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铁证”下的亡灵
第二节 引火烧身
就在邓拓怀揣极度的悲怆和绝望心境，窝在家中悲感交集地给北京市委领导写信，并为自己心爱的妻子留下简短遗书之时。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日报》印刷厂排字工人，正在灯光暗淡的车间紧张而神秘地赶排一篇事关重大的政论文章。车间门口阴暗处，几位戴红袖标的执勤者瞪着明晃晃贼亮的眼睛，手持铁棍来回走动，整个工厂内外笼罩着一种肃杀恐怖气氛。当邓拓僵硬的尸体被家人发现时，《浙江日报》的黑体大字号标题文章《揭露吴晗的反革命真面目——吴晗家乡义乌县吴店公社调查材料》已出现在街头报栏和各机关的办公桌上了。
这篇重大政论文章一开始即先声夺人：“吴晗这个‘三家村’黑店的急先锋，究竟是个什么货色？最近，我们到他的家乡——义乌县吴店公社苦竹塘大队和附近的民主、解放、和平、胜利等大队，傅村、义亭等公社，进行了一次调查。当地贫下中农揭露的大量事实，和我们搜集到的一批罪证，戳破了吴晗多年来苦心编造的种种谎话，充分暴露了吴晗的反革命真面目。”
接下来，文章分四个主题十三个专题，对吴晗的“反革命面目”一一揭露。
第一个主题主要揭露吴晗“伪造进步家史，隐瞒两代反革命罪恶，掩盖地主家庭反动本质，进行政治投机”。
调查人员依据的材料，是吴晗本人于1950年2月在《中国青年》第32期发表的《我克服了“超阶级”的观点》一文，其文主要向青年人讲述自己当初对共产党从不太了解到了解，直到认识到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的革命道理，同时提到了在西柏坡与毛泽东就自己创作的《朱元璋传》进行了一个晚上的谈话，认为：“（谈话）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了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吴晗表示：“我要大声喊出：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
揭露文章又说：1961年和1962年，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向党猖狂进攻达到了高潮，牛鬼蛇神，认为他们的春天到了，纷纷出笼。就在1961年，吴晗感到“心花怒放”、“春色满园关不住”，出版了他的《春天集》。在这本集子里面，吴氏把1950年写的《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原封不动地推荐给读者。他自我吹嘘说：远在二十年代末期，自己就对农民革命“寄予无限的关切和向往”，“一九三零年以来，我无条件地接受了历史唯物论，企图应用这新观点、新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这二十年写了四五十篇专门论文”。他还介绍了自己怎样从一个穷学生到成为专家、学者、教授的经过。到了1962年，吴晗又通过记者，向青年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在三十年代，下“苦功夫”、“钻到浩瀚的明史资料中去”、“勤读、勤抄、勤写”、“克服挡在他面前的一切困难”，终于“成为专家学者”的经验。文章说，我们虽然没有亲聆教诲，但是从记者所记载的，吴晗同志“兴致勃勃”、“越谈越兴奋”，以致记者们都“为这种惊人的毅力，辛勤的劳动深深感动了”的情况，可以想象得到吴晗同志当时踌躇满志、“心花怒放”的心情。在这次谈话中，吴晗对青年寄以“殷切地盼望”和“希望”，要青年们以他的三十年代作为样板，向三十年代的他学习、看齐。
从揭露吴晗的文章可以看出，在叙述一系列理想与超阶级观点，外加高喊政治口号山呼万岁的同时，春风得意的吴晗没有忘记“痛说革命家史”和“忆苦思甜”。正是自己画蛇添足的一番表白与撇清，才令对立面抓住了辫子一个滚翻扭倒在地，扔入污浊的池塘，成了人人喊打的“泥猴”，直至被压于五指山下不得翻身。吴氏在《我克服了“超阶级”的观点》中这样“添爪”道：
