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太行山下的小小村子里规划了共和国外交方略
（1）大兵围北平时，毛泽东与王稼祥论定都，伍修权收缴美国原驻沈阳领事馆的电台，毛泽东亲自制定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入城式中，坦克、大炮的钢铁洪流特意浩浩荡荡驶过东交民巷
1949年元月上旬——2月3日，西柏坡——北平
毛泽东与王稼祥谈论首都定在何处
一座座低矮的农舍，黄褐色的土墙，屋前的石磨，院角靠着的犁耙，村前的土地庙，路边的柏树林子，清清的滹沱河从村南静静地流过。这就是太行山东麓的一个不足百户的小山村。
或许你不会想到，毛泽东与中央军委就是在这个偏僻的小村子里，指挥了举世震惊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打败了用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蒋军大部分主力兵团；你也不会想到，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就是在这里规划了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蓝图。
这个村子就是西柏坡。
1949年年初的一天，初春温暖的阳光照着这个村子。尽管毛泽东是在天亮的时辰才上床睡觉，但这天他一反中午才起床的惯例，很早就起来了，等于没睡什么觉。思维的过度活跃，使他没法入睡。他穿着与士兵们一样的棉衣、棉裤，棉衣肘部打着两块补丁。他出屋站在院里那张石磨旁吸烟。
毛泽东确实难以入睡。
昨晚他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给四野林彪的复电，指示如何对待在北平被我军团团围住的傅作义部队的有关问题；同时，他兴奋地想到，我军不仅会解放天津、北平，而且很快就会直逼南京、上海了！接着，他又起草给淮海前线邓小平、粟裕的复电，指示他们要在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对渡江作战预做几项准备工作……
他怎能不兴奋，打败蒋介石要比原来估计的时间大为提前了。建国的诸多大事，随着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一下子就摆在他的议事日程上了！
毛泽东刚才嘱人去请王稼祥，他是想与博学通史的王稼祥讨论一下新中国首都选在哪里好。
王稼祥很快就走进院里来了。经过长年的血与火的革命生涯仍保持着文质彬彬的书生气的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中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他对王稼祥是甚有好感的，也很欣赏王的才气横溢。
毛泽东将放在石磨盘上的烟盒递了过去，待王稼祥点着了烟，他就说：“我想着事就睡不着了，有件事特意向你讨教。”
王稼祥说：“主席太谦虚了。”
因为当时王稼祥担任中共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兼东北局宣传部代部长，他就从城市工作谈起了。他说：“现在我们正在夺取一座又一座城市，我是主张能和平解放的就尽量和平解放，这可是一个大问题。”
王稼祥说：“主席考虑得很对，和平解放大城市，意义十分重大。不仅能迅速瓦解国民党政权，而且能保护下大批工商业，为我们建国以后的经济建设做好准备，打下基础。”
在两支香烟的氤氲烟气中，毛泽东笑着说：“今天先不谈这个，我是想听你关于另一个问题的意见。我们很快就要取得全国胜利了，我们的中央人民政府设在哪里？定都在何处？这几个晚上我都在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合适呢？中央虽然有个考虑，但还没有最后定案。”
王稼祥沉思了片刻，眼镜片在阳光下一闪一闪，说：“是不是定在北平？”
毛泽东听了大感兴趣，说：“噢，谈谈你的理由。”
王稼祥对定都细作分析，说：“现在国民党的政府在南京，南京又称金陵，虽然自古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是只要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凡建都金陵的王朝，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宿命论的色彩，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这是它的很大的缺陷。我们定都，当然不能选在南京。”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听着，又点着一支烟。
王稼祥继续说：“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了。现在不是秦皇汉武的农耕时代了，今天中国的经济重心是在东部沿海和江南。以此来看，古城西安也是不合适的。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因中原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能改变的，加之交通与黄河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充当首都的地位。”
毛泽东插话问：“为什么你觉得北平合适呢？”
王稼祥说：“为什么我会认为最理想的首都是北平呢？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重心所在。同时，它靠近苏蒙，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也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至于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五百年帝都，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意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的意见是，我们政府的首都应选在北平。”
毛泽东听罢，笑了起来，说：“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连英国路透社记者都判断我们可能要定都北平。如此看来，我们的首都就选定在北平了。蒋介石的政权基础是官僚资本，因此他们定都南京。我们的政权基础是人民群众，北平周围是我们的老根据地，晋察冀、冀热辽都是老根据地，进退方便，因此我们定都北平。”
毛泽东说到兴奋时，又收住情绪转而说：“不过，北平城现在还在傅作义手里哩。要是傅将军和平交出北平城，他就立功了！”
