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北大春秋
第一节 弃北大入内阁
就在日本正式投降的第二天，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兼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找傅斯年谈话，让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为复员北平作准备。（南按：时朱已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职改任教育部长）同时承诺傅斯年赖以起家并作为根据地与大本营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仍由傅本人牢牢地攥在手心，他人不得染指。朱家骅最后强调，这一决定不只是教育部和行政院，更是介公的旨意。
早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5月31日，国民党一中全会常务委员会宣布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副院长孔祥熙辞职照准。遴选宋子文当行政院长，翁文灏为副院长，受命组阁。由于宋子文与时任西南联大常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皆为留美派系的首要人物，且二人关系密切，宋便拉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在翁文灏的帮腔与自己的妻子陶曾榖串通、蛊惑下欣然同意，并于6月答应就职。
时蒋梦麟正在美国考察教育和采购洽商教学仪器、图书，同时物色一批新教授，以为即将胜利复员的北大重建作准备。想不到图书仪器没到手，要聘请的人没见到一个影子，自己却弃北大当起政府的官僚。这一决定不但事前未与北大同仁商量，事后也不致信向北大教授们解释。更离谱的是，蒋自美国回国经过昆明也未下机到联大看一眼，径飞重庆。直到6月末，蒋梦麟才给北大历史系教授兼校秘书长郑天挺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到行政院当官的事，并有自己“仍可兼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事拟请周炳琳先生代理。北大事务拟请你偏劳”等语，这一不合常情的举动，立即引起北大教授们的强烈不满，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对此事尤为愤慨，感情异常冲动，大骂蒋梦麟不仁不义，无情无义，典型的混账王八蛋。接信的郑天挺也气愤地对周炳琳说道：若“果有此事，未免辱人太甚，不惟（蒋梦麟）个人之耻，抑亦学校之耻”。又说：“（蒋）师果允之，则一生在教育界之地位全无遗矣！”在郑天挺等教授们的眼里，蒋梦麟是天下士林罕有其匹的重量级甚至宗师级人物，这样的人物在抗战胜利之际抛弃北京大学，去做一个宋氏门下的帮闲者，实在令人费解和感到悲哀。但蒋梦麟对此却不以为然，照样我行我素，在蒋氏看来，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实属有着不得已的理由。
1886年生于浙江余姚钱塘江岸蒋村的蒋梦麟，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按蒋梦麟在自传中的解释，蒋姓始祖是周代替成王摄政的周公的第三个儿子，被分封到黄河流域下 游一个叫“蒋”的小地方，后来子孙统以蒋为姓氏。3世纪之前，蒋氏一支迁往长江流域，因而有了江南无二蒋的说法。据蒋氏家谱云，蒋梦麟一支的祖先是元末从徽州迁到浙江奉化，又从奉化辗转来到余姚定居，繁衍开来的，与一直在奉化居住的蒋介石一支属于近族，后来蒋梦麟一直受到蒋介石的尊敬和照拂，与二人同族同宗有一点关系。
