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编辑絮语

一个年轻编辑的编辑絮语

两年前，当我刚刚参加工作，成为一名编辑的时候，我就拜读过岳南老师的大作《陈寅恪与傅斯年》。从那时起，“岳南”成了一个令我敬仰的名字。

正因如此，第一次见到岳南老师，我是有点激动的。那是2010年4月中旬的一天，公司领导把我引荐给一个中年学者，介绍这是岳南老师。还没等岳南老师开口，我就有些急切地上前握着他的手说我读过您的《陈寅恪与傅斯年》，非常喜欢，还写过一篇书评云云。

岳南老师说话山东口音较重，我一开始并不能完全听懂，后来他察觉到了，于是善解人意地放慢了语速，还会时不时停下来问我，听明白了没有？那天我们聊了很久，我了解到岳南老师把《南渡北归》视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为写此书，他耗费八年心血，三下江南与西南边陲实地采访与考察，拍了数千张照片，搜阅超过千万字的珍稀资料，从而第一次全景描述了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的剧烈变迁……那个下午，我带着崇敬的心情和庄重的使命感，成了《南渡北归》的编辑。

不久之后，《南渡北归》三部曲（第一部：南渡；第二部：北归；第三部：离别）的全部相关资料，包括120万字的书稿正文、40万字的注释和500多幅珍贵图片进驻我的电脑硬盘。一座甜蜜的大山压了过来。虽然事先做过心理准备，但接到书稿的那一刻我还是有点慌乱——规模如此之大、意旨如此宏远的一部作品，我能做好吗？

好在公司领导和岳南老师给我找了个大师级“帮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王世民老师。《南渡北归》的历史与考古部分，主要就是由王世民老师审校并提出很多精彩、专业的修改意见。

岳南老师每次给我写邮件，开头的称呼必是“康兄”或“康慨吾兄”。一开始我对此很不适应，因为我比岳南老师小20多岁，怎敢承受如此称呼？后来，随着对《南渡北归》理解的深入，我了解到民国的学术大师们，不管年纪相差多少，彼此都是以“兄”“弟”互称，这其实可以算作一种“民国风范”。再者，我也把这样的称呼理解为岳南老师对我的一种鼓励，它似乎意味着，不管你多年轻，在事业上，彼此之间没有辈分的差距，而是平等的。

有一段时间，我深深沉浸在《南渡北归》的世界之中不能自拔，以至于每天在吃饭、走路、甚至做梦的时候，都在念叨着那些大师的事迹——当读到在抗战期间，冯友兰、梅贻琦、梁思成、金岳霖、林徽因等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日军的炮火，跋涉西南艰难办学，并且凭借着巨大的精神力量收获学术上的累累硕果时候；当读到在文革期间，诗人穆旦在寒冷冬夜冒着生命危险从改造农场中逃出，步行30里仅仅为了给妻子送去一块糖的时候；当读到大师们在艰苦岁月互相帮衬，不顾自己的极度穷困，为了提振民族精神力量而呼号奔走的时候……我没法不动容。我也相信，任何一位读者读到这些内容都会为之深深感动。

由于工作需要，我曾多次去登门拜访岳南老师。岳南老师和师母很好客，我每次去他们都会特意准备一顿丰盛的饭菜，让我受宠若惊。聊到书稿，岳南老师总是充满激情、滔滔不绝。有一次当他谈到穆旦的诗歌和人生，聊到最后，我们都悲凄不已，几欲落泪。其时已夜深，然而我们浑然不觉，直到家人打来电话，我才发现已经11点多了……CCTV买下《南渡北归》电视版权，并着手改编剧本、准备拍摄电视剧是8月末的事。当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着实激动了一阵儿。想到这样一部作品会通过电视剧的形式推广给全国人民，想到也许30年、50年之后还会有人阅读本书，这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感到一种巨大的幸福和骄傲。值此《南渡北归》编校完成、即将出版发行之际，我想用一位提前读过《南渡北归》的读者为本书写下的两句话来与大家分享：

披阅史料还原被蓄意掩蔽的历史真相，巨笔如椽再现被匆忙遗忘的沧桑辉煌。

一个半世纪以前，年轻的尼采苦苦寻觅一部能“为其生、为其死”的作品而不得。相比于尼采，我是幸运的，因为至少在这大半年的时间内，我找到了一部融入我整个生命的作品，它就是这部20世纪知识分子的宏伟群雕——《南渡北归》。

《南渡北归》的编辑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