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一场与瘟疫殊死搏杀的城市保卫战
22年前的5月，我从一个边远山区的军营上调到北京解放军某兵种总部。那个日子很令我感动，于是当晚我跑到天安门前，认认真真地看了一眼我心中的圣城。想不到的是22年后的今天（2003年：校对者注），当北京的1300多万市民们正在与非典进行着生死搏杀的时刻，我又一次忍不住地独自来到天安门前。我看到流金溢彩的天安门城楼依然那么巍然挺立，广场上的五星红旗依然高高飘扬，于是我忍不住面对天空，喊一声：祖国，北京，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如此深爱你们……因为就在这个日子里，我走进了正处在全民“抗非典”伟大战役的北京指挥中心，走进了与非典激战的第一线，在那儿感受着每时每刻的战斗烽火与生命至爱。
我因此想向读者报告北京发生的这场与非典生死决斗的伟大战役——
来自指挥部的报告
王晨，北京SARS医疗救助指挥中心的一名普通战斗员。那天他推开桌前的玻璃窗，望着长安街上的车水马龙，对我说：“第一天来到指挥部时，看到熟悉的北京城突然一夜之间变得万人空巷时，我的眼泪真的一下像散落的珠子……那情景太凄惨了！”我告诉他：那些日子里，每一个北京市民都有这样的感受，都在寻问“如此繁荣和现代的古都难道真会变成死城一座”？
那是一段多么恐惧的日子。
空气中，似乎到处迷漫着瘟疫肆虐的气息；街头巷尾，呈现的是人们慌乱而恐怖的匆匆行色，这样的时光足有数十天！是四月？是五月初？是五月中？
北京经历着像“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那般景况，这种说法丝毫不夸张。所有经历这场瘟疫的人们，都会这样感叹北京的那些痛苦日子。
5月29日，新闻播出了当天的全国疫情，北京第一次出现了新发病例“零”的记录。那一天夜晚，我看到自己居住的楼下有人竟然放了一挂鞭炮，以示庆贺。虽然放鞭炮是违禁，但久抑痛楚的市民们还是对放炮者以笑助威。
“太不容易了！北京从最初的非典发病例‘零’数，到日发病例最高纪录的343例，现在终于又回到‘零’纪录！真是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好领导啊！”一位70多岁的老婆婆，以其特有的虔诚，跪下双膝，面朝天安门方向深深地顶礼膜拜。
在场的人都在感叹：真不容易，好像这一阵过了几年似的。
这一天，北京的很多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在庆贺“零”纪录。那喜形于色的神情相互告示着一个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北京战胜非典的日子已为期不远。
5月31日，全国疫情仅为一例临床确诊非典病例，是北京的，而这也是由疑似转为确诊的。
北京在5月胜利实现两个“零”确诊病例。
其实百姓并不知道，本来这个“零”纪录应该早在几天前就能实现的。
5月26日晚，当我走进北京“抗非”最高指挥部——“北京防治非典型性肺炎联合工作小组”会场时，才了解到这一“内幕”：25日清早的暮色中，一辆载有五人的桑塔纳轿车，从山西经北京延庆山区公路进入北京市区，车上的一位男子是个艾滋病患者，他的病症又起，且发着高烧，同车4人送他进京看病。哪知到佑安医院一查，确诊是非典。而这一天如果不是这位山西来的“不速之客”，北京的日新发病例正是“零”纪录。
指挥部会议室内，领导和专家们听完市疾病防预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情况后，轻轻地发出一阵欷歔：真是想不到啊！我当时有意看了一下指挥部“最高长官”市委书记刘淇同志的脸色，那是一张严肃而冷静的脸。我看到他的目光盯在那块介绍《新发病例情况分析》的屏幕上，至少停留了两分钟。
虽然我无法判断这位北京“抗非典”最高指挥官此刻心里在想什么，但似乎能从其凝重的目光中看出他同样在期待着什么。
第二天，市民们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刘淇同志带着市委秘书长在北京与山西交界的延庆张山营交通路口，检查工作，并且跟那些检查过往车辆的工作人员们一一交代和示范着。自“抗非典”战斗全面展开后，北京的百姓看到市委领导到第一线的镜头太多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一天刘淇书记的又一个“巡视”。可我看了却非常感动，因为我知道这是他为前一天那个本该早来的“零”纪录的失之交臂而专程来到延庆关卡上的。
26号晚上的“联合小组”会议结束时已近十时，我看到刘淇书记离开会场后是回办公楼了，虽然不知道他当夜办公到什么时候，可我却不曾想到当晚发现“防非典”新问题后，这位日理万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在第二天一早就出现在距市区110多公里的山区要塞上，检查督促工作。从27日到31号的5天日子里，我特意留意《北京新闻》，惊喜地看到了每一天都有刘淇书记到车站、到街道、到社区、到民工工地、到郊区农村的报道。而正是这样一组组百姓并不了解内情的镜头背后，北京创造了自3月份以来非典新发病例的两个“零”纪录。
曾几何时，北京市民们为对疫情的不知情而埋怨情绪有多严重，这也导致了上任才几个月的新市长的辞职。然而如今的北京，市民们对政府又是怎样的评价呢？
市委副书记杜德印给了我一个数字：满意率达到90%以上！我相信这个数字没有水分。因为经历了生与死岁月的北京市民才不卖当政者的面子，他们挑剔着呢！每天都盯着自己这个城市的一点一滴的疫情变化，也每天盯着自己身边的疫情和防治措施，稍不满意准会投你反对票。
有件事很能说明问题：5月6日，北京安华西里的一个居民看到自己楼里的垃圾道堵了，也没有人来处理。一个电话打到“市长热线”。5月7日上午，这位居民下楼买菜，见自己的楼道里来了一群人，打头的竟然是王岐山代市长，说是来看这个楼道的垃圾处理情况的。那居民听了很激动，说我昨天虽然电话打到市政府，但心里想也就打打而已。谁知您市长真的来了，而且来得这么快呀！王岐山说：“现在都是什么年月啊，垃圾问题可是大问题，我这个市长如果连垃圾问题都处理不了，还做什么市长嘛！”90%的满意率，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有人说，“抗非典”的日子使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获得空前融洽。这话一点不假。
北京市委办公楼，这是首都“抗非典”的总指挥部。在这之前的十来天中，我因采访需要时常不分夜昼地进出这儿。每每走进大楼，感受最深刻的是：所有在这儿工作的人，他们都是那么的忙碌，即使在就餐时也常见他们一手拿着盒饭，一边拿着电话在工作。“唉，简直像打仗！”公务员们总用这样的话回答我的询问。
其实他们就是在打仗！打一场无硝烟的残酷战争。
从4月20号前后开始，指挥部里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成了战斗单位，不分日夜，没有间隙，从市长、市委书记到打字员、材料员，他们被要求和自觉地执行着“随叫随到”的24小时工作制。听宣传部的一位同志讲，某处长的家属为给丈夫送几套换洗的衣服，竟然在市政府大楼门口等了整半天——她的爱人在指挥部就没有断过电话。
梁万年，一个多月前走马上任的市卫生局副局长，现在北京认识他的人大概超过七成以上。
作为政府疫情发言人，如今他成了“抗非典战时电视明星”了。在市防控中心接受我采访时，这位大学副校长出身的学者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话令我深思。他说：“过去我当学者，是出了名的政府批判派。可自从我4月22日被一纸任命当了政府一名公务员并参与了整个“抗非典”战役的战斗后，现在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我对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真的是好样的！”梁万年的感叹没有丝毫夸张。他自己就是一个例证。从一个多月前任命当卫生局副局长后，主持全市疫情信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上厕所都得带上手机，躺下身子却不敢脱衣服。
“市长半夜叫我到他办公室，书记一早找我谈疫情，这已经是我每天的例行公事和习惯了。市领导们都这个样，我敢有一分钟的怠慢？你看看我办公室的复印机！最多时一天收发一千多份文件，那纸放在手里是烫的！”年轻的副局长第一天上班就有一个强烈的“榜样力量”：4月20日是北京“抗非典”战役的一个分水岭。刘淇书记和新上任的王岐山代市长在头天一连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和全市干部大会。第二天一早，两位“司令员”便到了市疾病防控中心。当他们得知中心的网络系统资源不足时，就在现场办公。这个后来被人称之为“北京抗非战役生命线”的网络仅用了几天时间便开通，成为北京疫区24小时防控非典的一个畅通无阻的强大信息网络，为扭转前期疫情不明而造成疫情失控的被动局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疫情的控制，体现在每天的发病数字上。北京人如今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钱袋、米袋和居室，而是从他梁万年每天嘴里说出的那个疫情数字。“知道这数字是怎么来的吗？”梁万年说起这话题，眼睛就发亮：光我说一个人的工作的量，早晨八点半听CDC（疾病防控）各部门负责人的交班汇报，他们要将之前的24小时情况汇总并作出书面分析材料；当我收到这些材料后，就要再与全市另外几个防治小组通报情况，并收集他们的反馈信息，然后再充实自己的信息。期间动态的变化随时发生。我们每天对外公布的主要为三个数据——临床新发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死亡数字。其实我们要收集和汇总的各种数据多达十几种。而每一种数据本身又是24小时在不断变化的。尽管现在我们建立了数字化的网络平台，可以在几十分钟内将全市疫情的各种数据汇集到指挥部，但对负责疫情信息工作的战斗员来说，我们所掌握的不仅仅是简单的那几个对外公布的几个数据，而是这些数据背后的大量需要供政府决策的第一手材料。比如进入5月下旬后，全市疫情得到明显控制后，大家都在期盼‘零’发病，可事实上总有那么几例新发病在扰乱我们的心境。这些新发病是怎么出来的，我们的工作范围就大了。