蒋梦麟幼年在家乡余姚蒋村私塾读书，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后参加家乡科举考试，得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学，次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学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John Dewey）攻读哲学和教育学，比同门的胡适进入该校早了三年。1917年蒋毕业时，胡适也完成了哥大的学业即将离校。两人不同的是，胡适于这年5月在答辩场上“面如死灰”，口吐白沫，差点昏倒在地，终未闯过最后一道鬼门关。而端坐殿中专管在鬼录上签名的阎王爷兼教授老头子杜威，只是捋着自己花白的胡子假装糊涂，压根不把眼前这位黄皮肤的“支那蛮”放在眼里。年轻的胡适折戟沉沙，怆然泪下，不得不卷起铺盖，含恨离开哥大，赧颜东归。这一年3月，蒋梦麟在哥伦比亚大学答辩场上跃马挺枪，过关斩将，连续掀翻了几位端坐在主考台上不可一世的活阎王，终于突出重围，闯过鬼门关，一举拿下了该校哲学和教育学博士学位，大功告成。作为同出一个师门同期毕业的胡适，拿到该校博士学位要比蒋梦麟整整晚了10年，而胡适坐上北京大学校长的椅子，则比蒋梦麟晚了17年。
据说，当年蒋梦麟是背着陪伴了他海外留学九个年头的一条毛毯，吹着口哨离开哥伦比亚大学的，可见其风流潇洒、春风得意之态势。蒋在美国留学时就与孙中山结识，并出任过孙中山在旧金山指导的革命性报纸《大同日报》主笔。因了这层关系，蒋氏归国后先是充当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助孙撰写《实业计划》等文，其间结识了许多国民党要人。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辞职出走，由蒋梦麟出任北大代理校长（南按：在蔡元培任校长期间，蒋氏长期担任总务长，曾三度代理校长）。当时孙中山曾写信给蒋梦麟，其中有“率领三千子弟，参加革命”等句，对蒋寄予了殷切厚望。因了这一风云际会，蒋梦麟于1927年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浙江大学校长等职，后为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1930年，因与国民党几位元老意见相左，蒋辞部长职，出任北大校长，并适时地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口号。尽管遭遇战乱，但蒋梦麟在任期内北大的教学研究水平都有大幅提高，直至西南联大八年，也是功绩多多，受到学界的普遍尊重。
此次蒋梦麟毅然辞却北大校长而入主宋氏内阁，令郑天挺等北大教授大为不解。行政院秘书长的官衔仅相当于一个副部长，早在1935年抗战爆发前，蒋梦麟、郑天挺等人的好友翁文灏、蒋廷黻二人就分别弃学从政，出任行政院秘书长和政务处长。按蒋廷黻的解释：“行政院是中国最高的行政单位。由于蒋委员长兼任院长，所以需要秘书人员辅佐他。秘书人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以秘书长为首，下有秘书十名。另一部分以政务处长为首，下有参事十名。就理论上说，秘书长是协助院长执行政务的，而政务处长是替院长拟定政策的。易言之，一个要注意法令与惯例，一个要注意行政的效果。虽然理论如此，但事实上两部分人员都是在一起办公的。”又说：“所有中央各部会、省及特别市的重大事务都要经行政院通过，各部长、省主席及特别市市长的公文都要呈行政院院长。秘书人员要帮助院长处理这些事务，代他分劳。公文往往由秘书长或处长念给院长听。特殊重大事件，要为院长作摘要。秘书长和政务处长都是次长阶级，均能出席院会。”正是有了翁文灏和蒋廷黻的例子在先，郑天挺才觉得蒋梦麟作此选择特别不可思议。按郑的说法，若说为了贪图功名，早在十几年前蒋梦麟就出任过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算得上是高官大员了。现已届60岁高龄，北大校长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也不算低，何必躬身屈就一个国人皆恨之的国之巨奸院长宋子文的幕僚？当花发斑白的蒋梦麟低头躬背，小心谨慎地向一个小自己差不多十岁的晚生宋子文诵读文件时，情何以堪？此举真是应了孟子那句名言“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面对蒋梦麟如此糊涂的抉择，郑天挺认为“为师计，殊不宜”。并把此意思特地致函蒋梦麟原秘书、后演变为其夫人的陶曾榖作了陈述，让其转告蒋不要置名节荣辱于不顾，关键时刻还需以北大前途与自己的名节为重。但对方不听劝阻，一意孤行。在此种情形下，北大同仁共举傅斯年以公私两重友谊向蒋进言，作最后的努力。按傅斯年的人格魅力和与蒋氏的交情，或许能挽狂澜于既倒。
