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艰苦卓绝。荒原上迎来“上甘岭”之战。
◆饥饿困扰会战全线，一夜间有几千人因饥饿患上浮肿而相继倒下。将军部长心急如焚：“下泡子逮鱼！上荒地挖野菜！扒树皮！吃雪水！就是用草根泥巴填塞肚子，也不能败下阵！”
◆“谁做逃兵，我就在萨尔图车站用机枪挡他回去！”
◆钻井台上，一位正跪着双腿摆岩芯的女技术员说：“我的腿有毛病，站不起来。跪着好干活。”
◆吉普车上，铁骨铮铮的将军部长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在一座“干打垒”前，他飞脚踢开木门，对正坐在椅子上的一位领导干部大开骂戒：“……工人和技术人员跪在地上干活，你却舒舒服服坐在椅子上！听着：把你们办公室的所有凳椅统统送到施工一线去！否则我枪毙你！”
“轰隆隆——”这是天上的一个响雷。
余秋里撑着雨伞，在萨尔图的一间牛棚里听着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从哈尔滨打来的电话：“邪了门了！这以前还从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雨嘛！而且又下得这么早呀！”电话那边，欧阳钦书记好像因为天上的雨是他没有挡住似的，口气极为歉意。
“谢谢欧阳书记，你和黑龙江人民已经付出了许多许多。我和会战的全体人员是从心里万分感激的。请放心，我们一定以你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为榜样，战天斗地不动摇！雨挡不住我们找大油田和开发大油田的雄心壮志！这一点请欧阳书记务必放心嘞！”余秋里对着电话大声说道，眼睛却在看着牛棚外面的老天爷。
“余部长啊，告诉你一个消息：老大哥那边的天上也打起了雷啦！前些天美国的一架u-2间谍侦察机入侵时被打下来啦！”
“噢？好啊！这‘雷’响得有点意思嘛！哎，北京这边有什么反应？”余秋里把探出的头收回牛棚，压着嗓门问电话里的对方。
“中央办公厅已经发通知了，20号北京要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帝国主义入侵老大哥的声援大会……”
“好嘛！主席就是有远见。他老大哥虽然对我们做得不够意思，可我们仁至义尽，书记你说对不对？好，我这儿也准备来点声势，给老大哥点支持！”余秋里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放下电话时，余秋里再一次将头探出牛棚，一阵飞溅的瓢泼大雨打在他伸出的右胳膊上。“看来老天爷是存心想跟我较劲喽！那咱们就走着瞧！”余秋里转过身子，冲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备车！”
这一天，北京的天气多云。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二百多万群众，毛泽东出现在城楼时，“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响彻云霄。毛泽东神情凝重地傲视着北方，显得心事重重。中苏之间的争吵已经很激烈了，而毛泽东此刻仍然期待着能够弥合所出现的裂痕，这天安门前声势浩大的声援便是一种姿态，但能不能换得赫鲁晓夫的回心转意，毛泽东显得并不那么有信心。
这一天，余秋里没能上天安门城楼。他乘坐的吉普车正陷在雨中的荒原上，前也不是，退也不是。站在泥水里的司机急得一边抹着脸上的雨水，一边不知如何是好地叫嚷着：“这鬼地方怎么天天雨下个不停呀！”
余秋里无奈地打开车门，一手挑着盖在头上的雨衣帽，眯着被雨淋湿的眼睛，向四周了望：四周是什么？什么也没有，只有白茫茫的一片望不见边的水泽世界……那些刚刚露出绿芽的野草七歪八斜地飘落在汪洋之中，仿佛在痛苦地向过路者求助。但它们得到的结果是更加的痛苦——几乎从它们身边走过的人无一例处地反过来求助这些野草，他们或双脚踩在它们的上面以求不陷入沼泽之险，或干脆将它们连根拔起，当作阻滑器，垫塞在拖拉机或者汽车的轮子底下……
嘎斯吉普车毫不例外地同样采取了野草垫塞车轮子的办法。司机和秘书几乎把长裤和短裤都浸湿了，但由于陷得很深，车子不仅发动起来后前进不了半步，反而陷得更深。此刻的部长也成了“泥猴”，惟有那只贴在一起的空袖子还能让人认出他是谁。
“哎呀余部长，你们怎么在这儿呀？快快，快上我们的拖拉机吧！”真是天助余秋里！在司机和秘书不知所措之时，老劳模薛国邦从一辆送货路过的拖拉机上跳下。
“是薛国邦呀！我们抛锚啦！抛锚啦！”余秋里欣喜地握住薛国邦的手，问他队上的情况怎么样。
薛国邦直摇头：“大伙儿有劲使不上呀部长！你瞧这天，打誓师大会那天起，雨就下个不停。我们想抢任务，可物资供应不上来，这不，我们这批材料已经等三四天了，指挥部就是送不上来，我们只好想法从几十里的一个农场那儿借来了一台拖拉机自个儿去拉的。这不本来一个星期就能干完的活，现在还不知误到什么时候呢！”
余秋里皱皱眉头：“工人们的情况怎么样了？”
“更别提了。我们都是从西北过来的，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雨。队上住的又是地窨子，您瞧这水汪汪的，大伙儿住的地窨子里面，那床变成了能浮在水上划动的船了……”
“快领我去看看！”不等薛国邦说完，余秋里心急如焚地跳上刚刚从泥潭里拖出的吉普车，直奔井队。
眼前的情景，是余秋里不曾想到的：油井几乎全泡在水里，上班的采油工一半人在操作，一半人则用着各种可以抵挡雨水的布、篷、瓢、盆，站在雨中守护着采油树……而更令余秋里不安的是当他走进工人们住的地窨子时，那个半在地面半在地下的地窨子里到处都是水汪一片，原先搁在地下的木板床无一例外地打漂在水里，被子和物品湿在一起……下班的工人们没有干衣服可换洗，只能光着身子在一只烤火盆边取暖……
“部长？！部长您怎么来啦？这雨下得这么大您咋还上我们这儿来呀？”正在烤火的工人们见湿淋淋的余秋里来到他们身边，感到十分意外。
余秋里解下身上的雨衣，裹在一位浑身在瑟瑟颤抖的小工友身上，心疼地：“我怎么不能来？瞧瞧你们冻成这个样！又住这么个地方……我这个部长没当好啊！”余秋里有些说不下去了。他顺手提起一个工人放在床板上的湿棉衣，觉得特别的沉，便让人拿秤过来。
一称：整整18斤！
余秋里骇然变脸。
薛国邦不好意思地喃喃道：打会战誓师大会那天起，老天爷就一直“泪汪汪”的，大伙儿只能穿着又油腻又潮湿的棉衣上班，多数人为了保证能睡觉时有身干衣服贴在肉边，其它时间穿的全是湿衣。这三天五天下来，就成“铁衣”了。
“我……是我没当好这个部长！没当好嘞！”余秋里听着，一脸自责。
“部长您可千万别这么说！这都得怪老天爷！它是想有意跟我们会战大军较量较量！我们不怕它！同志们说了：我们从大西北来到北大荒，如今大油田已经找到，我们就要为彻底甩掉进口洋油而奋斗。它天公爷想跟我们较量，那好，我们就跟它宣战：无雨时咱特干！小雨时咱大干！大雨时咱猛干！不信天公爷不低头！” 薛国邦在余秋里面前握紧拳头，壮志凌云。
“对。部长您放心，我们一定战胜天公爷：无雨特干，小雨大干，大雨猛干！”工人们情绪高涨地在部长面前表决心。
余秋里真的被感动了：“好！同志们，我要向你们学习。同时还要把你们的战斗口号宣扬到整个会战所有战区！我们一起跟天公爷比个高低！就是上甘岭战役，我们也得冲上去！你们有这个决心吗？”
“有——”地窨子里震起比雷声响十倍的声音。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战斗激情？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姿态？也许今天的人已经无法想象，但昨天的共和国建设就是这个样——在他们心目中没有别的，只有为国家建设出力流汗，甚至不惜英勇牺牲的心愿。
余秋里离开薛国邦的采油队时，虽然被会战指战员不畏困难的精神所感动，但他作为五万余会战大军的最高指挥官，他依然忧心忡忡：地处松辽腹地的大庆油田发现和开发初期，整个会战大军完全是在毫无依托的一片荒芜的大草原展开的。这里寒霜期有近四五个月时间。进入五月，大地刚刚解冻，雨季便开始了，而且1960年的雨下得特别的多。松辽油田的所在地，又是地势低洼的松花江和嫩江两个江河的自然泄洪区，这给油田会战的五个战区全线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原有的几条土公路，已寸步难行。汽车出门，都得拖拉机保驾。就是拖拉机上路，也不时陷入泥潭。更让人头痛的是当时天气气温很低，一般不过零上4-5度。会战队伍面临想干活工地一片水汪汪，又等不到物资供应，想干也没法干；一旦停工，别说总指挥部定下的计划落实不了，就是职工们呆在工棚和宿舍里也遭雨淋遭寒冷……职工们的干劲和精神是一回事，但没有物质保障的会战必然会造成战斗力的严重损害，这一点当过司令员和政委的余秋里十分清楚。什么都不重要，人是第一位的。他想命令后勤人员迅速给各井场和分队的职工们送去能够暖身子的生姜和辣椒去，后勤供给部门的同志告诉他，几十辆车子全部出去一天也送不了几个井场；生产部门的人更是叫苦，说空车子往外跑还能走上几里，一装上物资连几百米都走不动——全线物资供应断档。
“有一个油建小分队5个人，困在几百里外的暴风雨之中，已经五天失去联系，不知是死是活……”有人报告说。
“部长，今天装卸一中队七分队的30名复员战士，为了赶抢一批泡在一米多深积水中的材料给井队前线送去，他们从早晨3点一直干到晚上6点，15个小时奋战在水中，硬是把250吨钻杆和油管装上了车……”有人兴冲冲地前来报告一个战况，可余秋里听了不知是喜是悲，心情反而更加沉重。
“老张，当务之急，必须让所有车子能动起来，否则我们全线几万人会陷在大草原上的！”余秋里把张文彬叫到他的牛棚办公室，异常焦虑地命令道：“你得用主要精力解决好这个问题。道路不通，物资送不到井场和野外分队，我们整个会战就是死棋一盘。必须限期解决，分秒必争！明白吗？”
“明白！我马上去执行！”张文彬二话没说，领了“军令状”就走。
张文彬接受任务后，知道这份责任之重大和紧迫，可他其实一点经验也没有。过去在玉门和新疆油田工作时，队伍可能遇到的危险就是随时随地呼啸而来的沙尘暴。这沙尘暴说穿了，别看它漫天狂舞的挺吓人，可只要躲它一阵子它就没脾气了。然而眼下东北大草原上的雨水让张文彬有些束手无策。
怎么办？张文彬知道余秋里的脾气，交待的事办不好、办不利索，那是要受到“军法”处置的。轻则一阵狗血喷头的臭骂，重则撤职受罚。而这也是张文彬格外欣赏余秋里的一个地方：军人嘛就得有点军人的血性。粘粘乎乎，拖拖拉拉，还能干什么呀？当年战场上你慢一拍、愣一下，就是一条命、一场战斗胜利的结果可能就没了。石油会战就是战场，就是人与自然较量的恶战，含含糊糊，不是余秋里的作风，也不是他张文彬的作风，更不是全国人民时刻在期待扔掉贫油帽子的中国作风！
找群众去！这是张文彬从余秋里和其他指挥者那儿学到的秘诀，也是他本人多年养成的传统。车子动不了找谁呀？当然找会开车的人嘛！
果不其然，张文彬找到在三战区工作的运输处。运输处的同志发动全处职工献计献策，两天之内就设计出了40多种方案，画了59张图纸。一区队二分队司机郑学书听说余部长给张文彬下的“军令状”后，自告奋勇报名参加“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革新活动。这郑师傅还真有能耐，他在汽车轮上设计出了一套“防滑鞋” ——用钢板制成的又可固定在轮轴上的“铁鞋”，而且不仅雨天能穿上，晴天还可以卸下，又不磨损轮胎和钢圈。钳工、电工连的同志们加班突击，把郑师傅的“防滑鞋”进行技术加工，待完工后套上汽车一试：嚯，效果好极了！汽车再不怕翻泥浆和陷烂泥地了，装着货物也能跑得飞快。
张文彬让运输处的同志将穿上“防滑鞋”的汽车开到总指挥部。余秋里见后大喜，命令政治部的同志给郑学书师傅和运输处的同志记功嘉奖，同时又立即召开会战总指挥部领导干部会议，进行抢送物资和防雨工作的大动员。
于是全线机关和后勤人员全部出动，帮助供应部门突击抢运前线所需物资。各战区也针对前期对雨季的认识和准备不足的问题，纷纷成立了防雨指挥部和防雨突击队。指挥机关连续七天七夜人不下班、车不熄火，及时将3000多吨物资送到野外深处的40多个井场和工地以及数百个点的小分队。各战区的同志更是按照余秋里的统一部署，在自己所属的工作区内和井场周围展开了挖掘排水沟等堵漏防漏的与老天爷争夺时间和比高低的阻击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九天九夜不休息”的动人故事。会战后来一直坚持的“九天制工作周”就是从这个时候全面形成，即工作九天休息一天的周十制。一周十天，这是余秋里和大庆人发明的。那个时候没有劳动法，多快好省为社会主义建设是全国上下的大法。毛泽东对石油工业还有一句话叫做“革命加拼命”，余秋里领导他的队伍执行的就是这个法。
历史阶段不一样，“法”的内容和含义也不一样。现在我们对劳动者的尊重是在确保他的劳动权利同时要保障他休息好福利好在内的权利。五六十年代时，让所有劳动者拥有参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权利是对他的最大保护，这种保护带着一种荣誉和自豪感，是政治和精神方面的因素更多些。一个人如果没有权利参加建设事业，那他就不是社会主义的公民和积极分子了，他很可能是人民的敌人和一个对社会无用的人。那时的人们绝不愿意做这样的人，他们宁愿干死，也不愿做让人唾弃为不劳动的寄生虫。
九天工作制是大庆会战的一个特殊产物。余秋里领导的会战团队在那个时候还发明了许多这样的产物，如“九热一冷”制，即把九成的时间用在热火朝天的生产实践上，一成时间用在冷静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提高认识上。每月月末有三天时间召开“五级三结合技术座谈会”便是在他提议下、大庆人一直坚持了几十年的好作风。其中有一项叫“大游地宫”的活动，便是会战初期召开的一次“五级三结合”会议上由康世恩同志提议而形成的一种走群众路线、让群众自觉行动起来学习技术知识的活动。“大游地宫”是针对当时会战队伍绝大多数的参战人员来自非石油专业和不懂地质技术和对地下情况不明而开展的一项学习地质科学知识的群众性活动。“地宫”现在仍是大庆油田的一个引以为自豪的标志性博物馆和科普场所。
余秋里后来回到北京有人告诉他，这个五月份的黑龙江松辽地区，是有史以来同期降雨量创下了最高峰，为107毫米，比有记载的历史最高纪录的1919年5月的83 2毫米高出近24毫米。老天爷给余秋里和石油会战大军来了个“下马威”。但一番激战之后，输家还是老天爷。老天爷无论也想象不出天底下竟然还有这样一支摧不垮、打不烂的建设大军：
大雨滂沱中，他们连搬钻机的样式都变了——5月4日，1247队在萨15井中，利用雨水打滑泥地所产生的润滑，并依靠钻机自身动力，将钻机整体从这一井位挪动了100米。几天之后，他们第四次试行，仅用18分钟时间，将钻机移动250米，安全准确到达新井位……使石油史上创造了又一个创举。这个队的队长叫段兴枝，也是大庆“五面红旗”之一，他领导的这一创举，为会战的生产队伍提高劳动效率所起的作用是前所未有的；大雨滂沱中，一支野外地质小分队为了追回因泥泞耽误的时间，在冰冷的溪沟里，顺着湍流趟水八个多小时，一天走完晴天两个工作日的普查线路；大雨滂沱中，“八一部队”的3000余名官兵在负责铺设管道中，几乎天天是在一米多深的水沟里挥锹挖、用手抠，突击完成输水管线28公路、输油管道28公里，共计土方46.4万方……