我出生于1909年。祖父是佃农，兄弟俩勤苦成家，他养了五个儿子，靠着人力多，节衣缩食，到晚年居然可以温饱了。父亲是小儿子，有福气进蒙童馆，一面念书，一面帮着家里做爆竹。祖父死后分家，分到三亩田，而且是洼田，经常被水淹……分家后父亲考入县学，那时叫作秀才，名为县学生，其实是不上学的，算有了功名，就有人来请教蒙童馆了，一年有二十串钱。加上三亩田的租，两夫妇勉强可以过日子。我就是他们的长子……父亲毕业后一直作公务员，大概一个月有几十元银元薪水，一家省吃俭用，把省下的钱寄回家买田地，到我上中学的时候，大概已经有靠近三十亩左右水田了，还盖了一所瓦房，每年可以收五六千斤谷子的租子。我小学刚毕业，父亲就失业了，爱发牢骚，成天喝酒。他写得一笔好字，却不会下田地。雇长工种了几年田， 不会经理，划不来，又佃给人种，靠租子过日子。这时候又添了两个女儿，一家六口，日子已经不宽裕了……由浙江省委派往义乌的调查人员经过实际走访调查认为：吴晗这部“进步”“光荣”家史，是“妄图蒙骗群众，掩盖他的反革命面目”。从吴晗父亲编定的《椒山吴氏宗谱》，给吴的祖父懋环作的《府君行述》中查考得知：“吴晗的祖父吴懋环，并不是什么‘佃农’，而是一个‘登仕郎’——封建王朝的九品官，一个‘奋勇当先’屠杀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军的刽子手，一个‘权贸子母’的高利贷者。”同时，调查人员在《行述》中侦知，吴晗的父亲“以邑痒生毕业于浙江高等巡警学堂，历任象山石浦、岱山、凤峡、玉山各镇警佐。”“可见，吴晗的父亲吴瑸钰，并不是什么‘公务员’，而是一个反动警察官，一个反动统治阶级的忠实爪牙，劳动人民的凶狠敌人。”
在这一线索的基础上，调查人员再接再厉，通过进一步明察暗访，得知：“据苦竹塘大队贫下中农揭露：吴瑸钰由于反动统治集团内部‘狗咬狗’的原因，丢掉了警察官的‘乌纱帽’，回乡以后，又成了地方上的恶势力，为非作歹，称霸一方。村里大小事情，要由他说了算。穷人家碰到红白喜事，非要请他吃酒不可。肉烧得不好，他还要笃着‘斯的克’（手杖）骂人。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和地主富农，常来他家拜访。多的时候，一天就有八九顶轿子抬进他家的大门。当地反动警察所的警察，好比他家的看门狗，只要吴瑸钰一个条子，什么事都马上照办。群众说：吴瑸钰是当地一个出名的恶棍。”
由吴瑸钰的罪过又牵涉到吴晗所说自己那位“同情”革命、“赞扬”革命部队的“好人”母亲蒋三英。调查人员根据当地贫下中农揭露，这蒋三英不但不是什么“好人”，反而可恶得很，是个口碑极坏的地主婆。揭露文章说：“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我金萧支队第八大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根据地进行‘二五’减租。当时，吴家佃户吴璧辉（共产党员）带头要地主婆蒋三英减租，地主婆恶狠狠地说：‘你要减租，我就收田！’吴璧辉向溪口民主政府控告，地主婆又先后两次乘轿去溪口，疯狂顽抗，拒不减租。后来，因民主政府作出判决，才被迫减了租。又据傅芝英等革命干部家属揭露：地主婆蒋三英还经常咒骂金萧支队第八大队是‘土匪’，是‘蛆虫’，咒骂八大队的干部家属是‘土匪娘’、‘土匪婆’。一九四五年，第八大队主力北撤，地主婆蒋三英气焰更加嚣张，咒骂第八大队说：‘老天爷有眼睛，这批蛆虫飞走了。”’另据在吴家当过雇工的贫农陈金饿、龚银妹和鲍华英等人揭露：“吴晗家中，火腿多，陈粮多，他母亲天天喝酒，父亲嗜吃‘红丸’，一家人过的是‘朱门酒肉臭’的奢侈生活。吴晗本人，也从小厌恶劳动，葱麦不分；到金华读书，是乘轿而去，骑马而归；喝酒、赌博，过的是浪荡公子的生活。在调查过程中，我们给当地贫下中农读了吴晗编造的‘吃馊饭’等谎话，当地贫下中农气愤地说：‘地主老爷，警官太太，酒肉都吃不光，哪里还会吃什么馊饭，真是胡说八道！’”又说：“贫农龚银妹母女两人，因生活所迫，到吴家当女佣人。女儿陈金娥，在吴家，起三更，落半夜，做了六年牛马，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工资。陈金娥因受不了这种非人的虐待，逃回家去。地主婆蒋三英便赶到陈家，硬逼金娥回吴家。金娥不从，蒋三英竟剥走了陈金娥的棉衣和单裤。正是因为这样，当地贫下中农对吴家地主深恶痛绝。他们说：‘吴家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渗透着我们劳动人民的血和泪。要不是他们在土改前死掉，非斗争他们不可。”
最后，调查人员总结道：“吴晗苦心编造的‘进步’家史，真相大白！原来，他不是什么‘佃农’的孙子，‘公务员’的儿子，而是屠杀和镇压太平军的刽子手的孙子，反动警察官的儿子。他自己也不是什么‘穷人’、‘穷学生’，而是一个喝劳动人民血汗长大的地地道道的地主大少爷。吴晗的家史，不是什么‘进步’家史，而是一部反革命的罪恶史！地主阶级的剥削史！”又说：“吴晗为什么不迟不早地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的一九五零年耍弄花招伪造进步家史、掩盖地主家庭的反动本质呢？对此，吴晗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中，有一段自白。他说：‘由于幼年时家境的困难，我自然地对农村中生活富裕的大地主不满意，对农民同情’，‘对农民革命则寄予无限的关切和向往’。