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一场影响和改变9亿农民命运的山村革命
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个农民按下手印，签订了一份分田到户的包干“契约”。
一年后，一位新华社记者将小岗村的事写成一组“内参”送到中央领导手里，小岗村从此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
其实，中国农村改革的真正发源地并非在小岗村，而是在一个更边远和偏僻的山区农村——浙江台州的皂树村。这里的分田到户和大包干，比小岗村更早、更广泛、更彻底，并且经受的斗争也更激烈和痛苦。皂树村和台州农民应该是中国农村改革真正的发源地和急先锋！中国改革开放史将重新改写这一新事件。
引言
历史学家喜欢追溯首创和第一，其意义显而易见。因为只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才能称得起勇敢者，其后，即使你能一次吃上一百只螃蟹，充其量也只能算个勇敢的追随者；第一个登月者在月球上迈出的那一步，远比今天在几万公里外的太空站上行走的宇航员要伟大得多；《共产党宣言》的创立者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连同第一个创建社会主义国家的列宁，之所以被后来的信仰者与追随者称为“马列主义”，同样也因为他们都是共产主义学说和学说实践的第一人。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了，谁发起和缔造了这场改变了当今世界命运的伟大革命，谁是冲在这场伟大革命最前列的勇士和英雄，我们或许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客观公正的史学研究，然而现在大家能够统一和共同确认的是对前一问题的肯定，那便是：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缔造者和主要领导者。那么，到底谁是冲在这场伟大革命最前列的勇士和英雄呢？有人说是深圳人，然而“特区”的孕育和“特区”这一词的出现，也还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初中期；有人说应是1978年12月安徽小岗村的18户按手印分田的农民，他们该是冲在这场伟大革命最前列的勇士和英雄。可浙江人不同意这种说法，浙江人明确告诉我：中国的改革风暴确实始于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的农民，是中国农民最先掀起的改革风暴，但我们浙江人毫无疑问是这场急风暴雨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浙江人的理由是：如果说分田，我们浙江人要比安徽小岗村人早得多，而且范围要大得多，不止几十个农民，是一个村、一个公社，甚至是一个区的范围。“在小岗村人按手印分田之前，我们早就有人悄悄地甚至是公开地把地分到了各家各户……”如果说农民走出庄稼地开始经商，“我们浙江人挑着补鞋机走遍全中国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还在靠粮票、靠定额过日子呢！”如果说民营企业，“这更不用说了，是我们浙江人最先开创了民营企业的先河，而且先有‘浙江制造’，而后才有了‘中国制造’的……”浙江人的理直气壮，是因为改革开放的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而今天的浙江经济，特别是浙江广大农村所掀起的民营经济风暴，事实上一直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样式，是全国各地的样板。
这是毫无疑问的历史。
然而在我们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还有一个需要深究的问题是：在英气昂扬的浙江人中，又是哪个地方的浙江人开先河并成为真正的“浙江精神”和“浙江制造”的始作俑者呢？
外界似乎有一种统一的说法，是温州人。其实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
真正的先行者应该是台州人！这是笔者近年多次亲历台州实地考察的结论——许多社科界的专家和学者以同样的形式作出了同样的结论。
台州人？台州在哪儿？许多人听了这样的结论，会立即问起这样的问题——这，正是我们不了解历史真实的重要原因，历史和传说因此变得有些偏误……
现在该让历史还其本来面目了！改革开放30年了，越来越多因为客观和人为的原因阻隔了普通人了解历史真相的期待，现在确实到了告诉世人什么是历史的真实的时候了！啊，台州和台州人，你亮出神秘面目和走向前台的时候到了——
真温州 假温州 原来是台州……
连我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在两年前我第一次去台州采访前，竟然还不知道中国还有个叫“台州”的地级市。买飞机票时，服务员特意为我查了好一会儿才告诉我：只有到黄岩机场的，好像台州就在黄岩附近。最后电话打到台州市委的同志才弄明白，原来黄岩机场就在台州市区。可为什么不叫台州机场而叫黄岩机场呢？到台州后问了当地官员，他们苦笑着告诉我：建机场时，国家民航部门的管理者说，国内和国外的人都知道黄岩，因为黄岩蜜橘出名，台州没人知道，若起名台州就会影响民航的“社会效益”。台州人哭笑不得，只好认账。
台州在哪里？几千年来，地图上我们找不到，即使在十来年前的中国地图上我们仍然找不到台州这样一个城市。就是在台州的诸多经济指标已经超过温州市的今日，许多台州人向外人介绍自己的家乡时，仍然会有意无意地加一句：“我们就在温州旁边……”嘿，这个台州！然而，到了台州，我才发现，这个地方太了不起了，了不起到了若有谁把它小视，就等于在犯一个严重的错误！一个严重的现实错误！在漫长的岁月里，台州因地理的闭塞，简直就是一个被大山和大海完全包围的独立山国。
有史记载：南朝大诗人谢灵运在永初三年（公元422年）七月，出任永嘉太守，在途经台州赴任途中，因山高路险，又多林莽深壑，便招得几百民夫开山伐木，一路焚烧丛林方“日走三里”。由于谢灵运他们一路砍烧林木，以致当地的台州官员以为是匪徒滋事，发兵前去阻挡，闹出笑话。台州交通不便而闹出的“历史性笑话”还有不少，即便到了20世纪后期的80年代仍然还有流传。在这之前的1958年，台州修过一条与外界通行的公路，但因翻越大括苍山等曾被李白惊呼高达“四万八千丈”的重重大山，司机们一向极其畏惧行走。天气晴朗时，去一趟省城，天不明出发，黑夜才能赶到西子湖畔。如遇雨雪天气，由于山道险恶，谁也不敢出差。
不然车至途中，一旦被险情所搁，呼天不应，呼地不灵，难保性命。一场雨来，几天不通路是常事。改革开放初期，有一群省城来的客人，乘坐几十辆客车被阻在猫狸山岭上，几天下不了山，结果几百名旅客，只得冲进沿途的农家户舍，竟然把山民们家中的所有食物吃了个精光。80年代初，浙江省委书记到台州检查工作回程途中，阻在台州境内前后动弹不得。这时省城有急事催书记同志回杭州，可就是没有办法，急得当时的台州地委不得不令沿途几县组织几百名基干民兵上山铲雪开路，方让省委书记得以回到省城。后来浙江省府上下有到台州的，旁人都会半真半假地关切道：你备好随行的基干民兵没有？
台州东临海，在落后的时代，滔滔大海成了另一种阻隔台州与外界相通的屏障，倒是常有海盗和倭寇侵扰沿海庶民，弄得人人恐慌不已，纷纷后迁或逃跑。清初，台州又成为张煌言、郑成功反清复明的重要基地。清朝政府实行坚壁清野撤尽沿海30里居民于内地的政策，并禁止片板入海，台州又一次成为与世隔绝的荒蛮之地。
长达一千余年的封建皇朝时代，台州一直被朝廷当作贬官流放之地，又加上这些被贬的官员和学士经常奋起反抗朝廷，所以台州在历代朝廷的眼里，是块必须打压的地方。也不知是哪个朝代留下的规矩，辖6县之域的台州，在之后的一千多年设郡立州的历史里，竟然没有一个“台州”的中心城市！其他府郡却不是这样。比如苏州，设府建郡后就有了苏州城，之后的几千年，苏州的发展与沉浮一直没有脱离过中心城市的建设与壮大。台州邻居的宁波与温州，能够发展成解放初期规模仅次于杭州等名城的海滨城市。尤其像宁波，自19世纪中英《南京条约》起，就成为中外著名的港口，其发展一直没有脱离过中心城市宁波府。所以到了20世纪初时，它的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处在东南沿海各大城市前列，与隔杭州湾相望的上海齐步发展成东方大港。即便我们今天看到了大上海，如果没有“宁波邦”加入和源源不断的输血，是断然不能成大器的。相比之下，台州的命运实在可怜可悲，连台州人自己也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在千年漫长的历史里，“台州六县”这一广大区域内、长达800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上，竟没有形成一个稍有些规模和影响力的中心城市？
问旧史，封建统治者心目中的台州是贬谪之地，他们根本不想把台州弄出一个有团结力量和象征意义的中心城市，这样做的意图非常清楚：让你台州永远一盘散沙，不得有为。即便到了新中国，台州仍有35年的漫长历史里没有一个中心城市。直到1994年8月22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台州地区和县级黄岩市、椒江市，设立地级台州市，将椒江、黄岩两个县级市一起拼合成现在的台州中心城区，境辖椒江、黄岩、路桥3区与临海、温岭2市和玉环、天台、仙居、三门4县。市人民政府驻椒江区……至此，台州市才结束了有州（市）无城的历史。
中国的民营经济发源于台州，早已被那些研究“浙江现象”的学者所共识，但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温州人似乎是最先搞起中国民营经济的。正如前文所言，历史上的台州是块贬谪之地，进那里的人和出那里的人都不愿说自己是台州而来、台州而出的人。所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州人和温州人一起扛着补鞋机走遍大江南北时，他们着意掩饰了自己的祖籍，都说是来自温州的——温州人天不怕地不怕，烂了名声也不怕。台州人如此谦卑，原因只有一个：
外人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个台州，而温州却是大家熟识的，并且也是能从地图上找得见的地方。
日子一长便成了习惯，连台州人自己都不太愿意说自己是台州人了，加上后来温州人的名气越来越大，生意场上本来就兴谁的名气大，谁的生意就好做。如此一来，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年间，台州人几乎统统称自己是“温州人”了——这份荣辱感在台州人内心压了很久，也很疼痛和无奈。
台州人因为自己独特的地理原因和历史原因，长期被外界所冷落、所陌生，所边缘……新中国成立，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和地区都跟着共和国一起奋发图强，而一大批老城和新城都在这样的奋发图强中或焕发青春，或平地而起。照理，有千年历史的台州应该像它们一样迅速崛起并被人熟识。然而台州却因地处与台湾遥望相邻的海防前线，又严严实实地被排除在大建设的总格局之外，眼睁睁地坐失于千载难逢的大发展机遇之中……蒋介石军队与大陆人民解放军的最后一仗是在台州的大陈岛，时间是1955年。战斗的结果自然是我军全胜，可台州从此也就成了台湾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最前线。
我军则把台州当做“放进来，关门打狗”的最佳海防战区。从50年代到60年代甚至直到70年代初的二十几年里，台州一直处在这样的备战前线。当地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第一任务是支援前线和备战。有一个电影叫《东海女民兵》，就是按照台州所辖的温岭石塘镇一群守卫海防线的女民兵事迹拍摄的故事片。2006年笔者到石塘镇采访时，专程上了这个女民兵哨所，见到了今天的7位守疆海防女民兵，她们个个英姿飒爽，不减当年老一代女民兵的斗志，令人敬佩。
因为是海防前线，建国初期苏联援建我国的156项重点工程自然没有台州的份，即使国家和省内安排的一般性大中型项目，也不会有人敢放在台州。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国家在台州的各项建设投资加起来总共还不到5个亿，而且这些投资主要投向农业和兴修水利之类的工程，稍稍大一点的就是台州唯一的一个发电厂。这个数目与国家对邻近的宁波和温州所投入的建设资金相比，台州人实在可怜又可悲，如同一个从没有吃过娘奶的野孩子，它的成长经历中有些自生自灭的味道。而这恰恰给了台州人一份勇于奋进、从不索求的自强不息精神。这是后话。
经济上的不投入、少投入也罢，最让台州人不可忍受和负辱的是建国初期的前十年里，有两次竟然被撤销地区行政区划，第一次是1954年，第二次是1958年，撤销后的台州下属县级单位不是划给了宁波，就是分给了温州。直到1962年，台湾的蒋介石疯狂地叫嚣“反攻大陆”时，考虑到军事形势的需要，台州才再次重立专区。重立后的台州又在很长时间里承担了海防前线的特殊任务。所以因诸多的“军事秘密”和“军事要地”的原因，台州始终成了一个不被人熟识的地方。
台州还有一个非常不利于名气外传的原因，是它的地名读音，很不适合国人的理解。台州台州，不就是台湾的“台”字吗？非也。到了台州才知道，这个台州的“台”字不读台（tái），而读台（tāi），其音与“胎”儿的胎字一样。台州的真正读音，与江苏的泰州一样，所以过去除了台州地理上的偏僻荒蛮原因外，很多人一听“台州”，还以为是江苏的泰州。总之，台州的名声很受这些历史的、地理的、读音上的种种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吃亏。
台州有座高高的山，叫天台山，“台”字便是起名于此岳。
天台山蜿蜒于东海之滨，以其绚丽多姿的形貌和临海昭然又与尘世几乎隔绝的独特地理原因，而一直被佛教界所看重。从汉晋至唐宋的数百年间，天台山以其古久、清秀、奇特和幽静的自然“佛性”而被佛界所高看与尊重。尤其是南朝陈至隋时的高僧智创立的中国化佛教的第一个宗派——天台宗，更使天台山成为中国古代佛教的圣地。天台宗在历史上曾经辉煌和传世多时，特别是对日本和韩国宗教的影响与传播所起到的作用是关键性和决定性的。在今天的日本和韩国，“天台宗”的佛学和弟子之广、之多，简直令人吃惊。创立“天台宗”佛教学说的智，在隋初受“智者”号，世称“智者大师”、“天台大师”，是位对中国古代哲学和古代文化起过巨大影响的大师。智者大师采取“六经注我”、“随义立名”等手法，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对印度佛教经典进行了取舍、发挥和再创作，又把中国哲学中有关人的心理活动、精神修养、人性欲念等融入天台宗思想中，提出有自己本体特色的种种命题，并用一系列的范畴进行思辨论证，建构和引照了在中华文明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天台宗完整的佛教哲学体系。
台州，又因历史上“贬谪之地”的缘故，像骆宾王、郑虔等一批杰出的文学大师和著名学者被贬之后在这里养心修身的同时，写书作文，使得台州的名胜古刹和自然风景让许多文人墨客慕名而至，于是高僧与文化名流的合作，为中华文明史尤其是辉煌的中国传统文化增添了不可缺少的一页。
如山一样的硬气，如水一般的灵气，如佛一样的超然与内敛，决定了台州人不畏强权，敢于冒险，勇于闯荡，又富有创造进取的精神，造就了台州昨天和今天的历史，而这也为我们合理地理解和解释台州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发源地以及它又没像温州那样早已被外界熟知的缘故。
历史需要还原真实，台州人现在已经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幕后走到了前台，尤其是近些年它所表现出的强大内动力，已经让国人和众多研究者为之振奋。2007年，台州的GDP总量达到1717亿元，位居全国100个城市的第36位，这百个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苏州等特大城市；其143％的增长速度位居浙江全省五大城市之首，浙江五大城市为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和台州。其实台州人告诉我，台州人创造的GDP应该有两个概念，这官方公布的1717亿元是在台州本地统计部门统计的本地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而至少还有达1700亿元的GDP是台州人在其他省市区为别人创造的财富。如果两数相加，550万台州人实际为国家创造的GDP，应名列全国100个城市的前25位，与大连、武汉、沈阳等大城市相当水平。而这样的数据绝非杜撰，只要你到台州走一走，再深入百姓和金融机构了解一下，你会真切地感受到这些数字或许还是低估的。