蒋与傅相识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当时傅刚毕业，但仍在北大西斋暂住，蒋由南方返京，接替蔡元培代理北大校长。傅斯年“肥胖的身材，穿了一件蓝布大褂”，向这位代理校长“高谈阔论了一番五四运动的来踪去迹”，不久即离开北平回山东，然后放洋出国。1922年，蒋、傅二人又在英国见面并有过推心置腹的交谈。傅回国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后见面机会增多，二人关系更加密切。蒋梦麟曾回忆说：“当我在一九三零年回北京大学时，孟真因为历史研究所搬到北平，也在北平办公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正是由于这样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傅斯年才爱恨交织地勇于出面阻止。想不到依然回天乏力，蒋梦麟并未给他面子，傅斯年弄了个灰头土脸。对此，傅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北大的事，是因孟邻（梦麟）先生到行政院起来的。他这几年与北大教授感情不算融洽，总是陶曾榖女士的贡献，大家心中的心理是‘北大没有希望’。我为这事，曾和孟邻（梦麟）先生谈过好多次。他总是说，联大局面之下无办法，一切待将来。”又说：“我真苦口婆心劝他多次，只惹得陶之不高兴而已。他答应宋到行政院，事先绝未和北大任何人商量过，到此地亦若干日与北大同仁无信（过昆飞机未停），我劝他赶快回去一看，也未做到。于是昆明同仁吵起来了。”这一吵不要紧，引起了更多教授的愤慨。月底北大召开教授会讨论，多数教授主张，既然蒋校长要到政府中枢做高官，是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事，阻挡不得，但按教育部制定的《大学组织法》，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其他官职，就是说蒋梦麟既然坐上了行政院秘书长的椅子，就不能继续兼任北大校长，必须辞掉，然后由在美国的胡适回来执掌北大。这个意见通过傅斯年转达蒋梦麟和教育部长朱家骅后，蒋仍无动于衷，开始对傅的态度甚好，后来渐渐有所芥蒂防范起来，压在抽屉里的北大校长之印就是不交出来，大有与教育部和全体北大师生较劲的感觉。傅见对方如此狗坐轿子——不识抬举，认为这些反常的举动“是陶曾榖的把戏”。盛怒之下遂不再顾及师友情谊，开始鼓动朱家骅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立即革掉蒋梦麟北大校长之职，勒令其交出印把子，一了百了。如果对方还算识趣，仍争取让蒋氏主动请辞，以保全在北大师生面前的一点面子。朱家骅听罢认为此计可行，乃与傅斯年合力夹击围堵，蒋梦麟只好忍痛割爱，与北大一刀两断，公开辞去西南联大常委及北大校长等本兼各职，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宋子文内阁。
蒋梦麟之所以作出令大多数同仁不解甚至在大伙看来“羞耻”的抉择，自有他的想法和理由。所谓人心隔肚皮，冷暖各自知。尽管傅斯年与郑天挺等辈与蒋梦麟共事多年，但对蒋深层的思想与性格了解的并不够。在傅斯年看来，蒋之所以作出这个自认为明智实则糊涂的抉择，与他那位年轻的新任妻子陶曾榖背后鼓捣有极大关系，因为这位风骚加风流兼带着爱慕虚荣的原教育部秘书，一直认为高官大员的奢侈生活才是真正的阔人的生活，其他职业皆属低贱之辈，北大校长亦属此类。因而已是徐娘半老的陶曾榖“尤工媚外”，在昆明短期居住期间，经常组织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漂亮女生，以慰劳盟军的名义到俱乐部陪美军军官跳舞，且以每小时4美元的价格收费，结果是闹得鸡飞狗跳，广受学界与社会人士诟病。因了这些“前科”，傅斯年在给胡适信中，明确认为陶曾榖在蒋梦麟辞北大校长问题上作出了很坏的“贡献”。