像某一天突然增加了四五例民工患者，我得到这个数字后就要立即将情况报告市长、书记，市长、书记得到这个情况后他们的紧张程度可是老百姓不了解的。他们一得知这个情况，脑子里立即想到的是几十万返京回城的民工疫情控制。因为如果这一环节抓不住，弄不好疫情再度大规模复燃。市长、书记要决策，我就得给他们准备各种有关民工患者的一系列相关数据，甚至连这些患者是从哪个地方来的，他们现在在哪些工地施工，这些施工工地的控制防预情况又怎么样，全市有民工的工地情况又是个什么情况？如果一旦施工工地出现疫情蔓延又该采取什么办法……总之一个简单的病疫数字，就会带出几十个甚至几百个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有效处理和控制。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就这样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少干和偷懒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说，市长书记现在都成了防控专家，你哪个地方有偷工减料，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你只有准备三百五百个答案，才可以在他们面前回答好一百道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指挥机构分分秒秒地忙碌战斗的缘故。
梁万年仅是整个北京保卫战中一个师长或团长的角色，他哪知道作为全市防控大战的市长书记这些司令员们的肩头担子有多重！王岐山，北京市代市长，人称“抗非典市长”，从海南省省委书记调任北京代市长，仅一个多月，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人都说北京来了位好市长，他的个人魅力在于他“平民化”：
一张平民化的脸，一腔平民化的语言，一颗装着百姓安危的火热之心。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一天，“出巡”的王岐山路过一所刚恢复上课的学校门口，见几个穿着防护衣的人把守在校门口，便立即下车上前询问。那几个穿防护服的人告诉市长，说他们是学校的老师，正在对进入校门的学生进行体温测试。王岐山大呼：你们这副样子怎么行？孩子们还小，见了你们这个样还不吓出毛病来呀！防护是需要的，可也得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呀！学校觉得王市长说得对，很快纠正了。这小细节，可见市长的拳拳爱民心。
我第一次面对面地听他讲的第一番话是这样的：我这个人也爱发烧呀，一上火，扁桃体就发炎。到北京来上任，那是非典疫情直线往上升的时候啊！我能不上火吗？可我不能发高烧呀！真要烧了，人家把我拉去一“隔离”，我还怎么个与市委、市政府的同志们带领大家“抗非典”呀！我有办法，就是吃素，天天吃素，不让火上来。
“我现在越来越有信心。可我的信心不在于数字上，而是全市的人民都参与了“抗非典”的战斗，现在的北京啊，到处可见看到村自为战，巷自为战，楼自为战，校自为战，家自为战，那情景能不让人感动吗？人民战争的威力啊！市民自身防范疫情的成熟、对政府的理解和信赖，多好啊！正是他们的行动才为我们解决医疗资源的不足和紧张，彻底赢得了时间。我的信心还在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看看中央的‘抗非典’方针，从一开始就没有变过，这说明中央决策的英明和坚定。所以说，战胜非典的战役是既定的！”市长的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回荡。
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要取得一场战争的全面胜利，最终将取决于你是否真正地全面地发动了全体民众参与了战争的程度。王市长现在如此响亮地说出上面这番话，我想是他和他的同仁们已经非常满意了自己前期在发动全市民众参与“抗非典”战斗的那种程度。王岐山向我们透露过一件事：有一天他陪温家宝总理到郊区看农民们防预情况。
有个身体很硬朗的老太太见了温家宝，总理问她你认识不认识我？老太太摇头，说不认识。总理又问她：你知道不知道非典？老太太马上回答说：知道知道，非典是天灾，是瘟疫，发烧了就可能是非典，得马上到医院去瞅，得了这病就不能再跟别人亲近了。温家宝事后很激动地对王岐山说：你瞧瞧，现在抗非典多深入人心，人家老太太不认识我这个总理，可对啥是非典，怎样预防说得一清二楚。不简单啊！有百姓这么支持，我对抗非典胜利是更加充满信心了。
那一天我见到王市长，是下午三点，“北京地区医院院长联席会议”一直开到晚饭前，王市长的讲话激起了会场上阵阵掌声和笑声。要知道参加会议的都是处在一线的“战地指挥员”，能在“抗非典”硝烟依旧的激战时刻，看到他们与市长一起有说有笑，还有谁怀疑这场艰苦的战役不胜利呢？
那一天，与王岐山市长在一起六七个小时，而且其中还有一段单独的短暂谈话，我强烈的感受是：北京的“抗非典”最高指挥官们，他们为了人民的生命和北京这个城市的安危，可以用“呕心沥血”四个字来形容。
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这些日子里是怎样地忘我工作，其工作强度有多大！但从他们一张张黝黑而明显带着疲倦的脸上可以看出，我见过的刘淇书记、王岐山代市长，还有龙新民副书记、强卫副书记、杜德印副书记……无一例外。
年轻的副市长陆昊，只有35岁。说实话，当第一次听说北京市出了全国最年轻的一个直辖市副市长时，我可以作出某种判断的联想是：此人是否又是位某某老前辈的公子？陆昊那天在“抗非典”物资小组的指挥部里的开场白，不仅彻底否定了我先前的错误联想，更被他的坦诚和睿智及工作能力所打动。
1300多万人口的城市，谁扛得起这么重的担子？而且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突发疫情，每一分钟的延误，都有可能造成整个城市的溃败和无数生灵涂炭。“凭良心。只有一个想拯救百姓生命的良心来驱使自己！”这是陆昊的开场白。朴实、真切，不带一丝官腔。
良心是什么？良心是对得起别人，对得起市民，对得起自己所干的工作。突如其来的灾难谁都没有经历过，也谁都没有想到一个政府在短时间内要承受那么大的压力。靠什么？能力？
能力可能是有限的；但只要凭良心去做了就行。办法？办法可能在某一时间是错误的，但凭良心去做了市民也会理解和能原谅的。有了这两点，我还有什么怕的？干吧！有中央决策在，有全市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我怕什么？陆昊说。
当北京的疫情处在最疯狂的时刻，防护服几乎成了唯一可以抵御一下非典袭击的武器时，陆昊带领的物资保障队伍不仅以最快的速度调集并送到处在与非典肉搏厮杀的一线医务战士手里，而且没有多花一分国家的钱，相反还以最便宜的价格送到了北京指挥部。在此次“抗非典”一线被称其为“救命服”的杜邦防护服，平时的市场价为40元一件，陆昊要到的价是每件27元。这是这位学经济做市场出身的年轻市长在“抗非典”战役中最得意的一笔。几百万套世界顶级防护服，仅以小时和天数来完成的啊！而更令我感动的是这些被北京人称之为“救命服”的几百万防护服发放中，陆昊向我们保证地说：“虽然都是经我一人之手批准发放的，但每一件防护服到了个地方，给了谁，我都经得起任何人的查证！在所有这些防护服的发放中，没有任何的后门与交易存在，只有与患者和医务工作者的生命连在一起。”铿锵有力，落地有声。这就是“抗非典”时期人民公仆的风范！它不由使我想起胡锦涛总书记深情地在广东街头与市民们亲切握手交谈的情景。
它不由使我想起温家宝总理在北大学子面前热泪盈眶地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常常泪流满面”的真情流露。
是的，任何一场战争的成败，没有最高指挥员的正确决策，是不可能胜利的。而一场人民战争的胜利，必定是我们人民信赖的领导者站在人民的最高利益面前，将其智慧和能力发挥到最佳水平的结果。
人民的信赖，来自于最直接的真切感受。
北京市教工委负责人在谈到指挥部领导抢救大学生患者时，泣不成声。“在高发疫情时，医院的床位关系着患者的生命。那天，北方交大的一名学生被确诊为新发病例，与他同一时段确诊的还有两名患者，一名是电影学院的谢飞导演，还有一名是北京医务系统的患者，当时全市所能腾出的床位只有两张，谢飞是教授，年岁又大了，又是革命老前辈的后代，应该迅速转入非典医院。剩下的是一位大学生与医务专家之间的选择了。指挥部有关部门为这几乎绞尽脑汁反复权衡，最后还是把床位让给了北方交大的这名普通大学生。后来这位大学生和谢飞导演都得救和康复了，可那位医务系统的患者却永远离开了人间……”段杰，北京SARS医疗救助中心负责转运的女调度。从4月22日进入指挥部后，没有一天睡觉超过三小时的。她手中的表格和电话，掌控着全市各个医院的病床资源和调度，用她的话说，“我打电话的快慢和做计划的速度，连着的是一个个患者的生命。在值班时我不敢耽误一个电话，可看着桌子上铃声四起的电话时我又害怕去接，因为一接我就得给人家解决问题，那可是一条条命啊！”段杰有个儿子，快两个月没有见到妈妈了，想通过电话跟妈妈说几句话。有一次儿子听到那边妈妈的声音，刚说了句：“妈你还好吗？”段杰就把电话狠狠地一搁：“这孩子捣什么乱！”连轴转过三天最紧张的时刻后，深夜段杰被同事拉到房间休息，这时她想起了前两天儿子要跟她说话的事，便拿起电话打到家里，睡梦中的儿子听到妈妈的声音后，竟说不出一句话，委屈地不停哭泣着。母子情的催发，使在指挥部说话像扫机枪的段杰此时哽咽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却跟着儿子哭了好一阵。