至2007年末，台州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达2000亿元。台州的经济95％以上是民营经济，也就是说，存在台州金融机构的钱绝大多数是老百姓的。按照这个“硬碰硬”的基本事实推断，台州的人均存款是多少，你可以计算一下，而计算出来的数字会吓死人！台州人与温州人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做生意靠吆喝赚钱，前者是闷声大发财。
了解这样的背景后，谁都会对台州和台州人刮目相看。然而，当我们再深入到台州这块神奇的土地时，我发现的却是另一个令人震撼的现象：默默无闻而又绝顶智慧、坚忍不拔的台州人，在最近30余年的历史里，为中国社会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无数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而这些丰富的精神财富，在笔者看来，是必须进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和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史册的内容，否则中国的当代史将是一个严重的缺憾。
绝非滋事惑众。所有从事党史和国史研究的学者与专家，所有想了解当代中国农民发展史的人们，都应该怀着虔诚的心，与我一起走进台州这块由农民们建立起的创新与求索的精神圣地——
皂树村：孤独而沸腾的农民革命策源地
翻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共党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开放史书，我们都能看到这样一段历史记述：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按手印分田，从而掀开了中国农民的又一场伟大革命……
其实，最早分田到户的并非小岗村，从笔者实地采访和掌握的材料看，台州市的白水洋镇皂树村远比小岗村18户农民的分田包干要早出好几年，而且分田到户的范围和所经历的过程比小岗村所经历的要更加惊心动魄！
2006年4月23日，当我采访完台州诸多现代化的先进企业和令人振奋的民营经济后，提出要到台州目前仍比较落后的山区看一看时，市委宣传部的同志与临海市联系了一下，结果有关人士带我到了临海、天台和仙居三县市交界的三水洋镇。与高度发展的台州市区相比，偏僻的山区小镇白水洋确实更像我记忆中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南方小镇。虽然这里的居民也能通过电视看到大洋彼岸的奥斯卡奖颁奖的现场直播，但人们住的、商店里陈设的基本上还都是一些日用品，时尚的奢侈品很少见。镇政府的文化站长小杨将我们领到镇会议室时，已经有几位老干部在等候我们。其中一位叫王植江的老同志指指会议室，说他在上世纪70年代当副区长时，这会议室和办公楼就是这个样。近40年了，镇政府的办公条件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白水洋历史上可是蛮有名气的呀！方圆几十里，就这儿街市热闹，有‘台州京城’之称的临海的城里人，都称我们这儿是‘小上海’。”老区长的话让我对白水洋刮目相看。一个山区小镇，有5万人居住在这儿，仅凭这一点，我相信它在方圆几十里的百姓心目中的特殊地位。
在白水洋镇最繁华的地方走了一程，总体感觉这里偶尔也有一些年轻人能够上上网，但百姓们基本上仍然处在农业社会的那种逍遥自足的状态，与大都市那种人赶人、车挤车的情况相比，白水洋人的这种逍遥自在的生活方式很让人有种怀旧的享受感觉。
白水洋镇现在管辖二镇一乡，即原来的白水洋镇和双港镇及黄坦乡，与中国农村乡镇变革一样，这些年里白水洋镇并并合合，管辖的行政村也由过去的145个撤并成了122个。双港和黄坦也不再叫镇与乡了，改为白水洋镇下属的办事处，就是过去的公社。
我们这些当年“人民公社”社员，自然很知道三四十年前中国人民公社的情形，然而当我离开白水洋，往大山深处的双港和黄坦两地再一次目睹“公社”时，仍然不敢相信中国之大、中国农村与农村之间的差异之大。
双港小镇还算说得过去，有那么一些街道和居民。可黄坦的公社所在地我就无法认辨了。
“公社”所在地竟然只有一座半山腰的破落小院子。主人告诉我，现在的白水洋黄坦办事处和过去的黄坦公社，都是在这座小院子里。这与我小时候所看到的“公社”和近些年走过的江浙小镇相比，黄坦实在是“大西北”水平了！由此我心中想象得到：双港和黄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里所发生的一切完全可能是必然了。
白水洋、双港和黄坦三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十年间，曾经一次又一次地演变过行政管辖权。白水洋镇凭着历史悠久、镇大人多，所以从来都是以“中心镇”的优势在这一带雄踞龙头地位。“老二”的双港则曾经在镇之前的行政区划内一度作为县下面的区政府所在地，而“小弟弟”的黄坦始终是受白水洋和双港的领导与管辖。现在从台州市区的中心到白水洋，汽车路程也就是三四个小时，从临海到白水洋也就两个来小时，可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前一二十年，别说台州市领导，就是临海县的领导能够跑一趟双港或黄坦，也实在太不容易了。难怪当我把黄坦和双港人在六七十年代就大面积分田到户的史实告诉在临海当了十几年领导的台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朱广建时，他十分惊诧地说：“我怎么不知道黄坦和双港有这么伟大的事情？”“他们当然不知道！因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这儿农村的分田到户大包干，从公社和区委、区政府的干部开始，所有人都是瞒着上面干的，根本不会让上面知道一点儿风声，知道就麻烦大了！”老区长王植江这样解释。
“难道就没透过风声？”我问。
“也不能说上面没发现过。我经历的就有两次：一次是1976年底，一次是中央出台农村包干政策之前的1979年。”王植江一讲起当年的大包干，顿时情绪高涨起来，说：“先说1979年，因为我们双港和黄坦两乡的土地基本分光了，所以附近乡的干部就向县里报告了。有一天县里的领导就把我和区委书记卢凯同志叫到县里询问。当我们承认有这回事时，县领导就责令卢凯书记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作检查，那会儿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两个凡是’风还很严重，谁要搞分田到户，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是要坐牢杀头的事。
我们的卢书记真是一条硬汉，他理直气壮地告诉县领导，说让我检查可以，但让我动员农民把分的田再收回来，我不干！我也干不了！县里领导一听，气得嘴都歪了，说：你是区委书记，你不执行上级组织的命令，还要你这个区委书记干什么？卢书记说：我这个书记的乌纱帽你们可以随时摘掉，但你们谁也无法阻止农民分田的行动！卢书记的态度，让这事闹大了，周围的公社怕我们的分田到户风刮到他们那儿去，于是在我们双港、黄坦二乡通往外面的一个叫花冠岩的地方特意竖了一块巨大的牌子，上面赫然醒目地写了十个大字：堵住花冠岩，防止双港烂。意思是我们双港已经被资本主义烂掉了，现在紧挨双港的花冠岩村是其他乡村的最后防线，一定要堵住不让我们的分田包干风吹到他们那儿去。”才30多年前的事，现在我们听听当年所发生的那一幕，会捧腹大笑。“后来呢？”我问。
“那个时候，农民们想过好日子的心早已像干枯的水秧苗，靠一块牌子、一个命令是挡不住的。没有多少时间，我们双港、黄坦周围的河头、沿溪、张家渡等山区乡村，也有不少农民偷偷仿效我们把地分了。但分得最多、最普遍的还是我们双港和黄坦二个公社……”王植江老人谈起那一段往事，颇为得意。
“你们的分田到户，与安徽小岗村相比到底时间比他们早多少？方式有什么不同？”这是我所关心的事。
“我们这儿的分田到户，最早的一些生产队上世纪70年代前就分了，我敢说要比小岗村早出几年，甚至十几年！我们这儿的包干、分田是大家的一种默契，一开始就是按人口分的，不像小岗村，他们是那种几个农户联合起来形成的一种反抗集体土地制的形式。”王植江进而介绍：“比如黄坦公社有个皂树村，在1977年前就已经把地全部分完了，后来到80年代中央出台农村实行分地到户的责任承包制政策时，皂树村就没有重新再分田分地，因为好几年前他们就把地分完了……直到前两年中央出台的新一轮土地承包政策时，他们因村里的户籍人员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才重新调整了本村的土地承包划分。”王植江说完这话补充道：“我在双港和白水洋当干部到退休，已经几十年了，都是在农村工作，对这里发生的每一件稍大一点的事，全部记得清清楚楚。”“那你能说说你老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并支持农民们分田包干的呢？”“可以。”
王植江不假思索地告诉我，“我第一次清楚下面分田包干的事是在1976年。当时我任双港区副区长。”“你是怎么发现这里的农民其实早把地分掉的呢？”王植江很骄傲地说：“我还是先介绍一下我们这里农业的一些基本情况吧。”老人到底是农村干部出身，知道应该先让我明白些什么，“我们双港区除了白水洋镇情况好一点外，双港和黄坦是临海最穷的地方，尤其是黄坦，基本都是山区，又是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地方，农民们一直吃国家返销粮过日子。但由于人民公社后，土地归了集体，农民们吃返销粮仍然不能吃饱，所以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有生产队把土地按人头分给了各家各户。可那时毕竟全国农村都是不允许分田到户的所谓社会主义，因此上面听说有人分田分地后，就要求我们去割资本主义的尾巴。1976年夏，我当副区长时，上面又要求我们组织工作组下乡，对那些分田的农民动粗。当时上面给我们工作组的精神是：只要共产党在，就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人搞单干。
这话的意思是：我们能不能制止和刹住单干风，关系到能不能保住共产党政权的天大问题。老实说，当时我带着工作组，就有种同单干风生死斗争的味道。你可以想象，我们认为自己代表的是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政权，而他们搞单干、分田分地就是与共产党唱对台戏的资本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嘛！可一下去，我们才发现农民们分田单干的实在太多了，多得让我们简直无从下手。为了给那些分田搞单干的人点颜色看看，工作组也曾采用专政的手段，揪了几个人，像斗地主、斗走资派一样，押着游街和游村。但这些措施还是不管用。一方面搞单干的人太多，我们不可能把所有搞单干和分田的人都抓起来；另一方面你今天到某一个生产队把他们分的地合起来，明天你工作组还没有离开村子，他们又把地分了。开始有人报告后我不相信，说哪有那么快就把地分了嘛！一调查才有人告诉我说，区长这还不简单，我们熟悉每一块地，你们工作组白天把分的地收拢了，晚上我们再开个会，几句话就又把地分了。我听后，心想可不是，农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他们对每一块土地了如指掌。于是我动员工作组人员，说为了防止农民们偷偷分田单干，让白天从地里收来的黄豆全部倒在生产队的晒场上，这样谁的黄豆就分不清了，你们想单干也单干不成。我自以为这样就可以让农民们没辙了，哪知他们笑着将我领到晒场，然后用脚轻轻扒开满地的黄豆。我一看，顿时恍然大悟：原来，农民们在黄豆下面或放了几根稻草，或放上几块小石头，将张家李家的黄豆分得一清二楚……”“哈哈，农民们就用那么简单而充满智慧的做法蒙混过关了！”我听后忍俊不禁。
老人也笑了，说：“没办法，他们的招数太多了，无论我们工作组想什么法子来割‘尾巴’，最后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这种情况下，我们工作组开始反思了：一是思考为什么农民们那么强烈地坚持要分田到户搞单干？二是从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凡搞单干和分田到户的地方，农民们的日子就相对好一些，基本上没有出去讨饭的。相反，那些靠吃国家返销粮又不分田的村子，则每年会有很多人出去讨饭。基于这种情况，我立即向区委和卢凯书记作了汇报，结果其他几个工作组了解的情况跟我们一样，农民们就是愿意分田单干。基层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也都支持分田单干。而且这些基层干部明确告诉我们工作组：如果一定要让他们去执行不让农民们单干分田的话，他们就全部自动辞职。这一态度在乡以下干部中占了90%以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坚持要求乡、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执行所谓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动员农民们上交已经分的土地和停止单干的话，那么乡以下的所有基层组织将基本瘫痪。在那个年代，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天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是谁也担当不起的事，所以区委，尤其是本来就支持农民分田的卢凯书记的态度，我们那次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工作组后来完全站在了农民这一边。比如我领导的六个工作组，几十号干部，没有一个人说农民单干和分田有什么坏处。
但毕竟作为负有一定领导责任的我们几个负责人，还要对上面负责，所以最后我把六个工作组的队长召集在一起，我们共同商量了一个对上的对策。因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上面最关心的是在‘祖国一片大好形势下’，如果哪个地方出现成群结队的讨饭和流浪的老百姓，才是最大的政治问题。所以我们几位工作组的队长约定：在我们负责的那些生产大队，对农民们的单干和分田分地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基本上不再去管他们了。工作组的任务将向上面保证：所进驻的地方，如果出现有外出讨饭的人，我们将负政治责任。当时我们还盟誓向上级保证：要让所进驻的农村，少要或不要国家的返销粮。县上后来听说我们双港区派到下面的‘割尾巴’工作组能够保证上面的两点，自然非常高兴，之后也就不再怎么逼着我们问到底有没有解决分田单干的现象，最多问问现在又收了多少土地，至于分掉了多少土地似乎并不在统计之列。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1979年、1980年……所以后来听说安徽小岗村分田到户，有人跟着学他们时，我们这儿的干部和农民们只是笑笑而已，因为到那个时候，整个黄坦乡的土地基本上已早分光了，双港乡和白水洋的土地也都分得差不多了。”王植江说到这儿，突然想起一件重要事似的，抬头瞅了瞅我们正坐着的白水洋镇会议室，说道：“大概在1979年吧，有个经济学家叫薛暮桥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叫做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的文章后，引起了全国大讨论。当时我们区里各乡的干部都坐在这个会议室开会讨论，议题只有一个：分田到户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场讨论涉及的是农民们的大事情，所以我们干部在会议室开会，各乡的老百姓也来了不少人，他们在外面听着我们到底是什么态度。讨论整整持续了一天，当社员们听我们会议室的干部说分田到户没有什么错时，他们立即兴高采烈地回家去了。等我们会议结束时，各乡、各大队、各生产队那些没有分的土地，几乎在一夜之间又全部给分掉了！”“有这么快吗？”我有些不敢相信。
“一点没错。就分得那么快。”王植江瞪大眼睛向我证实，“分不分土地，对当时的农民来说，是有没有活路的大事情，他们太关心了！所以听我们干部说没什么不对时，他们一下把消息散了出去。你想想，咱们这儿虽然是山区，可一传百、百传千……一顿饭的工夫，区委干部赞同分田到户的消息还不传遍了每一个角落吗？”原来如此！“王老，据你所知道的，当时分田搞单干的，在咱们双港、黄坦两个公社中，哪个村最早、最典型？”“黄坦的皂树村。”老人不假思索地告诉我。
皂树村从此烙在我的脑海中。第一次采访台州没有时间了。2006年5月22日上午，在我第二次采访台州抵达目的地后，立即请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安排到皂树村的采访事宜。下午3点40分左右，我们到达皂树村。
