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错误的观念常常以流血而告终，但是无论何种情况，流血的总是他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某些思想家会如此随意地谈论所有事情。
——阿尔贝·加缪
在1944年法国光复之后的12年中，整整一代法国知识分子、文人和艺术家都被卷入了共产主义的旋涡。指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成了共产主义者；其中的大部分人并非如此。诚然，那时许多法国杰出的知识分子同现在一样，并没有正式的政治归属，他们中最重要的一些人无疑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雷蒙·阿隆只是众多最出名的知识分子之一）。但是共产主义的议题——它的行为、意义，它对未来的主张——占据了战后法国的政治和哲学对话。人们对国内外共产党人的行为的看法塑型了公共讨论的术语，并且当时法国的大多数问题也都是在共产党人及其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政治和伦理立场的框架内进行分析的。
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先例。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知识分子曾有过类似的关注，并且他们会继续这么做，至少对于其中的某些人而言，这种状况要一直延续至70年代早期。但是1944年至1956年仍然是特别的。维希政权的插曲取消了右派知识分子的合法地位（这一群体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文化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战时的经历和抵抗运动使得左派在语言而非行动上变得激进。1956年以后，人们的注意力逐渐从国内和欧洲的激进主义转向在欧洲以外的国家兴起的反殖民运动，并且，在赫鲁晓夫1956年2月的秘密报告中，这一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抨击了斯大林时代的问题和缺陷，也点燃了怀疑和幡然醒悟。“二战”以后的10年间，左翼阵营的苏维埃共产主义的诉求几乎处于垄断地位，其重要性体现为大多数法国政治思想家都受其吸引，并热烈地维护共产主义，这一现象是独一无二的。
除此之外，也正是在这10年当中，苏维埃社会由最初在遥远的异域的边境线以内，延伸至之前被称作中欧的地区。列宁的革命及其斯大林式的展开曾被视为一片遥远大陆的特有现象，人民民主却一步步将共产主义原封不动地带到了近处。战后在布达佩斯、华沙、柏林和布拉格建立的政权，通过与之相伴而来的镇压、迫害和社会暴动，将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道德困境带入到了西方知识分子议事的中心位置。如果我们可以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斯大林的受害者在集体化、政治清洗和大规模人口迁移中的遭遇归咎于一个倒退的、从历史观上说属于野蛮社会的现代化和革命的创伤，在战后的东欧，我们却不能这样评论斯大林主义，因为，为共产主义辩护，其引申义是为作为一种人类解放教义的马克思主义辩护，相应地就意味着去承认，人类巨大的牺牲是以历史和自由的名义做出并得到解释的。
本书所要探讨的，就是这些辩护与随之而来的理念，还有那些在1944年至1956年间拥抱它们的男男女女。这不是一个关于共产党知识分子的专门性研究，除了顺带谈到一些之外，也不是关于共产主义者的语言和行为的研究。它的主角是那些法国知识分子，一些杰出，一些则默默无闻，一些是共产主义者，但大部分不是；在“介入”意味着付出沉重的道德代价之时，他们都寻求“投身”于进步的一方。从20世纪最后几年的特殊视角看法国知识分子对这些事件的回应，他们描述其政治和道德承诺的方式，他们在为当时的斯大林主义辩护和正名时所采用的术语都看似奇怪而遥远，那些政治和文化领域所产生的回响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大相径庭。