中共正式决定定都北平，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七届二中全会闭幕不久，王稼祥离开西柏坡之前，毛泽东又找他去谈话。
毛泽东说：“会议开完，接着就要进行人事安排。你就要离开东北局了。”
王稼祥问：“有什么任务？”
他望着对方，他是很了解王稼祥的。王稼祥是安徽才子，入党不久就在中央宣传部当干事，担任过中央党报总编辑，当过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完全可以胜任中宣部部长；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时代，他任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时，稼祥就曾任外交人民委员，后来又去莫斯科担任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能说俄语……
毛泽东说：“有两个工作，中央想让你去做。一个是中央宣传部部长，一个是首任驻苏联大使兼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两个工作都很重要，都适合你来做，看你愿意做哪一个？”
王稼祥有点犹豫，就说：“这是中央和主席对我的信任，给我一天时间考虑一下。”
毛泽东笑了，叮嘱说：“好。你考虑好了就告诉我，中央进北平后就要宣布了。”
在离开西柏坡前，王稼祥还是选择了首任驻苏大使一职。
毛泽东说：聂荣臻这个人有眼光。
那天，王稼祥谈完对定都的想法后就告辞了。毛泽东径自走出院子，来到村旁那片柏树林里，一边散步，一边思考。一个警卫在他后面跟着，保持着一段距离。
马上就要进北平了。元旦那天，预定要担任北平市首任人民市长的叶剑英已在河北某地宣布成立了北平军管会，准备了进城接收的干部队伍。毛泽东还想着自己离开北平将近30个年头了。他对北平很有感情，他就是在北平接受1919年那场“五四”运动大潮的洗礼的。他想到了故宫、天安门、颐和园、北海……还有他住过的鼓楼后街豆腐池胡同9号、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尤其是在吉安东夹道那狭小的民房里，他和蔡和森、罗章龙等七八个人挤住在一起，合盖大被子，笑说着谁的脚丫子臭。他还想到牺牲了的李大钊，正是在李大钊的热情帮助下，自己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
北平最好是不要打，最好是和平解放。能实现和平解放吗？傅作义是有两下子的。去年8月，担任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的傅作义还组织了一支精锐的大军，从北平、保定直袭西柏坡，行动迅猛，气焰嚣张。当时我们的主力部队不在附近，形势很是危急。他只好唱了一出“空城计”，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令电台全文广播，幽默地指名警告傅作义：你北平如此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二十八师守着，你到底还要不要？一纸文章将傅作义吓退了。
他想着想着，下意识地挥了一下手。跟在后面不远的警卫以为他要喝水，快步赶了上来，递上水壶。他并没有招呼要喝水，但还是笑着接过水壶来仰脖喝了一大口。
从树林里回到住处，等着他的又是一批各地新来的电报。其中有一份聂荣臻发来的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电报。聂荣臻认为最好不把一个打得稀巴烂的城市交给党中央，尽可能争取和平解放。聂荣臻与傅作义是战场上的老对手了，一个是晋察冀军区司令，一个是晋绥的国民党军队最高指挥官，相互交手多年，知己知彼。聂荣臻认为，傅作义虽然被蒋介石拉上了内战的战车，但他是“杂牌”，在走投无路之时，经过争取，有可能放下武器。聂荣臻看到了傅作义将军有爱国的一面，为人正直机智，深明大义。抗日战争中，傅作义作战积极，与共产党八路军的关系搞得不错。当时，在北平前线还有林彪。林彪则认为：傅作义这个人傲气得很，不大可能不战而降，搞和平解决，弄不好会松懈我军斗志，到头来还得靠打，贻误时间。
毛泽东看了聂的电报后，对周恩来说：“聂荣臻这个人有眼光。”当日，毛泽东回电，同意聂荣臻的意见，并指示平津前线总指挥部：只要傅作义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他编两个军，可以赦免他的战犯罪，他的私人财产可以保全，其部属的财产和安全也有保障。
他还和周恩来说，我们进入大城市后，除了接收旧政权、治安、粮食供应、货币金融等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与外国人、外国政府打交道的问题，我们要有自己的外交政策。他还说：“在北平解放后，我们即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到时要决定外交政策。”
两人由此还谈起一个多月以前，解放沈阳后，伍修权去收缴旧美国领事馆电台而与美国人进行的一场较量。
伍修权收缴美国原驻沈阳领事馆的电台
战斗还没有结束，一辆军用吉普车就冒着硝烟往沈阳城里赶去。
1948年11月2日，东北解放军向沈阳发起总攻。城里还在进行激烈战斗的时候，伍修权和陶铸两人刚刚会合，就乘着吉普车穿越我军阵地，直奔市区。当时，陈云被任命为沈阳军管会主任，伍修权、陶铸为副主任，伍修权兼沈阳卫戍司令，陶铸兼任卫戍区政委。伍修权在军调部工作时就来过沈阳，道路很熟，两人乘着吉普车穿街过巷，赶往我军已占领并做临时指挥部的太和旅社去。也真是太险了，他们在半路上就被众多的国民党部队拦住了，幸好人家是要联系起义，才没有出意外。伍修权和陶铸商量，只解除他们的武装，不接受他们起义，以免背上包袱，妨碍行动。事后，周恩来转告他俩，毛泽东曾爱护地批评说，作为指挥员，怎么能直接闯到前线去送死？
伍修权因为在马歇尔调停时的军调部与美国人打过交道，于是就在军管会中分工兼管外事。他很快就掌握了沈阳有关涉外的情况，并部署采取相应的措施。
沈阳是东北最大最重要的城市，是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还在沈阳解放之前，随着国共对东北的激烈争夺，加上东北涉及苏联、日本的复杂背景，中共有关方面就注意到，美国原驻沈阳总领事馆是沈阳地区最大的外国领事馆，是美国在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情报点，近年来进行着非法情报活动。经调查，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披着“外交人员”外衣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或美国军方情报部门的特工。例如，“领事”胡贝德就曾在戴笠的重庆特务机关“中美合作所”担任过特务教官。按照当时的国际法，领事馆没有无线电发报权，但这些领事馆却以与本国政府联络需要等为理由，拥有了许多无线电台，国民党政府也予以认可。这其中相当多的电台是在从事与外交身份不相符的间谍活动。随着解放军在东北战场的捷报频传，东北各地建立了人民政权，西方帝国主义的间谍活动也就更加猖獗，不少电台转入地下，搜集、传递解放区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情报，直接威胁人民政权的安全。
