二战期间，英国占领了意属索马里。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原意属索马里交给意大利“托管”。索马里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英属索马里与意属索马里于一九六〇年六、七月先后宣布独立，两部分于同年七月一日合并成立了索马里共和国。独立的次年六月，中国便向索马里派出了大使张越。这是中国向东非派出的最早的大使。
二月一日中午，周恩来从埃塞俄比亚飞抵索马里的首都摩加迪沙。下午，在这个郑和多次到过的“木骨都束”，他接受了摩加迪沙市赠送的“自由钥匙”。晚上，在索马里总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举行的国宴上，周恩来就把中索人民的友谊追溯到九世纪和十五世纪。他说——
中国人民和索马里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早在九世纪初叶的中国文献上，就有关于索马里的记载。十五世纪中国的大航海家郑和，在他著名的远航中，曾经多次访问过摩加迪沙和索马里的其他地方。在此期间，也曾有过索马里的友好使者到中国进行访问。
次日上午九时，周恩来在拜会索马里总统亚丁？阿卜杜拉？欧斯曼的时候，再次强调了“我们两国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有了来往”的传统友谊。
从联合国问题谈到了台湾，周恩来动了感情
此次所有访问的非洲国家都很关心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非洲国家的好些领导人，都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谈到这个问题。此次在索马里访问中，曾经访问过中国的舍马克总理对中国十分友好，也很关心中国恢复联大的席位问题，因而与周恩来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会谈，谈得很深入、透彻，谈到关键的问题时，周恩来动了感情。
这是周恩来与舍马克举行的第二次会谈。这是二月三日上午，在摩加迪沙的政府大楼举行的。
在舍马克表示关心这个问题，谈及数天前中国与法国已经宣布建交，其他国家承认中国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
周恩来对舍马克再次重申了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说：虽然承认中国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联合国能否多数支持恢复中国合法权利并且驱逐蒋介石，那还不能肯定。”
舍马克问：这为什么？
周恩来说：因为“美国在联合国操纵了多数”，假如它“看到联合国多数支持恢复中国席位”，“一定会提出台湾地位未定”，“会提出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叫台湾政府，或台湾共和国，或者托管地”。拉丁美洲国家会追随美国，英国会赞成，“一部分亚非国家会动摇，会劝我们先进去，不要反对把台湾除外”。“把台湾除外，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不然，等于我们承认台湾被割让出去，承认美国占领台湾。”
说到这里，周恩来动了感情。他说话的声音都提高了：“这是蒋介石都不承认的事，我们承认，我们就变成民族罪人，出卖领土”！他说得斩钉截铁：“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只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们绝不会承认把台湾割出去。”
舍马克对此也有些想不通，为甚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非要把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与驱逐蒋介石集团问题扯在一起，这使中国迟迟进不了联合国。舍马克心存疑惑而善意地问：“如果联合国多数支持恢复中国席位，而美国有不同意见，要把台湾除外，中国是否可先接受安理会的席位，同时宣布台湾是非法的？”周恩来直截了当地回答：“不可能。这两个问题一定得联在一起。中国的席位一恢复，蒋介石（在联合国的席位）应该是不存在了。”“如果出现两个中国，我们宁可不进联合国。”因为“美国在搞鬼，许多国家受影响，要造成两个中国同时存在。我们只有不进去，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不能在美国的阴谋面前屈膝。”
周恩来对舍马克提醒说：“阁下，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而是复杂的。世界上的事才复杂哩！”
两个阿里都说：这样的总理在这个世界上绝无仅有，愿真主永远保佑他……
叫阿里的阿拉伯人真是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胜数，这里说的是在周恩来访索期间的两个阿里。一个是国宾馆的侍从阿里，另一个是专为周恩来开车的司机阿里。