而就在此时，指挥部又打电话叫她赶快去处理一件应急事。原来有个女患者确诊为非典，医生们随即对她才生出八个月的孩子进行诊断，发现小孩也有明显的非典症状。有人建议一起随母送入定点医院。在送不送八个月的婴儿到非典定点医院问题上，指挥部里的工作人员为难了，于是他们叫来段杰。“孩子这么小就送非典医院？不行不行，我们一定得再想想办法，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能这么做！”段杰快言快语。“那又能怎么办呢？”同事们问。段杰迅速作了一番思考，当即决定：“我马上调救护车到儿童医院，带上专家前往那儿给孩子会诊。只要有一线希望，就把孩子留下作疑似观察。如果不行，再立即用救护车把孩子送到定点医院。马上行动！”之后的数小时里，段杰亲自出马，四处奔波，最后终于在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对这位最小的患者作了疑似病患者处理，如今这婴儿已经恢复健康。
当处理完这个小患者的事后，段杰不由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她的眼泪忍不住又溢出眶中。
电话铃又骤然响起……
“喂，喂喂，我们这儿又有一个可疑非典患者，说什么他就不住院，现在正满大街上乱跑着呢！你们快想法子呀！”某医院发热门诊打来急电，万分焦虑地说着。
“啊？！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段？”指挥部人员犹如闻讯又一个前线阵地的失守，紧张气氛骤然而起。
“在雍和宫附近。”“好，我们立即派人处理，请你们协助追盯患者！务必不能让他失踪！”指挥员放下电话，又重新操起话筒，电话直接打到市委副书记强卫那儿。这位主管全市公安政法工作的医疗防控小组组长立即向公安部门下达命令：“派出警力，追踪患者，以最快的速度让其回到非典病房！”几分钟后，雍和宫附近的大街上便演出了一幕“四名警察护送非典患者进医院”的惊心动魄的现场直播：患者是个外地民工，六七十岁，一腔听不清的外地口音。当四名身穿白色防护服的警察，左右前后出现在这位企图逃亡的患者面前时，他就是不走，嘴里还不停地说着“没钱看病”四个字。
“大爷，治疗非典国家不用你出一分钱，不用担心，进去就行了。”警察苦口婆心地给老人讲理，可人家哪信，天下哪有瞧病不出钱的理？农民就是这么实诚。
老人不信，也就不愿向医院走。警察只好一边跟他讲理，一边暗中引领他向医院方向挪步。
这出“现场直播”，全程距离只有100多米——逮住患者的地方到医院病房之间的距离，却整整用了三个小时！……
5月31日，北京市“抗非”指挥部新闻发言人宣布：饱受SARS疫情蹂躏的北京，至此已取得“抗非”攻坚战的阶段性胜利。他举了一组数据：5月最初的第一周（5月1日至5月7日），其确诊新发病例为666例，而5月底前的最后一周，新发病例仅为65例，两周相比，下降95%。治愈出院人数最后一周则比第一周增加了500%。
北京疫情关系着全国疫情。次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疫情以来一向脸色严肃的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首度面带笑容地对中外记者说：中国内地SARS疫情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卓绝的战斗，现已得到控制。
啊，那一天从北京“抗非典”指挥部机关走出，看到久已冷清的长安街上车水马龙，大街两边是欢笑喧嚷的人群和盛夏的鲜花，我的心头不由腾起无限感慨：北京，在那过去的几十天里，你承载了太多太多的泪水与痛苦，那一幕实在令人心悸与颤抖……
救命的“八味方”
战争状态什么叫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战斗与争夺。
SARS把过了50多年太平生活的北京人，在一夜之间卷入了全面的战争状态。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那一刻，战争对很多北京人来说，都是那么的突然和那样的慌乱。虽说SARS挑起的这场战争没有硝烟，然而其激烈和紧张程度绝不亚于仍在冒着硝烟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向伊拉克发动的攻击。
4月初，惨遭SARS袭击的东直门医院正处于紧急关头，北京市民通过各种渠道惊恐万分地传递着那个叫SARS疫魔“不可治、患则死”的可怕恶兆。
有位叫姜良铎的中医专家，开出了一贴后来广为流传的“八味方”，亦称“姜八味”。这“八味”分别是：苍术、藿香、金银花、贯众、黄芪、沙参、防风和白术。到底这“八味”能不能治非典，到目前为止还只有天知道。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药能抑制一些传染病的传播，同时更能增强人的免疫力。
北京人在获得越来越多的“非典是治不好的瘟疫”信息之后，恐慌心态下已经失去了起码的判断能力，见什么信什么。4月8日，“姜八味”在当日的《北京晚报》刊出，从此燃起了北京百姓心目中的非典战争硝烟……
下午2时，首批《北京晚报》刚刚传到市民手中，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济生的办公室内急骤响起一连串电话。这位在医药界饱受考验的“京城女药王”却在那一刻突然惊呆了：
“什么，中药方全线告急？”“走，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陈济生顾不得披上外衣，向自己的助手招呼一声后风风火火地走出办公大楼，直奔大街对面的公司所属医保全新大药房安定门药店。
“你们是怎么搞的，人都要死了，还不快点儿抓药给我们！”“对啊，你们不是医保药店吗？保谁呀？是保你们自己，还是保我们老百姓呀？”“狗日的，能不能动作麻利一点嘛！我们已经排半天队了！”陈济生人未到药店，却远远看到长长的队伍从药店的门口伸出，直至大街。喧哗吵闹的顾客，说什么的都有。他们高举着报纸，捂着嘴，面容充满焦虑地喊着、嚷着，像是垂死前抢捞着唯一的那根稻草……
“老郑，库里还有货吗？”陈济生费力地挤过人群，气喘吁吁地走到柜台前，问正在与职工一起恨不得用六头八臂去抓药的店长郑志新。
“哎呀陈总你可来啦！这可怎么是好呀！我们哪受得了这么多人来买药啊……”郑店长一边擦着汗，一边哭丧着脸嚷个不停。
陈济生一把将他拉到一边：“其他的你什么都别说，我就问你，库里还有多少货？能供到什么时候？”郑店长一跺脚：“你看这一拨又一拨的人！我看最多能顶到明天。”陈济生：“好，你现在就去告诉排队的人，说我们的药保证能让大家都买得上！”郑店长用胳膊一抹额上的汗，说：“行，我去说！”他绕过柜台，踮起双脚，向排队的顾客大声说：“大家不要着急，保证都能抓上药！”“老板，话可是你们说的啊，要是你们供不上，误了人命就找你们算账，到时可别像乌龟似的缩头缩脑啊！”郑店长的声音一下低了下来：“我们也是尽力嘛。”那双焦虑的目光转向站在一旁的董事长陈济生。
“喂，仓库吗？你们给我查一下存货，看看还有多少中药饮片，查清后让物流部门全部立即送到全市所有连锁店。听明白了吗？全部！立即给我送到店面上！”陈济生抄起手机，一连打了七八个电话。
几十辆全新大药房货车转眼间出现在北京大街小巷。
陈济生和助手本想离开药店，却被眼前一拨更比一拨多的买药人牵住了。于是她将袖子一挽，走进药铺，与忙得满头大汗的店员们一起抓起了药……“别急别急，我们会尽量保证大家都能抓上药的。”她嘴里不停地向抓药的市民说道。
“你这位同志说的倒比唱的好听，你看看门口的人有多少嘛！”有人提醒她。
陈济生抬头向门外探望了一下，再看看墙上的钟表：午夜12点整。还有那么多买药人啊！她的心头紧揪起来，这可怎么是好啊？！黎明时分，陈济生和店员们已经累得双手和眼皮都抬不起来了，刚想喘一口气，却见店门口排队抓药的人比前一日多出几倍！“我们要订5000服！什么时候可以抓好呀？”“8000，我们要8000服！马上就要！”“给我们订10000服！大学生们都等在那儿呢！必须立即给我们，否则出了事你们负责！”“我们也要10000服！我们是部队，你们不能不给啊！”“我们是中央单位，你们也得保证！”陈济生此刻才意识到自己这个“大药王”也是徒有虚名。在1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里，一旦人人都争着想要一样东西，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哪家企业和哪个政府能够担当得起的。
但必须有人出来承担！
这时，人声鼎沸的药店里，挤过一位年轻人。他本想向买药的百姓们说上几句安慰的话，而他其实也说了好一阵子，可没人听他的。人们依旧焦虑地谁也不顾谁地争抢着抓药，仿佛抓上药就是抓到了求生的一线希望。
年轻人的眼睛红了，那是被泪水呛着的。他忘了自己的身份——那时身份已经不再重要。人命关天时，皇帝又能怎么着？“哎呀，是陆市长啊！”陈济生和郑店长认出了年轻的陆副市长。
“诸位，咱们赶紧商量一下，这样可不行！”陆副市长叫过陈济生等人，来到后堂。
“我们已经调出了所有人力物力，可也无法满足这么大的需求量啊！今天是9号吧？9号一天卖出9万服！天文数字！”陈济生心急如焚。
陆副市长紧锁眉头：“看这阵势，还得准备更大的供应量！”“可我们已经把所有库底全部调上了！再要每天抓出这么大数字的药来，就是挤干我千名职工的血汗也不成呀！你没看见我们抓药的人，一个个眼睛都抓得冒火了！”陈济生本想在市长面前诉一声苦，却见平日里英俊潇洒的陆市长可怜巴巴地低着头，双手不停地做着抓药动作，眼睛好一阵酸，狠着劲地说：“除非你和药检局同意我们将手工抓方煮药改为大机器生产方式煮提……”“不违反药检相关规定？”陆副市长问。
“药检规定可以在特殊情况下如战时状态采用机器煮药液。”“现在就是战时状态，干吧！对了，通知同仁堂等一起上！”年轻市长一拍定案。
“好的。”陈济生受命后的第一时间内赶到双鹤药业公司，亲自看着成吨成吨的中草药装进大罐桶内渗泡、调配、起火、转动……好家伙，那是真正的大机器煮药啊！巨大无比的炉桶，轰鸣震天！开足马力，日夜不停。