沈阳军管会按照中央既定的方针，首先宣布不承认外国原驻沈阳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地位，并在请示中央后就着手采取措施，取消这些领事馆原来所拥有的各种特权，其中一项就是要求各国原驻沈阳的领事馆交出他们所拥有的电台。
11月16日，沈阳市军管会发布命令，要求各外国驻沈旧领事馆接到命令后在36小时内交出所拥有的电台。
英、法等国原领事馆回话说，他们没有电台。美国原领事馆承认拥有电台，但拒绝交出来。
11月18日下午，伍修权在军管会召见美国原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安格斯·沃德，命令其将领事馆拥有的所有电台交出。
沃德一听伍修权说完，就说：“领事馆使用的电台，是美国政府的财产，未经美国国务院准许，本人无权交出。”这个大胡子总领事想了想又说，“再说，电台交出后，我们就无法同外界联系了。”
伍修权再次申明了人民政权对外国原驻华人员的政策后，驳斥了沃德称“要经国务院批准”的狡辩。谈到对方的对外联络问题，他表示说：“你们的重要电报经我方审查批准后，可以由新华社代发。”
沃德说：“副主任先生，我们仍然不能交出电台。”
伍修权不客气地警告说：“如果你拒绝交出的话，我们将派人去取。”
沃德不以为然地说：“那是你们的事。”
沃德回到三经路38号的原领事馆，当即草拟了一封“美国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的抗议信，当晚派人送至市军管会，对军管会接收电台的行动表示抗议。抗议信中称：“美国领事馆虽然无力反对军管会将电台取走，但必须对此事表示抗议。因电台系美国政府财产，所有保管及使用权利为总领事一人负责。”
当晚，伍修权看了沃德呈来的这份貌似强硬的抗议信后，不由得淡然一笑，立刻识破了这个美国人的雕虫小技。对方采取强硬态度，想吓唬人民政权，阻止军管会没收电台。如果军管会强行进入领事馆没收电台，美方就会在国际社会上大造舆论，攻击解放区政权“进入领事馆检查，强行取走美国财产”。
在沃德的抗议面前，军管会如何行动？由于这是人民解放军进入大城市后第一次与西方大国原领事馆作这种较量，当天深夜，伍修权就以沈阳军管会的名义请示中央。同时，他还派出人员对美国原领事馆进行了监控，以防其将电台转移。
11月20日，中央电复沈阳市军管会，给予指示：
美领拒不点交电台给我，其目的在逼我入馆强取，造成我进入领馆检查及强取美国政府财产的两种借口。我之对策应立于主动，首先向其声明我解放区政府与美国政府并无外交关系，旧领事馆根据从国民党政府所取得的一切权利，我们不能承认。我人民政府对现在沈阳之美国旧领事馆人员，只当外侨看待，保护其居住安全，并非正式往来。如旧领馆人员有任何不遵守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所宣布之法令的行为，军管会有权实行人身及室内检查，禁止旧领馆人员行动自由。直到驱逐出境。因此，我军管会有权命令旧领馆停止电台联络，交出电台由我封存保管，待将来双方建立外交关系，或旧领馆人员自沈阳回国时，当予发还。现旧领馆人员拒绝接受此命令，我军管会即应派公安机关入室内自行接收，并由双方点数，签字封存。如该旧领馆人员仍拒绝交出，我们即施行全馆检查。
在接到中央电示当天下午1时，沈阳市军管会及公安局立即部署行动，进入美国原领事馆内收缴电台。
军管会及公安人员进入原领事馆后，检查人员首先向沃德本人递交了沈阳市军管会的检查通知。其内容是：
径启者，旧美国总领事馆之无线电台，先生既拒绝本会第1号公函命令，于36小时内交出，又硬拒绝本会伍副主任口头通知交出，显系故意违抗本会命令。兹为保证本会第2号公函命令之确切执行，特派人前来接管该项电台之全部机件、全部零件与发动机。并因先生蔑视本会之命令，今后除经市政府准许外，特禁止旧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全部人员与外界自由往来，并切实遵守与此项措施有关之本会一切命令。
沃德接过军管会的通知书仔细看了好几遍，尽管他竭力在检查人员面前表现得镇静自若，但他神色的紧张与那连鬓胡子的抖动还是泄露了内心的惊慌与胆怯。这个前天还在伍修权面前很嚣张的美国人，一看军管会不怕威胁、动真格的了，只好老老实实带着公安人员前往装有电台的各个房间。
收缴工作从下午1点开始，直至当晚11点结束，共收缴无线电收发报机9台，其中有7台是便携式的；此外，还有几台发电机、手摇马达和其他一些辅助设备。即使是一个领事馆需要对外联络，也远远用不着数量如此多的电台，显然他们使用这些电台从事的是并不光彩的活动。后来破获的间谍案证明，这里是美国东北间谍网的一个指挥点。
面对如此多的电台设备，沃德自知理亏，脸色发青，整个人都显得蔫了。
当着沃德的面，公安人员将收发报机等逐件清点，写了一式两份收据给沃德，让他在收据上签字。同时，公安人员要求他写一份材料，保证旧领事馆范围内再也没有无线电台，这个范围包括原领事馆、总领事住宅和原领事馆旁边的“美孚商行”的一个院子；并证明军管会除接收电台及相关设备外，没有动原领事馆内任何其他物品。
沃德在收据上签了字。在写保证材料时，他声明说，“美孚商行”内虽有领事人员居住，但该院子系私有财产，不属于原领事馆所有，他本人无权作保，坚持不肯保证该院内没有电台。
沃德虽懂一点中国话，但可见其对中国有名的成语“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典故并不知晓。他的这一说法，当即引起了公安人员的怀疑。在办理完收缴手续、离开旧领事馆后，公安部门立刻就部署了对“美孚商行”的暗中监控。
检查人员在离开前，对沃德宣布了对其抗拒军管会命令的惩罚：除了勤杂人员可以在我方监控下上街采购日常用品、买菜外，其余人员不得随意离开各自的住处（沃德的住宅、原领事馆与旁边的美孚商行），其余人员即包括沃德与其下属原领事馆人员。
根据查获的事实，沈阳军管会完全有理由将沃德等人驱逐出境。沃德对此是十分担心的，就是获知此情况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很担心。因而，沃德没有对军管会的惩罚提出抗议。
收缴电台的次日夜里，美国特工佐佐木弘经、伯彦苍、吴人杰三人分别落网被捕。公安人员又当场缴获了美式收发报机6部、发电机3台、密码本16个，还有间谍工作计划书、指示信、美国“T．S．”间谍组织情况及人员履历表，还有28份情报底稿和40多份各种地图、图表。军管会从佐佐木弘经等特工的供词中，获取了美国原领事馆从事间谍活的证据。后来，美国原驻沈阳领事馆全体外籍人员被沈阳人民法院宣判驱逐出境。