“余部长，哪一天需要，我准备到你这儿借一支队伍，再战一次上甘岭也不怕！”一位将军听余秋里介绍会战情况后如此兴奋说。
余秋里笑笑，说我现在带的是找油队伍，不过哪一天真用得着让他们打仗去，我相信他们都是“硬骨头六连”式的好队伍。余秋里心想，我还有许多“雨中上甘岭”没给你讲呢：那天，二战区65名同志为参加生产技术座谈会和同时向会战指挥部汇报会战成果，为了赶时间，每人仅带了两个饼子，在倾盆大雨中走了22个小时，行程140多华里，而且这140多华里全是泥泞之路哟！
这不也是“上甘岭”嘛！跟当年红军翻雪山过草地差不了多少，就差了前后敌人的追击与围堵而已。余秋里坚信，这样的队伍就是有敌人前后追堵也一定能战无不胜、所向披靡。
5月25日，余秋里见会战队伍在雨季中站住脚跟、生产开始走上正轨后，带着周文龙和康世恩赴哈尔滨向黑龙江省委汇报会战首战情况。
“了不得了不得！石油战士们的冲天干劲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是我们全省人民学习的榜样。我一定要让各地的干部和群众到你们那儿看一看，学一学。” 欧阳钦书记握住余秋里的右手，直伸大姆指。宴会的饭桌上，欧阳钦书记悄悄问余秋里：“北京20号声援老大哥的示威大会声势空前，你没看报纸吧？”
余秋里抱歉地笑笑：“这些日子整天被暴雨冲得昏头转向，没来得及看。”
欧阳书记又神秘地问：“你上次电话里说不是也想给老大哥助助威，怎么样，准备差不多了吧？”
余秋里听后笑笑，指指康世恩：“你问他。”
康世恩爽朗地点头说：“争取在六一。”
欧阳书记一听，高兴地站起端上酒杯：“来来，我代表省委先向你们表示祝贺！”
余秋里和周文龙等赶紧跟着起身，频频向黑龙江省委的领导们敬酒致谢：“没有欧阳书记和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的全力支持，我们的几万会战大军真是寸步难行啊！来来，我们敬你们……”
高级干部们轮到有高兴的事聚在一起时，也弄得挺热闹的。那天酒桌上没有露底的事，后几天就在萨尔图那个小小的火车上爆了出来：装满21节大庆原油的第一列油车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徐徐开出……消息传遍了东北大地，也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
毛泽东这些天在上海。他是专程为了会见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而从杭州来到黄浦江畔的。蒙哥马利是二战中的名将，指挥过北非战役，又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役，名声显赫。毛泽东对这位二战名将的访华十分重视，并与将军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而无拘无束的谈话。处在苏美夹击中的毛泽东此时关注的一个中心意思是：希望英法苏中四国接近起来。他提出了“冷战共处”的构想。蒙哥马利对此很感兴趣，并表示愿意做从事能使这四国走到一起的工作。但将军向毛泽东提了另一个重要问题：
“五十年以后的中国命运怎么样呢？我的意思是，到那个时候，中国会不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了？”
毛泽东“嗯”了一声后，马上敏感到对方想的是什么，便答：“你的看法是，那个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毛泽东说完自己先笑了，然后坦诚道：“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181、188、189页）。
蒙哥马利将军后来回国后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上，他说：毛泽东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建设了一个统一的、人人献身和有目的感的国家。他的人民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奋发图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这其中，有些成就已经可以让全世界震惊。
“六一”的第一列原油驶出大庆油田这一事件，引起了全世界许多人的关注。虽然那时连大庆这个名字都是保密的，可再保密的事也不可能不透一点风声。更何况，苏联“老大哥”的专家组一直参与了松辽找油的工作，他们不知道中国发现了大油田那是天大的笑话，已经开始同中国翻脸的苏联人知道的事，美国人不会一点不知道，美国人知道的事，他的欧洲盟国小兄弟们也不会不知道。
很有意思的是“六一”第一列原油驶出萨尔图站时，有一位专管装油的会战英雄却竟然不知道他灌的油车在他呼呼大睡之时“隆隆”轰鸣着从他身边开走了。当他醒来时，听说油车已经过了哈尔滨时，气得直嚷嚷队友们“缺德”。
此人便是薛国邦。40年后我在这位老英雄的家里听他讲述了一段趣闻：
上面已说过，薛国邦带领他和采油队到松辽后，接受了萨66井的采油任务。这是大庆油田试验区的第一口高产井。当会战指挥部决定要在“六一”前外运第一列原油时，自然而然装油的任务他薛国邦队又摊上了。那时外界的人还不知道，大庆的原油凝固度特高，从井里喷出后一到地面就凝固起来，尤其是天气一冷，其凝固度就更高了，无法成为流动的液体。薛国邦接受外运列车的装油任务时，只离“六一”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里他们先要把21节油罐量的原油加温、熔化好。偏偏在临装车的前三天，气温低于原油的凝固度，土油池里的原油变得愈来愈稠，蒸汽盘管又进不了油池中间，那台土抽油机——水泥车的泵机不时发出“哼嘶哼嘶” 的怪叫。“不行了！打不上油啦！”水泥车的司机从驾驶室里地一次次探出头来，异常焦急地喊着，最后干脆关停了抽油机。
这可怎么办？满身油泥的薛国邦瞅着像凝结成冰块一样的油池，直抓头皮。队友们则眼睁睁地瞅着自己的队长，等待他决策。
“指挥部已经确定了第一列外运原油的火车出发时间，要是耽误在装油上，那还要我们干什么？”薛国邦奋然将衣服一脱，腾起双腿，一跃跳进了油池，然后张开双臂，左右划动起来……结成冰块似的原油开始蠢蠢欲动起来，又渐渐变成流动的液体，涌动着、奔流着。
水泥车的泵机重新隆隆响起。“行了行了！”负责抽油的司机欣喜万分地高呼起来。
乌黑的原油再次源源不断地流入油罐车内……
“队长，你的腿关节不好，快上来吧！”队友们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可谁也没有喊动池子里的薛国邦。四天四夜，薛国邦就这样和他的战友激战在油池里，用身体熔化着原油，直到灌完前20节油罐车时，他才被几位党总支的领导硬拉出油池。
“几天几夜下来，太累了，我被大伙抬到宿舍，一躺下就没醒过来……”老英雄回想当年的壮烈一幕，仍然记忆犹新。“‘六一’中午时我才醒过来，走出门一看，怎么油罐车没了？就问队上的人，他们笑着告诉我说，现在火车都快到大连炼油厂了，你还想看什么呀？我生气地问他们为啥开车时不叫醒我？队友们说，我们不知叫了你多少次，叫醒一次你又倒下睡着了，连续叫了不下五六次，就是叫不醒！我听后自己也乐了，心想，反正油车已经走了，毛主席也知道我们大庆的石油要派上用场了，这不就是我的愿望吗？那会儿，人不知啥是累，睁开眼睛就是干活，眼睛闭了也想着工作……”薛国邦后来是大庆“五面红旗”之一，与铁人王进喜等名列在中国石油史篇上。退休前，他是大庆市人大主任。
中外历史上有许多战役可以用艰苦卓绝四个字形容。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是这样，斯大林指挥的卫国战争是这样，诺曼底登陆战是这样。和平建设时期的不少战斗，能用上这四个字的也有不少，像美国人修建纵横南北的大铁路工程时，每一公里就要死掉十几个人，其中中国的华人在此次修建铁路中便有数千的尸骨埋在加利福尼亚州沿线。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大庆会战可以说五十五年建国史上一场最为壮烈的艰苦卓绝战斗了。
五万余人的队伍从四面八方一下来到荒原后，他们几乎没有顾得上垒一个像样的窝、多备一件卸寒的衣，便投入了紧张而激烈的施工。又可以说在脚跟尚未站稳之际，便遭受了一场连绵不断的暴风雨袭击。于是不管是先前在松辽进行普查的松辽勘探局的几千名职工，还是后来从四川、玉门、新疆和青海来的一万余名石油老职工，和三万多部队转业官兵，他们都是遵照会战总指挥部的命令，以最快速度，轻装来到这儿的。大雨将他们仅有的随身物品泡了又泡、湿了又湿，结果让他们遭受了生命中最严峻的考验。
“我从四川来时就带了两身外衣，三身内衣，加上到松辽后发的一身工作服和一块棉毯，不到半个月就啥也没可换的了。不瞒你说，我当时下面的裤裆里烂得路都走不动。下裆发烂的不是我一个。那时钻井台上基本没有女同志，所以大伙上班时里面不穿短裤，这样舒服些。一回到住处，大家干脆脱得精光往炕上一趟，十几条汉子，赤条条的躺在上面，双腿叉得大大的，我们自嘲这叫烤小黑鱼——从井台上拣点原油，放在盆罐里点着后，将红肿溃烂的双腿根烤着取干取暖……”一位 “老四川”对我说。
“我们几个女孩子都是地质学校刚毕业就到了会战前线。那时到会战前线、到会战前线最基层的单位是最光荣的事。所以我们几个姐妹抢着上野外普查分队。到野外分队后，整天一身水一身泥的，几乎每天都要趟水。男同志们把衣服一脱，往头顶一举，光着屁股就过去了。我们女的不行啊！内衣总得穿吧！所以趟一次水后，就得湿一次身子。时间一长，身体就发生了变化。我和队上的几个女孩，开始几个月的‘例假’都不对劲，两三个月不来是常有的事。队上有个女孩子见两个月没来经，吓得以为自己怀孕了，她有男朋友。后来到医院一检查不是。她为这高兴得请我们几个吃了一斤糖。可后来这位同志到了想生育的时候却再也没了能力。医生说她因长期患经病而丧失了怀孕功能。在参加会战的女同志中，像这样的人不止一二个。可我们至今没有一句怨言，因为我们一直是高唱着‘我为祖国献石油’过来的……”一位女地质师对我说。
在大庆、在石油战线，我听过无数这样的讲述。说起当年会战，他们每个人都可以给我讲三天三夜，每一个人都是一部不朽的史书。
但，我知道在五万多人的会战大军中，余秋里无疑是最精彩和最动人的篇章。因为他是这个队伍的最高指挥官，他有十倍、百倍于普通会战干部和职工所经历的困苦与艰难需要面对。
现在他需要面对的是比雨季更为严重的一件事：
荒原上的四五万大军，冬天来了怎么过？
松辽的冬天是什么样？
松辽的冬天有一百种说法：
一场雪能把一年长起来的草压死；
一日结冰能五个月不化；
一次寒流能灭掉秋夏两暖；
而有人说的在冬天的北大荒上拉一回屎你累了可以坐在屎堆上保证不塌下去，你尿一泡尿转眼变成冰棒，这绝对不是玩笑话。滴水成冰，随处可见。
余秋里相信，因为在第一次上大同镇视察时他已经领教了北国冬季的严酷。那时整个松辽平原上仅有几台钻机、几个野外地质调查队，无论如何石油部和地方政府都能用全力去保证这些队伍不出任何问题，即使如此，第一次他上松基三井等钻井队看到工人们穿着盔甲似的冰泥服，放岩芯的技术员，稍稍不慎手皮便被整块整块地撕拉出血淋淋的情景，这样的记忆无法抹去。
雨季无论再可怕，那是零上温度的春夏里；东北的冬季，从10月开始，将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三四月份。而这五个多月的时间里，一般气温都在零下一二十度、最低能过零下三四十度。零下三四十度是什么概念？那绝对不仅仅是拉一回屎可以当凳子坐和尿一泡尿成冰棒的事——你假如不小心迷失在露天几个小时就可能会冻成僵尸、你假如穿一身湿透的衣服在几十分钟内便会冻得失去知觉……在冬季，经常还有被当地人称之为“大烟泡”的暴风雪，那一刮起来，真可谓塔倒山移。至于这儿的雪一个冬天下多少场就更是谁也说不清了。在大同镇采访时，当地百姓告诉我，说他们经常遇上这类事：晚上好好的把马儿圈在马厩里，可第二天一开门，却见老马上了房顶。为啥，下雪呗！大雪降至，渐渐积起。马儿没处跑，只好跟着积雪往上走。一夜大雪掩过房墙，马儿也就上了房顶……
“秋里啊，咱东北可不比你老家江西，要是冬天没有很好的防寒设施，别说人过不了冬，就是铁疙瘩的机器设备也会成一堆废铜烂铁呀！”早在会战初期，“钢铁大王”王鹤寿等过去在东北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老同志就关切地告诫过余秋里，并说如果会战队伍过不了冬，就争取在10月份之前把人和设备拉到哈尔滨、长春或沈阳等城市，等来年开春后再把队伍和设备拉到大庆油田去。
“这样保险。”王鹤寿特别提醒跟他仍在较劲“一吨钢一吨油”的石油部部长、好友余秋里。
这是肯定的，把人和设备拉到有保暖设施的城里，都会比天寒地冻的北大荒要保险得多。但余秋里却不甘心这么做：一年12个月，过冬就要花去6个月，搬进搬出两次折腾，队伍的消耗不说，光会战的时间就至少拉长一倍！这油田开发将拖到什么时候呀？
“不行！这么干我们耗不起！队伍耗不起！国家要油的时间耗不起！既然一屁股坐定了北大荒，那就不该随便动来动去。还是我说的老话：这次会战，只许上，不许下；只许前进，不许后退！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也要硬着头皮顶住！”余秋里在领导小组会议上，那只有力的右拳，一连挥动了十几下。“就这么定了，天塌下来，也要把它顶回去！”
然而决心是决心，办法何在？
盖房子？在荒原上一下盖起几十万平方的房子和其它防寒设施，再让职工们住进去，让机器设备进暖库，吃的粮食蔬菜也能入窖，能做得到吗？肯定不能。一是既没有那么多钱，二也没那么多建筑材料和施工队伍，另外时间也来不及呀！北大荒的冬天不仅寒冷，还有风暴呢！房子不盖坚固，一阵风刮来伤亡不更严重吗？
挖地洞？到处水泡子、沼泽地，夏天雨季来了还像时下让职工们长年累月光着腚子、叉着双腿烤火盆？
不行不行！余秋里和会战指挥部领导成员为此苦思冥想，一时不得要领。康世恩更是急得眉头直皱：“目前油田开发的注水试验正在关键时刻，要是注水的工作一停下来，问题可就更严重了……”
“别急别急。活人不会被尿憋死的。”余秋里嘴里安慰自己的亲密战友，心里其实比谁都着急。
关键时刻，还是黑龙江老书记欧阳钦同志出了个好主意。余秋里因此生前深怀感激地这样回忆道：“有一天，欧阳钦同志对我说，有一种办法可行，就是东北老乡搞的那种‘干打垒’。这种房子一可以就地取材；二可以人人动手，来得快；三可以节省木材；四是冬暖夏冷。于是我们就立即派人到农村考察，了解当地居民的住房情况。又找民间泥瓦匠，调查当地居民住房的用材、设计和施工情况。经过调查，发现附近乡镇除主要公用建筑为砖木结构外，居民建筑主要是砖框土坯房和当地称之为‘干打垒’的房子，它除了门窗和房檩需要少量木材外，几乎全用土垒筑成。墙壁是就地取土，装入活动木夹板内，用木锤、铁钎分层夯实而成。房顶不用瓦，把当地的羊草和芦苇等绺成草把子作垫层，上覆碱土泥巴抹光而成。取暖则用火墙或火炕。这种‘干打垒’房子看起来很土气，但墙厚实，房顶密实，结构也严实，防寒性能比较好，夏天也不太热，适合居住。且施工简单，操作容易，随时可建，便于广大职工人人动手，能够很快地大面积地建设起来。我们一致认为搞‘干打垒’这个办法可行！”
