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非典十年祭
2003年春的中国北京，如同一座恐怖之城、瘟疫之城和面临死亡之城，相信所有当时在北京的人们都有与我一样的感受。那个时候，我们仿佛感觉世界快要消亡、人类将彻底灭绝……因为我们每天生活在窒息的空气里，生活在无处躲藏的这座古城，生活在自己与自己设下的恐惧的天地之间。
十年过得真快，十年又像是昨天的事——我们似乎则是翻阅了一页书纸一般。
十年过得真快，十年又像是几个世纪之前的事——我们已经把它忘得一干二净。
悲惨的事像一座不可磨灭的大山，永恒地屹立在星球上。悲惨的事又像一丝云烟，在填满欲望的人的心里很快消失。
但我依然这样认为：人类所经历的任何苦难是最宝贵的，把它记忆住，本身就是财富，而忘却了它才是真正的悲剧。
十年前的2003年，我们有太多的记忆如今想起来仍觉可笑：
——比如说，一位不知从哪个地方走到北京来的患者，她带着一声咳嗽，逃进了北京的医院，然后就死亡了。她的死亡查不出任何有记录的病史和病源，于是在人们尚不清楚怎么回事时，又有几位、几十位与之有过一面之交的人患上了同样的不知病源的病而躺下了，或同样死亡了……可怕的事也同时出现了：整个医院、整个单位、整个街道、整个北京市开始了恐慌，开始了无数好端端的人患上了同样的不知名的病——后来我们叫它“SARS”，中文名叫“非典”。听起来很奇怪的名字，文学家们理解为“非常典型的病”。老百姓说它是“瘟疫”，其实它就是瘟疫——一传染就让人活不成！
于是出现了许许多多奇怪而可笑的事：年轻的北京市长刚刚上台没几天，因为扛不住突如其来的灾情——其实他不知如何面对这场巨大灾难带给这座古老城市的是什么，所以他采取了某些“隐瞒”的做法。本来这样的事在整个社会里通体常见，但灾情来得太突然、太巨大、太影响人类的生命和城市的命运了！年轻的市长不得不草草下台，从海南调来的新市长走马上阵……之后的十年里，那位年轻的下台了的市长其命运一直不佳，直到不久前才有所翻身，而当时代市长的新市长则一路好运，政绩辉煌。让我们记住他俩的名字：孟学农和王歧山。
奇怪而好玩的事还多着呢：比如当时北京城内的人相互残杀的事都出现了——如果发现你这一家有个咳嗽感冒的人，就会有人到你家门口泼消毒药水，甚至用汽油烧、木棍打、铁门封，目的只有一个：把瘟神赶走！
比如那段时间北京人受到了“史上最屈辱的事”：你出了城、到不了外地。如果你偷出了城，你就可能被追杀。如果你逃到了某外地而被人发现，你就会被轻则关起来，重则砍碎了活埋……有一位北京人告诉我，他无奈因为单位有一桩业务到了外地，结果被当地发现是“北京来的”而整整追杀了十余天。没有人敢收留他，没有人敢留宿他，更没有人敢塞给他一点儿吃的东西和让他搭车乘车。结果是他自己靠双腿跑回了北京。“整整跑了13天。”回来时单位人找不到，家里人不认识他——他像一个野人，根本没人认识他当时的模样。
上面的这些事其实还算不了什么。
在与北京接壤的地方——河北廊坊某地段的公路上，有人竟然用挖土机挖了一个深二十多米、宽三十多米的巨型大坑，说是“为了防止北京城里开过来的汽车”——所有北京方向来的汽车在这个地方只能往回走。
还有一个村庄，过去一直靠开农家乐而赚足北京城里人的钱的农民们，这会儿他们害怕死了，害怕染上瘟疫的北京城里人跑到他们那儿躺免灾情，所以发动全村力量，三天之内在村庄四周筑起一道高3米、长几公里的围墙，将整个村庄全部包在里面，进出只有两个门口，门口设有岗哨，而且佩戴着菜刀和铁棒，见陌生人闯进来就立即抓了关进小屋隔绝。如果一听说是北京城里来的人，那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外赶。
好玩的事还多着呢！然而那都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其实都是恐怖下的非好玩的事，甚至是悲惨的事，永远留在北京人心头的最痛事！有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假如当时北京有人传出吃人肉能防非典的话，那么整个北京城将出现史无前例的大杀戮！是的，凭我所掌握和观察到的当时的灾情及灾情之中人们的变态精神世界，这样的事绝对可能发生。好在我们的当局及时采取了有效措施，使得北京市民保持了最低弱的清醒和理智。
我的采访是唯一的机会和条件，因为在当时只有我和另一位同事有条件进入灾情患区和核心指挥层采访，特别是有条件直接接触到北京市非典防预指挥部的高层领导及相关会议。我曾经在当时采访近两个月时间，录下了几十盘磁带，准备写部长篇作品，但后来放弃了。放弃的原因是在我越往深里采访，越觉得无法写，不能写，写了就会有“苦头吃”。为什么？因为许多关于非典的事至今我们仍然没有弄明白，比如非典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的人一接触就死，有的人与患都住在一个病房里几十天根本没事儿。比如指挥部后来在总结时得到的一个数据非常令人不可思议：2002年（即非典灾情）暴发的前一年，全北京在春季各医院收治的呼吸道病患者总人数，竟然与2003年非典大暴发时呼吸道患者（包括我们认定的非典患者）其总人数则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些都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一个我们无法自圆其说的结论是：非典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根本不知道！或者知之甚少，少得可怜！