同一时间，京城百年“大宅门”——同仁堂老店的后院，更为壮观：原有的大大小小煮药灶、煮药房、小桶烧、大桶渗的所有药具全部用上，而新添置的十几口硕大无朋的煮炉更是火焰旺旺，热气腾腾……
大机器煮提，一天能供应10万服“八味方”！10万服还不够！各药店急报。
10万服不够就再加到15万服！15万服一天还不够！市民们骂死我们啦！药店老板哭着向陈齐生报告。
日供20万服！陆副市长下令。
20万服晨送市场，午后便空空无货。
陈济生想哭，却哭不出来。要哭也没有眼泪，只有血水——百姓们把“八味方”当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而“八味方”其实也就是一根可怜兮兮的救命稻草而已。
“八味方”从4月8号一直供到4月底的20来天时间，全市共卖出800多万服！其中23号和24号最高峰时，日售量高达29万服和295万服！北京市民疯了！但疯了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死了才真正可怕！“4月17日中央开会，当晚市领导找我等人谈话，告知当时的疫情，我听后真感到吓人。18日市经委通知我出任抗非物资总指挥。19日物资保障组升格，成了市抗非指挥部的一个小组，组长也由一名副市长担当。当日我出任物资组办公室主任。20日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被革职，我们抗非指挥部的各小组成员却正式上任。21日我负责的物资供应办公室62名来自各个部门的人员全部到位。当日23部电话全部开通，30多个网络建立，几百个联络电话列在每个工作人员的办公墙上。而那时遇到第一件最重要最紧急的事就是前线急需的防护服……”张工，市经委副主任在日后接受我采访时，说起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一连报出几个工作日程的战斗内容。
防护服太需要了！可恶的SARS此时正以最疯狂的进攻，袭击着医务人员。
每日三位数的确诊SARS患者中有三成是医务人员！他们在抢救从四面八方拥向医院就诊的患者时，由于没有有效的防护服而一批批地倒下了……
“什么，你们那儿又有5个倒下了？”“我们昨天刚拉走4个，今天又躺下了7个……”某院长哭着向市长报告。
“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我们的医务人员！医生假如都倒下了，百姓还怎么个活法？”指挥部里，市长、市委书记的眼睛都红了，他们的声音里带着撕裂的颤抖。
“你们要是没能耐，就统统下台吧！”政府热线电话里，市民们的骂声震天，那骂声里包含着恐惧，包含着怨恨，而更多的是包含着焦急和期盼。
“八味方”还在热火朝天地煮提着，陈济生又受命组织防护服的采购与供应。
“陈总，你的任务重啊！重如泰山哪！”市长握住陈济生的手，同样充满期待和焦虑。
平时，举手投足都讲究得体的陈济生，此刻连别人喝过的水她都会端起来往自己的嘴里倒——时间在那个时候真的太宝贵了，每一分每一秒都连着市民和医务人员的生命！“没说的，我们坚决完成任务！”接受任务后，她突然有种奇怪的想法：我一个非国有单位的股份公司，怎么市长们把我看做是他的一个局、一个国有集团来对待呀？如果换了平日，陈济生真会发笑。可现在她想到的只有八个字：国难当头，人人有责。
是啊，国难当头时，每个公民、每个单位，都是政府和人民的一分子，相互间不分你我，不分公私，都是一条战壕的战友，一个碉堡里的机枪手，共同的敌人是SARS！陈济生又闪出另一个念头：当年林巧稚大夫给我起名“济生”时，真的有先见之明？啊，济生，济人民、济国家、济民族之生！小女子有个“济生”的男儿名字，大概命运早就安排她担当国事民生的大任吧！陈济生在此刻很感谢林巧稚大夫——那是一位真正的给予别人生命的天使。
“喂喂，老万啊，你听着：马上全力组织调购几万件一次性防护服！什么时候弄到手，就什么时候送到医院！千万千万！”陈济生抄起手机，对公司副总经理说。
“是。不过陈总啊，由于‘八味方’等药物与器件是赔本买卖，公司已经赔进了近千万元了！是不是向政府说一声……”属下吐出一颗酸橄榄。
陈济生没接，断然道：“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就是把公司全部资产赔进去，我们也得干！”“是。”陈济生还在市指挥部开着紧急会议，属下的干将们则全被动员起来搞防护服去了。哪知翻遍北京城的家底，只有几百套防护服！要命啊！那时医院第一线全线告急。有些医生由于惧怕感染，已经出现穿五六层防护服还是不敢接近SARS患者的情况。
十万火急！“向全国、全世界订购！”张工领导的物资供应办公室已经遵照市领导的决定在网上发出帖子。“这怎么行啊，咱们是政府，网上贴帖子不是有点儿那个嘛！”有人提出异议，竟然还下令把张工他们发在千龙和新浪网上的“全球采购”帖子撤了下来。
“网上有什么不可以嘛！如今是全球化信息社会，我们不利用网络这样的优势，是傻瓜！”张工的手下有人气得直骂。
招标采购的帖子在一个小时后又重新上了网。那时一个小时也是关天大事啊！“陈总，我们已经从深圳、河南、武汉弄到2万件防护服！”陈济生接到属下报告。她正想向市领导表一下功，却没想到一位市领导阴着脸对她说：“太少啦，2万件救不了我的命，更救不了火线上的医务人员与患者的性命啊！”陈济生一听这话，眼珠顿时发直。那一刻她才真正知道了北京的疫情之严重！指挥部的紧急会议一直开到凌晨4点。陈济生不可能闭一下眼，回公司的路上，她的电话从北京打到上海，打到美国，甚至打到伦敦、南非……和以前一切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与客户一一通了遍话。每一个电话里说的第一个字，都是“求”字——陈济生一生从不求人，这回“北京女药王”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她要求人，求所有的人——为了她的城市和市民的生命。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上海有个公司是美国杜邦的代理？他们那儿有货！太好了！杜邦的防护服是世界名牌。你告诉他们，有多少我们要多少！越快越好！”陈济生突然接到一个信息，高兴得热泪滚滚。
“那合同怎么个订法？”“就用传真！我签字！”“人家要200万预付款。”“给。立即就给！但我的条件是：他们必须明天就把第一批10万套给我发到北京！”“对方答应说行。”陈济生的电话刚放下，市府一连来了几个电话催她折回去再开一个紧急会议。
“口罩、体温计、消毒药水……一样都不能少！一样都不能迟！”市府会议上从来没有这么不“文明”过：市长们、局长们扯着胳膊，互相站着说话，甚至一不留神，“他妈的”也上来了！“口罩20万个，上海市明天就空运过来！上海市的书记、市长亲自批示说，北京要什么他们全力支持什么！听听，多么动人的话语！还有其他省市，也都在想法支援我们。但我们的需求量实在太大，各位要使出吃奶的劲儿！想法再想法，直到把东西都给运到北京、送到医院、递到市民手中才行！”市长又在发令。（我后来知道，北京在抗击SARS战役中所用的1100多万只口罩多数是上海支援的，北京人民因此永远记着上海人民这份生死之交的情意。）“什么？防护服明天到不了？杜邦的公司在阜阳？那儿每天只有一个航班飞北京？”陈济生的电话连声响起，她只得从指挥部会议室起身到走廊接电话。
“我们的10万件货运到飞机场时被客航甩了下来，人家说不可能装运得了！怎么办呢陈总？”对方说。
陈济生急得直击双掌。没货时急寻货，有货了运不过来更是急死人的事！调民航专机！对，调专机！陈济生的脑子里蹦出个大胆想法。她让助手查到民航总局值班室的电话后，将手机直接打到那里。
“你告诉我急到什么份儿上？”民航总局的值班同志问她。
“急到明早天一亮就必须把10万件防护服送到各医院！否则医生和患者成片成片地倒下！”陈济生说。
“那好，你让市政府出个公函。剩下的事我们来办。”陈济生一听，快步走进指挥部会议室，本想当面找市领导说一声开公函的事，可一看里面的领导们在激烈争执着千头万绪的其他战事，那火药味浓得呛人。陈济生收住了脚步，迅速从挎在肩上的小包里取出一个记事本，撕下一页，嚓嚓嚓写下几行字，然后悄悄交给一名领导。那领导也干脆，瞅一眼后，立即提笔改了几个字，随手交给市府秘书长，回头对陈济生说：“还有其他事让你办，继续坐下开会……”清晨两点，陈济生走出市指挥部，就接到了民航总局的来电，告诉她阜阳那边已有两架飞机在装运那批防护服，并将在早晨7点左右抵达北京。
太好了！陈济生一连在手机里向民航的同志说了七八声“谢谢”。
“谢什么，都这时候了，只要用得上我们的，尽管说，我们全力以赴。”陈济生的热泪又一次溢出眼眶。
这一天8点钟左右，10万套防护服准时送到一线医院。
20万套！50万套！100万套！200万套！之后的日子里，陈济生和市物资小组一起完成了共计200万套的防护服采购及配送任务。那时候的北京，防护服就是一线战斗人员冲锋陷阵的盔甲，当成片倒下的白衣天使们穿上它重新站立起来时，与SARS搏斗的战场形势便发生了质的变化……
“什么，已经有几个菜市场和商店出现抢购风了？！”“我没听错，一块上海药皂卖到了5块钱！有个老农说他拉了一车土豆卖了8万多块！5毛钱一斤的土豆现在变成5块一斤！”“方便面也卖空啦？真是全疯啦！”“可不，市民们都在传言明天要封城，所以见什么抢什么，了不得呀！”物资组的张工和市商委副主任李胜利一通电话，俩人都愣了：北京解放50多年来，啥时候见过市面上缺米少菜、店空人饿？但SARS让北京经历了这么一回。
4月22日下午开始，左安门大集市和南苑菜市场先后关门或贴出告示要闭市。一时间，成千上万的市民走出居室，离开工作岗位，直奔商场和超市，凡见油盐米醋必抢。有一对年轻夫妇往市郊的住处运了两旅行车物品，“准备三个月不出门！”他们囤粮存库，甚至在别墅的后院挖了一个两米见方的泥坑作“垃圾处理场”，因为物业人员早已各奔前程，再说业主也不想再让外人接近他们。一位老太太见超市里人头攒动的抢购风，急得当场昏倒。服务员将她扶到一堆方便面的纸箱上休息。当老太太一醒来，她指着身底下的那堆方便面，对服务员说：这些全归我了！更有甚者，某小食品铺平时生意清淡，而22号下午至23号的一天半时间内竟然将店主积压了一年多所有能吃的货物全部抢了个精光。
