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一个为两弹一星而隐姓埋名18年的大院士
他是一座大山，一座让中国扬眉吐气的大山。
这座大山早已在我们面前耸立，尽管许多人不知其名，那是因为他实在太高太大。而这座大山支撑的，正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构筑起的象征科学与国力的那个神秘的核世界。这座大山就是被国际人士称为“中国核武器之父”的王淦昌院士。
——题记
楔子
1999年5月8日晚上10点，当我刚从外地采访顺道回到江苏常熟老家的父母亲身边时，电话铃突然响起：
“……你看新闻了吗？北约把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炸了！今天大学生们和不少市民都到大街上游行呢！”在北京的妻子告诉我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我急忙打开父母一直用着的那台黑白14寸电视机，看到我驻南使馆被炸的血淋淋的场面和首都大学生们在美国驻华使馆前愤怒声讨的镜头……这一夜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个不宁静的日子。我睡不着，并且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为什么竟然在全世界面前悍然发动对我驻南使馆的野蛮轰炸？
如果我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与其相当的话，它敢发动这样的野蛮袭击吗？在这个令亿万国人悲愤与深思的夜晚，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一个人，他就是我的同乡，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制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的王淦昌院士。
1964年10月16日，当广播电台传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后，就有人传言说王淦昌先生是中国原子弹的主要领导者和研制者。直至20世纪80年代，有关我国研制原子弹等核武器的内幕不再成为“绝密”时，我和我的常熟老乡们才知道在历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名单上那位叫“王京”的人，原来就是王淦昌先生！一位世界闻名的大科学家，在和平时期为了国家的特殊使命，隐姓埋名18年之久，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当年参与中国“两弹”研制的一批杰出科学家中，有被人或称为“两弹元勋”或称为“两弹之父”的著名科学家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彭桓武……那么，王淦昌在这批科学巨人中处于什么地位呢？
还是让我们用现在已经公认的中国核武器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的钱三强的话来说：“我的学长王淦昌同志对我国原子核科学基础研究和原子能的应用作出了重要贡献……淦昌同志是清华大学第一届（1929届）物理系毕业生，比我高七级，他在学校时的教授有叶企孙、吴有训等，教师有赵忠尧等。我们在学校常听老师们提到第一届学生中的王淦昌……1949年7月为了准备召开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曾在北京召开过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筹备会。在这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了浙江省代表、闻名已久的王先生。王先生深厚的科学知识、开朗的性格和直率的发言，给我印象深刻。当时就想到，要发展我国原子核科学时应请他一起参加。”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立即作出了成立以原子核研究为主的近代物理研究所。这个最初设在北京东皇城根、后迁到中关村的被后人称为“中国核摇篮”的研究所，其第一任所长就是钱三强，副所长则是王淦昌和彭桓武。而身为所长的钱三强从此时起不仅是位著名的科学家同时又是位著名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家，许多场合上需要出面。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时，我还兼任科学院计划局工作，又先后参加过几次保卫世界和平会议和有关工作，因此所内的组织领导责任就落在王先生和彭桓武同志的肩上，而王先生负了主要责任。1956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制定我国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其中原子能科学部分的初稿是由王先生主持拟定的。规划定稿中包括了质子加速器、电子同步加速器的建造，辐射化学的研究和同位素制备等，使得规划扩大了。所有这些，包括低能核物理、应用核物理、宇宙线、高能核物理、反应堆、加速器、放射化学、同位素制备等方面，为1958年研究所（近代物理研究所1953年10月改名为物理研究所）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由第二机械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的科学技术范围勾出了初步蓝图……”
钱三强先生说的后来这个由二机部和中科院双重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自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同我国一切合作协议后，经毛泽东同志亲自批准，成了后来专司负责研制中国核武器的“九院”（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也称二机部“九局”和“九所”。“九院”在六七十年代里，是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心中的“宝贝疙瘩”，在国家高级机密会议上常被念叨。
为了神秘的使命，中央将这个绝密单位有意设在首都西郊的元大都的土城墙边。那里一片荒芜，长满了灌木和杂草。住在这里的农家突然有一天发现在田间地头上耸起一座灰色的四层大楼，周围是高高的围墙，门口有解放军站岗，常有各种轿车进出。于是“灰楼”便成了一个神秘禁区。一二十年后，人们这才知道，这神秘的“灰楼”是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指挥机关与核心部门。
“灰楼”现在依旧耸立在原地，周围有了无数远比它高大和宏伟的建筑。往日的“灰楼”淹没在闹市之中的海淀花园路的中央地段。当我站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望着百米之外的那座至今仍充满神秘色彩的“灰楼”时，眼前突然升腾起那光彻天地的“蘑菇云”……
“九院”院长是李觉将军，他是在聂荣臻元帅领导下直接指挥“两弹”研制的现场组织者。
三位副院长便是主管核试验研究的王淦昌、主管理论研究的彭桓武和主管设计研究的郭永怀。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则是王淦昌手下的研究室负责人，极富才能且十分年轻。从1961年初起，“九院”的骨干格局一直沿袭至1978年。后来李觉不再兼任院长了，由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王淦昌兼任院长，直至1982年9月。朱光亚和邓稼先、周光召等也先后升任为副院长、院长职务。
“王淦昌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不仅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第一代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而且在爆轰试验、固体炸药工艺和新型炸药、高功率脉冲技术，以及核武器试验等实验诊断方面进行了奠基性研究，指导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在开展地下核试验过程中，他花费了巨大精力和时间研究与改进测试方法，使我国仅用很少次数的试验，就掌握了地下核试验测试的关键技术。”周光召同志写这评语时是1996年2月。作为一位著名的物理理论科学家和中国科学院院长，一向用词极其严谨的周光召，在评价王淦昌先生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贡献时，在仅有180个字且大部分是专业名词的评语中，重复用了两次“奠基”和两次“关键”的字眼。显然，王淦昌是当之无愧的真正的中国“核弹先驱”。
“两弹”成功爆炸之后的若干年里，在“两弹”研制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一批著名科学家后来都从“国家特级机密”的帷幕后走到了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前台，成了众所周知的人物。而王淦昌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一直没有走出神秘帷幕的“两弹”研制工作的大科学家之一。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央决定王淦昌参与“两弹”研制领导和组织工作时他已55岁了，是所有直接参与研制工作中年龄最大、资格最老的科学家。1980年2月，在邓小平主持下的全国科学工作大会上，“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被确定，长期得不到应有政治待遇的“臭老九”们第一次有了走向政治舞台的机会。王淦昌此时已是73岁高龄了，他说，当国家领导人是要有管全面工作的大才的。我老了，有生之年再为中国核能事业做些业务工作便是最大欣慰。因而当与他并肩战斗十几个春秋的“后生”们如钱三强、朱光亚、周光召等都成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或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长时，他则继续埋头在中国核能工作的第一线上，虽然那时他也有全国人大常委、全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等职务，但他依然是位不被公众所知的神秘人物。二是研制“两弹”是中国的最高机密，所有参与者即使是工地炊事员也得“三代贫雇农”出身，政治审查是最严格的，凡与“两弹”研制工作沾点边的几十万参与者中，几乎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但王淦昌不是，而且是核心领导层中为数不多的非中共党员决策者。王淦昌当时被推荐为“九院”副院长，直接负责“两弹”研制的领导和组织工作，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批准的。从1961年4月走进那座“灰楼”起，他经历了长达18年之久的隐姓埋名。他不仅是参与“两弹”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中隐姓埋名时间最长的一个，即使是可以公开身份之后的七八年中仍严格按照组织规定，极少露面，更不太用自己的真姓真名。
1979年10月20日，王淦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正好72岁。介绍他入党的是与他并肩战斗几十年的另一位我国杰出的核工业领导者李毅同志和著名核化工专家、当时的二机部副部长姜圣阶同志。王淦昌何以在“大功告成”且年逾古稀的时候要求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在他的入党申请书里，我看到了这位为民族作出卓越贡献的老科学家发自肺腑的一段话：“我亲身体会到，在帝国主义蹂躏下，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是一个10亿人口、8亿农民的大国，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不可能的。经过了十年动乱的曲折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更加深信中国共产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拨正航向，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因此，我决心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李毅同志，在王淦昌先生80寿辰时说过一段很感人的话：“淦昌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核物理学家，是我国核物理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原子能科学研究机构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里，他为核科学在中国生根，为培养一代又一代核科学研究人才，为我国核科学做出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呕心沥血；为自力更生，突破原子弹、氢弹科学技术关，发扬国威，作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功勋……他生活艰苦朴素，胸襟坦荡，敢于说真话，敢于开展批评，也能听取别人的批评和不同意见，他富于民主精神，善于集中大家的智慧，发挥众人的才干；他热情宽厚，平等待人，从不妒贤嫉能，从不凭个人好恶嫌弃人才；他在研究工作时惯于亲临科研第一线，亲自动手，对年轻人耐心培养；他对党政干部、后勤人员也平等相待，一视同仁，从不以权威科学家自居，不盛气凌人，不鄙视别人的劳动。他确实树立了知识分子、科学家与党政干部、后勤人员同志式团结合作的典范。”1997年一个夏日，我终于在北京木樨地的“部长楼”里见到了我久仰的“老乡”。
“啊，老乡来了！坐坐。”90高龄的王淦昌老先生一口纯正的“常熟土话”，使我心头敬畏之感荡然散去。初次见面，我就惊喜地发现：这位像泰山一般的丰碑人物没有半点架子，身子骨之硬朗程度令人难以想象。他刚拉着我的手坐下，就有电话打来。坐在沙发里的他竟无半点拖沓之感，站起来直奔电话机，说话的声音也格外清朗洪亮。我当时就想：老先生活100岁不成任何问题。
王淦昌思维的活跃和惊人的记忆力，使我消除了采访的疑虑，于是给他留下了一长串问题，并另约其他时间长谈。他爽朗地答应了，告别时他在我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希望你将来成为大文豪”的题词。
不久，正当我忙着为采访作准备时，突然有一天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一则惊人的消息：
一位九旬高龄的科学家在家门前的马路边散步时，被一个年轻的骑车人撞倒。那人见老人倒地后竟扬长而去。后来是过路人将他送到了医院。这立刻使我想到了王淦昌。我当即打电话给他家，他的家人向我证实，被撞倒的正是王淦昌老先生！“现在王老先生怎么样啦？”“股骨骨折，一条腿不能动弹，医生说至少得住院三个月……”该死的骑车人！你知不知道，王老先生一旦有个好歹，将给国家带来多大损失？假如这一撞发生在30多年前，那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就可能晚不知多少时候爆炸！据说王老先生被撞的消息在报界披露后，引起国内外震惊，他所住的北京医院病房里每天都有社会各界送来的鲜花，连整个走廊都堆得满满的。然而那个撞车人一直未露面，至今王淦昌老先生已经离世，那人仍逍遥在道德法庭之外。真是天理不容！王淦昌老先生住院期间仍没有忘却接受我采访的事，终因伤势严重被医生劝阻。这是我深感极大遗憾的。因为后来没过多长时间，我国一代核科学大师王淦昌先生就带着他的未竟事业离我们而去了。在八宝山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
1999年5月9日，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第二天清晨，一夜未眠的我，忍不住再次来到30年前曾经拜谒过的王淦昌故居，缅怀我心中的大师。当我默默地向王淦昌出生的农舍鞠躬时，枫塘湾的村民都围拢过来，他们都在谈论一个话题：北约欺人太甚，假如王淦昌活着，再造几样厉害的武器，看还敢不敢侵犯我们中国的尊严！三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中国人1907年5月28日，王淦昌出生在江苏常熟水乡的支塘镇枫塘湾村。父亲是当地颇有名气的“郎中”（中医师）。王淦昌13岁时父母双亲都离开了人世，主要靠大哥和外祖母抚养。小时候的王淦昌就读过两所有名的学校，小学是在太仓的沙溪学校上的，那是个非常开明的学堂。五四运动席卷全国，沙溪小镇也破天荒地举行了大游行。70多年后，王淦昌与家人谈起这件往事仍非常激动：“那是我第一次上街参加游行，当时虽然年纪很小，可心头觉得能为国家兴亡出点力是很光荣的事。啥叫国家的尊严，从那时就深深地扎根在我心中。”然而封建的农村风俗习惯使得王淦昌过早地承受了包办婚姻的负担。在家人操办下，刚小学毕业才14虚岁的王淦昌在暑假里娶了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小媳妇。当时他不懂什么叫家庭与婚姻，家里有个既是媳妇又像姐姐的女人帮他干这做那，他似乎很开心。当了一个多月“新郎官”后，王淦昌被表哥带到上海浦东，进了浦东中学。这是王淦昌第一次从乡下到“十里洋场”，是他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浦东中学第一任校长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黄炎培先生，当时国内就有“南浦东，北南开”之说。在黄炎培先生的栽培下，该校毕业生几乎百分之百考上著名大学，如革命家闻一多、科学家钱昌照、教育家夏坚白、史学家范文澜、文学家胡也频，以及蒋经国、蒋纬国等许多名人。严谨的学风，使王淦昌对数学萌发了浓厚兴趣。1925年，他考上了清华大学。当这位前程辉煌的18岁学子，兴冲冲地拿着入学通知书向家人报喜时，他的“姐姐”却抱来一个娃儿对他说：“快看，我们的囡囡长得多标致。”王淦昌的脸一下红到脖子根，竟然不知所措地躲得老远……
值得重重写一笔的是，在这之后的70多年里，王淦昌从一名乡下学子，成为世界著名的大科学家，而他的夫人一直就是那位比他大三岁的结发妻子吴月琴，大科学家与她共生了三女二儿，孩子相继出生时，几乎都是在王淦昌读大学或在国外留学期间。王淦昌一生从事科学事业和肩负国家的特殊使命，从来没有管过一天家里的事。正是这位文化不高的夫人带大了三女二儿，并让孩子们一个个读上大学，当上了科技工作者、人民教师和国家干部。在王淦昌家做客时，当我第一次见到这对身份悬殊的老夫妻竟能和睦亲爱地结合了近八十个春秋时，心头不由升起一股深深的敬意。94岁高龄的吴月琴老太太身子骨依旧硬朗，说话走路麻利干脆，全然不显半点迟钝，她的家人告诉我，老太太现在还坚持抢着上厨房为“老头子”做饭，我听后忍不住大为惊叹……
王淦昌于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他是第一届清华物理系学生，班上的同学连他只有4个人。后来4人中的3人都成就卓著。王淦昌成为清华大学的第一届物理系毕业生，奠定了他作为中国第一代物理学家的位置。当时引导他走上物理学之路的是中国物理学的开拓者叶企孙和吴有训先生。初进清华大学时，王淦昌对化学课十分感兴趣，后来听了叶企孙先生的物理课才立志毕生献身于物理科学事业。1926年3月8日，王淦昌经历了一场终身难忘的生死考验。那天，清华大学学生会集会，声讨日、美、英等国借口所谓的“大沽事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的荒唐行径。后来集会变成了大游行，清华、北大、师大、女师大等高校的学生都加入了游行队伍。在游行队伍向铁狮子胡同的段祺瑞政府前的广场进发途中，全副武装的军警突然向学生开枪。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的王淦昌看见身边一位同学倒在了血泊之中，他惊诧地抬头时，又见女师大的两位同学也惨叫一声倒下了……王淦昌被乱了阵的人群挤到了墙角边，才免于一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当时共死了47人，伤150多人，王淦昌的一位同班同学也牺牲在这次惨案之中。
当晚，王淦昌来到叶企孙教授家，诉说了白天的惨景。叶企孙听后，满腔义愤：“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数十年后，王淦昌回忆起当年的情景，神态非常严峻地说：“叶先生的话，当时深深地烙在我心中，可以说从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几十年来，我无论走到哪儿，都始终不忘为了实现‘祖国需要更加强大’这个愿望，并甘心情愿为之奋斗。”如果说叶企孙在悲愤时说的话使王淦昌树立了毕生的奋斗目标，那么另一位教授吴有训则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科学的不懈追求，激励了王淦昌在科学道路上迈出坚实的步伐。可以说，中国的近代物理科学没有吴有训教授将不知要落后多少年。
这位著名的中国物理学奠基人在早年留学美国时就与他的导师康普顿一起研究X射线散射谱效应，后来他的导师在192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很大一部分功劳来自吴有训的实验，因为康普顿进行的X射线散射谱研究当时受到了另一位著名X射线专家杜安的攻击，正是吴有训证明了自己导师的研究具有普遍性，并以实验驳斥了杜安的错误，所以国际上有人称康普顿获得的诺贝尔奖的X射线散射效应为“康普顿—吴效应”。王淦昌在晚年曾这样比喻自己的恩师：“中国能够拥有后来的原子弹的天地，如果没有吴有训先生当年手把手地教我们从拧螺丝钉开始进行实验性的艰苦工作，那么我们这些承担国家核试验的科学家至少可能晚十年八年才能把中国的原子弹送上天。”
王淦昌先生与我谈起中国原子弹成功爆炸时感慨道：“物理科学上任何一种发现或通过物理现象进行的任何一种核试验，没有百次千次甚至上万次实验，那是天方夜谭！”王淦昌在物理学界的权威正是他从吴有训先生那儿学到的实验能力，他在科学实验上的专心致志与心灵手巧的天才本领，连吴有训都极为称道。
1929年夏，王淦昌从清华大学毕业，吴有训邀他留校当助教，并给了他一个独立完成的实验任务：测量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这种测量，德国物理学家曾在世纪初的20年代就做过，但中国在王淦昌开始进行这项实验前谁都没有重视过。半年时间里，王淦昌严格按照吴有训先生的要求，利用最简单的器材，出色地完成了实验，并写出了北平地区有史以来第一份大气中物理放射性现象研究的科学论文（事实上在中国也是首次）。吴有训对他的成果非常满意，亲自将论文译成英文，以《大气中的放射性和北平天气》为题，发表在清华大学的首期论文集上。1930年，在叶企孙、吴有训的关心下，王淦昌考取江苏省官费留学研究生，派遣到德国柏林大学……
“淦昌，快来抱抱你的囡囡！”行前，王淦昌回到常熟老家，一进门，大哥兴高采烈地抱出襁褓中的婴儿塞在他的怀里。王淦昌看了一眼，大惊：“怎么是男囡？”“当然是男囡嘛！要不，我们全家非得让你回来看一趟？！”大哥冲着满身书生气的王淦昌边笑边说。
“我多了个儿子？！”他把肩上的书包一扔，抱着新生婴儿在原地转起圈来，“哈哈哈，真有趣，真有趣，我有儿子啦！”这一年，王淦昌24岁，其实他自己也还是个满身孩子气的人呢。有趣的是他在清华大学时第一个暑假回到家，当听说自己有了一个女儿时，每天红着脸不敢多看家人一眼，家人让他给女儿起名，他更是躲着不出声，最后还是大哥圆场给侄女起了名。这实在难怪王淦昌，当时他才刚18岁。
1930年秋天，景色迷人的柏林迎来了一位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中国青年。
王淦昌踏上欧洲这块美丽的土地时，就有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强烈冲动。因为此时正是以德国为中心的世界物理科学的黄金岁月。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海特勒、盖革、迈特内等一批顶尖科学家相继发现了影响20世纪后来几十年整个人类政治、军事与经济的伟大科学成果，镭的发现、铀的提炼、相对论的提出，使每一位科学家热血燃烧。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大有来不及取舍当年度的科学家们所发现的惊天动地的成果。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各工业强国从自身利益发出，纷纷开始重视起科技革命，并将推进科技革命与本国社会发展紧紧联在一起。于是大量国家资本投入科研工作，使得本来就比较活跃的欧美物理学研究呈现“热火朝天”的景象。当居里夫人发现镭元素后，人们很快发现了射线的医疗作用，于是X光广泛被运用并使其在今天依然成为了解和战胜疾病的重要手段。随着人工放射性元素的制成，很快就有人制成了标记原子，用来研究磷在植物枝叶中的分布，进而发生了一场肥料革命。最突出的例子要数原子能的运用了。1938年，物理学家刚发现中子会引起铀核裂变，在不到4年时间里，第一个反应堆便建成，美国人又用了不足7年时间便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使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力一下骤增，并一发而不可止。