的确，对于任何足够久远的社会而言，这一点都能成立，不管是从风格上还是从时空上而言。然而，那个时代的作品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们仍然拥有一种惊人的力量。甚至在1991年，我们仍能同意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在1949年写下的那些话，他将彼时对匈牙利审判秀的辩护描述为“灵魂的下作”。㊟我们能够回应它们的原因之一在于，那时的一些作品仍与我们同在；另一个原因在于，这些作品常常出自那些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地位的男男女女笔下，他们是法国甚至世界知名的小说家、哲学家、剧作家……以及道德家。他们的声誉也许随着时间黯淡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读到他们对暴力、人类苦难和痛苦的道德选择的无动于衷时，我们的不适感就能消失。
这些事件并未被忽略，至少在法国是这样。在索尔仁尼琴和柬埔寨之后，法国社会普遍将关注点投向法国知识分子和他们之前与马克思主义的暧昧关系。事实也确是如此，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对法国知识分子生活的一个关注主题就是前一代法国知识分子在道德上的失当。毕竟索尔仁尼琴并不是第一个细致描写古拉格及其恐怖的作家。1968年，阿图尔·伦敦（Artur London）再一次叙述了50年代的捷克审判秀；在他之前，是赫鲁晓夫自己。而在此之前，还有40年代的维克托·克拉夫琴科（Victor Kravchenko）和戴维·鲁塞（David Rousset），他们详细揭露了“集中营”的运作方式。比他们更早的，是维克托·塞尔日（Victor Serge）和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而在他们之前，还有大量关于苏维埃经历的回忆录和分析资料。在这些书面证据面前，尚不必提及亲历者的证言，智慧的人类如何能一厢情愿地将共产主义视为未来的希望，并将斯大林看作是给出历史谜题答案的那个人？在“二战”过去20年之后，在其祖国的政治迫害过去十几年之后斯洛伐克犹太人约，·朗格尔（Jo Langer）惊诧于她在巴黎的经历；她所面对的是对其经历的否认，对历史证据的视而不见，以及对放弃正统的革新论神话和乌托邦的拒绝。在这里，被困在时间舱里的，是被认为早该消亡的物种：“法国左派知识分子”（les intellectuels-de-la-gauche-française）。㊟
托马斯·帕维尔（Thomas Pavel）恰如其分地将四五十年代发生在法国知识分子精英身上的状况描述为“充耳不闻”。㊟要解释这一失败，仅仅承认和叙述问题的严重性是不够的（虽然这是理解的必要前提，并且直到最近这类研究仍然相当不足）。然而，这似乎是迄今为止有关该主题大部分已有研究的有限的雄心。有三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一点，每一点都提示和框定了一条有关其主题的研究路径。
首先，是掩盖父辈罪恶的政治动机。1975年之后大规模出版的书籍常常是通过有选择的引证试图阐明，像让-保罗·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埃马纽埃尔·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及其那些同代人的迟钝和在道德上的矛盾心理，在布达佩斯遍体鳞伤之时，他们仍然摆弄着他们的存在主义困境。这很容易做到——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些人和许多围绕在他们周围稍次要一些的人一道写下并说了一些相当令人震惊的蠢话。但是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有很大的缺陷。毕竟，了解“弑父”并不够——你还必须理解他。否则，起码你将很有可能犯下同他类似的错误。除非是从最粗浅的意义上说，这些并不能算作历史作品，而更多的是人格诋毁的训练。它们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以往的文化英雄会持如此愚蠢的看法，它们也不能帮助我们领会为什么持如此观点的他们会受到追捧，并仍然声名显赫、备受尊重。这类方法在解释为何现代的评论家在很多时候会一度赞同他们现在所反对的那些人的观点时，也存在着局限。㊟