原来，吴晗无中生有，挖空心思伪造家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在他的‘反骨’上栽上一条‘进步’的阶级根源，从而使人们相信，他是‘自然地’成为‘无产阶级或者至少应该跟着无产阶级走了’的人，以便他在‘进步’面目的掩护下，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党猖狂进攻。这是一个无耻的谎言，恶毒的政治阴谋！……一九五零年，土地改革运动开展前夕，吴晗一面抛出《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这篇文章，公开宣扬他家是‘勤苦穷家’的，一面又以‘拥护土改’的‘进步人士’面目出现，给义乌县人民政府写信说：‘我的房子、田地和家具一切，全部献给政府……’吴晗妄图用‘献’田、‘献’屋的手段，麻痹群众的革命斗志，逃避群众斗争。当地群众识破了吴晗的诡计。他们说：‘地主的土地，都是从我们劳动人民手上剥削去的，如今是土地还老家，哪要你地主献殷勤！’他们根据党的政策，把吴晗的家庭划为地主成分，吴晗的‘献’田阴谋没有得逞。”
在第四个主题中，调查人员以吴晗“借口‘支持农村文化革命’，以赠书为名，妄图破坏工农兵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为引子，对吴晗的所作所为再度给予重击。文章说：“一九六五年春天，本省农村掀起了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性热潮。苦竹塘大队办起了俱乐部，这是一个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这个大队在外地工作的同志，纷纷给俱乐部寄书。有的寄来了毛主席著作，有的寄来了《雷锋日记》，有的寄来了《必要的一课》。就在这个时候，吴晗也一反过去对家乡群众的冷漠旧态，忽然热心起来，给俱乐部寄来了一百多本图书。你道是些什么书呢？大都是关于帝王将相的书！《唐太宗》、《袁世凯》来了，《李鸿章》、《梁启超》来了，《海瑞》、《于谦》也来了。此外，还有一批这样那样的‘史话’，可就是没有一本大家迫切需要的毛主席著作。社员对此极为愤慨。他们说：‘吴晗这样做，是公开反对我们农民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要我们读吴晗他们的书，听帝王将相的话！’在这次调查中，我们对这批书进行了一次粗略的剖析。这一百多本书，都是吴晗主编的。”
在文章的最后，调查人员紧扣现实批判的主题，总结性地说道：“这些书歌颂的对象，几乎都是帝王将相。说什么大地主头子、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说什么双手沾满劳动人民鲜血的武则天，是个‘好皇帝’。说什么宋朝穷小子寇准，由于‘读书用功’、个人奋斗，十九岁中了进士，二十岁当了‘知县’，最后居然爬上了宰相的高位。吴晗把这些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吹嘘成为‘我们后学的典范’。特别是吴晗把自己‘精心’制作的大毒草《海瑞的故事》和《于谦》，也公然拿到家乡去推销。他的这些毒草，在苦竹塘大队的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广大贫下中农、青年民兵一致指出：吴晗‘送书’，是个阴谋。有的说：‘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雷锋，学得正起劲的时候，吴晗却给我们送来了《海瑞的故事》，要我们学习海瑞的骂皇帝精神，这就是要我们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我们贫下中农自己。这绝对办不到！’有的说：‘吴晗派海瑞、于谦到农村来占领文化阵地，是想用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来迷住我们贫下中农的心窍，骗我们去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痴心妄想，我们决不上当！’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说明，吴晗送书，决不是为了‘支持农村文化革命’，而是为了毒害群众，与我党争夺思想阵地，争夺领导权！苦竹塘大队的群众，眼睛雪亮，彻底揭穿了吴晗的阴谋。”