傅斯年的说法自是含着对陶徐娘不满的情绪，且有点借此泄愤之嫌，但就当时的情形论，把蒋的意愿全部归加到这位半老的徐娘头上，似欠公允。陶曾榖纵有千种风情，万般娇媚，以及千万颗攀高接贵、骄奢淫逸之心，只要蒋梦麟不为所动，她也只能干瞪眼而无可奈何。只是蒋氏的身子先自己弯了，那也就怪不得陶徐娘趁势踹上一脚，来个彻底弄翻颠倒了。就心理学的角度加以探讨，蒋梦麟辞北大校长入内阁的“荒唐”举动，自有其更加复杂和深层的原因，其深层可追述到他的童年生活。历史经验给予人类的启示是，一个人的童年生活和在其心灵里播下的种子，将终生影响他的性格、思想、事业与前途。对于这一命题，德国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研究得更加深入细微。接照弗氏的婴儿性欲理论，人生中最早的几年完全决定他的一生，成人后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情绪的毛病，都和童年经过的几个阶段的经历有密切关系。作为“绍兴土佬”（蒋梦麟语）的鲁迅如此，而作为乡村土财主的儿子“贱相未脱”（鲁迅语）兼一代教育家的蒋梦麟也莫能例外。
同大多数中国读书人一样，蒋梦麟童年所受的是私塾教育，5岁背诵《三字经》，后来开始攻读四书五经。据他在自传中说，那时限透了家塾，一度逃课回家，后来老师因势利导，有针对性地讲解课文的微言大义，家国情怀，他才从四书五经里慢慢了解做人的道理，并有了一些朦胧的修身、齐家、爱国、平天下的理想。少年蒋梦麟虽觉背古书既乏味又愚蠢，但当他到了成年，常常可以从背得的古书里找到立身处世的指南针。而由少年到青年这一时期，当他看到并领悟了所有的学者名流、达官贵人，大多都是经过数年寒窗苦读的煎熬，才终于迎得飞黄腾达的人生风景时，对自己的前途也充满了无限希望。“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等格言，驱策着年轻的蒋梦麟向学问之途奋力迈进，其情势“正如初春空气中的芳香吸引着一匹慵懒的马儿步向碧绿的草原”。学有所成的蒋梦麟决定参加科举考试，以此来赌一生之荣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他昂首挺胸走进了绍兴中西学堂和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参加郡试，初试和复试均榜上有名，为即将踏上“人上之人”的独木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使蒋梦麟由一度逃课的顽皮少年，转化为一个埋头读书奋发的“小书生”，除了以上君子大道的渗透，还有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偶然事件。这个事件在蒋氏的命运转折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与其形影相随，相伴一生。许多年后，蒋氏在他的自传《西潮》中对这个隐秘故事做过详细的解说：“我故乡余姚城外的姚江岸上有一座接官亭，这是各县都有的。如果有上级官员过境，知县就在这里迎候。大约六十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发现亭子附近聚了一大堆人。我赶过去一看，原来是大家在观望学台和他的随行人员纷纷下船，有些上岸。这位学台正预备去宁波主持郡试。前一日，知县已经从老百姓手中‘抓’去好几条大船，那条专为这位学台预备的船上装了好几只加封条的箱子，至于箱子里面装些什么，自然只有经手的人才知道了。”又说：“我遥望着学台等一行换了船，学台踏上最华丽的一只，随后这只载着官吏和陋规礼金的小型舰队就扬帆顺着退潮驶往宁波去了。那种气派使我顿生‘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触。我心里说从今以后一定要用功读书，以便将来有一天也当起学台享受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
正是这颇具神秘色彩、令人心驰神往的一幕，在蒋梦麟幼小心灵里埋下了“大丈夫当如是也”的种子，这粒种子催使着他在学业与事业双重世俗劝业上奋发努力，一度登上了比那位学台还要显赫的权势宝座。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这粒种子一直伴着蒋氏身心，挥之不去，慢慢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今，蒋梦麟之弃北大而入政府内阁，正是这粒种子梅开二度，适时开花结果的际会因缘。
