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 光明的开始

序

辽宁省公安厅正在进行的对整个中国足球界的广泛调查，虽然一直表现出对这个专业领域的潜规则及暗箱操作的极大兴趣，但从本质上看，就像林则徐虎门销烟，一定是建立在国家机器对社会安定、对白银外流所持有的担忧之上。

不管是为了成绩相互默契，还是纯粹为了操纵结果，通过地下博彩获得暴利，背后都闪烁着赌博的影子。

说到这里，我们的话题该转向抨击赌博这个罪恶的魔鬼。然而，这并不是一个传统的道德逻辑所能解决的问题。

足球地下博彩，是一个行业的问题，但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的缩影，我们很想提升一下自己认识的高度，站在一个社会的立场上来看待一个行业的问题。

事实上，面对这个可谓重大的社会问题，政府内部估计有超过半数的声音，在表达着“宜疏不宜堵”的观念，这个几千年前大禹治水喊出来的方法，也许是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政府，一个艰难的课题。

2004年4月，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在澳门讲话称，中国政府为了堵截资金外流，维护金融安全，加强廉政建设，进行了打击出境赌博活动的斗争，封堵了内地居民出境到接邻周边国家如缅甸、老挝、越南、朝鲜、俄罗斯参加赌博的通道，致使这些国家的赌场纷纷倒闭结业。

但是，为了照顾澳门特区经济，却又网开一面，继续开放内地居民以“个人游”形式旅游，等于是”默许”内地居民出境到澳门参赌。这是一个尴尬的状况，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考虑，出于维护一国两制形象的考虑，必须允许这个缺口的存在，但这个缺口，又很可能使辛辛苦苦建立的“截堵防护网”形同虚设，必然使内地资金大量流失，地下金融猖獗，继续有官员受到腐蚀被拖落水，继续有私人企业主败落破产。

答案仍然只有一个，堵是堵不住的，就算没有澳门，是否就真能堵住其他的通道？堵住出境赌博的通道，不如说是禁止出境，难道再来一次“闭关锁国”？官员们是不是就再也没有机会腐败？

北大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其实一直作为政府研究博彩事务的幕僚机构而存在。

近年来，他们对足球博彩保持着高度的关注，作为一个影响广泛的行业，在考虑国家博彩业是否开放或开放程度的问题时，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最好的模板。

他们的职能是用足球来看社会的问题，而我们的目的，是用社会来思考足球的问题。

足球没有天生的肮脏，也不会永远肮脏，如果可以为足球寻找到一张“截堵防护网”的话，我们认为，那就是取消足球，然后让曾经在足球身上出现的问题，转移到另一个影响广泛的项目上去。

疏比堵好，堵不住，只有疏。

足球，需要一个光明的开始。

十几年来，中国足球一直很滥，但一直勇敢地在扮演着某种体制外探索市场的“探雷针”形象，成为实际上的研究假赌黑的“带菌活体试验对象”，它比任何行业都需要阳光。

可能让很多人吃惊的是，这次打假扫黑其实并非大多数人以为的“来自高层的意愿”，这是习惯于清官治国的中国人的一厢情愿。

在本书的开头(也就是杨旭被抓捕的那一天)，我们看到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全运会上对中国足球的讲话，之前还有习近平副主席与德国朋友关于足球的交流，甚至还有国务委员刘延东在英国访问时的足球话题……

这些看似高屋建瓴的情节更多还是巧合，我们掌握的事实，这次打假扫黑最直接原因是——一纸从新加坡传来的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

事实上作为国际刑警组织成员的中国公安部必须执行这一义务，才掀动了中国足坛2009年的扫黑运动。当然不能否认由于时代进步，中国警方这次打击的力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更不会出现像1994年那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举国反击”的假球传闻。

中国的价值观在进步，中国足球的价值观也在进步，所以此次辽宁省公安厅牵头的打赌行动坚决而有力，特别是“司法独立”“拒绝足协进入专案组”等措施，表明有关方面已意识到中国足球不再是一个运动项目，而是一项亿万人关注的社会现象，把案情重点涉及到“为金钱而操纵比赛的商业贿赂”，也从办案层次上剥离了普通球场违纪事件。

所有的享情并非孤立，同样的难题，已经纠缠了欧洲足球111年，即便在欧洲也有很多无法调查的流言。

事实上，稍加注意互联网，就会发现这时候连欧洲也在打假扫黑，而且力度比中国还要猛烈。

有专家认为，这不是巧合，这是国际刑警组织的一场全球联合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