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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独宿春城烛炬残

第四节 神秘的磨黑之行

正如冯友兰为西南联大撰写的纪念碑碑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刘文典被闻一多直接或间接地一枪挑入马下,“二云居士”是“因”,世间的人际纠纷与矛盾是“果”。瓜藤纠葛,因果相应,便有了刘文典悲剧的诞生。

事情的缘起,来自于刘文典的磨黑之行。

磨黑,又称磨黑井,位于昆明西南千里之遥的哀牢大山和无量大山结合部,与老挝国界毗邻,属云南普洱县治。磨黑井是滇南一带最庞大、重要的产盐区,所产井盐广销中国西南诸省与老挝、缅甸、越南等多个国家。除盐业外,磨黑也是茶叶以及鸦片等商品的主要集散地。因两座大山夹隔,这一地区无公路可通,自磨黑井运盐、茶及鸦片外出,需靠马帮跋山涉水穿行十几天,方能走出森林密布,野草丛生、蟒蛇横行的深山老林,逐渐步入文明城市。此地虽富甲一方,因交通闭塞,文化落后,不仅国民政府的政令不能通行,    即使“云南王”龙云也鞭长莫及,真正属于“天高皇帝远”的荒僻之地。当此之时,普洱县磨黑镇有一位叫张孟希的大地主、大盐商、大土豪,此人先后担任过普洱道尹的警卫队长、团防大队长,边防营长,盐运使等职。凭借庞大的财力与黑白两道人脉关系,张孟希渐渐蚕食和控制了磨黑盐井,成为思(茅)普(洱)区独霸一方,赫赫有名的“地头蛇”。据可考的资料显示,张孟希为人暴戾凶残,又具有咬钢嚼铁的江湖哥们义气,被派往思普一带的政府官员、驻军,以及直属国民党中央的盐场公署官员,都对其人的霸道无礼惧让三分,因而张某人越发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像自古至今一切时代黑社会老大、老二及其走卒们一样,一旦有钱有势,便野心膨胀,反意蒙生,企图窃权弄柄,夺取地方或中央政权。张孟希尽管肚子里没有几点墨水,却同样充满了野心,手下豢养着一个拥有几百条枪的私人武装队伍,在当地以土皇帝自居,心底里还时常兴起问鼎之念。除了心狠手辣的霸道做派,张氏又有附庸风雅,装腔作势的一套,经常以知书达理的进步士绅面目出现于衙门与各交际场所,并出资在家乡办了一所小学校,请当地一些读过私塾的先生任教,以解决磨黑子弟上学难的问题,只是教学质量效果不佳,无法满足学生求知的需要。为了改善学生的学习状况,也为了在盐商灶户间提高自己的威望,为其暗藏的政治野心培养人才。在身边策士谋僚的指点下,张孟希于1941年底派手下到昆明公开招聘教师到磨黑开办中学。当一张张“招贤榜”在昆明街头贴出后,被一个叫吴子良的人偶然看到了。

吴子良又名吴显钺,乃西南联大商学系一名学生,同时也是中共联大地下党文理法学院分支部的组织委员,其相貌特点是,个矮、嘴大、眼小、身瘦,善于交际。其嘴巴功夫十分了得,号称能移动苍山,搬动洱海,不但能把地下的死人说得再生,还能让这位活过来的死人帮自己战斗。1941年春,随着“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又一次掀起了反共浪潮,联大中共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央“长期埋伏,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把潜伏在联大内部一批暴露或即将暴露的中共地下党员疏散离校,到各州县或乡镇隐蔽起来秘密活动。此次吴在联大附近看到张孟希派人张贴的招聘启事,心中大喜,此正是一个隐蔽的上佳场所,遂决定揭榜应聘,借到磨黑任教之机,开僻中共地下工作的秘密据点,这一决定很快得到中共云南地下党工委批准。出于各方面考虑,中共联大地下党组织还委派另一位联大学生、中共党员董大成与吴氏一起应聘。经过一番联系、取保(南按:保留学籍,并由联大助教冯宝麟担当保人),二人于同年10月离开联大赴哀牢大山深处的磨黑镇就职。