司机阿里驾驶周恩来乘坐的梅恩塞斯-奔驰轿车，他自称是除了舍马克总理外，他是与周恩来接触最多的索马里人了。周恩来飞抵摩加迪沙机场，下了飞机后就乘坐他开的专车。阿里为访问索马里的许多国家首脑人物开过车，中国总理周恩来给他的印象太深太强烈了。周恩来不仅经常与他打招呼，还关心地问起他的生活与家庭。周恩来还主动跟他合影留念，还专门嘱咐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将照片给他。他说，周恩来亲切、和蔼、平易近人，他要永远珍藏与周恩来总理合影的照片。
侍从阿里闹了一个与周恩来总理有关的插曲。
周恩来在整个访问期间都是同大家在一起吃饭，常常是随便找一个座位坐下，然后同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不分地位高低。周恩来总理的卫士长身材高大，很有气派。因为卫士长负着警卫的责任，在吃饭时，他要站在那里看着大家都入座然后才坐下。而周恩来往往来到餐厅后就随便坐了一个座位，其他人又没有谁愿意坐到总理应该坐的位子，所以最后只剩下那个总理位子给卫士长。在餐厅服务的侍从阿里就凭想当然，将卫士长当作总理。每次上菜都先给他，且对他特别殷勤。直到访问快结束时，周总理向各位服务人员一一握手表示感谢，侍从阿里方才恍然大悟。这个阿里感动地说：中国总理真好，在世界上真是绝无仅有。
十多年后，一九七六年元月，周恩来与世辞别。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中国使馆设了一个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灵堂。一天，一个索马里人来到使馆要求见管事的官员。中国驻乌干达临时代办安国政见了他。他就是上面说的原来索马里总统府的司机阿里。阿里已经于近年调至索马里驻乌干达使馆开车。他以为只有政府官员和社会名人才能进入灵堂，因而他很真诚地问：“我只是普通的司机，我只是为周总理开过车，我能够进入灵堂悼念他吗？”
安代办也为他对周总理的感情感动了，对他说：“你完全可以去灵堂悼念我们的周总理。我陪你去。”
司机阿里进入了悼念灵堂，在周恩来遗像前悲痛而真诚地祈求真主保佑周总理的在天之灵。
在告别非洲的时候，周恩来说非洲大陆觉醒了
这年二月上旬，是中国的春节。还在临离开科纳克里的时候，代表团收到国内发来的电报，鉴于已经访问非洲多国，国内建议代表团回昆明休息过春节，节后再继续进行访问。一月二十六日晚间，周恩来与陈毅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同意有关出访安排的意见，并说：“我们决定在访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三国后，即直回昆明休息。春节后再出访巴（基斯坦）、锡（兰）、缅（甸）三国。”鉴于在非洲访问的时间已经很长，经与有关国家商定，周恩来原定对还剩下东非的坦噶尼喀、肯尼亚和乌干达的访问，推迟在以后方便的时候进行。
在索马里，周恩来通过这次出访对非洲形势的认识作出总结，提出了“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的论断，并且预言，“毫无疑问，整个非洲大陆各国一定会独立，不管时间长短，最后都会取得胜利”。
二月二日上午，在与舍马克总理的第一次会谈中，周恩来说——
我们访问了十个非洲国家，东非其他国家推迟到以后再访问。这次访问主要是已建交的国家。……以前我们对非洲情况的了解，基本是从到中国访问的非洲朋友和中国驻非洲国家使馆得到的；现在亲自来非洲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增加了不少知识。……
现在是非洲人民大觉醒的时代。在任何地方看到的非洲人民表现的热情都是很感动人的，这不仅仅是为着欢迎中国代表，而是因为他们独立了，解放了，碰到解放了的朋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非洲人民站起来了，觉醒了，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们前进。……
二次大战后，帝国主义借机在非洲建立了许多军事基地来控制非洲。我们支持亚的斯亚贝巴会议关于建立非洲无核武器区的决议。但我们愿意提出以下两点意见：第一，有核武器的大国要给予保证，不承担义务就没有用处；第二，要建立非洲无核武器区，一是要撤出外国军事基地，因为有基地仍可储存核武器。
二月三日下午，周恩来又在摩加迪沙市的群众欢迎大会上谈到非洲大陆大好形势时说——
独立了的非洲人民敢于当家作主，敢于管理自己的国家，敢于藐视一切敌人，敢于同一切新老压迫者进行斗争。这种无畏精神是一切新兴国家最宝贵的财富。……
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
我们深信，非洲新兴国家，有了正确的领导，紧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把民族革命进行斗底，一定能够创造光明的未来。
听了陈毅给使馆作的两天讲话，乔冠华说非洲之行总结初稿就有了