揭露吴晗“老底”和“罪恶面目”的文章甫一问世，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全国各大报刊如获至宝，纷纷转载，全国掀起了一个“砸烂三家村”、“痛打落水狗”、批吴倒吴的高潮。此时，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仍未结束，“彭罗陆杨集团”中人已被有关方面控制，各自失去了人身自由。当时的彭真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罗瑞卿是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公安部部长；陆定一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杨尚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此外，彭、陆、罗等三人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首先从四人头上动刀，自是出于“文化大革命”整体战略的考虑。正因为将其四人捆绑在一起全盘掀翻，才能够使毛泽东和他的同志顺利掌握首都控制权、军警控制权、宣传机器控制权，进而掌控“文革”全盘运转机器的大权。更为重要的是，“彭罗陆杨”的倒台，等于斩断了刘少奇、邓小平掌控的中央书记处的臂膀，使陈伯达、江青、康生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有翻身的机会。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个战略的正确，当臂膀被斩断之后，其主体“刘邓陶”很快被打翻在地，分别被整得一佛出世，二佛流放，三佛进了监狱，算是各自有了该去的归宿。1966年5月28日，新组建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并对外公布。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穆欣、姚文元。这个小组很快成为“文革”最高指挥机构，实际凌驾于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之上，一切生杀大权皆控制在其手中。刘邓集团的势力被削弱，且处于风雨飘摇，时刻有被剪除消灭的凶险。按照毛泽东“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指导思想和“农村包围城市”的一贯战略战术，只有把对立面的羽翼全部剪除之后，才挥师杀入集团核心，集中力量，一举歼灭之。在这样一种政治搏杀的格局下，于国共翻盘，解放军进驻北平之初，就已经“与邓小平、彭真的关系很和谐”，且是“邓的扑克牌友”、“内定为北京副市长”的吴晗，自是在劫难逃，大限将至。
在这样一个波诡云谲，充满刀光剑影的短暂历史空间里，除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早已为天下熟知的显赫人物，有一个此前并不太显山露水的人物，在历史的大潮中竟稀里糊涂地被推上前台，手握尚方宝剑，张牙舞爪地闹腾起来。此人就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尹达。这位尹达，就是抗战军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仁于长沙清溪阁醉别后，悄然投奔延安的那位叫刘燿的河南大学毕业的学生。当时众人对其舍弃眼前正面战场武汉保卫战的国民党军不投，千里奔走偷偷跑到陕北山沟猫在窑洞里，以马列主义理论搞历史学术研究多有不解。傅斯年访问延安时还不明就里，并有些糊涂地以老前辈和导师的双重身份，劝其回李庄的史语所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并认为在延安那块黄土高坡上白白浪费生命，断送学术前途云云。想不到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口号再度现世：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当1948年底，傅斯年仓皇出逃台湾，而尹达走出陕北那座黑糊糊的寒窑，梳洗打扮，骑着高头大马，在初升的太阳照耀下，金光闪烁地随解放大军浩浩荡荡席卷中原大地，继而入主北平城的时候，就大不一样了。此举可不是后来电影里上演的“我胡汉三回来了”那样风光一时，称雄一刻。胡汉三是地主流氓演变而成的“还乡团”首领，是被革命者打倒的对象，当然没法与真正的革命者相提并论，也不应该相提并论。尹达与他那些山沟里摸爬滚打的难兄难弟们，这次是真的“回来了”，且实实在在地掌握了政权，控制了局势，当家做了主人。而成了人民主人的尹达，也由当年的小尹一下子变成了老尹同志，再后来就成了尹老或尹老夫子。