最后3个顾客因为没有买上东西，竟然跟店主急赤白脸地干起仗来。小老板一横心，将自己留着自家吃的半袋白面也都倒给了顾客。老婆回来做饭，找不到一点东西，赶紧上附近的商店排长队抢回了30斤米、20袋挂面。老板娘刚回到自家的店还没喘过气，转眼一看却不见了刚买回的米和面。“喂喂，你怎么把我的东西拿走了呀？”老板娘抬头见店外一个老太太手里拿的正是她的米面，连忙一边追一边喊道。那老太太头也不回地说一声：“给你柜上放了100元钱了！别找了！”老太太一溜烟拐进了胡同。老板娘折回店铺，手持那张100元钞票，哭笑不得。当她再次奔到别的店面买货时，许多店面已经闭门停业，或者根本就没有你想要的货。
中国首都北京闭市，这还了得！市商委158号房间内灯火彻夜通明。李胜利在指挥部才上任不到两天，嗓子已经哑得说不出话。哑了也不行，哑了也要喊出声！“老李啊，无论如何，明天你得从天津给我调拨30万箱‘康师傅’来。对，明天一早就得运到，8点店门打开时我得让市民们能看到啊！”李胜利在手机里向天津市商委主任李泉山求救。
对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好，明天6点前我们在北京市郊见面！”“我不知道李泉山主任他们是怎么在一天之内把30万箱‘康师傅’方便面调集成功的！30万箱哪！堆在一起真是跟山一样高！天津同志太了不起了。24号清晨，李泉山主任亲自押着浩浩荡荡的几十辆卡车与我们见面时，我看到泉山主任走路都在摇晃，我走过去抱住他时，他却说胜利啊几天没见，你咋走路都摇摇晃晃的？我听完这话，跟他抱头痛哭起来……”两个多月后，李胜利回忆起那一幕时依然语顿声咽。
其实，当晚在天津方面的大车队驶向北京的同时，一趟装载着50节车厢的超长专列，正以最快的速度行进在京哈铁路线上——这是中央政府专为北京救市而动用的特快列车。50节车厢，每节装有60吨大米。那是上好的东北大米呀！北京市民在24日便在市场上买到了它。
后来我知道，北京其实是有能够吃上半年时间的储备粮的，但它们至少得有15天的加工时间才能进到市民嘴里。突如其来的战争，给已往的战备物资管理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
30小时？40小时？北京市民们发现，仅仅紧张了这么一段短暂的时间，全市商场店铺，在24日下午后便再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各商场超市的货架上依然琳琅满目，诸如方便面和油盐米醋等食品，你要多少就供多少！硬气！人民政府领导下的首都北京就是硬气！然而SARS之战并不因为人们不愁吃喝而停止进攻，SARS专门打击人类的生命防线。
“为什么到处买不到体温计？”“不是让我们预防SARS吗？可上哪儿买消毒液呀？”“我为了买几个口罩，竟然跑了70多家药店也没买上！”市民们的惊恐和焦虑丝毫不减。
张工与陈济生联手从山东调集到130吨过氧乙酸，可那是200公斤一桶的大包装，怎么好卖给广大市民呀？“我们找人改装2公斤一罐的小桶吧！”陈济生二话没说，把任务接过来，交给了所属的环科化学试剂公司。
“26万桶哪！我们全部靠手工一桶一桶灌装成的呀！那过氧乙酸是有毒气体，腐蚀性特强，可我们谁也顾不了这些，大伙争着抢着干，直到把最后一桶灌装好并送到各个销售店……”陈济生又忍不住要哭了。她看到自己的1000多名职工一个个疲惫到了极点：有的人推着装卸的小货车竟然睡着了，有的人手脚肿得连饭碗都端不起却还在24小时不停地抓药灌桶，有的人一天十几次往非典医院送防护服自己却没有时间考虑出入疫区的任何防护……
“我不管你们想什么招儿，5天之内，必须按质按量把非典特用的救护车给我送到急救中心。记住：第一批是30辆，第二批可能加倍！”张工给北汽福田公司下单的时候，是咧着嘴瞪着眼，那神态真有点像凶神恶煞。
就5天。5天内要出一种全新样式的专用救护车！开国际玩笑嘛！
战争从来不开玩笑。北汽福田人也真是神了，一天半内把样车开到张工面前，4天半内又将30辆崭新的SARS救护专用车开到市急救中心。
就这么神！战争状态下北京创造的神奇有一千个、一万个。
特别行动队
在北京抗击SARS战役的关键时刻，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有过几次重要的亮相。特别是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对众多中外记者的连珠炮式的发问，这位“抗非典市长”总能对答如流，坚定而务实的话语句句落地有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有一个风趣的镜头令人难忘：王岐山回答完记者们的全部发问，即将离开新闻发布会时，他说：我最害怕的问题今天你们没提出来。
众记者顿感惊愕和意外。
什么是北京代市长心中“最害怕”的事？这一时间成了中外媒体所关注的问题。
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对北京“双解除”。此间，王岐山代市长终于在一次会议上袒露心迹，说当时他最担心记者们发问的是怎么切断正在北京疯狂袭击的SARS传染源。
“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是他们在切断SARS传染病源和控制北京疫情的艰苦战斗中，立下不朽功绩！”王岐山感慨道。
他们是谁？他们就是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下奇功的流行病调查大队。
这是一支百姓并不熟悉的特别行动大队。如果不是SARS的袭击，人们也许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而正是由于SARS这样具有特别传染强度的疫魔，使得这支英雄的队伍一直处在抗非典最危险、最紧张和最激烈的战斗前沿。他们因此是我异常关注的采访对象而摄入我的视野。
我把他们比做战前的侦察兵，比做对敌人实施“斩首行动”的敢死队，比做扭转战局的狙击手，比做发起总攻的冲锋号。当今天抗非战役全面胜利之时，他们又在承担着后非典战役的“排雷”与拯救心灵的任务。
他们的战斗篇章让我感到非写不可。
战役之初的艰难
北京与SARS的战斗中，全市组成了共有2500人的流调队伍。通常意义上讲，这样一支散布在一个13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里的队伍，人们甚至根本不觉得他们的存在。2500人的队伍，还是在SARS全面袭击北京时才被应急组织起来的。他们中多数人以前没有搞过流行病调查，甚至连起码的知识和技能都不会，然而战争需要一切民众迅速武装起来，不管你过去是否使用过枪，面对敌人的疯狂袭击，战斗动员令就是激发捍卫全体市民生命和这个城市安全的全部责任。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的流调队伍中绝大多数是些柔弱的女性，占了全队总人数的85％！谁说战争让女人走开？与SARS之战中，女人比男人承担的战斗要多得多！她们是战神，是克敌制胜的战神！宁芳，1978年生，首都医科大学2002年毕业生。这位文弱的小姑娘坐在我面前，漂漂亮亮、文文静静，你怎么也想象不出她是北京第一位接触SARS患者的流调队员。
“你什么时候接触SARS患者的？”我问。
“3月11日。北京第一例SARS患者出现时我就跟同事对她和她一家人进行了流行病调查。”宁芳说。
“你有姐妹兄弟吗？家人知不知道你一直在干这个危险性极强的工作？”“我是家里的独生女。爸爸妈妈开始一直不知道，直到6月初才知道我在整个抗击SARS战斗中所做的事。”“他们听说后对你说什么？”“他们什么都没说，只是流了很长时间的泪，然后又给我做了一顿特别好吃的饭菜……”我发现自己的眼角噙着泪珠。小姑娘反倒很平静地看着我。
“还记得第一次出去搞流调时的情景吗？”“忘不了。就是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山西的于某。当时她一家好几口躺倒了，后来她父母死得很惨。”“你不害怕？”“有点儿。可我是学医的，而且当时还不知道SARS到底是什么东西，更不知道它会有那么厉害的传染力。再说，我大学毕业到单位还不满转正期，所以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比较积极主动。”姑娘腼腆一笑。
玻璃一样透明的心。
“感觉搞流调最难的是什么？”“别人不理解，像在干地下工作。”宁芳脱口而出。
从姑娘嘴里我知道了这支英雄的队伍，他们在抗击SARS的生死搏斗中，冲在最前线，干在最危险时，却又常常不被人理解和支持。百姓们对SARS的害怕和恐惧，招来对流调队员们的非难和对抗，可谓比比皆是。
战役初期，宁芳她们的急救车都是常常在秘密情形下接送SARS患者。3月底的一日，某区CDC报告有名疑似SARS患者正在家中发烧，需要马上拉到医院去确诊。市流调队紧急出动两名队员。那时普通市民只是从传闻中听说“北京有种瘟疫在流行”，却并不知SARS真相。流调队的急救车只能远远停在患者居住的那些不被人注意的地方。流调队队员更不能穿防护服，即便是口罩一类的东西也得藏在口袋里，待到了患者家门口，在征得对方同意后方可戴上。
“哎哎，你是干吗呢？我们就来了两个人呀！”流调队员进入患者家中，即见患者家属神秘兮兮地将头探出门外，好一阵左右环顾后才迅速闭上门，于是就惊奇地问患者家属。
“我看你们后面有没有人看到你们进我家门嘛！”主人那时关心是否有人发现流调队员进他们的家门远比抢救SARS病人更重要。
“如果确诊非典，那这种病的传染性是很强的，你们介意我们戴口罩吗？”流调队员们问。
一般情况下得到的回答是“不介意”。但也时常有人不屑一顾地说：戴啥口罩，我们不是跟病人一天到晚吃住在一起，也没怎么样嘛！你们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咋事还没干，就讲究这讲究那的？这哪是在救人，是救你们自己吧？这样蛮不讲理的不在少数。流调队员为了抢救患者，完成对密切接触者的调查，只得冒着极大的危险与患者、密切接触者面对面交流，而且必须神情平静、面带微笑，否则遭遇不配合，拖的时间更长。
为了把这一户的患者送上救护车，其家属足足跟流调队讨论了四五种方案，焦点都因为有可能被外人“发现”。最后的“秘密行动”是这样的：由一名流调队员先出门，紧随具后的是患者本人，两人之间的距离约二十来米，即使被熟人看到也不会怀疑什么。关键是患者后面这一个流调队员，她既不能离患者太近，太近就容易被人发现什么，可太远了也不行，一旦下楼或出门时患者顶不住了要倒下怎么办？那时后面的一位流调队员就得有足够的时间冲过去扶住患者。就这么定了，相距3米左右，如果患者碰上熟人搭个话什么的，后面跟着的那个流调队员就佯装谁都不认识似的往前走，或者干脆闪到一边，低下头假装系个鞋带什么的。在后一个流调队员之后三四十米的地方是患者家属，他们的任务是给患者带些住院的东西什么的。这个距离近了也不行，太远了则会影响救护车的开车时间。