中国驻非洲各国使馆人员，长期远离祖国在异国他乡生活与工作，十分想念祖国和亲人。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每到一国首都，都要安排时间去看望使馆人员。周恩来因为实在太忙，与大家见面讲了几句问候的话之后就得离开去作外交谈判获是外事应酬，经常是由陈毅留在使馆给大家多讲一些实质性的内容，诸如国内情况、国际形势、对非政策、访问沿途见闻感受等等。
无论使馆大小，听众多少，陈老总都是很认真地讲话。他视野开阔、见地深刻、政策水平高、加上说话都带有四川人的幽默感，因而讲话都很受欢迎，甚至连代表团的成员们都很愿意去听。
这次在索马里使馆，当时使馆不大，听众不超过十个人。乔冠华、龚澎、童小鹏等人都去听。中国驻索大使张越也在座。
此次已是访非最后一站，陈毅很有感触，就专讲非洲之行的访问情况、所见所闻与感受体会。他兴致勃勃讲了一个晚上还收不住，就又接着再讲一个晚上。两个晚上共讲了七个多钟头。
在场的听众都觉得受益匪浅。专门为此次周恩来非洲之行发布新闻和执笔写总结的乔冠华听了特别高兴，说：“将陈老总这两个晚上的讲话整理出来，这次出访总结的初稿就有了嘛。”
毛泽东亲临机场欢迎周恩来回京
毛泽东在进京后一般很少去机场迎接外国首脑或者本国其他领导人。他仅有两次去机场迎接出访归来的周恩来，这两次都是集中在难忘的一九六四年。一次在年头，迎接周恩来出访非亚欧十四国归来；另一次在年尾，迎接周恩来从莫斯科归来。
年尾的那次，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和赫鲁晓夫下台后，经毛泽东的提议和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参见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的庆祝活动，籍此机会接触苏共新领导，看一看有没有扭转当前中苏关系恶化趋势的可能性。
十一月六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苏联国庆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中，对周恩来说：“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台了。”
情况发生后，周恩来十分气愤地率领中国代表团退出宴会厅。次日，周恩来向来拜访他的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等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周恩来并在会谈中，和苏联新领导的老子党作风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捍卫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尊严，捍卫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因此，十一月十四日下午，当周恩来乘坐的专机飞回首都机场时，毛泽东亲自到机场欢迎。在机场有数千名各界群众欢迎周恩来，也是毛泽东事前过问而安排的。
年头的这次，就是三月十五日，毛泽东亲临机场欢迎离京三个月作了首访非洲之行的周恩来。早在二月五日上午，周恩来结束了首访非洲之行回到昆明时，宋庆龄副主席、邓颖超和云南党政军领导及各界群众到机场热烈欢迎。
十分遗憾的是这次毛泽东去机场迎接周恩来访非归来，没能留下较为理想的照片。周恩来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原因大约是由于他经常拒绝拍照，给记者们造成了心理障碍，所以不敢正面抢镜头。年尾这次，周恩来从莫斯科归国，毛泽东再到机场迎接，在少先队员献花后，俩人边走边交谈时，周恩来凭直觉知道记者们并没有拍下一张理想的照片，他放慢了脚步，慢到几乎停止向前迈步。毛泽东开始略一迟疑，随即便心领神会，也停下步子，半侧身与周恩来相视而笑。新华社记者正好抢拍了这一个珍贵的瞬间。这是周恩来很满意的一张照片。
年头二月间，邓颖超是特地从北京赶来昆明迎接周恩来访非归来的。在所下榻的昆明震庄，细心的邓颖超看见周恩来的脸膛比以前黑了，而且黑里透红，邓颖超说：恩来，非洲的阳光把你的脸晒黑了。
昆明小休后，周恩来接着出访亚洲三国，然后经昆明、成都，三月十五日才飞回北京。这天下午，周恩来此次访问过的十四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也到机场欢迎，他们被安排在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中国党政领导人很接近的显眼的地方。在这个使节的队列中，黑人使节站了绝大多数，他们一个个都高高兴兴，当看到毛泽东出现的时候，他们更是兴奋起来。有的喊着毛主席而招手，毛泽东听到了他们的招呼，也向他们挥手。毛泽东这几年虽说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不需要亲自来接受他们一个个递交的国书了，但几乎都见过他们。