这正是个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四面环山的小村庄，坐落在环山的半山腰间，背靠的大山顶峰，有一块冲天巨石，十分雄壮巍峨。皂谢村的正面，有一块小盆地，种着绿油油的水稻，满山都是绿林。那天我们去时，正是雨后，所以整个村庄和盆地，飘舞着湿淋淋的云雾……
空气显得特别清新。村边的一条小溪，响着潺潺流水，无论是举目远眺，还是低头观草，无处不让人心旷神怡。
村民们告诉我，皂树村得名是因为村子后面的大山上有棵两人合抱的大皂角树，这树的荚果像肥皂一样，能用来洗衣服，所以得名“皂树村”。据老者讲，这村子有一百多年历史，过去住在这里的没有几户人家，抗日战争后，山下搬来不少怕打仗的人，所以慢慢村子就大了。现任村支书李方满接待了我，当我在他家坐下后，立即有十几个村民跟我们围坐在一起。原因是，上午镇上有干部告诉他们我要来了解当年他们村上分田单干的事，加上老区长王植江跟着一起过来，所以我们一出现，正在家里闲着的村民们纷纷来到了村支书家。
“我已经快三十年没来过了。基本上还是老样子……”王植江老前辈望着小山村，感慨道。
“我当会计那会儿，村上的人最多时共有296人，101户。现在少多了，常住在这儿的有70来人，其他的都出去打工了，有65户到临海、台外买了房子，甚至还有到杭州、上海买房子的。他们都不会回来了……”李方满向我介绍说。
真不敢相信，在如此小而偏僻的山村，同样有许多向往都市生活的人，并且竟然也加入了富人的行列。
“别看我们村小，现在也有人当千万富翁了！”李方满指指村中央的一栋新楼房，说那家主人就是个“千万富翁”。
“是干什么的？”我吃惊不小。
“在杭州和台州等地搞建筑的。他是我的前任，当过村主任。”李方满说。
台州农民就是了不起，连这么一个大山深处的穷山村，竟然也会冒出个让我们感到敬佩的大亨，简直不可思议。
“我们皂树村都姓李。全村有100亩粮田，其中旱地30亩，水稻田70亩，还有460亩山地，是个很小的山村。人民公社时，我们曾经是一个行政生产大队，根据自然村又分了三个生产队。因为都是山地，种植的粮食不够全村人吃的，在吃返销粮的那些年里，全村得到的返销粮在1万斤左右。到了‘文革’后，返销粮断断续续，村里的百姓日子就难过了。可日子总得过，怎么办呢？光靠外出讨饭不是个事，尤其是‘文革’那阵子。社员出去讨饭，是要生产大队开证明的，那会儿谁也不敢给社员开证明，你一开证明就等于说你允许坏分子出去给社会主义抹黑，这个责任干部是担当不起的。所以外出讨饭不行，国家的返销粮不来，人民公社大集体种田的收成又不够大伙吃，最后只有一条路可走——把地分给社员自己去种……”“这么说，分田到户，其实都是逼出来的？”“那是！安徽小岗村农民画押，也是逼出来的，他们那个地方饿死人的特别多，他们的分田到户，其实是农民兄弟跟死神在决斗。我们呢，是同饿神在决斗。相比之下，我们这儿天高皇帝远，大山沟里，以前上面的干部一般不会走到我们这儿的，最多区委和公社的干部几年来一趟，偶尔来一趟也不会呆上几个时辰，他们说什么我们听听而已，该做什么还是自己的事。再说，当年我们的区委干部、公社干部都是些非常不错的人，他们跟我们农民有感情，他们只要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看着我们农民过的日子，他们是不会昧着良心去做些丧尽天良的事。
王区长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可以问问他是不是这个情况？你说。”李方满指指身边坐着的王植江。
“是啊，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睁一眼闭一眼，谁也不得罪。”王植江抽着乡亲们递上的烟卷，点头道。
乡亲们顿时哈哈大笑起来。“他们干部和工作组只要睁一眼、闭一眼，我们就有日子过了！”有乡亲站起来，给王植江敬烟、敬茶，说着当年多亏了老区长开恩一类的话。
这时的王植江感到特别自豪，连声说：“我这辈子风水一直很背，唯独当年对你们的分田到户我是支持的。”“仅凭这一条，您老功德无量！”乡亲对他说。
王植江老人听后连连点头，脸上挂满了得意的笑容。
“那——你们能不能准确地说出你们是什么时候正式开始分田到户的呢？”这是个关键性问题，我希望皂树村的乡亲们能够准确回答。
“不是1965年，就是1967年！”有人马上说。
“应该是1967年。”有人则说。
“那到底是1965年还是1967年呢？”我想弄清楚，因为这很重要，如果这一时间成立，等于说皂树村的分田到户，其实要比安徽小岗村早出十年！“这是肯定的。我们可以拍胸脯保证比他们那儿分田到户早得多！”“早得多……后来报纸上说学习安徽人分田的事，我们这儿早就把地分掉多少年了！”
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这儿的分田到户总的时间远比小岗村要早。那么到底早多少年呢？现任村支书李方满的话可能比较接近事实，他说：“我是1966底、1967年初当生产队会计的。在这之前，我们村上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搞起来的食堂已经停了几年，记得1964年、1965年村上的粮食还是不够吃，我当会计时，生产队就研究决定先把30亩旱地和山前坡下的零碎地全部分到各家各户。但这一招还是没有根本上管用，第一、第二年下来，社员们普遍反映粮食还是不够吃的。这可怎么办呢？这时我们发现一个情况：就是村上还有70多亩好田好地怎么种就是上不去产量，而相反已经分掉的那30亩旱地和山前坡下的那些零碎地倒是产量挺高的。总结来总结去，只有一条理由：就是大田好地是集体在种，社员们不像对分到各家各户的那些旱地和边角地种得认真，所以生产队的粮食总产量还是上不去，社员的口粮还是不够。针对这个情况，生产队最后决定把剩下的70亩好田也按人头，全部分到了各家各户……”原来如此。“这事上面一点不知道？”我问。
“知道。公社知道的。”“知道了他们还同意分？”“怎么会同意呢？”李方满说，“那是‘文革’最疯的时候，是打击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年景！我们哪敢顶风公开分田嘛！”“那你们采取了什么招数？”“这你问问我们这些老干部。”李方满指着隔我而坐的一位老汉，说：“他是大队的副大队长，又是三队队长，他知道。”有人马上告诉我，老汉叫李文君。我便让李文君老汉坐到身边，请他讲讲当年如何分那些大田的。老汉说：“公社才不会让我们分田呢，分了大田就等于是反革命分子！我们是以种菜地和猪口地等名义分的……”“啥叫猪口地？”我不懂了，便问。
“就是猪的口粮地。当年农业学大寨时，我们农村养猪支持社会主义建设，支援‘文化大革命’，这是上面号召的，还有种菜子地也是上面号召的，所以我们借上面的号召、为多种菜子地、种好猪口地名义把地分了……”李文君咧着掉了好几颗牙的嘴巴，憨厚地朝我笑着说。
自古以来，中国的农民们其实一直很聪明，当苦难的生活逼得他们无路可走时，人间的许多奇迹都是他们创造出来的。而人类文明史的推进，尤其是靠他们的这种创造力和发誓改变命运的积极性。而今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到高度文明的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许多人似乎正在忘却农民的功劳，这其实是非常幼稚的。
中国今天飞速发展的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工业社会，其实就是靠像皂树村和安徽小岗村农民分田到户的改革精神所打下的基础为推动力的。
“当时我们还利用政策，掩饰了我们分田到户的做法。”李方满说，“人民公社讲的是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于是我们根据这一政策，就把原先的三个生产队，再分成小小生产队，又三分为九，成了九个小生产队，这一分，全大队等于把所有的地通过合法的政策，全都分给了各家各户……”“我不太懂这层意思。”我被聪明的农民们有些搞糊涂了。
“哈哈……”于是全屋的人大笑。他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我们皂树村本来就都姓李，基本上是一个族的本家人，再分成九个小小生产队，所以便成了“父子队”“夫妻队”“兄弟队”“亲戚队”为主的“分田到户”和“包产到户”了。
真是聪明绝顶！合理合法的分田到户、到人制度，与当时的社队三级所有制又相符……
“后来公社知道了，又派人来，要求我们合并。在上面看来，三级所有制是大事，不能随便再分什么小小队，所以我们不得不在形式上重新合并成原来的三个生产队。这大约是1973年、1974年的事。”李方满回忆说。
“公社的人走了后，我们几个干部坐在一起又商量，这回采取新办法：按耕牛分田！”李文君介绍说。
“按耕牛分田怎么讲？”我又不懂了。
李方满忙接过话茬，解释道：“我们是山区，基本上家家户户养着一头条牛。当时上面根本不会同意按人、按户分田，一听按人头、按户分田，那就是了不得的搞资本主义！所以我们就想出了个办法，你不是不让分成小小队吗？那我就按耕牛来分田，牛是农业学大寨时的主要生产工具，政策鼓励大力养牛，按牛分田，上面就没法说不同意，因为中央文件上没有哪一条规定不能按牛分田，只有鼓励大力养殖耕牛的精神。我们就是借这一个精神，来了个‘按牛分田’……”高，实在是高！我忍不住伸出拇指把皂树村的农民们夸耀。他们笑着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我听后，说这是“真正的高明办法”——因为它既没有与当时的政策相抵触，同时又结合了皂树村的实际。
“那会儿，政治形势非常紧，别说是分田到户，就是发现谁种了几条丝瓜也算是‘资本主义’。农民们辛苦干一天只有024元收入，根本没办法过日子。上面又不让我们劳力外出，谁外出干活，就是不正派的人，就是流氓、盲流和坏分子、反革命；政策是把所有劳动力都捆在土地上。如果是田多人少，或人多地好，可能还过得去。可我们皂树村是人多地少，而且田地又都是非常差的山地，二三百号人捆在这么一块山窝窝里，不想点法子，真的肯定会饿死一半人哪！分田到户是逼出来的。”李方满说。
“可不，要不是怕饿死人，谁敢冒着掉脑袋去搞分田到户嘛！”李文君指着满屋的人，挨个问：“你们对作家说说，我讲的是不是事实？”“是，是这个理。”众乡亲异口同声，像要向我发誓似的。
我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些憨厚老实的农民，自有皂树村的一百多年来，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哪个记者、作家来过村上，除了为生存而不得不多次向上面来的干部们隐瞒分田到户说过假话外，他们从来没有说过第二回假话，这一点我完全可以相信。
“如果就从1967年算起或者以耕牛数量分田的1973年、1974年算，到中央决定可以分田的1980年，这中间有六七年、十来年，是中国政局比较复杂的‘文革’时代和‘文革’刚结束的‘两个凡是’阶段，你们的分田到户搞包干，有没有因此受过牵连？”我进而问。
“有。越到后来斗争越艰巨！”李方满指着李文君：“老队长最清楚了！”李文君点点头，抽着闷烟。我突然发现，老汉的眼里闪着泪花……“老队长你能说说吗？”“他可受大罪了。”有人在一旁说。
屋里顿时静了下来。我猜想着一定是有很悲痛的事……果然，李文君猛抽了几口烟后，瓮声瓮气地说道：那应该是1976年五六月份的事，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村口有块半亩来大的坡地种了包心菜，全村每人15株，人人都有份。菜地长势好，又在村口边，刚巧被下乡检查工作的公社新上任的那个姓金的书记发现了。其实全村的其他一百多亩大田早也分了，他没发现。这个姓金的书记原来也是区委派到我们黄坦公社工作队的，后来他留在黄坦。这个人“左”得很，他发现我们的那块半亩地分掉了，就把我揪到全公社干部大会上批斗。那是个现场会，放在黄坦乡最高的山顶上开，那儿有个茶场，叫安基山茶场。批斗会就在那里开的。他们在我的胸前挂了一块硬纸牌，上面写着“分田头子”。还让我手拿着一面小铜锣敲，一边走一边敲，从山底下的公社所在地一直往山上走，走到安基山顶的茶场，算是游山批斗吧……
李文君说了十几分钟，说得并不复杂，也并不太悲凉，但在他讲完后，整个屋里的人都不说话了，沉寂了很久。我想，老乡们一定还沉浸在当年那个很可怕的事件之中。
“作家你想想：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村口的半亩地被发现了，还要出现这么大动静的批斗，如果上面真要是知道我们把村上的田地都分光了的话，那不知要落下什么大灾难啊！”是李方满打破了沉寂的气氛。他的这一问话，让李文君重新开了口：“我敢说，全大队的干部都得下台，几个主要的干部得坐牢去。”“老队长说的真有可能。”我点头道。
“可不，才半亩地他们批斗了几次，也停了我的职。假如他们知道全村的地都分了，那还了得！性质不一样了！”李文君告诉我，就为这半亩地，他除了受到批斗和撤职外，还被罚15元钱。”管具体分田的另一名队长李义洪也被罚了15元。他家情况好一点，交了现钱：我家穷，没有钱，只好把家里的一只木箱子拿出去抵了，那箱子是我老婆当年的嫁妆……”老队长瓮声瓮气地补了这么一句。
他的话再一次让一屋子的人沉默了，而我听后差点落泪。心想：当年的生产队长也是穷人，或者比一般社员还要穷苦，可就是为了能让自己的乡亲们活下去，把村头的一块半亩坡地分给了社员，结果落个又是批斗又是撤职，最后还要罚交15元的命运！穷苦的李文君可怜，没有钱，只好把自己老婆的嫁妆上交了才算顶了这事……这是中国社会曾经发生的一幕，离今天的日子并不远。
然而，因为苦难，因为要活命，因为想过得好一些，皂树村的干部和群众，并没有被一次次的批判和惩罚所吓倒，他们顶着坐牢，甚至可能被枪决的风险，早在“‘文革’最严重激烈的年代，以各种非常智慧的办法，瞒天过海地将土地分给各家各户种植，使得这个小山村的百姓得以继续传宗接代，繁衍生息至今。这难道不是一场看似无声却比万钧雷霆更巨大的响声吗？
难道不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吗？难道我们的党史和社会主义国家史该遗漏皂树村和黄坦乡、双港乡他们分田到户搞包干的事件吗？
中国人多地大，尤其是广大农村。像台州皂树村的农民分田到户事件，我想也许还有不少，他们或许也同皂树村一样远比安徽小岗村分田到户要早、要彻底。我后来知道，仅台州地区，像皂树村这样的分田事件还有不少地方，他们的革命精神同样可贵，并值得我们记住。
在台州采访的第一天，市委就安排我见了一位人称“台州农村通”的老干部邢传欣。这位上世纪50年代初就到台州从事农村工作的老农工部主任，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被省里分配到台州当土改队长。
“台州的农民，是非常了不起的，可以说是一群最有革命性的农民，他们对土地的敏感和感情代表了中国大多数农民的心态。”78岁的邢传欣老人谈起台州的“三农”历史，滔滔不绝，一个上午基本上就他一人在说话：土改对农民来说，是天大的喜事，台州的农民们高兴得不得了，分田那会儿，大伙哎呀呀喊着唱着，说我们的土地总算回家了。当时的土改是与抗美援朝工作联在一起的，时间短。我们台州的第一个农业合作社在临海的洋渡六房村。农民们对初级社很赞成，因为这是按劳分配原则的制度。土改虽然解决了土地归属，但家庭条件差的贫下中农没有分到什么农具和耕地的水牛，这样农民们就特别期待建立合作社，以解决农具及其他生产资料。洋渡是1951年办的社，第二年他们就大丰收，农民们很高兴。丰收的原因除了土地归属权外，生产上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改革了耕作方法，二是种了双季稻，每亩一下增加一二百斤。洋渡六村办社农民们得了实惠，其他的村子就跟着学，洋渡乡一下办了十个合作社，成为当时浙江省农业战线的第一个先进单位。台州在那时就出名了。但到了1953年、1954年就出现了问题，因为家庭条件原先比较好的中农有意见了，说入了社、与贫下中农拼在一起种地，“种了稻没有多收谷，养了猪也没有多吃到肉”，于是中农们纷纷要求退社。一时间，台州的退社现象严重起来，甚至惊动了京城的毛泽东主席，土改以来对农民办社倾注异常热情的毛泽东很关注台州出现的倾向，对当时负责处理此事的邓子恢很不满意，认为照顾中农利益而进行的调整办社方针是“小脚女人”，并且随即提出了著名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八字方针。在毛泽东的这一号召下，全国农村一轰而起，批中农，全党办社风起云涌。1953年，全国实行统购统销，杨渡有个富裕中农产粮不少，可我让他上交1000斤粮食，他竟然哭了一天一夜，说什么也不想交。我一打听，他家里是交得起这些粮食的，就严厉地告诉他：你哭也没有用！后来这位富裕中农还是卖了1000斤粮食。从此农民向国家卖粮成为一种义务。这阶段，中国农民为国家工业建设、国防建设及城市建设贡献极大。但农民交粮的时间太长，农民们就有意见了。到1957年，一些农民开始闹事，因为他们交了粮，自己却吃不饱。仙居县地处台州的深山区，这里的合作社经一些农民一闹，很快全部垮了。后来又波及临海，临海甚至有农民到县乡政府把政府的牌子全给砸了，震惊全国，这又一次捅到了毛泽东那儿。毛泽东大怒，立即提出要严厉打击富裕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行为和新兴的农村破坏分子。台州是重灾区，一下抓了好几百人……这个事件，台州一些上年岁的人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邢传欣老人说到这儿，刹住话题，神情显得凝重。