“干打垒”是大庆历史上第一批居住的建筑，也是永远留存在大庆人记忆中的那种不可抹去的一种象征，就像延安窑洞一样。虽然现在我们上大庆市看到的都是高楼耸立的现代化城市，但在二十多年前的漫长岁月里，这儿的人，无论是部长市长，还是司机炊事员，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居宿这些用泥、羊草和芦苇等垒起的原始式建筑内。
余秋里是将军，熟知中外战争史上曾经发生过多少因孤军深入雪域疆塞之后，面对茫茫冰雪旷野、奇寒骤至时将士不战而倒、坦克大炮如同一堆废铁，最终铁骑雄师溃不成军的悲剧。因此他在雨季尚未结束之际，就向全线提出“以建干打垒为中心的冬防保温工作是确保会战存亡的一个政治问题”。各单位必须“第一把手挂帅，建立必要的组织机构，制定长远规划和每月、每旬、每日的计划，抽调专人负责这项工作，定期检查规划执行情况。与此同时，开展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搞冬防的群众运动。”而且他把这样的全体动员、人人动手的建屋战斗，形象生动地搞成了“七手八脚，七嘴八舌，人人动手，个个献策”的为自我生存而战的大比赛。
在进行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上的大搞“群众运动”，依靠群众的干劲和智慧战胜困难、争取胜利，是余秋里创造不朽业绩的秘诀。
石油大会战中的防寒之战，余秋里依然稳操胜券。为此，他亲自签署三条命令：一、不管西伯利亚的寒流如何凶猛，会战队伍一定要像解放军在战场上一样，坚守阵地。一个也不许撤走，一步也不准后退。钻井一刻也不能停，输油管线一寸也不能冻，人一个也不能冻伤。二、由油田建设指挥部迅速调查总结当地老百姓“干打垒”的施工方法，油田设计院提出“干打垒”的标准设计，供应指挥部负责木材、木房架、门窗、芦苇、油毛毡及砌火墙和炕口的红砖。三、各级领导干部分工负责，充分发动群众，在搞好油田生产建设的同时，抽出一切可以抽出的人员和时间，开展一个人人搞干打垒的群众运动。和老天爷争时间，为国家原油自给争速度。
真是军令如山倒。七月份开始，“干打垒”行动在不影响石油开发和勘探主业的前提下，全线开战。顿时，在轰鸣的钻机林中，一座座、一排排大营升帐而起。到9月，历时100天的为生存而战的“防冬保温”战斗胜利完成，全线建起30万平方米的干打垒，转眼间百里亘古的荒原上出现了众多村落，如同天上撒下的繁星……除了人居住的居室外，车库、机房、食堂，甚至干部办公室、职工学习室和卫生所等也沾了“干打垒”的光。一个个“铁人村”、“群英村”、“八一村”等地名也芸芸而生……
这年入冬时，会战全线基本做到了“人进屋，菜进窖，机器车子进库房”。但又一个更大的严峻考验降临——10月，会战的五万大军尚处在脚跟未稳、半饥半饱之中的激战时刻，黑龙江省委和省政府来了一个要命的电文：素有中国米粮仓的黑龙江省的储备粮已过“危险线”，大庆会战人员的粮食定量必须按国家规定全线下调。
“下调到多少？”此时正在北京的余秋里一听就大嚷起来。
北京——萨尔图的电话专线里，张文彬向他报告：“钻工从每月56斤减至45斤，采油工从45斤减至32斤，干部、专家和机关人员一律减到27斤。而且每人每月还要省下2斤爱国粮。部长你看怎么办？咱们会战的同志多数是干体力活的，原本的口粮也刚刚够大家填饱的，这一下要降这么多……”
“……”北京方面没有回答。
张文彬着急地：“余部长，你在听吗？”
片刻，电话线里终于有了声音：“我听着呢！”从来声如洪钟的余秋里第一次在电话里变得有气无力。
张文彬不敢大声了，小心翼翼地补问了一句：“余部长你看还有啥办法？”
这一头的余秋里长叹一声，无比沉重地：“知道吗？主席也从10月份开始不吃肉了，总理和中央领导现在都不吃肉了……”
张文彬不再说什么了，他想放下电话，又怎么也放不下。
“文彬同志啊！现在会战的同志情况怎么样？千万千万要稳住啊！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部党组正在召开会议研究对应措施。”余秋里焦虑万分地叮咛着。
“是，部长。”
张文彬放下萨尔图——北京的专线，会战各战区求援的电话却早已四起，震耳欲聋：
——不好啦，张指挥，我们这边有工人因为没吃饱饭，结果从卡车上掉下去摔死了！
——了不得了不得呀，我们这儿也有因为几天没好好吃东西，今早上班一不小心掉在油池里淹了个半死……
——总指挥部吗？我是油建食堂呀，这儿有30个同志因为吃了发霉的豆饼中毒了，你们快来救救呀！
——哎呀你们领导快想想法子吧，我们队上已经有好多人得了浮肿病，现在连正常上班的人都排不出了。张指挥你说怎么办呀？
“我、我有啥办法呀？”张文彬冷汗淋淋，最后连电话都不敢接。这可怎么是好？
“快向北京报告吧！赶紧给余部长他们求救呀！”会战指挥部里挤满了各战区的头头脑脑们，他们个个都在跺脚拍脑袋。
被吵昏的张文彬仿佛刚从噩梦中省悟过来似的，重新扑到萨尔图——北京专线电话上，操起话机，火急火燎地：“立即给我接北京！”
“文彬同志，慢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头，余秋里在询问。
“部长，我、我们工作没做好，今天已经发现356个职工出现了全身浮肿……”张文彬几乎是含着眼泪在说话。
“什么？356个？就一天之内倒下了这么多？”电话机里，余秋里的声音震得全指挥部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是。他们有的已经被送到医院，有的还在干打垒里躺着，有患病的同志还坚持要上班，结果半道上跌倒了又被人抬了回去……”张文彬的声音在哽咽。
“……”北京专线再度沉默。
“文彬同志，从现在开始，你每天向我和部里报一次。听清楚了没有？每天报一次！”余秋里终于说话了，声音是沙哑的。
第二天，张文彬在电话里报告说，会战前线患浮肿病的人已经超过600多，几乎是前一天的一倍。
余秋里听到这个数字硬忍着。
第三天，浮肿病的人数达到800多……
余秋里听后还是强忍着，但心已经在焚烧。
第四天，浮肿的数字过了千人。
“不行！这样下去还了得？”忧郁沉闷多日的秦老胡同，终于爆发出余秋里无法排泄的焦虑和痛苦疾号。此时，他正和康世恩等部领导在北京召开石油部厂矿长会议，会议还在半途，将军便对康世恩说：“老康，你赶紧过去！一定想法阻止和遏制浮肿病的蔓延，同时务必要稳定队伍！”
“行，我明天一早就走。”满脸忧云的康世恩猛地从沙发上站起，低头就往院子外面走，步子如箭一般。
余秋里抬头扫了一眼留下的几位副部长，异常沉重地说：今天有人告诉我，说机关也有同志出现浮肿。
“再怎么着，坐机关的人勒勒裤腰带，接电话、写文件时少花些力气能对付。可会战那边得把机器发动，得把钻杆提起来嘛！人要是都没了力气，机器就得瘫在那儿……”李人俊说。
一直沉默不语地周文龙瓮声瓮气地冲余秋里询问一句：“要不我给中央起草一份求援报告？”
余秋里摇摇头：“没用。主席和总理要管全国几亿人的饿肚皮问题，一些省的情况比我们还要困难……”
“河南、安徽等不仅出现了成批成批外出要饭的了，而且已经有不少死人……”
要饭？死人？！余秋里像触电似的身子一颤，两眼发直地看着天花板，站在那儿一动不动。那一刻，他的那只呼风唤雨的右胳膊，也像左袖子一样，无力地垂贴在裤缝上……
康世恩很快到了会战前线，又很快来了电话：今天一到这儿，我就上各处转了转，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油田的临时医院和地方医院都已经住满了我们的人，多数患病的只能住在自己的原单位。要命的是患者还在成百成百的增加……
余秋里：再怎么着，也必须保证能让患者医治。发动各个战区建小医院和临时救护站。
康世恩：现在关键是要稳住还没有倒下的人和继续在战斗岗位上的同志，想法能让他们吃饱些。
余秋里：粮食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康世恩：短缺太厉害了。本来定粮就少，可不少职工们还要顾远道而来的家属，一份定量有的要给三四个人吃……
余秋里：家属？什么时候让来家属了嘛？
康世恩：没人说让家属来过。可她们都是因在家里过不下去了，才拖儿带女投奔到油田来的。她们以为这儿有吃有喝的，哪知……
余秋里打断康世恩的话：有多少家属？
康世恩：没有一万，也有七八千吧！
余秋里粗气直出：让所有的干部万万要注意，就是自己饿死，也不能让那些来队的家属和孩子饿死一人！那种情况一出现，军心可就全乱了！
康世恩：我已经布置各战区了。但我最担心的还是照这样下去，会战的队伍稳不住了。今天到工程指挥部食堂，听他们的党委书记季铁中说，前天他在食堂帮厨，看到一个青年工人端着饭盒，大口一张，人还没有离开卖饭的窗口，一大碗粥就没了。老季好心，又给那青工盛了一勺，结果后面一大帮人涌到窗口要加粥，食堂师傅急了，说哪有那么多粥嘛！上百个人差点大打出手。
余秋里长叹：都到这地步了！
康世恩：老季还说，有次食堂蒸了馒头，工人们敲着碗又叫又嚷，恨不得把食堂掀翻。老季问一个工人说你到底能吃多少个馒头。那工人说，你给多少我吃多少。老季想验证一下，便把自己的钱和粮票都掏了出来，一共给那工人买了八个馒头、半斤苞米 子和两份菜，结果那工人没五分钟全部倒进了肚子，回头又咧着嘴冲老季笑笑，想还要点。老季不好意思地说他自己这个月的口粮也没了。那工人才朝他鞠了一躬，说：季书记，谢谢你这顿饭，我会保证拼命会战的，要不对不起领导……
余秋里感慨道：是我们对不起他们啊！
康世恩：余部长，我还是把到今天为止全线患浮肿病的人数报告一下：现在已经过了2000多人了……
余秋里无语。
康世恩：我还要报告另外一个情况：已经有几个队报告说，他们那儿已经有人擅自离队……
余秋里警惕地：干什么去了？
康世恩：逃回老家去了。
余秋里震惊：什么？当逃兵啦？他们怎么可以当逃兵呢？那会战还搞不搞了？啊？
康世恩似乎没有发现对方电话的声变，继续汇报着：离队的人数大有急剧上升之势。
余秋里跳起来了，声音冲出房顶：你让他们听着：谁都不能当逃兵！不能！谁还要当逃兵，我就扛着机枪，上萨尔图火车站把他们挡回去——听清楚了没有？你，老康，还有张文彬他们，都跟我上火车站，把那些逃兵统统挡回去——
“哐！”铁拳砸在办公桌，压的玻璃板粉碎，震落的电话耳机掉在桌边晃荡着……余秋里无法自控内心的焦虑与愤怒。他是将军，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将士在任何时候成为逃兵。时下他虽然已是石油部长，但他的骨子里依然把自己的会战队伍看成是当年打鬼子、推翻蒋家王朝的钢铁部队。
当晚，余秋里登上了北去的列车。最危急时刻，他知道自己必须在前线亲自督阵。
“呜——”列车在北风的呼啸中似乎非常吃力地行进着，仿佛也像没有吃饱的老牛。专列软卧里的余秋里无法入睡，干脆走出卧室，站在列车走道里大口大口地抽起烟来。一支接着一支……
“首长，您怎么还没有休息呀？”列车长走过来轻声问道。
“嗯？！噢，睡不着啊！”一闪一闪的烟火透亮着一副严峻的脸庞。“小同志啊，这趟车怎么这么慢哪？”余秋里有些烦躁地询问。
“对不起首长，刚才我们接到上级的通知，说是关外最近经常有人卧轨，所以要求我们减速行进，以免不测。”
“谁敢卧轨？是阶级敌人想破坏？”将军的眼睛瞪大了。
列车长的眼睛惊慌地左右扫了一眼，见没有人，便小声回答：“首长，可不是阶级敌人，是讨饭的老百姓……”
“老百姓？老百姓卧轨？怎么回事？”
“唉，都是关内逃难的呗！有人饿了，跑不动了，干脆就往轨道上一坐……险啊！我们上次走的一趟就差点轧了一堆人。您看，这不都是逃难的嘛！”列车长借着车内黯淡的星星光亮，指着窗外的铁道沿线，让余秋里看。
可不，成群结队的灾民。在列车的窗口外闪过，有人甚至举着双手在向火车窗内做着乞讨的动作。余秋里的眉睫顿时紧锁，不由忧心如焚地在软卧车厢内走动起来，想起前些日子的西北之行——
九月，余秋里奉周总理关于加强和提高西北石油运输能力之命而专程来到甘肃的敦煌。石油部的运输公司就在这儿。当时的运输公司在石油部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大庆油田尚未开发之前，国家的天然原油主要在西北。余秋里任命了原石油师师长张复振任运输公司的党委书记兼公司经理。上运输公司后，余秋里本来是检查如何提高运输能力的问题，结果摆在他面前的竟然是职工们日益严重的生活问题。
“我这儿患浮肿的已经有2000多了！”年长于余秋里七岁的张复振像做错了事的孩子，颤颤巍巍地站在余秋里面前，低着头汇报道。
余秋里一听都快跳起来了：“2000人？你公司总共才有多少人嘛？”
“我们……”张复振知道余秋里的脾气，他本来想说“已经都到这个份上，你还让我们提高运力”，可后面的话他不敢说。
余秋里看着身穿补丁军装、一副憨厚相的张复振，便降低了嗓门：“你先带我去食堂看看。”要看职工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看食堂是余秋里的一大工作方法。
上运输公司的路上，给余秋里开车的司机是个典型的西北汉子，又是当过兵的老战士，遇上自己的部长也不拘紧，大大咧咧地跟余秋里攀上了话，头句话就是个顺口溜：“进了食堂门，稀饭一大盆，盆里照见碗，碗里照见人！”这苦涩的顺口溜让余秋里和随行人不知是笑还是哭。
“你觉得吃这样的食堂还能开得动车子吗？”余秋里关心的是这个。
司机立即腾出一只手，让余秋里看：“不瞒你余部长，我是很想开好车的，可您瞧，我这手捏不拢啊！”
“怎么啦？”余秋里握住司机的手，细看起来。问：“也是饿的？”
司机点点头，刚强的汉子竟然掉泪了。
余秋里转过头，再也没有说话，也没有再想对运输公司的张复振说什么“快马加鞭”之类的话了。现在他最关心的是队伍生存。这是最要命的事。
“走，上玉门去！”余秋里对随行人员说。
那会儿，虽然大庆油田已经初见端倪，但玉门油田仍在石油部领导们心目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不说别的，光松辽会战开始，他余秋里一声令下，时任玉门管理局局长的焦力人就前后带走了18000多人的队伍，其中干部就有6000多人，几乎能上前线的干部和职工都走了。当时玉门局一共才有49台钻机，上大庆会战去了48台，仅留下一台作为坚守后方阵地。自然不用说像王进喜和薛国邦这样的标杆队了。彭德怀派兵从国民党手里接过玉门油田时，就给康世恩和焦力人指示要把玉门矿搞成“中国石油的摇篮”。这一点上，玉门当之无愧。要不也不会留下诗人李季的著名诗篇：“苏联有巴库，中国有玉门。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
余秋里对玉门的感情就像对自己家的大孩子一样，既严厉又慈爱。此次他来玉门自然最想了解的是当下油田到底有多大困难。
双足未进油田，一路上的情景已经足够让将军吃惊的了：沿途，他接二连三地看到成批成批的讨饭大军在他车子的两旁闪过。更触目惊心的是，因饥饿而弃尸于于荒野的也不绝视野之中——叫余秋里甚感心痛的是，老百姓穷得连给死人穿衣服的钱都拿不出来了，能给死者身上涂点酒精擦擦干净、再卷上一块破布或者旧席子什么的往野地里一埋就已经算不错了……
“你到下面多转转。”一到玉门，余秋里就对自己的秘书说。这也是他经常采用的一种调查方法。
秘书李晔现今也是“古来稀”的人了，他亲口给我讲了将军让他在玉门进行“微服私访”的两件事：
一件事是“买粮”。