在万隆会议以后，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亚非拉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会迅猛发展，进入六十年代以来，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取得独立，走上和平自立的道路，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并随着其自身的发展壮大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次周恩来总理首访非洲，访非途中所宣布的中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对外经济援助八项原则，都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联合反帝外交战略在处理中非关系中的正确运用和全面体现。毛泽东高度关注着周恩来在非洲的访问，特别关心着周恩来与代表团在动荡的加纳政局中的安全。
毛泽东是格外重视中非关系的。他破格多次接见来自非洲大陆的访华团体或人物，无论是政党领袖、政府首脑、部长等官员来访，或是民间团体诸如青年、工会、妇女、新闻记者等代表团，几乎都会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在那些年月，相对比较起来，西方一般的外交官与西方访华人士及团体，就不那么容易获得毛泽东的接见。
毛泽东有一次在讲话中就曾说，我就喜欢接见穷朋友。
而当年有一位驻京的西方记者戏谑地对其朋友说：你要想尽快见毛泽东，我教你一个你办法，就是赶快把皮肤染黑。
对皮肤的颜色，毛泽东不只一次风趣而深有寓意地说：它们（指西方大国）说我们是有色人种。这是拿肤色来区分，就好像说有色金属那样。我们这些“有色金属”会膨胀起来的。当然，我们不会去侵略别人，但“有色金属”是更有价值的，因为有色金属包括金、银、铜、锡等。
在接见非洲黑人朋友时，毛泽东对非洲大陆民族独立运动的可喜发展，先后多次给予高度评价。他高兴地指出，“整个非洲大陆现在都处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浪潮中”。他还说，“你们非洲很有希望，全世界人民都注视着你们起来。”“把非洲国家当作势力范围，这种过去的老规矩，不行了。”“不管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或者还没有获得独立的国家，总有一天是要获得完全彻底的独立和解放的。整个中国人民都是支持你们的。”
北京机场上，三月的阳光照耀着黑人大使们那一张张黑黝黝的脸，他们觉得格外光彩满面。马里驻华大使对记者说：连毛泽东都来欢迎周总理访问非洲归来，使我们作为非洲驻华使节感到格外光荣和自豪。
海滩上，榕树下，周恩来对柰温将军畅谈非洲印象
古老而浓荫如盖的大榕树，海水碧兰细砂柔软的长滩，印度洋的清风徐徐吹来。这个热带的海滩确实是个休假的好地方。从保存至今的文物照片上，可以看到周恩来身穿缅甸民族服装在沙滩上戏水，脸上笑的很开心。
这是在缅甸南部的额不里海滩，虽说地处热带，气候却凉爽宜人。周恩来在昆明过了春节以后，又开始了亚洲三国的访问。他飞仰光后，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柰温将军说，你长途跋涉访问了非洲许多国家，也该休息一下，我陪你去我们额不里海滩去度假。周恩来觉得盛情难却，就同意去海边休息一天。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六日这天，周恩来在著名的度假胜地额不里海滩，说是休息，但访问非洲而获的强烈印象还在脑中萦回不已。他在海滩的老榕树下，跟柰温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内容主要是关于访问非洲的印象。
周恩来说——
我们对非洲的总的印象是，那里存在着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大好形势，非洲人民迫切要建设自己的国家。同亚洲相比，非洲的觉醒迟了一步。但是，在二次大战后，特别是万隆会议以后，非洲人民的民族自觉性空前提高，都要求站起来。当时，参加万隆会议的非洲国家仅有阿联、埃塞俄比亚、加纳、利比里亚、利比亚和苏丹。可是，万隆会议在整个非洲的影响却很深。作为亚洲国家的成员，中国代表团在非洲受到很热烈的欢迎。非洲人民对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人民的印象是，认为亚洲比非洲先走一步、在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增强自卫能力等方面，亚洲是他们的榜样。亚洲和非洲人民之间存在着兄弟的友谊、战斗的友谊、革命的友谊，休戚相关。……
在非洲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受所谓西方文明压迫和剥削了四、五个世纪的非洲人民比亚洲人民受到的苦难更多更深……西方资本主义不仅压迫、剥削本国人民，而且基本上消灭了美洲土人，奴役了非洲人，剥削了亚洲人。陈毅副总理为此作了一首词（其中有“惊世间残暴竟如斯，两洲血”的句子），其中“两洲”指的就是非洲和美洲。因此，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在非洲人民中印象最坏，一听到就讨厌，这已经变成了非洲的民族感情。……