“后来的情况就变了。1958年后，上面号召所有地方都要成立人民公社，紧接着又是大跃进。再过后，就是三年自然灾难，黄岩和温岭有了饿死人的情况，其他县也出现了死情……
由于有了1957年那个一下抓了几百人的事件，一向敢作敢为、反抗性很强的台州农民从此不再正面起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变得你上面喊什么口号，我下面该做什么照样做什么，用我们本地的话说就是学乖了。”邢传欣老人介绍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从1957年到1961年、1962年这些年里，台州像全国各地一样，出现过不少饿死人的事，但在‘文革’十年中，像安徽等地方的农民因为‘人民公社’大集体种地，死了许多人，可我们台州就没有饿死过一个人。
你问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台州人其实通过各种形式，偷偷把土地或直接分给了农民、或承包给了生产小组，总之形式上是一样在干人民公社，其实是在进行土地所有制的调整和生产生活的自救，也可以说是农民们自己搞的地下革命……”邢传欣这样总结道。
“有人现在把台州看做是中国民营经济的硅谷，不是没有一点历史原因的。因为台州人在过去计划经济的年代，特别是政治高压的年代，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最大限度地发展自由经济形式，一直在默默地发挥着人的最大创造性和积极性，他们是最讲实际、最求现实的人。‘文革’时期，我在下乡中经常听到农民们这样对我说，主任啊，我只要吃饱肚子，就是做死也愿意。台州人就是这个样。在种地吃不饱的年代，你只要让他们吃饱肚子，他们甘愿像黄牛一样干死也情愿。后来政策松动了，允许干私营经济，允许赚钱发家致富了，他们又对我说：邢主任啊，只要能让我们发财，就是再苦再累、再下等、再被人瞧不起，我们也不会有一句怨言。世界上，能有这样的人，你还不相信他们能创造人间奇迹？”邢传欣最后一句话发人深省，令我内心产生强烈震撼，也使我明白了为什么名不见经传的台州人能够在今天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奠基者。
田埂上诞生的第一批中国“股民”……
自人类有经济活动以来，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一致认为，社会的经济形式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而股份制形式则是现代社会的经济中最活跃和具有社会推动力的先进经济形式。新中国成立以来，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社会，几乎只有一种经济形式——国营集体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股份制经济形式开始被人们渐渐认识和接受。最早出现于中共中央文件上的“股份”二字是1985年的中央1号文件，这对当时的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是一次令人震惊的事件。因为在许多年里，“股份”和“股份制”在中国这个红色政权的国度里，它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是“剥削阶级的产物”。现在，既然被中共中央文件明确提出要“大力提倡”，这不能不说是对实行了几十年一贯制的国有集体经济的一场革命。
“股份制”在今天的中国人眼里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可在二三十前年的中国，它与当时农村所开展的“分田到户”搞包干一样，是实实在在让一些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与“复辟”和“政变”没多大差别的惊天动地的事。
中国的股份制谁最先搞？忙碌的经济学家们似乎还没有时间来总结，当今的历史学家们又因为缺少实地考察与调查的能力而在书斋上添不出新的真实的东西，这样的责任让我们这些文学家来完成实在有些可悲。不过到台州采访，让我再一次感到发现的惊喜。原来，中国的股份制发源于台州，产生于台州的田埂上，植根于台州的农民中间……
现在有据可查的几个史实是：——
1986年10月，原台州地区黄岩县委下发的《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的69号文件，是中国地方党委、政府关于股份合作企业的第一个政策性文件——
1982年12月，由台州地区的温岭县社队企业局(那时还没有工商部门)正式发给“牧屿工艺品厂”等四家为“社员联营”的企业营业执照。“股份制企业”是1985年中央1号文件出来之后才正式可以冠于的企业性质，台州的乡镇企业局当时给牧屿工艺品厂等四家由社员合股出资办的企业起的名字为“社员联营”，用后来的名称就是股份制企业。这也是新中国工商企业史上第一个颁发的标明由几个法人“联营”的股份制性质的企业营业执照。
目前有据可查的上面两份史料，足可证明台州是中国股份制的发源地，这已被现在研究经济工作的专家所认可。其实，谈到台州的股份制，其开始和发源的时间远比这两个事件要早得多和广泛得多。
在我来台州采访之前，浙江有关媒体就已经发表了一则令人鼓舞的文章，题为《寻找玉环股份制经济起源》，其中介绍了记者追寻到的台州最早搞股份制的那个“芦浦工艺厂”和那几个敢于最先吃螃蟹的农民。他们创办的这个股份制企业是在1967年，比温岭的那个有“正式户口”的“中国第一家股份企业——牧屿工艺厂”早出了整整15年，而且这时间正是中国“横扫资本主义”最激烈和严重的“文革”初期。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台州人竟如此胆大妄为。
2006年4月24日，我在台州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引见下，来到玉环的芦浦乡那个原“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的旧址现场，并与几位当年办股份制企业的当事人见了面……
玉环是台州的一个县，面积很小，老玉环是个四面环海的岛屿，后来又将温岭的楚门半岛划归了玉环，但陆地面积仅有378平方公里的玉环仍然是台州面积最小的县。可别看这弹丸之地的“海中玉环”，它现在的人均收入不仅在台州各区县中名列第一，2007年，在全国的百强县中也名列第29位。玉环有数个“全国第一”的产业与产品，这与玉环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有直接关系。浙江籍著名作家叶文玲老师曾经对我说，写台州，绕不开玉环。叶文玲是玉环人，她最了解家乡的历史和现状。
那天我是怀着一番好奇而又有些激动的心情，跟着几个农民来到玉环芦浦分水村一块田埂上。一位本地农民老汉叫林友泮，指指一座水闸上破旧的却依然挺立在那里的三间半砖瓦房，告诉我：“这就是我们当年办的最早的一个股份厂，当时叫红卫仪表厂……”“就这个样啊？”我对影响当代中国经济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浙江台州股份制发源地竟然产生在这么一个极不起眼、极不壮观的地方，内心多少有些失望。不过心想：毛泽东当年打天下时，不也就是几根破枪、几把红缨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别小看这几间房子，当时我们还当宝贝呢！”林友泮老汉说，“这个地方办厂，一是不占集体房子，二是关键这里能上电线，好发动机器做工。”末后，他补充道，“我们办的是仪表厂，需要电动力。”原来如此。
可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个农民能有这样几间房子办工厂、能在田埂上响起机器的轰鸣声，这在当时肯定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那时在农村，能响机器声的，只有集体农田的抽水灌溉，和很少地方才有的脱谷场上的拖拉机声，除此再不可能有什么机器声响了。林友泮他们能在如此无遮无掩的广袤田野上开动机器搞“资本主义”，不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起码是吃了熊胆！在芦浦镇的镇委会议室里，几位当事人的讲述证实了我的看法——玉环农民在田埂上创办的第一个股份制企业，果真历经了太多沧桑：
“我们那时办厂，完全是被逼出来的。”林友泮是当年办厂的“头头”，也是当时分水村的党支书，他给我解释当年为什么办这个厂的第一句话这样说。随后他指指坐在他对面的另一位60来岁的老汉说：“最早是他颜祜庆出的主意。”被林友泮点名叫颜祜庆的另一位老农笑了，冲林友泮说：“你是支部书记，我不向你说向谁说嘛！”林友泮显然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被老伙计颜祜庆这么一激，一边抽着闷烟，一边低头瓮声瓮气地说了句：“你主意倒好，可把我拖进海里差点淹死……”屋里的人顿时哈哈大笑。“老支书你做人正直，再大的海水也淹不死你的。”颜祜庆这话让林友泮爱听，老人一个人“嘿嘿”地笑了起来。
“最早动因确实是我。”看得出，颜祜庆是个见过世面的农民。果然，他说他是个复员军人，当过几年兵。“我在部队时当过团部通信员。复员后，回到老家，看到自己的家乡那么穷，流血流汗干一年，连口饭都吃不饱。于是我就和也是从部队回来的本村社员蔡志昌，还有回乡知青、懂点机械知识的梁华星商量，说能不能几个人凑点钱办个厂，赚点钱。他们都觉得是好事。不过那时在集体之外办厂是件冒政治风险的事，所以只好找在芦浦一带有影响的支部书记林友泮商量。老林是个好人，用现在的话说，在当时也属于脑子比较开放的人。我们一说办厂的事，他开始有些犹豫，后来听我们发誓保证：本金我们几个人自己凑，赔了算我们自己的，赚了也给集体分一点。这样他就表示同意，并且愿意同我们一起合股干。有支部书记跟我们一起合股干，这对我们来说等于借到了天大的胆子，所以后来就偷偷干起来了……”“其实到底办啥厂，他们几个心里根本没有底。几个人想了几个月也没有拿出个主意来。
我就找了一位朋友，他叫林维庆，是坎门前台的支部书记。林维庆就建议我们办个仪表厂吧，他说他跟上海仪表厂有熟人，好有销路。这样我们才定下来办仪表厂的。”林友泮插话。
“干什么定下来后，就马上涉及怎么个干法的问题。集体的钱肯定不能用，再说生产大队也没有什么钱，即使生产队有钱，我们也不想借，因为一借集体的钱，今后赚了赔了不好说，所以我们商量大伙儿凑钱合股办厂。”颜祜庆说：“我们六个人，每人出一股，最早每股是150元，后来因为买机器设备，钱不够用，每股增加到500元，记得我们六人中有一个人出不起500元，就又找了一个人合了一股。所以整个厂共有6股，股东是七个人，其中有两人是合了一股。除了我和林友泮外，其他四股的名义是梁华星、蔡志昌、林友富、江新德。”颜祜庆的记忆显然比较好，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有了合股的钱，可办厂仍然困难重重。先是我们想到楚门木器社学习，看看能不能也干木器活。可一到那里，人家听说我们也想搞木器，根本不让我们看。后又找到林友泮的朋友坎门前台大队的林维庆书记，他那儿用现在的话讲是思想解放一点，所以我们就准备把厂办在他那儿，谁知才办了四个月，造反派武斗，我们去上班，半途上能遇到炮火，吓得谁也不敢去了。最后想来想去，只能搬回来自己办吧。这么着，我们又偷偷到温州瑞安去买了4台仪表机床，就租用了你所看到的环岛上作放水用的斗闸上的三间房子，算是我们的正式厂子……”“那会儿，我们运回4台仪表车床跟打仗一样，很惊险哟！”颜祜庆绘声绘色道：“那个年代，如果有人把我们的设备查出来，肯定是要没收的，而且我们还要倒大霉，吃官司。林友泮他是支书，认得的人多。也没人相信他支部书记干违法的事，所以我们从温州买回仪表车床后，将设备拆卸成零件，装进麻袋里，然后走的是不被人查获的水路。开始也没有把设备运回到自己的地盘上，而是放在林友泮的好友、坎门的林维庆那儿。我们几个人先在那里偷偷把操作的技术学到了，然后再把设备运回自己的家乡。”“当时的形势下，我们想办合股的私人企业，只能‘戴红帽子’，否则根本不可能响起机器声。”林友泮瓮声瓮气地又插话道。
“什么叫‘戴红帽子’？”我还头一回听这样的词，便问。
“就是打着集体的名义，办私人的企业。”颜祜庆嘴快说道，然后又指着另一位没有发过言的叫娄昌福的人：“你问他，他最清楚……”娄昌福原是芦浦公社的工业办公室主任，对那段历史了如指掌，而且心细地保存了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芦浦公社(后改为芦浦镇)的全部工业资料。只见他一边翻阅着一沓发黄的档案，一边向我介绍：“林友泮他们办的玉环县红卫仪表厂，是1967年在公社登记的。
当时林友泮他们的分水大队叫红卫大队。所以他们是以红卫仪表厂名义在我们公社工业办登的记。”“那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们这个厂是什么性质的企业呢？”这是个实质性的问题，我问。
“知道是林友泮他们几个人合股办的私人企业。”娄昌福肯定地回答。
“知道了你们还敢批准他们办哪？”我知道那个时候“文革”已开始，批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在农村的最主要任务。
娄昌福笑了，说：“一会儿我再给你讲我们玉环为什么成为中国农村的股份制发源地。我先说林友泮他们的红卫仪表厂。为什么说它是戴红帽子，就是因为这个厂的名义是当时红卫大队办的，社办工业在当时并没有说不让办，虽然也有人说它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一些加工小企业还是有的，公社的工业办就是管这些事。林友泮他们就是打着这样的幌子，办了玉环全县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我算弄明白了。“仪表厂具体生产什么产品呢？”我问。
“很简单的螺丝。现在看来根本不算啥产品，纯粹为别人加工的一种用在装订账册的螺丝。”林友泮说。
“可干了几个月后，还没有分一次红，玉环这地方的武斗就闹起来了，两派打得不可开交。
而且这个时候上面刮起了‘打扫地下厂’的运动，我们的厂自然跑不了，只好关门。几个月后，‘打扫地下厂’的运动风吹过了，公社干部看到农民们的日子过得非常苦，所以就主动找到林友泮，劝说他们重新办厂，并且公开同意原来集体所有的、位于芦浦尖山三眼陡门的半门房无偿地借给我们当厂房……”“就是刚才我们在水闸上看到的那几间房子？”我打断颜祜庆的话，问。
“是。就是它。”颜祜庆继续说，“作家同志你可以想想，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们的公社领导能出面支持我们办厂，太不容易了，所以大伙儿的积极性挺高的，厂子很快重新动起来了。
公社这时也要求我们安排了一些退伍军人和困难家庭的人进厂，算是交换条件吧。之后一段时间我们厂干得很不错，股东们劲头很高，再次出资扩股，增加了流动资金。时候一长，我们觉得有些亏了，长此下去也不是事，就托林维庆帮助聘请了一位上海小青年当我们的业务员，让他专门负责跑业务。产品也由单一的账册螺丝，到加工些其他产品。那阵子我们几个股东热情可高呢，看着产品一批批出厂，就等着汇款早点进账，可就在这个时候，两个晴天霹雳砸在我们头上：一是有人又指责我们是‘地下工厂’，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黑厂’，要坚决铲除。汇来的货款因为厂里没有账号，只能到公社，一到公社就被扣住了。二是给我们跑业务的那个上海小伙子被公社基干民兵半夜抓走了。这样，厂子也很快被封了，不让再开了。”“我们不仅没拿到汇款，连手头买货的发票都没法报销，我损失最多……”林友泮又一次瓮声瓮气地插话道。
“林友泮他损失最多，没有一万，也有五六千块。我们几个股东的损失也大呀！那时大家都穷，谁有几千块钱是了不得的事。本来我们几个凑的钱办厂，现在一下被查封了，损失惨透了。
可没法找人说理。你找公社的人去说，人家说没把你们抓起来送进监狱里算是对得住你们了，你们还嚷嚷什么？我们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没处说。”颜祜庆回想当年事，依然愤愤不平。
“林友泮他们的红卫仪表厂的事当时在我们这儿闹得很大，就是因为他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第一个敢在‘文革’的风头上办股份制私有企业。”娄昌福接过颜祜庆的话说：“过了大约两年的1969年，公社要建农机厂，没有钱买设备，就想起了林友泮他们办过红卫仪表厂，所以就将他们的那些闲置设备全部充公到了公社农机厂。颜祜庆他们就闹，说那些机床是他们几个人出钱买的。公社干部一商量，说安排你们几个进厂，抵作你们先前的那些损失吧。老颜他们也没辙，就这么着平息了这事。林友泮是大队书记，后来被安排在公社养殖场工作。”“这个股份制企业就这样彻底散了？”“散啦！当时只能是这种命运。”娄昌福苦笑着看着我。我再看看林友泮他们几个其貌不扬、却是中国股份制的第一批吃螃蟹的农民，不由得赞叹道：“你们都非常不简单，虽然损失了自己的许多，而且今天你们中间也没有人成为富人，可你们的历史功绩应当被载入史册。”