那天余秋里在走访了玉门大小十几个油田生活基地后，突然对李晔说：“你去执行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李晔问。
“去买一次粮食。”余秋里说得很平静，然后一甩手：“我还要到食堂去。”
李晔笑笑，心里明白了：首长来这儿当了一个星期的炊事员，现在他要为油田职工出口气了！
刚出门的余秋里突然又从门外回过身，上下打量了一下自己的秘书，问：“你就这样去？”
李晔手拿借来的粮本，不知出了什么问题：“那你说怎么去？”
余秋里瞪了他一眼：“一看就知道你没当过侦察兵。你穿的一身机关模样，完得成任务吗？”
李晔恍然大悟，边笑边连忙脱下衣服。
当李晔再出现在大街上的那个粮店前时，谁也不会相信这个穿着油乎乎一身旧军服的人会是北京来的部长大秘书。排队。买粮。李晔一点没碰到与众不同的事。
当他拎着一小口袋买来的米回来时，将军早早等在那儿。不等李晔开口，他的手就伸进了米口袋。
一把“米”捏在拳里，然后再展开。余秋里的嘴唇立即颤抖起来：这就是买给咱职工们吃的“米”？
几个干部凑过去一看：妈的，太欺人了，尽是砂子嘛！
“去！你们去通知玉门市的市长、书记，还有那个——粮食局长！”余秋里胸中的火山要爆发了。
不一会儿，他带着玉门局的几位领导出现在李晔刚才买粮的那个店面。
哪来的大干部呀？北京来的！老百姓闻讯赶来，一时间，粮店前挤满人群。他们本来对一只胳膊的人就有种畏惧感，又听说他是北京来的大干部，并且如此怒发冲冠：今天有好戏！
那个粮食局长肯定是个倒霉蛋了。
果然，一只胳膊的人举起那只右手，从天而降地在粮食局长的脸前挥动着拳头：“你！你这做法叫丧尽天良知道吗？这粮店是谁的？是我们共产党的粮店呀！你把石油河里的砂子掺在米里，再卖给老百姓，你让老百姓说我们共产党是什么吗？”
粮食局长早已浑身像筛子似的在颤动，眼睛看着鞋尖，只感觉那只“嗖嗖”生风的空袖子像根钢鞭一般地在抽打着自己……
“你不配！你不配当人民的粮食局长！”一只胳膊说这句话时，在场的老百姓流着激动的泪水，发出一片叫好的欢呼声。自然，这个粮食局长后来为此丢了乌纱帽。
李晔执行的第二件事，是在玉门矿上。
这天，李晔来到一个仓库“微服私访”。他见一个看守仓库的汉子人高马大，但却骨瘦如柴。再看看这个汉子身边的那男孩子，长得眉青目秀，可在小孩转过身的那一瞬，李晔惊得半天没合上嘴：七八岁的娃儿，怎么屁股上一点肉都没有？
“太瘦了！像块鞋底板似的！我从来没见过瘦成这个样的娃儿。”40多年后的李晔跟我说起这事时，仍然又摇头又叹气。
“这娃儿是不是有病呀？快带他去医院瞧瞧嘛！”李晔对那汉子说。
汉子抱过小男孩子，说：“没病。一天给他三个窝窝头‘病’就全好了。”
李晔明白了，可又不明白：照说像眼前这位蛮有些岁数的老职工，应该还能养得起家人吧？
汉子苦笑着转身从炕底下摸出几个玻璃框，让李晔看。
噢，你还是老先进呢！李晔有些意外。
汉子长叹一声，说：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是刑满释放分子……
为什么？李晔的眼睛瞪圆了，因为那个时候，刑满释放分子跟地富反坏右差不多划为同类的“阶级敌人”。
汉子便把自己的不幸境遇倒了出来：原来他是1949年就到玉门参加工作的“老油田”，名叫张子和。因会些拳脚，矿上就让他看管仓库。由于表现好，所以多次评为先进分子。可有一回他在晚上值班，见两个偷木柴的，便三下除二地给逮住了。一问，人家是党员干部。那两个党员干部被当场逮住，知道事情说出去麻烦大了，便乞求张子和放他们一码。张子和那天喝了些酒，心想这回逮住两个大贼，一定可以在领导面前立大功，于是口气也大了，冲偷东西的人大声喝道：“你们别想美事了！什么共产党！我看跟国民党差不了多少！”那是什么年代，这话能乱说的？就这样，张子和不仅没把两个偷东西的党员干部治了，反倒被人家往上面一汇报他的言论，于是一顶右派帽子牢牢地扣在了他的头上，还判了两年刑。好在张子和表现突出，在坐监狱时也年年立功受奖。提前出狱的他，回到矿上，还算运气不错，重新安排在看仓库。只是工资变了，从学徒工算起……
“首长，救救那孩子吧！”李晔回到余秋里身边，带着吵哑的嗓子乞求了一声。
余秋里半晌没说一句话，只是一支接一支地猛抽烟。突然，他把半截烟往烟灰缸里一拧，咬着牙说：“翻过来！”
不用说，部长一句话，谁还敢违抗？那时玉门市和玉门油田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余秋里的话非常管用——张子和平反了。
那一天，余秋里要回北京了，李晔正在忙着收拾东西。外面突然有人在敲门。
“谁呀？”李晔开门一看，是张子和！
张子和今天穿得特别整齐，也好像变得年轻了不少。只见他手提两个口袋，说是自己上野地里采的野蘑菇，给余部长送行来的，并且希望见一面余部长。
这时，余秋里正好从里屋出来。张子和见是一只胳膊的人，猜想肯定是他的救命恩人，便“扑嗵”跪下双膝：“余部长，余青天哪！”接着是磕头声……
李晔对我说，他后来与张子和家人有过接触。一次是1975年，他被部里派到大庆抓农副生产，见到了张子和的大儿子。张的儿子告诉李晔，父亲张子和已经去世，但父亲在临死时一直没舍得花掉余秋里当年给他的两块钱——余秋里当时留下了张子和送来的两包野蘑菇，让李晔代他给了张子和两块钱。张的儿子对李晔说，他爸后来从报上得知余部长回北京了，便领着全家人面朝北京方向，排成一列，跪在地上，连磕了三个头。他们这样做，说是感谢“余青天”救了他们全家。1999年，李晔又一次上玉门，这次他费尽力气想再找找张子和的后代，最后才找到了张子和的小儿子。小儿子告诉他一件事：“父亲临终前定下一个遗嘱，每年在他平反的那一天，他张家的所有后人都要向北京方向的‘余青天’磕三个头……”
余秋里本人并不知道后面的这些事。但那晚张子和夜访时，跪在他脚跟前所“扑嗵扑嗵”的磕响头让他意外和震惊。不是别的，是他作为一名共和国的部长、一名曾为共和国的建立几度连命都差点搭上的堂堂大将军，怎么也不曾想到新中国成立十年多后，竟然还有那么多娃儿、那么多背井离乡去讨饭甚至抛尸荒野的惨情。这一幕假如发生在热火朝天的石油会战之地，后果将是不可设想。可前线一份份求援的电报和电文，已经说明那儿的情况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刻。
想到此处，余秋里不由忧心如焚地在软卧车厢内走动起来。
“首长，时间已经不早了，您该休息了！”余秋里回头一看是自己的秘书李晔。
余秋里双眼盯着李晔，突然发问：“哎，你的娃儿现在身体怎么样了？”这几天余秋里的心头不知咋的，经常有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娃儿在眼前晃荡。这不见了李晔又猛然想起前几天的事：那天他不经意看到了李晔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娃。脸上皮包骨，肚子却大得出奇，两岁了，连路都不会走。余秋里见了心疼地直斥责李晔：“你是怎么养的娃嘛？”当他得知孩子是因为营养不良造成的后，气冲冲地跑回家，让夫人做了碗红烧肉端到李晔家。这事让李晔非常感动，因为他对余秋里家的情况一清二楚：余家的五个孩子也已经有很长日子没闻到肉腥味了……
“好多了。您那碗红烧肉可是救了她的命。”李晔颇为高兴地答道。
余秋里苦笑地摇摇头，然后默不吱声地进了软卧室，一头倒在铺上，扯起毛毯捂在胸口，长叹一声：“唉，天灾人祸啊！怎么会这样呢？”他想不通，也根本不曾料到。
李秘书从一个小药瓶子里倒出几颗安眠药，又把暖水杯倒满放在茶几上，然后轻声说道：“明天到了大庆再说吧。”
明天？大庆？这话更勾得余秋里一夜无睡意。
愁啊……五万余会战大军，又添了近万名来队家属，这么一大群饿肚子的人留在狗不拉屎的荒原上，真要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就说饿不死人，可这油田开发的会战又怎么个弄法？
愁啊！愁死人啊！怎么比当年的长征还让人发愁呀？余秋里闭着双目，翻来覆去，可眼皮外晃荡的尽是那些讨饭的老妪和脸如树皮肚如鼓的小孩，还有就是一排排躺在干打垒里的石油职工……
“首长！醒醒，到站了。”不知什么时候，秘书李晔的声音又出现了。余秋里睁开眼睛一看，可不，车窗外那个俄罗斯建筑风貌的安达小站出现了。
站台上，康世恩等会战指挥部的干部已经久候在那里。老康怎么啦？几天不见，憔悴得快不成样了！
一出车站，余秋里便停住脚步，一脸严肃地问康世恩：“老康，你没事吧？”
康世恩一愣，定定神说：“没事。”
余秋里这才缓和了一下，又问：“你哪只手有力？”
康世恩不知其意，便伸出右手：“这只有力。”
余秋里又伸出自己的右手——他的惟一一只手，说：“那好，我们俩人从现在开始，你的这只手抓生产，我的这只手抓生活。”
在安达未歇脚，余秋里直赴萨尔图前线。现在他想做的第一件事是要亲自看一看队伍到底被饥荒摧毁到什么严重程度。
想象到的事都发生了：在叠叠排列的“干打垒”里，余秋里串东房、走西屋，一个一个的巡视，每一个“干打垒”内的炕铺上，他都看到了躺着的那些有气无力的患病职工。有人见部长来了，想伸手跟部长握一握手，却就是抬不起手臂，甚至连应一声的力气都没有。余秋里握着一双双软塌塌的、枯干的手，心如刀割——昨天这些手还跟着他振臂高呼“让地球抖三抖”，今天却……余秋里两眼噙着泪水却又强忍着不让其流出来。他知道此刻的会战官兵们，无论是躺在铺上的浮肿患者，还是仍拖着疲惫身子、坚持在岗位上战斗的人，他们需要更坚强的后盾支撑。
“会好的！会好的同志们！”余秋里不断用这句话鼓励自己的干部职工。
走出“干打垒”，余秋里立即吩咐张文彬和吴星峰：“你们两个从现在开始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抓病号治疗和会战职工们的生活上。所有病号要立即集中起来，不管有多大困难，必须对他们进行抢救。”
“可一下躺了这么多人，本来咱这儿也缺医少药……”吴星峰说。
“再缺医少药也要保证患者。”余秋里斩钉截铁地说，“让他们吃饭吃好些，是最好的治疗。老张，你通知所有食堂，一定要保证患浮肿病的人每天都能吃上二两肉和一顿白面或白米饭。”见张文彬面有难情，余秋里补了一句：“让办公厅的同志负责把我和几个部长们的特供全部调到这儿来！”
张文彬知道余秋里说的是什么，便忙说：“可你们也拖家带口的……”
余秋里右手一甩：“我们那点困难算什么？对了，从现在开始，我和老康等领导，生活上一律跟前线的职工们一样，他们吃什么我们也一个样！听明白了吗？要是搞啥特殊，小心别说我不客气！”
“知道了。”张文彬和吴星峰哪敢违抗？
“主席都好几个月不吃肉了。他老人家体重已经减了二十多斤！”在走进钻井指挥部的办公室时，余秋里的嘴里嘀咕着。
又是一个座谈会。“你们都说说，队上和基层都发生了些什么事？”余秋里的目光扫向在场的干部，发现他们一个个都变了样似的，前次来时他们个个生龙活虎，今儿个咋成了有气无力的败军之将？
“李云同志，你是不是也得了浮肿啊？”余秋里一把抓过坐在身边的党委书记李云的手，捏了一下，软的，又用手指一戳，塌下处没有弹起来。
有个干部替李云说：“李书记患病已经有些日子了！”
余秋里大为惊愕地站起身，然后一个一个地捏了捏干部们的手，发现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同程度患有浮肿。“这不行，你们是指挥员！你们要倒下了，队伍就更不得了啦！”
康世恩掏出小本本，说：我作了一下调查和统计，重灾区一般都发生在生产和工作任务繁重的几个战线，他们分别是施工第一线的干部职工，像功勋队的王进喜队和1202队等，他们的患病比例基本在50％左右；再就是负责生产、调度的部门，比如像建筑指挥部，也达到了45％患病率；还有像指挥部机关的同志，他们加班加点的特别多，患病率高达80％，打字室的同志全部浮肿了！另一个特点是党员团员的比例在患病者中占的多数，像水电机修处的21个病人中，有20个是党团员……
余秋里坐不住了，空袖子又扇动起来，一边频频点着头，一边说着：“我们的事业能够取得胜利，关键时刻，就是靠的党团员骨干！”突然他的脚步停住，右臂有力地一挥，洪钟般的声音又一次响起：“但现在我们要保护他们！保护这些同志，就是保护了我们的大油田！保护了我们的大会战！”
“这样，老康，在你前期已经布置的几条应急措施外，我看我们还需要再补充一条：前线的职工要进行轮休——当然钻机不能停！物资供应也得保证，这是会战的前方战场，不得马虎。但可以作些适当的调整。保证战斗员的战斗力不减，就是为了更好的战斗嘛！第二点就是机关、指挥部一级的机关同志，得让他们有休息时间，加班加点也得有个时间限定。我看——还可以搞点文化娱乐活动嘛！吴星峰同志和文彬同志，你们在这方面是行家，周末我看可以搞些舞会啥的……”
一生从不娱乐的余秋里，在万般无奈的困难岁月，第一次开口让自己的队伍“娱乐娱乐”真是不容易。从此安达火车站旁的铁路俱乐部和二号院后面的那个礼堂内每逢节假日和周末开始有了歌声和笑声……但职工们仍然发现，即使所有的会战人员都上那儿蹦蹦跳跳，也不会见得到他们的部长余秋里身影在那种场合出现。
余秋里宁可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抽闷烟，也不会去凑“那份热闹”——他的天性一生不曾改变。将军的三女儿晓红告诉我，就是到了90年代初，他见女儿在房间里听港台流行歌曲时，便煞有介事地经常走过去问一声：“是不是在听靡靡之音啊？”女儿常常为此哭笑不得。
这就是余秋里。他一身是钢铁，又一生是钢铁，从里到外，甚至血脉里涌淌的也是铁流钢水。然而这铁流钢水是滚烫的，也充满着革命柔情。
在秦腔高手李敬他们激情高歌、和张文彬等人跳着悠扬舞姿时，他余秋里一个人甩着那只空袖子来到职工住的“干打垒”或者机关食堂那儿——
“嗨你们吃什么呀？给我也来一碗啊！”在一户青年职工的临时家属住宅里，余秋里突然出现在小两口的饭桌前。
“是部长啊？！”青年夫妇又惊又喜，想让坐又不好意思。
“坐坐。快坐呀！”余秋里毫不客气地屁股往炕头一挪，双腿往上一盘，双眼盯着桌上，好像几天没吃过饱饭似的。
本来紧张拘束的年轻夫妇一下笑开了颜：余部长没架子呀！就跟咱们老家邻居的大哥差不多嘛——余秋里那时也才四十六七岁！
“玉米糊糊！好！这是什么菜？”余秋里端起碗，“嘶溜嘶溜”地真的吃了起来。在筷子伸进碗的那一刻，他停住了。
“是野地里挖的……”女主人刚要说，却被男主人暗里使劲扯了一把。
“嘻嘻，这个……这个部长您不能吃。”说着要把那只菜碗端走。
余秋里不干了：“嗨嗨，我还没吃呢！”用筷子做着放下的姿势。
男主人无奈，重新把碗放上。余秋里夹起一大筷子，往嘴巴里一塞，“呱巴呱巴”地嚼起来，脸上渐渐露出痛苦的样儿。
站在一旁的男女主人紧张到了顶：这下坏事了！部长要是在他们家吃坏了肚子可就是“政治问题”了。男主人一边再次将菜碗往炕一头藏，一边上去要扶余秋里：“余部长您快吐了它！吐了它！”
女主人则把一只破脸盆端了上来。
余秋里憋红了脸，不解地看着两位主人：“怎么啦？我吃得挺香嘛！做啥要吐掉？”说着挪动了一下身子，自个儿把那只放在炕头边的菜碗端到小桌上，又狼吞虎咽起来。
“香！香嘛！”余秋里吃得津津有味。“哎，你们一起动筷子呀！”
“余部长您吃这野菜不会有事吧？”男主人小心翼翼地。
