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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酸暑期工

辛酸暑期工(1)

未到合法打工年龄,却从事着超强度劳动。没有劳动合同,权益受侵害时无从诉说。工作环境恶劣,花季少女打工五天就走上黄泉之路。广东东莞,每年有多少这样的暑期工?是谁把学生送进工厂?他们在打工期间经历了怎样的生活?

珠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随之而来的是当地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于是,未成年的学生暑期工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活跃于厂房、车间,怀着锻炼自己或赚取生活费的目的走进工厂,却往往遭遇劳动强度过大、不签劳动合同、被中介公司欺骗等问题。刚刚满16岁的梁晓雯就是其中的一员。2007年6月24日晚,初中毕业考试刚刚结束,梁晓雯就登上开往广东东莞的班车。她打算利用暑假打工,为自己上高中攒点学费。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打工的事也没有跟家里任何人提起。直到6月26日,她进入东莞普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塑胶厂上班后,才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

梁平(梁晓雯父亲):她把到工厂打工的事情跟我说了。我说,你怎么这个年龄去打工,你又没身份证,都不够打工年龄。她说,没关系,是学校带队的,有个老师在那里,叫我放心。

梁晓雯家住广东省茂名市,是该市第11中学的学生。父亲梁平1996年因为一场意外,下肢瘫痪,家里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全家经济靠母亲谭月华每月打零工挣来的200多元支撑。由于家里困难,梁平把女儿梁晓雯送到了哥哥家寄养,只有周末才跟女儿见上一面。

梁平:她很懂事,在家里经常安慰我。她让弟弟用功读书,说家里穷,你要努力读书考大学,我读完高中能考上大学就读,考不上就出去打工,供你读大学。

和梁晓雯一同出去打工的还有梁春梅、梁雨萍等20多个同班同学。他们都是在当地一所名为“华南机电工程学校”的组织下去的。据梁春梅回忆,他们进入工厂上班时,“没有培训,也没有说注意事项,就让我们直接进喷漆车间”。梁春梅被分配清洁机器零件,上白班。梁晓雯和梁雨萍负责打磨砂,上夜班。不到一个星期,梁晓雯就得了感冒。

梁雨萍:有一次我看见她冲感冒冲剂喝。我问她,你的水怎么是黄色的?她说,我感冒了。

记者:她跟你说过想休息请假之类的话吗?

梁雨萍:她很勤劳的,我觉得她不会请假。梁晓雯一开始认为自己能挺过去。可是没几天,感冒就加重了,她向班长提出请假,遭到拒绝。与她一同进厂的梁春梅这时也生了病,请假休息也被拒绝。梁春梅说,他们工作的车间有很多塑胶制品,“刚进去的时候觉得很难闻,喘不过气”,但也没人给他们分发口罩等劳保工具,只能慢慢适应。

梁春梅:我第一次跟班长说,我病了,要去看病。他说不能请假。不给我批假。到了第三天,我实在忍不住了,还是向他请假。他说,请假可以呀,那你今天要加班,加到(晚上)11点多,没有加班费。

从最初的感冒、发烧,一直到7月7号晚上,梁晓雯全身缩成一团,差点晕倒在流水线旁。班长这时才终于批准她去休息。可是晓雯的病情却急转直下。同学们找到了带队老师龚老师,要求给晓雯看病,得到的答案是“没有钱”。他们不得不给晓雯的家人打电话。梁平:7月9号她同学打电话回来说,晓雯病重。当时我大哥的两个女儿在东莞打工,我就叫她们去厂里接晓雯。梁晓雯在家人的照顾下住进了东莞一家医院,住院期间一直高烧不退,医院也查不出原因。梁晓雯的大伯梁生此时也赶到了东莞。因为事发突然,梁家在东莞又无依无靠,承担不了昂贵的医药费。梁生想到,既然人是在工厂里生病的,那么工厂应该负起责任。子墨:晓雯当时病成什么样子了?

梁生:相当厉害,乱说话,发高烧。医药费很高。我就上工厂,见到课长,说人病得很厉害。课长说,这个事情和我们没有关系,你要找老师。我找了老师。老师也说没办法,没有钱。晓雯病的时候,谁都不说一声,谁都不拿出钱来给她治病。因为交不起入院费,梁家只好在7月18日晚上10点,连夜将昏迷中的梁晓雯从东莞带回了500多千米外的茂名市人民医院。医生检查病情后,当天就下达了病危通知书。这时,晓雯的脑神经已经烧坏,就算能保住性命,以后也无法正常生活了。梁平:我女儿生病之前我最后一次见她,她正在复习考试,星期天回我这儿。我跟她像平常一样聊天,叫她认真复习,把试考好。她一直没说要到那个厂去打工的事情。7月19号早上3点钟,她被接回来送到茂名医院,医生把病情一看,就下了病危通知书。梁平说女儿的身体一直很好,在学校体育比赛中还得过奖。他想不通,女儿怎么会因为在工厂里打了几天工就生病,而且一病不起。然而,从同去打工的同学嘴里,梁平才了解到,女儿在工厂里经历了怎样恶劣的工作条件和超强度劳动。梁平:每天上班11小时,有时候12小时,还有夜班。这种强度,大人都承受不了,别说小孩了。一个16岁的女孩,身体还没有发育成熟,肯定承受不了这种超时工作。