瞧这复杂！一切安排妥当后，流调队员才把患者从家中接应到救护车上，这前后整整用了2小时零20分钟。
事情还没有完。第二天这位患者被正式确诊为SARS患者。其家属的隔离任务和消毒工作也是由流调队负责。
“每天的体温我们可以在电话里报，可消毒什么的你们还得来，但说好了啊：你们不能进我们住的那个院子大门！”患者家属说。
“那我们怎么给你们消毒呀？”流调队员觉得无法完成任务。
患者家属有招，说：“你们每天把消毒的东西放在院子门口，我们自己出来接应。时间约在上午九十点钟怎样？那时大院进进出出的人多，不太会被人注意的。”“不行，你们是密切接触者，隔离期间是不能随便走动的，尤其是不能到人群多的地方。”流调队员说。
患者家属迅速又想出一招：“要不你们就带着消毒用具进大院吧，但绝对不能穿白大褂什么的。消毒用具也得放进一个大塑料袋内。有人问，你们就说是收破烂或者卖东西的小贩什么的，反正你们自己去编吧。”“可还是进不了你们的家呀？”“这就好办了：我们不是住在5楼吗？你们可以从楼底下往上看我们的窗台。从明天起，我们就在窗台上放一盆花。如果花盆在，证明楼道里有人，你们就不能上来。一看到窗台上的花盆没了，你们就赶紧上来。记住：我们就用这暗号。千万可别搞错啊！”瞧人家的“地下工作”经验多丰富。流调队员为了完成任务，也尽力适应这样的“地下工作”。
问题是，有时“地下工作”的对方并不那么配合，这给流调队员带来更多的艰辛。
吴红，西城区福绥境医院大夫，53岁。她瘦小的样子让人感觉比实际年龄要老些。她所经历的一件事让我听后感到非常堵心。那一天她和另一位女大夫获悉一个高干大院内有户人家的小保姆为给主人拿药，在人民医院传染上了SARS。吴大夫她们不敢耽误一分钟，当即赶到那个大院。严密把守的保安就是不让她们进去，吴大夫她们好说歹说近一个来小时，磨破了嘴皮方才进了院子，却又在上楼梯时被人挡住。
“不行，你们穿着防护衣，又到处接触非典病人，肯定身上不干净。知道我们这儿住的是什么人吗？都是大人物噢！这电梯上上下下多少人要乘坐，出了事你们负得了责任吗？”开电梯的、管电梯的和上下电梯的一个个瞪着眼睛，恨不得将吴大夫她们吃掉，可又不敢接近。唯一的办法是坚决不让吴大夫她们上楼。
十六楼啊！身着防护服又背着几十斤重的消毒药水等东西的吴大夫，望着紧闭的电梯和层层围住电梯口的居民，只好无奈地沿着楼梯一层层向SARS密切接触者所住的十六层高楼攀去。穿过防护服的抗非战士们都知道，就是平时人高马大的人，只要一穿上几层防护服，就会感到像是肩头压了几百斤重的担子。而流调队员在对密切接触者所要做的是：除了在知情后的第一时间内迅速将他们隔离之外，便是尽快帮助他们进行环境消毒。这是流调队员必须完成的一项“规定动作”，而且这样的“规定动作”只要密切接触者一天不解除隔离，队员们就得天天上门，重复进行消毒和测体温。
“那一次攀十六层楼梯，就像重新走了一回50年的路……”年届53的吴大夫长叹一声，说，“怎么上去的，用了多少时间，现在我都记不得了，反正当时我只感觉特别特别的漫长。可没想到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上到十六层的密切接触者家时，人家闭着铁门，就是不开门。不开也罢，我们在门外又是交代政策又是交代注意事项，哪知那位密切接触者突然隔着大铁门扯着嗓子嚷嚷说我们是有意在楼道里坏他家和他本人的名誉。那人说他是政协委员，如果我们还不赶快走的话，他就要告我们去！随后听到铁门里面哐当乱响一通，像是在抄什么家伙砸东西。我们怕出什么事，只得下楼。”“慢着，你们已经踩着我们的楼梯了，以后让我们楼里的人怎么个进进出出？你们得把走过的楼梯道消毒！”那密切接触者半开着门，冲着下楼的吴大夫等大声吆喝道。
已是双腿发抖、气喘吁吁的吴大夫她们只好往楼下退一步，就在踩过的地方喷一下消毒水。“上去的时候像攀喜马拉雅山，下楼时像入海底。当我们退到一层地面时，两条腿实在站不住了，哐当一下瘫倒在墙根，恨不得躺过去算了。可不行啊，我们还得走。楼里的居民见我们倒下不起，以为我们也得了SARS，那又嚷又跳，又怕又怒的嘴脸，真够受的！当时我想宁可死在马路上也不想多赖那儿一分钟……”吴大夫又是摇头又是叹气地对我说，“可是我们刚回到医院，脱下防护服还没来得及洗完澡，那个楼里的居民却打电话来，火急火燎地让我们赶紧过去，说他们听说十六层有小保姆得非典了，大伙不放心，让我们把楼上楼下还有院子都消毒一遍。去吧，人家现在又需要我们了。于是我们又重新穿好防护服，背起消毒药水，再到那个大院，一直又忙里忙外干了三个来小时……”流调队里的黄大夫给我讲的经历更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那天她和同事接到CDC通知，说某写字楼内有5个SARS密切接触者。黄大夫先用电话与对方联系，那边说你们现在不能来，要是来，我们就集体逃跑。这怎么行？黄大夫苦口婆心地跟对方做工作。对方说，不是我们不想配合，可你们不知道，要是你们穿着防护服的人一到写字楼来，我们公司就要完蛋啊！黄大夫不明白，问为什么？对方说，这不明摆着，你们一来，整个大楼里的人就以为我们都得了非典，一定要赶我们走的。我们公司才开张半年，业务刚刚有个头绪，你们一来，我们先前做的一切不全部泡汤了嘛！投资人不把我们这些人的饭碗砸了才怪！黄大夫她们一想也是，因为大家对非典都不是特别了解，由于流调队去一趟，人家的公司真要砸了，也是个事。可留一个非典传染源的危害更大呀。黄大夫跟对方商量，说那你们想个办法，按照传染病法规定，我们流调队的工作是必须做的，比如消毒呀对你们几个人隔离什么的，不管什么情况都得做。对方说，能不能你们不进楼，约个地方我们派车去接应你们。
黄大夫一想也成吧。于是她和另一个流调队员带上消毒用品等先坐上自己单位的救护车，然后在一个路口登上前去接应的密切接触者代表开来的车。到写字楼后，人家没有让她们进楼，而是将车开到了地下停车场。
“你们先不能出来，等天黑了，楼里没人了你们才能进去。”人家锁上车门，对黄大夫她们说。就这样，黄大夫她们被关在地下车库内动弹不得。
那地下车库是车子待的地方，而非活人久待的地方，更何况黄大夫她们穿的是防护服，用不了一会儿浑身上下跟泡在水里似的难受。难受点儿也就忍了，可关在车子内总不是个事吧！黄大夫一看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咋还不见接应的人？黄大夫赶紧又打手机给楼里的人。楼上的人说别急别急，现在写字楼里还有人哪，他们正在想法引开别单位的人，让他们早点离开大楼。“再坚持一两个小时就差不多了。”楼上的人说。
“啊，还要一两个小时呀？”黄大夫心想，到底是我们去隔离人家，还是人家隔离我们呀？又过1小时40分钟，接应的人总算神神秘秘地将她们引上楼。黄大夫她们顾不上喘口气，就支起喷射工具，开始为密切接触者的办公场所消毒。就在她们向几位密切接触者交代完隔离事宜时，有个爱串门的外单位女人一边咋呼，一边往黄大夫她们喷药消毒的那层楼道走来。
“快快，你们俩快进厕所躲一躲，不叫你们就别出来。记住：如果被外人发现，你们就说你们是我们公司专门请来的清洁工，正在给房间消毒呢！其他的不准多说一个字！”不由分说地黄大夫等人被关进了又闷又窄的厕所。
二三十分钟过去了，黄大夫她们不见有人来“解禁”，倒是外面的屋子里又说又笑地没个完。黄大夫她们生气了，在里面一边敲门一边嚷着叫人放她们出去。那个串门的女人好奇，说你们的厕所里怎么还关着人呀？公司的主人忙说，是请来的清洁工帮着他们消毒呢！串门的女人又问，消毒就消毒吧，干吗还把人关在厕所里？公司的主人忙说可能厕所门坏了。这时有人悄悄将厕所门打开。黄大夫她们走出厕所的那一瞬，串门的女人吓得大叫，呀，你们这儿有非典啊！然后像见了瘟神似的转身奔逃。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楼里有非典啊！那落荒而逃的女人一边奔跑，一边嚷个不停。不出几分钟，整个大楼的人全都知道了。
知道就知道呗。黄大夫心想，这样也好向写字楼里的人都进行一次宣传预防SARS的知识。“不行！你们不能随便走动一步！待在原地别动。我们会派车子将你们接出去。”黄大夫她们还没来得及挪动脚步，写字楼的经理已经将电话打到她们消毒的那个楼层，并且下了一道“必须执行”的命令。
就这样，黄大夫她们又被秘密接到地下车库，在那儿又足等了一个多小时，等她们被人接上一辆玻璃窗全拉着纱布的小面包车送回单位时，黄大夫她们这一天整整做了近七个小时的“地下工作者”。
在SARS袭击北京的残酷时刻，有一些家庭由于突然惨遭瘟魔的传染而瞬间有数人或进医院，或不幸去世。留下那些孤立无援的人该怎么办，这给流调队的工作带来极其烦琐的难题。地处京城心脏的西城区，就遇到了这样的事。
“找块地方，将这些孤立无助的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起来。”有人建议。
“主意倒好，可西城地处城中央，哪儿找地方呀？”有人对此质疑。
于是一项计划迅速在决策者中形成。
“房子是有，但要避免让周围的百姓恐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又有人质疑。
再难也得做。不把有生活困难的密切接触者隔离，就极有可能造成SARS传染源的扩散传播。区政府“抗非办”成员一商量就这么定了。
定归定，但执行起来又是另一回事。隔离密切接触者容易，可要顺顺当当地实施则是件比登天还难的事。西城区的“密切集中营”就设在四周居民密集的小西天一带的一栋大厦内，周围的居民平日里可以在自己的窗户前看清那栋大厦内的一切活动。
于是，流调队又接受了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他们要随时随地将全区范围内那些需要隔离的密切接触者不露任何声色地将他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一秘密地点，而且不得出现一丝差错。这可怎么做呢？医院副院长出身的西长安街一带的流调队队长俞蓓蕾说，在担任这一任务时，他们完完全全成了“地下工作者”。上级严格要求，凡接受这种任务时，流调队员不能穿防护服，更不能开救护车，只能穿着便装，像去看一个老朋友似的将密切接触者从所在地方，悄悄接出来，再送到“集中营”。一路上，谁也不会看出他们是流调队员在紧张地执行着护送SARS密切接触者的任务，倒像寻常亲朋好友一起外出活动办事。