“哈哈哈，没事没事！”余秋里一边吃着，一边开心地给年轻的小两口摆起“龙门阵”来：那会儿我们红军过雪山草地时，也没有吃的！哪比得上今天大家不管怎么说还有几十斤供应粮嘛！我们红军长征最困难的时候，一粒粮食都没有，全是靠挖野菜填肚皮。哎你们别说，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练了一套本事：什么野菜能吃，什么野菜不能吃；什么野菜吃了有营养，什么野菜只能充饥不能当饱；什么野菜能治病，什么野菜一吃就泻……嘿你们别笑嘛！是这么回事嘛！有一回我们团的一位营长上一家地主家偷吃了一通豆饼，就是给猪吃的那种豆饼，那家伙一到肚里火大呀！涨得那营长最后没有办法，只得老实向我报告说自己犯了纪律——我们红军是不让随便偷吃东西的，就是到财主家也不行。我看那营长捂着肚子直打滚，便上山上给他挖了几棵野菜，然后找了两块瓦片，下面垫起，点上火煮。那营长喝了几口汁，肚子就咕喽咕喽叫起来了……哈哈哈，吃饭时讲这不卫生不卫生。换个话题。我再说说长征路上的故事吧：你们不是听说过我们过雪山草地后啥都没有吃的了嘛？那才真叫啥也没吃的。几万人往一个方向走，连树皮草根都给扒得精光。有的部队包括中央纵队的同志就开始杀马吃。那马是通人性的噢！你杀它它就掉眼泪嘞！可掉眼泪也不行呀！它马也是革命的功臣，我们过雪山草地它也得为我们革命事业作牺牲嘛！它懂！可马也不是所有的部队都有的，我们团就没有。人家吃马肉，我们馋哪！我这个当团长兼政委的也馋嘛！有啥法也让部队尝尝马肉味呢？我派通讯员上他们杀马的地方看看还有没有剩骨头残肉渣给大伙儿塞塞牙缝！通讯员拣了两只马蹄，垂头丧气地向我报告说什么也没找到，说人家连骨头都敲碎煮汤吃掉了，就剩下这铁掌做的蹄子扔在一边没动。我捡起马蹄一看高兴地拍拍通讯员的肩膀，说太好了！你任务完成得太好了！通讯员愣在那儿不知怎么回事，我就找来几块石头，命令他和我一起敲那马蹄，三下五下，那箍住马蹄的铁家伙断了，露出蹄肉。我拿着它对通讯员说：你把这煮了！通讯员一看，高兴得眼泪都快掉了出来，说政委啊！这可是好肉哪！我说那当然，这是马身上最有营养的部分，不仅有营养，且能保你轻松走过雪山草地！我这招绝吧？通讯员喝了煮好的马蹄汤后，精神大增，对我说：这是他从娘肚子里生下来后吃的最好的东西。我对他说，你立即组织一个班，走到队伍的前面，专门负责在沿途捡别人扔下的马蹄。通讯员高兴得连蹦带跳地接受了任务。嗨嗨，我又把他叫住，悄悄在他耳边告诉了几句，通讯员听后哈哈大笑，便撅了屁股、提着枪，带着一个班的同志乐呵呵地执行任务去了，没过多少时间大获全胜回队……
余秋里像说书先生似的，话到关键时刻忽然停了下来。
听得津津有味的小两口忍不住叫嚷起来：哎余部长，你对那小通讯员到底说了些什么呀？
余秋里夹起一筷子菜，又“嘶呱嘶呱”地喝上几口玉米糊糊后，抹抹嘴，说：我对他说，你们出去捡马蹄，千万别告诉别人是捡了吃的，要不人家再不会扔下马蹄留给我们团吃啦！
哈哈哈，余部长真有你的！哈哈哈……小两口笑得前仰后合。
余秋里这时的脸上也露出了颇为得意的笑容。不过，我也有失算的时候啊！将军部长继续摆“龙门阵”：那是在抗日时期，生活也非常艰苦。有一回我开会去，见了我的老首长贺龙、彭老总和任弼时同志，他们都是我的老首长，所以也很熟，也很随便。我当时在前线也是旅长、师长的干活了，可那时生活也非常艰苦，啥也没得吃的。有一天我觉得肚子特别的饿，便乘开会间隙，上首长他们住的窑洞闲逛看看有没有啥吃的。进去一看，空空的，啥都没有，非常失望。刚想出门，转头一看，见他们的桌子上都有一盏豆油灯。我眼睛就立即发亮：这豆油是好东西呀！我记得小时候我妈过春节的时候给我们炒菜时能够放上一点点豆油那菜香嘞！我心想：老首长啊，你们这么可怜兮兮的一点不留东西给我吃，就甭怪我不客气了。我偷偷找了只碗，将三位首长的豆油灯里的豆油统统给扫荡了……嗨你说巧不巧？关键时刻，给彭绍辉看到了！彭绍辉你们知道不知道？也是个大将军，了不起的人物！他看着我在偷首长的油，笑笑说秋里同志啊，你的身子骨太瘦了，胳膊锯了后也一直没好东西补补，这回你把豆油拿回去炒点小米吃，也算是为了革命，我保证不向首长泄露“秘密”。阿弥陀佛。我开心地回自己住的地方，手忙脚乱地找人帮我炒了些小米，香啊！我越吃越感到香！哪知到了夜里，肚子就开始打仗起来，咕嘟咕嘟地折腾了一宿，拉得我连老本钱都全丢了……
哈哈哈……小两口不仅是笑得前仰后合，那年轻的女主人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嘿嘿，哟，又说不卫生的事了！余秋里笑着收住话。来来，继续吃，吃！好像现在他是这个小屋子的主人似的。
余部长，你这么大的首长，怎么也这么逗啊！男主人也忍俊不住地笑言。
怎么？我们都是人嘛！肚子饿到家了，谁都得挖空心思想招儿嘛！余秋里乐呵呵地为自己辩护。
可是……余部长，我们队上有个同志也因为太饿了，上老乡的地里偷了几斤葱，结果被安达公安派出所抓进去了！
嗯？有这事？余秋里的筷子悬在空中，脸色严肃地问年轻的男主人。
是。而且听说那边已经抓了我们不止一两个人了！
余秋里“啪”地把筷子往桌上一放：不像话！凭什么抓我们的人嘛！那双盘在腿底的脚也下来了，将军忿忿不平地说：平时我们讲群众纪律没错，可他们是饿的！是逼得没有办法才这样的嘛！再说，不也就拿了点填肚子的东西嘛！怎么随便可以抓我们的人？岂有此理！要抓也得由我们来抓嘛！
空袖子又甩起来了！
余秋里愤愤出门。突然又回过身，脸色缓和地：“噢，我谢谢你们今天的这顿饭。”
礼堂时的舞曲还在悠扬地响着。机关党委保卫部门负责人却被余秋里叫到了跟前。
“多少人被他们关了？”余秋里胸脯一起一伏地厉声问道。
“总共有47名。这是安达公安局前天邮传来的一份案情通知书……”保卫部门负责人拿出一份材料放到余秋里面前。那上面的案情写着：
孙文良党员机械厂工人盗窃先锋生产大队葱二斤；
范华银团员装卸工人盗窃安达车站豆饼半块，计四斤；
王成运输队司机盗窃供销社粉皮一袋；
张贵钻井指挥部拖拉机助手有偷粮嫌疑，当场被抓；
……
“余部长，我听说公安局还把油建指挥部的副队长徐万生抓走后，扒光了衣服吊在梁上用木棍和草绳抽打呢！”机关工作人员说。
“扯鸡巴蛋！”余秋里勃然大怒，桌子拍得“咚咚”发响。“你明天就到那个安达公安局把人给我统统领回来！告诉他们，是我余秋里让把人领回来的！”
第二天，47名被关的石油工人全部归队。安达地区的公安局长亲自登门作了自我检讨。
“告诉他们，工人有错，他们可以管，但不许抓人！想想看，我们的工人真要想偷他们的东西，几万人哪！还不把整个安达地面上的东西全给铲平了？偷偷偷！几根烂葱几块破饼，那也叫偷啊？”协调会前，余秋里传出这话。
之后，会战方和地区达成友好协议，捕人的事情再没出现。
人放回来了，但职工们的饿肚子现象并没有解决，而且越发严重。干部会上，余秋里听到了许多他根本想象不出的事：
运输队的一个司机，因为饿，开车半道上看到一只野兔子，放下车，追了整整18里，野兔累倒了，那司机也累倒了，人和兔子一起倒在了荒地，最后是人把野兔吃了；
钻井队的一名钻工，下班路上饿倒在水泡旁，见水中有鱼在跳，便跳下去逮。水泡子大呀！鱼儿游得快，那钻工空手逮不住鱼，就一个猛扎一个猛扎地往水里钻，最后鱼被人吃了；
地质队的一个小分队，三个人碰上了四条狼。在平时，狼群还不高兴死了，可这回四条狼被三个地质队员吓得屁滚尿流，最后狼趴在地上向人求饶。求饶也没用，狼肉也能填人肚；
有只野鹰飞到了钻塔，本想瞅准机会想抢叼块玉米面吃吃，结果遇上了几十个手持铁棒木杆的钻工满草原地追赶它，一追就是一个下午，老鹰倒足霉，飞不动了，躲在草根里以为能求得一命，结果几十个钻工连它的皮都煮成了三大锅汤给喝了……
“好！革命英雄主义！”余秋里大喜，有力的右胳膊在空中挥动着，仿佛他也刚刚尝过这些美味佳肴。
“可是也有职工不像话，竟然有人拿着罗马手表上农副市场上去换饼干吃！”
“二探区有人连部里发的毛毯都弄出去换东西吃了！”
“铁人队里也发生过这类事。有几个人把冬天戴的狗皮帽和棉大衣都卖了……”
“这是什么行为？支持自由市场，助长资本主义嘛！”
“下面发牢骚的不少，说八级工不如一根葱……”
有人悄悄嘀咕起来，并且显得很义愤。
余秋里没有吱声，问康世恩：“你说呢老康？”
康世恩转头问那干部：“知道工人们换东西吃是为了什么？”
“吃饱肚子。”
“吃饱肚子又为什么？”
“嗯——打井吧。”
“这不得了！”康世恩不再说话，把头转向余秋里。
“我同意老康的意见。有职工把自己的东西换吃的去，连心爱之物都舍得，这种精神可贵得很嘞！我看不但不能批评，而且应该表扬！这跟支持资本主义、支持自由市场有什么关系？”余秋里一锤定音。这样的事再没人往纲上线上提了。当然该保留的东西还要保留好，否则打钻找油也没法呀！话说过来，人饿得快死了，保命就是为了更好地为明天打钻找油嘛！余秋里就是这个观点。
唉，队伍这个样了，一时半会也恐怕解决不了饥饿的问题，要不把队伍拉到哈尔滨缓一缓，休整一下，避过这阵，来年等困难过去后再上来。这荒原野草地的，这么下去总不是事呀！
有人这样提出。有人附和起来。
会场上的目光一下聚集到余秋里和康世恩身上。
“什么？拉到哈尔滨去？上省城？吃黑龙江、吃欧阳书记去？”余秋里“噌”地从凳上站起身。“呸！这种馊主意我余秋里做不出来！我们石油会战队伍做不出来！”
空袖子又在“嗖嗖”生风。“我再一次声明：我、老康和党组全体同志，绝不允许我们的队伍在困难面前后退一步！绝不允许！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会场鸦雀无声，与会干部毛发直竖。
“不错，饥饿是苦，但比得上长征吗？比得上志愿军同志在冰天雪地里还要打仗的苦吗？比不上吧？既然比不上，我们就不能后退！现在的问题是一定要下大力气解决生活问题，上下一起抓！这是重中之重、急中之急的问题，绝不能含糊！我们宁可把部分生产停下来也绝对不能有饿死人的事情发生！”余秋里的目光像闪闪亮泽的剑影，来回扫射着会场。曾几何时，在向中央汇报会战时，当一位领导人问余秋里如此冰天雪地一去就是几万人，会不会有重大伤亡时，当时作为将军部长的他有过这样一句话：为了国家早日拿下大油田，让毛主席少操心，让全国人民再不受苏联赫鲁晓夫和美帝国主义的欺压而抬不起头，我准备在那儿损兵折将他五六千人。可是现在，余秋里他一个卒、一个兵都不想失去。
多么好的石油会战将士！多么好的兄弟姐妹啊！他们舍家为国找油，千里迢迢来到北国荒原，雨水尚未泡干，严寒仍在袭击，饥饿却又降临，他们没有后退，坚守岗位，甚至不惜倾家荡产卖掉仅有的随身之物为吃一顿饱饭再上井场，这样的阶级兄弟能让他们饿死冻死吗？不不，决不！铁骨铮铮的余秋里在此刻全身的每一根毫毛都张扬着万般柔情，万般温馨，万般忠厚，万般怜悯。
那是前一天的事。
这天余秋里上一个井场检查工作，他见一个女技术员双腿跪在地上在摆岩芯。
“这小同志你咋跪着干活嘛？”余秋里俯下身子问。
女技术员抬头看一下是余部长，便轻轻一笑，很轻淡地说了一句：“我两条腿没劲了，支不起来。跪着好受些……”说着，照常举着一块又一块沉甸甸的岩芯放入木箱内。
余秋里听后脸色突变。“走，上他们的指挥部去！”
吉普车上，余秋里一言不发，脸色铁青。
指挥部就在一幢“干打垒”里，那扇半开着木门的屋子是党委书记办公室。
余秋里从吉普车里跳出，大步走向那间“干打垒”，飞脚就将那扇木门“哐”地踢开。里面，那位书记正坐在椅子里办公，见部长踢门而进，吓得浑身抖动，又不知犯了啥事。
“我操你个奶奶的！人家技术员跪在地上干活，你倒好，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里！我命令你：把你们办公室的所有椅子凳子，全部送到井场上去！给工人们坐！给技术员坐！立即！马上——”余秋里这回的火可以用“无法形容”来形容。好在将军已经不佩枪了，否则会不会出现不可设想的后果？
那书记还算聪明，一句话都没吱声，连跌带撞地端着椅子往外跑，又叫人将机关所有办公室的椅子当天下午全部送到了所有战区的井台上。
独臂将军的一场飓风雷电让机关干部们的作风着实改头换面了一次。
“这还不够！会战队伍里那么多浮肿病人躺着，明天还会有成百成千的患者。我们得想一切办法制止疾病侵袭！我们必须作出相应的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为此，我建议：一，所有患者必须入院治疗，对那些一线已经患病的人要全部下到后方来；二，每月要有20％的一线人员轮流下来休整；三，抽出10％的强壮职工搞生活——张文彬同志你从现在开始把全部精力放在抓生活上，要人给人，部党组全力支持；四，粮食、商业等后勤部门的人要全力以赴到全国各地去大力采购蔬菜、食品，送货到前线；五，要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己起来动手种菜种粮，掀起生产自救大运动。这方面我看可以放手干，而且要从长远着想，必要时各单位可以抽调30％左右的人去开荒种地嘛。这北大荒比起当年我们在延安的黄土地不知要肥沃多少倍！《南泥湾》的歌你们不是都会唱嘛！王震将军那时是三五九旅旅长，他的旅第一个通过开垦种地实现了粮食、经费的自足自给，毛主席表扬他了。我是三五八旅的。我们后来也搞得好嘛！我所在的团在葫芦河边，那是洛河的一条支流。河两边尽是山，山上背阴长满了树林，阳坡没有树，只有一墩墩的羊胡子草和一丛丛狼牙刺和酸枣树，一米多高嘞！我们就那儿开荒种地。大家比着种，嗨嗨，那不得了啊！漫山遍野的人，镢头上下飞舞，劳动的号子震得山都动了！同志们编了一首歌叫什么来的？噢，这么说的：‘葫芦河川好地方，火红的太阳照山岗。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多打粮。粉碎敌人的封锁，赶走日本小东洋，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嘞……”
会场气氛被将军部长绘声绘色、神采飞扬的讲述感染了。他们中间不少人就是从延安过来的，也都经过大生产运动。于是，整个干部会又沉浸在一片激昂亢奋之中。
余秋里的“龙门阵”有些收不住了：“……当年我们团就收了6000多担粮食、蔬菜87万多斤，还采集药材、山果和生漆7000多斤呢！养的猪、牛、鸡更是不知其数！嗨嗨，老康你那个部队听说也搞得不错。”
康世康满脸笑容地推推眼镜，不无得意地：“我们打的粮食还上过毛主席招待美国记者斯诺的宴会呢！”
“就是嘛！我看我们这儿要大家发动起来开荒种地，这北大荒，肯定能变成米粮仓！你们望外边看看——看不到边吧？对嘞！看不到边，就证明我们可以在这儿有垦不完的地，有垦不完的地，就有产不完的粮！那时我们还怕饿肚子？不会了！说不好，我们外送的原油列车后面还拖着几节装满圆溜滚滚的大豆高粱米的车哪！那时，我们也来个给全国人民每人送上几口袋粮食……”
“好——”方才还是沉闷的会场此刻已经热气腾腾。鼓掌声，叫好声连成一片。
有几个干部在下面窃窃私语：“这余部长真有点子！账也会算哪！”
“嗨，人家是当过解放军的总财务部部长和总后勤部政委哩！算账高手！咱这几万人在他手里算个啥？不过是几颗小算盘珠！”
“是啊，看来我们不会饿死了！”
“饿死啥？饿死了谁来找石油？”
“静一静，静一静。现在我代表会战领导小组念一下《关于安排当前职工生活的紧急指示》，这通知是根据余部长的指示起草的。大家听着，有补充的一会儿再提……”吴星峰趁着余秋里和康世恩等几个干部沉浸在延安“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的甜蜜回忆之际，便拉开嗓门，宣读起来。这份通知基本上是余秋里亲笔起草的，《紧急指示》里提出了“干部进食堂，书记下伙房”的口号。具体规定，每个基层大队和中队，必须保证有一名干部在食堂同炊事员同做、同吃、同算、同议；要抽调部分优秀干部和红旗手（劳动模范）以及关心群众、办事公正的人，担任食堂管理员和炊事员；食堂必须达到一清（账目清，并能公之于众）二无（无贪污、无浪费）三好（饭菜花样调剂好、服务态度好、清洁卫生好）以及三热一暖（热饭热菜热汤和餐厅暖和）；同时不准吃不上热饭热菜，不准喝不上热汤热开水，不准住凉房子。此通知规定得事无巨细。这是余秋里风格。