梁春梅:操作必须站着,流水台到腰部那么高,不能坐,必须站着才能工作,很辛苦,脚底板发硬。晚上回去,经常睡到三更半夜脚抽筋,抽得很厉害。我们宿舍那些同学睡到半夜都喊“救命”,脚底很酸,很硬,又抽筋。如果你能把同床的同学叫醒,她会帮你揉揉,如果她睡得死叫不醒,你就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喊吧,哭吧,因为抽筋的时候腿脚全都僵硬了,不能动,很痛苦。梁春梅上的是白班,每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8点。梁晓雯上的是夜班,比白班还辛苦。

按照学生们的说法,白班和夜班工作时间分别为:

白班时间:8时至11时20分、11时50分至16时45分、17时45分至20时20分。

夜班时间:20时20分至23时20分、24时至3时、3时20分至8时。

中间两次休息和吃饭的时间加起来最多一个半小时。如此计算,学生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1小时左右。每天在这样的劳动强度下工作,学生们不仅保证不了足够的休息时间,工厂提供的饮食也不足以支撑他们的体力。梁春梅:11点的时候休息一会儿,3点的时候休息一会儿。休息的时候,喝水的喝水,去厕所的去厕所,其他人就坐在地上。因为没有凳子,大家工作时一直站着,很累,休息的时候就坐地上。夜班更辛苦,要熬夜,困了又不能睡。我上夜班的第二天,在那儿睡了一下,就被主管骂了。吃饭是每天三菜一汤,还有饭。差不多是每天都吃斋,就只有蔬菜。有时候肉会拌着菜一起炒,不过舀给我们的时候,有时有肉,有时没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吃不饱,因为那些饭很硬,菜也很辣,后来慢慢就习惯了。不过,饭菜我们通常不会吃太多。舀给我们的饭菜,没吃到一半就倒掉了,然后喝粥或者喝汤。最糟糕的还是恶劣的工作环境。梁平怀疑,正是工作中产生的有害气体,导致晓雯生病。因为同去打工的学生在身体上普遍都感到不适,生病的不止晓雯一个人。

梁平:肯定是油漆、天拿水引起的,这些都是伤害人体的。她做打磨砂,不是喷漆,其实一样拿喷枪,肯定有污染。

梁春梅:我干了这个工作之后,就得了一些跟呼吸道有关的病,比如支气管炎、咳嗽之类的。之前是感冒,后来有一天下雨,衣服湿了,我就用那个(喷枪)吹衣服,到了中午就开始感到不舒服。

梁雨萍:我坐着都感觉头晕,有时头很痛。转为白班一个星期后才好。一起打工的同学都有点生病,宿舍另外一个上夜班的女孩也发烧,看病不能好,就不做了,回家了。一些男生也感冒过。除了超时工作、劣质的生活条件、污染的工作环境,学生们的工资和加班费也远远低于市场价格。按照《劳动法》规定和东莞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计算,每小时工资至少应该是4.12元。加班则应该是普通工资的150%,双休日加班则应该是两倍。但是,这些规定对于暑期工来说是不敢奢望的。梁春梅:我在那里干了23天,领了714块。他们这样计费的,每个小时3块,加班费另计,一小时3.75元。我们每天干8个小时正班,加班看情况,有的车间加3个小时,有的4个小时,5小时的也有,看情况而定。没有休息日,有的车间会休息,有的车间不休息,我们车间从来没有休息过,周六日也跟平时一样。我们也想休息,但我们的产量不够,不能休息,别人的产量超了,才可以休息。我们看着别人休息,自己却要在那里辛辛苦苦地工作。

辛酸暑期工(2)

记者:雇佣学生比雇佣熟练工是不是便宜一些?

廖献文(普笙集团工厂行政课课长):便宜?怎样讲呢,也不会便宜,算起来也差不多。不过,学生来这儿的时候刚好赶上很多工厂是旺季,淡季之后工厂也要减员,学生工只是作为一种补充而已。廉价的暑期工们夜以继日的工作确保了工厂利润高速增长,华南机电工程学校也正是看中了企业的这种需求,才主动找上门来,组织学生集体来打工。然而,华南机电工程学校并非一所正规的学校,而是一家劳务中介。它自称华南机电工程学校是“中国模具工业协会教育培训基地”,开设了机械模具、模具钳工等八个专业,但是当记者根据名片上的地址前往学校时,却发现那里只是一个大门紧锁的办公室,牌子上写着“茂名市茂南机电职业学校”。茂南区劳动局称,该学校虽然在劳动部门注册过,但招收外校暑期工的情况并没有向上报批。这一做法属于违规行为。梁平:学校说假也不假,说不假也假。怎么说呢?那个学校在茂南区注册了,但是学校就有一个办公室,没有校园,只有办公室。说是技校,根本没能教学生什么技能,就是带着学生去厂里打工,一招到学生,就带到厂里去打工。通过组织学生去工厂打工,作为中介组织的华南机电工程学校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据了解,当地介绍打工的中介费用一般一个人在80元到100元之间,除了向工厂收取管理费外,带队的老师还向学生收取中介费,甚至学生所得工资最后也要被带队老师扣掉一部分。记者:你们跟带队老师是怎么联系上的?