“有你作家这话我们就满足了！满足了！”能说会道的颜祜庆喜笑颜开。而不太说话的林友泮，我则看到他的那双眼里闪着泪花……这位老人让我顿时想起了曾经同样当过生产大队支书的我自己的父亲。他们是同代人，我父亲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也是为了农民兄弟们能过上些好日子，在苏州地区成为乡镇企业的创始人之一，但他们都是失败者，而且因为办了所谓的“黑厂”而下台、受批判，甚至影响到下一代的我们……想到这儿，我不由得绕过桌子，双手握住林友泮老人的手，对他说：“老支书，我会在书里写到你的……”老人有些激动地：“是吗？我们有啥写的？都是过去的事了。”我点头向他保证，心里说：是啊，都是过去的事，可这些过去的事，现在许多人并不了解，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前辈为了求生存而作出的探索精神是何等的可贵！别小看了区区一个由七位农民合作起来的六个股份组成的“红卫仪表厂”，在那疯狂的年代，如此举动，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它弄不好是要被杀头，并且株连九族的！然而敢为的台州人就这么做了，并且做得曾经轰轰烈烈。
那天送走林友泮几位创办股份制的老人后，娄昌福要我“多留几分钟”，他说他要向我介绍玉环县真正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芦浦工艺厂。
“这个厂是原玉环县科协主席毛庆贵为主要股东办起来的。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企业。”娄昌福说。
“为什么你这么认为？”我问。
“因为这些年来到我们台州来考察调查股份制发源问题的专家们认为，林友泮他们的红卫仪表厂之所以没有被当作‘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有两个原因：一是认为林友泮他们的厂办厂时间短，只有两年左右。二是在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该企业从创办到最后倒闭，没有分过红，销售也没有在账目上反映出来，与严格的股份制企业有些差异。而毛庆贵他们办的芦浦工艺厂则完全符合股份制企业的一些基本规范特征。比如，股东，他们当时共十几个人，10元一股，股东中有干部，有教师，厂里会计和厂长都具备，虽然股东多为兼职，但职责明确。而且企业也有县工交局的正式批文。时间是1973年。”娄昌福从一堆档案中翻出保存的“芦浦工艺厂”批复材料给我看。
“毛庆贵他们的厂当时非常正规，就是从现在来看，也很规范。厂子办在当时的井头大队，厂里雇了业务员王孝增跑外勤，业务主要是做扇子，就是过去我们出差或旅行用的那种扇子，很有些销路。芦浦工艺厂由于产品对头，第一年下来，股东们所有人都拿到了千把元的分红，而且在工厂的工人拿的分红与股东们一样多，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得的事。如此连续运转了四年多，后来他们开始做宫灯，业务更加红火，产品销到广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业务量大了，需要扩建厂房，股东们又每天晚上开股东会，研究商量扩大生产规模。据毛庆贵讲，当时股东意见并不统一，有人担心借钱投资风险大，但在丰厚的利润面前，大家最后毕竟还是统一了认识，所以企业越干越好。到后来做宫灯的业务，厂里来不及做，职工们每天都要加班加点，收入就更好。厂子收入高了，厂外的人也眼红了，跟着干了起来，像楚门、清港、城关等许多人开始做起扇子和宫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这个厂年收入达到上千万元，成为台州乃至浙江省第一家年收入上千万元的乡镇企业。”“除了芦浦工艺厂外，当时还有类似这样比较成功的股份制企业吗？”“有啊！到1978年底，仅芦浦公社一个地方，就有股份制企业34家，企业人数达1500多人，实现工业总产值1939万元，销售收入1913万元，占全公社农副总收入的646％。”娄昌福一边翻着资料，一边指着账本有凭有据地告诉我。
“我现在相信为什么台州这个地方的民营经济一统天下了！30年前，你们这里的民营企业其实已经占据统治地位了！”娄昌福笑道：“可以这么说吧。”“30年前，就有芦浦这样的民营经济现象，真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你认为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在台州或者说会在你们玉环这种地方出现呢？”这是我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娄昌福脱开他的那些“宝贝资料”，与我侃侃而谈：我们台州这个地方，尤其是像玉环，我们的农民过去生活很苦，基本上是靠海吃海，耕地少，农民只能靠出海打鱼为生。可是出海打鱼是要有渔船的，小船打不了鱼，造大船又没钱，怎么办？于是我们的先人就发明了一种叫“打硬股”的传统，这种“打硬股”就是几个人、几家子凑钱来办一件事。比如造一艘大船，几家、几户一起凑钱，然后有了收入就按出资多少分红，这就是台州人的“打硬股”传统，流传下来已经至少有百年历史了。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有几个阶段农民们的日子难过时，就有人联合起来用“打硬股”的方式办些小企业，这种经济形式在解放初期就有。后来在60年代后被当做“资本主义”的东西封杀了。可老百姓要过日子，就得想办法。“打硬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们台州沿海一带老百姓发明的一种非常有生命力的经济形式，只要一旦有适合它的空气和条件，它就像水岸边上的芦苇疯长，你想割掉它也不易。台州能成为中国股份制的发源地，是有地域原因和历史条件的。
娄昌福的话令我茅塞顿开。
“再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这儿有一批干部来自百姓，心里装着百姓，而且自己也敢作敢为。如果没有他们，台州的股份制，或者说民营经济就不会发展得这么好。”娄昌福感慨道：
“比如说芦浦工艺厂，毛庆贵他能办这个厂，如果不是因为当时任芦浦公社书记的他父亲毛崇友的支持，他毛庆贵根本不可能把工艺厂办下去。芦浦公社的股份制能够在‘文革’期间得以生存和发展到‘半壁江山’，没有像毛崇友这样敢作敢为的领导在背地里支持，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林友泮他们的‘红卫仪表厂’，如果不是因为有林友泮他这个当支部书记的带头干，这个合股企业也绝对不可能在‘文革’最疯狂的1966年、1967年中诞生和成活。”是的，我相信娄昌福的这番结论。台州的民营经济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如此生机勃勃，统领天下，没有台州历届的干部们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当地实际为本的思想和勇气，那绝对只能是一枕黄粱美梦。我想老百姓最清楚这个事实。
在台州，企业股份制形式的形成之早、之广泛，随着采访调查的不断深入，令我越发震惊和惊叹。在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那场在高层以批判“修正主义”、下层以横扫“资本主义”的疯狂式的浩劫，曾经使无数说了几句真话、做了一两件有违极左路线的事，甚至连卖一个鸡蛋、少种一亩“口粮田”，都有可能被人“踏上一只脚”而永世不得翻身的年代，浙江台州农民竟然能如此广阔、如此深入地悄然进行一场以求生存的新型体制下的经济革命，而这，也只有在台州才能出现。
台州地理位置独特，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山之处，群峦叠阻，交通不便，人的生存需要攀岩走陡，意志和磨难必不可少；海之域，风浪险多，需有闯荡冒险之气，所以台州人素有“处危争死”“轻死易发”的强悍、雄豪之气，又有自强不息、敢于进取的精神。台州人硬气，在浙人中早有传闻。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就曾夸奖自己的学生、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革命作家柔石这位台州人具有“台州式的硬气”。股份合作制所以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完全疯狂的岁月里成为台州人民求取生存的一种重要经济形式，及其后来成为全民性的经济形式，原因有二：一是台州人的性格和骨气所致，二是山与海的自然环境养育了台州人别于他人的灵性与求索精神所致。在传统的渔业和经济落后的年代里，群众自发采取的以资金和劳动力折股联合的经营生产方式——“打硬股”，则为台州人创办股份制企业提供了经验与实践基础。
如今我们能搜寻到的并被一些权威部门当做“改革开放后的‘革命性’事件”之一的股份制先行者史料中，“中国第一个股份制”企业，是台州温岭县于1982年12月18日以县社队企业局〔1982〕74号文件名义批准的牧屿公社牧南工艺美术厂。那份写着“社员联营集体”性质的企业执照，据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可以查阅到的属于官方机构出具确认“股份制性质”企业的第一份文件。“社员联营集体”这样的企业所有制名称在中国没有过，那天到现在的温岭市工商局采访，当年的当事人告诉我：当时“社员联营集体”这名称完全是他们社队企业局给由社员联合出股的股份合作企业“戴”的一只“不红不黑的帽子”。“为什么叫它不红不黑呢？是因为当时的形势还没有文件明确社员合股能办企业。1982年，安徽的分田到户经验，刚刚在全国铺开，但争议和阻力正大的时候，不用说，社员合股办企业这种长期以来被看做资本主义的东西，肯定不能被工商管理部门认可。但在我们台州，这种合股联合办企业的情况已经很多了，我们的领导很了解这样的情况，他们思想真的很解放，所以当牧屿公社的农民王华林和陈华根等人持着公社介绍信来社队企业局登记他们办工艺美术厂时，我们一问他们是几个社员合股办厂，想来想去，干脆给他们登记成‘社员联营集体’这样一个名称。”工商局的同志这样解释当时他们为“第一个股份制企业”所出具的经营执照。
现在的温岭市档案馆和工商局资料室，都备有牧南工艺美术厂的那份“社员联营集体”企业执照档案材料，并且成为有关部门视作考查中国股份制企业发展史的珍贵史料。我在采访中也有幸见到了当年为这个企业开具执照的当事人陈心鹤先生。是他当年在请示局长后亲手为王华林、陈华根开具的那份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股份制企业”的第一份执照。
当年在县社队企业局登记“温岭牧南工艺美术厂”的厂长陈华根，现在是当地大名鼎鼎的企业家了，不过他的企业已经不叫“牧南工艺美术厂”了，而是名扬海内外的“宝利特”鞋业集团。陈华根是标准的农民，只是他有些文化，高中毕业后不甘心整年过“背朝太阳面朝黄土”的日子，所以脑子灵动些，于是想做些生意过好日子。那年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安徽小岗村农民分田到户的鼓舞下，与村民王华林一起想办合股企业，谁知到县里登记时碰上了“好人”陈心鹤等人，所以他的“社员联营”企业竟然被批了下来。“后来县上的工商管理部门吩咐我们，说你们这是股份企业，上面没有精神说可以办，我们是冒了胆发你们执照的，你们千万不能声张，悄悄干就是了。我们一听当然就不敢声张了，干了两年后，发现全县大部分企业都公开成了股份制企业，于是我们在1984年后也正式更名为股份制企业。后来我专心搞鞋业，就把企业更名为达力宝鞋业公司。1996年又改名为宝利特鞋业……”陈华根说。“宝利特”现在是中国鞋业界的龙头企业，一年所生产的鞋子能够让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每人穿上一双。
但是，当我第二次到台州的临海白水洋采访时，碰到当年分田到户的积极拥护者、原临海双港区副区长王植树老先生时，他一口嚷嚷起来，说：“温岭陈华根的牧南工艺美术厂绝对不能算‘中国股份制企业’第一家，第一家应该是我们双港区办的双港金属薄膜厂和香料厂。
不信，你可以去查1980年8月5日的《浙江日报》。那天报纸的第2版上就有一则400字的报道，报道了我和区委书记卢凯参股支持办企业的事。这事后来弄得好大好大，《浙江日报》专门开辟了‘经济政策讨论会’专栏，闹了两个多月，谁都知道，不信你问《浙江日报》的人！”王植江没有瞎说，《浙江日报》确实在1980年8月5日这一天的第二版报道了当时的台州临海县双港区委书记卢凯和副区长王植江为解决社员联办企业——金属薄膜厂资金不足的困难，带头把平时积蓄的钱投资入股的事。干部带头入股，这在1980年被省级党报公开报道，不炸开锅才怪！“其实，我们台州办股份制企业的事，比任何地方都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非常普遍了，最早捅到外面去的要算我们双港区的做法。
《浙江日报》的那回大讨论也是被捅出来后的一个焦点问题。”王植江一谈起自己的“光荣历史”时，总是慷慨激昂，指手画脚，一脸童真。据王植江介绍，当时他所在的双港区与台州其他地方的社办、村办企业一样，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产权不明晰，导致管理水平和效益低下，加上资金投入无通道，当时全区的86家企业，有60家处在奄奄一息的地步。而另一方面，农民们分田至户后的热情空前高涨。在这种情形下，推出股份制经济形式来促进原有的企业发展已成一种必然趋势。
“政府没有资金投入，吸纳社会资金，使企业恢复元气，提高效益，然后有利共享，这是我们当时客观条件下认为可以使乡村的那些处于半死不活的企业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所以才有了搞股份制的想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被逼出来的事。”王植江说，他们区第一个进行股份制的企业是区原所属的金属薄膜厂。在论证金属薄膜厂时，都认为企业产品在当时用途会很广，效益肯定不错。办厂的资金经核算，需要投入18000元。区委、区政府很明确这回金属薄膜厂以股份制形式来办，于是张榜公布，每股500元，一年后工厂拿出20％的利润按股分红，并鼓励机关干部和社会上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股东。当时第一个投股人叫何虎保，他是一位校工，但在何虎保之后就没有人再投了，原因是社会上议论很大，有人说这样投股是搞“资本主义”，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上面没收了。大家很害怕，没人敢再投了。一直拖到八月份，分管企业工作的王植江便向区委书记卢凯汇报，说群众顾虑大，要不我们干部带头入股。卢凯是个思想非常解放的书记，当年皂树村分田到户就是他在后面当后台。现在听王植江一说金属薄膜厂的事后，立即表态：我支持你，而且也要入半股，你也入半股。王植江听后无比兴奋，说：好，我也凑250元。于是双港区就有了书记区长带头入股办企业的事，而且在卢凯和王植江带头入股后的一个星期内，股票很快就卖光了，共有200多人参股，共计40个股东。
双港区金属薄膜厂于1979年正式开办，当时厂里添置的一台设备还算比较先进。双港金属薄膜厂其实是个很小的企业，但由于区委书记与区长的入股，使得它名噪一时，整个浙江省都知道了这件事。当时争论的倾向，有赞成的，而批评和反对的则占了上风，相当多数的人则在中间观望。持反对和批评的人认为，国家干部的工资是国家发给你用于生活消费的，现在你们卢凯和王植江却拿去投资入股，而且还要分红，这不是把国家给的工资变成了资本吗？这符合马列主义吗？这不是剥削是什么？《浙江日报》的大讨论也由此展开。在长达两个多月的争执中，参加的基层干部、学界专家都有，大家众说纷纭，反对的和支持的态度都很鲜明，而在10月8日发表的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方民生的一篇题为《不可滥用资本主义和剥削的概念——谈谈我对双港区委书记投资办厂问题的看法》文章，在这次轰动一时的大讨论中格外引人注目。方民生的文章从理论和实践上阐明了“双港区委的同志投资办厂符合党的政策，应当热情支持他们”。
《浙江日报》的大讨论，从整体势态看，反对的和赞成的，各占一半，最后报社也非常宽容地没有肯定谁对谁错。聪明地将结论留给了未来和实践。
“我们基层干部和群众相信实践是检捡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上面大讨论，我们下面是大干。到1981年时，仅我们双港区就相继办起了26家以股份制形式的联户企业，整个临海县的股份制企业则达到518家。真有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王植江老人谈到这儿，眼睛里放着光。