我们要“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几天后，在西柏坡毛泽东的住所召开政治局会议，分析当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一天晚饭后，毛泽东经过机要科的门前，发现机要科的两个小战士坐在石头上，膝盖上垫着小木板，正低着头用铅笔练字。他认识这两个小鬼，那是不久前的事了。一天上午，他被附近的吵闹声吵醒了他有点恼火，起床出去看是怎么回事。原来是机要科两个年轻的新战士打闹着玩，后来不知怎么就当真了，于是吵闹起来。队长批评他们吵醒了毛主席，当中有一个就哭了鼻子。他见他们年纪那么小，又是新战士，还不懂规矩，他的气就消了。
他问那哭鼻子小战士的姓名。身旁有个战士说：“他的绰号叫‘富农’。”
他幽默地说：“别哭了，我也是‘富农’，我跟你搭伙，好不好？”
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哭鼻子的小战士也破涕为笑。
然后，他就问起他们的姓名、籍贯、为什么当兵、读过书没有、读了几年等。他对队长和战士们说：“你们文化不高，有时间不要打闹着玩，要学认字。告诉机要科长，给你们买一刀纸，发给大家学写字。”
此刻，见两个战士认真地在学写字，他很满意，就问那个曾哭鼻子的战士：“‘富农’伙计，你学了文化干什么？”
小战士回答：“学好文化，将来开一部铁牛回家乡耕地。”
“那叫拖拉机。”他笑了，又问另一个小战士，“你呢？”
另一个说道：“我爷爷是义和团的拳师，当年给八国联军杀害了，我……要给爷爷报仇。”
他一听到八国联军，脸色顿时严峻起来，伸手拿过小战士写的歪歪扭扭的字看了看，动了感情地说：“我们进了北平，就送你们去读书！”
一提起八国联军，他就会联想起洋鬼子的烧杀掳掠、洋枪队屠杀义和团和中国老百姓，就会想起他们在北京洗劫故宫，就会想起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同英、美、日、德等11国公使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将天安门东侧的东交民巷地区划归各国。从此，各国在此修兵营、造碉堡、设银行、成立警察署，东交民巷成为国中之国，成为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在北京的老巢。“五四”运动中，爱国青年们就曾高呼着“打倒列强”的口号到东交民巷游行示威。他当年在北京时，也特地与邓中夏、罗宗翰、彭璜等热血青年去过东交民巷，看着那些外国军旗、碉堡、枪眼、外国士兵和警察，他们的热血都曾冲上了脑门……此后，北洋军阀政府、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奉行的也是投降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让东交民巷所代表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在中国为所欲为。
新中国要结束中国人民屈辱的历史，外交要另起炉灶，要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清扫出去！
早在1944年9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就发出过一份《关于对美外交政策的指示》，那是针对罗斯福总统让美军观察组来延安、考虑援助中共抗战而作出的指示，那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发出的外交工作指示。文件申明：“这种外交现在还是半独立性的外交，因为一方面重庆国民政府还是中国人（我们在内）及同盟国所承认的中央政府，许多外交来往须经过它的承认。但另一方面，国民党是不愿意我们单独进行外交活动的，我们与同盟国家只有冲破国民党种种禁令和约束才能便于我们外交来往和取得国际直接援助。”
而在北平临解放的时候要制定的外交政策，完全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方略。
如果说1949年以前制定外交政策的任务对于中共还不是十分现实和紧迫的话，到1949年初北平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即将进城执政的现实则使这一任务变得刻不容缓了。事实上，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反攻中占领了一些城市，特别是年底解放了东北大城市沈阳后，在给西柏坡发来的请示电报中，就有关于如何处理外国人和他们设立的教堂、学校、医院以及外资开办的工厂、矿山、商店，甚至外国领事馆和外国银行的问题，这就开始提出了制定若干具体对外政策的要求。当时，中央发布过《关于对待在华外国人的政策的指示》，但那只是一些临时的办法和规定。
于是，1949年新年刚过的元月6日至8日，在太行山东麓这个小小的山村里，毛泽东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形势和任务，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也对政治局的战友们谈到了有关外交政策的想法，也就是要“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他对大家说：“高级干部要懂得，全国打开，事情方开始，那时候会感觉比打仗还难。”他在讲话中强调，要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计算在作战计划内，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他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处于变化之中，在人民解放军接近全国胜利的时候，他们甚至会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办法，以求得合法地位，实施“内部破坏”政策，这一点我们也不能不引起注意。
这个月的19日，亲自掌握着中共外交政策的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稿中，在其中的“具体政策”部分，加写了如下两项：
（一）外交关系。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对于这些国家的武官，应与外交人员同样看待。但对美国武官，因其直接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则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的领使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人员，因为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与资本主义国家外交政策在根本上不同的，故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亦应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人民国家现在和他们尚和其他外国一样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故我们现在和他们的在华外交机关之间，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来往，其所属武官同。
