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闻一多之死
第三节 子弹穿过头颅
既然如夏济安所说，凡参加反政府的游行，就可以在手榴弹下博一个“勇士”或更高规格的“烈士”之名，相信尔曹身与名并不俱灭的人物就会铤而走险，放手一搏。如此这般，反政府的一方与拥护政府的一方，在1946年那个“姹紫嫣红开遍”的明媚春天里，于春城昆明开始真刀真枪地打斗在一起。决斗双方皆腾云驾雾，剑气如虹，经过三十个回合六十个重手，直杀得难分难解。如此无休止地争斗，令名义上拥护政府，实则暗怀鬼胎、图谋私利的一方不胜其烦，决定加大“斗”的力度，来个一剑封喉。于是，一连串暗杀的名单悄然列出，天堂与地狱之间一条通道轰然裂开，等待真正的“斗士”杀奔前来。而这个时候，于搏击拼杀中越战越勇，视死如归的闻一多，并不把对方放在眼里，更不惧怕已开列的暗杀黑名单，以一贯的豪气加血性，跃马横枪杀奔而来，想不到竟一步踏入了鬼门关。
1946年6月25日，也就是闻一多走向鬼门关的前20天，梅贻琦在南京与朱家骅赴蒋介石官邸汇报联大复员事宜。面对蒋介石的垂询，梅按照自己的思维和推测，本着息事宁人的方式方法作了回答，这是闻一多遇难前蒋、梅二人关键的一次“君臣对”。梅在日记中对这次谈话做了较为详细的记录，这个记录很重要，对“闻一多遇刺之谜”的研究者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梅氏日记载，该日天空晴朗，闷热，根据约定，下午五时梅与朱家骅驱车到蒋介石官邸。二人在外客厅坐数分钟后，有他客出，始被让入内室。只见：
主席着蓝长衫，颇安闲。谈话约半时，首告以数日前往北平查看校舍情形，问：复校计划何如？答：现正赶修各部，暂定双十节开学。问：师生能赶到否？答：希望大部分届时能到平。问：下年校中办法如何？答：仍当注重学术研究风气之恢复，倘使教授们生活得安定，研究设备得充实，则研究工作定更有进展，随即提清华教授中近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仁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仁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不好）影响。朱乃提及关于东北事件百余人宣言之事为证。朱又谓曾商量过关于教授长（原文如此——编者）及院系主任人选之更动，总使主要负责者为稳健分子。至此余乃谓此数人以往在学术上颇有成绩，最近之举动当系一时之冲动，故极希望能于规劝之中使其自行觉悟，则其后来结果必更好。对方似颇颔首。余继谓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主人点首曰，生活问题实甚重要。朱因乘机提教员待遇及经费应增高问题。余问：主席看北方局面是否可无问题？答：吾们不能说一定，或者不致有大问题。言时笑容可掬，其或笑余之憨，余亦故为此问也。承款以糕点杏仁露。朱又报告关于某省厅长事。辞出时承送至门口，似特客气矣。
梅贻琦不是文学家，但此段记述颇得要领，主客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读来如身临其境。按梅贻琦的观点，闻一多、吴晗等人之所以成为“斗士”，实乃被穷困生活所迫，文人嘛，所想的无非是在世俗中出个小名，生活上图个温饱，假如学校北返，教授待遇提高，积于胸中的火气也就不发自泄，上头下头都得到安顿，自然温顺下来，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只是出乎他的意料，仅隔20天，闻一多竟砰然倒地，喋血街头。
1946年7月11日，西南联合大学最后一批学生搭车离开昆明，未行者只有待机北返的教职员与留守人员。当晚，在昆明北门以开办书店为掩护从事地下活动的民盟昆明支部主要成员李公朴，在外出时遭不明身份者枪击死亡，算是越过鬼门关到那边去了。李氏一死，处于同情与各方的面子计，作为与李同一条战壕战友的闻一多就不能携家乘机北上，他必须要办理完李公朴的丧事之后才能离昆。当时昆明城风传下一个遭暗杀的人就是闻一多，但事已至此，闻一多也就成为夹道跑马不能回马的孤独骑士，只能拼命向前。