采访中我发现，台州的股份制到底谁是第一家，其实很难确定。但有一点则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台州农民以股份形式开办企业，“文革”前有之，“文革”中有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更有之。到1985年中央文件上第一次出现“股份合作”字样时，整个台州的多数企业，其实基本上都是实行的股份合作形式。十几年后世纪交替之时，有专家带着股份制经济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何种影响的问题而走进台州考察时发现，这里除了一些如电力等极少的企业是国有外，已经几乎看不到国有经济，惊恐不已，悄声议论：这台州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天下？
台州人感到十分好笑，并且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我们台州怎么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台州的所有企业和台州人对国家的贡献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在增长，难道我们还有错吗？
实践证明台州人没有走错路，而且他们的经验影响了今天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台州人的股份制探索与实践，虽然从开始是由老百姓为求生存而萌生起因，到通过传统的“打硬股”形式进行原始的实践，到后来不断完善和成熟，成为具有中国式的股份制经济模式，但它的核心和本质与西方世界所创造的现代企业的股份制经济形式，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说有一点点区别，那就是台州式的股份制，它源于民众，动力于百姓，生存于自然，得益于政府和党组织的支持与扶植，因此它更具生命力。因而它也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股份制的最初形式。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重点提一下原中共台州地区黄岩县委下发的那份题为《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的〔1986〕69号文件，这是中国地方党委、政府关于股份合作企业的第一个政策性文件。
黄岩因蜜橘和模具而闻名中外，这也让黄岩的名声远远超过台州。黄岩现在是台州的一个区属单位，正是因为黄岩在外界的名气大，而当十多年前台州市由地区改为市时，黄岩县不得不改成黄岩区。黄岩人为此曾经抗争了近两年时间，甚至采取非常极端的行动企图阻止黄岩被“矮化”的进程。黄岩人为自己曾经辉煌的黄岩历史和黄岩品牌，经历了痛苦的“改名期”。这是另外的话题。说到台州的股份制经济，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说黄岩这块土地，因为台州的股份制经济，其声势和规模在黄岩是最广泛和最深入的。这与黄岩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发育比别人早和成熟有关。黄岩南邻温州，东有临海的台州港湾和海中宝地大陈岛，腹地有永宁江与椒江两大流域，特别是历史上有名的路桥，是浙东最著名的商品集散地，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浙江义乌市场，其“祖师爷”就是路桥市场。百年前，路桥市场就在浙东名气很大，上世纪80年代时的路桥市场已在全国通商时，义乌市场仅有几条街的路边摊位！原中共黄岩县委下发的那份《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1986〕69号“红头文件”之前，黄岩的股份制经济形式早已遍地开花。那天我到黄岩区委，原农工部的几位老前辈早早地等在会议室接受我的采访，他们现在都是退休的老同志了，但一谈起当年的股份制，兴致依然高昂。
“我敢说，真正推广和实践股份制的要算我们黄岩最早，最广！”一位老“农工委”领导抢先说。
“为什么？”我善意地笑着问他。
“因为像玉环、临海等地方搞股份制是群众自发性的居多，而我们黄岩从一开始就是在政府和县委的支持下推广实施的。”“此话怎讲？”“因为黄岩历史上有路桥市场，这里的人商业意识强，商业活动的能力更强于别人，从古至今很会做生意。即使在计划经济年代，黄岩因为有名扬天下的蜜橘和模具，做生意的人就有不少。我们的乡镇企业在七八十年代，就与绍兴的水平不相上下。可由于我们处在台州这个地方，交通比较封闭，外来的资金很少，而当地企业又要迅速发展，资金怎么解决？国家和政府没有钱，所以集资和私人拼凑合作便成了一条必由之路。”这位老同志随手拿出一沓复印的材料给我看：“这是一个香料厂当时的群众入股收据凭证，你可以看看……”我接过复印件，在一张张“收款单”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某某人、某某人“交入香料厂投资款”，或100元，或50元。交款的时间是1972年8月和1972年9月……
1972年是什么年代？是中国绝大多数地方还在高举“语录”，“大批特批”的“文革”岁月，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中国人还在起劲地批封资修、批摔死在沙漠里的“林副统帅”的疯狂年代，那是多数人连乡镇企业为何物还不是很清楚的年代。台州的黄岩人竟然已经在明目张胆地干起了投资办厂的事！“我们能这么干，主要原因是，当时乡办企业出现了问题，普遍存在产权不清，职责不明，大呼隆劳动，分配上的大锅饭，群众意见很大。比如有的集体企业名义上是集体的，可厂长一人说了算。集体企业的厂长或者供销人员，掌握着厂里的购进原料、销售产品的大权，他们熟悉购销渠道，明着干集体的，偷偷又办起自己的个体厂，而把一些私人企业的原料费、出差费弄到集体企业来报销。搞来搞去，集体企业亏损，个人腰包鼓了。这种‘富了和尚穷了庙’的情况在乡办、村办的集体企业中非常普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想不出其他办法，认为只有从产权所有制和职责上分清，才能使企业集体有活力，否则乡办、村办企业只有死路一条。之后，我们在办新的企业时，采取集体投资与个人投资的合股形式便由此推开。
这样办的好处是，共同投资，共同占有，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享利益。后来发现，凡是这样的企业，效益都很好，集体、企业经营者和投资人三方皆大欢喜。我们的领导同志很讲实事求是，很开明，说啥革命不革命，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能让集体富强起来，能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我们就支持干！台州能在六七十年代，到80年代能有如此普遍的股份制经济形式，就是因为我们的领导思想开明，不唯上。”在黄岩采访时，区委的同志给我找到了一份所谓“中国第一号”官方“红头文件”，此文件是时任黄岩县委书记孙万鹏主持起草的。他在文中说：“在黄岩进行的几个月调查中，令我陶醉的是一种新的极富生命力的经济模式——股份合作制在黄岩萌芽。但当时我深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时，发现这个问题远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一些好心的同志劝我说，‘它是一条高压线，别碰它，风险太大了！’原因在于，它涉及到‘姓社姓资’的敏感问题，至今还未见到全国有一个地方党委正式发文表态支持的；从理论界的同志那里了解到的信息是，北京一些大学的权威经济学教授明确认为，‘股份制就是私有制’。而黄岩县委农工部所进行的系统调查与我个人的调查都表明：股份合作制几乎是解决当时企业资金困难的最有效途径，对促进黄岩城乡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老百姓几乎没有不欢迎的。这样一件大好事，为什么我们不支持呢？于是我和当时的县长王德虎商量，决定从实际出发，制定一个系统的政策文件，满腔热情又脚踏实地地推进股份制与股份合作制的发展，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做百姓的靠背。
为了承担这种政治责任，我还和王德虎击掌而盟：出了问题，我俩承担！但我们坚定地相信，霜雪之后，必有阳春。后在县委农工部同志的参与努力下，1986年10月23日，我们黄岩县委、县政府正式发出了现在被誉为中国第一个地方党委、政府颁布的关于股份合作制的系统政策文件，即《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从此黄岩的股份制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蔚然成风……”如孙万鹏所言，有党委和政府的“红头文件”支持，黄岩的百姓像吃了秤砣铁了心，于是股份合作制企业如四月里的雨后春笋……
与此同时，随着股份合作企业的生机勃勃，原有的那些集体企业也被推到了前台。由于计划经济留下的种种体制上的弊端，纯粹的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该向何方发展，成了又一个突出问题。这样的企业，如果再投入，有没有发展前景，是个问题。让其自生自灭，损失的是国家和集体，似乎让哪个领导出面承担这样的责任也不太客观。怎么办？党委和政府又面临一个新课题。
黄岩的金清区是该县乡镇企业最多的地方，遇到的这类问题也最突出，急需一种办法解决。
在台州地委和黄岩县委支持下，金清区大胆提出对那些政府没能力再投入，又缺乏管理人才使之起死回生的企业，实行“拍卖”。
这可是在20多年前的20世纪80年代啊！“拍卖”二字，等于是彻头彻尾的“国家和集体财产变相到私人手里”，这是社会主义吗？这样一来红色江山还算是共产党的吗？金清区的“拍卖”消息一传出，震动黄岩和台州的每一个角落，也波及到邻近的温州和宁波。好在浙江人此时都钻在“钱眼里”，看热闹的务实的人，比疯狂的失去理智的那种“左”派人士多得多，所以金清区的“拍卖”，引来更多的是热切的关注和兴趣。
1988年4月18日，这个日子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还没有记载，但现在看来应该补上它，因为这一天在中国台州的黄岩县金清区举行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一个国有集体企业放到了“拍卖”场。
这一天，金清区公所的拍卖现场，能容纳200人的会场，挤满了参加竞拍和看热闹的人，连走廊里都是人头攒动。上午9时30分，拍卖开始，三位买方代表随即展开了紧张激烈的轮番叫价，一直较量到23回，最后由徐正坤所代表的6位股东以1691万元的价格，购得黄岩县轮窑厂。
轮窑厂当时是金清区最大的社办企业，也可以说是金清最大的“国有”企业，连“最大”的国有企业都敢“卖掉”，这金清、黄岩乃至台州还有啥“国有”不能“卖”的？啥不能“股份制”的？老百姓在喜笑颜开地议论着，在欣喜若狂地询问着自己的干部和领导……干部和领导们你看我，我看你，最后眼睛一起看市领导……
“有什么看的？只要符合邓小平同志讲的‘三个有利于’，我看‘改制’和‘卖掉’都可以嘛！”时任台州市的主要领导在干部大会上，回答得清清楚楚，而且底气很足。说这话的人叫黄兴国，时任台州市市长、后任市委书记，现在是天津市市长。他敢于改革，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台州人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是对台州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作出过历史性贡献的人。
台州人的股份制经济浪潮如滚滚东流的长江之水，奔腾不息，一发而不可收，远远走在其他地区的前面。
1993年，日益崛起的台州人需要一条高速公路通向他们期盼的致富前方！自行建高速，钱从何处来？政府有些为难了。百姓说：政府修高速，为的是咱台州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富裕生活，政府没钱，我们合股出钱！好啊！既然办企业可以搞股份制，为什么修高速路就不能试一试用股份制形式呢？市委、市政府领导一合计：干！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后人就该蹚一蹚嘛！“修高速、搞股份”的消息一出，台州各界大亨们纷纷响应。于是数亿元资金不日聚集到位。原本计划三年修完的全长82公里的台州境内的第一条高速公路仅用半年时间完工，它的建成通车，如给勇于创富的台州人的双脚添置了飞轮，台州经济和台州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
之后的台州股份制，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入所有的经济领域，甚至向教育和卫生部门……
2000年1月1日零时零分，地球外的第一缕曙光最先照射到中国陆地的地方是台州的温岭市石塘镇。“千年第一曙光”落脚台州石塘的新闻，通过央视现场直播，传遍五湖四海。那时，来台州的人越来越多，认识台州的人也越来越多。所有来到台州的人，被生机勃勃的当地民营经济所震惊和振奋，他们通常会时不时地问当地人一个敏感的问题：你们这儿还有没有国有企业了？
台州人会十分自豪地告诉客人：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就基本上没有国有企业了。台州的百姓这么说，台州的干部和市领导也这么说，没有一丝的顾虑。因为他们不需要顾虑，他们知道，虽然这里基本没有了国有经济，但这里的天下仍是共产党的，仍是社会主义的，这里为国家所作的贡献是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几倍！30年所走过的历史告诉世人：中国的第一批“股民”，源于台州，源于田埂上那些想发家致富的台州农民们！
一台补鞋机掀起的“中国制造”巨浪……
很多年前，民间就有两句传说，叫做：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会出现温州人。
温州人很有个性，他们有知命而认命，信命而不受命的特征，他们总能从没有市场处找出市场，从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市场混乱中寻找商机，从鲜为人知的边缘经济的夹缝中杀出一条血路，从而创造了人人皆知的现代版的经商神话。
温州人还有一个特点，他们除了要比自己的邻居富有之外，没有别的使命。赚钱和比邻居更富有的欲望，控制了他们的全部思想和行为。
而以上的性格决定了温州人抢占邻居的“便宜”及喜欢张扬的个性。温州人从来都喜欢标榜自己，他们即便干着最低贱的活儿，受着最不能忍受的痛苦之时，也从不放弃向外宣传自己是温州人，这一点让人格外敬佩。
近邻的台州人则不一样。台州人因为过去没有多少人知道“台州”这个地名外，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原因是，历史上的台州是“贬谪之地”，故而这里的人不愿声称自己是台州人。笔者本人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事：十几年前，我正在编著一套《中国英才》丛书，那时我知道北京的红桥市场已经有了一个很具规模的浙江人开的珍珠市场，因为那时经常在报端看到外国政要到中国访问，会到红桥市场买中国珍珠，比如英国女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总统克林顿等。
有一天，我在编辑部见到一位长者前来拜访，他操着一口浓重的浙江话，他说他是在红桥卖珍珠的温州人，他掏出一张名片给我，从此我知道了这位叫陈宜根的长者，他就是在北京红桥市场名气很大的“珍珠大王”。
因为陈宜根一直称自己是温州人——很惭愧，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中国有个台州。老陈后来入了我编的《中国英才》丛书。他的事迹很不简单，即使是现在，不用看介绍他事迹的文章，我也会说出个大概：他老家盛产珍珠，1987年时，年已花甲的陈宜根带着儿子独闯北京，父子俩先在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3楼租了一个柜台，做起了珍珠生意。之后又搬到红桥农贸市场，摆下了浙江人在北京开设的第一个珍珠项链摊位。不料陈老先生的珍珠生意越做越红火，并成为京城一景。那时即便是首都北京的老百姓生活也很一般，开始爱美的女同志们能有一条价格在100元左右的珍珠项链是件十分惬意的事。陈宜根的生意就这么火了起来。后来他带着老伴、女儿、女婿和外孙女一起都进了北京，之后又把村里的人、邻村的人都带到了北京，“温州人”在京城卖珍珠卖出了名。1992年，陈宜根把珍珠弄进了人民大会堂展出，中央领导和夫人，对陈宜根他们的珍珠大加赞赏，有中央领导还为陈宜根亲笔题写了“珍珠大王”四个字。陈老先生很会做生意，他把与领导人的合影和人家给他的题词往小摊上一放，于是那些逛红桥商场的国内国外的游客纷纷慕名而来。后来他的珍珠摊位，成了外国总统参观红桥市场的必到之处，尤其是随访的总统夫人们对又便宜又光艳的中国珍珠更是爱不释手，更使陈宜根这个“珍珠大王”的名声威震四海。
