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管理员感染了
雷斯顿的五名动物管理员主要负责照料近来进口的猴子，他们要做的一件工作是把猴子从运输用的板条箱里放出来。这个活相当简单，用橇棍把箱子打开，被弄断的廉价木片在通风条件很差的房子里散落得到处都是。箱子里那些可怜的，满身泥污，吓坏了的动物只好被抓出来送进一个标准的不锈钢笼子里。我们希望抓动物的人能戴着厚手套，这是个很脏乱的活儿。板条箱里关着一百多只吓坏了的猴子。它们被关了40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箱子里到处是结成块的动物粪便。那些箱子像我们在“疾病控制中心”使用的一样，装有把手使管理员不直接接触猴子就能控制它们，至少是在猴子被麻醉以后再接触它。当用双手握两个拉手时，这样可能使笼子里的猴子身体后仰。不幸的是，一旦猴子悟出了那机械的道理——这不需要很长时间——它就会把手脚抵在宠子前方板条上以支撑后仰，你拉它推，常常是猴子取胜。唯一打败猴子的办法是也使用双脚。我们在“疾病控制中心”干这活时都穿上太空服。有时我也坐在地板上采取与猴子同样的位置，把我那双大号的橡胶靴顶在板箱的木条上起杠杆作用。
由于在“疾病控制中心”第四级病毒实验室里我们总能收到别人扔下的猴子，我们成了一些身材较大和年龄较长的动物的主人。经我们手检测四十磅重的猿是常有的事。你得彬彬有礼地对待这些动物。永远避免眼光的接触，大多数的猴子认为这是威胁。动物要被注射轻微的麻醉剂，以便安全地把它们从宠子中移出进行检查和必要的血样采集。我们恪守的常规要求是永远给一只猴使用一支新的针头。另一条规定是涉及猴子的程序必须有两人参加。实际上我们是三十人一起干。
那就是我们“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情况。在许多商业性养猴实验室，管理员乐于表现强悍而且不戴手套。许多笼子缺少拉手，所以抓猴子的唯一办法就是打开宠子的门，大战一番，野蛮对野蛮。有时一个笼子里装两只猴子，这样捉起来就更加危险。有些管理员被猴子抓住，并抓破皮肤或咬伤，于是他们就染上了一种叫做“猴日病毒”的病，这种病毒不会使猴子病得很厉害，实际上这是一种痢疹病毒，在猴子身上最多引起疽疹，唇疽疹。可是，在人身上会引起像狂犬病般的疾病，通常是致命的。由于很少发生，人们几乎已经忘记猴日病毒会使人患病，而大多数猴子管理人员认为这早已成为过去。20世纪80年代在佛罗里达州番萨科拉附近的一个实验室里曾经有过一位猴子管理员死于猴日病毒。后来，调查者在这位死者的办公室里发现他桌上有一本教科书，该书敞开的一页上描述了猴日病毒感染人后的一些症状。可是这位管理员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他的担心，连对他的妻子也没说。
1990年1月的一个早上，史蒂夫·奥斯特洛夫来到我办公室。他告诉我一位雷斯顿的动物管理员在切开一个受感染而死亡的猴子的肝脏时割伤了自己。史蒂夫对此表现出令人吃惊地不大在意。乔正在俄国参加一个出血热会议，我无法与他联系。我给彼得·贾林打电话。请他主持那里的局势。
实际上，情况不妙。贾林已经准备好了电子显微镜并检查了肝脏，肝脏上全是丝状病毒。警报拉响了。就是它。出了这种事，准是埃波拉。
我毫不犹豫地决定认真对待此事。我给佩格·蒂普尔（Pegtinple）打了电话，她最近才被派住雷斯顿以减轻史蒂夫·奥斯特洛夫的工作压力，接管调查与感染的猴子有接触的人的工作。她已经给管理员做了检查，总的来说，他情况还不错。她说话时一点也不着急。那管理员是中年人，肥胖，患有严重的糖尿病。
我告诉她每小时给他做一次检查，但不要无必要地限制他的活动。
“只是不要离开他，直到他渡过潜伏期”。我说，“从现在起大约一周的时间。”
挂上电话以后，我又与彼得联系。我们一致认为跟踪病人最好的办法是每天采集血样。
第二天，乔从俄国返回。
“干得好”，他听完我告诉他我做了哪些工作后，他说。“这样做是对的，”他接着说，“就这样，如果出现任何像从非洲来的埃波拉病毒那样的情况，那入就很可能要病得很厉害以致死亡。”
佩格在以后的10天里尽可能靠近那人身旁正常地给他做检查，量体温。我们观望，等待。彼得继续采集血样，事情发生后的第三天，我打电话给他，询问有什么变化。果然有变化。
“找到了，”他说。
最近的伊利莎试验（Elisa iest）显示血佯对丝状病毒抗体呈阳性。他已从血样中培养出了病毒，这一点也无疑问，那位动物管理员被感染了。
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那人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不发烧，没有咽痛，只是轻微头痛，甚至他的糖尿病也得到控制。
我们同时也观察了另外4名参加新猴运输的动物管理员。我们幸好手头有血样，那是1989年11月第一批猴生病时从管理员身上采集的。其中三份表明血清转化成一种新的病毒，这意味着当我们首次为他们检测时，他们对埃波拉不产生抗体。但现在他们的血清回应强烈。也就是说五个人中有四个感染上了埃波拉病毒，而他们五人都与猴子有过密切接触。