科学家为自己热爱的事业而发狂，政治家们则利用科学家的科研成果而疯狂称王称霸。王淦昌从20世纪30年代初在柏林大学留学的日子里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这决定了他后来一辈子献身自己民族的科学强国实践。
王淦昌在漫长的一生中完成了数项影响中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的科学研究，但在90岁高龄时与我这位小他半个世纪的科学门外汉谈话时，说他一生中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年轻时没有坚持一次重要的实验活动：“如果那一次我坚持了，别说我王淦昌一定不会是今天的王淦昌，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分量也可能大不一样！”那天他是用自嘲的口气说这番话的，但后来当我了解真情后则实实在在地相信了这确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牢记的一个非常惋惜的事件——王淦昌到柏林大学后，有一个杰出的导师——著名的女物理学家、柏林大学第一位女教授迈特内。迈特内的个人能力确实不容忽视，连爱因斯坦都评价她说是“天赋高于居里夫人的‘我们的居里夫人’”。王淦昌是她唯一的中国留学生。在迈特内手下当研究生的日子，王淦昌是终身难忘的，女导师对科学研究的超人能力使他从井底探出头颅看天下。
王淦昌两次听到德国物理学家博特与他学生贝克用钋的粒子轰击轻元素硼和铍的实验，结果发现有一种穿透能力极强的射线放射出来，这射线能穿透10厘米厚的铅板却自身的强度减弱得很少，博特师生俩认为这可能是一种波长极短的电磁波——R射线。自从发现质子后，科学家们纷纷开始向剖析质子组成的方向研究，所以博特他们的新发现立即引起诸多科学家的追踪研究，包括居里夫妇也着手抓紧实验，以争取新的发现。居里夫妇用他们强大的射线源研究博特首先发现的奇异射线，这对著名的物理学家夫妇用的是电离室测量射线的强度，以石蜡做屏蔽层，放置在铍源与测量装置之间进行观察，结果发现计算器的数字大大增加。但遗憾的是居里夫妇没有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射线的物理现象包含着新的一种特殊物质，简单认为那R辐射能量极大的现象只是R的射线效应，仅仅将自己的实验结果写了个简单的报告发表便完事了。然而就在居里夫妇把一项重大发现束之高阁时，年轻的迈特内助手、中国的王淦昌则特别地关注着博特师徒俩的那根神秘的射线以及他们没有能解释得清的未知结果……
“尊敬的迈特内教授，我知道您早在1922年就对R辐射与元素衰变的关系进行过实验研究，并对其性质也作过一系列研究。最近我听了科斯特斯教授关于博特先生的有关R辐射具有那么强大的穿透力的介绍，我非常怀疑……”“嗯！什么怀疑？我听着呢，你说吧，密斯特王。”迈特内侧了一下头，继续做着她的实验。
王淦昌大胆向导师陈述道：“我以为实验用的是电离探测器，那样不会有什么奇迹出现，如果改用云室作探测器，然后对博特教授的实验进行不断的重复实验，结果可能大不一样。我是这样想的，尊敬的迈特内教授。”迈特内放下实验，思忖片刻，摇摇头说：“不可能，这将是个永远徒劳的实验，让我们换一个话题吧，密斯特王。”
王淦昌知道迈特内是公认的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某种具有科学价值的现象都不会轻易放过的科学家，怎么偏偏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毫无兴趣呢？他认定博特的实验坏就坏在计算器计数上，如果改用云室作实验，其结果必然两样。“尊敬的迈特内教授，我还是想着云室可能解决博特教授未解释清楚的问题，所以能否请允许我借用一下我的师兄朋友菲利普先生的云室对博特教授的实验进行重新研究？”“密斯特王，我已经说过了，我们还有很多课题需要研究，博特先生的事还是让别人去完成吧。”迈特内的回答让王淦昌感到十分意外。两次要求都遭到拒绝，使王淦昌无法再就自己认定的预见得以在实验中加以证实。
就在王淦昌的建议被导师无情拒绝，居里夫妇同样钻了牛角尖的一个多月后，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查德威克先生像王淦昌一样，怀疑博特和居里夫妇认定的R辐射效应，他认为R辐射不可能有这样大的能量，便像王淦昌设想的利用云室，采用线性放大器质子所产生的脉冲进行一个一个测量，并将其与电子所产生的脉冲分解，结果发现质子的数量奇多，与当时物理学界普遍认为的R射线的理论不符。查德威克认为从铍源放射出的是一种新的物质组成的辐射，于是他连续奋战数日，终于证实了这种粒子是一种质量与质子相近的中性粒子，即被后人称为的中子。查德威克同时还认为这种粒子是原子核的主要组成部分。
中子的发现，轰动了整个物理界，也轰动了世界。那些更企盼搞清原子核构成的政治家们早已等不及了。因为这太重要了，它紧接着就可以制造后来证明确实可以征服全人类的原子弹！1935年，查德威克因发现中子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柏林大学校园内一个绿荫覆盖的小道上，迈特内教授十分歉意地拍拍王淦昌的肩膀：“很对不起，密斯特王，我没能支持你的建议。不过，这是个运气问题。”女科学家朝自己的学生耸耸肩，又回到了自己的实验室……王淦昌对天长长地叹了一声。他有自己的见地，他认为科学就是科学，与运气是两回事，科学是实实在在的事。王淦昌和后来了解此事的其他人，都肯定地认为，倘若迈特内听了他的建议，加上迈特内本人具有别人难以相比的实验能力，中子的发现非她的学生王淦昌莫属！然而犹太血统的大科学家迈特内教授太把王淦昌当做科学娃娃看待了。几十年后，有人曾问王淦昌是否就此事抱怨过他的导师？王淦昌断然摇头道：“不不，我不仅不会有丝毫的抱怨，反而终身感恩迈特内女士，是她的卓越智慧和研究精神为我日后能在物理科学上有所建树作出了榜样。至于说到中子的发现这件事，这不全怪迈特内教授。假如当初我能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也可能获得迈特内的有力支持，并最终可能获得成功嘛！所以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我一直把这次自己犯的错误当教训牢牢记在心头。”
王淦昌在柏林大学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至今仍被中国物理学界认为是极其可惜的事件，但王淦昌跟随迈特内教授在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实验室过的难忘岁月，使他领略和接受了许多国际物理科学的前沿知识与技术。1933年底，王淦昌在完成他的毕业论文之后，走访了欧洲几个著名实验室，有幸见到了卢瑟神福、查德威克、埃利斯等他所敬仰的物理学大师，大开眼界，为日后从事独立的科学实验工作拓展了思路。1934年4月，他带着“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到了祖国，然而此时的中国正被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灾难……
经恩师叶企孙介绍，王淦昌先是在山东大学任教。由于当时山东是处于日本侵略者眼皮底下的一块“东亚肥肉”，局势动荡，根本无法很好地在那里进行教学与实验。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盛邀他去浙江大学当物理教授。浙江大学离王淦昌的老家近，且又是一所名校，当时已在政界、教育界和学术界久负盛名的陈独秀、邵飘萍、陈布雷等都是浙大毕业生。浙江大学的朴实和浓厚的学术风气，是王淦昌所渴求的。于是，1936年暑假，王淦昌来到了浙江大学物理系，那年王淦昌不到而立之年，是浙大最年轻的教授。由于他长相细嫩且说话时易脸红，所以浙大的师生们都亲昵地称他是“娃娃教授”。
关于中子和中微子这些物理学专用名词，过去我们普通人对它太陌生，但自从有了原子弹等核武器后，我们才多多少少知道了一点有关它们的肤浅知识，那就是中子和中微子都是原子核的基本粒子，谁“捕获”了这些只有瞬间生命但却威力无比的小东西，谁就可以主宰世界。因而探求中子和中微子存在，几乎是全世界物理学家在20世纪上中叶竞争最激烈和最热门的课题，因为它的重要性不仅仅是科学本身，而且关系到全球政治、经济与军事格局。科学家没有那些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野心与功利，他们只有一颗探求自然界奥秘的赤诚之心。王淦昌毫不例外。当他在柏林大学的迈特内手下痛失获得中子的发现权后，又重新投入了另一个基本粒子——中微子的实验与探索。
正如杨振宁博士指出的那样，自从1930年12月著名物理学家泡利先生为解释衰变能谱的连续性提出中微子假说后，第二年6月又预言β射线连续谱应有明晰上限后，泡利在纽约的一家中国餐馆里对他的朋友拉比聊天时这样说：“我以为，原子核的发现，仅仅是我们对自然界基本粒子的刚刚开始，在那个原子的家庭里，除质子和电子外还有更英俊的‘小子’存在，我认为它比先出世的所有原子家族里的小子们都了不起！”半年之后，正在柏林大学读书的王淦昌用CM计数器精确地测定出RAE的β谱上限，有力地支持了泡利的“狂想”。1934年，大物理学家费米以泡利和王淦昌对中微子假说为基础，建立了著名的β衰变理论，费米的论文寄至英国《自然》周刊，结果被一句“它具有太多的空想，远离了读者所感兴趣的实在”的评语而“枪毙”，幸亏费米后来把论文寄到德国另一家杂志得以刊出，才使一项震惊世界的科学理论正式被承认。
自泡利和费米对中微子的假说肯定之后，一时间，全世界的科学家几乎都盯着中微子这个未出世的“金色小子”，并拼命想抢占最先的发现权。居里夫妇、维克、贝特、派尔斯、阿尔圭雷兹等都先后上阵一试，但都没能抱住中微子这个“金色小子”，其原因都是因为没有掌握俘获的正确办法。
大科学家感到非常困惑和失望，但又束手无策。
这时的王淦昌感到该是自己出击的时候了。他认为“不能用中微子的电离效应来探测它的存在。测量放射性元素的反冲能量和动量是能够获得中微子存在出证据的唯一希望”。因此他建议用K电子俘获的办法探测中微子的存在，指出“当一个β+类的放射元素，不放射一个正电子，而是俘获一个K层电子时，反应后的元素的反冲能量和动量仅仅依赖于所放射的中微子……只要测量反应后元素的反冲能量和动量，就容易找到放射出的中微子的质量和能量”，“由于没有连续的β射线被射出来，这种反冲效应对所有的元素都是相同的”。
用K电子俘获“金色小子”中微子！王淦昌以其天才物理学家独特而敏锐的见解，开启了20世纪一项伟大发现的大门。
当王淦昌的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于1942年1月在美国《物理学评论》上发表后，立即引起美国著名物理学家阿伦的注意，他随即按照王淦昌的建议进行实验，并一举获得成功。这就是有名的“王淦昌—阿伦实验”。10年后，阿伦与另一位物理学家戴维斯一起正式确定了俘获中微子的完整实验。又过了近40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95年将当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颁发给了当年进行成功实验的美国科学家。王淦昌对此没有半点遗憾，相反他得悉消息后很为美国同行感到高兴。他说：“物理学的成就还是应由实验证实的，荣誉也应该给予那些最后做出结果的科学家。”可见王淦昌作为一名中国科学家的宽阔胸怀。
中微子的发现，使诺贝尔奖又一次与王淦昌擦肩而过。对此，他有如下见解：“由此看来，诺贝尔奖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获得此奖项。一是要选准课题，确有重大理论或实用价值；二是要锲而不舍，持之以恒，花上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工夫。”王淦昌生前留下的这段话，值得中国科学家们认真地品味和理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以苏联红军出兵和美国人在广岛扔下两颗原子弹而告终。就在日本举起白旗投降时，王淦昌应浙江大学学生的要求，作了一次题为《关于原子弹及其原理》的报告，引起同学们的浓厚兴趣。后来成为中国核武器试制中坚的程开甲等一批当年的浙江大学学生，大多是受了导师王淦昌的这堂课的影响而将一生献给了中国的核事业。然而王淦昌本人当时并不清楚自己竟然要亲自动手研制中国的原子弹。在浙江大学同学为王淦昌庆贺40岁生日不久，中国的这位风华正茂的物理学家和著名学者受浙江大学所派，前往大洋彼岸的加州大学作访问。一年之后，正在国内的吴有训先生兴奋地告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出了一本百年科学大事记，中国能列入其中的人只有王淦昌和另一位物理学家彭桓武（也是后来中国的原子弹主要研制者）。
“中国的希望，淦昌也。”竺可桢抖着小胡子，情不自禁地摇头晃脑起来。
此时的王淦昌无可非议地成了有国际影响的著名科学家。1950年，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邀王淦昌赴京主持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组建工作，并全面启动新中国的核物理科研。王淦昌感到内心无比舒坦，尽管当时条件并不比解放前好多少，但完全可以按照物理学的本身规律进行理论与实验工作了，这对历经了十几年战乱的王淦昌来说是太宝贵了。因为或许不是那十几年的战乱影响，他早已把诺贝尔奖牢牢揣在了怀内。
90高龄时的王淦昌回忆起解放初期的工作情景时，两眼闪着光芒：“那时我们整天觉得有使不完的力量，有干不完的活。”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当时的核物理学向着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宇宙线、放射化学等4个基础领域的方向挺进。通过对宇宙线的观测，发现新粒子并研究其性质，是王淦昌多年的夙愿。1954年，他和助手们在海拔3185米的云南落雪山成功地建造了我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第二年就利用自制的设备，完成了一批科研成果，论文《一个中性重介子的衰变》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国际宇宙线物理会议上宣读后引起各国同行强烈反响。
当时与王淦昌同时开展宇宙线研究的两位苏联院士在帕米尔高原上也建了一个宇宙线实验站。这两位苏联专家好大喜功，用自己设计的一套电子系统操作，不久就声称已发现一种叫“变子”的新粒子，因此在苏联走红，获得斯大林奖金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王淦昌对苏联同行的“成果”表示怀疑，便重新实验，结果他认为“仅凭一个电子信号就断言有什么发现实在太草率了”，并当即在公开场合表示“苏联人的发现靠不住”。这是什么年代，王淦昌竟敢对已经获得斯大林奖金的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成果说三道四？但后来许多科学家都证实了王淦昌的判断是对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变子”。
几十年后，物理学家、院士何祚庥说：“这件事当时在我心灵引起的震动是巨大的。我一是惊讶苏联人居然也有不成功的事情；二是从心底里佩服王老敏锐的科学洞察力。在那时的政治背景下，王老对苏联科学家的直言批评，充分体现了他追求真理、崇尚实践的政治勇气和科学精神。这件事给我的启迪是，对科学问题的评价不能政治化，不能用政治观点去评价科学发现。这个原则我们应该永远牢记。”王淦昌的行为和何院士的话发人深省。
1956年9月，王淦昌在莫斯科出席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成立大会后，中国政府给他下达了一项特殊使命：留在这个研究所，与苏联同志一起利用这儿世界上最先进的高能加速器进行更好的科学研制工作，新中国也迫切需要核物理科研成果，说不定以后我们还要搞更重要的核科学工作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出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种有你就没有我的冷战状态，必然造成两大阵营之间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激烈攀比与斗争。特别是以原子弹为标志的核武器的诞生，使与核武器密切相关的核物理实验研究变得更加抢手。为了对付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苏联政府制定了帮助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核物理基础研究的计划，杜布纳研究所的成立便是实施这一计划的首要部署。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地选派了最具发展潜力的核物理学家到此进行“充电”，除了王淦昌外，还有周光召和丁大钊、胡宁等。此时，王淦昌的学生李政道和另一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先生一起在美国留学期间，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揭示了弱相互作用的性质，从而获得这一年的诺贝尔奖。王淦昌既为自己的学生高兴，同时也憋着一股劲：努力工作；争取为国家早日拿出成果！
从1956年9月到1960年12月24日离开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的4年多时间里，王淦昌认为这是他一生从事科学实验工作最得心应手的好时光，不仅因为这儿的生活条件很好，比在柏林大学留学和在浙江大学工作时不知要好多少倍，更重要的是这儿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高能加速器。美国人在1955年有了第一台6.4GeV级高能质子加速器，但苏联这台高能加速器是10GeV级的，超过“老美”的级别。有了高能加速器就意味着可以在研究反粒子领域获得最快捷的途径，美国科学家张伯伦和塞格雷仅在美国高能加速器建成几个月，就利用它发现了反质子，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苏联高能加速器是最高能量的加速器，在当时，世界物理学界谁拥有了高能加速器，谁就可以去拥抱诺贝尔奖，谁就能主宰东西方世界。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的建立，就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希望利用最先进的技术设备与西方世界在尖端科技领域搏一搏。在刚到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时，苏联朋友在用伏尔加葡萄酒招待中国客人时就流露出了这种强烈的愿望。
“美国的张伯伦和塞格雷算什么？比起我们的‘北极熊’，他们的高能加速器只能算小毛驴。小毛驴怎么能与我们雄健的北极熊较量？哈哈哈……”苏联朋友自豪地拍打着自己造的10GeV高能加速器，用猩红的眼睛盯着王淦昌等中国朋友，半醒半醉地说道：“我们一起……一起把美国佬赶到大西洋里，喂……喂鲨鱼去！密斯特王，知道你是了不起的科学家，我们全看你的了。啊，来来，为我们的苏维埃，为我们的斯大林同志干杯！”王淦昌不会喝酒，尤其是苏联的那种烈性酒，他一生中最多能喝几口常熟老家的那种米酒，但在苏联朋友的盛情邀请下，没喝酒心却快醉了！那天，中国专家第一次来到莫斯科郊外，王淦昌和周光召、丁大钊等漫步在四周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的伏尔加河、杜布纳河边，顿觉心旷神怡。之后，他们再没有时间进行如此悠闲地散步了，每天必须有十几小时甚至近20小时站在那台庞大的高能加速器旁，或连续几天在见不着一丝光亮的云室内……王淦昌开始是作为课题组长指挥中国助手们的，后来担任了联合研究所副所长，手下不仅有中国科学家，还有苏联、越南、民主德国、波兰等国的几十名学者。王淦昌成了整个研究所的一名指挥官，一名向世界科学技术最前沿冲锋的指挥官。
在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的那段历史，现今是共和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淦昌当年得力助手之一的周光召也有着难忘的感受。他说：“我和王先生在苏联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时，他已经近50岁了，我们对当时迅速发展的高能物理都没有经验。王老作为中国组的组长，为了维护中国科学工作者的荣誉，组织大家从头学起。每天晚上在中国同志内部开展互帮互学，王老自己毫不例外，与大家一起学习，以能者为师，不耻下问。很快，王老领导一个小组建成了苏联当时第一个大型丙烷气泡室，并开展实验工作……我们都知道，一个年近50岁的科学家要转向新的学科领域，学习新的知识，是何等的困难。但王老以他高超的智慧、超人的精力和艰苦的学习战胜了困难，不仅完成了这个转变，而且很快就成了新领域中出色的专家。”王淦昌心里清楚，他作为中国组的组长和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长，身后不仅有一批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家，更有斯大林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看着他工作！当然，作为对手，美国人也在死死地盯着他。从当时的物理科学领域看，竞争也处在白热化状态。特别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基础科学中的物理基本粒子研究成了最热门的前沿课题，加上政治家们狂热的叫喊，对基本粒子与原子核之间相互作用及其转化规律性的认识，成了当时著名科学家最醉心的研究项目。王淦昌执掌的又是最大能量的加速器，不抢先研究出成果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王淦昌和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的首要任务是如何选择研究方向，这好比决战前的指挥方案，制定得好，就胜利了一半，反之就可能断送整个战役。由王乃彦院士审校，李瑞芝、孙晓光、常甲辰编著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中记述了当年王淦昌领导中国科学家和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们，利用苏联高能加速器进行一系列实验探索和完成了一项世界性影响的科学发现的过程。
王淦昌到联合研究所工作时，正是国际上利用高能加速器进行基本粒子研究的第一代工作时期。他以准确的科学判断力，根据当时面临的各种前沿课题，结合联合高能加速器的特点，提出了两个研究方向：一是寻找粒子（包括发现各种超子反粒子）；二是系统地研究高能核作用下各种基本粒子的产生规律。科学家发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理论预言的实验，这种发现是有既定方向的，只要选好技术路线，一般来说会有所发现；另一种是带有偶然性的，就是在众多的实验结果中察觉到异常点，并进行确认，这种工作对实验工作人员的要求就相对的更高一些。而且前者的科学发现，其价值一般比不上后者。王淦昌在设计研究课题时，对这两种工作都给予重视：新粒子的发现有一定偶然性，而利用人类所掌握的实验资料研究基本粒子相互作用则必然会有结果。利用高能量加速器打击核靶，既可以产生新的粒子，也可以对研究基本粒子在核作用过程中的产生规律提供许多新的信息。王淦昌选择的两个研究方向，正好发挥了联合研究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的能量优势。如果把科研工作比做一首交响曲的话，那么，按照王淦昌的编排，乐曲的展开，都是以由他亲自负责的寻找新粒子课题为主旋律，并辅以两个平等出现的旋律——研究在高能核作用下奇异粒子的产生规律（由丁大钊和另一位苏联同志负责）和介子与质子相互作用的研究（由王祝翔负责，后来把其中非弹性作用的一部分分析工作划给另一个由苏联工作人员为主的研究组）。当然，研究组的主攻方向是寻找新粒子。这是具有挑战性的课题，难度自不待言，可以说具有一定的风险。因为联合所高能加速器建成后，人们都期望能尽快利用它做出突破性的成果。王淦昌要求不论谁分配在哪个课题组，在观察原始实验资料时，都要为这个主攻方向积累资料。
“大家过来一下，看看这张‘蜘蛛网’奇特吗？它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反超子！”一天，王淦昌突然惊呼他的助手们，让他们都过去仔细看一下气泡室里出现的一个奇迹。
“对对，看到了！真的像蜘蛛网呀！”助手们顿时欢呼起来，围着王淦昌让他给这个新奇的粒子起个名字，因为这新奇的粒子一旦向外宣布，将震惊整个世界。
“它是反西格马负超子，当然应该叫反西格马负超子嘛！嘿嘿，真有趣！”王淦昌自言自语道。
“中国朋友发现新奇粒子啦！”“乌拉，伟大的苏维埃高能加速器万岁！”“斯大林——毛泽东万岁！”王淦昌领导下的研究小组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例反超子，其意义不亚于一项单纯的诺贝尔奖，因为它使当时的基础科学又向纵深大大地跨越了一步。正如丁大钊院士所言：王淦昌对“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正是因为有许多这样的学者的探索、研究，才使基本粒子研究从50年代认为是‘基本’而发展到60年代认为‘不基本’，使人们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发展到更深入的层次。自然科学的发展就是要归功于这些活跃科学思想的学者的创造性劳动”。