已独立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认识，即单是政治独立是不够的，还要求得经济独立。对于这一点，非洲有见识的首脑也认识到了。当前非洲还是贫穷落后的，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业，城镇过去是为殖民者享受建设的。既然这些地区如此落后，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是否可能呢？……
我们认为非洲遍地是宝，有广大未开垦的处女地。矿产虽然被殖民者掠夺了一些，但大部分未被开采，有石油、煤、铁等丰富的矿藏……总之，农、林、牧、渔资源都很丰富……只要非洲开发起来，农业发展起来，就能自给自足，从而打下可靠的国民经济基础，再逐步发展工业。未来的非洲一定是一个繁荣的非洲。
周恩来首次访问非洲，就对非洲获得如此全面、深刻的了解，有如此独到的见解，使柰温将军听了很惊叹和佩服。
周恩来访非报告为什么一再“难产”？
周恩来于二月五日上午九时许飞回到昆明机场。从五日至十三日，他在昆明、成都两地休息。周恩来虽然权重至国家总理，但他的组织纪律观念是很强的。回国之后，他给代表团定的首要任务，就是作出这次出访的总结，以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
在昆明他和代表团的助手们议过写总结的事，都觉得此次访问非洲，虽说规模上不如当年郑和的船队那么宏大，但作为着中国总理首次访问非洲十国，亦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开拓性访问，访问非洲国家地区之广，接触非洲首脑人物之多，感受之丰富深刻，要一下就写出系统总结报告，确非易事。
二月九日，周恩来就写总结报告的事情曾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去电报说明情况——
归来已四日，本拟写系统报告送中央，因环境突由紧张而松驰，反而睡眠不好，连电话都未打给尚昆同志，报告也就未能着手。……
在国外时，本拟分国报告，但从阿尔巴尼亚后，硬分不出执笔起草报告提纲时间，致报告中断，心甚不安。幸好所遇问题，均未超出在出国前中央批准的外交部请示报告中的方针。……
现离再度出国还有五天，拟先草一报告大纲并与陈毅同志商定后即先电中央，全面报告待下次归国后再写。请中央予以批准。
从此电报可见，访非之紧张和报告之不易。周恩来本来就要在出访亚洲三国前拟出一个报告大纲上报中央的，但代表团在昆明稍事休息后，又去成都与各界群众欢度春节，因此，直至出访缅甸的前一天，报告大纲仍未拟出。周恩来和陈毅只好又发电给中央，说明情况。此电说——
访非报告大纲尚未写出。明日即将首途续访亚洲三国。三月一日回国，经大家商定，拟仍来成都小憩，并写成报告提纲。
为什么这份访非总结报告如此之“难产”？除了时间紧张、活动太多等原因外，还因为这次访问非洲内容实在太丰富、生动，而且意义深远，必需安下心来思考与写作。
三月一日，周恩来访问缅甸、巴基斯坦与锡兰三国回到昆明时，周恩来和陈毅最后商量后决定：索性干脆写成访问十四国的报告，一起上报中央。
三月六日，周恩来和陈毅在成都召集中国驻外使节座谈会，总结这次访问十四国的报告，重点是访问非洲十国的情况。经过在成都讨论，报告就有了一个大纲。
回到北京后，更是日夜加班的赶写这份报告。周恩来回京后尽管事务繁忙，还多次与陈毅及外交部的有关执笔人员讨论、修改。这份长达151页的《关于访问十四国的报告》，经过数次修改，终于在三月二十九日写完。
三月三十日、三十一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召开联席会议，听周恩来连续作了两天的访问十四国的报告。
此份报告分五大部分：（一）访问的经过和收获；（二）阿尔巴尼亚之行；（三）非洲的革命形势和任务；（四）南亚三国之行；（五）我们对亚非国家的政策和任务。
这个报告，题目看似枯燥乏味，可是报告的内容却极其吸引人，会场鸦雀无声，与会者都全神贯注、津津有味地听周恩来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还加进了亲身的所见所闻、趣事轶闻等，使报告更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据有个当年曾经听过周恩来这次报告的有关官员说，他这一辈子听过许多大小报告，在经过了许多年之后回忆，周恩来这个报告是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报告之一。这个报告最精彩的就是有关访问非洲的部分。不仅使他们听者觉得生动活泼、大开眼界，经过了多年还回味无穷。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他去非洲做的是“探路的工作”。这位官员说，在多年后，当非洲的朋友们在决定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投票中起关键的作用时，我们都会联想起周恩来的访非之行。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首访非洲十个国家以及其他亚欧四国，“前后经历了七十二天，行程十万八千里”，终于完成了其伟大的历史使命和外交使命。但是，他在报告中却谦虚而充满自信地说——