他带的一批浙江徒弟有的成为国内外名门望族的常客，如白茹芳、童建红、茹培培等“珍珠女”现今都成了跨国公司的大老板。
因为写此文，我到了陈宜根老家温岭采访，才知我十几年前就认识的这位“温州人”，原来竟是台州人！“过去在外经商的温州人中至少有一半是我们台州人。那时台州没名气，我们说了自己是台州人，别人会再问台州在哪儿，有的甚至以为台州是不是在台湾。所以久而久之，在别人问我们是哪里人时，就不说台州人了，干脆说自己是温州人。台州人吃亏就在这里，在前二三十年里一直是这个样……”台州人谈起这事，至今仍有些苦涩。
“可我们台州人比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务实肯干，性格里有股硬劲，从不好高骜远，也不好大喜功。追求富有，改变贫穷命运，是支撑我们自身的一种精神力量，也是我们日益进取不竭的动力源泉。一般的台州人都会有一股雄心——因为过去我们都很穷。”有位台州经济学家这样说。
他的话使我联想到一则法国故事：传说有位法国年轻人，他从小很穷。后来他以推销装饰肖像画起家，在不到十年时间里跻身于法国50大富翁之列，成为一位年轻的媒体大亨。不幸的是他因患绝症于1998年去世。在他去世后，法国一份报纸刊登了他的遗嘱。
在这份遗嘱里他说：“我曾经是一位穷人，在以一个富人身份跨入天国的门槛之前，我把自己成为富人的秘诀留下，谁若能通过回答‘穷人最缺少的是什么’，而猜中我成为富人的秘诀，他将能得到我的祝贺，我留下银行私人保险箱内的100万法郎，将作为睿智地揭开贫穷之谜的人的奖金，也是我在天堂给予他的欢呼和掌声。”这家报社后来收到18000多个人寄来的答案，这些五花八门的答案中大概有三类：一类认为穷人最缺少的当然是钱，有了钱穷人便不再穷了；另一类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没有机会，有了机会就可能不再穷了；再一类认为穷人缺少一技之长，有了一技之长就可以改变贫穷；也有人说穷人最缺少的是帮助和关爱。在这位富翁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律师和代理人打开了这位年轻富翁的私人银行保险箱，公开了他的致富秘密。他认为：穷人最缺少的是成为富人的雄心。有一个年仅9岁的女孩猜对了，因此获得了100万法郎。这个女孩在领奖时说：每次我姐姐把她11岁的男朋友带回家时，总警告我说，你还小，不要有什么雄心！于是我想，也许雄心可以让人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我想穷人最缺少的可能是成为富人的雄心吧！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也有不少这样的女孩子。她们无论在炎热的夏天，还是在寒风刺骨的冬季，三三两两地散落在城市的每一个马路边，或者在商场的路口和学校的门前。
她们的身边，是一台手摇的补鞋机，几乎席地而坐的她们以最低微的姿态、以最热切的期待，招揽着每一个需要补鞋或者捎带擦鞋的人。这种情形在北方居多，在寒冷的冬季居多。在那个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做生意，甚至把生意当做“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初始阶段，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这些“补鞋匠”，他们遍布了全国各地的每一个城市的每一条街……这样的“补鞋匠”，有姑娘，也有小伙子，有三四十岁的小媳妇，也有四五十岁的庄稼汉。
他们总是在我们的视野中，并且深深地烙在当时的中国人心目中——因为没有哪类人能像他们那样不惧风寒、不分时光。当第一辆公共汽车驶过行人稀少的马路时，路边的补鞋机和补鞋人已经静静地守候在那里；当风雨交加、寒气逼人的夜晚驱赶着街头的最后一位行人时，你只要想补鞋，就可以找到马路边或公共汽车站边的补鞋匠，他们正在那儿等待你……在那个年代里，我在北京多少次看到冬天的寒风里或者是沙尘天的黄昏下，那些在街头补鞋的“补鞋匠”，哆嗦着一双冻得皮开肉绽的手，一手捏着鞋，一手握着针地在为别人掌鞋。他们只收一块钱，有人看着他们可怜，想多给一块钱，可“补鞋匠”们会毫不犹豫地把多收的钱还你。对这样的情形我几次觉得不可理解，于是有意前去问“补鞋匠”，他们的回答让我更加吃惊：“这回多收了你的钱，下次让我怎么再跟人做生意呀？”浙江人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尚不知做生意为何物的年代，就已经在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开始了为赚一分钱而不顾艰辛、不知疲倦的人生轨迹。浙江人做生意不怕吃苦，勤奋精明，当然后来也出现了“浙江人做假货”的一阵风潮——必须说明，是极少数的浙江生意人败坏了声誉。
从风靡全国的“补鞋匠”到撼醒中国民营经济并形成举世瞩目的“浙江精神”，温州人扮演了前台的主要角色。然而中国人至今仍然并不清楚在这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浙江精神”中，其实最重要的角色应该是台州人，因为在当年的众多“温州补鞋匠”中，至少有近一半人是台州人而非温州人；而更加重要的是，那台引领浙江人走遍全国并致富浙江及影响十亿中国人共同致富的补鞋机，其发明人是地地道道的台州人！制造第一台补鞋机的人叫管康仁。
我见到管康仁时，这位曾经引领浙江人走向富裕的“浙江制造”之父，现在住在他的老家台州市中心椒江区下陈镇的一个叫水仓头村的地方。椒江区原属黄岩市，这里有着传统的经商风气，民间经商之风在数百年前就很有影响，与下陈镇近在咫尺的路桥，是浙东有名的商贾重镇，历史上就很有名。那天我去见管康仁时，对一个现象很吃惊：在弹丸之地的下陈镇水头仓村，竟然看到中国驰名、打下世界缝纫机七分天下的“飞跃”“杰克”等几十家著名缝纫机厂！现在的管康仁管着一家很小的缝纫机企业，每年生产约2万台缝纫机。与如今年生产已达百万台、销售额超100亿元的“飞跃“等企业相比，管康仁的“求精针车有限公司”，既显得落后又显得很不起眼。但在台州、在有“世界缝纫机之王”美称的水仓头和台州下陈镇，谁也不敢轻视了管康仁。1941年出生的管康仁，对我的来访感到有些突然，他在那间窄小脏乱的办公室外接待我时，第一句话便问：“你大作家怎么不到‘飞跃’那儿去？却来我这儿干吗？
我这里没啥可采访的……”当我告诉他“到台州，不采访你这位‘浙江制造之父’就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任”时，他老人家显得很激动，忙说：“我有啥值得你劳神的？实在没有啥说的。”“就说说你当年怎样搞出第一台补鞋机的？”我直奔主题。
管康仁显然动心了，这可能正是他一生最得意的事之一。“这个可以讲讲。”管康仁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看得出他对自己的现状并不满意，对自己的历史倒是另一番态度，并且一说起来便滔滔不绝：
“我高中毕业后到了浙江水泵厂工作，可是不到一年就碰上了国家精减国营和集体企业职工的政策。我父亲解放前到了台湾，又是国民党员，还当过校长和保长。所以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就成了第一批精减的对象。1965年我回到了家乡下陈水仓头村，在我们这个地方的农村。
过去就有‘扁担两头尖，出门针线鞋’的传统，就是在农闲时，许多人挑着担子外出当手工补鞋匠，赚些钱补偿生活不足。还有一种生意就是挑担卖豆腐，可卖豆腐受天气和时间等条件的影响，相比之下，补鞋生意更适合走得远些。但因为是手工补鞋，又慢又粗糙，尤其是天寒地冻季节，外出补鞋格外辛苦，钱也赚得少。我在水泵厂时就爱捣鼓，特别是对缝纫机械的修理蛮热心钻研，拆拆卸卸，掌握了一些缝纫机的构造知识和修理技术。当时还不敢说自己制造缝纫机，可看到乡里乡亲们外出手工给人补鞋很辛苦，赚钱又不多，就想能不能搞个机器，代替手工补鞋？如果成了，不可以减少乡亲们一针一线缝补的辛苦？于是我就先从路桥市场上买回些旧钢板、铁皮和螺丝什么的，开始利用劳动之余，一个人躲在家里、关上门，敲敲打打，捣鼓起来，没多长时间补鞋机就出来了。
不是我聪明，因为补鞋机的基本原理就是缝纫，靠机械操作代替人的手工缝补，所以我把自己掌握的那点缝纫机构造知识搬到了相对简单些的补鞋机上。成功后，我很惊喜，先是把自己家的一双双破旧的鞋子拿来缝补，后来又试着把邻居的鞋也补了，而且针脚比手工缝补的要好，快更不用说了。机器补鞋至少比手工缝补快几倍，用这样的补鞋机外出做生意，一是省去很多手工缝补的辛苦，二是任意到哪里都可以去，这样不可以赚更多钱吗？第一台补鞋机搞出来后，我兴奋得很，心想如果多做几台卖给那些经常外出补鞋的人，他们一定非常欢迎。这样，我就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就偷偷在家里关起门敲敲打打起来，制造第二、第三台补鞋机……”“你有制作车间和模具什么的吗？”“没有。完全靠手工敲打出来的。”“手工能敲打出来吗？”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那种与缝纫机差不多的补鞋机，觉得它还是蛮复杂的一种机械，于是便问管康仁老先生。
“能。没听说最早的汽车也是手工敲打出来的吗？补鞋机还是相对简单些。”管康仁很得意自己的技术，说，“我喜欢捣鼓机械，特别是缝纫机制造，再复杂也难不倒我。可惜我对现在的电脑缝纫机不感兴趣，他们搞的那一套我不喜欢……”管康仁指指窗外，我知道他说的是同在水仓头村的“飞跃”等现代化缝纫机企业。看得出，管康仁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人。
“你后来是不是就开始将做的补鞋机卖出去了？”“是。那个时候，一方面我们农民穷得很，我家里也需要钱，另一方面我为了制造这补鞋机要时不时地到路桥旧货市场上去买破铜烂铁等材料什么的，得花钱。另外我也确实想，如果能把自己制造的补鞋机卖出手，赚点钱，好养家糊口。前后我卖了三四台，一台卖了本地的一位补鞋匠，两台卖到了温岭。”“每台能卖多少钱？”“三四百块吧！”“赚点吗？”“赚，赚二三百块一台呢！那时二三百块等于两三个壮劳力干一年农活的收入，蛮可观了！”管康仁又一次露出了笑容。
“后来呢？”“后来就惨了……”老人的脸阴沉下来，“后来就有人知道了，告发到大队、公社领导那儿去，说我是破坏农业学大寨。”“这哪儿跟哪儿的事嘛！”我觉得很荒唐，但荒唐年代就有荒唐的事。管康仁自己说，有人认为你管康仁自己偷偷做补鞋机不说你搞资本主义已经够宽大的，你还将机械卖出去，你这一卖就是鼓励那些不安心农业生产的人出去搞副业，你这不是破坏农业学大寨是什么？于是干部就把管康仁叫去办了四个月“学习班”，最后让他把所赚的1200元全部罚了出来。这怨，换了别人早甩手不干了，可管康仁觉得自己好不容易搞出了补鞋机，而且要货的人也很多，自己赚钱不赚钱是一回事，能够让自己的那些走南闯北的乡亲用补鞋机代替手工补鞋总归是件功德无量的事吧！他管康仁是个认死理的人，心想你们不让我在水仓头卖，不让我在陈下和黄岩卖，我就卖到温岭那边去……
“温岭那边的人活泛，用现在的话说，那边的人思想解放，敢干冒险的事。所以后来我把做出来的机器卖到了温岭的牧屿。”管康仁说。
“没有再被人发现？”“我换了制造的方式。在自己家里做肯定不行的，就是关起门再敲敲打打也会被人盯住不放的。我不在自己家里做。而是跟牧屿那边的合作伙伴联手干，我把图纸给他们，他们就在牧屿那边制造，再由他们卖出去。他们每台给我150元。做完一台，我再教他技术，就这样一直做了好几年，他们那边也就慢慢做了起来。牧屿现在是有名的制鞋业基地，就是那会儿我们打下的基础。浙江各地后来出了几千、几万的补鞋匠，布满了全国各地，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有了补鞋机。别小看这补鞋机，这是我们浙江人致富的第一桶金。它的意义可不一般。
你们都说浙江人或者说温州人是中国民营经济做得早、做得好，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浙江人靠一台补鞋机比别人先一步走遍了全国各地，先一步有了一些原始积累，先一步比别人知道啥叫市场。啥叫市场？就是我们这些补鞋匠到哪儿补鞋时，知道那个地方缺啥日用品，知道了那里缺啥东西，就多了一个心眼想法去搞那些东西。因为我们出去补鞋的人到处都有，而且相互之间有联系，一封信、一个电话，就相互之间把商业网络给建立起来了。在补鞋的同时把一些北方缺的商品从南方调配到了北方，又把南方缺的货物从北方发到了南方，这样慢慢地形成了一种赚钱机会，慢慢地从补鞋变成了做贸易、搞企业的风潮。我们台州人和温州人是同步走向全国的，而最早的一批人应该说是我们台州人，因为浙江人的经商之风是从补鞋匠们开始的。补鞋能够形成风潮，就是因为有了补鞋机这个关键性的环节。补鞋机是我们搞出来的嘛！”管康仁对自己的历史性贡献很是自豪。
我之所以特别敬佩这位时下在台州并没有多少光环的老人，就是因为他制造出第一台补鞋机的这份历史性贡献，对后来浙江民营经济和“浙江精神”的形成所起的奠基性作用。绝不要小视了管康仁当年的那台粗糙的补鞋机，在我看来，它的成功制造和之后在民间广泛的运用，直至造就了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浙江帮补鞋匠，其意义并不比当年英国的瓦特发明蒸汽机小多少。瓦特发明蒸汽机，使落后的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从落后的农业社会开始走向工业社会，人类的文明史从而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快几倍、几十倍的速度向前发展。浙江补鞋匠遍布全国各个角落，他们以最原始的方式建立起的商业网络和商品意识，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中国民营经济模式，不仅影响了整个中国的今天，并且延伸到影响整个世界的今天。今天我们不是常听到世界上有人一直在叫嚷“中国威胁论”吗？西方人所害怕的“中国威胁”，实际上更多的是他们认为的“中国制造”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经济与政治，甚至是文化和军事的格局。诸君想一想：这“中国制造”首先是从什么开始的？毫无疑问，“中国制造”应该可以说是从“浙江制造”开始的，而“浙江制造”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同样毫无疑问，是从“温州制造”开始的。
可“温州制造”又是从什么开始的呢？温州人自己也毫无疑义地认为，是从“补鞋机”开始的。那么补鞋机是谁先制造出来的呢？是台州人，是台州的牧屿人最早向温州和其他地方疯卖补鞋机的。台州牧屿之所以能制造补鞋机，其首功当推管康仁，因为管康仁是第一位制造出补鞋机的人，并且把这种技术直接引入了牧屿，使牧屿后来成了制造和销售补鞋机的基地，再后来牧屿成了中外闻名的制鞋基地。台州温岭的牧屿这个地方很值得社会学家们去作更深入的研究，本文的前章已提及中国有据可查的第一个股份制企业是牧屿人干出来的。这第一个股份制业主陈华根从一万元起家，通过20多年的艰苦创业，已经发展到现在拥有占地108亩的标准厂房和6000多名员工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之一。说来有趣的是，陈华根当年也是一位走南闯北的。补鞋匠”。他与同村村民王华森等四个农民一起创办的牧屿牧南工艺美术厂成为中国第一个领到正式“户口”的股份制企业，该企业干了没多久就改成了生产鞋子的厂子。
原因是，牧屿这个出补鞋机和补鞋匠的地方的百姓通过补鞋赚得“第一桶金”后，开始由补鞋和卖补鞋机发展到制鞋业了。而陈华根是牧屿制鞋业的“领头羊”，他把企业的名字后来改成了“宝利特”。这“宝利特”从制作低档鞋到现在生产各种高档仿皮鞋等数十种产品，成为日产10万双鞋的“中国鞋王”。牧屿这个地方除了陈华根的“宝利特”外，还有“雅迪”“远霸”“海王星”“天马行”“奥利莱”等众多著名制鞋企业，小小牧屿一年生产的鞋，可以让每个中国人都能穿上一双。不仅如此，牧屿的鞋业还辐射到了周边的横峰、泽国和潘郎等镇，形成中国制鞋业的主要出口基地。
牧屿从制造补鞋机和销售补鞋机到最终成为中外闻名的“中国鞋业制造地”并非特例和唯一。在台州，像牧屿这样的“浙江制造”和“中国制造”可谓遍地皆是。
管康仁所在的水仓头仅是一个小小的自然村落，也许正是第一台补鞋机是从这里诞生的，所以注定了水仓头的不平凡。