当他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时候，所担任的两个重要职务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实际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由于历史的渊源和职务的关系，自尹达主持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始，就与吴晗、邓拓有过合作并成为要好的朋友。不仅与吴晗一起负责组织《中国历史地图集》绘制工作，还与邓拓一起负责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关于尹与吴的关系，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春瑜的回忆中可知一二，王说：“我读大学时，就已知道尹达先生。我学的是历史专业，上中国古代史课时，读过他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后来也知道他主持历史研究所工作，是中国史学界的领导者之一。大概是1961年秋，我在复旦历史系读研究生，参加上海史学会的一项活动，听吴晗先生、尹达先生演讲。这二位前辈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吴晗先生坦诚地说：‘这次我与尹达同志去伊拉克参加巴格达建城1800周年纪念活动，但我们找来找去，国内竟未找到一个对巴格达历史有研究的学者，只好请了一位学者，写了一篇中国人民与伊拉克人民在历史上的友好往来的文章，到会上去宣读，文不对题，我感到很惭愧。’尹达先生赶忙插话说：‘吴晗同志当了北京市副市长，做了父母官，哪还有时间研究历史？该检讨的是我，我没有搞好历史所。’吴晗先生连连摆手，说：‘尹达同志不必检讨。’二老在会上一唱一和，谈笑风生，毫无名人架势，亦无学者派头。尹达先生留个平头，表面看去，很像是商业局或别的什么局的老干部，很难一下子与历史学家画上等号。”
但是，当“文化革命”风暴席卷而来的时候，就大不相同了。尹达以历史所为阵地，组织了一个“史绍宾”写作组，以中国史学界的“哨兵”自居，专门揪斗失势或正在失势或即将发霉运的知识分子。一时间，整个史学界烟雾升腾，鸡飞狗跳，牛鬼蛇神一个个被揪了出来，在各种媒体和会议上遭到口诛笔伐，游行示众。当年以中共老资格自居，号称战功赫赫的翦伯赞、范文澜辈很快失势倒台，成为“史绍宾”揪查批斗的对象。继而吴晗的《海瑞罢官》案发，“史绍宾”更是凭着敏感的政治嗅觉，以比雪山飞狐还要快的速度蹿上前来，给予吴晗迎面痛击。
一连串出色的表现与战功，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和重视，毛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史学界的翦伯赞、范文澜都不行了，有个尹达，是赵毅敏的弟弟，文章写得好（按：大意如此）。”示意各色大员把翦伯赞、范文澜辈踹出圈外，重新提拔重用像尹达这样能耳听八面，长着火眼金睛的革命新锐和红色哨兵。毛泽东的话很快传到历史所尹达的耳中，“尹哨兵”闻听狂喜，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在所内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宣称中科院历史所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最靠得住、立得稳的“红色堡垒”。未久，尹达经御笔亲批，跻身于新组建的“中央文革小组”，由史学界岗楼中的一介哨兵和“红色堡垒”中的一个土堡主，一步踏入阎王殿，成为手摇尚方宝剑，掌控生杀大权，天下士子闻之全身顿呈筛糠状颤抖哆嗦，一怒而使各路诸侯大员恐惧胆寒的阎王爷中的一个。
“文革”全面展开后，贵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尹达回到他赖以起家的“红色堡垒”，以革命新贵兼红色堡主的双重身份，召集几个“史绍宾”写作组的得力干将和一群随风摇摆的小喽啰训话，严厉告诫说，“文革”是什么？就是要“把脑袋别在裤腰上干革命，随时有掉脑袋的危险”。又说：“宁可政治上犯错误，不可组织上犯错误。”意在表示坚决跟从“文革”小组战斗到底，那怕粉身碎骨也无怨无悔。如此一番豪言壮语，令在场者热血奔涌，情不能自制，恨不得立即挟刀带箭冲出堡垒，给吴晗之流的知识分子一顿刀砍斧剁，打发其速向西天。尹达见此情形，迅速抛出了一套整治吴晗和对付史学界一批“东霸天”、“西霸天”的秘密方案，并各授宝剑一柄。“史绍宾”写作组几员哨兵头领根据既定方案，呼呼隆隆地拥出坐落在建国门旁那座坚固如铁的堡垒，开始了革命行动。一时间，壮士出山，剑气如虹，应战接招的对手纷纷倒地，命悬一线的吴晗即将面临断气前的最后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