他们一个也没病倒，这是一种新的埃波拉病毒。但是，是让我们摆脱困境的病毒。而且只是这次。前面还有麻烦，乔是有第一手经验的人，让他来说吧。
当动物管理员割伤了自己以后，他没有患病。我很清楚这种病毒对人致病很慢。我想，这是个好消息。可是，事实上，我对形势的这一估计并没有使很多人高兴，其中也包括我在“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些同事。
我没有考虑到的是人们从他们原来的立场上退下来是多么的困难。我的结论是，不论什么原因，这不是人的病原体的观点，让某些人接受是困难的。关于这一点，我在“疾病控制中心”参加了一些不太令人愉快的讨论。
有一次闹得满城风雨。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C．J．彼得斯用非常强硬的口气在电话中盘问我为什么把第一批受感染的动物管理员送往一般医院而不是放到军方的隔离病房。这并不是说我的决定没有给我带来一些不安。但凭经验和公开的资料我相信把出血热病人隔离在这种病房是根本没有道理的。据我看，这样做更多的是出于恐惧。我们已经看到可怜的珍妮·桑德斯是如何受到英国政府的对待的。我没有必要让我的同胞受同样的煎熬。确实，我将近15年的经验和其他人的经验表明良好的基本隔离护理不会使医务人员受到异常的风险，能使病人得到最好的护理。病人需要在一个配备有丰富经验的三级护理小组的医院里。这是唯一保证理想治疗的途径。此外，如我指出的那样，现有的“疾病控制中心”制定的对出血热病人管理的措施相当明确。既然这些都是建立在广泛的经验和仔细参照公开的资料基础之上的，我看不出为什么要背弃它们。
然而，对于在高度的一触即发的气氛笼罩下的雷斯顿，把被感染的管理员放进第四级病毒病房，其压力是巨大的。即使病人真的病了，我仍坚持同样的立场。
确实，我们只能得到这样的宽慰，即雷斯顿病毒对人是不致病的，它不会使人生病，但是，从别的地方进口的猴子身上出现的另外的菌株总是威胁，甚至对人类是有害的。我想知道对动物感染我能做些什么。很显然，我们需要进行有条理的资料收集及进行流行病学分析。但是负责猴子的小组是由兽医病理学家组成的，在流行病方法学方面没有专门知识。我建议史蒂夫·奥斯特洛夫去帮助这些兽医，用他流行病学方面的专业知识指导他们的工作。我甚至建议派他的专家助理到军队去。但遭到了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拒绝。只能寄希望于最终被公开的资料能说明病毒是如何在雷斯顿实验室传播的。在没有更有力的反证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只有认为病毒是由感染了的针头传播的，或者是由在猴子身上使用的其他仪器造成的，就像在德克萨斯发生的事件那样。
我们对埃波拉病毒雷斯顿菌株的无知也包括对雷斯顿死猴的真正原因的无知。有些证据表明它们的死因可能是猿出血热合并感染。也可能是猿出血热合并埃波拉病毒在猴子身上引起的比任何单一的病毒更加致命的疾病。苏和她的小组在我们实验室后来做的实验肯定他说明埃波拉病毒的亚洲病毒株远不如它的非洲亲属那样致命，调查人员更慎重的反映能使人们更好地理解这次得病过程的实质。可是埃波拉病毒，无论它是原发病毒或是菌株，连适度的反应也没有引起过。
我对苏说：“假如它根本不像扎伊尔的埃波拉病毒，到这时候我们也该弄明白了。亚洲的丝状病毒对人类不构成威胁。”
这远不能使我的上司消除疑虑，我的估计似乎只能引起失望，甚至气愤。我请苏把雷斯顿的最终结果讲给大家。
1990年3月，在动物管理员使自己感染上病毒但又未能致病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乔和弗雷德因雷斯顿调查的几件事而有所争执。乔原来计划4月下旬离开，这一下他3月底就离开了特殊病原体部去了人类兔疫不全病毒艾滋病部。接着就一连搞了好几年的艾滋病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他还热爱他曾为之付出多年心血的出血热病研究工作。现在又需要与艾滋病作斗争，因为它在夺去更多人的生命，尤其是在非洲。1989年7月，艾滋病环球研究规划的负责人乔纳森·曼和乔订了一份胁议，让乔到日内瓦去，他们计划检测人类免疫不全病毒，艾滋病药物疗法和感染的机会。他们选择的研究地点主要在发展中国家，乔在那里的经验会特别有价值。世界卫生组织和“疾病控制中心”的人类免疫不全病毒——艾滋病研究部已经在1989年夏季起草了复杂的文件，那是在第一批雷斯顿猴从菲律宾运出之前。
新闻界猜测乔离开“疾病控制中心”的原因是雷斯顿疫情的争论，完全是夸张的，但是，乔也不必那么仓促地或激烈地离开特殊病原体部。“疾病控制中心”让乔在出血热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流失是对该部门领导工作的严重控告。几年后卡尔·约翰逊也离开了“疾病控制中心”，这样损失就更加严重。
对我来说，这也是我个人的损失。多年来我从事出血热研究工作，乔一直是我的良友和导师，他一走，我只能孤军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