7月15日下午，闻一多大着胆子出席了李公朴治丧委员会于云大至公堂举行的李氏生平事迹报告会，发表了后来颇为著名的《最后的演讲》，对暗杀李公朴的特务人员和现场捣乱分子给予痛斥，闻一多讲到激动处，慷慨激昂地说：“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厉声，热烈的鼓掌）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污蔑人，说什么‘桃色案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热烈的鼓掌）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会后，闻又与楚图南一起来到府甬道十四号民盟所属的民主周刊社主持记者招待会。会议将要结束时，为防意外，闻一多的大儿子闻立鹤特地前来接迎。会毕，闻一多又与楚图南、尚钺等人谈了一会话。此时，闻一多与同仁似乎感到空气中夹杂着一股异味，一股不祥的预感笼罩了众人的心，为防止特务行凶时将几个人一锅端，话毕，大家心照不宣地分头默默走出周刊社。闻一多等楚图南走出五六分钟，才与儿子闻立鹤走出大门向西仓坡宿舍奔去。在离家十几米处，突然从小巷角落里蹿出四条彪形大汉，喝声站住。闻一多父子刚一站定，尚未开口说话，一颗子弹飞来，击中闻一多脑袋，闻氏立扑。闻立鹤见父亲脑浆迸裂，倒地不起，立刻赴上前去以身掩护。紧跟着几颗子弹飞来，闻立鹤中弹倒在血泊中。
当闻一多倒下的时候，开枪者轻轻地说了句：“哼，看你还出风头不！”
当闻立鹤倒地时，开枪者说：“好，留下这种，将来替他爸爸报仇！”
言毕，四条汉子转过西仓坡一个弯道，乘一辆军用吉普车扬长而去。
对这一血腥场面，闻一多夫人高孝贞回忆道：“5点多，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枪声就在近处，我的心顿时像爆炸了一样，意识到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拼命往大门口跑去……只见一多父子横一个、竖一个倒在血泊中，西仓坡上空无一人。我抢上去抱住一多，鲜血立刻染红了我的全身。他面色苍白，大股大股的鲜血还在不断涌流，鲜血中还合着白色的脑浆。他双目紧闭，嘴唇微微张了一下，我抱着他的头，拼命呼唤他，但他的面色已经逐渐发黑，嘴唇也渐渐变乌了。我又强挣扎着往立鹤那边看去，他满身鲜血，瞪着两只充满仇恨的大眼睛。我只觉得眼前一片眩晕，什么也看不见了。”
闻一多遭枪击后，当场气绝而亡。不幸中的万幸是，身中数弹的儿子闻立鹤在被送医院抢救三天后，总算保住了性命。
随着“千古文章未尽才”的闻一多惨遭暗杀，海内外舆论为之哗然，或为其鸣不平，或为政府洗刷，或编造故事借以渲染政治局势之紊乱。在重庆的民盟领袖梁漱溟等人发出了捉拿凶手，惩办凶犯的呼声。中共方面遥相呼应，在延安的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亲自致唁电向闻一多夫人高孝贞表示慰问。一时间，许多团体或个人纷纷募捐以慰斗士遗孤，附庸于党派团体的风骚之士，借闻一多其人其事赋诗咏怀，丝竹之辈仰其行而撰歌以示纪念。其声之远播，其势喧腾，抗战八年所有牺牲、亡故之教授未有比之者。
除若干政治团体与政界人物，7月23日，胡适、萨本栋、李济、梁思成、傅斯年等5人，联名给高孝贞发来唁电，内有“闻一多兄遇刺，无任痛悼，谨致吊唁。斯年已向政府当局请求严缉凶手，查明案情，尽法惩治”云云。
很显然，这封电报稿是傅斯年一人拟就发出的，另外四人仅挂个虚名而已。傅氏之所以把前几位尊姓大名一并列入，可能有让他们分别代表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以壮声势的意思。他自己作为联大常委和这几个机构的“太上”首长列入其中，以彰显其“非官非学”，又凌架于官、学之上的畸形政治身份和他在学界威风八面的政治背景。不管傅斯年内心究竟作何感想，是否心甘情愿地为他向来鄙视和反感的“布尔什维克”与“斗士”洒一把同情之泪，是猫哭老鼠，还是老鼠哭猫的做戏演出，但此时作为实亡名亦不存的原西南联大常委的傅斯年，适时联合几位学界大腕拍发这封唁电，则是识大体与合乎人之常情的。
据可考的资料显示，傅斯年拍发这封电报时正在北平，远在四川重庆与南溪李庄的萨本栋、李济等人，是否知晓傅之攘举，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依靠特殊的通信设施和手段，电文中的胡适是不会知道闻案发生和傅斯年欲拍发这封电报的。此时的胡适正在一艘美国远洋客轮中于浩瀚的大海上航行，需要于翌日下午才能在上海吴淞口登陆。傅斯年很可能以北大“太上”校长的霸气与哥们义气，先斩后奏，把胡适的大名置于头筹，自己也顺便附了骥尾，以成其全——这便是傅斯年之所以成为傅斯年，以及他的又一聪明过人之处。
世人看到的是，随着胡适的身影出现在中国大陆，闻一多与他的“斗士”身份，以及“斗”出了什么名堂等，在喧腾了一阵之后很快淹没在胡适的巨大阴影与翻云覆雨的政治旋涡中没了声息。广大民众的兴奋点被新一轮政治搏杀所吸引，而整个学界的焦点则投到胡适、傅斯年等决定中国教育、学术前途命运者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