“为了让美帝国主义看看社会主义科学成就”，苏联《真理报》和中国的《人民日报》都为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专门作了重要报道。苏联的科学权威刊物《自然》杂志还指出：“实际上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是在微观世界的体系上消灭了一个空白点。”25年后的中国政府在那个难忘的“科学春天”里，特别向王淦昌等当年参与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科学家颁发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物理学家获得的第一个最高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1975年，美籍华裔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回到中国，一次谈起苏联当年的杜布纳研究所时，对周恩来总理说：“杜布纳唯一的成就便是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当杜布纳科学城的科学家们欢呼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伟大科学成果时，中国政府突然给正在莫斯科郊外的中国科学家王淦昌发来一份绝密电报：放弃手头工作，立即回国接受新的任务。
什么新任务这么急呀？王淦昌一生不善政治，但他知道自己从事的核事业与政治太密不可分了。不用说，祖国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在决定离开杜布纳的那一夜，他静静地思索了一下各种可能。他已经好久没顾上看看报纸了，可当他拿起一份中国的《人民日报》和一份苏联的《真理报》时，不由内心一阵隐痛：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已经骂得不可开交了！“太糟糕啦！”王淦昌从不对政治时势发表评语，然而他内心明白：中国要与苏联彻底分手了，中国的科学发展也将同时要与苏联“老大哥”们断绝交往了。作为一名科学家，王淦昌知道新中国才成立不久，一切科学实验条件尚不具备，相对而言，苏联要强大得多先进得多。“我能为祖国做些什么呢？”那一夜王淦昌睡不着。第二天，他把在留苏期间积省下来的14万卢布以买设备的名义全部交给了国家。
“今天我把大家招来，想开最后一次会议。大家知道，我已经接到回国的命令。”离开杜布纳的前一天，王淦昌把在联合研究所的中国部下全都召集在一起，以少有的沉重口气对大家说道。助手们这才想起应该给王淦昌开个欢送会，准备点水果茶点什么的。“汪容，你们别去忙乎，坐下，都坐下。我有话对大家说。”汪容等年轻人只好折回，坐到原来的位置，静等一向严格要求的王淦昌“训话”。
“我给大家出一个题目：今后的高能物理实验方向应该如何选择？这是顶顶重要的。我比你们先离开联合所，你们也要做好马上回国的准备。回去后我们的条件比这儿差了，但新中国的物理科学实验不能停止！怎么办呢？我们心里必须有数。这是我离开杜布纳留给大家的最后一道题，你们回答好，我心里就踏实了。这比给我开个隆重的欢送会要开心得多！”王淦昌说完自个儿又乐起来，“真有意思！”弟子们一下也跟着乐了，像往常一样，又你一言我一语地“开起仗”来了……“要我看，王先生的方法也不是最理想的。”有人当着王淦昌的面在黑板上划拉着，而这样的事在杜布纳联合所是常有的事。导师与学生进行角色的交换，在王淦昌的身上不算是新鲜事儿。这不，已经打好领带准备回国的王淦昌，还是以一颗平常心坐在台下听自己的学生发表高论。
这时，坐在一旁的汪容被人轻轻用胳膊捅了一下：“快看，王先生干吗了。”汪容转头一瞅，差点笑出声。原来，聚精会神的王淦昌竟然不知什么时候从沙发上“出溜”了下来，蹲坐在地毯上竟毫无察觉。“先生，您还是坐起来舒服些。”汪容将他扶起，王淦昌似乎仍然没有感觉似的两眼直盯着黑板……
这一幕，几十年后汪容一直没有忘记过。他说：“王淦昌先生对科学的真诚与专注，教育了中国物理学界几代人，并且永远是后人的榜样。”王淦昌回国没多久，被通知到二机部部长办公室。
什么事这么急呀？王淦昌走进部长刘杰的办公室时，见老朋友、好搭档钱三强教授也在。钱三强此时是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王淦昌内心的紧张似乎减少了一半。
“王先生，今天请您来，想让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请您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刘杰部长开门见山，“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有人想卡我们，我们就要争口气！”我们中国也要造原子弹？！王淦昌一阵激动，他看看钱三强。钱三强朝他重重地点点头。
这是真的了！王淦昌只觉自己的手心热得很。
“毛主席给原子弹研制工程定的代号是‘596工程’，是国家最高机密，从现在起必须长期隐姓埋名，不得跟任何人透露你的工作，即便是家人。还要断绝一切海外关系。”知识分子出身的王淦昌，像刚入伍的战士，站起身来，毕恭毕敬地向刘杰部长保证：“行，我能做到！”刘杰和钱三强顿时对视着笑了，请王淦昌坐下。
“为了工作需要，不用真名可也得有个化名吧？总不能叫我们王先生阿狗阿猫呀！”刘杰的一句话，使气氛异常的办公室里响出了一阵笑声。
王淦昌又噌地站立起来。他眨了眨眼睛，说：“就叫王京吧。北京的京，怎么样？”“好呀，王京同志！让我们一起为中国研制出原子弹吧！”刘杰高兴地上前握住王淦昌的手，一旁的钱三强也把自己的手放了上去……
从这天起外国科学界发现，即将要拥抱诺贝尔奖的著名物理学家，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者王淦昌一下子“消失”了。
造原子弹1997年的那个夏日，我问过王淦昌先生：“你当时真的没预感到国家高层领导有朝一日让你去研制原子弹？”90岁的王淦昌准确地回答我：“怎么没有预感到呢？我是搞核物理的，当然知道先进的国家都在把物理科学技术运用于国防和军事上，核武器是我们核物理科学工作成果在四五十年代的最终体现。我们新中国从成立开始就注意这个问题，从钱三强教授把我从浙江大学调到北京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那天起，我们就制定了新中国物理科学的前沿课题，其中之一就是核物理研究。当然真的要搞原子弹，还是我从苏联回国接受命令后才知道的。”中国搞原子弹是被逼出来的。代号“596工程”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与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政府针锋相对时上马的。
当美国人于1945年7月15日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附近爆炸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之前，德国的哈特克博士就曾向德国陆军部建议研制核炸弹，他在信中这样对德国的陆军将领们说：“我冒昧地请你们注意在核物理方面的最新发展。我们认为这些发展将使人们可能制造出一种威力比现在的炸弹大许多倍的炸弹……显然，如果我上述所说的可能性得以实现，这肯定是在可能范围内的——那么，首先利用这种炸弹的国家就具有一种超过其他国家的无比优势性。尊敬的将军们，相信科学家们的见解吧！”然而自高自大的德国陆军将军们并没有把哈特克博士的建议放在眼里。后来也有人曾经把一些研制核武器的资料送到希特勒手中，不过幸亏没有被希特勒重视，否则今天人类可能是另一种状况了。与德国人相反，美国人对原子弹的兴趣远超过德国人。在二战后期，著名科学巨匠爱因斯坦也用同样的方法写了一封建议造原子弹的信，不过他的信是直接写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的。他在信中说：“利用大量铀进行核裂变链式反应已成为可能，这样将产生巨大的能量和生成类似镭的新元素……这一现象将导致制造炸弹。虽然还不能肯定，但可以设想制造出一种威力无比巨大的新型炸弹……只要一枚这样的炸弹，就足可以毁灭一个海港及附近地区……”爱因斯坦以他个人的巨大影响力，使瘫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总统心头为之一动：“造一个给希特勒看一看无妨。”于是经过两年准备，一项名为“曼哈顿工程”的研制原子弹计划正式启动。担任此项工程的组织指挥者是格罗夫斯将军，技术负责人是著名物理学家，后来被称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罗斯福本来是准备把原子弹用在打德国法西斯的，但希特勒投降了，只有日本还在东方战场挣扎。罗斯福觉得应该让全世界知道一下未来“世界第一强”的美国是个什么样子，于是就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两天，连续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一枚代号为“男孩”和一枚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造成数十万平民死亡。悲剧发生后，全球震惊，弄得当时写信给罗斯福总统的爱因斯坦后悔莫及，痛苦不堪地发表声明呼吁停止核试验，但此时的爱因斯坦已无能为力，因为核物理科学成就已被政治家们紧紧地握在手中，成为用来向别人撒威风的武器了。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原子弹虽然不能再随便扔了，可它在苏联人的眼里却是一件必须对付并且一定要超过的东西。苏联专家们全力以赴，在1948年8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原子弹核试验。从此，美苏的核竞争开始了。美国至1967年时，库存核弹头曾多达32000个，苏联也不甘示弱，光这两个核大国的核武器数量足可以将整个世界轰炸数遍。
“我们希望也有点那个东西。”那一年，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在一起游泳，毛泽东向他伸出一个小手指。
“你指的是什么？”赫鲁晓夫从水中露出一颗硕大的光脑壳，装作不懂毛泽东的意思。
“当然是你们可以用来吓唬美国人的原子弹嘛！”“什么？你们也要搞它？”赫鲁晓夫先是一愣，随即直晃脑袋，“不行不行，那东西要花很多很多钱。你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搞经济。至于军事上，有我们给你们张着核保护伞，兄弟的中国人民和毛泽东同志你就只管放心。”毛泽东再也没有理会对方，独自躺在游泳池旁的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熊猫烟”……
“主席说得很清楚，世界上两个强国现在都有了原子弹，我们也应该搞一点嘛！这‘一点’的意思就是从我们中国的实际出发，一点不搞是会受人欺负的，搞多了呢，不利于我们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这‘一点’是必须要搞的，主席是铁了心要搞一点自己的原子弹！”军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向出席会议的老帅们和将军们讲述着毛泽东主席“要搞一点原子弹”的指示。
“第一步我们先搞一点原子弹，下一步就再搞一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10年工夫完全可能。这话我在几年前就说过了，大家还一定记得吧？”坐在正中央的毛泽东开口道。
“各位老帅和将军们都听到了吧？主席又一次下命令了：我们不仅要搞原子弹，也还要搞一点氢弹、洲际导弹。今后世界强国有的武器，我们也都得有一点。”周恩来炯炯有神的目光环视了一圈，口气往上一提，“10年，主席给我们下达的是10年时间先要搞出原子弹、氢弹来，大家有没有信心啊？”“有！”会上顿时响起一片欢呼。
周恩来和毛泽东会心地笑了。“哟，主席，我要先走了。那头我还有些急事去安排。”周恩来看看表，急忙跟毛泽东和诸位老帅与将军们打了声招呼，驱车回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说的急事，就是根据中央指示，尽快把王淦昌等一批中国物理学家接回来，以防不测。事后，秘密从苏联撤回中国物理学家的行动便开始了。王淦昌是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他借口回国汇报工作，从此离开了杜布纳。
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了从苏联回来的中国物理学家，关切地问王淦昌：“在杜布纳的几年还好吗？我们的人都从那边撤回来了吗？”“按照中央部署，大部分人已经撤回来了。大家现在都已经到各自的岗位报到，情绪十分高涨。”“这很好。你们在杜布纳联合所的一批同志都是我们国家核物理的骨干力量，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你们寄予巨大希望。主席今天还特别指出，第一步，我们要用五六年时间把原子弹造出来；再用四五年把氢弹、洲陆导弹搞出来。你认为可能性大不大？”周恩来将询问的目光投向物理学专家。
“我看是可以实现的。”王淦昌认真地点点头。
“好。有你这位专家的话，我心里就踏实多啦。”周恩来站起身，感慨道，“难怪格鲁谢林带领苏联专家撤出时对我说，‘你们有王淦昌，还怕造不出原子弹！’你还记得几年前我们一起会见过他吗？”“记得，总理，那次参加会见的还有苏方的阿尔齐莫维奇和我们郭沫若院长以及宋任穷部长。”“你的记性不错。那时是我们与苏联合作核科学的开端，仅仅几年，形势就变化得那么大。今天一切得靠我们自己动手，你和同志们的担子不轻啊！”周恩来说得语重心长。
“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50多岁的王淦昌像一名刚上战场的年轻战士，站起身子，脚又用力一拢。
“嗯，有点像当兵的样。”周恩来说完，自己先笑了起来，“听说你化名了？叫——”“王京，北京的京。”“好王京同志，老规矩，今晚还是请你从物理学的角度给我介绍介绍原子弹所需要的一切物质基础准备……”据王淦昌的随身司机介绍，那些年里，他时不时需要在节假日或晚上，送王淦昌到中南海西花厅的总理办公处。在那儿，王淦昌或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或是周恩来请他上一节“原子弹知识课”。“王先生常常一进西花厅就是好几个小时，几乎每次从西花厅出来后，他不是先回家，而是让我把车开到他的办公室。他总说总理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我必须尽快找到正确答案。所以我常常见王先生为此而开夜车，有时一开就是一个通宵……”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岁月，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来说，国际国内的种种压力仿佛每时每刻都会像“阵阵黑云”袭来，王淦昌从总理的急切之中感受到了所肩负的重任。
从后来那些撤密的档案资料上我们知道，毛泽东、党中央为了实现我国独立自主地“搞点原子弹”，在王淦昌回国之前就抓紧开始投入了“596工程”的建设。当时兵分两路，一路是由李觉将军带领万名官兵开赴青藏高原的“死亡之地”进行未来原子弹试制基地的建设；另一路就是在北京西郊的那个“灰楼”里开展技术研制工作。后者由钱三强领头，下面是技术负责“三巨头”的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分别担任物理实验、总体设计和理论计算的领导组织工作。
然而原子弹到底怎样才能研制出来？当时中国虽然有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等著名物理学家和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等中坚力量，但毕竟过去谁都没有直接接触过原子弹以及研制工作，从何着手呢？
“原子弹研制就像要进行一场战争，需要多方面全力配合协作，还要有巨大的物质条件保障。”一次，毛泽东找来钱三强，认认真真地听了钱教授的一番话后，大手一挥，对钱三强说：“放心，这件事中央会通盘考虑。只要研制工作需要，其他部门必须全力支持。”由中央出面，人、财、物肯定是不成问题的，关键的关键还是原子弹的研制技术。而技术工作的核心部门就在李觉将军担任院长、王淦昌担任第一副院长，及彭桓武、郭永怀领导的二机部（核工业部）的“九院”等三大部门。
“我从不迷信。既然外国人能造出原子弹来，我们中国人并不笨，也一定行，问题的关键，是要我们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求实的工作作风，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王淦昌经常这样向他的那些“技术将领”和研制工作者灌输。由于研制原子弹涉及的知识与理论太多，好多新参与进来的同志都得加强理论基础学习，技术骨干也同样存在再学习和打基础的必要，因此在研制初期，王淦昌不仅一方面要抓紧时间完成好毛泽东和党中央交给的在“五六年时间内搞出原子弹”的艰巨任务，同时还得利用一切时间为参与研制工作的同志们“开小灶充电”。
“王先生在工作中是最讲效率的，谁拖延工作就得挨他训。有一次他让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完成一项计划，邓晚了一天，被王淦昌狠狠地批了一通。”朱光亚同志曾提到当年“王老批‘娃娃博士’的趣闻。”邓稼先后来在研制两弹中起了重要作用，堪称“两弹元勋”之一。那时邓稼先和周光召等都是王淦昌手下的干将，所以王淦昌对他们的要求自然格外严格。
“你们想想看：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在广岛和长崎投的原子弹，为什么几乎所有重要的建筑物都倒了，而一些烟囱却好端端地挺立在那儿？想一想，这是很有趣也很有学问的事。”中国的原子弹研制离不开对国外原子弹研制过程的研究与比照。王淦昌常常把自己已经弄清楚或尚没弄清楚的问题交给大家讨论，而每一次讨论就是对研制原子弹工作的推进。
原子弹的核爆炸过程之巨大，可以摧毁一个城市与区域。在这复杂而巨大的爆炸过程中，王淦昌需要回答一切必须回答的问题，同时还要与实验的结果相符。为了弄清这些高难度的问题，王淦昌会几天甚至几个月不能静下心来。
“走，今天太累了，你带我到王府井转转。”王淦昌往车里一坐。许久，司机毫无反应。他火了，“怎么回事？我的话没听到？”“王先生，对不起。你的话我都听到了，但我不能带你去。”司机一脸委屈。
“为什么？”王淦昌一脸茫然。
“这是中央给您定的纪律。王府井那儿有不少日本人，您一露面，说不准有人认出您来，所以我们不能去……”“哟，我把这事给忘了。”王淦昌回过神来，连忙给司机作揖，“对不起，对不起。”说完，他无奈地瞅瞅四周，独自往“灰楼”旁边那块荒地走去……
核武器爆炸过程，实际是物理作用的过程。掌握它，还得回到核反应前的爆炸压缩过程。怎样掌握这个过程呢？
王淦昌的脚下突然被荆棘绊了一下，脑子里闪出一个伴他几十年科学实验的“宝贝玩艺”——云室。没错，用云室照相可以获得X光照相的效果。
“小伙子们，今天请你们到我家去一趟。”第二天，王淦昌让后勤要来一辆车，然后叫上两名年轻同志跟他上了车。两个小伙子一听乐了，心想王先生是否又要请他们尝尝他家乡的阳澄湖大闸蟹。到了王家，这两个小伙子知道“上当了”：原来，王淦昌让他们从床底下拉出一大堆“古董”来。
“小心小心，这是从美国带回来的。是我的心肝宝贝呀！”看着王淦昌轻手轻脚，小伙子们也只好卖力起来。
“嘿嘿，下回我一定请你们吃大闸蟹，正宗阳澄湖的。”大科学家一说起家乡的事，就仿佛年轻了好几十岁。
王淦昌一头扎在他利用云室拍摄R射线的艰苦工作中。那时我们的许多基础技术非常落后，整个原子弹研制工作中只有几台很低级的计算机，而且包括像王淦昌这样的大科学家也大多不会使用计算机技术。因此那台被中科院负责人张劲夫同志称为“有了”的计算机分给了核物理学理论家周光召他们。中国的第一台计算机诞生于1958年，当时是电子管的，一秒钟才运算几十次。后来为了给研制核武器用，又在1959年生产了第二台计算机，晶体管的，比起第一台计算机不知强了多少倍，但即使这样一台计算机，在今天连小学生都会嫌它水平太低，因为它的运算能力到不了“286”水平。我们的前辈太了不起了，他们用最低级的技术条件进行着最尖端的科学研制。
王淦昌是个“计算机糊涂”——他一辈子就没入计算机的门，所有最繁杂的计算都是靠笔头功夫。当时利用云室进行R射线的拍摄就更不可能用计算机技术了，只能靠手工一张张地拍摄，那云室本来就屁股那么大一点点地方，黑咕隆咚地整天钻在里面能不难受吗？再加上R射线拍摄的不是普通的照相，R射线本身就是有放射性的。一天，一位年轻同志干着干着就没个姿势了，王淦昌一看就来火了：“像你这样怎么能照上什么东西吗？胆小鬼，走开！”说着，他自己动手，一干一整天。当他完成一批拍摄任务后走出云室时，才似乎发现了“一个不小的问题”：“嗯，小青年跑哪儿去了？哟，是我把他训跑的。得，赶紧向他赔礼道歉去！”“囡囡同志，对不起哟，昨天是我的错，脾气太大、太急，向你道歉。”王淦昌找到那个年轻人，毕恭毕敬地说。王淦昌是原子弹研制中资格最老的大科学家，能如此平易近人，谁还能计较什么？年轻人臊得无地自容：“王先生您千万别这样，是我的错。是我工作不认真……”王淦昌欣慰地笑了，拍着小青年的肩膀，语重心长道：“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当年在苏联杜布纳工作时怎么发现负超子的吗？其实没什么秘密，就是靠我们几位同志不辞辛苦日以继夜地拍摄片子，然而再夜以继日地一张张检查片子，中间不能有一点点差错。最后我们真的成功了。科学工作就是这样，要有不怕苦坚持到底的作风，才能出成果。”“我一定听您的，王先生。”在世界核武器史上，几乎每一次成功的研制就像发动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当年美国人在进行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时，动员了75万人参与。苏联的原子弹研制工程一直由30万—40万人组成的一支“秘密部队”和同样人数的几十个特殊部门参与，并且坚持了近20年时间。中国有多少人参与了原子弹试验？我从已经“透秘”的几本书中看到有6位数以上的人参加。其实这仅仅还只是在第一线的人马，至于那些配合“596工程”的后备军就不知其数了。王淦昌和钱三强、彭桓武、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是整个核研制的总导演，不仅要统领全盘棋，更重要的是要攻克技术难关。1960年至1964年，中国什么样？三年自然灾害，共和国除了精神富有，其余都陷入了困难的境地。这段岁月对王淦昌等埋头攀登科学尖端技术的科学家来说，实在是最艰难的岁月，不可能有机会获得外界的先进技术资料与信息。
美帝国主义国家早已封锁了我们陆上和空间的所有通道，我国连一些稍稍先进的技术与资料都不可能从正常渠道获得。
有一次王淦昌与周总理见面，他就直撞撞地请求道：“总理，我真想请求能以我的真名出国访问。那样的话，我可以从不少朋友那里带回一些在他们看来是根本用不着的‘垃圾资料’和‘垃圾设备’。”周恩来听后笑了：“王先生，你只要一出去，即使捡垃圾，人家情报部门照样会把你抓起来。知道吗？自从你们几位著名科学家突然从日常生活中‘消失’后，好几次有外宾问我是怎么回事？问我们是不是也在进行‘曼哈顿工程’？我只能用外交辞令告诉他们，‘王淦昌等先生做着他们所一直从事的专业，很忙，所以不大露面嘛。’你要是往国外一跑，那帝国主义的情报机构可是巴不得呢！”关于中国科学家怎样在完全被人封锁的条件下研制出了原子弹等核武器一事的秘密，几十年来一直是西方世界为之不解的一个谜团，也是西方敌对分子经常攻击我们的一大“嚼舌头根”的事。直到今天，当北约野蛮轰炸南斯拉夫，悍然袭击我驻南使馆事件发生后，美国人一方面狡辩，一方面又无中生有地炮制了一个《考克斯报告》。
这个报告谎称我国在六十年代就“窃取”了他们的核情报，并且煞有介事地说到了我们的“情报部门”特别窃取了他们的“激光模拟核爆炸”技术。这种毫无根据的捏造，立即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反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在5月31日针对美国的谎言，在记者招待会上严正指出：“《考克斯报告》荒唐可笑。我这里顺便告诉大家一个事实，《考克斯报告》中提到的激光模拟核爆炸，本来依据的是中国科学家王淦昌先生1964年得出的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思想，中国从来没说其他国家使用这一思想是窃取。中国核武器是独立自主开始研制的……”这段话很明确地表达了一个事实：中国的核武器研制理论与技术，都是由我国科学家自己研究出来的，而且有些技术如王淦昌的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不仅是我们中国自己研究核武器技术的宝贵财富，同时还被外国核试验广为运用。
1982年，美国海军实验室粒子束聚变研究室负责人库珀斯坦博士在中国参观了中国同行的实验室，在听取了王淦昌先生等中国科学家在加速器的物理和工程设计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在实验现场观看了中国电子束打靶的结果后，称赞中国的加速器物理设计考虑得比较周到细致，把计算机的模拟计算方法也用于了加速器的设计。库珀斯坦特别说，美国虽然也建造了许多台比中国规模大的加速器，但在物理设计方面所做的分析和计算不如中国全面和深刻。
王淦昌对自己在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方面的科学成就也情有独钟。