别以为当部长、当大将军的人就只会划划圈、念念稿子、做做不着天不着地的所谓“大事”。余秋里的本事粗能粗到右手一挥，千军万马在辽阔的大荒原上铁蹄飞扬；他细能细到管住一颗螺丝一块岩芯。
信不信？不信你看下面的事：
不是说“干部进食堂，书记下伙房”嘛！好，余秋里这会儿在会战前线是最大的干部、最大的书记，自然他也毫不含糊进了食堂。你以为大部长进食堂就是做做样子？到处看看、遛达遛达算完事了？错。余秋里进食堂，头件事就让炊事班长拿来一套伙夫的白大褂往身上一穿，那只晃来晃去的空袖子则被扎在腰间。只见他右手操起锅铲，一声：“大火！”二声：“上盐！”三声：“搅匀！”四声：“焖足！”蛮是专业厨师水平嘛！
炊事班的同志看得目瞪口呆：这余部长怎么还有这一手啊？
不是说开荒种地嘛？那地直铺天边，可没那么多牛耕地呀？“来，牛不够，我们人来凑！”余秋里利利索索地躬下腰，将两条裤腿往上一挽，又将一根绳子搭上右肩，右手揪住绳头，一声：“走——喽！”嗨，人拉犁，马儿跑。这部长一出腿，一垄地就是十几里远呀！“部长都参加开荒拉犁去了！我们还不赶紧行动？”
大荒原上顿时人声沸腾，那你追我赶的劳动景象赛过“南泥湾”。
干活的田间，有人悄悄向部长反映他们的食堂师傅在盛粥打饭时不公平。咋不公平法？余秋里问。
“他们见熟人就把勺子伸得深深的，见是生人勺子就浮在面上。”
什么意思？
唉，说透了就是有的大师傅讲人情不讲同志情呗！
余秋里记住了这事。再次开饭时，他重新穿上白褂，右手操起铁勺，站在一口大铁锅旁，边吆喝边口中念念有词地：“来哟，搅三搅，满勺舀，平着端，慢慢端，你一碗，我一碗，大家笑一笑……”
嗨，今天咋盛的粥都是一样匀一样多呀？职工们笑呵呵地问：余部长，你这顺口溜咋把以前我们满肚子的怨气全给消了呀？
余秋里举着铁勺，笑说：我这是跟宋振明学的，这“搅三搅”是关键，满锅的稀饭，你不搅就不公平，一搅大家的意见就没了是不是？
职工们听后欣喜万分，说部长一到哪儿，哪儿就公平又实惠。第二天，《战报》上还出来了一首群众自编的小快板：
这快板讲的是通过“干部进食堂，书记下伙房”后食堂发生的变化。里面提到的“小白鱼”是根据余秋里建议，会战指挥部专门成立了一个捕鱼队上水泡子里打捞上来的。
有一次张文彬在余秋里面前吹牛，说那天他和李敬等人下基层检查工作，半路他见草丛里有一处什么东西在蠕动，便立即让司机停车。然后端起59式步枪，推上子弹，扣动扳机，“砰——”一声枪响，那草丛里蠕动的东西不再动了。李敬刚要奔过去，嚯地草丛里飞出一群大鸟，“扑哒扑哒”地飞上天空。
“砰！砰！”又是几声枪响，那鸟儿应声落地。
李敬喜得手舞足蹈：“老政委！老政委你的枪法不减当年啊！”他手里拖着几只血淋淋的鸟儿，其中一只有十几斤重。
张文彬没有吹牛，他的枪法确实不错。
余秋里和康世恩都不服，说论打枪你张文彬还嫩着点。官大一级压死人，张文彬笑着不跟他们争，便说：好，二位部长。我们正好要成立一个狩猎队，你们谁任队长吧？
康世恩笑着看看余秋里，谦逊地：要跟余部长比我还差点儿劲，我视力不如他。
余秋里一本正经地：你老康别不服！你摘了眼镜也不如我嘛！
众人听了哈哈大笑，说康部长摘了眼镜就成瞎子了！
余秋里回过神，笑得比谁都开心。
独臂将军在北大荒上竟然当了回“狩猎队长”。余秋里对张文彬的安排和康世恩的谦让十分满意。除了抽烟，狩猎是他余秋里最感兴趣的爱好了。人家枪法准嘛！俗话说“独眼龙”胜过千只眼，他独臂举枪就是比两只手瞄得准嘛！这叫“精力集中”。
“打！”独臂伸出，子弹“砰砰”出膛，再飞跑的猛兽鸟鸨也无处藏身。
吉普车在草原上飞奔，野山鸡、野兔子，还有野狍子，不是累倒，就是累死。不是中弹，就是断头穿胸……不要说我们的将军凶残手狠，那会儿《人民日报》在头版还发过《开展冬季狩猎》的社论呢！全国饥荒，别再装斯文了！此一时彼一时嘛！
狩猎队载着满车“战利品”归队时，各食堂就会热闹好一阵，大伙儿的嘴巴上也多了些油腥味。
北京急电：令余秋里速回开会。
中央会议。北边的“老苏”一步逼一步，毛泽东和中南海的领导们终于愤怒至极：中苏要正式摊牌了。习惯于把中央工作会议搬到外地开的毛泽东，这回一改主意：会议就在北京召开。1961年的此次会议，从5月21日一直开到6月12日。除了研究中苏关系的对策外重点讨论了毛泽东提出的四个问题：调查研究、群众路线、平调的物资退赔和平反问题。工业问题是在最后讨论的。
毛泽东在此次会上心情既沉重又有些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和释放：“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这两年碰了钉子。有人说‘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是个比喻，吃了苦头就是了。”毛泽东在此次会议上，还作了一个重要的指示：“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见《毛泽东传》第1165页）
会议还没有开完，会战前线又是叫急的电话一个接一个。这是怎么回事？不是浮肿病消灭得差不多了嘛？
余秋里真着急了。康世恩和张文彬报告说：黑龙江省来电说，储备粮仓库见底了，原来的粮食供应要断一个月。六、七、八三个月只能有两个月的粮食供应。
“我们种的东西接得上吗？”
“不行。至少得到深秋才有收成。”康世恩、张文彬那边回答说。
余秋里直抓毛发：这可怎么弄！一个月没吃的，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更可怕的还在后面。康、张报告，说这些天擅自离队离岗的人跟前几个月患浮肿病的人一样多，足有五六千人了！
“什么？他们又要当逃兵啦？”余秋里跳了起来。“老、老康你听着，马上召开电话会议！我要再次强调：任何时候，我们不许任何人离开会战！不许有人当逃兵！喂喂，老康你听见没有？”
“……”那边没有声音。
“老康！老康——”余秋里的喊声震得石油部大楼全都听得一清二楚。
“老康”终于说话了，声音小得很，还拖了一声长长的叹息：“唉——好吧，我马上去执行，可是……”
“可是什么？没有可是的！会战队伍不能散！决不能！”余秋里火冒何止三丈。
这这，这老康他们也信心不足了啊？！
不行。我得去！我得去前线！余秋里火速星夜再度赶到前线。
这回他是不是真的要架起机枪上萨尔图、安达火车站去挡“逃兵”呀？石油部机关的干部和前线会战指挥部的领导们都在捏把汗。
将军从吉普车上下来时，那颗硕大的头颅光亮光亮——看得出，是离开北京时新剃的。
本来一只“嗖嗖”生风的空袖子就已经够吓人的了，这回又加了个光脑壳，到哪儿都是一闪一闪的，像道雷电，像把利剑，让人平添几分畏惧。
阿弥陀佛。将军没有带机枪，也没有带手枪，而是带了毛泽东刚刚在中央会议上下达的四个字：调查研究。
“大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作些调查，看看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为什么有这么多离队的人？他们离队后到哪儿去了？回来怎么办？不回来怎么办？留下的同志怎么办？下一步工作又怎么办？眼下又怎么办？”
将军留下一连串“为什么”“怎么办？”问得干部们大汗淋淋。
在此之前，余秋里有过公开在大会上讲的大庆会战“只许上、不许下”的话，而在与康世恩、张文彬等领导之间的电话中则确实也有过“谁要当逃兵，我就在火车站架着机枪挡他回去”的话，跟随他的秘书李晔同志（后任胜利油田指挥、党委书记，山东省人大副主任）也向我证实了此事。现在逃兵真的有了，且非常严重——我从已掌握的历史资料中获悉，最严重时擅自离开会战前线的总人数高达五六千，等于十分之一左右的会战人员！
“有些单位甚至超过这个比例。”有单位汇报。
“王进喜的队也跑了几个人。”
余秋里的眼睛竖了起来。说：“我要上铁人那里去看看。”
吉普车开到英雄的1205钻井队。
王进喜一看部长来了，赶忙气喘吁吁地从井台上下来迎接，可是一向风风火火、走路疾如飞的他，这回变得步子异常缓慢……
“老铁，你是不是也得了浮肿呀？”余秋里觉得王进喜不对头——王铁人出名了，余秋里他们慢慢不叫他名字了，干脆叫“老铁”。
王进喜不好意思地：“没有没有，就是浑身没劲。”
余秋里稍稍缓了一口气：“没病就好。得注意哪！生产又那么紧张……”
“部长放心，我们队上这个月的任务又提前完成了。”王进喜以为部长又来检查生产进程的，便要报功。
余秋里抬起右手，往前一挥：“今天我来不是听你汇报生产进程的。我要看看你们的生活情况和人员战斗力。”
一听这，王进喜的脸上出现苦色。因为他手下的四个班长全都得了浮肿，而且还在坚持一线工作。不过，他嘴上说：“没事部长。就因为他们太‘富’了，所以才长得胖。”王进喜想给部长一点喜事。早在玉门时，余秋里头一回与王进喜见面，就曾说过：“进喜进喜，这个名字好啊，你也给我们的石油工业进点喜吧。”这不，王进喜今天还是想给肩上压着比泰山还要重的部长一点喜。
四个班长的名字真巧，都有个“富”字：马万富、樊玉富、王德富和王作福（谐音“富”）。
余秋里看着浮肿非常严重的四个“富”班长，挨个跟他们握手，但这回王进喜的话没能让他脸上有丝毫的笑意。他的眼睛落在工人床头的那些酱油瓶上：“每人一个酱油瓶，干啥用？”
王进喜如实报告：“大伙儿吃不饱，就买酱油兑点开水填填肚子……”
余秋里长叹一声，对在场的工人们说：“实在累了饿了，就要注意劳逸结合。老铁你要给大家合理安排好。”
“行。我一定照办。”
出“干打垒”，王进喜扯了一下余秋里的右胳膊：“部长，我知道你也是天天跟我们一样吃野菜团子。今天你就留在我这儿吃顿饭吧！”
余秋里侧过头，笑问：“你有啥新名堂么？”
“不是新名堂。是我听说你要来，就派人上老乡家买了头老母猪。中午我们杀了它改善一下伙食。”王进喜以为今天要“拍”一下部长，哪知碰了一鼻子灰。
“老铁啊，你赶快给人家退回去！”余秋里皱着眉头有些恨铁不成钢的神情，声色俱厉地：“你是英雄，怎么能这样呢？吃人家的老母猪，你也太狠心了嘛！”
王进喜两眼眨巴了半天，伸长着脖子，非常不解地问：“那你不吃了？把母猪退了？”
“退！马上就去退！”余秋里的声音提高了一倍，吼道：“你们这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坏行为！王进喜啊王进喜，你是不是英雄我今天不管，但你这种行为我要记你一账，记你一辈子！”说完，那只空袖子重重一甩，上了吉普车……
英雄王进喜这回成了“狗熊”一个，耷拉着脑袋，站在原地好一会儿。他心想，我要是把前几天自作主张将井上的“落地油”偷偷拿出去给大伙儿换了吃的事说出来，我王进喜这辈子可真的就完蛋了呀。
“队长，这部长真是凶啊！”有职工走到王进喜身边，轻声说道。
王进喜气不打一处出：“什么凶不凶？部长说的在理！赶快把老母猪退了！”
经过几天调查，余秋里的心头装满了许多他在北京根本想象不到的事：
有一个队，40多名钻工中，跑了近一半。而且跑的人中党员团员的为数不少，甚至连副队长和指导员都带头跑；油建指挥部的一名藏族工人，身高马大，平时干活力气大，可就因为吃不饱。该职工就把队上的东西拿出去换东西吃，队长知道后狠狠在会上批评，让他罚站，这藏族职工第二天就再没见人影；有位钻工带着自己积蓄的20块钱偷偷跑到附近的小镇上想换点东西吃，碰上一位老乡拎着一个麻袋，对他说，我有一只兔子可以卖给你。一阵讨价还价后，最后那钻工交了20块钱，拎回了那只口袋。回到队上，他得意洋洋地当着指导员等人的面打开口袋，说我们今天有好吃的了。哪知口袋打开，那“兔子”噌地窜走了。指导员等人哈哈大笑，说那哪是兔子嘛，是只野猫！白花了20块冤枉钱的职工为这哭得好不伤心。第二天，队上的人再没见他……采油队为了防止职工逃跑，发动党员干部，实行 “一盯一”的严密看管制度。这一夜老孙等几个干部暗中盯住三个有逃跑苗头的职工，白天不用说，想跑也跑不掉。晚上下班后，几个党员干部轮流值班，直到想逃跑的人都“呼呼”睡下了才能歇一歇。第二天该上班了，可这几名职工怎么还睡在炕上呀？干部们揭开高高隆起的被子一看：哪儿有人呀！是几件衣服伪装的！又是一群人跑了……
余秋里的队伍现在就是这个样。怎么办？已到刻不容缓时。
漏雨的牛棚里，独臂将军办公室内的灯，彻夜长明。会战领导小组的成员聚集在最高指挥官那儿，急商当务之急。
“这次擅自离岗的人员中多数是转业军人。”烟雾缭绕中，康世恩吸着烟蒂，长吁短叹地说着。
“嗯？”余秋里的眉睫猛地一挑，“有这方面的统计？”
张文彬连咳了几声后说：“有，有有。康副部长说的没错。跑的人中转业兵占多数，也有营团干部。”为了缓和一下气氛，他后面添了一句，“不过咱们的人中本来从部队来的就占了百分之八九十。”
余秋里的眉毛立即竖了起来：“这也是不允许的！军人就得有军人的样子，军人当逃兵，是军人的最大耻辱！耻辱——”一个接一个的拳头砸在桌子上，杯子和墨水瓶“哗啦”地倒在一地。工作人员进来帮着收拾，被余秋里赶了出来：“出去出去！我们要开会呢！”
空袖子甩得连屋顶上挂着的那盏灯泡直晃动。康世恩和张文彬相视一眼，默不作声。
会战的指挥官们，从部长余秋里，到康世恩、唐克、张文彬……他们都是军人出身，而且是身经百战的军人。他们自然知道自己的队伍里出现数以千计的逃兵将意味着什么。
“逃兵”最严重的群体却是那些当过兵的转业军人。就队伍而言，什么问题最可怕？兵变！
一个国家的兵变，能让政权颠覆。
一支队伍的兵变，足可全军覆灭。
余秋里惊愕不已。这是怎么回事？作为军人，作为将军，作为指挥会战千军万马的部长，他怎么能容忍有这等事出现？而在他从军几十年的生涯中，他的部队都是指向哪里就杀向哪里的“硬骨头六连”式的钢铁队伍，他们从来都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绝不含糊的勇士，从来都是宁可抛头颅洒热血也决不向敌人和任何困难低头的勇士。然而现在，他的队伍里竟然有十分之一之多的逃兵。将军怎不心急如焚！
会战面临最最关键的存亡时刻。俗话说，兵败如山倒。逃兵现象如此严重，意味着全线军心出现大动摇、大混乱。此时此刻，稳定队伍成了当务之急。
为什么出现逃兵？为什么出现严重的逃兵？
困难。饥饿。超强度的劳动。这既是当时国之情，也有大庆石油会战这一特殊条件下所产生出的种种因素所致。一句话：是现实，一样都绕不过去。面对，是惟一出路。
然而面对谈何容易？
一句话：走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将军斩钉截铁地说。
这绝对不是空话。空话成不了经典的箴言，更成不了指导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余秋里与其他共和国开国将帅们有哪点区别的话，那么便是他对上面的这些道理精通又娴熟，并有一套自己特色的被无数实践证明是非常管用的化险为夷、取之有道、用之有方的办法。
这不，他的这些十八般“看家本领”在会战面临生死存亡的节骨眼上现出威力和实效了：
“我听说还有个队上一群退伍兵围攻党委书记？”雷霆之后，余秋里叼着烟，两眼盯着张文彬问。
“有。但后来平息了。”张文彬说。
“噢？你说说怎么回事？”