其次，这些年法国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巴黎知识分子的引人瞩目的个人回忆录和自传。在这里，由于很难收集作者自己早先的评论，这些作品时常会渲染作者本人切入该主题的方法，这就以另外一种方式造成了限制。它们很明显会凸显个人轨迹的与众不同，并且，不同的作者，在学术含量和重要性上也参差不齐。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为自己辩解，并宣誓对共产主义的某种政治效忠，这为他们的年轻时代增色，并仍然使得他们异于常人。这些回忆录，尤其是那些正值盛年的男男女女的作品，都有一种很强的历史感、情境感，同时在这些少壮派的文章中，政治和道德选择的模棱两可性也随处可见。他们多半属于“冷战的那一代”，对他们而言，共产主义是“无法逃避的问题”。㊟他们问道，我如何——如果作为我自己并按照我现在所理解的那种方式去理解——会说过或者做过我笔下所描述的那些事？是什么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我又是从何时开始并如何重见了光明？这类回忆录中的一些对作者经历的历史性时刻做了上佳的分析——它们中最早的一部，出自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之手，从很多方面来说，现在仍然是最好的。可以想见，那些出自专业历史学家的作品更长于高屋建瓴；他们在明里暗里歌颂这个时代的病态，在某种程度上都染上了不出声响的歇斯底里症。㊟
然而，我们依然有一种不恰当有时甚至是不诚实的感觉。毕竟没有人想要承认他或者她不但愚蠢，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两面派。但是，有那么多的这类回忆录都有这种倾向，表现出了不可避免的矛盾性。因为知识分子的文字会留下关于他们之前看法的证据，这一点无法轻易消除；他们不得不在几年后承认，他们确实说过和做过那些荒谬的事情。但避而不谈那些年的经历，并声称自己已经从年轻时犯下的蠢事中成长起来了，是远远不够的。即便在某种哲学意义上，我们不再是我们曾经的那个样子，我们独自就可以承担之前的那个自己的所作所为。因而，几乎所有战后那些年在政治上偏左的作家，如今都会宣称他们内在一直保有一种与其公众形象及其在左派朋友面前的形象不相一致的自我认同。克洛德·罗阿（Claude Roy）以一种有特色的方式阐明了这一点：“在历史选举中我投票给让-雅克·卢梭和马克思。但是在个人的无记名投票中，我更会选择叔本华和戈多。”㊟为什么他过去没那么说？他确实说了——只是在1956年之后。其他人早些年的时候就将他们个人的和政治的认同调回正道（如果我们想要去相信他们所说的）；另一些人则要等到60年代，甚至是70年代。
克洛德·罗阿，同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皮埃尔·戴（Pierre Daix）一样，以及包括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在内的其他人，就应该感到，甚至是在时隔30年以后，要为自己争得一点儿诚实的名号，是明智且可理解的，也是唯一自然的选择。此外，罗阿确实是以一种精准的方式描述了他的许多同代人的经历。但是这种解释固然坦诚，却反而阻断了任何理解他们信仰的来源的可能性，因为前者否认他们曾真正信奉它们，所有的证据都变得无效了。至于像阿兰·贝桑松（Alain Besançon）或多米尼克·德桑蒂（Dominique Desanti）那些人——他们承认所写的即为所想的，而他们所想的就是所相信的——他们以另一种方式混淆着视听。贝桑松在为其年轻时的偏差辩护时说，即便在斯大林死后，他都仍然如此认为：“在法国，没有人或者几乎没有人，曾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在罗阿看来，作者所说的都是真的——这也是本书成书的目的之一，它旨在展示，为何在法国现代政治文化的大环境中，反共产主义似乎被从非保守的信念词汇中剔除出去了。然而同时，贝桑松想错了：法国有许多反共产主义者（anti-Communists），并且其中的一些还是左派；同样也有很多非共产主义者（non-Communists）。在其盛年，贝桑松继续强调他及其同辈人在年少时所持的观点——整个法国被分成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主义者两派；在那时，没人能够期望采取一种中间立场。在我们所谈论的那些年，朋党性质的政治和哲学的立场是真实存在的，我将在本书中探讨它产生的根源。贝桑松出于为自身的当代选择辩护和正名的需要，对这一问题所做的诠释是令人遗憾的——他没有充分发挥其作为历史学家的优势。㊟