廖献文:不用(联系),我们哪有时间去找他们,他们一般一到每年的四五六月份就会找上门来。一般由学校老师带来的(学生工),我们都会相信。他们不是那种黑工,都有家长允许的,也不会是贩卖人口那种。如果他们有合法证件,比如劳动部门发给的营业执照,我们就OK了。不可能还去查一下,我看没有哪个(企业)做得到。老师的管理费要给,他要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集中办理学生相关的手续,学生有问题还要跟他请假、协商什么的,这种管理费一个老师一个月给800块。

梁春梅:刚开始时候我们只知道是去深圳一个电子厂。去的那天晚上又改变地点,说是去东莞了。我们都说,这是不是骗人的?有些同学不相信他们。后来带队的老师说,如果去东莞,之前要交的100块介绍费现在改为80块。不过介绍费减少了20块,车费又加了5块,成了85块。一共交了165块。至于我们的工资,去的时候听了很多传言,说可能要扣伙食费,如果不扣伙食费,加班费中的7毛5就要给老师,加班费也和正班费一样了,也是3块钱。后来我问老师,我们的保底工资是多少?老师说我们没有保底工资,是厂里直接发的。去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一个月有824块钱工资,可是到了工厂,工资的计费又变了。我们也没有签合同,是校长帮我们签的,老师说他也没有机会看合同,合同只有校长和厂方领导人知道。

不仅没有劳动合同,有些打工学生的年龄甚至不满16周岁,属于违反国家劳动法规的“童工”。8月9日,东莞市劳动部门在一次检查中发现,全市34家企业共招用学生暑期工2000多人,其中16家企业招用未满16周岁的童工38人。与梁晓雯一起打工的梁春梅就是其中之一。梁晓雯病倒后,工厂突然在一天内将数名未满16周岁的学生辞退。记者:你们雇这些学生的时候,了解他们实际年龄吗?

廖献文:实际年龄,我大概全部看过。一般都是拿户口本复印件,因为身份证什么人都可以办,很多人换第二代身份证也比较麻烦。

梁春梅:我的户口簿上的出生年月是1991年11月27日。听说7月之前出生的才可以去,我是11月的不能去。后来同学拿我的户口簿去照相馆改了一下,将“11”去掉“1”,这样我就可以去了。晓雯出事以后,有律师找过我们,工厂知道了,就查我们的年龄,要把我们送回去。我们说我们不想回去,因为舍不得这些同学。老师说,如果你不回去,被劳动局发现了,要罚10万块,到时候老师是不会保你出来的。他这样跟我们说的。我说我要打电话回家,他说不可以。我说要跟同学说“再见”,他不让。他让我们不要透露一点风声,否则出了什么事要我们自己负责。后来我就回到宿舍哭,抱着同学哭,刚想说什么,那个老师就站在门口望了我一眼,说你不要再说了,快收拾行李,如果慢的话,我们就搭不上车回去了,就要蹲街边了。我们当时心情很糟糕,很迷糊,就这样子被他送回去了。与晓雯相比,这些被遣送回去的孩子是幸运的——他们仍然活着。7月27日,茂名市人民医院宣布梁晓雯死亡。诊断书上写着:病毒性脑炎、呼吸麻痹、肺炎。从7月10日入院到7月27日死亡,16岁的晓雯在生命最后17天里几乎一言不发。她对病床前一遍遍呼喊自己名字的母亲说出的唯一一句话是:“妈妈,你愿不愿意借钱让我读书?”

晓雯死后一个月,梁平帮女儿领到了初中毕业证书以及打工得来的135元工资。尽管梁家对女儿突然死亡这一事实无法接受,但几经交涉,最终还是同意和学校、工厂方面达成私下和解,停止了法律程序。梁晓雯的同学梁春梅和梁雨萍,则从同伴的意外死亡中得到了刻骨铭心的教训。梁雨萍:我们这个年龄,如果去做暑期工,有的人顶得住,有的人顶不住。毕竟是学生嘛,如果上夜班,肯定顶不住的。尽管家里穷,但至少有父母关爱,到了那儿,什么亲人也没有,感到很不适应。

梁春梅:有点可怕,不过经历一次也好,可以有个经验,人生难免有很多曲折道路,以后要看好才去打工。

子墨点评:工厂的需求创造出了巨大的暑期工市场,暑期工的弱势处境和法律意识淡薄,又给了打着学校旗号的中介机构以可乘之机。乍看之下,企业、中介、暑期工,似乎都得到了各自想要的东西,然而利益关系一旦遭受到冲击,暑期工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手里不掌握任何可以和其余两方抗衡的资源,他们有的只有自己的健康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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