蒋梦麟可谓生得其时又不适时。1928年，意气风发的他初次登上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高位时，是否享受到了当年家乡那位学台“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不得而知。但就当时那种乱象丛生、“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社会局面，“神秘礼物”即使可得，也决不会有什么贵重的成色。到了执掌北京大学时代，要享受类似的礼物，怕也是心有余而物不足了。
随着抗战爆发，不但梦中的“神秘礼物”随风而去，即使应得的那份干薪也朝不保夕，生活难以为继。由于战争使中国国土不断沦陷，日军又不断地对海陆进行封锁，中国经济又恢复了旧时代的情况。女人们又搬出她们的纺车，开始用手纺线。用煤油灯的人家开始改用桐油灯照明，抽纸烟的人改抽水烟，家织布代替了机织布。大片田地荒芜，工厂倒闭，商店关门，乡野田畴遍布面黄肌瘦的逃荒者与失业人员。而对于赖以避难的西南边陲，同样是百业凋零，经济一落千丈。在西南联合大学的蒋梦麟亲眼看到“物价则一日三跳，有如脱缰的野马”。家事校事国事皆令他愁肠百结、焦灼无计与惶恐不安。对于这段经历，蒋梦麟在自述中说“抗战第二年我们初到昆明时，米才卖法币六块钱一担（约八十公斤）。后来一担米慢慢涨到四十元，当时我们的一位经济学教授预言几个月之内必定涨到七十元。大家都笑他胡说八道，但是后来一担米却真的涨到了七十元。法属安南投降和缅甸失陷都严重地影响了物价。”又说：“物价不断上涨，自然而然就出现了许多囤积居奇的商人。囤积的结果，物价问题也变得愈加严重。钟摆的一边荡得愈高，运动量使另一边也摆得更高。”
这种令知识分子落魄的生活遭际，时为西南联大化学系著名的“怪教授”曾昭抡亦深表郁闷和无奈，他在这年7月6日的日记中记载：“昆明教育界生活日趋艰苦，联大教授中，每月小家庭开支达五百元者，为数不少。月薪不足之数，系由自己贴补。昨闻黄子卿云，彼家即每月需贴百余元。一年以来，已贴一千元以上。原来存款，即将用罄，现连太太私房及老妈子的工钱，也一并贴人，同时尚当卖东西到资补助云。”8月28日记道：“九时，蒋明谦、买树槐来谈，自称现今每月挣一百零五元，入不敷出，顾家更无办法。买又云，彼等住昆师之教员被该校逐出，现已无家可归。”其悲惨之状可与乞丐难分彼此，甚至可以于夜间同盖一块大废报纸而成为真正情同手足的阶级弟兄了。
1942年，联大中文系教授王力应《中央周刊》之约写过一篇《战时物价》的小品文，说“这两三年来，因为物价高涨的缘故，朋友一见面就互相报告物价，亲戚通信也互相报告物价。不过这种报告也得有报告的哲学，当你对你的朋友说你在某商店买了一双新皮鞋价值四百元的时候，你应该同时声明这是昨天下午七时三十五分的售价，以免今天他也去买一双的时候硬要依照原价付钱，因而引起纠纷。又当你写信给你的亲戚报告本市物价的时候，别忘了补充一句：‘信到时，不知又涨了多少。”’又说：“现在有些小地方追赶某一些大都市的物价，恰像小狗背着斜阳追赶自己的影子。但是无论小地方或大都市，人人都在嗟叹物价如春，如初日，如脱手的气球，只见其高，不见其低。有时候又像小学算术里所叙述的蜗牛爬树，日升三尺，夜降一尺，结果仍是升高……一向不曾做过生意，现在从北方带来的原值一元的网球竟能卖得九十元，获利九十倍，怎不令人笑逐颜开？”对于物价飞涨而教职员薪水也跟着蹦跳而又始终追不上物价的尴尬现实，穷困中仍不忘舞文弄墨的王教授以调侃的笔法写道：“明年的薪水一定比今年增加：明年如果肯把这一支相依为命的派克自来水笔割爱，获利一定在百倍以上。”
王力早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据说是同班32名学生中唯一跟随赵元任治语言学课业者，后来负笈远游，留学法国，融中西文化于一身，成就斐然，属于陈寅恪、赵元任学生辈中最出色的学者和语言学家。但据王力自己说，同是我这个人，写正经的文章时往往为了推敲一个字而“呕出心肝，若写些所谓小品，却是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出现这种差别的原因，除了王氏自言是“尼姑思凡，动了一念红尘”之外，当是生活本身的利刃已在他心中划过无数道带血的印痕，郁积于心中的块垒必须倾吐出来才感到身心舒坦一些，于是便有了他一连串发表于各报刊关于战时物价与人民生活真相的文章问世。就当时的情形言，与王力处于同一种心境者大有人在，如抗战期间一直在沦陷的上海行医的医学名家陈存仁，于1949年漂泊香港后，应《大人》杂志之邀，连续写了许多札记类文章，后来结集为《银元时代的生活史》和《抗战时代生活史》出版。因两部书多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发愤”之作，加之收集资料翔实，曾轰动一时，颇为抗战生活史家重视。在《银元时代的生活史》中，陈存仁对抗战时的物价有这样一段描述：