1992年5月31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国当代物理学家联谊会”上，王淦昌的学生、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在他的导师发言之前问道：“王老师，在您所从事的众多科学研究中，您认为哪项是您最为满意的？”获得世界上最高科学奖的学生向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老师问这么个问题，顿时引起了全场的关注。几乎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王淦昌。其实会场上很多人心里帮着他们尊敬的王淦昌先生回答了：“还用问，成功地研制了中国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呗！”但是错了。
只见王淦昌的脸上习惯地露了一下那孩童般的笑容，然后一字一句地说道：“我自己对我在1964年提出的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比较满意，因为这在当时是个全新的概念，而且这种想法引出了后来成为惯性约束核聚变的重要科研题目，一旦这个科研题目得到实现，这将使人类彻底解决能源问题。”话音刚落，李政道等科学大师们带头热烈鼓掌。是的，因为大家心里清楚，王淦昌作为中国“两弹元勋”，他的一生中最辉煌的和对中国作出特别贡献的，无疑是领导和参与了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研制；而作为杰出的物理学家，他早年在柏林大学提出的发现中子的建议、在抗日战争时的浙江大学里提出了中微子实验方案，以及在苏联杜布纳联合研究所里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都可以归为“满意”的科学研究工作。
1998年夏季的一天，王淦昌曾经说过，我一生重要的科学工作并没什么，对一名科学家来说，追求新的发明创造与新的发现才是真本事。王淦昌毕竟是位真正意义上的大科学家，他把人类研制的一种最强有力的武器及几项有可能获得最高科学奖的发现和发明并没有放在“最满意”的工作成就之列。仅此，我们也足可以见到一位科学大师的宽阔、深远与慈善胸怀。
王淦昌自己讲的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最早源于1934年世界上第一台加速器投入使用后不久便实现了氘的聚变反应，四年之后人类又实现了铀的裂变。尽管人类在裂变能源的发展方面超乎寻常的顺利，但裂变能源的探索却格外艰辛与曲折。就像一个彩色的谜，它既令许多有功利思想的科学家们想入非非，又使得那些脚踏实地的科学家们无所适从。因为这一课题太伟大了，正如王淦昌说的，一旦被攻克，人类的能源问题将彻底被解决。这个贡献绝对比任何一项诺贝尔奖和任何一种核爆炸更荣耀、威力更大。
1952年，世界上第一例利用惯性约束的方式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但之后的科学家们试图用受控热核聚变来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努力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是世界上激光诞生的黄金岁月。而这段时间的王淦昌正在苏联杜布纳研究所，后来回国后又投身到了秘密的原子弹研制工作中去。
有一日，上海复旦大学的谢希德教授见到了王淦昌：“王先生，您最近关注过激光吗？听说这种东西在国际科学界成了热门话题。”王淦昌先是一愣，然后又异常敏感地反问道：“激光？我怎么不清楚？”谢教授这一问，使正在专注研制原子弹的王淦昌意外地萌发了一个想法，“激光不是具有强度特别大、方向性好、单色性和相干性好的四大特点吗，尤其是前两种，如果把它引用到核物理实验中，不就可以创造出更神奇的效果来吗！”于是不久，王淦昌便想出了激光打击氘化铀靶产生中子的想法，而这实际上就是用激光打靶实现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科学概念的雏形。
王淦昌的这一“奇想”是在1964年初，也正是前方原子弹研制的最紧要关头，手头的要紧事太多，关于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事不得不放一下。1964年12月，当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王淦昌等有功人员纷纷被毛泽东请到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有一天小组讨论，王淦昌回单位取资料，说巧也巧，中科院上海光机研究所的邓锡铭副研究员瞅见了匆匆而过的王淦昌，便一声“王老师”把他叫住了。
“哎，小邓呀！你最近在做什么？”王淦昌到过中科院上海光机研究所几次，知道邓锡铭这位年轻有为的光机专家。
“我们刚刚进行了一次钕玻璃激光器试验，发现在激光束的聚焦点上，空气被击穿后光轴上出现了一连串火球。我们不知道那是种什么现象，正想请您帮着解释呢？”“真的？”王淦昌一听惊讶地叫起来，“这是个新奇问题。太有趣了！来来，我们坐下来谈。”王淦昌随手把手中的一份报纸往旁边的一个石阶上一放，自己先往上一坐，随即招呼小邓：“你知道嘛，我最近正在设想用激光束打击靶子的实验方法，如果这个方法在实验中成功，热核聚变问题将得到解决，那将又是一大科学贡献！”“王老师，请您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们一定按照您的要求完成好。”邓锡铭听后特别激动。
王淦昌看了看他，信任地点点头：“你晚上到我办公室，我把已经写好的一份论文稿给你看，它会帮助你指导实验的。”当晚，邓锡铭从王淦昌手中拿到了一份20页的论文稿。几天后，邓锡铭把王淦昌的建议直接向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的张劲夫同志作了汇报。
“王淦昌先生的建议可是件大事呀，咱们得抓紧办！”张劲夫同志当即表示赞同。中国的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工作便迅速得到了重视和开展，而此时的美、英、法、德、日等国还没有想到此事呢！
次年，邓锡铭等人在王淦昌的指导下，利用一个四级平面波放大钕玻璃激光系统产生的激光束照射平面靶获得成功。这可以说在世界上完完全全的第一例实验成果。
“王老师，我们的实验有结果了！我给您带实验报告来了！”这天，正在“灰楼”进行核弹紧张测试工作的王淦昌突然接到邓锡铭的电话。他忍不住丢下手中的急活，说：“今晚你在宾馆等我，啊，什么地方都不要去。”邓锡铭想说一声“还是我去见您”，王淦昌电话已经挂了。“那是个异常寒冷的冬日。当时王淦昌先生已经年近花甲，但他蹬着自行车从中关村来到友谊宾馆。外面下着雪，他进门时浑身上下都被雪水淋湿了。让我好感动。”邓锡铭在几十年后回忆与王淦昌共同战斗的岁月，历历在目。“我们在王淦昌先生的指导下，利用我出差住的友谊宾馆为基地，召集了当时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几位研究人员，开了几天专业座谈会。白天王淦昌先生很忙，我们只能凑他晚上时间。那段时间也怪，天天下雪下雨，特别寒冷。但王先生天天晚上自个儿蹬着自行车跑到宾馆来，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教育极深。根据王先生的建议和意见，我们很快将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打靶试验不断由实验性转向运用性方向发展，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可喜的进步。”然而由于体制上的分离，上海光机所的激光打靶实验受技术与条件设备的影响，王淦昌得知后立即提出与他所在的二机部九院（核武器研究院）进行合作，并一针见血指出“合则成，分则败”，“中国的科学研究条件达不到西方世界，因此我们就要学瞎子背瘸子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激光聚变方面的实验也是这样，我们可能将来不及人家的多和快，但技术上我们要超过人家，特别是牌子上我们要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中国牌！’”而在这之前的漫长岁月里，王淦昌一边埋头于祖国的秘密核试验研究，一边始终不放松激光打靶的前沿科研。
1980年，在他和另一位著名光学专家王大珩的推动下，中国第一台大功率激光装置成功，并又经3年的运行调试和打靶实验，于1987年获得国家级鉴定，正式命名这个在国防和现代科研技术上有广泛用途的装置为“神光”。
当时主管国防工作的聂荣臻元帅得知此事大喜，特意挥笔写信给王淦昌和王大珩：“在建军六十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感谢你们又告诉我一个喜讯，激光核聚变实验装置已经建成。这对我国国防和经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很值得祝贺。所有整个工程体现了自力更生和勤俭节约的原则，更值得赞扬。你们和许多同志多年来为祖国的科技事业的发展，为国防力量的增强，精勤不息贡献殊多。现在又在高技术领域带头拼搏，喜讯频传，令人高兴。请转达我对同志们的敬意和祝贺！”王淦昌在激光核聚变上的研究一直到他去世前从未间断过。在他的建议下，这项工作还列入了“中国863计划”的前沿项目之中，全国上下有1000多名科研人员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与实验工作。这些都是后话。
让我们还是回到当年王淦昌他们进行原子弹等核武器研制的惊心动魄的秘密历程吧。
“咚——！”“咚咚——！”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在河北怀来县的燕山脚下，周围的百姓突然每天都能听到这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随着隆隆爆炸声，总有一条“火龙”带着长长的尾巴蹿出古长城，直刺天际……直到八十年代，这里的百姓才知道，原来当年一声声奇怪的爆炸和一条条“火龙”，都是科学家们为了进行原子弹试验的“小爆实验”。燕山脚下的这块当年的神秘爆炸地就是中国核试验历史上有名的“十七号工地”。
王淦昌和他的手下曾在这里前后进行了数年的几千次核“小爆试验”。今天当我们从历史的镜头中看到原子弹那巨大杀伤力时，很难想象得出最初的核爆炸竟与“囡囡玩爆竹”（王淦昌语）没什么两样。但研究原子弹的专家们知道，要成功进行杀伤力巨大的核爆炸之前，这种不装核材料的“冷爆炸”是必不可少，而且是极其重要的。在神秘的“十七号工地”上，王淦昌指挥着中国核试验前的一系列土法“冷爆炸”。“我们开始什么都不懂，就知道按王淦昌先生他们提出的方案在沙丘上一次次地刨坑、装炸药，然后引爆……粗看看不出那是什么伟大的核试验，就跟我们打日本鬼子、跟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干仗差不了多少。”一位参加引爆工程的老战士这么说道。其实，这些看起来很土的爆炸试验，科学家们心里明白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当时，负责核心技术的科学家们进行着两大系统方面的决战：一是原子弹的整体理论设计；二是王淦昌他们的实际爆炸试验。“十七号工地”是完成后一任务。统率这支“爆炸队伍”的除王淦昌外，还有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和苏耀光等人，都是实验物理学、炸药学、爆轰学、电子学方面的权威人物。在他们手下，有方正之、钱晋、任益民、陈党宜、刘长禄、林传骝、孙维昌等数十位有专长的年轻人，组成两个小组进行操作性的爆炸工作。工作条件的艰苦程度难以想象。大家都吃住在帐篷里，工地又正好在风沙口上，有时一顿饭会逢上几次刮沙，一碗饭里半碗是沙。可小伙子们谁都没怨言。为啥？一方面他们知道这是在为国家从事一项最光荣和了不起的事业，一方面像王淦昌这样的大科学家与他们同吃同住，甚至有时比他们过得还要艰苦，还说什么？
然而核试验毕竟不是“囡囡玩爆竹”，特别是原子弹爆炸实验中一个关键性的技术就是怎么实现炸药的内爆问题，即如何使外层高能炸药爆轰后所产生的冲击波符合内爆的要求。这中间会涉及流体动力学等其他学科，王淦昌是实验物理的高手，但流体动力学等毕竟不是专长。作为总技术负责人，他必须对每一门所涉及的技术有足够的熟悉和运用能力。
“王先生，今天我们的爆炸试验比前几次有了大的进步，但似乎仍不能达到特别的效果，我以为由于内爆的时间差的要求极高，必须制造出一种平面波和曲面波发生器，这样才可能使内爆的时间差得到相应控制和把握。”王淦昌对助手们提出的问题认真地思索着，这个问题使他整整几天没有停止过一刻的分析和思考。“啊，有了，我们可以采用‘炸药透镜法’，即高低爆速法。简单地说，就是用高低爆速炸药透镜把发散的球面爆轰波高速为平面波，再使爆轰波从平面变成曲面。你们看……”王淦昌拿过一支笔，随手就在一张纸上画了起来。
“哎，圆乎乎的，正像个‘胖子’。”不知谁说了一句，惹得大伙都把头凑到王淦昌笔下，“这不，还真像个胖子哩！”“嘿嘿。有趣，是有点像。”王淦昌又一次露出天真的笑容，说：“那就叫它‘胖子’吧！”其实，像这样在一个个实验中创立的新技术、新方法，后来连王淦昌自己都记不清到底有多少了。原子弹太复杂，从孩子那样捏泥团团到将几十吨的庞然大物送入高空成功爆炸，王淦昌和无数科学家所付出的艰辛和探索不计其数。
“王先生，十七号的实验进展如何？能不能跟上前方需要？”1963年初的一天，王淦昌再次被周恩来请进西花厅。
“报告总理，我们刚刚完成一次微缩原子弹模型爆炸试验。一切正常。”王淦昌习惯地拍拍身上的尘埃，用科学家的准确语言向周恩来报告。
“好，太好了。看来我们有希望按照毛主席要求的时间完成原子弹的成功试验嘛！”周恩来兴奋地握住王淦昌的手，“下一步王先生看来又得让你更辛苦了。中央已经正式决定，你们在‘十七号工地’上的试验要搬到西边去了……”王淦昌听了很激动，他明白周恩来所说的“西边”，就是原子弹的引爆地——他和千千万万参与原子弹研制的科学家们向往的地方——罗布泊。
大爆炸“老太婆，快帮我把衣服准备好，要带些棉的。”王淦昌回到家里，便冲着正在为孩子们准备饭菜的夫人嚷嚷道。
“天都热了，你要带棉的干啥呀！”夫人一边忙着自己手头的活，一边不解地回头问王淦昌。
“这次我要去西边。那儿天凉嘛！”“西边！西边是啥地方？大姑娘、二姑娘和遵明都说今年要回家看看，你不是说好，在家等他们吗？怎么说话老不算数？没见几个囡都对你意见大着呢！”夫人吴月琴心里有气这是自然的。因为在她的生活中，她这一辈子似乎嫁给了一个只知道在外跑而连家都极少呆得住的丈夫。刚进王家门那几年，当时仅17岁的她，稀里糊涂地嫁给了还是“学生囡囡”的王淦昌，一守就是好几年空房。先是他上清华大学，后又到德国留学，这一晃前后就是六七年，可她却在这期间由一名小媳妇变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叫吴月琴哭笑不得的是，她的有博士文凭的丈夫留洋回家一看到自己的孩子抢着叫他“爸爸”时，竟然躲在一边满脸的不好意思！吴月琴出生在乡下一个医生家庭，与其他农家姑娘没有啥不同，不折不扣地按照旧式家庭的要求做着一个贤惠妻子应该做的一切。与别人家小媳妇不同的是，她的丈夫是个有大学问的教授，而且定期给她和孩子们寄钱。这使得她心里感到有种超越于别的女人的优势。她因此也就任劳任怨地把家里所有的活全包在了身上。都说南方的女人能干，可吴月琴不干行吗？
丈夫一年四季没几天在家，即使回家也等于多了个连喝茶端碗都得伺候的“少爷公子”。后来孩子大了，对他们的妈说：“爸的毛病都是你给惯出来的，你要不给他泡茶看他渴了怎么办？”吴月琴偷着笑了，心想你们知道啥？你们爸是有学问的人，在外面教书做事都是用脑，回家还不让他静静心。
“你到底去什么地方呀？”吴月琴有些急了。
王淦昌随口说：“西安。到西安去。”其实这是王淦昌瞎编的，因为铁的纪律不允许他把实情告诉家人，多少年来王淦昌一直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守口如瓶，就连在夫人吴月琴及子女面前他也从没透过一个字。
这是纪律，铁一般的纪律。
临出家门时王淦昌像往常一样，觉得自己欠了妻子和孩子很多，可他又似乎习惯了，而且把这个“欠”字看得一点也不重（他子女的话）。
王淦昌女儿说：“年长后的父亲有时坐下来在我们几个儿女面前叹气说，咱们家的后代没出一个杰出的人。他一说这话就立即受到了我们几个子女的反击。我们告诉他，我们家也不像别人家那样有一个像你这样的父亲呀！老爷子一听，问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告诉他，就是说你也没有一点像做父亲的样。父亲一生是个天真的人，他听了我们的话愣了半晌，很不服气地说，我怎么不像父亲嘛？我一直做得很不错嘛，虽然我知道在外面时间呆得长，可那是工作，是国家交给我的极其重要的工作呀。我们对他说，我们知道你是在为国家做重要工作，可你还是个父亲，还要对家庭和子女负责！你这方面做好了吗？老爷子听了后就沉默不言了。有时对我们的话还特别生气。不过隔了几天后他见了我们又露出一副很天真的口吻说：‘嘿嘿，真有趣，看来我在家里对物理现象的对称性实验做得太差了，实在太差了！’这就是我们的父亲。一个把一生心思全部扑在事业和国家利益上的科学家。”在王淦昌子女印象中，父亲不是出国就是出差，一年到头没几天能在家里见得上他的影子。
王淦昌女儿说：“他还挺厉害，我们小的时候，他动不动就打。我们见了他很害怕。其实我们知道父亲很忙，但毕竟我们那时并不知道父亲是在为国家搞原子弹等核武器，就知道父亲平时很忙，可在我们上学读书等问题上关心甚少呀。我们的母亲是个旧式妇女，文化不高，怎么可能帮助我们的学业呢。父亲不是大学问家吗，怎么就不能像别的家长一样抽点时间辅导辅导我们呢？特别是在考大学等关键时刻，我们多么渴望父亲能在身边帮我们一把，哪怕是站在我们身边鼓鼓劲也是好的，可父亲没有那么做。
“他不是几年不着家门，就是进了家门也是一个人关在屋里忙他自己的事。而且一回家我们还得跟着母亲为他准备这准备那的！最让我们接受不了的是，在我们5个兄弟姐妹结婚时，当父亲的他竟然没有一次在我们的婚礼上出现过，我们能对他没有意见吗？唉，我们的父亲真是一生从不知家是个什么概念！其实这也不能怪他，因为在我的大哥大姐出生以后，父亲其实还是个孩子，还是个学生。
“家的概念和当父亲包括当丈夫是怎么回事，他自己都不清楚。从德国留学回来后紧接着是八年抗战，那段时间是父亲和我们全家一起生活得最长的日子，可那是战乱，我们跟着父亲随浙江大学迁移了多少次，国难当头时的父亲一方面为了帮助学校坚持上课，一方面以极大精力投入了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科研工作……解放后，父亲上调中科院工作的前几年，我们全家还在杭州，等全家后来搬到北京没多少日子他又经常出国访问。1956年他又受中央派遣到了苏联杜布纳联合研究所，一去又是4年。1960年回国后，父亲马上投身到原子弹研制中，那几年别说一年见不了他几次回家，国家让他隐姓埋名，连真名都不能用，本来就不管家的父亲还能对家和我们几个子女做些什么呢？唉，父亲就这样度过了他的六七十年。等‘两弹’上天后，他老人家仍然又十多年承担着原子能研究的领导工作，当他在80多岁时退居二线，有时间真正回家与我们一起生活时，他发现他不仅当上了爷爷，而且还当上太爷爷了……父亲曾感慨地说，这辈子他真没有体味到当一个完整的父亲和完整的丈夫是个什么样。他说他一辈子都献给了教育别人的后代和国家的科学事业了。”
王淦昌的女儿其实并不太了解他的为人，在核试验的千军万马中，他是一个最有人缘的大科学家，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年轻人都说：“王老先生是个大好人。”几乎在王淦昌手下当过学生和助手的人都能回忆起几件难忘的事，无论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和同样排在中国“两弹元勋”之列的朱光亚、周光召、邓稼先这样的杰出科学家，还是曾经担任过王淦昌秘书、司机一类的普通工作人员，许多人异口同声地告诉我：“王先生对我们的帮助，绝对不仅仅在事业和学术上，他平常对大家的体贴关心的程度胜过对他自己。”曾经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与原子弹打交道的人，每天都在与死神拥抱。”这是说由于核物质很多是属于放射性的，做实验和研究的工作人员确实难免会患上各种恶性疾病，比如从事过核工作的人患癌症的比例就相当高。英年早逝的邓稼先便是一例。
其实为了祖国的核事业而献身的，又何止邓稼先一个？在中国核研制工作中与邓稼先齐名的丁大钊院士，也由于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工作劳累导致了肾功能严重衰退。王淦昌得知后比丁大钊还着急，那时王淦昌自己快80高龄了，为了丁大钊的病东奔西走，亲自给彭真、张爱萍写信求助，还特意找到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同志，直到盯着中央决定批准给丁大钊进行换肾手术。事后有人说丁大钊的命是导师王淦昌给争来的，王淦昌听后说：“我和祖国已经失去邓稼先这样的好同志，不能再让另一位杰出科学家英年早逝了。”跟随王淦昌进行核科研的同志们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当年王淦昌先生在进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时，认识了上海光机研究所从事X光光谱工作的助理研究员小卢。那年小卢不幸也患了肝癌，而且是晚期。王淦昌闻讯后及时与上海光机所的领导通话，要求一定要想法全力抢救小卢。他后来出差到上海，办完事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小卢住的医院。生命垂危的小卢情绪波动很大，但他没有想到日理万机的王淦昌竟然亲自跑到医院来看望他。
“王先生，您能到我的病榻前站一站，我就感到自己这年轻轻的一生献身给祖国的核科学工作没吃亏……”小卢拉着大名鼎鼎的王淦昌的手，泪流满面地说道。
王淦昌一面安慰小卢，一面找到医院领导，希望他们尽力抢救年轻科学工作者的生命。为了让小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感受到中国核物理同行们的关怀之情，王淦昌特意多留一些时间在医院，陪着他聊天，给他剥香蕉……在场的医生和护士都深为感动。几天后，小卢离开了人世。弥留之际，他特意让家人拿来录音机，向他尊敬的王淦昌先生录了一段充满深情的告别话。王淦昌后来听了小卢用生命中最后一点力气说的话，长长地叹了声：“为了中国的强大，多少人在他们不该离别人世的时间走了，我们活着的人还有什么可怨言的呢？努力吧！”努力吧，这就是王淦昌一生的座右铭。
虽然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距今已30多年了，但只要一提起“王老头”，当年参加核试验的官兵和科研人员，可谓无人不晓。当时赴青海戈壁滩原子弹试验基地工作的数万人中，绝大部分都是年轻力壮的部队官兵。上年岁的都是些科技人员，数千人的科技队伍中，王淦昌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王淦昌57岁，彭桓武、郭永怀50刚出头，王淦昌的部下邓稼先、周光召才40来岁。当第一次在实验场上听到有人叫他“王老头”时，王淦昌抹抹自己微秃的后脑勺，不无惊诧地叫了一声：“呀，我真的老了！”为了纪念自己为中国原子弹试验而献身的沧桑岁月，他拔下一根银丝，悄悄地藏在试验场的一道石窟里，然后逢人便说：“嘿嘿，真有趣，我都成老老头了！”“老老头”就是常熟话“老头”的意思，王淦昌的骨子里减不掉好多小时候的习惯，比如他的乡音。
其实在王淦昌的性格里，似乎很难找到他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浪漫情调。书本、图纸、公式、实验，是他全部的生命内容和兴趣所在。从不张扬自己，从不挑剔别人，从不计较组织，在无形的生活空间正正规规地要求着自己，在枯燥乏味的公式里寻求和丰富着自己人生的乐趣，以及在奥妙无穷的科学世界里不断探求未知与发现新奇，这是他生命的全部特征。王淦昌一生活了91岁，组织上和他的学生多次为他祝过寿，但在所有的祝寿中，都没有比得上他在80寿辰时那个热烈而隆重的场面。
那是1987年的事。王淦昌80大寿的庆典筹备由中国科协、中科院和中国原子能研究院的一批中国资深科学家，以及参与“两弹”研制工作的王淦昌的好友与学生们一致主张和发起。但像王淦昌这样一个对国家和民族有着如此巨大贡献的杰出科学大师，没有“国家级”组织出面贺寿，似乎实在过意不去。
“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给王老办个漂漂亮亮，热热闹闹的祝寿会？”“还用问？早等你老兄这句话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工业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国核学会的几位领导电话一商量，一场“私办”的祝寿会变成了“官方”的。最后，私方、官方意见统一。
5月28日，北京的科学会堂里春意浓浓，笑语盈盈。一群群中外知名的科学界泰斗和学者，三三两两地兴冲冲步入会场。“寿星”王淦昌这天特意着一身浅灰色西服，系一条紫红色领带，鼻梁上架着黑边眼镜，使得他神采奕奕，根本不像一个80老翁。我是从后来的照片上看到当时“老寿星”形象的。那次参加贺寿会的大多是王淦昌从事科学工作时的学长、同事和挚友，他们是严济慈、周培源、赵忠尧、钱学森、钱三强、朱光亚、周光召和国防科委、二机部、核工业部的领导刘杰、蒋心雄、伍绍祖等，还有一位特别人士，他便是从美国专门赶来的王淦昌的学生李政道教授。
在由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主持祝寿贺辞前，王淦昌收到了几份异常珍贵和特别的礼物，其中有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的亲笔贺诗：“草原戈壁苦战斗，首次核弹凯歌奏。科技园丁勤耕耘，装点山河添锦绣。”王淦昌的家属告诉我，他生前特别欣赏这首贺诗，它常使王淦昌想起为国家和民族隐姓埋名的那些难忘岁月。