上述评论引出了关于现有的法国知识分子行为研究的第三点不足。传记作者有他们自己的故事需要讲述，而历史学家则承担着理解时空意义的特殊使命。但是，在知识分子行为研究的问题上，却存在着某种重合。战后国内外状况的大背景，在很多文人、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那里，是如此势不可挡以至于无法单独对其做出解释。这意味着，事件和选择将众多理性的男人和女人置于一种事实上需要多重考量才能决定其行动的境地。这是一种富有诱惑性的观点。在希特勒、贝当和斯大林之后，谁能不寄希望于共产主义的美梦？理性的人们也许会在不同的时刻从迷梦中醒来，但是在迷梦看似合理的终结的状况下，最初的幻想是可以原谅的。
有两点可以说明这种中立的历史主义解释的缺陷。其一，它的范围过于狭窄。上文所讨论的三类作品——可概括为：错误、回忆录和历史记录——有着共同的前提：1944年至1956年代表着某种法国知识分子生活的特殊或者异常的一面，它是一次令人尴尬的对理性的偏离。他们同时也承认，正是在那些年中，现代法国的高等文化繁盛并建立起了世界性的霸权，然而在他们少有地聚在一起讨论它们的时候，道德偏离和文化影响却莫名其妙地被视作不相干的现象。因而，就萨特的错误、矛盾和谎言，M·A·比尔尼耶（M. A. Burnier）在世界法庭之上指认了前者，但却没有停下来反思这一事实，即世界确实对他指认的对象感兴趣。㊟然而，这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相关性；当局外人想到法国知识分子，他们都会本能地联想到那10年的人物及其作品，而这正是今天的法国思想家想竭力掩盖的。
按照同样的思路，关于战后法国知识分子介入的许多历史记录只能提供它同法国1944年（或者1939年）之前的知识分子经历的关系的细碎解释；至于之后的经历，则呈现出我们上述分析的那个样子。大体上，从战后知识分子的历史记录中可以看出，人们注意到早一代知识分子先前的举动，但是很少有人曾持久地依据后者来解释前者。显然，我们不能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更远。我将探讨的是，一些法国知识分子所争论的主题为之后的政治立场铺就了道路——被暴力所吸引，对属于公共行为范畴的道德不感兴趣，对德国哲学风格的令人奇怪的反复迷恋——这一点足可以追溯至维克托·库赞（Victor Cousin）、1793年和伏尔泰，无疑还能往前追溯。较长的时间跨度就已经使得在社会历史中证明这一点变得困难，即便可行，关于公共语言的历史及其政治展开，也很难说出很多。然而，在严格从战后法国本身发现其自身的悖论根源这一视角，同将这些悖论分解成数百年的法国民族历史中的范畴这一看法之间，肯定还有研究的空间。因而，虽然本书旨在研究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中法国知识分子的行为，但是为了解释这些行为，它同样也试图较为宏观地阐释法国新近的那段历史（也连带其他国家的历史）。
这种历史记录的第二个缺陷关乎上述方法的公平性，即不愿承担或者指认采取如此立场以及说过那些话的自己或他人的责任。一切都变成与大环境相关了，即“时代的氛围”。如今，历史就是用以描述和通过描述进行解释的一门学科和一种方法，它不是也不应该是一种控诉。尽管如此，在这一点上仍然有保持客观的程度问题。因而，举例来说，对于任何读者而言在直觉上都显而易见的是，纳粹的历史学家所要面对的问题和困境往往是中世纪禁欲主义的学者所不需要面对的。在解释一些本身并不吸引人并且也常常会使读者产生厌恶情绪的问题时，也并不意味着不精准就是可被原谅的，试图做到中立也不是必须的。就战后知识分子的历程而言，我同样不会以此为借口。法国思想家在战后世界当中的重要性和国际声誉对他们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压力，它完全符合萨特及其同辈人就作家对其言语及其产生的效果所要承担的责任的论述。正是这些主张同面对不同寻常的实际境遇和道德选择时的那代法国知识分子的实际回应之间的对比，才是引人瞩目并需要澄清的。不管时代的情感如何，他们未能完全阐明也没能为自己开脱：“灵魂不会如此脆弱，以至于在恰当的引导下，还无法完全控制它的激情。”㊟
除此之外，这种对比，即法国知识分子未能实现他们的崇拜者尤其是东欧那些崇拜者对他们投注的期望，以及法国对其他西方国家知识分子生活的影响力，决定性地影响了战后欧洲生活的历史。正如我将论述的那样，这里所描述的看法的效用并不仅限于我们所要谈论的那些年，也不限于主角们的生活和人际关系。在1944年至1956年间法国知识分子实践的历程中，不仅能发现法国和欧洲早先历史的回响，还能找到有关我们现状的萌芽。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年的历史，必然同它的主题联系在一起。至于我是否成功地在这种历史介入和历史分析之间求得了一个平衡，就留待读者去判断了。