十年是短暂的，短暂得连我们还没有顾得过来想一想它就过去了。
十年是漫长的，漫长得让我们想都不敢去多想一下，似乎2003年的非典像是在另一个世纪之前的事——几乎所有北京人把这件让我们疯一样失去理智的灾难全给忘却了，至少是大家都已淡忘了。
非典带给北京和中国的是什么，我们不曾作深刻的反省。中国人似乎一直在为了自己的强盛而发奋努力向往，在这条发奋向前的道路上我们甚至连一丝停顿和小歇的时间都顾不上。其实不很恐怖，有时我想想这样的恐怖比非典灾情本身更恐怖，因为一个不能将苦难和灾难作为教训的民族是非常危险的，它是很容易被另一场苦难和灾难摧毁的。
非典之后的北京虽然再没有发生过像非典一样的大灾难，但十年中我们的北京城一方面变得看上去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庞大，越来越现代化，事实上你也会发现，北京城在这样的美丽、庞大和现代化的外衣下，又变得越来越脆弱，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落后……它似乎连一场毫不特殊的冰雪都抵挡不住，它似乎连一次小小的交通事故都会瘫痪整个城市，它甚至经不起一场暴雨的袭击，经不起一次污雾的迷漫。生活在这个拥有近2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一方面我们每时每刻在感受其伟大和光荣，另一方面又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不知啥时候降临灾难的出现。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正是那场空前的非典灾难之后提出的，这是我们党的英明和及时的见解与决策。非典十年时，我们难道不应该认真地努力地及时地提出和思考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这样飞速发展着的大城市，我们的管理体系、我们的灾难防预能力、我们的公民自卫意识、我们对灾难的资金投入、我们对未来城市可能出现的灾难的防备等等措施和思考……我们的市长和管理者，不知你们有多少精力放在此？我们的市民和居住者，不知你们想过没有如何一起为这个我们共同的家园可能出现的灭顶之灾作一份伟大的战略方案或弱小的建议？如果大家都这样做了，那十年前的非典发生算是对我们一次提醒和警示，如果谁都没有做这样的事，那十年前发生的非典只能是我们自取灭亡的前奏曲——苦难和死亡还会早晚向我们袭来，等着吧——没有记性的人们！
——何建明 补记于2013年春
《文汇报》编者按：
这段时间，北京牵动了全国人的心。
在编辑部和北京的联系中，令我们略感欣慰的是几乎北京所有朋友的状态都是令人放心的，大学与文化单位多在这段时间采取了灵活的上班安排。他们处于紧张但有理性的安居状态。这种放心一直持续到我们接到另外一个北京电话：
他说，他必须每天上班，每天早晨8点乘40分钟的公交车去上班，他在那一段时间感到艰于呼吸。有一天，公交车上只有3个人，司机，卖票员，他。三个人，三个口罩，各怀心事，谁都不说一句话。他说：那个心理压力，真是太大了！他说到许多为生存不能停下脚步的人穿行在空荡荡的长安街感到的压力，说到那些天一个人回家后从里到外对自己进行消毒，消毒水把白衬衣洒上了黄点的惊悚……
真实的声音让我们震动。这个时候，我们意识到，仍然有许多细节和感受在我们的体察之外，我们的首都北京到底经历了一次怎样彻骨的阵痛？这场灾难的垂直深度到底底线在哪里？在我们取得阶段性胜利之际，在我们获得解脱之前，还需要倾听一些什么？
从今日起，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开始为本报独家撰写大型系列报告文学《北京保卫战》，将以第一时间陆续推出。这也是由中宣部、中国作家协会和北京市委组织的作家赴抗非第一线采访和写作活动以后问世的首部作品。
对真实的寻求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其中蕴藏着我们尊奉为第一性的价值。
开篇语
22年前的五月，我从一个边远山区的军营上调到北京解放军某兵种总部。那个日子很令我感动，于是当晚我跑到天安门前，认认真真地看了一眼我心中的圣城。想不到的是22年后的今天（2003年），当北京的1300多万市民们正在与非典进行着生死搏杀的时刻，我又一次忍不住地独自来到天安门前。我看到飞金流彩的天安门城楼依然那么巍然挺立，广场上的五星红旗依然高高飘扬，于是我忍不住面对天空，喊一声：祖国，北京，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如此地深爱你们……因为就在这个日子里，我走进了正处在全民“抗非”伟大战役的北京指挥中心，走进了与非典激战的第一线，在那儿感受着每时每刻的战斗烽火与生命至爱。
我因此想向读者报告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北京发生的这场与非典生死决斗的伟大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