那一天采访管康仁出来，走在水仓头的那条狭窄的乡间简陋公路上，我不免有些感慨：世界上那些曾经辉煌了近一个世纪的缝纫机霸主，怎么也不会想到，仅仅一二十年时间，他们就彻底地败在了一群中国农民手里。这群中国农民便是来自台州的邱继宝的“飞跃牌”缝纫机、来自台州的阮小明的“宝石牌”缝纫机和阮积祥的“杰克牌”缝纫机等。你自然不会相信，在全世界每年近千亿销售额的缝纫机产业中，这个中国浙江台州的小小水仓头村就占了三分之二的份额！就说被朱镕基总理多次称赞为“国宝”的“飞跃”老总邱继宝，现在他的“飞跃”缝纫机，一年销售量达上百亿元，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都有他的“飞跃”。邱继宝在许多国家，享受的是国家元首级的待遇，一些国家的总统都认识他。朱镕基和温家宝两届国家总理都夸邱继宝是“真正的世界名牌”。邱继宝告诉我，他也曾是补鞋匠出身。如今身价百亿元的邱继宝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正在中国北方的那个天寒地冻的街头，靠着一台补鞋机为过往的行人补鞋。正是这半年积攒下的几百元钱，使他回乡后动了自己办厂的念头。而正是这一念头促使他第二年便开始做起了缝纫机零件的小生意，之后又办自己的缝纫机厂，一直办到现在。如今邱继宝家产过了百亿元，5000余人为他企业做事，100多个国家销他的“飞跃”牌缝纫机，那缝纫机大的能做像球场一样的巨幕，小到国家主席、总理出国手提着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元首们。
我还认识另一位奇人，他如今也是几十亿身价的台州人，他在1983年还是个补鞋匠。因为他年纪小，别的补鞋匠都赚到钱回家办厂了，可他才刚刚迈出赚钱养活家人的第一步。为了多补鞋，他只身到林海雪原的兴安岭，因为他听说那里的伐木工人的靴子是皮的，伐木工人很少出山，靴子坏了没人补。于是他扛着补鞋机进山，白天走雪地，晚上住在人家的狗棚里，几次半夜里被野狗叼出来差点丧了命。后来他学精了，逢到雪夜没地方住，就帮人家补鞋，补鞋换得一宿。就这样，他只身在大兴安岭挣得了“第一桶金”——是用自己的性命挣来的那桶金。回家后他也办起了缝纫机厂，现在他的“杰克牌”缝纫机同样是世界著名的品牌，他便是水仓头村又一位名人，叫阮积祥。小伙子看上去仍然像个二三十岁的青年，整天一脸可爱的笑容。
台州还有一位传奇的人物，叫李书福，有名的“汽车狂人”，中国民营汽车“吉利”的老板，五六所民办大学的老总。这位模样憨厚的农民，小时候就是挑着补鞋机满世界走的台州人。
他现在搞的“中国制造”，把外国汽车霸主们搅得常常夜里做噩梦……
台州更有几位现在拥有几十亿资产的民间金融家，他们的发家初始，依然同样没有离开补鞋机。
台州人为浙江人制造了补鞋机，成全了浙江人发家致富的“第一桶金”。浙江人通过补鞋换来的“第一桶金”，办起了自己的家庭小厂，又把家庭小厂慢慢扩建成拥有一定规模的私有企业，有了企业就有了工业产品，有了工业产品就出来摆地摊交换成现钱，于是一个个像义乌那样的自由市场便出现了。市场渐渐变大了，全国的商人和全世界的商人都来做买卖，于是浙江人又开始从仿制到自制的阶段……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了，他们就开始独立研制自己的产品，“浙江制造”从此一发而不止，并且把中国民营经济风暴带动了起来，直到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推动得如此波澜壮阔……
这就是台州人——确切地说，是台州农民们在30年前所掀起的那一波又一波惊天动地的春雷。
这春雷如今仍在中国大地上回响着、回荡着……
补记：发现历史的意义
2006年和2007年及2008年初的三年时间里，我先后在一个过去根本不熟悉的地方进行采访，其原由是因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的一个提议：浙江是中国民营经济的主要发源地，应当请作家和学术界的专家们好好总结一下。于是我成了这一提议的主要执行者之一。
不少理论家走进浙江后，多数跑到了温州。温州的经验和“温州模式”早已摆在那里，无需着力就已经很完整。然而这不是历史的全部，更不是历史的全部真相。
马克思说过，考察历史，必须追求真实，而真实的历史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起源点。
人类历史上有趣的一件事可以写入世界经典教材并成为真理：中国的农民永远是历史的创造者！从大禹治水到陈胜吴广起义，从太平天国到韶山走出的毛泽东，农民革命一直是改变和推进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的命运。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的现代化如此繁荣，而真正影响和推动这个现代化的繁荣进程仍然离不开9亿农民的每一个情绪与每一个表情——农民主宰中国命运的历史从来就没有改变过，一百年后仍然会是这样。
我的结论源自我走进的一个农民创造了当代中国经济模式的地方，那就是浙江台州。这块土地过去我们对它非常陌生，即使是现在，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但台州以另一个角色所出现在当代的其他形式，我们早已对它不陌生了。比如过去人们常说的“温州模式”，其实多数是台州人在支撑着这样一个“假温州、真台州”的现象。比如我前文所言，在全国影响广泛和最初的个体户形象与民营经济的形式的“浙江补鞋帮”就是台州人创造的并为主体；比如第一个尝试农村股份制的是台州人；比如第一个搞农业新型合作社的是台州人；比如第一个民间银行的诞生也在台州；比如第一个民营汽车制造厂并形成名牌的也是台州人；比如第一个个人制造飞机的也是台州农民——这位农民虽然没有把土制的飞机飞上几千米的高空，但他至今仍然在不停地试验……够了，有这些现象和事实，足可以证明台州人的与众不同。
然而，既然台州人作出了如此伟大和了不起的丰功伟绩，为什么却一直默默无闻呢？著名学者、当了新华社《瞭望》十年总编辑的陈大斌给过我们这样的答案：台州改革与发展的特点，“都是静悄悄地推进，一切都不事先声张，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十几年间一直默默无闻。这与山水相连的温州形成鲜明的反差。温州人敢为天下先，大力发展个体、私人经济，经济发展上取得突出成果，而政治上都陷入了众矢之的的险境。‘复辟资本主义’的指责、批判，漫天卷地，有如黑云压城。有人说，改革开放的前十几年间，温州的航道上风疾浪高，电闪雷鸣。而近在咫尺的台州，却是悄无声息，没有任何‘惊险动作’引起左邻右舍的关注。台州的航船在悄悄地绕过急流险滩。这是台州人审时度势，作出的智慧的选择”。
这就是台州人的聪明与智慧所在。这也是台州人做了那么多伟大贡献而至今仍不被外界所知道的主要原因。
其实台州人并不尽是因为看到左邻右舍当“出头鸟”的不幸命运，才收敛自己的“硬气”性格，而是他们自己也曾有过“血的教训”才慢慢懂得了“政治智慧”这四个字。
大凡英雄有两种：一种是不顾一切地向前冲，结果还没有冲到目的地，就已经倒下牺牲了；另一种英雄也冲锋，可他一边冲一边在观察审时，结果别人牺牲了，他则成了冲到顶峰的继续生存着的英雄。台州人属于这样的英雄。而这样的英雄有时不被历史和他人所标榜，无可否认的是这样的英雄才是真正的历史推动者和历史继承者。牺牲的英雄可以将历史凝固在一个悲壮的定格上，而活着的继续在努力创造着的英雄则可以将历史推向更辉煌、更文明的新时代。
天台山脚下的一位老人告诉我：1951年，第一次获得土地的台州农民最先联手办起合作社，结果1952年使得这里的农业大丰收，于是大办农业合作社成了全国性的让毛泽东同志极为欣喜的一件事。浙江因此也成为全国办社的先进省份。但到了1953年、1954年，办社就出了问题，那些中农有意见，说拼起来种稻没有谷，合起来养猎没有肉，于是他们要求退社，而且有的地方退社后发现谷也多了，肉也能吃到了。农民们因此纷纷效仿，上面的一个叫邓子恢的领导也支持这事，提出办社的调整思路。毛泽东知道了，怒斥之是“小脚女人”，并再度号召“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于是全国一轰而上，中农也被大批特批。后来是统购统销，农民的自主权基本被剥夺。1957年，农民开始闹事，因为他们发现交了公粮后自己吃不饱肚子。带头闹事的就是台州的仙居人，一时间这个县的合作社全部垮掉了，一些坏人借机兴风作浪，把政府的牌子都砸了，再度惊动毛泽东。仙居一县被抓起来的人就有几百人……自古就有硬气性格的台州从此再不敢在政治面前碰硬了。他们开始以另一种方式进行着自己的革命——想明白了，悄悄干，干对了也不说不扬。这种行为的结果是：台州人空前地收获了实惠。
只干不说，静收实惠，于是就成了台州人自我发展、自我保护的传代经典经验和处世方式。
“以往一直需要国家大量返销粮的台州人竟然在混乱的‘文革’十年中没有饿死一个人。”对这样的“辉煌一页”，我问台州人是什么原因时，他们笑着告诉我：“全国工人在造反打架，我们台州农民在家种粮生娃。”智慧的台州人已经老到起来了，就像得了天台山上那些隐士的真传。
种田人知道：种什么样的田，就有什么样的收成。“人民公社”之后，农民们种田的自主权其实被彻底地剥夺了，剥夺了种田的自主权的农民等于没有了天生的能力，时间一长，就没有了进步。而对那些地薄人多的山区，没有了自主权的农民就只能靠国家来养活自己。笑话，农民们对这样的寄生生活自己也不满意，加上返销粮还常常不够和不及时，饿肚子的日子是难过的。走出大山到政府去闹事？去造反？农民们最后选择的不是这些，而是悄悄地“土地革命”——把集体的地分了，分给各家各户种，结果发现他们基本能丰衣足食了。这等好事怎不做？再说，山高皇帝远，没人说就没人来管——皂树村的老百姓和干部们就是这样在山外的世界都在大批“资本主义”时，他们却瞒天过海地进行着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分田到户。这样的日子竟然使全村的人在国家没有返销粮的年份里照样可以养活了全村人，于是他们认为这没有啥错，符合毛主席说的“自力更生”。慢慢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成了习惯。再后来，周边的村子也悄悄地跟着学，一直把几个村、几十个村和两个公社的农民们全都带动了起来，所以等到1980年9月中共中央以75号文件向全国转发了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主持农业工作座谈会的纪要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发下来后及那个报道安徽凤阳小岗村分田到户的新华社记者的长篇通讯《中国，有这样一村庄》发表时，浙江台州的农民们带着半嘲讽的口吻说：小岗村人做的事，在我们这里早已成了历史。也就是说，被写入中国改革开放史的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农村掀起的一场最让9亿农民们激动的分田到户、承包单干运动，在台州相当多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溅起一点儿水花——原因是这里的农民早已把地分光了！比小岗村和其他地方的农民们早承包、早分田到户的台州人，在别人忙着还在争论分田到户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时，他们便又开始了悄悄地离开家乡、离开庄稼地，开始向外乡、向城镇做起买卖来了——第一批穿村走街的补鞋匠、卖糖换破烂的货郎担延伸到江浙各地，随之到了全国所有角落……
“你们是哪儿的？”当货郎担和补鞋匠出现在全国各个角落时，有人好奇地问他们时，这些人开始告诉别人：我们是台州来的。
台州，台州在哪里？台州？是不是在台湾哟？什么，你们是台湾来的？是不是台湾特务？坏人！特务！竟然一时间在外补鞋、做货郎的台州人，连连被莫名其妙地关进了派出所和监狱。
台州人再不敢轻易说自己是台州人了。这个时候温州人跟着也“资本主义”起来了，而且温州人性格外向，“我们是温州人”。温州人因此有了好名声。于是与温州连山连水的台州人干脆也跟着说“我们是温州的”。结果是：他们不再被人莫名其妙地关起来、吃官司。
温州人的名声，越来越大。台州人默默地融入在80年代、90年代下的“温州热”中茁壮地成长与发展着，而当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温州人”和温州货及“温州模式”被举国臭骂或抨击时，台州人则聪明地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毛发未损地照旧按自己的改革与敢为的方式在自己的土地上和自己的经营世界里，不断往前冲锋，向前行进，直到把一个默默无闻的台州市建成硬朗朗的现代化城市和全国民营经济最繁荣、最坚强的地方……
这就是台州的一部当代改革史。它简明而爽朗，智慧而诙谐，从从容容，遇险而不惊，最终变得光辉而灿烂。一旦闻世，举国震惊，人类敬之。
多数中国人没有去过台州，而且可能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台州这个地方。但今天去过台州的人几乎没有不被那里的人的改革精神和思想解放精神及那里的民营经济所震撼！本来我是要写一部关于台州的大书的，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没能完成，但我的采访任务则是完成了，并且前后去过那里5次，记录下了厚厚5本的采访记录，在我书房里有几大包关于台州的书籍和材料，它们已经伴随了我三年多时间……至今仍然时常感到台州之风的灼热与台州的温度。许多台州的当代人物和他们的敢作敢为，时常在我的眼前闪动，不用翻阅采访本，我就能说出他们的名字，说出他们的事迹——农民阮小明，从补鞋匠起家，一直把“宝石缝纫机”做到全世界，在亚非拉的许多国家，只要他阮小明出现，那个国家的总统就会像迎接国家元首一样迎接他；农民叶仙玉，能够把曾经名噪一时的北京“雪花”牌冷柜从地球上消失，而他的“星星”牌冷柜如今则成为中国“冷柜之王”；农民张小赧，1971年时他就敢邀集了24个农民兄弟凑“打硬股”，成为一家戴红帽子的私营企业，前七八年里他屡遇失败却从未挫伤办厂发财的理想，后30年间他把企业建成全国同行之首，如今他的“三友集团”名扬天下；农民叶洋友，生产队会计出身，头脑灵光，按不住那颗想发财的心，于是外出搞建筑承包，后来生意越做越大，成为台州民营第一家上市公司的“老董”，现在他的“腾达”在上海滩威名显赫；农民吴金火，天生的聪明人，他因为听了一个当化学老师的亲戚说冲胶卷的定影水里有“银铝”，于是便从1974年开始，挑着水桶，到各医院和照相馆去收定影水……如此“银铝之路”，一直走了30多年，一直到他的徒弟可以排成几里长的队伍，最多时他的“收银队伍”多达四五万人！现今全世界都有他的“收银兵团”。
他所在的台州仙居，一个季度可以出口白银120吨！没听说过吧？没一寸银矿资源的仙居，竟然成了影响世界银业市场的“银都”！台州农民现在干的事你无法想象——一位姓丁的农民，他与几位农民兄弟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收旧货，后来到上海“收破烂”，从此一发而不止，一直将“收破烂”收到全世界。现今他的“收破烂”行当也改名叫成废物利用的“循环经济”，并将这一产业建成台州的一大特色经济，连胡锦涛总书记都夸他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创建特色经济的典范。
农民谢启定，小时候全家人住在半山腰因为没有干净水喝，他就动脑筋为挑水的母亲架设了一条将山脚下的井水引到家里的自来水管，受此启发，他开始搞土水泵，后来搞“洋水泵”，一直搞到亚非拉世界各地。我去采访他的时候，这位“水泵大王”在老家的那个山窝窝里竟然在建一幢五星级的摩天大楼。“我要让村里的农民都能享受到世界上最现代化的生活设施。每户四五百平方米，每户都有室内游泳池……”在即将竣工的大楼前，谢启定这样对我说。我走进那幢大楼的样板间参观之后，无法用感叹来形容对一个山区农民所做的伟业——因为即使在北京，我也很少见过如此豪华的住宅。而我的这位台州农民朋友告诉我，他的这幢楼，是要以特别的优惠价卖给他本村的农民兄弟。
台州人和台州农民的一切都让我无法不感动，这里掀起的农民革命风暴，虽然已经刮得很久、很久了，但由于它不曾以自己的本来面目出现于世人面前，所以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认识。现在我们的党和国家已经非常成熟了，路线和方针政策都不再叫人有后顾之忧了，已经非常硬朗和殷实的台州人也开始知道挺着腰板站立起来的意义。
本书恰逢举国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史时刻，因此我将这段过去一直鲜为人知的历史公布于众，意在让研究中国改革史的专家们和想了解我们曾经走过的30年辉煌中国历程的世人们，能够更客观、真实地撰史与阅读中国，这样有助于全貌地认识我们的那些创造历史的英雄的人民。同时期待那些创造历史的人们获得应有的尊敬和荣誉。
我一向认为，文学不仅仅是一种取乐于人的消遣品，它更多的功能应是鼓舞和激励我们的人民与后代能够在阅读作品中获得积极的向上精神与动力。而作为文学工作者，我们如果能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为当代人和后代发现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经验与历史真相的话，那这样的文学意义比创作一部言情小说或写一篇爱情诗歌不知要强大和伟大多少！发现历史，将使人类自己清醒地明白以后的道路怎样走。发现历史，可以让智者更加聪明，并从已知世界获得更多的灵感与智慧去创造更多的辉煌与梦想；发现历史，可以使所有喜欢踏着时代足迹前进的人，能够不再迷失方向，以最快捷和简便的方式，赢得成果，争取未来成为居上者。在文明社会的进程中，发现历史与发现未来一样具有金子般的重要，因为它可以改变我们的世界。
我为我的发现而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