（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
元月20日，是天津解放的第三天，北平也即将和平解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天津市委并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及中共北平市委电，指出：“你们对待外国人的每一具体步骤，均应事先向中央提出意见，经中央批准才能行动。”
元月22日入夜不久，毛泽东接到平津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报告傅作义终于宣布接受我方提出的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方案，并向其所属的北平守军作出了《关于全城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城内20多万守军陆续向城外开拔。毛泽东批准了前线指挥部提出的我军举行盛大入城式、特意经过东交民巷的请示。事后，据王炳南回忆，毛泽东曾指示美式坦克、大炮都要拉出来，要经过美国领事馆门前。
坦克、大炮的队伍特意驶过东交民巷
元月31日，农历大年初四，四十一军军政委莫文骅奉平津前线指挥部电令，率一二一师作为首支入城部队，从西直门进入北平市，与原在城内执勤的傅作义部队接防。进城部队一入西直门，立即受到从各处拥出来的北平市民、学生的热烈欢迎。有的北平市民说，尽管是大年初四，但今天才算真正地过年了！
接受了前线指挥部一项特殊任务的东北野战军特种兵第一副司令兼参谋长苏进，这一天不事声张，另从永定门入城。
他所肩负的任务是负责进城勘察预定于2月3日举行的隆重入城式的经过路线。前几天，他已经与有关人员在地图上进行细致、周密的研究，选择好了入城游行路线。在接防部队进城前，他已经派出一个炮团团长与一个装甲团团长先期进城，重点勘察了东交民巷的道路状况。1月31日这天，苏进带领5个人，分乘一辆吉普和一辆中卡，全线勘察入城式游行路线，看看沿途能否经过车炮、坦克。他们由永定门进城，经天桥、前门大街，经过预定前线指挥部首长和北平市领导人检阅主席台所在的前门箭楼，不走天安门，经东交民巷到东单、东四，到西四、西单、宣武门，最后由广安门出城，返回南苑驻地。
在此之前，在南苑机场进行的入城式的军容检查和队形训练，也告完成。从元月22日开始，东北野战军与华北野战军所属的装甲团、摩托化炮兵团、战车团、高炮团除执行任务的团队之外，都奉命开往南苑机场集中训练十余天。刚从前线作战下来的车炮、坦克满身是黑泥巴，经过连夜刷洗，所有装备都焕然一新。战士们身上的棉衣因为经过天津前线十几个昼夜的浴血奋战，被血水、汗水、污泥浸透过多次，有的油黑发亮，有的破烂不堪；因此，搞好个人卫生，也成为训练期间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部队白天紧张地训练队形，夜间检修擦拭车辆大炮，或是生火洗烤棉衣、补衣服，官兵们完全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嘴里讲的，心里想的，都是参加入城式，一定要把人民军队的雄姿展现在北平市民面前，一定要让驻扎在东交民巷的帝国主义分子看一看人民军队的威风。
2月3日，北风劲吹，天气很冷，但北平人民的热情很高，一大早，从永定门直到前门大街上，人山人海。10时整，4颗照明弹升上天空，入城式开始了。在红旗下前导的军乐队不断高奏着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接着就是坦克、装甲部队，再接着是炮兵、骑兵、步兵。美国造的坦克、美国造的大道奇车拖着美国造的大炮，战士们都武装着缴获过来的美式装备，在当时可算得上是现代化的装备了。
在前门大街上，坦克、装甲车被欢迎的群众围了起来。学生们爬上坦克车去贴标语。标语用完了，就用笔在炮筒、装甲车板上写。最后，连战士们刚洗干净的棉军衣上也写了标语：“庆祝北平解放！”“欢迎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学生们争着往车上挤，争先恐后地与战士们握手，挤不上的就围着坦克、大炮扭秧歌。
后来，苏进在《回忆北平入城式》一文中，对当时穿过东交民巷的情景作了如下记述——
钢铁洪流般的坦克、装甲车和大炮，浩浩荡荡地通过了东交民巷。这个自1900年《辛丑条约》签订以来一直为帝国主义盘踞的使馆区，今天，中国的军队和人民第一次在这里扬眉吐气，昂首挺胸，自由出入。我们的游行队伍见到，美、英等国领事馆门窗紧闭，里面的人躲在玻璃窗后偷偷向外看，有的还偷偷地拍照。看到帝国主义者们的丑态，我们认识到总指挥部决定游行队伍从东交民巷穿越而过的行动实在太英明了，它真正起到了向帝国主义分子们示威的作用。钢铁的队伍隆隆驶过使馆区，大煞帝国主义的威风，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这使帝国主义者们看到，他们送给蒋介石军队用来屠杀中国人民的先进武器，已经交到人民解放军的手中。我军用这些武器，解放了东北，解放了天津、北平，还要解放全中国！
（2）三大战役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了重新调整美国对华政策，司徒雷登对蒋介石从积极支持，变为坚决抛弃，司徒雷登拒绝了国民党要美国调停国共内战的要求，也不愿将使馆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英、法等国纷纷效仿
1949年1月间，南京
深夜北平传来的信息触动了司徒雷登大使复杂的心绪
已经是半夜了，南京西康路甲1号，美国驻华大使馆院子看上去十分寂静。路灯映照着使馆那铜铸的大门。门口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刚刚换岗，在月夜树影中的这栋雅致洋楼里，好几个房间的窗户都还透着灯光。在有要紧事的时候，美国使馆也需晚上工作，因为在南京是晚上的时辰，而大洋彼岸的首都华盛顿正好是上班的时候。目前这些日子，中国的形势发展得很快，对美国驻华大使来说，要紧事非常多。
一个年轻的美国人迈着急促的步子，走进了当中那间最大的办公室。一个鬓发雪白、慈眉善目的老人正在伏案写东西。他放下笔，接过年轻人递过来的电报。年轻人告诉他一份是上海来的，一份是北平来的。老人匆匆看过上海总领事齐艾思的电报，见没有重要事，就放下了。但在看过北平总领事柯乐布的电报后，他的神态骤然变得很严峻了。
这个老人就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他在皮靠椅上坐不住了，拿着电报走到沙发前坐下。从他已经佝偻了的身子与缓步行走的姿态，可看出他至少是70岁出头的年纪了。年轻人帮他拧亮了沙发旁的灯。他又展开电报看了一遍。