“无私奉献，以身许国。核弹先驱，后人楷模。”张劲夫同志也写了一副贺辞，这16个字恰如其分地评价了王淦昌一生的科学追求精神与辉煌事业。据说当时一听中国“两弹元勋”王淦昌要过80寿辰，北京新闻界着实“疯”了一阵，科学会堂一下拥去了不少记者，他们特别想看一看“露出水面”的大科学家的“生日”到底怎么个过法——此前，这些国家级“绝密人物”很少被允许对外宣传。但是，记者一进去便发现：这哪是什么热热闹闹的庆贺，科学会堂内，一片肃静，座无虚席的台下，所有目光直盯着讲台——“各位师长、领导、同事和朋友们，先生们，女士们：刚才听了大家的讲话，我内心感到非常惭愧。其实我的缺点很多。就学术上讲，我做事、研究都不深不透，其次是理论学得太少，远不如我的学生。我不熟悉电子学，更不懂计算机。这对我的科学研究工作是个很大的障碍。对‘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句古话，现在我体会更深。希望年轻人以我为借鉴，要比我做更多的工作，比我做得更好……”如果不是事先有人指点台上讲话的人正是王淦昌先生，记者们不会相信一位名盛天下的科学大师竟然会在80高寿的庆典上如此坦诚地在大庭广众前剖析自己的不足！“下面，我向大家汇报最近一个时期，我和一些同志开展准分子激光研究工作的情况。我报告的题目是《准分子KEF和XEP强激光》……”记者们见此情景恍然大悟：原来科学大师们过“生日”竟这么独特！科学会堂的学术报告会结束后，以抗战时期浙江大学学生为主，一个专为王淦昌先生80寿辰举行的冷餐会在北京理工大学进行。几乎在京的40年代的浙江大学物理、化学系的毕业生全部到齐。李政道要求做当晚的司仪，他的开场白使许多人掉下了泪，在场许多学业有成的科学家，当年就是在王淦昌导师的敬业精神影响下才坚定地走了“科学救国，科学兴华”的道路，并在后来取得了卓越成就。
“最后我提议：我们这些在座的王淦昌先生的学生，应当像王先生一样，勤奋工作到老！”李政道端起杯子，第一个将酒一饮而尽。
“向王先生学习，多为国家作贡献！”已经是院士或在学术领域大名鼎鼎的王淦昌的学生们，齐声高喊。
“有趣有趣！让我一下想起了当年在贵州湄潭的日子……”这一夜，王淦昌满脸笑容，开心得像个老顽童。他给自己的学生们讲了一段“最最危险的事情”。
“……1952年春，有一天中科院党组副书记丁瓒同志把我叫去了。那时我是近代物理所副所长，三强同志是所长。丁瓒同志说，根据赴朝志愿军方面消息，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使用了一种炮，威力特别大。志愿军同志怀疑是不是美国人用了原子炮？因此上级命令中科院派人去战场实地调查。院里决定派我去……我一口答应了，一方面是内心被朝鲜战场吸引，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我很想真正看一看是不是美国人真的用了原子武器。我首要的任务是到战场测试原子弹所产生的放射性，也就是了解原子弹对战争特别是对我方军队的影响。当时国内没有测试仪器，只能自己动手，做了一个便携式测试器，连现在几十块钱就能买到的‘随身听’都不如。
“同去的有同所的一位助理研究员小林，还有日坛医院的桓兴教授和一名部队同志……我们后来经过实地测试，没有发现任何原子武器的散裂物。志愿军同志们反映的杀伤力很大的炮可能是一种‘气浪弹’新型火炮，但绝对不是原子炮什么的。其实那时我们对原子武器的知识很贫乏，现在看起来十分幼稚。因为即使当量很小的原子弹，由于其爆炸后温度很高，不可能留下块状的弹片。我们的同志为什么怀疑美国人可能使用了原子武器呢？这是有原因的。自二战时美国人在日本扔下两颗原子弹后，特别是朝鲜战争开始后，美国人多次扬言要动用原子弹来轰炸朝鲜和中国重要城市。事隔几十年后，据美国五角大楼透露，当年美国确实曾多次把原子弹轰炸朝鲜和中国的计划拿出来过，只是害怕发生新的世界大战而搁置了。但美国人掌握原子弹后流露出的那种霸权主义的嘴脸是越来越清楚了。
“朝鲜战争的亲历，使我也多少明白了中国要有自己的核武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遵照中央的指示，王淦昌和同事们几年来日日夜夜盼望成功的原子弹爆炸试验就要进入最后阶段了。啊，罗布泊，“死亡之海”！在王淦昌心目中，罗布泊却是个“希望之海”、“生命之海”。为了让自己亲手研究的“小太阳”在罗布泊诞生和燃烧，习惯用数字来演奏生命进行曲的王淦昌，时不时哼出几声“罗布泊，罗布泊，你是心中的太阳，梦中的维纳斯……”为什么要选择罗布泊那样的“死亡之海”进行举世瞩目的原子弹试验？王淦昌对我近似天真的问话只是淡淡一笑，说那儿没人，炸起来不会伤着什么。说来也巧，世界上第一个成功试验原子弹的美国人，当年选择的试验地也是“死亡之海”。王淦昌对美国人搞的那个“曼哈顿工程”心里是清楚的，美国将军格罗夫斯为了让自己的国家在二战后成为称霸世界的头号国家，要求奥本海默领导的数十万研制人类第一个核武器的勇士们最先完成的就是能吃得起和经受得起“死亡之海”的苦。
但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科学家给研制核武器的决策者一个信息，即原子弹的威力有可能使某个地区在瞬间彻底毁灭，因而不可能在任何有人类生存与集结的地方进行试验。当然，把一种新的威力无比的科学实验放在一个保密的状态下进行也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美国人当年研制原子弹时并没有告诉外人，他们在他们的“死亡之海”——阿拉默果尔地区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发了一份公报，谎称是“一座装有大量烈性炸药和烟火的军火仓库发生了爆炸”，直到20天后的8月6日广岛十几万人葬身火海，阿拉默果尔的原子弹试验场才不再成为是被封锁的绝密地方。
中国同样不例外。罗布泊的选择与保密是中国政府的最高机密，即使这样，美国还是先后派出了U2侦察机通过台湾机场入侵我领空，特别是对我原子弹研制基地罗布泊地区进行侦察与骚扰。“把老美的‘黑猫小姐’给我打下来！”毛泽东火了，命令刚刚组建的导弹营干掉美国的U2侦察机。那时中国的空军防空力量太薄弱了，庞大的领空只有一个导弹营，怎么打？
中国人的拿手好戏是“游击战”，果不其然，1964年9月9日，这个时间离原子弹正式试验的时间很近了，再不能让美国人操纵的侦察机在我“绝密地区”的上空横冲直撞了！空军导弹营营长岳振华在这一天立了大功，他和战友们一起“锁住”了再次潜入我领空的U2飞机，以三发导弹击中了它。为此，毛泽东、朱德亲自接见了这位英雄的导弹营营长和导弹营全体官兵，在人民大会堂还召开了万人庆祝大会。
王淦昌离开夫人之后的心情非同寻常，因为他知道，中国的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时间不会太久了！在之前不久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国的原子弹试验将要加快速度，因为东西方核武器威胁的气焰越来越浓，毛泽东受不了这口窝囊气。全会开完第二天，王淦昌被中南海的一个电话叫了去。
“王先生，主席的精神已经给你传达了。看来国际形势需要我们把‘596工程’计划往前赶。我知道这对你们来说担子就更重了。但这就是政治。政治是常常不依我们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今天请你来，一方面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一方面我们共同想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总理说这话时，有意把自己的椅子往前挪动了一下。王淦昌顿时感到职责的神圣。
“请总理和毛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努力加快研制进度！”王淦昌知道作为一个科学家，必须服从国家的最高利益。
王淦昌就差没有急出毛病来。因为当时原子弹的爆试已经基本完成，但对核爆的一些理论问题还有待认真的计算核证，然而事情恰恰在这方面进展极其缓慢。王淦昌是研究所三位副所长中主持全面工作的一位，因所长钱三强忙于国务工作，所以，他肩膀上的担子比谁都重。
“这个事情不能老拖我们的后腿了！”王淦昌把彭桓武、郭永怀副所长和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副主任周光召叫在一起，“五巨头”共同研究主攻方向。
“老彭、老郭你们看看怎么办？”王淦昌问他的老伙计。
“初步结果我们已经有了，下一步的关键是论证。”“娃娃博士”邓稼先说。
彭桓武是直性子，说这是我们科学方面的事，就是上面不说什么，我们也要努力加速进展。
郭永怀表示完全同意。
“那么剩下的就看你们了！”王淦昌用期待的目光看了看他两位得力的助手邓稼先和周光召。
不用说，邓稼先和周光召本来就是研究所的超级数学天才，工作的认真和卖力自然不用多说。有一天，邓稼先刚从办公室出来，便遇上了王淦昌。“娃娃博士”是有名的技术尖子，平时研究所里的人对他恭敬三分，但“娃娃博士”唯独害怕比他年纪大一截、在学术上有世界影响的王淦昌。
“王先生，我又做错了什么呀？”邓稼先一见王淦昌两眼目不斜视地盯着他，心里发毛起来。
同行的彭桓武也被王淦昌的怪模怪样搞糊涂了。
“头！为什么我们三个人的头都不一样呢？”王淦昌突然摸摸自己已显“光天化日”的脑袋问邓稼先和彭桓武。
邓稼先一愣，马上哈哈大笑起来：“王先生，您有大智若愚、大悟大彻的头，我等小辈怎能与您相提并论？”王淦昌还在独自思索，嘿嘿自嘲：“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说完，他才转入正题，“论证怎么样了？”邓稼先顿了顿，说：“同志们夜以继日，估计能在预定的时间里完成，但大家已经感到有些顶不住了，好几个人的腿都出现了浮肿……”“别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你看王先生的腿也早已出现浮肿了。这不，他上午还在忙着跟中央联系，希望帮助解决所里工作人员的生活问题。”彭桓武正要为王淦昌提裤腿给邓稼先看，被王淦昌挡住了：“你老彭也好不了哪儿去。”王淦昌告诉邓稼先：“中央对我们这儿的事很关心，听说还开了专门会议。告诉同志们，国家困难是明摆着的事，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不吃肉了，为的就是支持我们造出争气弹，我们大家要体谅中央，用实际行动把工作做好。”“是，我们一定要用实际行动把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做好！”邓稼先发誓似的向王淦昌和彭桓武保证。
事隔两日，研究所里突然开来一辆轿车，车门一开，走出两位身材魁梧的人。原来这两位不是别人，正是王淦昌、邓稼先等他们熟悉的大元帅聂荣臻和陈毅。
“哈哈哈，王先生啊，这次你先不要带我到实验室去，我要先看看你们的‘弹药库’。”陈毅一边说一边就拉着聂荣臻往研究所的大食堂走。
“啊哈，将军同志你在这儿干啥子事哟？”陈毅一进食堂就瞅见了李觉将军也在里面。
李觉还是军人作风，“啪”的一个立正：“报告陈老总，我在给科学家们点馒头！”“新闻新闻，将军给科学家点馒头！”陈毅一听就兴致勃勃，“你点一下，够我们科学家同志一人几个馒头？”“这……”李觉为难地低下头。
“说嘛。”陈毅催他回答，并说，“我和聂帅今天来此，是受中央委托，查的就是你们的‘弹药库’！”“报告陈老总，每人不足一个半。”“这是什么军情吗？很紧急的军情呀！”陈毅大手一挥，指着李觉吼起来，“你是院长，你还是军委和中共中央派来保护我们这些‘国宝’的！让科学家吃不饱肚子，怎么能造得出争气弹吗？你得写检查！”“是！陈老总。”李觉又毕恭毕敬的一个立正。
“陈老总，别为难他了。你看看，稀饭都稀到这个程度。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我们有愧王先生他们这些科学家了。”聂荣臻用铁勺搅了搅大木桶里的稀粥，不无心疼地说道。
陈毅的脸顿时也沉了下来：“是嘛，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吗。”陈毅一手叉在腰里，另一只手在空中划了一道旋风，“聂老总和我知道你们在这儿干的是国家最重要的工作，而且生活如此艰苦。
其实你们的这些情况毛主席和党中央也都知道。现在全国人民的日子都不好过，毛主席都不吃肉哪！但是国家再穷，我们不能不搞国防，不进行争气弹试验！所以，你们的肚子要先吃饱，吃饱了才能造争气弹。我先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你们的老部长、现在刚刚到东北局任书记的宋任穷上将想着你们，一下从东北给你们调了5万斤大豆来！大豆是好营养品哟！王先生，你们先享用着如何？”王淦昌连忙代表全所科技人员谢过陈老总和聂老总：“太感谢中央和两位老总的关怀，还有宋任穷部长。”陈毅哈哈大笑之后，一把拉过王淦昌的手，轻声道：“你那个……搞得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可以响起来？我都等不及了！”“现在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的数据论证，应该不会很长时间了！”王淦昌回答得非常肯定。
“好好。”陈毅紧握王淦昌的手，“有你这句话，我这个当外交部长的以后跟外国人谈判就硬气多了！”聂荣臻元帅走过来，弯下腰，轻轻扯起王淦昌的裤腿，用手指按了按王淦昌的腿，心疼地说：“看看，连王先生这样的大科学家的腿都浮肿了！”王淦昌心头一阵激动，忙说：“算不了什么，大伙比我还严重得多！我们能克服。”陈毅元帅又一次紧握王淦昌的手，这回他一个字都没说，只有晶莹的泪珠在眼眶内滚动……
两天后，中南海又传来电话，要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和邓稼先等几个主要负责人到总理办公室。电话里没有说什么事，只说不用带任何文件资料。王淦昌感到有些奇怪，因为每次周总理邀他们去，大多是听汇报和征求意见一类，所以他提前总会得到一些通知，或准备一些材料什么的。
“说不定总理请我们吃一顿好饭呢！”邓稼先最年轻，想的也最活跃。
彭桓武斜了邓稼先一眼，说：“总理那么忙还忘不了请你吃饭？想得美！”邓稼先在三位尊师面前伸了伸舌头，不再敢胡言了。
一到中南海，王淦昌才发现，除了他们所里的几个负责人外，钱三强所长也被叫来了，还有钱学森。
“三强，学森，今天总理叫我们都到这儿研究什么大事情？”王淦昌忍不住问。
钱三强虽是研究所所长，但论资格比王淦昌“嫩”一点，故平时总称呼王淦昌为“王先生”。于是他说：“王先生，这回我跟您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学森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正在几位科学家疑惑不解时，掌声突然响起。王淦昌他们只见侧门间走出周总理和陈毅、聂荣臻元帅。
“坐坐，大家都围着饭桌坐下。”周总理一边跟科学家一一握手，一边招呼大家坐下。钱三强和钱学森坐在总理的左右手，王淦昌在聂荣臻元帅的边上，与周总理面对面。
周恩来总理开始说话：“今天请大家来，只有一个任务，吃肉！算做我和两位老总的一份感谢之心。”“嘻嘻……”总理的话刚落音，坐在王淦昌另一侧的邓稼先突然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们的‘娃娃博士’有什么新闻？”总理问。
“报告总理，”邓稼先的脸一下就红了起来，“我、我是兴奋的，毛主席和您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勒紧裤腰带不吃肉，可您和两位老总请我们来吃肉，这……我们过意不去。”“你这个‘娃娃博士’说得不错。国家目前有一定困难，主席带头不吃肉，但你们不一样。主席和我，还有聂老总、陈老总都希望你们把身体养得好好的，把我们的那个‘争气弹’研制出来。在两位老总的建议下，今天请你们来吃顿肉，一是向诸位致歉，二是表示对你们的感谢。来，动筷动筷……”王淦昌事后说，这是他有生以来吃的一顿最香的饭。“肉过去不是没吃过，但总理和老帅亲自出面请我们吃肉，这是少有的事，而且是在全国人民连毛主席都不吃肉的岁月里，能吃一顿肉，这是一生中不会重复的事。”中国的原子弹要进行实弹试验了，科学家们都做好了“西行”的准备，只等中央一声号令。
“同志们，你们谁能背诵唐代大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诗？”时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将军在科学家“西行”前的动员大会上，上来就给大家出了一道题。
“我来！”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应声而出，“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好，记忆不错！”张爱萍热烈鼓掌后说，“今天这个动员会我想把它改为‘诗歌研讨会’。刚才那首诗，我看有个字可以改一下。现在请诸位不吝赐教！谁先来？”方才还很紧张的会场一下活跃了起来。
“我说把那‘无’字改成‘有’字为好。”有人说。
“妙妙！”张爱萍大声叫好，“王维那个时代的西域一片苍茫，别说找不到人烟，就是找到了人烟，你也不可能与其共饮和友善得起来。那时民族矛盾厉害哟！现在不同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各族人民情如手足，你就是陌生一人走天涯，照样像在自己的故乡一样……而今，我们的科技大军又要出征西域，去进行伟大的事业，那正是‘春风已度玉门关’啊！”“诗人将军”的一片激情，激活了在场所有科学家的情绪。于是台上台下相互呼应：“张总长，我看这句话也该改一改，叫做‘春风已度玉门关’……”张爱萍将军高兴得指着台下的那位科学家，说你站起来让我瞅一眼，又说你可以带学生了。
“对啊，刚才这位同志改得好啊。”张爱萍将军突然端起一只水杯，“今天让我以茶代酒，为诸位话别。我没有发言稿，只有两首诗送给大家。第一首是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在场的诸位是当今的龙城飞将。当然，那‘胡马’就是一直用核武器威胁我们的核霸主。有你们这些龙城飞将，我中华民族就不怕几个‘胡马’了！第二首我要送给大家的也是王昌龄的，叫《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最后一句是全场所有科学家们齐声朗诵的，场面真是地动山摇。“太感人了！我都流出眼泪了！”王淦昌一生研究了数项世界级顶尖科学技术，在语言表达上仅能用有限的几个“太”字，然而这正是他那颗纯真心灵最真实和坦荡的写照。没有虚夸，没有掩饰，只有直截了当的炽热与坦率，以及对科学事业的执著追求。
有一位国家领导人在现场这样评价过王淦昌，说像王淦昌这样只知干活不知回报不计名利的大科学家，在世界上也是极少极少的。我们用王淦昌，就像用自然界的水和空气一样，好像根本没有想过一分钱的成本。
王淦昌就是上帝赐予中国科学事业的“空气”与“水”。
到达戈壁滩后王淦昌发现，这儿的一切远比王昌龄写的诗要苍凉和可怕得多。先说睡的地方，根本找不到一间房子——几万人集结的一个地方竟然没有一间房屋。然而，在我们这位老科学家的眼里，新中国和毛主席太了不起，一声号令，把整个“困着的”戈壁滩给“弄醒了”，而且到处“蛮开心”。王淦昌那腔常熟话细细听来很叫人解乏。在当时“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只有我英雄战士”的试验基础上，任何一样东西都可能引起大家的一阵不小的欢乐。
“王老，你得住进‘高间’。”一到高原，基地司令和先前到那儿的李觉将军就把王淦昌接进被基地同志们叫做“高干房间”的石头房子里。所谓的“高间”实际上是战士们用小石头垒起的一明两暗的3间10平方米的掩蔽建筑，这是专门为军委领导准备的。
王淦昌说什么都不愿住进去。“我同大家一样，不搞特殊，帐篷很好。大家能住我为什么不能？”王淦昌说啥也要搬到帐篷里跟他的“娃娃博士”和朱光亚这些年轻人住在一起，而且还加了一条理由，“我们可以随时研究问题”。
战士们背后都叫王淦昌是“王老头”，王淦昌并不在乎，反倒经常跟那些小战士们开玩笑：
“你们得好好谢我这个老头，这不，我一来你们的伙食就改善了！”原来，根据基地张蕴钰司令和李觉将军的指示，对王淦昌等科学家的待遇要像对待基地最高首长一样。因此王淦昌每到一地检查工作，有关单位的领导就把平时不舍得吃的好东西都拿出来招待，战士们趁机也能改善一下，故而大家特别盼着“王老头”出现。还有，“王老头”自己根本吃不了几口，好吃的都留给大家。
大家喜欢王淦昌的主要原因还不在这里，基地的上下都清楚，中国的原子弹什么时候真的开始爆炸试验，这只要看“王老头”的工作情况就明白了。别说是根本不掌握高级机密的普通士兵，就是基地司令也得看王淦昌他们的工作进展才能判断什么时候“争气弹”该耸立于长空了。
有人说：“基地机密虽多，但有‘王老头’这个活晴雨表，我们不比司令员知道得少。”这话多少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王淦昌到基地一线是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的事。“你不去我不放心。”周恩来对王淦昌有过这样的交代。仅凭这么一句话，王淦昌肩头的担子便可知其分量。
当时他的主要工作是抓缩小尺寸的局部聚合爆炸实验。由于戈壁滩基地特殊的环境所决定，各种车间、工号、实验场相距都十分远，常常为办一件事情，得清晨出发，晚上才能赶到。
远望戈壁滩似乎一展如平海，可当你坐在吉普车上飞速行进时，屁股就像坐在搓板上一样难受。年近花甲的王淦昌几乎每天都得在千里宽阔的戈壁滩上来来回回奔波。
1963年11月20日，这在中国原子弹试验史上是应该记住的一天。这一天，虽说不是正式核爆炸，但却有着与核爆炸相似的重要。当时参加这项缩小尺寸的整体模型爆炸试验的人不多，可从技术角度而言，王淦昌心里明白：成功与否，意味着中国原子弹正式爆炸日的到来。王淦昌在获得中南海直接批准后，便与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朱光亚等进入了紧张的实验实战。在那些日子里，王淦昌一天光跑研究室、车间和实验场就得好几个来回……终于有一天病倒了，血压一下高了起来，这可把基地上上下下吓坏了。
“你们怎么搞的？要是王先生有一丝闪失，我就枪毙你们！”基地的人还没见张蕴钰司令这么严厉地训斥过部下。
“张司令，不能怪医生，我是上了年纪，有些高原反应罢了，不要紧的。”王淦昌赶快出来打圆场，为了不让大家担心，他有病也不说，甚至当着众人的面连药都不吃。
“轰——”成功啦！成功啦！缩小尺寸的实验性爆炸获得了绝对成功。王淦昌像年轻人一样，高兴得跳了起来：“好极了！我太高兴了！中国的原子弹可以正式进入爆炸准备了！”1964年2月，中央一道命令，原二机部九所改为第九研究院，王淦昌被任命为副院长，继续主抓原子弹研制的生产与技术工作。4月，王淦昌和几位主要技术人员被北京派来的飞机突然接去。原来，周恩来总理亲自给他们下达了一项最机密的命令：“596工程”采取塔爆方式，于9月10日前做好试验前的一切准备，随时听从中央下达的正式爆炸的命令，要万无一失地做到“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
“当时我们听了中央的这一精神，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多年的梦就要实现了，紧张的是假如爆炸试验中出一点差错，怎么对得起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呢！”王淦昌在事后的几十年，还这样感慨。
谁都企盼成功，但谁都不可能在没有失败的经历中获得成功。王淦昌曾经对自己的弟子说过这样的话：“我从不惧怕失败。正是一次次的失败使我激发了对下一次实验的兴趣。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真理。”然而这一次没有失败，这一次不允许失败。虽然这对科学来说是有违规律的，但它必须是这种结果。你不管有什么理由，你一定得成功。这就是全中国、全民族给王淦昌等科学家的全部任务。
王淦昌不像美国的奥本海默那么轻松，因为奥本海默是第一个试验原子弹的人，即使不成功也还可以进行第二、第三次试验，反正别人拿他没办法。王淦昌也不可能像苏联的科学家那么幸运，因为斯大林给苏联科学家的任务是“必须超过美国人的，不超过的我不想要”！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被隔海的美国人天天在用原子弹威胁，而“北极熊”更是张着大嘴巴要你好看呢！王淦昌没有退路。
然而，就在各个系统按照中央确定的日子，全力准备在预定时间爆炸原子弹时，问题真的出来了！气泡！报告王院长，×××的三次模拟试验中出现了气泡！这一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基地本来对科学家们作出特殊安排：五一放假两天。但王淦昌没有休息，也无法休息。
他刚从设在酒泉的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工艺车间回到基地，一个紧急电话就跟到了他的屁股后面。
“我马上就来！”没有顾得上喝口水，王淦昌便带着卫兵和两名助手，又赶往酒泉。
“气泡事件”对当时整个原子弹爆炸试验前带来不大不小的紧张气氛。基地上上下下都知道了要在当年的“国庆”进行原子弹实验核爆试验，这一严重的技术问题如果处理不掉，势必影响整个试验的时间表。能不急吗？基地司令员急，几万名将士急，聂荣臻、张爱萍等军委领导急，毛泽东和周恩来急。
自然，在一线负责技术和生产的王淦昌就更急了！根据当时酒泉工艺车间负责人祝麟芳回忆：自一批浓铀235在兰州气体扩散厂生产出来后，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第一套合格的铀235部件正式在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工艺车间开始组合。这个铀235部件是原子弹的“心脏”。原子弹是个比人的生命体更为复杂的特殊“生命体”，其“心脏”出现“气泡”就意味着爆炸试验彻底“泡汤”。不用多说，“气泡”问题已经牵动了无数人的心了。王淦昌赶到酒泉时，负责铀芯技术的物理学家姜圣阶总工程师早已忙得不可开交，并正在发动技术与生产骨干找问题找原因。大家一致的意见是：继续重复试验！说来容易，做起来就比较艰巨和困难，当时我们国内即使是生产最精密的高新技术产品，用的却是最原始的设备。酒泉厂消灭“气泡”的整个战斗就是这个状况。技术人员和工人同志们无法上马，靠着真正意义上的自力更生精神，一炉一炉地重复着试验，一丝不苟地查找问题，终于在大家的努力下，彻底消灭了“气泡”这个幽灵。
五一节清晨，原子弹的“心脏”——铀芯正式安装完毕，而且经王淦昌等科学家检测合格。
至此，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诞生。
“全体集合！准备行动！”此时，从中南海传来一声号令。这句暗语告诉所有参与原子弹试验与生产的部门，原子弹安装开始！各路兵马向罗布泊集中……