“这样不是很危险吗？”我问。
“危险也得有人去做。”俞队长介绍说，“在SARS袭击最危急的时刻，将没有生活能力或自我隔离有困难的密切接触者集中起来管理，是万不得已的办法，也是政府采取的一项不得已而为之的应急措施。可又因城区条件受限，更主要的是不能造成周围百姓的不安，所以整个‘集中营’隔离工作，只能秘密进行。”流调队员们在执行这一特殊任务时，完全置自己于SARS袭击的危险境地，但谁也没有退缩过。队长俞蓓蕾以身作则，先后亲自接应过十几个这样的密切接触者。她在不能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以情以礼、以善以友地将那些处在SARS袭击前沿的人安全送进“集中营”，一些日子后又以笑脸将一个个解除隔离者送回他们的家。
“集中营”从建立到撤除，前后近两个月，可是西城小西天一带的居民和众多单位，谁也不曾发现就在他们居住的附近，有座大厦在抗非战斗中曾先后接待过百十多名SARS密切接触者，并在这儿安全地接受了隔离期的数十天留观。
这样的秘密使命正是由流调队一手完成的。
激战之中，他们用血肉长城阻击来犯之敌
4月至5月初的40多天里，是北京SARS战役最为激烈的阶段。能否控制战局，关键在于能否切断传播源。
流调队员把那些日子里与SARS的战斗比做上甘岭战役。由最初600人的防病队迅速扩建成2500人的流调队也发生在此刻。
“喂喂，你们快来，这儿又发现一个SARS患者，是一个外地民工，现在正躺在大街上，我们不知怎么办呀！”有人打电话到120热线。流调队迅速赶到现场，只见数十名街道干部和公安人员远远围着一个直挺挺躺在街头的民工，惊恐万分，又不知所措。
“请让路！让路！”两名流调队员扛着担架，丝毫没有犹豫地直奔患者，并迅速将其抬上担架，送进救护车内。
“喂喂，同志，我们是在旁边的大楼里办公，这儿出现了非典病人，我们大楼会不会被传染呀？”“对呀，这个人是我们最先发现的，我们是不是就很危险了？要不要隔离啊？”“没事，大家都是在室外远距离见到的患者，附近的大楼和居民更不会传染上的。”流调队员登上救护车的那一刻，隔着两层口罩对现场的市民说。
“哟，原来她们都是女的呀！”几个公安人员感到脸上红红的，相比之下，他们自感有些惭愧。
“流调队吧？这儿有个确诊SARS是刚从另一个医院跑出来的，现在扣在我们这儿，听说他满城转悠了一圈，了不得呀！你们赶快过来！”某医院紧急呼救。
流调队的吴疆小组刚刚在市郊做完一个非典患者流调，返程半道上又接到十万火急的新任务。
“我在第一次确诊的那个医院是活不了的，他们那儿堆满了患者，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了，我要活命呀！所以不得不跑出来想找个能够好好收治我的医院……”吴疆走到患者病榻前，那患者哭诉着自己的经历。
“打了两次出租车，上过两个医院。是这样吗？”吴疆心急如焚，一边记录，一边核实。
“是。我是满街跑了……”吴疆知道一个重症患者这样满街跑的后果意味着什么。“走，立即去找他的所有接触者！”茫茫人海，何处寻觅？吴疆小组离开这位患者后，迅速出击，四处追踪，整整连续奋战了一天一夜，最后将50多名密切接触者全部找到，并又一一调查，逐一布置隔离，其中发现一个出租车司机已被传染并开始发烧……
“吴疆，你那边完事了没有？快到海淀那儿去一趟，有个老年患者真难缠，死活不配合！”又一个紧急任务。吴疆赶到患者家中，一看是个老太太。
“你们来干啥？我这把年纪了死就死吧！死也要死在家里，你们别操那个心，我不会上医院的。”老太太果真软硬不吃。
“大娘，你可以不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眼里，可你也得为家里其他人想一想，万一传染上他们不就麻烦了吗？”吴疆好言好语。
“我就一个人，家里没其他人。你们走吧！”老太太一边拍着发闷的胸口，一边满屋子找药。
“大娘您先躺着，我给您找。”吴疆当起了亲生儿子。
“我要打点滴。”老太太又说。
“我是学医的，我给您打。”吴疆又操起医生的本行。
“哎呀，我得上厕所去。”老太太又有事了。
“慢着慢着，我扶您起来。”吴疆这回要当闺女。
老人终于感动了，对吴疆说：“看你们这么实诚，我进医院也就放心了。走吧，我跟你们上医院去。”吴疆赶紧又给老太太穿衣备物。
上医院的一路上，老太太招出实情：她身边有两个保姆照顾过她，三个子女也来看过她……
吴疆小组大汗淋漓地将这位老年患者抬进医院之后，迅速扭头对5名密切接触者展开调查，等落实到人头地名时，黎明的鱼白天色，已经出现在她们眼前。吴疆一看表：到密切接触者居住地的消毒时间定在早晨5点半……
这30个小时里，吴疆小组共发现4名SARS患者，调查和隔离密切接触者86名。这样的战事纪录，在激战时的流调队里，仅是普通不过的战况。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近距离与SARS患者交流，必须准确无误地记录下SARS发病的时间、地点、所接触的人群等等近50多个问题……人们因此称流调队员们是“黄继光式”的英雄，他们专堵敌人的枪眼。其危险程度不言而喻，肆虐的病毒随时在他们面前晃来晃去。
4月25日早上，西城区CDC流调队的李若岚睁开眼睛，想到的第一件事是给妈妈打个电话，向老人家问声生日好。可就在她操起电话的那一刻，出征的命令下达：某医院刚刚收治一位SARS患者，马上前去进行流调！“是！”李若岚迅速穿上防护服，提起流调专用箱子，一步跨上车子。
躺在医院非典病房内的患者是位80多岁的老人。垂危的老人，处在半昏迷状态。“大爷，我是流调队的，告诉我您得病前后跟谁接触过好吗？”李若岚站在床前轻轻地呼喊道。
没有回答她。
“大爷，您能说话吗？”李若岚往前走近一步。
老人的眼睛微微睁开，迷茫而疑惑地看看李若岚，颤颤巍巍地问：“是不是我要死了？”“不会的，只要您配合医生治疗，会好起来的。”李若岚说。
“我听不到你的话……”老人急躁起来。
李若岚再往前移，一直贴在老人的床头：“大爷，您不会有事的。我们想问问您得病前后跟谁接触过？”“我跟……”老人的嘴在张，却没有一丝声音。他的手做了一个很小的动作，意思是让李若岚靠近他。
李若岚只得把头靠过去，将耳朵尽量贴近老人的嘴边。
老人在缓缓地讲着一个个名字。李若岚的后背、脖子和整个身子上却像有无数只小虫在爬动，痒得厉害，可又不能抓挠。
老人突然中断讲述病情，说：“我要翻一下身……”他吃力地支撑了一下，却又根本动弹不得，哀求的目光转向李若岚。
“大爷，来，我帮您。”李若岚俯下身子，用双手托起老人的后背……就在这一刻，老人突然大咳起来。一惊之间，李若岚正好与老人面对面。
这是不曾想到的意外：李若岚的两眼看到了自己防护镜上厚厚一层的痰渍——那是一个SARS患者口中喷出的痰渍！会有多少个SARS病毒？百个？千个？万个？那一刻，李若岚只觉眼前一片漆黑，天地在旋转……
可她没有倒下，也没有离开老人病榻半步。
“好点了吗大爷？您继续给我讲谁跟您接触过，好吗？”李若岚定定神，声音依然那样和风细雨，并且微笑着给老人递上一杯水。
此刻，老人那双混沌的眼里，滴出一颗泪珠：“好闺女……”这一例调查，李若岚在病房整整待了两个多小时，而且几乎都是与患者面对着面。当她微笑着退出SARS病房，轻轻掩住那扇玻璃门时，竟然哐当一下倒在了走廊的墙根边，足足20分钟没起来……
在北京的SARS事件中，有一个患者是不能不记住的，他就是家住西城福绥境地区的孙某。孙某是位北方交大的二年级学生。4月1日孙某在军训时得了感冒，那天回家顺便上了人民医院看病，之后又多次去拿药就诊，期间他被SARS感染。北方交大也因为他后来演绎了一场惨剧——65名学生发烧、之后又相继被确诊为SARS患者或疑似病人，222名密切接触者被遣至校外隔离，万名学生逃离学校，校内的交大嘉园A、B、C三座学生公寓也被迫整体隔离，里面的400多人因此不得出入。
孙某的病情传到他家所在的福绥境医院流调队，立即使这个小小的流调队陷入了异常激烈的战斗之中。从居委会提供的情况得知，孙某的家里生活比较贫困，几个人挤在两间70年代盖的旧居民楼里，楼上楼下都是密集的居民。而孙某导致北方交大集体大面积感染就是通过电梯和宿舍等途径。
“想尽一切办法，封锁孙家的病源！”流调队几位女大夫接到任务后，立即奔赴孙家，严防死守在那个狭窄的旧楼里……
第一天，孙某的母亲发烧，被流调队送往医院，确诊为SARS。
第二天，孙某的奶奶发烧，又被流调队送往医院，又确诊为SARS。
第三天，孙某的一个住在楼底做小工的亲戚发烧，被确诊为SARS。
第四天，孙某的父亲——那位长年瘫痪在床头的老病号也发烧。那时北京正处危急时刻，根本无法联系上一辆救护车。流调队面对居民区内如此严重的传染病源，将自己的生与死放在一边，她们不分日夜坚守在孙家的现场。“院长，救护车总算来啦，可谁都不敢去接孙某的父亲下楼呀！”前方的流调队员给正在另一个地方忙活的医院副院长、兼任流调队队长的李硕打电话。
“我马上到！”李硕火速赶到孙家，见救护车前后围了不少人，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
“孙某父亲是个瘫子，200多斤重呢！从他家下楼走的那个小梯子只能过一个人，弄不下来呀！”救护的人正跺着脚、搓着手，想不出个办法将SARS患者从屋里接出来。这时周围的居民们则在远远的地方喊着嚷着，说什么的都有，一句话：赶紧把病人弄走呀！“我去吧！”李硕抬头看了一眼通向孙家的楼梯，三步并作两步地直往上冲，“我一进孙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面临一场特殊的战斗：那老孙头胖胖的，躺在床上就像一座山似的，却又连翻个身子都不成。再看看满屋子乱七八糟的，不知道里面有多少SARS病毒！我当时顾不得那些了，伸开双臂，一步上前就把老孙头从床上托起来，然后抱起他就往楼下走。当我把老孙头从楼上一步步抱下时，在场的人全都惊讶不已，说李硕你个头不大，怎么能抱得动一个200多斤的大块头，而且是从好几层的狭窄楼道上下来的呀！你抱着患者也太危险了！我开玩笑地对同事们说，那也是慌神之下，没了理智，反而有了超常力气呗！”两个多月后，我采访李硕时他来了回幽默。
正是李硕他们迅速有效的出击，才使这个深埋于居民群里的毒源后来并没有波及周围的楼宇和街道。