我为了写这篇文稿，好多热心的朋友为我搜集资料，有一位朋友替我在香港大学图书馆中查到战事开始后，黄金美钞对纸币的比数列表如下：（按：这里所谓一元，起初是指老法币，后来是敌伪时期储备票，再后来是金元券银元券等。）一九三八年五月，美金一元，等于四千一百五十八元。（按：这是初见的记录。）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于六千一百六十元。（按：这是七个月加了半倍。）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于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五元。（按：币值大崩溃了。）一九四零年八月，美金一元，等于一万七千七百二十五元。（按：币值还是涨。） 一九四零年九月，美金一元，等于十八元七角八分。（按：币制已改。）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于二十二元六角。（按：表示这年尚稳定。）一九四四年八月，美金一元，等于七百八十六元。（按：说明币值大泻。）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于十二万一千余元。（按：币值泻得不像样子。）对于战时物价变迁与高到什么程度，陈存仁又列举亲身经历的两例加以说明：
一种就是最不值钱的油炸烩（油条），每一条要卖到二千元，后来涨到五千元，再后来涨到一万元。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买一盒火柴，要一万元，什么纸币我已记不清楚，我却算了一算，究竟一根火柴要值多少钱，拿凤凰牌（最有名的一种）来说，我叫学生细细点一下，一盒火柴大致七十根，用一万元计算，就是一根要值到一百三十三元。
从前银元的市价，几天一变，渐渐地成为一日一变，更进一步，成为早晚市价不同，总是涨，涨！币值总是跌，跌，跌！
这样的境况，正是在昆明的陈寅恪赠吴宓诗中所言“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念昔伤时无可说，剩将诗句记飘蓬”的生动写照。
1943年，李约瑟自英国第一次来昆明时，以一个科学家的眼光与理性，忠实地记录了西南联大师生贫困窘蹇的生活状况：“由于战争及世界形势的转变，自由中国现在已经与世界的其他部分隔离很久了。”稍后，在专为同盟国科学工作者撰写的报告中，李约瑟对西南联大的教学、科研等情形作了这样的描述：“各系都设在用泥砖建造的‘临时营房’中，房顶上简单地盖着瓦和铁皮，尽管有些房子上有中国式建筑伟大传统的雕檐，内部、地面是夯实的土，掺有少量的水泥。在这种情况下，配置研究和教学用的实验室体现了高度的聪明才智。例如，由于没有煤气可使用，所有加热必须用电进行，因而（用黏土自制的）电炉的电炉丝用完后，工作陷于停顿，人们发现云南一家兵工厂的制炮车床的刨屑是很好的代用品。苏木精买不到时，人们发现与其类似的一种染料可以从云南土产的一种橘黄色木头（Coesalpinia）中提取。显微镜的载片买不到时，就切割被空袭震破的窗玻璃代替。买不到盖板就代之以当地产的云母片。还可以列出许多详细的事例。”
李约瑟所言非虚，此时西南联大教学设备的陈旧与落后，所需物资，特别是实验物品的紧缺，不忍追忆。据化学系学生吴大观在一篇回忆杨石先教授的文章中说：“二年级第一学期上化学实验课，每两个同学一组，火柴盒里仅装三根火柴，做完实验，按规定要把火柴盒连同借用的仪器一起还回去。我做完实验，把火柴盒一摇，空了，便将空盒毫不介意地丢到靠门的垃圾堆里。当保管员问我火柴盒，我却回答：‘一个破火柴盒还要它干吗！’第二天下午，杨先生把我叫到办公室（杨石先，留美博士，原为南开大学教授，时任西南联大化学系主任），我一眼就看到了放在桌上的火柴盒，心里一怔，知道坏事了。杨先生真的生气了，紧锁眉头，眼睛冒火，毫不原谅地指责我不知国家在抗战中的困难，办学不易，一口气给我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有一句话我至今不忘：‘你耍什么大爷脾气，我要停止你的化学实验。’仔细想想，在抗战的岁月里，一根火柴都十分珍贵，何况一个空火柴盒！通过一个火柴盒，我悟出了一个中国人生活的真谛：爱惜公物，勤俭节约。”吴大观同学后来所悟出的“生活真谛”，当然不只限于“中国人”，它对一切国家的人类皆适应。