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于元月31日开进北平接防以来，他天天都惴惴不安地关注着北平总领事馆方面的消息。去年在共军占领的沈阳，驻沈阳总领事安格斯·沃德就报告说，解放区中共政府已声明，他们不承认原总领事馆从国民党政府手中获取的一切权利，对领事馆人员只当外侨看待，可以保护其居住安全。紧接着，沈阳军管会又收缴了总领事馆馆内的多部电台，引起了一场收缴电台风波……
中共进驻北平已经四天了，处在市中心天安门附近东交民巷的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还算平静地度过了这几天。驻北平的总领事柯乐布发来的报告说，中共军队进城后，也来到东交民巷，接管了日本原领事馆和德国原领事馆作为军管会的有关机关，只见穿军装的官员与接管城市的地方干部在那里进进出出。柯乐布报告说，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暂时还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意外，只是解放军刚进城那天，有人在领事馆的围墙外贴了几张关于“欢迎人民子弟兵进城”、“解放全中国”之类的标语。
司徒雷登在北平生活多年，东交民巷是他常去的地方，极为熟悉。读了柯乐布的报告后，他觉得，中共接管东交民巷的日、德领事馆也算是正常之事，这两个“二战”战败国的领事馆早就给蒋介石政权接管了，他们只是从傅作义的手里接过来而已。
但是，2月3日这天晚上，柯乐布发来的电报报告了两则重要的情况：
其一，北京市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签署发布的《布告》中有这样的条款：原驻北平的各国领事馆及其中人员不能再享受外交人员待遇，而只是作为居住在北平的普通侨民。这个《布告》在大街上张贴，在电台里反复广播。
其二，今日上午，北平举行了隆重的中共部队入城式，入城游行的部队没有经过北平例行集会的天安门，而是专门从外国领事馆区东交民巷穿过。美方人员在窗内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共入城游行部队都经过了美国总领事馆的大门口，队伍中的坦克、装甲车、大炮几乎全是崭新的美式装备。据说入城的官兵们常爱说的俏皮话称这些美国装备都是蒋介石“运输大队长”特别供给的。
他反复揣摩柯乐布这封电报传达的信息。第一条，说明了中共领导人不买美国人的账，共军占领沈阳时也是这么宣布的。他初次获知时感到很惊愕，觉得难以接受，曾想到要提抗议，后来细一想人家不承认国民党政府的政策，美国方面也无可奈何；因为至今美国政府与中共还没有任何外交关系，中共与国民党政权是死对头，人家当然不把原来的美国外交官当作外交人员；可是这次还没有听说中共在北平采取类似在沈阳拘捕美国外交人员的行动，使他在茫然与遗憾中稍许有一点安慰。第二条，中共军队已经用几乎全部美国武器装备起来，并挖苦说这是运输大队长蒋介石给的，这就大大地触动了他内心的痛楚。
他还想起1月16日晚美国驻天津总领事给他发来的电报，电报里说：在天津的美国人不幸地看到，几乎全部用美国武器和军事装备武装起来的共产党部队攻占了天津。据悉，那些武器和装备都是共军在东北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这些武器和装备进一步加强了共产党的力量……
近一段时期，随着中共从东北至长江以北的节节胜利，使他忧心忡忡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几天前，他见到相识已久的中国著名的女教育家、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这个吴贻芳是中国巾帼精英，是中国第一个女子大学校长，早年在美国留学，几年前曾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他们喝咖啡聊天时，她就直言不讳地问他两个问题：一个是，你好端端地当着大学校长，为什么要来当这个吃力不讨好的驻华大使？另一个问题是，你当初为什么要如此积极地支持这个臭名远扬的蒋介石呢？
马歇尔突然要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使他大吃一惊
司徒雷登这个美国人，有着独特的经历与独特的性格。
他出生在杭州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家庭里，能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他熟读中国经史百家的国粹，在美国人当中，算是一个罕见的中国通了。他经常在嘴边挂着三句关于中国的话：
“我爱美国，也爱中国。”
“与其说我是一个美国人，还不如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生在中国，也愿意死在中国。”
他11岁离开中国返回美国，受家庭的宗教氛围影响，进了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神学。1902年，他在神学院毕业后，被封为牧师，奉派在华盛顿的第一长老会堂。两年后，在与其表妹艾琳女士结婚后，受南长老会派遣来中国做传教士，这年他26岁。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司徒雷登应美利坚合众国际通讯社的邀请，担任驻南京的特约记者，开始留意和收集有关南京政府的情况，每日发出电讯，报告中国政局的发展，并且由此结识孙中山、蔡孑民、王儒堂等政界人物。1915年因家事留美期间，他曾应威尔逊总统邀请到白宫汇报中国的情况。由此开始，他与美国政府有了接触。1918年底，他受教会的派遣到北京筹办燕京大学，1919年1月31日被任命为燕京大学校长。
客观地说，他是一个杰出的教育家，因在中国倾注了大量心血创办燕京大学而蜚声海内外。办校的经费，是他亲自奔波在中美两国，向政要、军阀、富豪、金融家、企业巨头等人物募集来的。他看中了北京西郊海淀的一片土地做校址，就亲自跑到西安去找这块地的业主陕西督军陈树藩，经过讨价还价，只花了6万块光洋就买下了这200多亩土地。有一次，他去找军阀孙传芳。孙传芳不知这个洋人的来意，只给了他100块钱，后来得知他是要办学校，就派人送去两万块。他还设法从美国铝业大王霍尔的教育基金、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教育津贴中搞到了办校的资金。为提高教学质量，他请来执教的都是海内外有名的教授，而且给他们以很高的待遇。他把学校环境办得很中国化：宫殿式的教学大楼，庙宇式的大学校门，宝塔式的校用水塔，校园内还有亭阁、古钟、石碑等园林建筑。他还要求学生们熟读孔孟之学。