“我一定要去，不去心里不踏实。”在指挥部会议上，王淦昌第一个提出要亲自去西安和兰州等原子弹重要部件的安装与生产地护送“宝贝儿子”到罗布泊来。
“王老，你年岁大了，有我各路精兵强将在，你还有什么不放心？”司令员张蕴钰和李觉院长劝王淦昌不要担当累差。但王淦昌说什么也不听：“如今最后一步了，而且部件运送的安全与否，责任重大，我是总管技术和生产的，不去，出了问题怎么向总理交代？不行，我一定得去！”“好吧。王老要去，警卫部队的同志听着，你们要像保护原子弹部件一样一丝不苟保护好王院长，出了一点问题，军纪严处！”张司令员吩咐手下的一名师长。
这是真正的战斗。在五一节之后的那些日子里，王淦昌像“接新娘似的”从郑州、从西安、从兰州等生产原子弹部件的地方，率千军万马，将原子弹部件一个个护送到罗布泊基地……那都是一列列警卫森严的绝密专列，其警卫的级别与中央领导出访等同。每到一个站，全部清一色一级警卫，就连车站的负责人甚至当地的最高领导都不知专列上装的是什么东西。有一次回忆中王淦昌这样描述过当时参与护送原子弹部件的情景：“我们都像天上掉下的神秘人物，不能跟车站或当地的领导同志说话，对方也不敢问我们一声是干什么的。有意思的是，那些警卫我的战士，只要我一行动，他们就左右前后地簇拥着，我真当了回大干部。太有趣了！”大爆炸就在眼前。
6月26日，一座102米高的钢铁巨人在罗布泊湖边高高地耸立。这座由人民解放军124团5000余名官兵苦战数月竖起的铁塔，是原子弹试验的最后地点。它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的原子弹爆炸试验已经进入倒计时。
9月中旬，王淦昌等基地技术与行政负责人全部被北京叫了去。
这无疑是党中央对基地最高领导层做最后的一次检查和动员，但爆炸时间却没有确定。“听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周恩来总理在会议临结束时对在场的这些早已按捺不住的将军们和科学家们这样说，“在正式命令下达之前的时间里，我们不能有任何松懈，无论从技术还是从官兵的战斗情绪上，一定要一切从零做起……”王淦昌和将军们如期回到罗布泊。基地所有人都明白，凭经验，中国的许多重要事件，一般都发生在元旦、五一、七一这样的喜庆日子。这回中央让9月10日前做好一切准备，这等于告诉大家：国庆前将进行原子弹正式爆炸试验！9月15日，9月20日，9月30日……国庆快到了，怎么中央还没有下达爆炸试验命令？王淦昌也同大家想的一样，该是国庆前的一天正式爆炸呀！可一直到国庆节那天，北京仍然没有命令。
“王先生，张爱萍将军明天要带你们去古楼兰！”像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一样，王淦昌也焦急地等待着北京下达爆炸命令。当听部下有人这样通知他时，不免奇怪地反问：“张将军让我们到古楼兰干什么？”“听说是带你们去散散心，那儿有很多鱼螺化石呢！”“什么什么？去拾鱼螺化石？”王淦昌火冒三丈，“我不去不去！都什么时候了，谁有那份闲心呀，不去！”“是王先生说不去呀？哈哈哈……”正在说着话时，帐篷外传来熟悉的声音。
“张副总长来啦！”工作人员赶紧趁机溜走，免得挨克。
“王先生，我是来向您转达周总理话的。”张爱萍说着在王淦昌的铺上坐下，郑重其事地说，“总理指示说，我们的‘小太阳’要等国庆过后，让那些来参加我们15周年庆典的外国朋友都送走后再爆。为了稳定军心，我和基地司令员同志作出了新安排，一方面让大家进行预防、预想查漏补缺，增加演练，以确保万无一失。另一方面怕大家在临战时大意紧张带来急躁情绪而影响我们的‘万无一失’，我准备组织同志们到古楼兰散心来调整一下情绪，您看如何？”王淦昌这才恍然大悟：“张副总长，你们到底是打仗出身的，考虑战斗艺术真有一套。行，我看大家的情绪现在波动很大，太需要调整了。包括我在内，都有些等不及了。好，明天我也跟你到古楼兰去拾鱼螺化石！”“王先生，由您一带头，我的工作就好做了几倍！”张爱萍握住王淦昌的手，动情地说，“王先生，你那么大年岁整天跟大家没日没夜地工作，千万要注意身体。否则我无法向总理交代啊！”“谢谢。谢谢总理和你的关心。”第二天，王淦昌随张爱萍一行到了古楼兰一带，那实在是个值得一看的戈壁滩上的独特景致。古河道虽然干涸了，却留下了深深的河床和随手可拾的鱼螺化石。加上左右追逐的、摇动着小尾巴和眼睛光亮溜圆的黄羊群，使整个“死亡之海”呈现少见的生命画卷。不用说，“诗人将军”的这一招，让随行人员简直乐开了怀。但唯独只有一个人既不拾鱼螺化石，又无半句笑语，他就是王淦昌。
“王先生，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张爱萍关切地问道。
“没没，我在想我们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考虑到或者哪个环节上有质量问题，我想回去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先要看看那些线路接头安装得牢不牢。一想到这些，我就没了其他心思啊，张将军！”张爱萍把科学家的双手放在自己胸前，对天长叹一声：“国宝，我终于明白总理为什么这样珍重您这样的国宝啊！”“现在我下令：根据中央命令，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时间为1964年10月16日。从现在开始的48小时内，全体人员进入战斗状态……”10月14日下午，张爱萍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石头房”里向基地高级将领和王淦昌等技术领导者下达正式命令。
“‘小太阳’终于要闪光了！”王淦昌内心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激动。而作为现场的技术主要负责人，王淦昌又无法平静。在过去的几十天里，他和朱光亚、邓稼先、程开甲等已经不知多少次检查过每一个可能出现问题的接头、线路或者装置，但毕竟这是第一次大爆炸，第一次真正的大爆炸，久经沙场的大科学家王淦昌心头紧张得直冒虚汗——他相信自己和同事们的能力，但他又担心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因为这毕竟是件太大的事了，只要有半点问题，就可能影响整个大爆炸，或者可能出现难以料想的可怕后果！啊，实在太可怕了！那绝对是不能想象的事！可又不能不朝那方面想一想。万一……那可怎么办呢？不，不能有这种“万一”，绝对不能有！可谁又能保证没有这种“万一”呢？
事后有人说那两天里的“王老头”真的像个老头，不管见什么人，都要不停地问你这儿到底怎么样了？那儿到底有没有问题？当别人清楚地告诉他什么问题都没有时，他反倒又朝你瞪眼睛：
“你怎么就敢保证没有问题？”训完，他又自己蹲下身子重新检查，直到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现才罢手，可等临要离开时，又在唠叨：“再一起想想，看到底有没有问题呀！”他心头的压力实在太大了！14日傍晚7点20分原子弹放到铁塔，当那个巨大的圆锥体“家伙”傲然挺拔地耸立时，所有的人都紧张得有些不能自控，包括我们那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
15日的一天是在检查再检查中度过的。大爆炸前的十几个小时是怎么度过的，我问过数位参加原子弹试验的人，他们都用了极其简单的“太紧张”或“稀里糊涂”这样的字眼来形容。
好在我看到了张蕴钰司令员写的一篇题为《中国一日》的文章，他在文中细述了原子弹爆炸前那扣人心弦的情景——……在10月15日那天晚上，我不知道在整个试验场区有多少人没有睡觉，至少在那个晚上没有人能像以往睡得踏实。多少年后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月相：上弦月，呈半圆形，从顺时针方向看，右边发亮。试验场上几处强烈的灯光在朦胧的月色下却有些显得暗淡昏黄。我们住的帐篷内非常安静，听不见以往熟悉的呼噜声。在躺下之前我们都互相催促过，但能否真正睡着却又是另一回事。
第二天，我们的激动和不安似乎都已经稳定下来。按照张爱萍总指挥的指示，李觉、朱卿云和我在上午10点分乘两辆吉普车向铁塔驰去，很显然，铁塔上任何一项工作都不需要我们，更不要说伸手去干。对塔上操作的技术专家我们也没有丝毫的担心。但是过去我们总是怕它不响，现在却又担心假如在万一不受控的情况下“响”了怎么办。这种担心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我们这时来的目的，也正是在这里。在我们党内和军内有这个传统，就是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刻，领导和同志们必须在一起。如果真的“响”了，我们和塔上的同志一起来个“太空葬”，那真是一种灿烂辉煌的荣耀，那时我们会成为最早庆祝我国首次核爆炸试验成功的人……
车到铁塔前，我们在警戒线外下车，简单地问候了值班的哨兵。李觉将军对上塔的同志说，张司令和朱主任都在下面，等一会儿再上去。我向操作吊车的卷扬机手致意。然后我们围着铁塔小步地来回走着，像在清闲地散步。不一会儿，李觉又钻进了铁塔旁的一间小砖房。这里安装着引爆电缆的电闸和一部与塔上通话的电话机。按程序，塔上正在进行接插雷管的工作。我在离小屋不远的地方席地而坐。太阳很好，碧空如洗，地面上有轻微的风。对试验来说这真是一个顶好的天气。塔上缓慢地放下吊篮，几个操作手走下来，李觉将军从小砖房出来在铁塔下迎接他们。接着我和他登上吊篮，朱卿云主任留在塔下。
吊篮徐徐往上升，把我们送入了塔上的工具间内，为我们消除了身上的静电后，我们又登上了几级台阶才进入爆室。九院试验部副主任方正知和他的助手正在做最后的检查，他简单地对我们说：“就完了。”然后又继续埋头检查。
这个核装置在安装时我已看过，现在再看忽然觉得它已经具有了活的灵魂，庄严、纯正，令人肃然起敬。检查完后，方正知在塔上的最后一项工作是合上启爆电缆的电闸。我把墙上贴着的那张操作规程顺手取了下来，即时在上面签了字：
“1964年10月16日。张蕴钰。”从塔上向四周眺望，极目所见的效应物都是静静地展开地在地面上，整个情景就像是大战前的战场。
我突然摸了摸装在我口袋中的那把能够启爆这个核装置的钥匙。
在向下降落的吊篮里，我和方正知教授并肩站立，我们身材的高矮差不多相同，体态和面色也类似，只是他比我少一脸络腮胡子，他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科学家，工作起来精力充沛，作风严谨，他的气质使他更像一个高级熟练工人，他的名字应该记在功臣榜上，使更多人记住他。
我们3人走下吊篮之后，李觉将军又特地嘱咐卷扬机手：“请把毛主席像降下来，忘记了就是政治事故。”我们对面而立彼此相看着。这些日子在共同的工作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之后不久他又回到他的青海大草原去。“苦命”的将军，一生戎马倥偬，从西藏到青海，从青海到罗布泊，在这里他才能够呼吸到充足的空气。他喜欢考古，一个念念不忘的心愿就是到周口店去考察那里的北京猿人遗址……
方正知教授又合上了小砖房内的电闸。从铁塔上的核装置到主控站的启爆电缆这时已经全部接通了，我又一次摸了摸那把钥匙，它还是那样紧贴在我的衬衣口袋里。
我们一起离开了铁塔，我的车是最后离开的。走出几百米，我又让车停下来，向塔看了最后一眼。这座铁塔在核爆炸后已经不再是本来面目，它的上部在那个惊天动地的瞬间化成了气体，塔身残骸扭曲着倒在地上，像一具巨大的恐龙骨架，更像一座造型奇特的纪念碑。22年后，这里竖起了一个爆心纪念碑。其实，真正的纪念碑还是这座铁塔。
在返回途中我先到了主控制站，在主控站的领导同志还有基地的邓易飞副政委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程开甲教授。程开甲教授是1950年从英国归来的学者和技术负责人，是一位真正的老师。在试验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它不能不响。”他薄薄的嘴唇颤抖着，那样子像是在对原子弹诅咒和祈祷。爆炸后我又见到他——这个试验方案的制订者，并对他说：“这一回，你是张飞的胡子——满脸。”在主控站，我将启动控制台的钥匙交给了在那里负责指挥的张震寰同志。
即将工作的启动控制系统是可靠的。主控站的门口堆放着许多沙袋，这些都是用来堵塞门洞的，以防止冲击波的压力。在上甘岭作战中我们也使用过米袋和面袋来构筑工事，今天这一方法又派上了用场。事实证明没有比这种办法更经济和更有利于争取时间了。
在主控站担任指令长的是忻贤杰同志。他学术一流，功底深厚，与人共事平易近人，是个很有声誉的研究室主任。今天，他带领这些科技人员将用自己的一双手去撞击这个世界。他1988年冬逝世时，我曾沉痛地向他遗体告别。
我来到白云岗指挥部的时候，张爱萍将军说“K1”指令已经发出。这时炊事人员送来包子，老远就闻到了香味，但吃到嘴里却一点也感觉不出来。吴际霖和我站在一起，这位核武器研制的领导者，我始终忘不了当时他的那种复杂表情，与平时的和颜悦色判若两人。
“K2”指令发出，我回到自己的位置。
“K3”指令发出后，仪器设备进入自动化程序。9、8、7、6……读秒的声音让我感到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激动和紧张。我屏住了呼吸，我们面对着爆心的方向，戴着深度黑色的防护眼镜，头朝下低着，等待着最后时刻的降临……
王淦昌这个时候在哪里？
在张蕴钰的视野里没有见到他的身影，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王淦昌仍在布置一项项比司令员启动大爆炸似乎还重要的工作，那便是大爆炸后的科学数据的测试与采样——这是验证原子弹爆炸必须和最重要的事。将军和士兵们可以看到“蘑菇云”就算完成任务了，可对科学家来说，大爆炸仅仅是表象，获得各项数据和采集到各种样本才是根本的。王淦昌在忙着大爆炸前必须交代完的几十项细微的事。但毕竟眼前的大爆炸是最辉煌的，作为核武器的主要技术领导者，王淦昌比所有参加试验的官兵和将士们更期待亲眼看到自己研制的“小太阳”闪出万丈光芒！一切安排就绪，但这并不意味就没有什么事做了。从决定16日爆炸试验倒计时48小时开始，所有技术问题已经全部准确无误地完成了。然而这不能按捺得住王淦昌那颗悬在嗓门口的心。
我与王淦昌先生本来有约，请他细说一下在原子弹爆炸24小时内的每一个细微的工作与他的心情。因他后来突然离开人世而未能实现。我从郭光甄、苏方学著的《娃娃博士邓稼先》一书中见到了有关王淦昌和他弟子邓稼先在大爆炸前的一段描写，可以一窥这位大科学家当时的情景：
当原子弹试验进入48小时准备程序之时，所有在场的人都紧张得几乎晕厥，其中最甚者数王淦昌教授和邓稼先。王教授总是不时地问身旁的人，某某测量仪器某个焊点牢不牢。他忽然于静思中惊叫一声，拉住人问，你看见那条导线按程序插进去了吗？你确实看清楚了？没有丝毫差错吧？他甚至还要求打开已经贴上封条的工号大门，再进去检查线路，总担心有人不慎碰了哪条线路引起脱焊……
可以看出，大爆炸前王淦昌那根紧张得不得不绷紧的心弦是何等颤动！是啊，在庞大而无比复杂的原子弹工程试验中哪怕是一个焊接头、一个线路、一只螺帽的任何一点点的松动，便有可能使整个试验陷入可怕的后果！这样的问题，谁都不敢设想。可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呢？谁该负责？又有谁负得起这种责任？不管什么责任，不管负得起还是负不起，作为生产和技术总负责人的王淦昌第一个跑不掉！大爆炸前，他无疑是最最紧张和压力最最大的一个人。都说上了年岁的人不易激动，都说大科学家最沉得住气，但这回王淦昌比那些一二十岁的士兵更沉不住气了——“5、4、3……”读秒声使王淦昌的血压直线上升，似乎连心跳都停止了……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王淦昌在黑色防护镜下看到距他23公里远的爆心点突然闪了一道强光，只听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随即大地开始剧烈地颤抖……在他前方有一颗硕大的火球轰鸣着、怒吼着，以雷霆万钧之势，携着百米高的沙尘，迅速托起一个蘑菇状烟云……
“成功啦！”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声，于是所有躲在掩体里的千军万马齐声高呼：“成功啦！”“我们成功啦！”那情景，王淦昌一辈子也忘不了：士兵们纷纷摘下自己头上的帽子往空中扔去，将军们互相捶拳，科学家们抱成一团……他们喊呀叫呀甚至骂呀，连王淦昌这样年纪的“老头儿”都兴奋得跟着年轻人在地上乱蹦乱跳。王淦昌突然感觉两眼模糊，用手抹一抹，原来是泪水，是激动的泪水！“王院长，我们成功啦！”“王先生，我们终于胜利啦！”邓稼先、程开甲等科学家们一齐围过来，一个劲儿地向王淦昌祝贺。
“真有趣！太令人高兴了！嘿嘿，太有趣了！”王淦昌的弟子们见他们的恩师说的仍然是那类“太有趣”、“太高兴”的话，忍俊不禁地更加放声大笑起来。
当天傍晚，北京人民大会堂内。
毛泽东笑呵呵地示意周恩来：“你说，你来向大家报告好消息吧。”在毛泽东面前，早已站满了被接见的《东方红》剧组的几千名工作人员。
周恩来一边笑着，一边退后毛泽东半步：“主席，还是你来讲吧。”这下可乐坏了在场被接见的艺术工作者们，他们看到了一幕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亲密谦让。
毛泽东又笑了，对着话筒朝周恩来说：“今天应当由你讲，今天一定由你讲。”周恩来顿时露出灿烂的笑容。他走近话筒，用目光扫了一眼全场，说：“请同志们坐下。因为我们的合影架子还要接待很多人，我怕你们一高兴把它跺塌了！”全场一片哄堂大笑。
“同志们，我向大家报告两个好消息：第一，赫鲁晓夫下台了！”周恩来伸出一个手指。他的声音刚落，全场齐声欢呼。
“第二，今天下午3点，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啦！”周恩来伸出另一个手指，并把臂膀举得高高的。
“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共产党万岁！”“万岁！中国万岁！”人民大会堂内的欢呼声，飞向天空，飞向神州大地……
劫难中的秘密历程罗布泊的一声巨响，惊醒了西方世界的霸权主义者。美国《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隔日便开始进行铺天盖地的报道，说什么的都有。但是最使西方政要和情报部门想不明白的是，到底是谁主持和领导了中国的原子弹研制？一篇篇臆测文章带着情报部门和政要们的恐慌心理，不断抛出。
“K.C.Wang！”“一个曾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担任副所长的K.C.Wang领导和主持了毛泽东的东方大国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K.C.Wang——中国的奥本海默！”一时间，美国《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大量地刊载着一篇又一篇有关K.C.Wang的“传奇”、“轶事”，K.C.Wang成为公众议论的东方神秘人物。
K.C.Wang就是王淦昌的英文名字。西方人推测王淦昌是“中国的奥本海默”是有足够理由的。这位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迈特纳手下曾与中子的发现擦肩而过，后来又在40年代提出微中子实验建议，50年代末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研究所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著名物理学家，无疑是此次东方核爆炸的“领头马”。
在20多年后的80年代中期，当中西方世界开始出现某些和解时，王淦昌作为中国核能代表团团长出现在美利坚合众国，引起了大西洋彼岸不小的轰动。
“原来中国的‘奥本海默’是那么慈祥，而并不是几十年来盛传的恶魔呀！”美国公众发现政府和情报部门又将他们捉弄了几十年。
西方世界知道王淦昌的名字的比中国人还多，这正是极有意思的一件事。那是因为西方传媒在当局霸权主义思想引导下，对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的每一点发展都感到紧张和不舒服，特别是那些可以影响世界和象征一个国家实力的核武器与尖端科学领域里所出现的任何一点事，西方当局和情报部门都要大肆渲染一番。
美国的霸权主义者害怕“中国奥本海默”，除上述原因外，他们感到格外恐惧的是：自1964年10月16日那次大爆炸后，中国的核试验就像下凡的仙女在浪漫地散花，仿佛要把整个罗布泊的四季照个通体透亮。美国情报部门连续不断地派了高空侦察机和无人驾驶间谍飞机飞越那块令霸权主义者惊恐的“死亡之海”，而且得到的情报是：中国核试验的研制速度、技术水平，太快太神，实在是不可思议！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塔绑式铀球原子弹爆炸成功，当时的西方国家为了掩饰恐慌心理，恶意说中国的铀球原子弹只是具有实验性质的核试验，从这一步到实用核爆炸至少还要5年。
结果仅仅时过半载，1965年5月14日，罗布泊上空又一声巨响——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飞行员于福海在几千米高空将原子弹准确无误地投下，后据雷达测得：空爆原子弹与靶心目标仅40米偏差！这一次西方政要们哑了。
1966年10月27日，当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还在忙于派高空间谍飞机采集中国空爆样品时，新华社又传出了一则惊人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闻公报：中国在本国国土上，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它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
又一次震撼天地的巨响！听听傲慢的美国人这回还能说什么。多么不容易啊！美国人在沉默了24小时后，开始装出一副阿Q嘴脸，说中国的导弹核试验“是在预见的时间之内进行的”。嘿，这真是极其难受的“大度”！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试验场地的上空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圆柱体——它在湛蓝的天空中被高速飞行的飞机抛出，犹如蔚蓝色海洋中一个浮沉着的深水炸弹。它使劲地拽着降落伞，摇晃，飘飞，寻觅，滑行……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只剩下一个小小的白点，一个只能凭感觉而不能凭视觉捕捉的白点。突然——白光！白光，无所不在的白光，亮彻天宇的白光！就在人们因强烈的震撼稍稍眯了眯眼的刹那间，白光中现出了金色，犹如一个新生的更为壮观的太阳，将另一个太阳挤向一边，那个在大自然中具有永恒意义的太阳竟然被挤成了一个小小的无光彩的弹丸。一片夺目的晕眩。茫然之中是灿烂的光海。核火，在这一刻超越了太阳。崇拜太阳的人在这一刻意识到了人类自身的力量的燃烧。一切都按照预先的轨迹运行。火球的上方渐渐出现了草帽形的白色云团，云团悠悠地旋着，旋着，变成了一朵白色蘑菇云。在这数10公里高10公里宽的蘑菇云顶部，是黑墨色的穹庐……许久许久，人们的耳鼓中留有两声惊心的巨响。一声来自前方的巨响是巨大的火球的爆裂，而另一声更为惊心的巨响，是来自背后的绵绵无尽的天山山脉的回响……（摘自彭继超《东方巨响》）
当天23时30分，仅11岁的我和亿万中国人半夜起床听到了这样一则“重要新闻”——一则经毛泽东亲自圈阅的重要新闻：“我们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布，毛主席的这一英明预言和伟大号召已经实现了，在两年8个月的时间内进行了5次核试验之后，今天，1967年6月17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了！”氢弹比原子弹厉害好几倍，是一种杀伤力巨大的核武器。中国的此次氢弹当量为300万吨。
“上帝，毛泽东想干什么？难道他手中有100个奥本海默？”白宫一片惊恐。在他们看来，中国倘若没有100个奥本海默，就不会在这么短时间内将美国、苏联用了十几年才走完的那条艰巨复杂而曲折漫长的“核历程”，仅用短短两年时间就全都走完了！可怕！可怕的中国人！可怕！可怕的“中国奥本海默”们！其实西方世界应当清楚，中国具有几千年历史，又是个“四大发明”之国，华人的聪明与智慧是超人的，一旦获得可以充分发挥的机会，任何人间奇迹都会创造出来。
“中国奥本海默”就是这样一群非凡的创造者。
作为核武器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1964年王淦昌和并肩战斗的同事们完成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之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了褒奖这些杰出的功勋人物，将他们接回北京。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罗布泊的那一声巨响之后隆重召开，这对刚刚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被“左”、右倾挤压了数年的中国领导人和我们的人民一下变得扬眉吐气！在选举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一次会议上，一个从未在中国政坛上出现过的名字——王京，被代表们一致选举为新一届人大常委。
王淦昌看到人大公报上有自己的名字，心头涌起的一股激动是旁人无法理解的，因为他根本不曾想到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加入到了国家政坛人物的行列，而且是以化名的身份出现。
自进入“灰楼”或后来到青海高原的罗布泊基地，王淦昌虽然工作中再不用“王淦昌”这3个字记录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但化名后的“王京”其实也没有几个人这么叫他。无论从国家的总理到共和国的元帅，还是整天厮守在一起的同事，甚至那些“娃娃兵”们，全都叫他“老王”、“王先生”、“王老头”，这是他听得最多也最熟悉的呼唤。