只是在中国最为艰难的抗战时期，作为一个中国青年学子，当更应恪守并从内心深处领会这一真谛的意义，也只有如此，才能于无尽的苦难中保留住心中那颗充满了希望与光明的火种。也就在初次访问中，李约瑟还看到：“学生们住在糟糕拥挤的宿舍里，并且遭受着肺结核一类疾病的严重侵袭。因为缺乏洗涤设施，沙眼一类的感染非常普遍。但普通科学工作者现在的生活与以前相比差距更显著，有重大成果的男女科学家也住在院子周围摇晃的旧房子里，无法保持清洁。工资只涨了7倍，而云南的生活费用上涨了103倍。我只能做这样的比喻，就像一个人有了一套舒适的公寓并担任了年薪1000镑的职务，后突然变成每年不到70英镑，因此要生活在阿盖尔郡的海岸上，就要节省每一个先令。一些在欧美名声显赫的人常常难以填饱肚子。”
李约瑟究竟不是文科出身的秀才，他对联大师生理解的同情当然会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进步人类“理解”，但在行文中所做的这个蹩脚的比喻，既不够高明又不够“科学”。此时的联大教授哪里会有阿盖尔郡海岸上的“舒适的公寓”，有的只是在脏乱的陋巷或偏僻荒凉的郊外风雨飘摇的几间土屋。在这个黑土屋里居住的教授及家人们，不是要节省“每一个先令”，而是需要想方设法从外面弄进家门一文大钱以便活命，有的人就是因为难以弄进一个“先令”而险些丧命。时任西南联大物理学教授的吴大猷，先是租住在昆明市内周钟岳公馆一层，后为避敌机轰炸携家迁到郊外岗头村，进城上课比较麻烦，对此，吴曾回忆说1943年春天，“有一天我从岗头村搭一辆马拉的两个轮子的板车去西南联大上课，马惊跳起来，把我摔下车的路旁。因为后脑受震，晕倒卧床差不多一个月。内子阮冠世本来便连病了几年的，因为又担心，又侍候我，等我稍痊了，她便病倒下来。脉搏微而快，有时数也来不及数。身体太弱了，医生看也没有什么办法。……第二天城里北京大学的办事处的金先生下乡来，看看是否要预备后事了。幸而冠世挣扎过去，病卧了几个月，到了冬天，费好多事，借了一辆病车，从岗头村送她到西山车家壁的惠滇医院分院，住了两个月，总算回过一口气来。”又说：“现在大家或者不容易想象那时我们孤单单地住在乡下，一个病危，一个忧急无策的情形。”
吴大猷夫人倏忽间欲登鬼录的时候，不知阴曹地府哪个值班的小鬼打了瞌睡或发了慈悲之心，倏忽间又越过了鬼门关，重回人间大地生活。相对地，联大陶云逵教授一家就没有如此幸运了。
1904年出生的陶云逵，早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师从德国人类学家Fisher，攻读人类学、遗传学和民族学，获博士学位后归国，先后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南开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大从事彝族、傣族、纳西族人类文化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抗战期间足迹遍布西南地区的山野村寨，成为中国人类学研究领域德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在联大任教并兼任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期间，陶氏不畏艰险。赴云南新平县鲁魁山大寨一带纳苏（Nasupuo）部族（黑夷，属于藏缅语系倮锣群）调查研究当地族群盛行的鸡股骨卜风俗和传布，其成果《西南部族之鸡骨卜》轰动学术界而成为民族人类学的经典之作。1943年，陶云逵率领几名助手离开昆明到大理苍山洱海一带进行人类学调查，其间，爱子忽然得了当地人称为“大热病”的险症，一夜之间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陶云逵返回昆明，已经永远看不到可爱的孩子了。贫困的生活与精神的打击，令陶教授难以承受。未久，身患当时社会和坊间谈虎色变的“回归热”而病倒（南按：1934年6月，北大教授刘半农前往内蒙古等地调查方言音调和声调，途中遭昆虫叮咬，染上“回归热”。返平后于7月14日入住协和医院，当日下午不治而亡，卒年43岁。傅斯年曾“为之流涕”，并谓刘是“北大老教员中第一位不该死者”），后来就医于云南大学附属医院，辗转病褥达数月之久，最终转为败血症而于1944年1月26日撒手归天，年仅41岁。陶云逵身后极度萧条冷漠，夫人林亭玉遭失子丧夫之双重打击，经济贫困，生活无着，痛不欲生，撇下才出生两个月的女娃，投身滇池欲一死了之。幸有渔民发现，急驾舟前往搭救，将在水中翻滚的林氏用鱼网套住提上船来。送医院抢救时，在其口袋里发现了一封遗书，世人才知道这位衣衫褴褛的投水女人，原是西南联大一位著名教授的夫人。事后，南开大学为陶教授争取抚恤而不得，而林亭玉又无法在昆明生活下去，两难中，联大的罗常培、冯文潜、黄钰生和陶云逵生前挚友、留德同学、哲学家郑昕等发起募捐，凑了路费和一点生活费，才将陶夫人及其襁褓中的女娃送回广东阳江县的娘家。