他对师生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十分关心。每聘到一位新教师，他总是先请到家里款待一番，体贴入微，使新教师一入校就感到校长的亲切和温暖。他吩咐学校的注册处，对各班比较突出的学生以及学生会领袖的名单和他们的情况，都要向他汇报，并在百忙中总要抽空去找他们或请他们到家里谈心，使得学生“觉得他是兼有了严父的沉静和慈母的温存”。刊物《燕大友声》曾这样描述过他：“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人，这上千上万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孩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了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九一八”事变时，他不但在学生举行的反日爱国大会上慷慨陈词，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还亲自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和学生们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日本人占领北平后，他也蹲过日本人的监狱。
由于他的声誉日渐升高，罗斯福就任新总统后曾召见他，咨询中国问题，想了解除了战争之外，美国怎样才能阻止日本人侵占中国。
在当时，中国人并不简单地将他看做是美国长老会派来的传教士，而是将他作为一个对中国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的教育家来看待。在素有尊师传统的中国，人们对他献身教育的敬业精神，就更多了一分尊敬。而美国政府又把他当作熟悉中国社会并与中国社会各阶层有着广泛联系的“中国通”来看待。
抗战胜利以后，在国共两党的纷争中，声望很高的马歇尔将军奉杜鲁门总统派遣来中国调停。马歇尔的调停政策在本质上仍没有脱开“扶蒋反共”的窠臼，决定了其调停工作屡屡碰钉子。1946年7月间，马歇尔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向杜鲁门总统提名司徒雷登为美国驻华大使。马歇尔希望利用他在中国的良好声誉以及与中国各方的交往关系，使国共政治谈判不至于陷入死胡同。
当马歇尔突然派人送来一封信、问他是否愿意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时，他真是大吃一惊！
尽管他舍不得苦心经营的燕京大学，但他本人是一个富于牺牲精神的人，他觉得自己是美国人，理该服从美国政府政策的需要，加上提名人又是在美国普遍受人尊敬的马歇尔将军，他还是表示愿意接受这一职务，帮助马歇尔一起促进国共的政治谈判。
司徒雷登辞去校长职务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走上政治舞台，在美国充满矛盾陷入泥潭的对华政策中，充当了一个悲剧角色。
司徒雷登对蒋介石从积极支持，变为坚决抛弃
司徒雷登因创办燕京大学，与当时好些中国官员交朋友打交道。他在早期结识了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颜惠庆、陕西督军陈树藩、山西军阀阎锡山，后来又与孙传芳、韩复榘、宋哲元、张作霖父子以及其他在华北地区的党政要人相识。他还与“基督将军”冯玉祥过从甚密，也和桂系领袖李宗仁、白崇禧常有来往。
但给他留下印象最深、来往最多的大概便是蒋介石了。
他是通过孔祥熙的关系结识蒋介石的。在政治倾向上，他是偏向于蒋介石的。他说他很崇敬“委员长和那位能干的夫人”，并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彻底的蒋的人”。他也为蒋介石所赏识，成了蒋介石的义务顾问。每次回美国期间，他都呼吁美国政府给蒋政权以尽可能多的支持。因而他一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就两次上庐山与蒋介石见面商谈。
他曾以大使的身份明确地说：“目前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中国的共产主义化已经给我们造成了危险，也给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带来影响。这些年来，我们已经深深地陷入了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们只好继续给予支持（蒋政权），以便帮助中国解决内乱问题。”
这就表明他在解决国共纷争时一屁股坐在蒋介石国民党一边。有时，他虽然也说几句督促国民党实行改革的话，但更多的是不断地帮蒋介石说情，呼吁美国给予蒋介石更多的援助。当时，经过多年与蒋介石打交道的美国政府已经深知国民党自身的腐败，因而在援助时也强调，只有国民政府实行富有成效的改革，清除国民党内根深蒂固的弊病，才能使美国的援助具有意义。但蒋介石在乞求美援时，只是口头上承诺“要改革，国民政府一定要改革”而已。于是，美援不断来，改革却总未见踪影，实在不得已，就搞一点小修小补的表面文章，以作应付，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使美国当权者痛苦的“黑圈”：美国需要扶持蒋介石政府以维护其在华的利益，而扶持一个不得人心的蒋介石政府又使美国威信丧失、遭受谴责；美国意欲对蒋政权大声棒喝，施加压力，使其实施改革，但又担心共产党与民主进步力量借此推波助澜，反而加速蒋政权的崩溃。美国这种进退两难的政策，使司徒雷登执行起来就感到尴尬与无奈。
但是，局势发展得太快了！解放军从1947年夏天发动战略反攻，至如今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尽管美援源源不断，但国共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国民党赖以进行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被消灭。美国人援助蒋军的这些现代化装备，很顺利地就“转运”到了中共部队那里。中共的军队如虎添翼，这就更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美军有的高级将领甚至埋怨说：依现在的情况看，我们与其说是援助与装备蒋介石的部队，还不如说是援助与装备中共的部队！
司徒雷登终于明白，美国援助蒋介石已经不起什么积极作用了！对于他曾经崇敬的蒋介石，对于国民党政府，他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他感到此时的国民党领导再也不能充当美国努力阻止中国共产主义扩展的有效工具了。
1948年10月16日，司徒雷登在给马歇尔国务卿的报告中断言：“除去蒋委员长的直属亲信人员和某些高级军官以外，没有多少中国人继续心悦诚服地支持他了；这个政府，特别是蒋委员长，较之过去更加有负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了。”