“嘻嘻，我是王京，王京就是我。”这位平时天真得像孩童般的科学斗士，手拿人大会议新闻公报，唠叨着。回到家，他拿着报纸有趣地对自家的孩子说：“这个‘王京’就是我！”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王淦昌当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直至1987年第七届人大。而在这20多年间，王淦昌始终在中国核武器试验及核能科学工作的最前沿领导着中国核试验的秘密工作。
我们常把王淦昌等著名科学家誉为“两弹先驱”，这两弹指的就是原子弹和氢弹。
出于时局与形势的考虑，罗布泊第一次大爆炸之后，中南海随即决定搞氢弹战略决策。就在王淦昌参加人大会议之时，他和并肩战斗在核武器试验一线的核专家接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又一道命令：“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有。”早在研制原子弹的同时，最高决策者已经把视线触及了“别人有我们也应该有的”氢弹上。而这个“蛋”的威力远比那个“蛋”要大得多，且其相关的技术当时也仅有美苏英3国能够掌握。从来就好胜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当时曾发誓要成为氢弹“老四”。这时，王淦昌、钱三强等中国顶级核物理学家对氢弹方面的技术一无所知。
毛泽东的命令发出后，二机部部长刘杰召集部下迅速写出了“3年到5年能爆炸氢弹”的报告，送到总理办公桌上，周恩来马上告诉刘杰：“3年才能爆炸氢弹，太慢了，要快！”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对发展核武器的心情太迫切了。
我们今天应当怀着崇高的敬意，说一声：“感谢钱三强。”因为正是这位有远见的中国核武器研制战略家，在王淦昌他们全力进行原子弹研制的同时，悄悄开始布置另一个“核战略”——氢弹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
已经解密的史料告诉我们，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的能量点燃氘和氚等氢核的自持聚变反应，并在瞬间释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一个原子弹的威力可能是几百至几万吨梯恩梯当量，但氢弹的当量则要大至几千万吨梯恩梯。可是并不是所有核武器都能在短时间内让众多科学家所能掌握的。美国人从原子弹试验中得到启示开始氢弹探索，他们的第一颗氢弹爆炸用了10年时间，苏联用了更长时间。中国总理对部下“用3年时间”爆炸氢弹的计划很不满意，可想中国的科学家又将面临更紧张更艰巨的秘密历程！“小黄，有一天我们要搞氢弹试验，所以组织上决定把你的那个研究小组的专业研究内容作重大调整，进行轻核理论研究。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可要注意保密啊！”一天，钱三强把30来岁的黄祖洽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叮嘱道。正是钱三强的这着棋，使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为中国科学家们开始进入氢弹正式研制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后来，被称为“中国核武器国产一号”的青年物理学家于敏同志也加入了黄祖洽他们的轻核理论研究行列，并且因此使中国这方面的科学理论得到了迅速突破。
一日，钱三强带着于敏和黄祖洽等一批轻核理论研究人员来到核武器研究院，对主持工作的副院长王淦昌说：“王先生，我把最后的兵将都调来了，现在就看大家的了！”王淦昌瞅着于敏、黄祖洽等年轻人，喜上眉梢。经研究，于敏被派到核研究院的理论部，而这时的理论部真是兵强马壮：主任邓稼先，副主任周光召……这么一批才华横溢、思维敏捷的年轻科学家，给全面主持生产与技术工作的王淦昌犹如送来了千军万马。
“其他的我不用说，大家也与我一样清楚，周总理说的‘3年拿下氢弹’，这是道死命令。
虽说我们把原子弹搞出来了，可是对氢弹我们谁都不懂，它的一些基本原理，我没碰过，三强同志没碰过，钱学森同志没碰过，你们也都没碰过，但我们必须用别人七八年、十几年搞出来的东西，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它搞出来。难在什么地方？难就难在第一步要搞清它的基本原理。不知我说得对不对？请大家一起思考这个问题。俗话说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有趣，我们这儿可以有好几个诸葛亮！”一次会上，王淦昌点着理论部的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人说。
“王先生说得对，要说氢弹可比原子弹复杂得多。苏联人撤走后，我们还有王先生、三强院长，他们都是在西方留学或者搞实验时，不同程度地接触过原子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就连我们几位年轻同志也知道原子方面的不少基本原理。可氢弹就不一样了，谁都是门外汉。现在上面给的研制时间又这么紧，但我想也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事。攻下原理这一关，我们就可以突破。”“娃娃博士”邓稼先平常就有一股诗人气质，容易激动。他的话就像给理论部的年轻科学家们打了一针兴奋剂。
“邓主任和王先生说得对，第一步我们就要抓原理研究，我想只要方向对头，应该是可以突破的。”于敏充满信心地说。
“稼先和于敏兄在这方面是行家，有他们的理论功底，再加上我们这些人配合，应该不成问题。”周光召说。
“就是。我们敢向中央保证，一定在预定的时间内把我们自己的氢弹爆炸成功。”像以往的每一次会议一样，王淦昌觉得他手下的这批年轻人太有希望了。
“好，我们向中央报告，以求尽快投入原理研究。同时也把实验迅速开展起来，同步进行，一旦有突破，合二为一，时间就能抢住了。”王淦昌说。
“听说法国的戴高乐要当‘氢弹老四’，我想我们绝不能当‘老五’，争取把戴高乐比下去！”邓稼先的话又引起了一片欢欣鼓舞。
王淦昌每每在临睡前都要向理论部方向望上一眼，每一次他看到的都是通明的灯火……“太晚了，大家要注意身体。”好几次他实在不忍心，进屋动员年轻的科学家们早点休息，但每一次都被“赶”了出来：“王院长，你都快60岁的人了，还常年待在戈壁滩吃沙泡夜睡帐篷床，我们加点班开个夜工，还不是受您老影响？什么时候戈壁滩上见不着您的身影了，我们才敢偷懒呀！”有这些好小伙，中国还愁干不成上天入地的事？王淦昌常常被这些聪明绝顶而又可爱的小伙子们所感动。但是科学毕竟不是“小儿的玩意儿”，核科学更不用说了，它是一门新科学，根据当时的实际，中国的战略家们在周恩来总理直接指挥与组织下，采取了“龙头三次方”合成作战的战略步骤。
当时王淦昌他们有两种考虑：一是热核聚变，如美国的氢弹试验装置用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固定体，进行热核聚变就算完成了氢弹试验，这对王淦昌来说比较熟悉，他在研制原子弹时就成功探索了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其本身就包含着这方面的突破；还有一种意见就是直接研制出能装上导弹头的氢弹。后来周恩来总理综合各方面意见，提出了氢弹试验也要像原子弹那样小型化的见解，因此，王淦昌、朱光亚（时任副院长）和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统一了研制方向，即不求大而求“爆”的战略决策。
当时碰到的第一个难点是关于氢弹爆炸的热核聚变的核数据掌握不了，因为没有核数据的理论探索就等于大海捞针。为此女物理学家何泽慧率30多位科技人员，在王淦昌的另一位弟子丁大钊教授等曾进行过的轻核反应研究基础上，苦战半年，成功获得了相应的核数据。同年9月于敏率领的一支小分队在上海计算机所不分昼夜，战斗100天，发现了氢弹的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等方面的关键性原理，为整个氢弹试验开辟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于敏兄，太感谢你了！你为我们整个氢弹试验找到了一扇可以通向胜利终点的大门，哈哈哈，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邓稼先得知消息后，专程飞抵于敏处，当他见到于敏后拥抱住这位好搭档，兴奋得像个大孩子。
“哎，稼先啊，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你这个样，我们都会吓出毛病来呀！”后来邓稼先在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此次氢弹原理研究成功时，由于太兴奋与紧张，竟然脸色苍白，连手都在发抖，害得周总理赶紧给他解围。
“我能不激动吗？数据和原理这一关过了，就等于我们可以大踏步向实验的方向前进了！我又可以为不远的将来的胜利而干它个大醉！”事后，邓稼先在王淦昌面前分辩道。
王淦昌特别欣赏自己的这位得力助手，他本人不善言谈，可邓稼先是位豪情喷涌的科学家，所以他从心眼里喜欢邓稼先。“于敏他们给我们整个研究工作带来一种喜人的突破，这个开头好。你和光召同志要抓紧从另一条路子入手，对已经取得的成果进行计算论证，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攻克热核聚变原理。”王淦昌不愧是个站得高看得远的大科学家，他要求邓稼先这样做的目的，可以使中国在热核聚变理论的研究领域超越西方国家的老路子，从而为中国以后的核武器研究工作摆脱许多被动局面。
邓稼先不负众望，很快另辟蹊径，并和于敏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著名的“邓—于理论方案”。
“直接进行多级热核试验。”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王淦昌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氢弹试验。
由子氢弹的原理比原子弹复杂得多，虽然邓稼先、于敏他们把热核聚变原理的研究完成了，但从原理到实验、到核爆炸成功，这过程又是极其艰难和漫长的。王淦昌是实验高手，但氢弹试验却让他费尽心思。首先是那个核装置本身就够他动足脑筋的。“假如能用不带核反应的冷试验解决问题，都用冷试验解决，这样来提高热试验的成功率，尽可能减少热试验的次数。”这是他日夜思考的问题。王淦昌多次从周恩来总理的口中得知：为了进行核武器试验，政府和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王淦昌懂得，在试验中多动用一个核反应堆装置，等于把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的口粮剥夺了，因而他比别人想得更多。
搞核试验的人都清楚，冷试验的10次效果可能就只抵一次热试验。为此王淦昌带领大家付出了比原先多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艰辛。正是在一次次冷试验中，王淦昌他们很快解决了引爆设计中的许多关键技术。当实验中得到的技术再到邓稼先他们的理论研究之中进行“回炉”后，整个氢弹研究工作便进入了实质性的研制程序。
氢弹试验实在太复杂，从热核材料的部件研制到产品设计、爆炸实验，再到物理测试，每一个环节都得王淦昌操心几阵子的。他早出晚归，奔波在几千里基地上，从细微的一个计算题到顶天立地的一个钢铁装置，他都要过问。
当年与王淦昌并肩战斗在罗布泊的同志告诉我，“王老头”除了工作和技术，其他什么都不在乎。穿的也是绿军装，住的也是帐篷，睡的也是木板床。虽然中央有指示，他的待遇应当跟基地司令级首长一样，但见过王淦昌的人，实际上谁都不会相信他有那么高的“待遇”。
王淦昌是以一名忠于职守的科学家的态度在对待每一件生产和技术上的事，而在庞大的氢弹试验的系统工程中，他又承担着统率千军万马跨越各种艰难险阻的重任。然而，王淦昌没有而且不可能想到的事发生了。
“报告王院长：北京城里全乱了，到处都是大字报，我们的‘灰楼’也被包围得水泄不通。”“周光召主任的家都被抄了……”有人把这些消息偷偷地告诉王淦昌。
“谁敢包围我们的‘灰楼’？那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都说过的国家绝密地方呀！为什么要抄光召的家呀？他又没做什么坏事！我要到北京给他作证！”王淦昌是一个从来不知政治奥妙的老知识分子，他根本想不到别人告诉他的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光召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那我们是什么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怎么为国家造原子弹嘛！瞎胡闹。我要找聂元帅问问清楚！”王淦昌从来没有这样气愤过。
1966年12月27日，王淦昌想找的人来了。当聂荣臻元帅从飞机上下来，来到指挥部帐篷时，王淦昌劈头就问：“聂老总，周光召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话，那我这个当老师的又是什么呢？你得给我说说清楚。”聂荣臻一愣，继而笑开了：“王先生，你当然是大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哩！”“什么？我、我是大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我怎么会是呢？”王淦昌瞅着大家，又瞅着自己草绿色的军装，一脸茫然。
“哈哈哈……”聂荣臻大笑，然后打趣地说，“王先生，你相信我是‘大军阀’吗？他们骂我是‘大军阀’，还要‘火烧’我，‘万炮齐轰’我，可我并不怕他们呀！我告诉他们，毛主席让我指挥原子弹等核武器试验，你们谁敢来‘火烧’和‘炮轰’我？那我就让谁尝尝‘蘑菇蛋’是什么滋味！你跟我一样，是毛主席和周总理让你来搞原子弹的，谁要说你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你就告诉他，你是革命的学术权威，那就来罗布泊造造原子弹呀！”王淦昌被逗笑了，自言自语道：“怪了，政治怎么就比我搞原子弹还复杂？”聂帅的到来，使基地重新恢复了紧张而专一的试验工作，王淦昌的心头暂时消除了一丝掠过的疑云。爆炸之前千头万绪的准备工作，使得他无暇顾及北京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千里戈壁滩上的核试验基地上有的只是一片神秘而紧张的战斗情景。
经请示中央，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在聂荣臻到来后的第二天进行。
王淦昌和邓稼先等科学家们感觉这一次试验似乎比两年前进行原子弹试验时还要紧张，原因是这一次大家心里都没多少底。“我到罗布泊不下10次，每次做这种试验，心都提到嗓子眼上……记得有一次试验，当量知道了，第二天才能知道物理试验的具体结果。会不会没有结果呢？那一夜睡不着，翻腾得厉害，真担心啊！心慌、心跳、紧张、不安，非常之难受！我躺在床上，不敢动，也不好意思叫人，强忍着，现在想起来真后怕，那时我是40多岁，如果是晚几年，心脏就会受不了，就会死在那儿了……知道成功了，五脏六腑和浑身的毛孔全都舒服极了……”于敏在十几年后对作家彭继超谈起当年的心情时，充满了真切感。
1966年12月28日，曾经让全世界震惊的中国西部罗布泊又腾起一团直冲云霄的蘑菇云……
这便是让王淦昌终身感到自豪的“大太阳”——氢弹爆炸成功了！“王院长，你感觉怎么样？”在“大太阳”徐徐升起的一刻，聂荣臻元帅握住王淦昌的手，关切地问。
王淦昌吐出了一句真言：“不轻松，太不轻松了！”聂帅听后，默默地点点头，因为这仅仅是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氢弹大爆炸还有太多的路要走。可此时此刻的聂帅心头不由涌起了难以形容的忧郁：唉，罗布泊的“大太阳”虽然升起，可当量级的热核聚变还有很长的距离。但聂帅最担心的不仅是这些，他担心的是一场已经开始袭击神州大地的劫难……
“‘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被叫做‘臭老九’？”“有功之臣变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聂帅望着身披绿军大衣、脑门已呈光溜的王淦昌的背影，心头一阵痛楚：这么好的老科学家，忠心耿耿为祖国，凭什么把他们推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之列？我能保得住他们吗？一个被别人“火烧”、“炮轰”的人？
聂荣臻对天长叹：“唉，老天啊，能多给我几年时间，中国的核武器就可以在世界强国之林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中国人也可以不再总受人欺压了。”然而突发的政治风云，使中国的核武器发展历程开始陷入可怕的命运——1967年初，当中央决定大当量的氢弹“实弹”试验正式下达后，一些重要部门和生产基地却像断了齿的轮子转不动。那个试验必须用的铁塔制作任务交给了华北某金属结构厂加工，可人家根本不动手。
“张震寰，你去用3天时间给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并指派大将。
作为氢弹试验的基地总指挥，张震寰后来因为忙不开身，周恩来又重新派遣另一位大将到这个金属结构厂，他整整用了12个白天和黑夜总算动员职工到车间干活了。
至于王淦昌他们急需要的一些部件，更是催张三张三说要“革命”没时间，催李四李四讲“批判”还没完。“这样还能干事吗？勿来事勿来事！”王淦昌一着急就冒出几句别人半懂半不懂的常熟话来。
“啥都可以马虎，科学实验是马虎不得的。这样搞法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更大的核试验嘛！”王淦昌向周恩来总理和元帅们发起牢骚来。
于是一封以中央军委名义的“特别公函”产生了。
“毛主席号召做的事绝不能耽误！”“特别公函”所到之处，全都“坚决拥护”。
“为试验发展中国核武器作贡献是顶顶光荣的事”，成了千军万马的战斗号角。然而，被“革命”和“造反”弄得神魂颠倒的中国人已经难以控制自己的狂热，就连国家一级机密单位的人也跟着发疯与发高烧。
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爆炸成功后的第二、第三天，聂荣臻元帅在基地的“马兰招待所”主持了一次核武器试验高层会议，基地指挥方面的负责人有张震寰、张蕴钰、李觉、胡若嘏等，技术负责人有特意从北京赶来的钱学森和一直在基地工作的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程开甲、郭会英、于敏、周光召等。聂帅给大家出的议题很清楚：总结此次核爆经验，来年进行百万吨当量的空投氢弹核试验。
“大家谈的时候不要过于慎重，随便些。”聂帅的话，使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特别听说来年就要搞大当量级的空投氢弹试验，将军们和科学家们精神振奋。
“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眼下到处都在贴大字报、抄家，可这样的风我绝不允许它刮到基地来，也不允许它对准在我们这儿辛辛苦苦工作的科学家们。我们这儿是什么地方？我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是毛主席、党中央亲自领导指挥的最高机密单位呀，乱冲乱批还了得！大家放心，有我在，你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谁要想动你们或者想在基地上打主意，我和几位老帅都说了，那就拿我们的命一起抵上！”王淦昌他们听完聂荣臻的这番话，内心泛起无比感激的巨澜。尤其是周光召，这位已经被冲击得不轻的科学家，身体又有病，在聂帅亲自过问和保护下，才使他摆脱了造反派们的无理纠缠，来到基地重新参加激动人心的核试验。
就在这时，一向被外界视为“苍蝇也飞不进”的罗布泊也发生了一连串荒唐的事。
有一天，一辆全副武装的吉普车横冲直撞地开进基地禁区，警卫人员想拦住，结果反被对方缴械。谁敢这么胆大妄为？原来一打听，是那个通天人物毛远新。
“谁敢冲核试验基地，就给我统统逮起来，一个也不放！”聂帅火了。一道命令下达，那个“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要员毛远新被官兵们押进一间小黑屋。
“谁干的？给我马上放人！”康生冲着聂帅高嚷。聂帅义正词严地回答：“放人可以，但得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核基地是国家保密地方，难道你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连最起码的知识都没有？”下面的一件事更叫人听后心惊肉跳。
1967年6月17日，中央决定首次空投氢弹爆炸试验。聂荣臻亲自在基地坐镇。空投爆炸时间定在上午7点。一切准备就绪。聂帅和王淦昌等都进入了指挥室，等待空军飞行员驾着载有300万吨当量的热核装置起飞。
“嘶——”飞行员徐克江驾驶着726号“轰—6”飞机准时从马兰机场起飞。聂帅和王淦昌等基地指挥员与科学家们始终盯着战鹰，并且不时指指点点。8点整，徐克江的飞机进入空投区。地面指挥立即发出“10、9、8、7、6、……2、1——起爆！”的命令。
10秒、20秒、30秒过去了，飞机竟然还在平稳地飞行，聂帅和王淦昌他们期待的大爆炸迟迟不见。
怎么回事？聂帅不安地看看王淦昌，王淦昌则用更加不解的目光看看聂帅，目光分明在说：
这是飞行员的问题。
是吗？聂帅又把头转向穿越于白云间的“轰—6”战机：嗯，好高嘛。它还在天空中转悠，好你个家伙！“快给我接通飞行员，问清到底是怎么回事。马上！”聂帅发脾气了。
“报告聂老总：飞行机长徐克江说他因为背毛主席语录而一时忘了按自动投掷器！”“扯淡！”聂帅脸色发青，看得出他是强忍着不让自己的口中吐出脏字。
“报告聂帅：北京来电。”“不接！”“是总理的。”聂帅这才接过话筒：“是总理啊，我没有完成好您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呀。”“怎么回事呢？是技术故障？人员有没有伤亡？”这是总理关切而焦急的声音，“……好，没有伤亡就好。告诉徐克江同志，请沉着冷静，不要紧张。”总理和聂帅的指示传到了白云间的战机上。机长徐克江定了定神，将拇指贴向自动投掷器，然后用力一按……
顿时，他看到被自己抛出的一个白色圆柱体，飞速地坠下，瞬间，一顶猛然张开的降落伞使劲地想拽住坠下的圆柱体，只见白色圆柱体在与地面即将撞击的瞬间，一个巨大的“太阳”闪着强烈的光芒，亮彻天宇与大地之间……
王淦昌直流泪水……
空中投掷氢弹爆炸成功后，王淦昌接到周恩来的指示：着手研究地下核试验。
进入60年代，自从美国奥本海默完成“曼哈顿计划”，苏联的库尔恰托夫院士也在斯大林元帅的紧逼下相继完成多次原子弹试验后，当时的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一方面为抑制对方的核试验，一方面想使自己永远保持在全世界的核霸地位，签订了限制在空中和地面核试验条约。虽然这一条约对第三国并不存在约束力，然而毕竟核武器由于它所具有的巨大毁灭性后果，只要继续不停地试验，就会对自己的国土家园带来环境与自然条件的严重破坏。地下核试验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被提了出来。中国总理是人民的总理，周恩来想在了所有中国领导人的前面。王淦昌在接受这一新命令后立即开始布置。10月，他与自己的学生、后来也成为杰出物理学家的程开甲教授（时任西北技术研究所所长），组织召开了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讲座。会议的主题非常明确：争取在一两年内将地面核试验多数转入地下。在这之后，王淦昌作为我国地下核试验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全面担起理论与设计的重任。繁重的工作使他不得不奔波于罗布泊和北京之间。然而这位年已6旬的老科学家不曾想到在他从事如此机密和重要的工作时，一场他根本弄不懂的劫难洪水猛兽般地向他袭来……
“那一天王先生从青海回到北京，我开着他的伏尔加专车去接他上班。在他将要钻进车内时，王先生突然站住了，然后绕到车子后面，站在那儿半天一动不动。我急了，以为出了什么事。过去一看，原来后车的玻璃上又被造反派贴了张标语，写着‘反动学术权威’几个大字。我看到王先生的脸色气得发白，嘴唇微微颤抖着。
‘这帮狗日的！’我心里骂了句，因为在王先生回来之前就有人已经贴过同样的标语，可每次都给我撕了。我没有想到今天又有人贴上了。为此我曾向李觉副部长反映过，他也很生气，说王先生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宝’，怎么能不负责任地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李将军指示我不要让王先生知道这样的事，以免刺激王先生。可是那天我还是没有‘把好关’。”时隔近20年，我采访跟随了王淦昌十几年的司机大邵同志，这位中原大汉仍然怀有几分内疚。大邵全名邵春桂，现已退休在家，这位经历朝鲜战场洗礼的老战士，自1960年起就来到核研究所（院），之后成了王淦昌的专职司机，同时又兼王淦昌的“随身警卫”。
王淦昌平时是个“好老头”，从不跟别人计较什么，埋头业务工作，把国家和人民交给的任务视为生命去实现，这是他最大的乐趣和追求。他的女儿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父亲从来不知道向单位和上面要点什么，所以单位的人一说起我父亲就是‘王先生那里不会有什么事的’。他就是这样的人，倒是我们这些儿女和家人被他常常弄得一肚子气。”但王淦昌的大智大慧又决定了他不是一个别人想嘲弄就嘲弄、想污辱就污辱的人。“我是‘反动学术权威’？反动的人可以参加国家最机密的核试验？天下哪有你们这样的‘革命者’？‘造反派’？”王淦昌平时本来就不善言辞，有话常常心里说。
这回他火了，一连几天在心里骂人。
