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 光明的开始
中国足球的未来
搞好中国足球如此简单，市场 + 法制 + 人心 = 足球腾飞，这样一个看似主观而天真的三段论，其实是所有足球强国必经之路，只不过因为特殊的时代，中国曾错过这条路，而我们相信，它正在尝试走上这条路。
力推竞猜，应该被看做是体彩中心努力挽回颓势的举措。搞个简单的抽样调查，据山东体彩中心估算，青岛市仅2009年一年流出去的地下赌资就高达200亿，这个数字相当于山东省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两年的销售额。前几年，足球彩票刚刚发行的时候，山东省每期的销售额最多能达到1000多万，少的时候也有600万左右，而现在每期的销售额只有100多万。
体彩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认为，与地下赌球相比，足球彩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返奖率不高，“地下赌球成本非常低，而国家发行的足球彩票虽然把返奖率提高到了65%，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发行的足彩不如地下赌球玩法灵活、刺激，地下赌球不仅可以竞猜单场比赛，而巨一场比赛就有多种玩法。可国家发行的彩票还不能搞得太灵活、太刺激，主要是为了避免部分彩民沉溺其中。”
站在体彩中心的立场上，这似乎早已成为普遍的共识。但是，这样的认识有问题，太有问题。首先，公彩与私彩在返奖率上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公彩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功能，我们能不能为了缩小与私彩的差跟，而一味提高返奖率，再加5个点，是不是情况会好一些？加到90%，那还是不是公彩？其次，国家发行彩票，因为必须平衡各方面因素，走的就是粗线条，英国彩票可以赌撒切尔夫人何时卸任，中国行不行？当然，公彩不能太灵活的理由也反映出认识上的短板，难道竞猜方法笨点，就不会有人沉溺其中？足彩一注2块，我买100万注，算不算沉溺其中？哪怕是简单到石头剪子布的游戏，一拳下去，输赢100万，又算不算沉溺其中？本质上，也许这样的比较就有问题，反映出希望在技术上击倒私彩，从而杜绝私彩的解决思路。
世界上最先进的英国博彩，从一开始就是“公私兼营”。英国是竞猜型体育彩票发源地。1921年，英国成立了首家博彩公司，主要发行足球彩票。1922年，英国利物浦的“小森林队”邀请球迷对足球赛的比分下注，这就是世界卜最早的足球彩票。而英国的国家足球彩票由英国体育援助公司负责印制、发行，通过遍布全国的德士古超级市场销售。一般每周发行一期，周末开奖，每注1英镑，头奖高达100万英镑。在早期，足球彩票的玩法是在50至56场比赛中，预测8场除0比0之外的平局球，猜对了得3分，最高分为24分，每轮以积分的高低确定奖金多少。
近年，足球彩票在单纯预测胜、负、平结果的基础上，增加了猜全场谁先进球，每一节(全场90分钟，每15分钟为一节，共分6节)谁先进球，上半场及下半场的比分、全场总比分等。这些新玩法使足球彩票的现场气氛更加热烈。另外，为了满足投注者的要求，私营的博彩公司还把世界杯、欧洲杯、英超、足总杯等比赛的冠军、最佳射手、甚至国家队参加国际比赛的成绩、国家队下任教练等内容列到预测的范围，大大提高了足球彩票的吸引力。
很显然，在玩法上，中国最初的足彩，加上即将上马的竞彩，其实并不比他们的国家彩票简单。但英国博彩的最大优势，恰恰就在于公私兼营，相得益彰。这是中国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一味地暗示彩票管理部门的各级领导多设彩种，多想玩法，多找刺激，是望梅止渴，是在追求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话说得更白些。过去的30年，中国市场上始终存在着三股力量：国营公司、民营公司、外资公司。一部中国企业历史，基本上是这三种力量此消彼涨、相互博弈的过程。它们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产业、资本格局，最终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所有表象。邓小平在1978年亲赴日本对话松下幸之助，为中国给出强烈的寻求外来资本的信号。这是一代宗师的风范和眼界，对于相信“人定胜天”“一切靠自己”的中国人这是真正超越传统观念的根本突破。1979年元旦的第二天，美国人亨达，可口可乐公司的驻华代表，与中国粮油集团签署了一份合同，获准向中国出售第一批瓶装可口可乐。当时的外贸部长李强在批复中特意加了一条：“仅限于在涉外饭店、旅游商店出售。”尽管合作的态度审慎小心，但思想的放开，才是聚变的开始。与此同时，那些曾经被称之于“小商小贩”“个体户”甚至“投机倒把分子”的民间生意人，也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鲁冠球、禹作敏，及至后来的山西煤老板，国家所允许的绝不仅仅是卖烧饼油条，即使是国家最为重视的能源或资源行业，都不再成为无人涉足的禁区。