某中央机关的姜某实在太大意了，自己无意间被传染上了SARS，还照常上班，照常跟人同屋睡觉。发烧了，他又参加一个十几名局长处长都在场的会议。领导看他提不起神，说你是不是发烧了？发烧了可要注意啊！他说没事，自己年轻顶得住。下班了，他先回自己的宿舍待了一会儿，又上旁边保安人员住的房间看电视。单位一位同志提醒他，真要发烧自己上医院瞅一瞅，别耽误了事。4月30日晚，姜某自己也感到气喘吁吁，便跑到友谊医院就诊。那儿的医生也大意，说姜某不像患了SARS。姜某听后高兴万分地举着一块写有“我不是非典”的牌子，回到单位宿舍。这回他没进得了门，单位的人害怕，劝他说，你先在外面自己隔离一下，观察观察再来上班。姜某无奈，只好跑到在市郊住的同学家。同学见面，免不了一顿狂吃狂喝。折腾一夜后，姜某感到自己快要死了，又折回单位，拨通了120急救中心电话。急救车来了，单位的人也着慌和重视了。
两名处长见姜某上了救护车，为了表示领导重视，竟然跟着一起跳进了开向医院的急救车内。“这两个蠢猪！”在急救车后面，一辆紧随其后的小车中，两名局长气得直骂，“怎么就这么笨嘛！”其实在SARS袭击时，谁都不怎么聪明。
负责西长安街一带的流调队员陈铁岩大夫她们接到姜某被确诊SARS并住院的疫情后，马上来到姜某所在单位，那儿的人却轻描淡写地告诉她们，姜某是单身汉，就一个人过着，没跟谁在一起。陈铁岩大夫并未因此了事，她们在进入姜某的房间消毒时，发现小屋内有两张床。忙问旁边住着的保安人员，与姜某一起住着的是不是还有一个人？保安人员笑笑说，是还有个司机，可昨晚被单位轰出去了。陈铁岩她们一听立即警觉起来，随后要来与姜某同屋的司机的手机号码。一拨通，对方可怜兮兮地告诉陈大夫，昨晚我什么地方都没去，在西单文化广场的露天椅子上睡了一夜。陈铁岩虽十分同情这个司机，却心底也算落下一块石头。第二天，陈大夫等再去姜某单位消毒，一个保安人员有意无意间说，姜某住院前到过他们房间一起看电视里的球赛。什么？你们当时有几个人？陈大夫的眼珠都要瞪出眶了。保安人员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抖抖颤颤地把所知道的跟姜某在一起的事全倒了出来。姜某的单位领导也感觉事情不妙，在陈大夫她们的一再追问下，又倒出了姜某与他们一起开会、姜某到友谊医院看病、姜某看病后那晚没回单位去了同学家的事通通说了一遍。
“你们真够大意的呀！连SARS都不惧啊？”陈铁岩大夫想骂又不便出口，她真想把姜某单位里的人狠狠批一顿，但她脸上最后还是露着笑容。因为她顺藤摸瓜一共找到了与姜某相关的15个密切接触者，在姜某所在单位的配合下，迅速将这些人全部隔离了起来。
又一条危险的传染源被切断！SARS在英雄的队伍面前再次收敛起猖獗的嘴脸。
决战时刻，他们以赤诚拯救着灵魂
一场SARS之灾，像面镜子透露着这个世界的万般景象。不同的灵魂表现出不同的光与色。
某女士文化水平不低，但在SARS面前变得过于敏感和蛮横。流调队得知她患上SARS后，紧急求助120急救中心，调来急救车将她送到医院。可半夜里这位女士趁医生不注意时溜回了家。
流调队李队长接到街道的报警时，已值深夜11点半。这一天老李跑了8户密切接触者，流调对象达18人，累就甭说了，光一次次冲澡他都有些受不住了——流调规定每外出执行一次任务，回来必须全身清洗一次。
“患者擅自回家，对家属和居民威胁极大，得马上动员她回医院！”老李接到命令，立即奔赴那个女患者家。
半夜里不能狠命砸门，可声音太小了里面又听不见，咋办？老李只好压低嗓门一遍遍朝患者的屋里叫喊起来。
“是周扒皮啊！半夜三更嚷嚷什么呢？”防盗门哐当一声打开，闪出一个高大威猛的男人和一条汪汪乱叫的狼狗。
老李定神后问那男人：“你爱人是不是从医院跑回家了？”“回不回家关你们什么事？”男人粗声粗气，一脸不高兴。
“她可是确诊的SARS患者，如果从医院跑回来了，就得赶紧回去。要不抓紧治疗是很危险的，对你们家属也不好呀！”老李像自己家着了火。
“好不好都是我们家里的事，你们别在这儿嚷嚷了。走吧！”男人瞪圆了双眼，猛地掩门。
“不行！”老李双手扳住铁门，严厉道，“传染病法有规定，不将患者送到医院治疗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男人似乎从来就是“老子天下第一”的君王，愣了片刻儿之后，一把拎住老李的衣领，连推带搡地将个小瘦弱的老李扯出几十米外的院门外。“我看你是不是吃饱撑的啊？我们得了病没着急，你这猴子看电视里打架——用得着吵吵嚷嚷吗？”又猛又高的男人耍起威风来。
老李的防护衣都快被对方扯破了，可他还是有礼有节地耐心道：“你自己不着急，是因为你不太懂得SARS的传染有多厉害。
可我们不行啊！我们是SARS病源的流调队队员，我们知道这种病的传染性呀！所以必须告诉患者，既然传染上了就得赶紧上医院治，否则会耽误生命的。我们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让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注意防止感染上SARS。现在你爱人已经确诊SARS了，她很危险，你总不想看到她更危险的情形吧？”“你能保证她到医院会得到最好的治疗吗？”男人要老李保证。
老李胸脯一挺：“我保证。”“拿什么保证呀？”“我陪她一起去医院，如果她住不上病房，得不到好治疗，我甘愿将自己锁在SARS病房受罚……”老李想不出还有什么可以让对方相信的事了。
“大夫，我去。我回医院去……”那男人正在犹豫，不知如何对待老李的保证时，那个从医院跑回来的女患者一边哭着一边走过来对老李说。
后面的事顺利多了。3个多小时后，女患者终于回到医院，也住上了较为满意的病房。由于她配合医生及时治疗，很快在一个多月后出院。可她同病房的另一个SARS患者就是因为跑回家不肯再上医院而耽误治疗，最后不到一个星期便离开了人间。
康复的女患者和她丈夫事后万分感激老李的“救命之恩”，多次备厚礼要酬谢老李。可每次都被老李退回。他给这个SARS患者和家属只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当自己落难时，特别要看看是否对周围和别人造成灾难，这样留下来的生命才更有价值。
那一天吴大夫正在流调队值班。一个年轻的女子打电话，说她妈在发烧，希望流调队马上过去把老太太送到医院。
“我妈身边的保姆几次上人民医院去拿药，准是小保姆传染上了非典又传染给了我妈。你们得赶快把我妈送到医院，如果耽误了我可要找你们算账！”年轻女子说话冲着呢！吴大夫一听可能是非典，赶紧问年轻女子：“快告诉我你的地址，我们一会儿就到。”“哎呀，我又不跟我妈住在一起，她可能传染上了那个病，我们哪敢挨着她呀！”年轻女子说。
原来如此。人家亲生闺女都远远躲着不敢去见重病的母亲，却要一群陌生的流调队员去拯救她妈的生命。
疫情就是战斗任务。吴大夫她们没有想那么多，立即跟患者本人联系上，后又迅速抄起电话，向一切可能寻求得到的指挥救援机构求助一辆救护车。那时的救护车就是患者的生命。吴大夫等在忙碌了一夜之后，终于安全顺利地将老人送进定点医院。
“丁零零——”早晨，吴大夫等刚想合一会儿眼，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起。又是那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喂喂，是流调队吗？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帮忙，我妈怕是没命了呀！谢谢，谢谢啊！”甭客气，我们昨晚是为“自己的妈”忙活了一夜。应该的，你甭谢。吴大夫放下电话，朝自己的同事挤挤眼。哈哈哈……几位流调队员开怀大笑。可不，如果不是为了像待“自己的妈”那样，吴大夫她们怎么可能如此耐心、无畏和体贴入微地去关心一个不曾相识的SARS患者？流调队员的故事还在继续。
“你们别来管我，知道吗？别来管我！呜呜……”50岁的苗先生做梦都不会想到一转眼的工夫，全家四口人中除他之外竟然一连三人住院而且两人死亡！先是老岳母死，后是爱妻死，20岁的女儿也不知是死是活……
“我不想活了！活着还有啥意思？呜呜……”男人绝望地哀号着。苗先生完全失去了理智，在他作为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日里，因悲切而不堪忍受的他，选择了狂躁的街奔——他一刻也不能安宁地待在家里。“待在家里不如让我去死！”苗先生的不幸和他四处乱走的街奔，让许多人害怕、恐惧。
“太危险了，一定要看护好他，不能让他乱跑，更不能让他再出现意外！”厂桥流调队大夫李治竞又一次接受这样艰巨的任务。
“大哥，您有眼泪，我也有眼泪。我们大家都为您的不幸难过。可是大哥您想想，您还有女儿，她现在正处在生命最危急的时候，她需要力量，需要自己亲人的力量支持！您现在是她唯一的亲人，这个时候，大哥您怎么能再甩手不管女儿的生死呢？啊？大哥您说呢？”李治竞大夫面对着苗先生，像是自己失去了亲人一般悲痛欲绝地流泪。
苗先生愣了。他被一个陌生的女人如此真情的同情感动了：我还有希望？真的还有希望？怎么不是呢？您还有女儿，还有正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宝贝女儿呀！大哥，您现在的一份平静和安慰，对您女儿来说，就是生的希望，生的力量啊！李治竞用心在呼唤另一个因过度悲哀而迷失方向的生命。
苗先生的慌乱脚步开始停止，瞳仁中透出一丝亮光。
李治竞以女性特有的温情和细腻将苗先生引领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为他关照需要的一切，点点滴滴，无微不至。
在接通女儿的电话前，李大夫教苗先生如何说，怎么说。在通完话后又教他怎么做，做什么。
隔离日里，李治竞大夫的电话和身影，是苗先生呼吸的清新空气、生命的不竭源泉。
女儿康复出院前一天，李治竞大夫和流调队的众姐妹们一起来到苗先生家中帮他重新布置一番，让这个不幸的家庭换上了喜色。
“闺女，你虽然失去了一个妈妈，可你得到了一群同样深爱你的妈妈……”苗先生拉着女儿，让她向李治竞等流调队员施礼磕拜。
“妈妈——”逃脱SARS魔掌的女儿这一声凄婉动情的呼喊，让天地动容。
流调队以赤诚拯救着受伤的心灵，向世界交出了中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