我们这次去访问，可以说是走马观花，去做探路的工作。这个探路的工作，可以为以后的政府的、民间的、从各方面去的人打开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影响会跟着以后的工作越来越发展。
时至今日，无论从南部好望角至北部的吉兰角，从东部印度洋岸边至西部大西洋岸边，整个非洲大陆，几乎都留下了中国人的足迹和汗水，后来者为促进中非友谊、与非洲人民一起为非洲大陆的繁荣和发展而耕耘播种，并不断结出丰硕的果实。
许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与人民，都经常与中国众多的后来者一起怀念周恩来首访非洲的“探路之行”。
周恩来在报告中特别赞扬了翻译
在三月三十、三十一日两天的报告会上，代表团的翻译一女两男共三人被请到了会场，就坐在显眼的位置。
当周恩来的报告讲到一定的时候，他说——
今天，我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了三位翻译来，特别是前两位，一位是齐宗华；一位是冀朝铸，冀朝鼎的弟弟。一个是法文翻译，一个是英文翻译。另外一位是阿尔巴尼亚文的翻译，叫范承祚。我们要是没有他们三个人，那就寸步难行，相对无言，根本说不了话……
在全程人大常委和共和国所有部长面前，这三个翻译被周总理点名举荐时，都先后站了起来。会场报以掌声。翻译能得到这样的礼遇，是在别的国家所难以想象的。
接着，周恩来又满带感情地历数了曾经与自己共过事的翻译们——
与我共事的翻译有五代：第一代是黄华，第二代是龚澎，第三代是章文晋，第四代是浦寿昌，第五是冀朝铸。这是讲的英文翻译。他们都是向政治方面发展，这个是必然的。所以，应该培养广大的翻译；现在翻译太少了，跟我们的国家大不相称，七亿人口就这么几个翻译，我想起来就难过……
周恩来所举荐的这些翻译，众所周知，一个个都成了世界政坛所熟知的中国著名外交家，其中黄华还担任了中国外交部部长，冀朝铸还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等等。
“波罗的海”号机组得到周恩来的特殊礼遇
这是一顿富于云南民族特色的中餐，是周恩来和陈毅在昆明震庄专门招待“波罗的海”号专机机组而设的宴会。机组十八个男女成员都分外感到兴奋和荣耀，这是中国的国家总理和元帅外长为答谢他们的辛劳而设的宴会。总理和元帅还逐一跟他们每人都碰杯敬酒。
三月一日，当周恩来乘坐的专机再次回到昆明的时候，中国代表团的马拉松式访问结束了，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波罗的海”号专机的使命也园满地完成了。专机机组人员为周恩来此次长达十万八千里的访问飞行，留下了辛勤的汗水。他们以优秀的服务，为中国代表团在热带酷热的气候环境下长时间的访问保证了安全飞行，他们是尽心尽力的。
周恩来在出访的繁忙紧张中，也没有忘记对机组人员的工作和生活给予了亲切、细致的关怀。这些几乎飞遍了全世界的荷兰人说：“我们荷兰飞机差不多跑遍了全世界，但没有看到任何国家的领导人像中国总理那样平等待我们，他同我们握手、照相，对我们十分尊重。”
他们也为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所征服了，他们也全心全意地为周总理和代表团服务。按原定的计划，这批机组人员在六四年元旦过后飞抵阿尔巴尼亚，他们就该换班了，另换一组人员负责飞突尼斯以后的航程。但这批机组成员十八个人联名给荷兰驻华公使写了一份报告说：我们决心为中国总理访问非洲服务到底。荷兰政府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本来二月二十日周恩来一行到达巴基斯坦首都拉瓦尔品第的时候，深受感动的荷兰机组的两个机长，见任务即将完成，就给他们所在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打了个报告，为答谢中国方面的盛意，请公司批准他们在拉瓦尔品第宴请一次中国政府代表团。公司没有同意，回复说：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是租用飞机的生意关系。于是，两个机长就决定自掏腰包，在巴基斯坦首都一家有名的饭店宴请中国方面的人士。
周总理知道后甚受感动，指示说人家自费请客，我们就不去那么多人了，让代表团里主管礼宾、安全、后勤等方面的同志出席。
周恩来在代表团里说：我们这次包租飞机，不仅交了一批机组的朋友，更重要的是扩大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影响。
在飞抵昆明后，他们的使命完成了。周恩来从昆明以后的航程将乘坐中国自己的专机了。周恩来问他们有什么要求没有。他们说没去过北京，很想去北京看一看。周恩来同意满足他们的要求，指示派中国自己的飞机送他们到北京，并派人作导游带他们参观了北京的名胜古迹。
当荷兰机组人员回国的时候，已经有了依依不舍的感情。临行时，他们还诚挚地表示：周总理以后若有出访的任务，我们非常愿意再来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