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我正坐在一位老人家的客厅里。我还不太了解他，但是我很快就认识了他的狗，“宝贝儿”和“巴巴”——一只像一匹小马那样大，还有一只比我的猫还小。谢天谢地，它们很喜欢我，而现在它们睡着了。

我看向一边，过了片刻。我得告诉他。

“您知道我不是犹太人吧？”

我们见面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老人家坐在我对面的椅子里，不耐烦地却也友善地轻哼了一声。他看向别处，双手握在一起。他跷着二郎腿，闲着的那只脚好似在敲打着一段无声的节拍。他的眼睛望向窗外的空地。

“我知道。”他最后说，微笑着看向我，“这也是我找你的原因。”

我稍稍放松了些。所以，或许我正得其所。

“所以，”他说，好像准备要讲个笑话，“跟我说说你对犹太人的了解。”

我脑子高速运转想着要说什么的时候，七枝烛台的形象跃然而出。

“你认识犹太人吗？”

我想到一位。“我和一名叫贝拉的女孩一起工作。我想，她是犹太人。”

我本来以为他会面露不屑，但他却很是热情。“很好！”他说。

我通过了另一项考验。

接下来是第一条指示。“对于我要告诉你的事情，你要放弃先入之见。”他停顿一下，好像在想合适的表达，“我不想让我的故事染上任何个人的情感包袱。”

我不太自然地动了动。“也许会有一点。”

他倾身向前，不太平衡。他一只手抓住桌子。桌子也不太稳当，高低不平的桌脚撞到地板上。回响的声音吵醒了狗，它们都被吓了一跳。

我吞了吞口水。“我母亲的娘家姓是施瓦茨费格。她的家族是德国人。”

他缓和了些。“我们都是来自某个地方的。”他说。

“是的，但我是新西兰人。我母亲家在新西兰已经定居了一个多世纪。”

“移民。”

“对。”

他坐了回去，现在的状态很松弛。“你能写得多快？”他问。

我反而不知所措。他这到底在问什么？“嗯，这要看我写的是什么。”

“我想让你快点写。我时间不多了。”

惊慌。我特意没带任何录音还有写作材料来见第一面。我受邀来听他的人生故事，再考虑要不要为之执笔。现在，我只想倾听。“你有多少时间呢？”我问他。

“只有一点。”

我很迷惑。“你是要很快去别处吗？”

“是的，”他说，他再次凝望那扇开着的窗户，“我得去陪吉塔。”

我从未见过吉塔。是她的死亡和拉莱想要陪她的意愿促使他讲述这个故事。他想要它被记录下来，这样，用他的话来说，“它永远不会再发生”。

第一次见面后，我每星期拜访拉莱两到三次。弄清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花了三年的时间。我需要赢得他的信任，这花了很长时间。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在讲述的过程中愿意深刻地审视自己，而这也是这个故事所需要的。我们成为朋友——不，不仅仅是朋友；让他恐惧的是他和吉塔可能会被视为与纳粹勾结的叛徒，这种负罪感折磨了他五十几年，而他在渐渐摆脱这种感觉的同时，我们的生活也交织地愈发紧密。我和拉莱坐在厨房餐桌旁，他的部分负担转嫁到了我的身上。在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事件之后的六十年，这位亲爱的老人家双手哆嗦，声音颤抖，眼眶仍旧湿润。

他讲的故事零零碎碎，有时候语速很慢，有时候又很快，很多故事之间并没有清晰的联系。但这没关系。和他还有他的两条狗坐在一起，聆听老人家的故事，虽然这可能对其他不感兴趣的人来说就是絮絮叨叨的闲扯，但对我来说，这非常动人。是因为好听的东欧口音吗？还是这老人家的个人魅力？是因为这个逐渐在我眼前展开的扭曲的故事本身？这些都是原因，但也绝不止这些。

身为拉莱故事的讲述者，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记忆和历史是如何时而共舞，时而分道的。历史中的教训有很多，我不只是要总结历史中的一个教训，而是要给人性上一节独特的课。总体来说，拉莱的记忆是非常清晰和准确的。它们和我调查到的人、日期和地点都十分匹配。这算是一种安慰吗？这样可怕的事实曾经就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和这样的一个人相识相交只会让人觉得这些事实更加骇人听闻。对于这个迷人的老头儿来说，记忆和历史没有分别——它们共舞华尔兹，十分合拍。

《奥斯维辛的文身师》讲的是两个普通人的故事，他们生活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仅被剥夺了自由，而且还失去了尊严、姓名和身份。这是拉莱对他们为了活着所需要做的事情的记录和描述。拉莱在世的时候有句座右铭：“如果你早上醒来，那这就是美好的一天。”他葬礼的那天早上，我醒来时就感觉到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好日子，但对拉莱来说却是。他现在如愿和吉塔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