现在，无论是中国自身发展格局的改变，还是金融危机下的新的经济形势，都在要求中国政府把自己的眼光投向更深的禁区。2006年3月28口，北京国安俱乐部正式宣布，奥地利必赢集团成为球队赞助商。这是一家总部设在奥地利的体育投资集团，旗下拥有BetandWin.com的网站，主要营业范围就是博彩项目，此次与国安签约，虽然是通过其新注册的必赢中国体育资讯网络公司(Bwin.cn)操作，但所有人都看得明白，国际赌博集团希望通过曲线方式介人到中国足球产业中来，并且通过一向与政府关系密切的足球俱乐部，努力获得政府的认可。此前两年，深圳健力宝尝试以旅游开发的名义，与澳门博彩公司携手，却被中国足协紧急叫停。两年后，当国安的主场场地广告牌与球票广告开始出现为必赢公司进行宣传的字样，训练服的胸前也印上了必赢的logo时，不少乐观者甚至认为，这是一个划开坚冰的信号。不过，在白白赔了一笔赞助费后，必赢最后并没能在国安身上打开缺口，但在必赢的管理层看来，这笔买卖他们并不亏本，因为通过这次接触，必赢跟中国足球的高层建立起了良好的沟通渠道。
还是那句话，思想能否放开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本源。韩国早就开放赌场，但一直坚持不接待本国人，所有进入者都必须检查护照。方法永远紧跟思想，如何保证国家利益，如何约束并限制外来者，以及如何设立私营者进入的门槛，不要说当年外贸部长的一张小批条，就是体彩中心任何一个小干部，都能做出一整套的方案来。中国政府从来无须担忧国家机器的强大，在外来加工业发达的广东东莞，多年来因为台商港商云集，一直开放洗浴桑拿，并且逐渐从配套型服务，衍生为规模型产业，虽然不时会有严打行动，但那更像是在表达一种态度和控制力。
再回到中国足球的层面上来，思考它的竞技能力，不如思考它的娱乐空间。最初的F1，曾经是几大汽车制造厂家比拼技术的舞台，但在今天，作为一种更具观赏性的博彩平台，已经成为其更重要的功能。当年，足球作为竞猜型彩票发行的首选平台，绝不会是因为王俊生、阎世铎的先后力荐，只有在一个博彩开放的未来世界里，中国足球才能更大限度地发挥它的娱乐性和观赏性，养痈成患的假、赌、黑，才能真正得到市场的约束。
突然想插播一段聂卫平的回忆。聂卫平还清楚记得1983年夏天，北京工人体育场那个拥挤的看台上，他和习近平目睹英国沃特福德队以5比1蹂躏中国国家队，那时中国政治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所有人都充满了民族自豪感。但这个比分让他们非常沮丧，当中国门将一次次去球网里捡球，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沮丧。出于某种原因，聂卫平不愿意把当年习近平看球时的状态讲得太细，但我们很容易把1983年那个夏天，跟后来他向德国友人坦承“中国足球还有很大差距”进行联系，无论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还是普通球迷，他一定不会忽视足球之于社会的巨大影响力。
事实上从毛泽东、贺龙、邓小平开始，很多国家领导人都是铁杆的球迷，小平同志甚至为了方便球迷观看国奥队比赛，专门打电话给央视负责人：能不能照顾球迷情绪，不要在球赛直播时插播过去雷打不动的新闻。
即使揭秘很多足球管理部门黑色幽默式的真相，但理解袁伟民、崔大林、谢亚龙等人的无奈，正如袁伟民曾为假球愤然辞职，但在落后的体制下他最终只能说出一句“我也不明白中国足球是为什么”……他们不是不作为，而是在那种历史环境下无法作为。
但是，有充分的理由对中国足球保持乐观。从政治上，中国足球一直是受到高层关注，只不过很长一段时间界定不清，高层没有出重手治理。这次打假扫黑虽始于新加坡扫黑，虽然我们不知道最终将抓捕哪一条“大鱼”，但公安部雷厉风行的动作确实让人们燃起一丝希望，从前所未有地带走的30人可以看出，高层对此是支持的。从经济上，庞大的市场给中国足球以真正崛起的基础，足球是需要烧钱的，只要理清市场秩序，庞大的市场和球迷基数会比亚洲其他国家更容易实现反弹甚至质的飞越。
更让人感到乐观的是，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足球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体育项目，而是关乎国家形象和民意的一个大工程，它不再仅仅被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分支，不再是专业体工队管理下的一个部门。人们正在开始明白要遵循职业化规律的运作，努力使足球变成一部商业引擎，在法制的监督下成为一项每年上千亿产出的巨大产业。
搞好中国足球如此简单，市场 + 法制 + 人心 = 足球腾飞，这样一个看似主观而天真的三段论，其实是所有足球强国必经之路，只不过因为特殊的时代，中国曾错过这条路，而我们相信，它正在尝试走上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