好啊，你们说我“反动学术权威”，那我就“反动”吧。王淦昌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
不再坐专车，改乘公共汽车。
王淦昌住在中关村，工作在花园路的“灰楼”，其间有相当一段路程。原先每天都是大邵车接车送——这也是中央规定给王淦昌等大科学家的待遇，一方面是出于照顾，另一方面是为了保密。自隐姓埋名后，王淦昌他们在一般情况下不允许自由出没在公共场合。这回老先生不坐专车，可把大邵急坏了，万一出了什么事或者失密了怎么办？
“王先生，您快上车吧！您越这样，人家越会注意您的。”“伏尔加”里的大邵一边把车挡和油门开得最低，一边急红了脸跟在王淦昌的后面不停地叫唤。
王淦昌只管自己走，不理那一套，既然昨晚决定不坐车就永远不坐车了！他从家门出来后直奔开往花园路的331路公共汽车站。他上了车，把大邵害苦了，开着“伏尔加”不快不慢地跟在公共汽车后面，一路上被后面大大小小的其他车子骂得狗血喷头。331路车到站了，王淦昌从公共汽车下来后照样步行，任凭大邵大呼小喊。
一连数日，王淦昌和大邵天天这样“对峙”。结果吃不消的不是60多岁的王淦昌，而是身强力壮的大邵。组织上让他为王淦昌开车时就说得明明白白：“王淦昌先生是我们国家杰出的科学家，要像保护高级首长一样保护他，不得出任何差错。这是一项极重要的革命工作。”虽然大邵并不太清楚王淦昌到底是在从事什么工作，但王淦昌经常进出中南海，去见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可知他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
“伏尔加”像只蜗牛似的跟着王淦昌一步一步地慢行着……望着性格耿直的“老头儿”，大邵突然灵机一动：“王先生你是不是爱国的？”大邵把“伏尔加”贴近王淦昌，然后伸出半个头冲王淦昌这么说。
王淦昌一愣。停下步子，两眼直盯着驾驶座上的大邵：“我怎么会不爱国？”大邵心里偷偷一笑，“老头儿”上钩了！随即装出一副特别认真的样子：“我看你不爱国。”“我怎么不爱国？我不爱国怎么去……”王淦昌想说“去为国家造原子弹、氢弹”的话，但一想到纪律，便改说，“我不爱国为啥当初从德国回来到浙江大学去教书，后来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我看你不仅不爱国，而且你还里通外国……”大邵有意气他。
对人情世故一点不沾边的王淦昌哪能清楚大邵的“阴谋”，“我怎么会里通外国？胡说八道！”“真的？真的是胡说？”“当然，绝对是胡说八道！我怎么可能会里通外国嘛！”王淦昌挺着脖子，分辩道。
“那——你为什么不坐专车？”“人家骂我是‘反动学术权威’！可我不是！笑话，我怎么会成‘反动’？成为坏人？”王淦昌一提起“反动学术权威”，气不打一处来。
大邵哈哈大笑起来：“王先生既然你坚持自己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不是‘里通外国’，那就证明人家确实是在胡说八道。既然您认定人家是在胡说八道，干吗还理他们？生他们的气呀？值得吗？您生了气，影响了工作，您说谁高兴？还不是那些想整倒你的人高兴嘛！所以你犯得着吗？”这劈头盖脸的“反击”，真把王淦昌给拨开了：是啊，我凭什么跟那些无知又鲁莽的人计较呀？他们哪能理解我们这些连自己真实身份都要隐藏起来的人一生所追求的是什么呢？真糟糕，我干吗自己生自己的气？想到这里，王淦昌止住了步子。
“上吧，再不上后面的车就要顶我们的屁股了。”就这样，王淦昌重新坐进了“伏尔加”。
1969年，党中央正式决定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并任命王淦昌为此次核试验的总指挥。同以往核试验一样，当中央的重大决策下定，所有相关的制造与参加试验的数百家工厂、数十家研究单位、数万人将要投入紧张的运转。
可是人呢？人都到哪儿去了？王淦昌从北京飞抵罗布泊时，昔日人声鼎沸的战场，怎么就见不着几个人了？
“老院长您总算来了，我们的人都被拉去开批判会了，这儿已有一两个月没正经搞生产了！”有人走过来悄悄告诉王淦昌。
一两个月没工作？这还是不是核试验基地了？王淦昌心头之怒不由直冲脑门。他找到上面派来“支左”的头目、人称“恶二赵”的两个人（两人后被镇压），责问道：“中央的命令可以不执行吗？”“恶二赵”见中央有文，自知不好正面与王淦昌较量，便悄悄避到一边去。然而没有人干活怎么行呢？地下核试验可不是往地里种萝卜，缺一个方面的人马，就会使整个系统无法正常开展工作。身为地下核试验的总指挥，王淦昌心急如焚。他又一次找到“军管会”头目“恶二赵”，要他们赶快停止把大队人马整天拉出去搞运动。
“那怎么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群众运动，广大群众不参加还叫什么运动，谁都别想破坏这场伟大运动的开展！”“恶二赵”气势汹汹，根本没把王淦昌这个“总指挥”放在眼里。王淦昌是个忠于职守的人，想不到碰了如此一鼻子灰！当天，他用机密电话向北京汇报了基地的情况。
“胡闹！地下核试验是毛主席、党中央作出的决定，怎么能耽误呢？一定要恢复生产和科研工作，该上班的同志都得回到第一线！这是中央的命令，必须执行！”周恩来得知后，直接向基地打来电话。
“恶二赵”无可奈何地硬着头皮开会传达，然而基地的广大干部群众和指战员恨透了这两个人，没有人理他们。这一下，“恶二赵”反倒紧张起来了。他们明白，“文革”重要，可核试验也不是件小事，每次核试验执行的都是铁的纪律和铁的命令，跟打仗没有两样，谁真要耽误了，或者在试验过程中出了什么事故，那可是天塌下来的事，谁顶得住呀？“恶二赵”只得极不情愿地张罗人开工，但已经陷入混乱的基地竟然到了想动也动不了的地步。
无奈，“恶二赵”找到了王淦昌：“王总，这可怎么好，找不到人上班呀！我们是下了很大工夫的，可还是不见效，是不是由你向中央把这里的情况汇报汇报？”王淦昌不傻，知道对方想把皮球踢到他这边来。思忖片刻，他说：“既然这样，就用我这张老脸去做做工作吧。在中央对地下核试验定下的时间内，我们一定要按时完成，否则就是对不起毛主席。你们说呢？”危难之际，王淦昌心头比谁都着急。其实基地广大干部群众、科技人员和指战员都很关心地下核试验，只是大家恨透了“恶二赵”破坏生产和整人的那一套，一些胆小的人甚至惧怕他们的疯狂行径，所以宁可少找点麻烦，让“造反”就去“造反”，让参加“批判会”就去参加“批判会”，啥生产啥试验，才不管呢！面对如此一盘散沙，王淦昌怎能不急？
“同志们，我们干的这个事业与西方世界有一大段距离，不能再耽误了呀！大家应该清楚，科学试验花的时间是很多的，我们本来就有很多事情要做，再因为运动和整天开会，生产和科研就没有了保障，这就完不成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了！”“地下核试验意义重大，它可以丰富我们过去的地面和空中试验，能掌握许多新的数据。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全力投入工作，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地下试验这一关！”王淦昌一个科研室、一个生产车间地跑，一遍又一遍地跟大家讲道理。当时的科研人员连看业务书都被禁止了，只能在自己的家里偷偷看。王淦昌就利用就餐时间，挨家挨户去请出科研人员带着业务书上研究室学习、研究。
生产部件的车间里不见一个人，王淦昌拖着自己有病的身躯，到处寻找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告诉他：“王总啊，我们都已经给人家夺权了，再出面也没有人理我们啦。再说，大伙真的来上班，连食堂里的饭都吃不上啊。大师傅们也都回家的回家了，闹革命的闹革命去了，不好办呀。”看着车间主任为难的样子，王淦昌急得直搓手，他是个科学家，能独自运算和设计无数错综复杂的中子、原子一类的顶尖难题，也能作为一名核武器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导与组织者指挥和处理各种千头万绪的业务工作，但他却从来没有做过行政工作。面对车间主任和下面提出的类似难题，不知如何是好。深思之后，他突然对车间主任说：“能不能把同志们的家属发动起来，让她们给大家做饭？”“这……”车间主任想了想说，“倒是个好办法。可谁给她们开工资呀？我们职工的钱都是上面按人头拨下来的，家属们干了工作也不能从财务那儿拿得到钱呀！”“这个问题我能解决。”王淦昌不假任何思索地回答，“可以由我来给她们发工资嘛！”车间主任不由捧腹大笑起来：“王总您有多少钱可以给大家发工资？再说您真给大家发了，人家造反派会说您是在雇工干活，是‘剥削阶级’的行为嘛！”王淦昌一下愣住了，心想对呀，这倒是个难题。于是嘀咕道：“那还是我去动员那些烧饭的大师傅吧。”也许正是基地的干部群众和科技人员们看在他们老院长这么认真和天真的分上，再加上王淦昌本来威望就高，所以大多数部门和机构都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然而，被“恶二赵”人为搞成的两派只要一发生冲突，基地上的生产和科研就会受影响，甚至停工停产。派别斗争已经严重到拿枪拿重武器的地步，为了让双方停止武斗，回到生产和科研上来，王淦昌不止一次冒着生命危险亲自跑到两派的“司令部”劝说。
“你们都清醒地想一想，现在是啥时候了？按照中央规定的时间我们已经紧得不能再紧了，你们大家都不能再情绪化了。搞地下核试验是国家大事，大家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否则将来就会变成历史的罪人！”但由于派别斗争和管理上的混乱，一些原先就回北京休假或者办事的人借机都没有回到基地，使得基地不少岗位的人手异常紧缺。从青海到北京，来去需要坐好几天火车的工夫。王淦昌利用自己经常回北京汇报工作的机会，抽出时间走访那些留在家里的同志，劝说他们返回基地。
“九院”家属大院中不少老同志感慨地对我说：“那阵子王院长天天串东家走西家地找人，碰见一个就盯住一个不放，一直到人家同意回基地为止。好多同志回到基地，就是冲着老院长的面子才离开北京的。没有他呀，我国的第一次地下核试验还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呢！”如果不是王淦昌上上下下动员，如果不是凭着他崇高的威望，被“恶二赵”把持大权的基地在那几年是绝不可能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试验工作的。基地的人们还记得，当时从乌鲁木齐通往基地关口的要道，都被两派的造反派重兵把着，别说物资不易运送，就是行人也常常都要被扣下。
一次，王淦昌和随行几个要员刚到乌鲁木齐机场就听到激烈的枪声，通往基地试验场的通道被造反派们死死地把守着。“怎么办？我们带的都是机密资料，可不能被坏人抢走啊！”王淦昌着急得在原地转圈。
有人建议绕道而行。“不行，一旦途中发生情况，资料丢了怎么交代呀？得重新想办法。”王淦昌急中生智，连夜给有关部门打长途电话，于是很快来了一架飞机将王淦昌一行安全送抵了核试验基地马兰。
今天很多中国人为自己国家拥有强大的核武器而无比自豪，谁能想到当年王淦昌他们所进行的试验工作是那样的艰难！不说国家的物质经济条件差，不说西方世界对我国技术与情报的封锁，我们自己给自己却造成了那么多的难题！中国的地下核试验，实际上是在一个人工挖掘的山洞里进行的，这个洞长达一公里。在这样深的洞穴里装配原子弹，其难度要比在地面上大好多，特别是几百根各式各样的线路，每一根都要拉几公里长，接头与接头之间、线路与线路之间，稍稍有一点点问题，都有可能酿成大难。
为了确保所有地下装置与线路不出任何问题，王淦昌一面向各个环节与系统提出要求，同时亲自深入洞内指挥和监督每道工序的操作和检验。
一次，探测器突然发出“啪啪啪”的响声，王淦昌立即赶到现场，询问是不是产品本身有放射性物质泄漏了，是不是山体本身有贫铀矿存在？为了查清真相，王淦昌一连几十小时钻在幽暗潮湿的山洞内，那时的他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怪呢？经过反复测试，终于查明是一种叫氡气的东西在作怪。氡气是一种放射性有害气体，对人的呼吸系统有很大损害作用。王淦昌得知真相后，看到在洞内工作的解放军小战士们根本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便一个个告诫他们：“小同志们，大家在干完工作和吃饭时尽量不要待在洞内，那样会很危险的。在工作时，一定要戴上防护口罩。千万千万记住我的话，人的生命宝贵啊！”“他这不是宣扬活命哲学吗？”“这是扰乱军心！”王淦昌没有想到早已想治他的“恶二赵”一帮人，竟然把他关心战士们的话当做“反动言论”，公然在大会上指名道姓地拿出来让“革命群众”批判。
“王院长，他们把大字报都贴出来了，您还是先躲几天吧。”几位好心人过来劝王淦昌。
王淦昌两只眼睛一下瞪得老大：“我躲什么呀？周总理交代的任务谁来完成？氡气就是有毒嘛，他们懂什么？同志们长期在洞内，不注意防护就是要伤身体的嘛！我叫大家注意点有什么错？他们这样批判我，我要向总理汇报，看看我到底有没有错！”老科学家较起劲来谁都拉不住他，“什么叫‘活命哲学’？我们是搞科学的，科学讲究的是实事求是嘛！”正是老科学家的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影响了全基地参加地下核试验的将士与科技人员。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试验准备工作热火朝天地进行着。
然而，地面上的大批判一浪比一浪高。当“恶二赵”赤裸裸地批判王淦昌是“反动学术权威”、“笑嘻嘻地腐蚀青年人”时，一位同志实在看不下去，便责问造反派：“像王淦昌这样好的专家，你们都要批判，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好人！”就这么一句话，这位同志竟然被“恶二赵”一伙抓了起来，并戴上了手铐，拉到刑场进行惨无人道的“假枪毙”。
王淦昌得知此事后，潸然泪下。他愤怒地对天长嚎：“我们辛辛苦苦干工作错在什么地方？”他终于倒下了，血压骤然升高。但是他知道核试验远比自己生命重要得多，于是不顾大家的劝告，连续3天3夜在场指挥把最后的核装置和干燥剂放进洞穴。当工兵用最后一块水泥封死洞口时，指挥系统传来紧急状况：控制台的电压几乎全没了！没有电源怎么引爆地底下几千米的原子弹呢！“把洞口重新打开，我要进去检查！”王淦昌立即命令。
“不行，王院长你不能进去，里面已经有了核物质装置，太危险了！你绝不能进去！”战士和现场的同志们组成一道人墙，把王淦昌拦在外面。
“你们都给我闪开，技术方面的问题，我有权负责处理。谁也别想挡得住我，走开，让我进去！”王淦昌扒开人墙，指挥工兵迅速拆除封口，猫着身子钻进深深的山洞之中……
后来终于查出事故原因：一个地方的电线“脱壳”！这一事故，使王淦昌下决心发动基地人员重新从头到尾对已经装置好的整个核爆系统进行全面检查。
1969年9月23日，王淦昌和参加试验的上万人在几十公里外的山巅上，亲眼看到了在天山支脉的一个山体上扬起滚滚尘埃。从千米地下发出的阵阵闷雷，回荡在天山南北……
我国的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了！“老院长，我们成功啦！我们终于完成任务啦！”在大家兴高采烈地向王淦昌祝贺时，这位“两弹元勋”的脸上只露出了一丝十分凝重的微笑……
王淦昌带着地下核试验成功的喜讯回到北京，然而当他回到那个熟悉的“灰楼”时，一切都突然变得陌生了。
“王淦昌先生，根据‘林副主席’的‘一号命令’，我们决定把在北京的九院所有机构，迁至四川绵阳一带，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大迁移工作，组织决定你也一起迁至那儿。”二机部“军管委”正式通知王淦昌。
“我一个人去，还是家属都迁去？”王淦昌问。
“当然是全家都去。而且，你们要做好长期工作、生活在那里的准备！”“好的，我回去马上做迁移准备。”王淦昌丝毫没有想过其他什么问题。在他看来，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本来就是高度机密的，几年前自己连名字都改了，这很正常。只是这一次是大迁移，所以他想到了家的问题。回到家里，王淦昌对老伴和子女只说了几句话，就把全家离开北京的事全都定了下来。王淦昌当然不明白中央作出这项决定的大背景。
就在王淦昌忙于在罗布泊组织地下核试验时，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和苏联的柯西金总理在北京机场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短暂会面。这次会面，中苏两个大国敌对了近10年后双方都想试探一下对方的某些意图。但是那时的两国政治家们实在太不相信对方了，所以作出的一些判断现在看来都很偏激。在柯西金走后的一个多月，也就是在王淦昌报告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消息后的第22天，中南海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主题只有一个：研究当前国际形势和苏联战略动向。不知哪儿来的一份情报显示，苏联内部有人主张乘中国的核武器发展尚不够充分的时候，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毁灭性打击，这使得中国领导人怀疑“老苏”真的想对我们中国突然发动核袭击。会议经毛泽东批准，政治局作出决定：在全国立即开展一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全民战备动员。
为防患于未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管有无问题，一律紧急撤离北京。根据这一精神，毛泽东随即到了武汉，“林副主席”到了苏州，只有周恩来留在北京“守家”。
据后来了解，“林副主席”的“一号命令”共有5条内容：一是苏联谈判代表团于10月20日来北京会谈，对此要提高警惕；二是为防止苏联利用谈判做烟幕对我军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将重武器和重要目标隐藏起来；三是通信联络要保持通畅；四是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五是导弹部队要随时做好发射的准备。
王淦昌老两口带着外孙女三人很快到了目的地——四川绵阳（而今的长虹集团便是当年王淦昌他们的九院子属单位）。司机大邵一家跟着王淦昌“荣幸”地一起到了绵阳那片山沟沟里，并且这一去就是近20年。下面是大邵回忆跟着一起到四川后的有关王淦昌的一些情况——开始部里说了，凡是重要的领导和院长们都要迁到那里，可等我们一到那儿住下后，发现院级领导中就王先生一家搬去了。其他的院长都没有去，房子留着却是常年空空的。我对王先生发过牢骚，说你看人家多精，根本就没打算来。我们倒好，一下把全家的户口都迁到了这儿，现在想回去都没有门儿了。王先生说，别人我不管，可我们来这儿没有错，九院把主要人员和技术设备都搬来了，今后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机构，我们不跟着工作的地方还能干什么？
王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心目中，从来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私事，只要他认为是上面交给的任务，不管在哪里，不管是干什么，他都要全身心地投入，直到完美地把它做好为止。那时绵阳的条件极其困难，连孩子吃的食糖都得从北京带过去。而我们的九院工作区为了适合战备需要，整个工区和生产厂区铺得特别大，共占6个县的地面，近的相互间距离三四十公里路，远的达100多公里。整个绵阳地区实际上成为中国核武器试验的大本营。那时王先生已经是近70岁的人了，但他是生产和技术的总负责，所以几乎每天都要在几百公里的工区里奔波。当时我们所在区域还有不少国民党残留部队，敌情很复杂。每次跟王先生出门，我必须带上武器，随时准备应付不测。由于“文革”影响，许多工厂停停干干，这给王先生的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他既要安排科研工作，还要做人的工作，那几年真是难为他了。绵阳地区又是地震多发区，我和王先生多次出门碰上地震，由于担心出事，我不让他往下面的工区跑，他哪儿肯听！地震一来，夜里我把他拖到汽车上睡，他就是不让，说怕什么？我是搞原子弹的，震波多大，对人类危害多大，我心里都清楚。他照常睡在屋里。有一次我问他，王先生你真的不怕地震砸死人啊？他嘿嘿一乐，说死谁都怕，只是你心里装其他事多了，死的事就给让路了。我相信他的话，因为他心里装了那么多工作，哪儿能顾及自己生死？但就是这样一个兢兢业业为国家作贡献的老科学家，“四人帮”一伙仍没有放过他。青海基地的“恶二赵”派人把王先生抓到罗布泊，说是“工作需要”，实是为了批斗他。而在后方的绵阳，他们则进行大抄家。我知道王先生家里的东西都是国家核武器试验的重要资料和文件，所以我坚决不让造反派动一动。为此，造反派也给我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司机”帽子。
但这也并没有使我在抄家问题上屈服。我一直死死地把着王先生家的门，就是不让造反派进王先生住的房子。后来总算达成了一个“协议”：把房子封存起来。我心想这一招也行，既保护了王先生的东西，又可以过抄家这一关。但造反派头头警告我，说：“你以后不准再照顾王淦昌了，就是他从青海回来也不能去车接。”不几日，王先生真的从青海回到绵阳，我偷偷开车去接了他。王先生见了还特别高兴地对我说：“还是绵阳这儿好，这儿我就不是受批判的坏人了。”他哪里知道这儿的斗争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许多好心人一直全力在保着我们这位可敬的老先生而已……
1975年，因“文革”中断数年的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又重新被列入议事日程，时已68岁的王淦昌仍然以技术总负责人的身份，与小伙子们一起，从吐鲁番到戈壁滩，乘着汽车，整整颠簸了11个小时，到达爆炸地。
“让我再进洞看一遍。”同每一次核试验之前一样，王淦昌坚持要在最后时刻亲自检查一下装置和线路。当在场的人看到老先生吃力地弯着腰在低矮的“猫耳洞”里钻进钻出时，谁都会感动。
大爆炸仍然在王淦昌的注视下获得预期的成功。
这一年，正是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的年份。
这一年，王淦昌的名字又出现在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名单上。
1976年，70虚岁的王淦昌再赴风雪迷漫的青海高原，在一望无际的“死亡之海”的腹部又一次成功进行了我国第3次地下核试验。经过代号为“21—29”、“21—92”、“21—93”三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我国的空中、地面和地下核试验基本走完了所有历程。王淦昌带着让全国人民引以为豪的核试验成果，回到了北京。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最最敬爱的人——周总理离开了人世。
“你们看，上次我向总理汇报工作时，他向我提了5个问题，当时我只回答了3个。现在剩下的两个问题我也想出来了，可他已经走了……”王淦昌坐在椅子上悲痛欲绝地向人诉说着。
几个月后的“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悼念人民总理的活动。王淦昌不顾人多车挤、年高体弱，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悼念队伍。
10月，沉闷了许久的中国响起一声春雷。王淦昌无比激动，他说：“这是更大当量的‘核爆炸’！我要继续努力为国家作贡献。”
1978年，王淦昌奉命从绵阳调回北京，任二机部副部长，并兼任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在这之前的3个月，他再次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79年10月20日，72岁的王淦昌实现了他毕生的追求，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80年2月，他被推选为新成立的中国核学会理事长，同时还被选为中国科协副主席。这一年，他进中南海为中央领导同志作了题为《核能——当代重要能源之一》的报告，从此致力于中国核电站和其他核能科研的领导与组织工作。
1982年，75岁的王淦昌主动辞去二机部副部长等职，仍兼任原子能研究所名誉所长。
1983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他再次当选常委委员。
1984年，王淦昌亲自主持和指导秦山核电站及北京的强流电子直线感应加速器论证等。
1986年，他与王大珩等著名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跟踪国外高新技术发展的建议，即著名的“中国863计划”。
1987年，王淦昌主持国家“神光”激光装置鉴定会，并在80寿辰时发表有关中国激光研究的重要论文。
1988年，他与王大珩、于敏等物理学家向国务院提出将“激光核聚变”列入“863计划”，并获得批准。
1989年，王淦昌赴苏联杜布纳访问，被莫斯科大学授予名誉博士。
1990年2月，他与钱三强、李觉、姜圣阶联名写信给江泽民、李鹏同志，就中国发展核电站提了建议，由他领导的氟化氪准分子激光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1991年，王淦昌接受国家对“863计划”作出贡献的奖励。
1994年，王淦昌向“863计划”提出五点新建议，受到国家重视。
1995年，他与钱学森，黄汲清（大庆油田发现者）和王大珩一起获得李鹏总理颁授的“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
1996年，他捐款设立“王淦昌基础教育奖励基金会”。
1997年夏，他被无名氏（至今仍未查悉）骑车人突然撞倒致重伤，住北京医院数月。
1998年12月，王淦昌逝世。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和中外科学界著名人士、社会学界、教育界近千人送了花圈。
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王淦昌等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