吴、董到达磨黑后,先办了一个初中补习班,效果良好,受到了张孟希与学生家长的信赖和尊敬。有一天,张孟希提着水烟袋在与吴子良聊天时突然问道:“蒋介石是怎么发起来的?”吴子良答:“还不是靠的黄埔军校。”张孟希哼哼着,抽几口烟,低声道:“我们也可以办个好学校嘛!”吴子良立即意识到对方的野心,也想仿效蒋介石办学,以培养日后为他所用的基础人才。吴顺水推舟,立即说出一套办学计划,并保证可从昆明聘到一批优秀教师办好学校。此举令张孟希大喜过望,翻身从烟榻上下来,握着吴的手让其迅速筹划办学事宜,随后下令由盐商炉户们集资,于翌年底成立了磨黑中学并开始招生。据后来到磨黑中学任教的萧荻回忆:“从党的需要来考虑,只要做好对张孟希和当地士绅的统战工作,把学校办好,取信于民,不仅可以站稳脚跟,安全地隐蔽中共地下党骨干,还可以向朴实的山乡青年传播革命理想,逐步发展成为党的活动据点。经过吴子良、董大成二人一年的艰辛努力,在学生家长中树立了威信,也取得了张孟希的信赖,办学条件更加成熟。1942年底,吴子良回到昆明物色志同道合的同志去磨黑办学。由于自己是应聘而去,且正式办过‘取保’手续,无须隐讳自己是西南联大同学,张孟希本人则对西南联大迁到昆明,著名教授云集,也早有所闻。因此在吴子良返昆延聘教授的同时,便提出想礼聘一位大牌教授到磨黑小住,为他的亡母撰写墓志铭‘以光门楣’,进一步提高他在滇南的社会地位。”为达到“站稳脚跟”的政治目的,吴子良答应张孟希尽量为其聘请一位声名显赫的教授至磨黑效力。时云南境内的官僚政客甚至普通百姓,对父母的墓志、碑刻之类身后事特别感兴趣,许多人不惜钱财请社会名流书写镌刻,并升起相互攀比之风,撰写者的社会地位越高,文名越大,越受追捧,出钱邀请者也算是瞎子跟着秃子走,借光登高了。

很显然,张孟希所渴望聘请的这位人物,必定是懂得古典文学,善于辞令并能撰写碑文墓志的教授。经过反复掂量权衡,吴认为在联大中文系几位名教授中,刘文典最为合适。从名声上论,刘有跟随孙中山闹革命的光辉历史,并一度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有蒋介石奉送的“国宝”之雅号和在安徽大学校长任上,被蒋扇过两个耳光后踢中蒋介石蛋蛋的“侠骨”;有“活着的庄子”与“国学大师”的头街,又有“各地军人旧官僚皆争聘为谀墓文”的专业特长。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刘还有一个众人皆知的“二云居士”雅号,在通货膨胀的昆明,吃饭喝水尚且不宜,何况鸦片、火腿一样都不能少地整日享用,这需何等巨大的资金支持?尽管刘文典为人撰写墓志碑文得到了不少外快,但并不是每日皆有所得,也是经常饿肚子的。刘氏与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属于同乡,早些年却经常骂段是“乌龟王八蛋”,并与段氏家族势同仇寇。刘与李鸿章也是同乡,李氏的为人处世受国人诟病的地方多多,但刘文典却与李家后代非常要好。卢沟桥事变之后,与刘文典有点瓜穰子亲戚的李鸿章之孙李广平,曾在昆明省政府任秘书,有点经济实力。李与刘颇为投机,关系亲密,每次刘文典断炊,便书纸条一张,上写四个字:“刷锅以等”,使人送交李,李广平得字条,便差人送一点钱为其救急。由此可见,能挣外快但又经常“刷锅以等”的刘文典,要整日吸食鸦片,大嚼火腿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邀请刘文典赴磨黑,便成为第一选择。

张孟希听了吴的介绍,自是欢喜,谓非踢中蒋公介石蛋蛋的这位刘氏“国宝”不请,并许下诺言,假如刘“国宝”到磨黑,保证他一家三口的生活费用,至于鸦片火腿之类更是不在话下,大大地有,尽管享用。不但如此,待刘氏回昆时除赠送厚礼,另奉上头等“云土”五十两作为酬谢,等等。

怀揣这一计划和优待条件,吴子良回到昆明,很快在联大聘请了萧荻、郑道津两位男同学和另一位女同学许翼闽等三人为磨黑中学教师(南按:三人均为中共联大地下组织领导的“群社”成员),接下来悄悄地做刘文典的说服工作。刘氏听罢对方开出的条件,经过一番考虑,表示乐意前往。据萧荻回忆说:“对于是否请刘叔雅先生同去磨黑,我们和吴子良同志等曾有过不同意见,但最后吴子良同志分析,刘叔雅先生在联大属于‘灰色教授’,在学术界则有较高名望,他到磨黑后,会整天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对我们的办学工作不会多所干预。而我们初到磨黑的主要目的是‘站稳脚跟,笼络士绅,深入工作(办好学校),培养学生’。请他同行,并不违反党的十六字方针的要求,而且对我们的工作也能起到一定的掩护作用。还可以为我们树立威望,取得张孟希更大的信赖。最后,我们才同意了这个意见。”