于是张文彬从头道来：这几年新来的三万多名退伍兵，他们从部队下来之前都以为上石油战线来是到了现代化企业，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没想到一下火车看到的是一片荒凉的大草原，连房子都要自己搭，许多同志的思想就开始波动。有人对我反映过，说在离开部队时，首长们在动员时这么对他们说，你们去参加石油会战，到哈尔滨地区——我们为了保密需要对外也是一直这样说的。退伍兵们就觉得有种受欺骗的感觉。这不，来了一年多的日子里，干的活比打仗还累，有人说上甘岭战役苦，可也就苦几十天，这儿可好，没个尽头了。工程指挥部四中队183名职工中，大部分是退伍兵，也有转业军官。其中有83人思想不稳定，18人坚决申请退职，还有20人在犹豫观望。有个退伍兵3个月中，家里来了42封信和电报，催他回老家，说宁可种地当农民，也不当这石油工人了。有的退伍兵家属来信，说再不退职就离婚。对象吹的更多了。在这种情况下，退伍兵中跑的也就多了。刚才说的一群退伍兵围攻党委书记的事发生在油建指挥部供应中队。有几十个退伍兵前些日子围住党委书记，先让他看满屋子他们贴的大字报和打油诗，写得都是凄凄惨惨的。他们随后一连向党委书记问了四五十个为什么。党委书记后来说话了，问你们是不是今天让我来回答问题的呀？退伍兵们便说是啊，你回答我们在这儿这么苦怎么办？那党委书记就说，我也是从部队里转业到石油战线来的，过去我们在西北地区工作也不比这儿强多少。党号召我们脱下军装到石油战线来，就是因为我们国家一穷二白，人民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服，帝国主义和北边的赫鲁晓夫还欺负我们，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一直梦想着反攻大陆。我们眼下不这么艰苦干不行呀！退伍兵中有人嚷着，说你说话当然轻松，因为你是首长，你哪晓得我们当工人的苦处？党委书记就说，我怎么不知道你们的苦处？我是首长，可我也整天跟大伙儿一样没日没夜的在工作。不信我们试试谁的手腕劲大。退伍兵中挑出一个力气最大的跟那党委书记比赛了，结果书记赢了，退伍兵们只好服输。但思想上仍有疙瘩。那党委书记就说，我过去跟你们一样当工人。而且一当就是七八年，后来才当了干部。这书记开始跟退伍兵们讲自己的身世，讲在旧社会自己如何如何的被地主压迫，解放后在石油战线如何如何的被领导和队伍看重，如何如何的扬眉吐气。讲得退伍兵们直掉眼泪，当场就有几个原先想退职的人说一定要珍惜人民当家做主的好时代，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这个党委书记有觉悟。”这回余秋里的脸上露出了笑意——这是他此次松辽之行第一次露出笑容。“老康，文彬同志，我看应该在我们的会战队伍里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让职工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想明白了今天我们在这儿吃苦是为了什么。”
“我赞同。这比多打少打几口井要重要得多。”康世恩这两三年跟着余秋里，已经学到了很多政治工作方面的经验。
张文彬自然更不用说了，在石油师之前他便是军队的师政治委员，政工一套最熟悉。“好，过去部队越在最困难的时候，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就能激发大家的革命斗志和革命热情。我建议立即请会战指挥部政治部起草一份‘开展忆苦思甜教育的决定’。”
吴星峰马接过话：“明天我们就把文件写出来，余部长过目后马上发出去。”
余秋里点点头，说：“教育肯定是要搞的。眼下大家饿肚子是最根本的现实问题。所以我们作为领导会战的决策者，还要更多地从解决目前队伍的困境着手想出路。这是头等的政治思想工作，也可以说是头等的政治任务。”
康世恩和张文彬等将目光随余秋里走动的身体而移动着，并开动起脑子。
“现在是天上飞的没了，地上跑的也少了，水中游的基本也差不多了……剩下的我看也就是惟一还能解决些问题的就是挖野菜了。这北大荒毕竟还是个大草原，我看我们靠谁现在都不行，只靠自己了，靠自己在自己的地盘上想法子！挖野菜，像当年我们在长征过雪山草地时那样。我不信会绝命我千军万马于这荒原之上！不是听说有的单位同志一天上草原挖了一百多斤野菜嘛？这能吃几天，我看这就是出路！”
康世恩说得更具体：“眼下最现实的度荒办法，就是大挖野菜。每人每天吃3斤野菜，当命令执行。同时，到外地去捕鱼，采松子。每天实行‘两稀一干’：早、晚吃稀饭、野菜汤，中午吃一顿野菜加粮食做的菜团子。”这话从一个石油专家和会战总指挥嘴里说出来的，让人感到心酸和严峻。
捕鱼的人后来最远的到过最北端的黑龙江，采松子的到过大兴安岭。至于挖野菜的嘛，那么大的松辽草原上如果再挖不到，其它地方肯定也不会有了。
张文彬布置得更细致：“各个施工单位，要包片包地出去挖野菜，尽量多挖。如果本单位吃不完，必须把数量汇报上来，我们再进行统一调配。每个机关干部除工作外，必须每天挖三斤以上野菜。野菜主要挖车前子、野韭菜、黄花菜等。各食堂在进行野菜和食品制作上，应采取将野菜掺入小米和其它杂粮里，做成糊糊或菜饼子，平均每人一天吃1 1斤。这样每天每人可以节省2两粮食……”
余秋里后来回忆说：“当时听了他们说这些话时，我心里沉甸甸的，可除了这，我还能说什么呢？”
“那会儿，我们的粪便都是这个样。当地有的农民专捡我们石油人的粪便回去晒干后当柴火烧……”有位“老会战”对我说。
正如康世恩所言，无论吃野菜什么结果，而当时大挖野菜是惟一能帮助几万会战将士们度过困难的最佳出路。有趣的是，在“大挖野菜”的群众性抗饥饿斗争中，还出了不少现在的人觉得很可笑的事，其中之一有则“野菜司令”的任命。
当时在会战前线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们都担起了抓生活的重任，什么“打猎队队长”、“打鱼队队长”，有名分有任免，正规得很。采油指挥部党委副书记李光明因为有一天从泰康镇返回萨尔图的路上，经银浪以西的草原时突然发现了一片黄花地，其面积之大，简直能用“一望无边”来形容。“好消息嘛！老李，我跟余、康部长招呼了，就任命你为‘野菜司令’，你带上三百个人，好好干它一仗！”正在为上哪儿“大挖野菜”犯愁的张文彬拍拍李光明的肩膀，一纸口头任命就落到了这位采油指挥部党委副书记身上。李光明接受任务后立即着手组建“野菜部队”，并且按每二三十个人为一个中队及一人一天一百斤的任务，自带粮食和行李，雄赳赳气昂昂地整队出发。驻扎在大草原上的“野菜部队”完全是军事化的正规行动，他们采取的也是非常专业的“阵地战”法则——几百人排成一线，目标是生长茂盛的野菜腹地。只是武器显得低劣和简单，或麻袋，或干脆是身上脱下的衣服，不过这对收拾野菜之类这样的敌人，此类武器足矣。“战况”煞是好看：长长的队伍，在辽宽而平展的草滩上不停地向前蠕动，如蚕食桑，所经之处，原为一片金黄色花地，转眼变青变绿……
歌声、笑声荡漾在大草原上，这是那个困难岁月少有的一景。李光明的“野菜司令”虽然仅当了一个星期，他的“野菜部队”也在完成那片十万斤的黄花采摘任务后解散了，但李光明的“野菜司令”被人叫了一辈子——这也是他一生中引以为自豪的惟一一次有过“司令”头衔的正式称谓。
野菜——特别是用黄花菜充饥，但天天吃野菜却也令人呕吐难咽。尤其是这些饿急了的人一到黄花菜地后，就拔得鲜菜，往水泡子里掺掺，便架起铁锅点起火，狼吞虎咽吃一餐煮鲜黄花。那黄花是不宜鲜吃的，结果吃得许多同志又拉又吐，几日不得舒服。虽然指挥部颁了有言在先的“吃野菜注意事项”，但无法制止饿极了的会战职工擅自行动的行为。
黄花菜现今是一样稀贵的菜肴。可是我在大庆时上一些年龄的人都一听“黄花菜”三个字，便会食欲锐减。“当年我们吃怕了。”他们如此说。
“大挖野菜”度困难只是余秋里和他同事们的一招。
第二招是食堂伙食上搞名堂。
这是余秋里的拿手好戏。有一天他上一个职工食堂细察伙食情况，见有位师傅烙的玉米饼又脆又香，而且同样的分量饼比别人烙得大。
“好嘛，我要让全会战食堂推广你的手艺。”余秋里高兴地挽起右胳膊，跟着那“大厨”在炉前忙碌了半天。当他认为这种野菜玉米饼确实具有“增量增效增耐饥”的“三增”后，立即找来张文彬，让他推广到各个单位。
一时间，会战各单位掀起了一场“粮食增量大比赛”的活动。说来你不相信，但在当时的大庆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
——机修厂（现大庆总机厂前身）的食堂发明了一种可以将一市斤大米做成4 5斤饭、将一市斤小米做成5市斤饭和将一市斤杂粮面做6市斤发糕的的传奇。怎么做的？其实简单，就是将粮食长时间的浸泡，尽量让膨胀的粮食再吸水，煮饭和蒸发时再使其吸水吸气。于是一点点粮食原料，煮熟和蒸出的东西就变得看上去又大又量多，饭像蓬蓬松松的棉花，发糕像软软绵绵的泡沫。这种饭和糕吃下去能填肚子，却不经饱，过不了一二个小时便肚肠乱叫，可确实在当时能管些用。
——拾得农家用的做燃料的庄稼秸杆和玉米瓤子等粉碎后掺入玉米面或小米中，做成馍馍一类的糕饼，再每人配上一碗野菜汤。这样“一硬一软”，也能把肚子撑得胀胀的，好像多饱似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为了骗骗肚子嘛！”余秋里对此有过评说和愧疚，但他能做得到的也就是这些了。
“骗嘴”的招数自发动群众后，怪招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余秋里选择了6月6日这一天，命令张文彬主持全战区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吃饭大会”。地址就在前一年召开“誓师大会”的万人广场上。
嗨，这热闹哟！
参加“吃饭大会”的各路书记、指挥和食堂管理员、炊事员及后勤供应人员1100余人。并且各单位的炊事人员都带上了炊具、锅灶和花样百出的瓢盆，现场制作各自的菜馍和代食品。
“交流比赛开始——”张文彬一声令下。一时间，万人广场上锅碗瓢勺叮当乱响，炸煮烹炖，热气腾腾。
“好好，这又好看又好吃！你们一定得传传经嘛！”
“我看还是这炸糕好，你瞧，用料不多，也不像棉花那么蓬蓬松松，吃起来也管用。”
“不不，我看还是这野菜馍做得实惠，口感好，用粮少，也顶饱……”
余秋里和康世恩等会战领导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喜在心里。
“冠军！这个冠军红旗不比打井的红旗差噢！”余秋里亲自将一面面奖状和锦旗颁发给那些炊事人员。而那些得奖者的炊事员们，喜得热泪盈眶，他们不无自豪而激动地说：“以前一直看铁人他们得奖，心里痒滋滋的。这回也是余部长给我们颁奖，够露脸！”
第三招：到农民地里“拾遗补饱”。
有一天张文彬等人汇报说，钻井3274队的叶永庭一家四口人，老婆孩子来队后没粮食吃，他们就自已想法子，上农民收割后的地里拣残留之粮，结果拣回了600多斤粮食。还有另一个井队的马德久一家，也是同样的办法，拣了400多斤。一家老小不靠集体，吃得饱饱的。“这个拾遗补饱办法好。既为农民扫除了浪费现象，又减轻了我们会战的负担，家属也有事干了。”余秋里听后大喜，立即命令张文彬他们宣传叶永庭、马德久家的精神，随后又加了一句：“千万不能触犯农民利益啊！”
有人证明，由于大力提倡了“拾遗补饱”的做法，至少使数以千计的来队家属和以及他们的家庭解决了饿肚的问题。
余秋里为此很是高兴了一阵：他和康世恩不再没完没了地在办公室门口或出行的街头看到成群结队的工人带着家庭，在半道上拦着他们的车子喊穷叫饿的。因为那些过去喊穷叫饿的人，现在不用再费尽口舌去为他们解释什么。他们已经自觉自愿地在寻找自我的生存出路了。白天，工人的婆姨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在地里拾捡；下班后，她们的丈夫和老爹们也成群结队地奔向田地，有人还抡起锹镐专掘老鼠洞，这是聪明人的招数——田鼠洞里既有鼠，又有鼠留下的粮食……
面对队伍不安定的局面，余秋里的招不仅在“吃”字上做文章——当然他在“吃”的文章上还有些做法也解决了相当的问题，如因“谭政事件”受到降级处分而转业到大庆油田来的原沈阳军区工程兵部队政委的季铁中（后任石油部副部长），就是余秋里力排众议，亲自把他要过来的。危难之时，余秋里对季铁中说，这回该轮到你老季报恩石油部了。季铁中也不含糊，凭着自己的老关系，回军区要来了10万斤黄豆。“季政委是有功之臣，他要回的黄豆是救命之豆。我们会战的人每人都有一份，许多人都把分得的黄豆煮熟后，像稀罕之物似的藏在自己的床铺底下，晚上回来后躲在被窝里一粒一粒的数着吃，又生怕别人抢走了……”大庆人对此记忆犹新。据说有人把发的两斤黄豆吃了四五十天。正是粒豆如金。
余秋里太会搞“名堂”了。“逃兵”是他最大的心病，于是除了“忆苦思甜”，提高阶级觉悟外，他别出心裁地在全战区的职工中搞了个“评功摆好”的名堂。何谓“评功摆好”？最早余秋里提出要在会战队伍搞这名堂，并不只针对“逃兵”现象，是为了提高群众性的比学赶帮运动。大干年代，再高的觉悟，也还总有落后与差异，但余秋里带队伍才不要这种“左中右”三类人，他要的个个都是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先进者。靠啥办法？评功摆好呗！你说你落后？并且总有些人自愿甘当落后分子。余秋里偏不让你当落后分子。基层职工一个月来一次“评功摆好”，是群众自己相互间的评功摆好，有点像民主生活会。你说你多么落后，可大家在评功摆好会上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你哪落后么！有好几条先进嘛！
“逃兵”中有不少人是被家人和老家的政府送回来的，这些人回来后觉得自己的脸面丢尽了，抬不起头，于是有人还想走。评功摆好会，大伙儿就说，你在最困难的时候离开队伍是不对的，但你回来了就得记你一大功劳。这个功劳比什么都大。余部长说了，走了的人能回来，说明他们还是觉得当石油工人光荣，心里还有为祖国早日扔掉贫油帽子的伟大理想，这样的同志就是好同志！那些本来顾虑重重的“逃兵们”一听这话，感动得有的痛哭流涕起来：说我对不起组织，对不起余部长，对不起大伙儿，今后一定再不当逃兵，一定好好为祖国建设找石油，就是死了也要让儿子孙子来接班。觉悟了，队上和指挥部就给这些人开庆功大会，给他们披红戴花。当了“逃兵”还得到如此待遇，这一传十、十传百，许多“逃兵”就是这样回来的。
自然，还有些人是永远没有回来的。没有回来的就是真正的逃兵了。两三年后，大庆的日子好过了，特别是毛泽东发出“工业学大庆”后，会战的石油工人一夜间成了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后，那些逃兵们这时想回来沾点光，或者有的为了解决“农转非”和升官发财，希望油田重新接纳，“帮帮忙”开个证明之类的东西。请求到了余秋里那儿，余秋里脸一板：没门！现在来求我们太晚了！
爱憎分明。余秋里就这么个人。
队伍不稳定，问题有多方面。比如当时来参加会战的来自四面八方，他们都是自带工资，人事关系都在原单位。而这种情况的结果是：同在大庆参加会战，干的一样活，工资待遇却千差万别。有的相差一半。比如新疆青海的同志，他们的工资是按十二类地区的补差发的，而像北京、四川等内地来的是六类地区的工资标准，差距大呀！同样六级工，新疆青海来的每月可以拿到一百五六十元，北京、四川来的只有六七十元。这不合理！
“统统改过来。凡是留在大庆工作的，执行国家同一个标准。”余秋里又是一锤定音。矛盾一下化解。不过大庆人的工资按其贡献，还是很低的，黑龙江那个地方的地区补差，像石油会战那么艰苦和繁重的工作，与在哈尔滨等城里和地区的人执行同一类工资标准，本身就不合理。可这是原有的国家工资制度上的欠缺。大庆人和石油人对此再没有怨言，有人亲口对我说，他对余秋里部长当年“一锤定音”下的工资改革很满意，虽然之后11年没动工资，可他记着老部长敢于打破条条框框的做法。