10月23日，司徒雷登直截了当地向马歇尔国务卿提出了逐蒋下台的主张：“我们可以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
在此前后，他还公开地在南京进行倒蒋活动。
11月下旬，蒋介石派宋美龄飞去美国面见杜鲁门总统恳求援助，杜鲁门摆出一副冷面孔说：“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
当时，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也步步进逼要蒋介石下台。12月中旬，蒋介石抱着一丝幻想派张群前往美国使馆探询美国人对其去留的态度，司徒雷登明确地答复说：“我所接触的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觉得委员长作为停止战争的一个重大障碍，应当从他现在的权威地位引退。而中国人民所想的和所要的是形成我们政策的因素。”
蒋介石已经内外交困、心劳力瘁，无法撑持这个分崩离析、濒临覆灭的局势了。于是，蒋介石找李宗仁商榷，打算自己下野，让李宗仁代理总统。
司徒雷登的美国驻华使馆为何没有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
1月18日，南京的天空阴云低垂，刮着北风，天气特别冷。
司徒雷登一早就离开使馆外出办事，并有意识在大街上兜了一圈。这天，南京的报纸已经详加报道平津战场“本月16日国军在天津狠歼共‘匪’军队后进行战略转移”、“华北国军固守北平、重创自东北流窜入关之林彪‘匪’部”之类的消息。据司徒雷登了解，南京市民已经看懂了这些报道的含义，就是说：东北的解放军主力已经入关进入华北，天津失守、北平将告失守。随着华北两个最大的城市被共军占领，再加上一个多星期前刚刚结束的淮海战役中，蒋介石的嫡系主力杜聿明集团在淮河流域已被全歼，那么，长江以北以及南京很快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他在街头感觉到一般市民情绪很平静，在沉默中蕴含着期望，而南京政府的官员却面露仓皇之色，熟人之间见面问起的已经是怎么安排后事了。他的消息是很灵通的，这几天他已经了解到南京政府正在考虑迁往广州，蒋介石也有可能在近几天宣告下野。鉴于解放军在淮海战役后已经迫近南京，国民党政府想阻止解放军渡江，争取形成与中共隔江而治的局面。
他刚回到使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已经派官员送来函件，照会美国驻南京大使馆，通知国民政府迁至广州办公，要求美国使馆与其他各国使馆随同搬迁。不一会儿，司徒雷登就接到了英国大使、法国大使先后打来的电话，说次日要来与他商议对策。
第二天，英、法等西方国家驻华大使匆匆来到美国使馆司徒雷登的办公室。他们就中国当前局势及对策、就中共政府的承认等问题进行了紧急磋商。
当时，司徒雷登已经得到国内的通知，美国政府决策部门正在酝酿重新调整美国对华政策，去年九十月间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在乔治·凯南主任主持下提出的一份题为《重新审查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PPS39）的文件，已经在论证之中。按照这份文件的观点：美国政府不准备再拿美国的声望与财力供蒋介石去赌博，同时，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不应再是过去的全力阻止中共在中国取胜，因为中国只是在可能成为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这一点上才对美国有潜在的危险，美国要尽可能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这就是当时通俗而形象的说法，美国希望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但在这份文件正式获得批准以前，美国还在进行其注定要失败的阻挠中国革命的活动。在1949年新年刚过，中共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中取得胜利之后，在北平解放的第三天，杜鲁门总统才正式批准了调整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使其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正式文件（NSC34）。
新年一过，国民政府吁请美、苏、英、法四大国出面调停国共内战。美国已经决定要调整对华政策，因此，对国民党政府要求出面调停反应极其冷淡。1月13日，司徒雷登向南京政府转达了美国国务院的正式答复：“在目前形势下，试图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不会取得任何有意义的结果。”
英、法两国也与美国采取了一致的拒绝出面调停的态度。这颇使苏联感到意外，因为苏联原以为这次国民党政府要求外国调停进行新的国共和谈，是美国人策动的花招。苏联是在1月17日才由外交部告诉国民党政府驻莫斯科大使：苏联政府无意接受南京政府的调停请求。
19日这天，英、法等国大使落座寒暄几句之后，早已经有所准备的司徒雷登就对英、法等国同行说：“国民党要和是投降，要战亦无法，我们美国只好暂时观变，留在南京观察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变化，以后再作决定。”
法国大使麦里耶不无担心地问：“共军攻入南京后，会不会对我们采取过激行动？”
司徒雷登说：“人家肯定不会将我们当作高贵的客人而给予隆重的款待了，但我想，他们对我们这些外交官也不至于采取太过分的行动。”
英国大使斯蒂文说：“我看没有什么可怕的，中共政府从农村进入大城市以后，也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他们经磋商后认为，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后，一定会急于争取各国的承认，西方各国便可利用这个机会，同中共进行讨价还价，从中获得实惠。英、法等国大使表示愿意与司徒雷登采取一致的行动，每一位大使可选派下属高级官员或其他随员随同国民政府南下，大使本身原地不动，以便继续观察形势变化。这些国家的大使经请示本国政府，都获准仍然留在南京，以观察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变化。
司徒雷登在经国务院批准后，派路易斯·克拉克代办带几个人随以孙科为首的行政院去广州，一面维持与蒋的关系，一面与各种“反蒋分子”接触。
到了最后，除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去了广州而将参赞史巴耶夫留在南京外，其他各国的驻华大使都仍滞留在南京城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