1943年初,刘文典与当时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打过招呼之后,携妇将雏,随吴子良等人开始向磨黑进发。自昆明至磨黑的千里小道上,山高谷深,林密草长,野兽成群,加上沿途土匪猖獗,时有劫案发生,行旅者只能跟随配有枪支火炮的大队马帮前行。刘文典一行自不例外,张孟希专门提前派出几十人的马帮携带枪支弹药前往昆明迎接。刘氏一家三口与联大女同学许冀闽乘坐滑竿,其余几人则各有一匹马驮行李兼作乘骑。一路上又有许多小马帮“跟帮”同行,声势浩大。为防不测,行伍出身的张孟希又以自己的声势和人脉触角,事先派人在沿途山寨打过招呼,并安排了接待事宜,于较大的站口还专门派人负责设宴接风洗尘。如此走走停停,经过20多天才到达磨黑地盘。处于西南边疆的山乡僻壤,突然来了一批国立大学的学生,且还有国父孙中山的原秘书,号称“国宝”的国学大师刘文典同往,自然是空前的盛事,整个磨黑为之轰动,不等人群到达,有好事的当地官僚百姓纷纷跑出村寨迎候,欲一睹这位“天外来客”的神采。为显摆自己作为地头蛇的势力与威风,也为了给刘文典这位“国宝”脸上增彩,张孟希亲率当地士绅骑马坐轿出磨黑十里迎接,而不甘落后的学生们则组织起来,早早跑到三十里外的孔雀屏等迎接他们的老师和“国宝”了。

一行人到达磨黑,欢迎场面盛况空前,当地人算是实实在在地开了一次眼界。几天后,磨黑中学举行开学典礼。整个仪式由校长吴子良主持,刘文典与出任学校董事长的张孟希分别上台讲话。张在讲话中对几位新来的青年教师大加称赞,对刘文典更是奉若神明,口口声声呼曰教授、大师、“国宝”。最后,张向全体学生和人会家长宣布他的校规,谓:“学生入学后,一切都交给老师负责,家长不得过问。学生学习不好,可以留级,犯了错误,老师有权处罚,可以责打,关禁闭,但不得开除。实在有不可教诲者,交给他,枪毙。”这番“高论”,让新来的几位联大学生与刘文典都惊诧不已。张氏此举,显然有故意在几位新来者面前显摆自己作为“土皇帝”威风的一面,也是后来枪杀在磨黑任教的联大学生的一个隐语。

开学典礼就这样在彩旗招展,表面升平祥和,实际暗伏杀机的形式下结束。作为校长的吴子良顾不得许多,率领教师风风火火地办起学来。未久,吴子良见有机可乘,便开始为自己的目标打算,即在学生中选拔一批人参加秘密读书小组,学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书刊,使磨黑渐渐发展成为中共地下党在思普地区活动的中心据点,并为后来一系列血与火的惨烈斗争打下了基础。土皇帝张孟希一看几位秀才所办学校真的是有板有眼,蒸蒸日上,大为高兴。尤其想到蒋介石办黄埔军校发迹与磨黑中学的前景,野心狂涨,豪气倍增,当即命人把自家大门口张贴的“仁义处世,不忧不惑不惧;兴邦为本,立德立言立功”的对联扯下,重新书写一副曰:“驾欧美之上,为天民,胸怀宇宙;在思普之间,做地主,藐视京都。”其张狂虚妄之态真正的是跃然纸上了。

至于“国宝”刘文典在磨黑的生活情形,据萧荻说:“他虽然住在磨黑中学,但对我们办学的工作并不干预,平时也很少出门,多半在自己宿舍内吞云吐雾,在烟榻上和张孟希及当地士绅谈古论今。这些场合,多数由吴子良校友抽空作陪。每周他也抽点时间,找我们几个老师和当地有文墨的士绅讲《庄子》、《昭明文选》和温、李诗,偶尔也给学生作个报告,但初中学生听不大懂,所以并不经常。”又说“刘叔雅先生对我们这些联大学生不远千里到磨黑办学的目的,当然并非全无所知。但他并未作过什么干扰,有时也还在一些士绅中间对我们作些褒词。说他给我们做了‘挡风墙’,除了他的到来给我们壮了‘声威’之外,又给张孟希的母亲撰写了墓志铭,也使张孟希分外感到荣耀,有利于我们对他进行统战工作。”

有文章认为刘文典的磨黑之行,对当地复杂的政治背景与吴子良等人的真正目的一无所知,是被联大的几个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与左派分子给“涮”了一把,是被精心策划的阴谋装入套里弄到磨黑去的,自己成了被别人利用的“挡风墙”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实在是天底下第一号冤大头。但从事件的亲历者萧荻回忆与当时的具体情形看,作为在青年时期即追随孙中山兴风作浪,大闹革命,高喊“满贼该亡,孙文当立”的刘文典,对刘子良等辈来磨黑的政治目的不但是“并非全无所知”,应是心知肚明,否则将不再是刘文典,而是李文典或黄文典,甚或是名声显赫一时的土包子大地主刘文彩了。只是此时55岁的刘文典已非血气方刚的革命青年,也不是执掌安徽大学与蒋介石有一拼的“圣斗士”了,生活的磨难与岁月的淘洗,已使他血气消退,渐趋颓废。正如鲁迅1932年所说:自《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之后,“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此时的刘文典当属于“退隐”一类,尽管他凭着早年的革命经历与经验,洞若观火,觉察到吴子良等人的政治目的,但作为“二云居士”的他,在这千里之外的山野僻壤,也只好揣着明白装糊涂,在烟榻上腾云驾雾,偶尔到当地士绅家中讲讲古书,享受暂时的神仙之乐,难顾其他的芸芸众生是要拉杆子造反闹革命,还是进行反革命打砸抢烧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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