陶云逵教授一家悲惨至此，那些夫妻儿女健全的教授家庭，生活亦痛苦不堪，即如蒋梦麟、梅贻琦、潘光旦等联大的头面人物，生活处境同样极端恶劣，难以为继。据梅贻琦五弟、抗战时期曾任成都燕京大学代理校长的梅贻宝回忆说：“三十四年美国国务院约请燕京大学指派教授一人，赴美报聘。教授会议推举我去应邀。由成都起飞，道出昆明，在‘五哥’五嫂家住了一夜（南按：梅贻琦在家族辈分中大排行第五）。校长住宅倒也罢了，只是人口多些，挤些，晚饭实在太简单了。当晚只见祖彦侄闷闷不乐，迥异寻常。临睡给我搭了张行军床，借了条被，就设在‘五哥’书架前。他一面看学校公事，我们一面叙谈家常。我问到祖彦，‘五哥’才说，两天前跑警报，彦侄把一副眼镜连盒给跑丢了。家里无钱给他再配一副，而他没有眼镜就不能念书，故而父子都觉十分窘困。我素来服务于私立学校，大致比国立机关待遇好些，而家里多半有两份职务收入。亦曾听说‘五哥’在昆明主持联大，生活不宽裕，但未料到他们一贫至此。遐迩传闻的校长太太制卖定胜糕的佳话，大概就属于这个时期。”
梅贻宝所言不差，就在这一时期，教授的月薪只够半个月吃饭，剩下的半个月只好另想办法，且多靠夫人们操劳。教授夫人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吃饭，在昆明这块地盘上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一些小食品拿到街上叫卖。据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回忆说：“我年岁比别人大些，视力也不很好，只能帮助做做围巾穗子。以后庶务赵世昌先生介绍我做糕点去卖。赵是上海人，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太太在乡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加上白糖和好面，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子做成糕，两三分钟蒸一块，取名‘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由我挎着篮子，步行四十五分钟到冠生园寄卖。月涵还不同意我们在办事处操作，只好到住在外面的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太太家去做。袁家有六个孩子，比我们的孩子小，有时糕卖不掉时，就给他们的孩子吃。”又说：“卖糕时我穿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由于路走得多，鞋袜又不合脚，有一次把脚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肿起来。”尽管如此，还是要风雨无阻地来往奔波，而换来的钱大都给孩子们添置了必需的生活、学习用品，至于自己的生活，“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
韩咏华一家高兴了，潘光旦却有点不太高兴，他除了喝汤，还想吃肉，沾一点腥味，但又无钱购买。于是因地制宜，根据昆明当地耗子又肥又大且无处不在的特点，支起铁质夹子抓耗子。每抓到耗子便“剥皮去内脏，收拾得很干净，切块红烧”，全家人分而食之。据潘光旦女儿潘乃穆在回忆文章《关于潘光旦吃鼠肉的故事》中所说：老鼠肉的味道“感觉和吃鸡肉、兔肉差不多，并无异味。吃过之后也没人因此害病”。潘光旦吃耗子肉的事很快在昆明和更大的范围传开，经过好事者不断加工渲染，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这一话题若干年后得到了冯友兰证实，冯氏说：“潘光旦吃耗子肉的事，也盛传一时。他的兄弟是个银行家，在重庆，听说他吃耗子肉，赶紧汇了一点钱来，叫他买猪肉吃。”于是，潘光旦吃耗子肉的故事才渐渐消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