康书丛，石油部“老人事”干部，石油师干部部干事出身。大庆会战时一直在前线做工资和人事改革方案的具体人。在玉门时也还当过王进喜队的指导员，与铁人一起扛过1205队这面红旗呢！“余部长真是个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领导。”现已退休的康书丛谈起当年事，满口感慨地说：“那次大庆工资改革的工作量不小啊！但做得彻底又公平。我们按照余部长的要求，不分过去谁的资格和工龄，就按你在大庆干什么工作，能力有多大，所有的干部和技术人员统统放在一张大表上，挂在墙上，张三现在干什么工种，李四水平在什么档次上，赵五新调工资在哪级，清清楚楚，公开透明，一目了然。最后我们请了余部长等领导来决定。那时说简单也简单，定下一个时间后，余部长他们就来到大表面前，一个个审定。像后来当了副部级领导的闵豫这样当时非常年轻的技术人员，就是余部长一手提挈重用的结果。开始我们觉得他闵豫相比之下资历浅，年纪轻，原来的级别也只有普通技术员。但余部长一眼看到闵豫的名字后，就说此人定低了。闵豫在地质上有一套，对大庆开发作出贡献很大，周总理到大庆视察时就是他介绍的地质情况，水平很高。后来我们根据余部长的建议，一下给闵豫同志长了五级工资。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比如后来石油部提拔的部长、副部长，大庆及其它油田的局长、副局长，余部长没少亲自过问。尤其是那些有特殊贡献的，他从来都是打破常规给予破格重用。而对那些不好好工作、只求无过不求进取的干部，他余部长也从不手软，比如胜利油田会战时，几个领导干部抓生产不行，唱歌跳舞倒是能手，余部长去后把这几人全部撤了，从石油部机关重新抽了一批得力的人去，像后来当上副部长的焦力人、张文彬都被派去任指挥长等职。包括80年代胜利油田达到年产3000多万吨的高峰水平，也是余秋里力主让自己的秘书李晔担当重任后才有的结果……”康老说这些时非常动情，我被深深感染。
邓小平对余秋里有过这样评价：“此人抓工作确实有几下子。”
不是有那么多人想回家嘛？也是，当时三万退伍兵来大庆报到时，本来离开部队时准备让他们都先回老家探亲的，可松辽指挥部为了早日让会战大军开拔到前线参加战役，曾经向沈阳军区和济南军区等部队发过一个急电，大体意思是说：松辽会战任务紧迫，希望三万退伍兵和6000转业军官暂不探亲回家，直接赴松辽前线报到，探亲之事以后由这边统一安排。可官兵们来大庆会战后，一头便扎在热火朝天的大会战之中，连十天一休的时间几乎全占去了，探亲的事便一拖再拖，客观上造成不少人生活和个人问题上的不便。有人本想离开部队时回家找个对象，有的是准备回家结婚的，这么一来对象吹了，婚也没结成，没意见才怪呢！那时大庆不像现在，天南海北的姑娘都往那儿跑。会战时期，工人们找对象在当地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这是个大问题。”余秋里这回没有甩空袖子，而是用右手轻轻地牵起它，沉思了许久，然后对康世恩等副手们说：“我看趁冬季天寒地冻时，分批让职工们轮流探亲回家一次。亲人团聚，联络感情，讲讲我们为祖国找石油的伟大意义也很重要嘛！”
这一招又出奇效。
一来，让会战职工有了喘息和调整的机会；二来，回老家的职工一走，给前线的粮食问题缓解了压力；三来有不少职工回家后与家人一讲为国家找石油的伟大意义后，不仅稳定了干石油行业的决心，而且归队时还有相当多的同志从老家带回了许多吃的东西。这可是皆大欢喜的事！
康世恩和张文彬将各单位职工探亲中发生的一件件事汇报给余秋里听时，将军部长叼着烟卷只管乐，什么话都没说，看得出，他心里是满意这个效果的。
这里有个故事不能不讲。
1202队有个工人探亲回家，吃了一顿家里用石磨做的豆制品，很惬意，心想：咱会战前线黄豆不少吃，可就是老是煮着吃，单调乏味。要是也能用石磨磨碎后做成多种花样的豆制品，该多好啊！“背个石磨回队！”他的这一个想法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为了购一具好石磨，这工人特意上县城几次，后来又上火车站托运。哪知托运时遇上了难题，人家怎么也不愿给他托“石头”。为此，这工人一次又一次地去车站求情，每一次他从家里到火车站要走几十里路，最后总算在他一片“石油情”的精神感动下，车站特例为他办了“石头”托运手续。石磨千里运至大庆后，队上的豆制食品一下多了起来，什么豆腐、豆腐汁、豆腐饼、豆腐块……就多达十几种。这事被余秋里知道了，好一阵表扬：“豆制品营养好，应大力提倡，各单位都要学习推广。”于是乎，好多花样的豆制品一时间流行会战前线，也涌现出了一批“千里背石磨”的动人故事。
不是说我们石油工人穿得像叫化子嘛？余秋里发誓要改变队伍的形象。
“发动家属，大办缝补厂！脏衣服要勤洗换，破烂服装一律进厂翻新。”余秋里管得还是那么事无巨细。不这样不行啊——手下的人要不都是石油专家，要不都是指挥打仗出身的军人，管理型干部几乎还没有生出来，一切都得自己学着干嘛！
缝补厂放哪儿？余秋里走出会战总指挥部所在的“二号院”，往右边的那栋喂牛的破落“干打垒”一指：“就这儿挺好！”厂址就这么定下。
谁来干？供应指挥部的领导找到23岁的退伍军人、共产党员鄢长松：“小鄢，组织决定让你带几个家属工办缝补厂。”
鄢长松伸长脖子，愣着双眼：“啥？让我去办缝补厂？跟几个家属工？我不干！我脱下军装是来参加石油会战的。不干！”鄢长松觉得自己当时在部队报名上松辽来，就是为祖国找石油的，堂堂七尺男儿去干缝缝补补的活儿，这不太丢人现眼了。这活是娘们干的嘛！不去不去！
“余部长说了，办好缝补厂，也是为了石油会战！能让工人们穿上干净暖和的衣服，不是为了更好的为祖国找石油？余部长的话你也不信？”领导真会做工作，拿部长来吓唬他。
鄢长松没话了。他闷着头，找来两口大锅，一口准备烧水，一口准备煮油工服——看看大伙儿穿的衣服，油腻腻的不先把上面的“厚皮”扒掉咋个缝缝补补？又将喂牛的木槽修理了一下，做成洗衣盆。缝补厂就这么开张了！
初始的缝补厂连把剪刀都没有。鄢长松找来五名石油工人的家属，自个儿从家里带来剪刀，又找来采油用的废钢丝磨成几根针锥。缝缝补补就这么开始了。数九寒天，四处漏风的牛棚里鄢长松和五名妇女同志将成堆成堆又腻又脏的工服又洗又缝，实在不易。当年在缝补厂工作的退休女工吕凤珍告诉我，她说她们每天都要将一件件刚从施工单位拿回来的工服洗净后晒干，再找旧布缝补翻新。洗的一道工序最苦了，一件棉衣通常都是十几斤重。再往水里一浸泡，死巴巴的拆起来特别费力。可他们就是靠着一双手、两口大锅和一个马槽，第一年就为前线缝补工服一万多件。第二年扩大规模，不仅制出“两旧一新”的48道式样的“杠杠服”——志愿军穿的那种棉衣，而且还自制了许多手套。于是，大庆从此有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精神和传统，小小缝补厂带给大庆的不仅仅是让石油工人改变了让人蔑视的“叫化子”形象，更重要的铸造了一种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缝补厂后来发展成大庆制衣厂，源源不断地为职工们提供生产所需的工服，据说还有销售到市场的服装。
余秋里对这小缝补厂特别有感情，时不时的经常从“二号院”溜达到“一号院”——瞧，仅看这院子的排序，可见他余秋里等领导将缝补厂看得多么重要！“二号院”是部长们办公的地方，后来中央领导来大庆视察时也住这儿，而小小缝补厂却为会战总指挥部之上的“一号院”，牛！
“你们哪，有空上一号院去学习学习。那儿有我们大庆的作风和精神在！”余秋里经常对二号院的人这样说。周恩来、贺龙、陈毅和西哈努克亲王及其他贵宾都来缝补厂光临过，并给予高度评价。现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陈列的大庆工人用130多块碎布拼成的一件棉衣，就是缝补厂女工们亲手纳成的，周恩来曾握着鄢长松的手赞扬他们的这种“缝补精神”。
“走，看看我们种的玉米和大豆长得怎么样！”一天，余秋里换上一件干净的中山装，嘴里叼着“大中华”，对刚从施工现场回来的康世恩说。
康世恩一看这阵势，脸上顿时露出笑容。
啊，秋高气爽，清风习习，好舒坦喔——遥望遍地金色的玉米地和收获在望的大豆，两位会战最高指挥官会心地笑了：自种的庄稼要进仓了，会战的困难期行将结束！
“不容易啊！可竟然给我们走过来了！”康世恩用右手的食指扶扶眼镜，满眼自豪地看着余秋里，说：“不知为什么，这几天我脑子里一直冒出你当时在会战开始时说过的一句预言……”
“嗯？什么预言？”余秋里将目光从庄稼地里收回，有些惊愕地问。
“你说过，你准备这次大会战付出五六千人的生命。”
“可是我们没有呀！”余秋里爽朗地一笑，右手做了一个很少有的甩手动作，又像刚吃过蜜糖的孩儿，开心自在地在原地转了两圈，然后立正身子，右手叉在腰间，举目凝视着远方。
“是啊，正是因为没有，所以我更感觉我们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康世恩这会儿想当诗人，他想抒发自己心头久积的那火山般的豪情。但他不是诗人，他是石油专家，石油工业的指挥大家，他因此只抒怀这样的诗情：“看来我们的大庆会战将从困境中全面走向伟大胜利！”
余秋里更不是诗人，但此刻他的胸中荡漾着比康世恩更加澎湃的诗情。他说：“前些天听总理说，主席已经恢复了吃肉。我看，我们这儿也可以痛痛快快吃顿红烧肉了！”
“对对，该让同志们吃顿红烧肉了！吃！”康世恩乐得嘴巴张得大大的，高声嚷嚷着：“我也想痛痛快快，有滋有味的吃它顿红烧肉了！”
“走！让食堂今天开荤！”余秋里抹了抹嘴，双眼看着脚尖，捷步如飞。
“来来来，余部长，这回我请您吃的猪肉可不是从老乡那儿买来的啊！绝对是我们队上自己养的，你放开吃！”王进喜把余秋里拉到桌上时，声明在先。
余秋里笑着没回铁人的话，只顾眼睛盯着桌上的两盆香喷喷的红烧肉。“吃！吃啊！”他的筷子已经将肉放入口中。
王进喜见部长这阵势，比自己吃盆红烧肉还带劲。“余部长，今天我特意让我们的这位梁工陪您一起吃饭。”王进喜将坐在身边的一位很显拘谨的年轻人介绍给余秋里。
“梁工？！知道知道，我知道你的大名。”余秋里重新举筷时，将一块红烧肉放入那个叫梁工的年轻人碗里。“安装专家梁栋材！”
拘谨的年轻人更加拘谨，大红着脸：“不敢不敢，部长您叫我小梁就行。”
“栋梁栋梁，石油工人的栋梁之材；进喜进喜，石油工业又要进喜了！”余秋里给王进喜和梁栋材又各自夹起一块红烧肉后，开怀大笑。
“是，余部长，我正要向您汇报最近我们队的生产情况呢！”王进喜笑逐颜开地给余秋里的酒杯满上。
余秋里一抹嘴，起身道：“饱了饱了。走，你跟我一会儿上二号院，听张文彬同志作今年的工作总结。”
王进喜赶紧将筷子朝盆里猛夹几下，含着红烧肉就跟余秋里出了门。
这是一个难忘的冬天。这也是大庆人经历了最艰难的日子后第一次重新能放歌豪唱的冬天。
“同志们，今年的总结会，我要先说的是生活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挨过了饿了一年多的日子，现在终于能够吃饱肚了啦！”采油指挥部大礼堂内，张文彬的话，引来一片欢呼和鼓掌。久违的笑颜，在铁人、在大庆几万职工脸上重新洋溢。
余秋里和康世恩笑得最舒坦。
“我要向大家报告的是：今年我们抽调近两万名职工抓生活，种地4万亩，收获粮食325万斤，蔬菜1500万斤，养猪4344头，养羊132只，各种家禽2269只，其它牲畜669头。并且加强了食堂管理，建立起了多功能的作坊43个，发动群众挖野菜160万斤，制代食品120万斤，打猪草1567万斤，打草籽371万斤，打羊草606万斤，基本保证了职工吃饱肚子，体质普遍增强……”
掌声再起。
“我要插张副总指挥一句话。”吴星峰站起来说道，“你们回去通知所有的职工看一看自己的床铺底下，有没有一个口袋。这是根据余部长的指示办的，每人20斤黄豆。另外，凡是探亲回家的职工，各单位也要发给他们几斤黄豆带回去，让职工的亲人也尝一尝我们北大荒的黄豆是什么滋味！”
“油性大！油性大哟！”不知谁冒出这句话，惹得1000多名与会者哄堂大笑。
大庆人种的黄豆和其它食品确实油性大，但不是石油味，而是高质的营养成份油性。
几个月后，人民总理周恩来来到大庆视察，余秋里和康世恩亲自陪同。此时的大庆到处荡漾着高昂的战斗景象和欢乐的生活气氛，而且六月的萨尔图正是最美的季节，到处绿草茵茵，马兰花迎风盛开。周恩来到大庆会战的一个又一个基层井队、采油井和油库等单位视察。与工人亲切交谈，问长问短。油井上，周恩来伸手要跟工人握手，工人却不好意思地缩回油腻腻的手，周恩来一把将工人的手拉过来，说：“我也当过工人嘛！”干打垒里，他躬着身子，坐在炕头向职工家属问寒问暖。食堂里，他尝着石油人自产的高粱米饭，连要几碗，口夸好吃。与周恩来交往过的人都知道他的酒量，尤其是喝茅台酒的水平。这回在大庆，周恩来对余秋里请他喝的“萨尔图茅台酒”更是大加赞扬。其实这酒是几个职工们在干打垒里自制的普通老白酒。在大庆采访时我专门拜访了当年“萨尔图茅台”的生产地——那栋孤零零被人遗弃的干打垒，有人说这“萨尔图茅台”确实不错，原因是酿制的原料尽是好高粱米。在走过让湖路的两栋又高又大的“干打垒”时，周恩来立住了脚，问余秋里：“这儿谁住了？”余秋里说：“这儿不住人，是我们的粮库。”康世恩接话：“里面装了100多万斤粮食呢！”周恩来颇为深情地：“重灾之年，你们还有这么多存粮，不容易啊！”然后把头转向余秋里，感叹地：“我这个总理也没有这么多粮食可调。你把这些粮食给我吧！”
余秋里一个立正：“总理，你什么时候下命令，我什么时候把这些粮食给你送去！”
周恩来笑笑，又神情严肃地望着“干打垒”，说：“这是职工们用血汗换来的。我再穷，也不能揩你们的油。”
第一次来大庆视察，周恩来当晚就因国务活动返回了哈尔滨。
“看到你们这儿一片生机勃勃，我高兴啊！特别是职工和家属们能吃饱肚皮，还有些余粮。我心里就踏实多了……”深夜，周恩来在列车上高兴地与余秋里交谈。
余秋里说，目前我们这儿还仅仅只是在房前屋后搞了点开荒，规模有限。如果总理能同意多给点地，还可以办个大农场。
“你要多少？”周恩来问。
独臂将军伸出右手，将张着的五个手指翻了翻：“十万亩。”
周恩来笑笑：“十万就十万嘛！”
这事第二天就办成了。黑龙江省委的欧阳钦书记在周恩来总理的一句话交待后，便痛快答应了余秋里的要求。
“大庆油田有今天、有明天，我余秋里首先不忘的是总理和你……”余秋里想用两只手握住欧阳老书记的双手，但不能，于是他只好张开右臂，热烈地搂住对方，如此少有的动情。
“同志们，在新年钟声敲响之际，我还要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重灾之年，我们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石油部党组的正确领导下，上下一心，苦战大战，生产形势十分喜人！全战区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年度计划……”萨尔图前线的年终会上，张文彬仍在激情满怀地作着总结报告。而当他说到这一年多困难时期的施工生产情况时，这位“石油师”老政委竟然几度哽咽得说不下去。台下听报告的人更有“呜呜”痛哭的。看，铁骨铮铮、顶天立地的铁人王进喜等红旗手也在那儿抹眼泪：“是太苦了！这一年多，我们是饿着肚子、干着饱汉也干不了的活啊……”
将士们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