在这个方面，之前那些同题材的作品并不总是很成功。正是因为贝尔纳-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如今，不表露出偏好就给出某种判断变得更加困难。在其仓促写成的有关法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书中，列维使用有选择的引证、非典型的例子以及断章取义的文本，将20世纪一大批法国政治和社会思想家定了罪。㊟他的方法令人生厌，如果不是因为相信该作者在某些结论上本能地保持了正确，我也不会提醒读者这本小书的存在。
在法国，对他的某些批评并非由于专业敏感性受到了冒犯，而是出于对其攻击法国过去文化中神圣偶像的正当愤慨——夏尔·佩吉（Charles Péguy）、埃马纽埃尔·穆尼埃及其他人。但是，因为他在每一个案例中都结论正确，但论据错误，且又没有合适的证据证明这一点，贝尔纳-亨利·列维的结论也就被那些严肃的学者、历史学家所忽略了。然而，由此推出当我们探究相同的问题时，在事实恰如其分之时，也必须避免得出类似有力的负面结论，这是不对的。在本书中，我相信能够清楚地表达出我对穆尼埃及其同代的其他人的看法，虽然我曾努力将他们视为，即使不是他们时代的产物，也是被时代紧紧裹挟的人物，并且我也力图充分且公正地讨论他们的作品。
在这一点上，作为局外人有一些好处，即便这是这一立场能够带来的唯一好处。相较于一个法国学者，一个外国人本来就更容易发现问题。举例来说，在本书中，我好奇于法国现代哲学传统中的某一个方面，而关于该点，在法国直到最近都很少能发现相关的讨论，这标识着对公共伦理或者政治道德的关切的缺失。同样地，我也非常急于了解，法国对极权主义的回应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哪种方式上异于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局外人，我也着迷于法国知识分子论述的独特形式，我所描述的对话的推进形式。因为它们是以比较的方式被框定的——为什么法国会如此与众不同？——这些就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可以，而一个本国人却无法提出的问题。
也许，这些也是那些来自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研究知识分子史的学者特别爱提出的问题。对照那一传统的精神，这本书既非一部观念史，亦非一部有关法国知识分子生活的社会史。它期望涉及上述二者共同的研究范围，但在某个简单的意义上，也能够被当作一种对话史来理解：整整一代法国知识分子通过对话进行交流，并在其中探讨关于“介入”“责任”“选择”等问题。在战后岁月的大背景下，这种对话拥有了复杂的以言行事的后果，受到了特定文化和语言惯例的约束，被主流的那一代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塑形。大背景——政治的、文化的、个人的——因而就具有一定的意义，同时也能说明接下来的章节中被论及的作品的历史背景。但是那种讨论的形式本身大体上就是依据文本的，它通过他们使用的语言和采取的立场来确定知识分子态度的决定因素及其来源。
本书的构思形成于上述的关切以及我想要厘清的问题意识。在第一部分当中，我对法国光复时期的知识分子状况做了一个探讨，并尤为关注战前的大背景；借由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1940年至1944年的经历。这不只是一个外场布景的练习：这是我的观点，即20世纪30年代的经历——有关战败、德占时期和抵抗运动——不仅设定了战后知识分子活动和关注点的大背景，同时也框定了这些活动和关注点所使用的语言和假设。
在第二部分中，我详细描述了1947年至1953年东欧的审判秀，以及法国文人对此做出的各式各样的回应。审判的经过以及它们引起的反响或者未能引起的反响，提供了一个观察法国知识界投身于如正义、道德、恐怖、惩罚等尖锐和令人存疑的问题的独一无二的机会，这些问题的提出符合战后欧洲的状况，同时也提醒我们注意法国自身的革命遗产及其所传递的好恶相克的伦理信息。这些审判（其他当代的事件，如规模小一些的对苏维埃集中营的揭露）被当作放大镜，可以透过它们去观察法国人对这些往往在道德上令人痛苦、政治上又陷入两难的事件的回应；我试图标识出那些年知识分子的情结，同时也严格控制聚焦度，对个体态度保持一种足够的关注。
第三部分对前一个部分的描述材料进行了分析，并将其置于塑形了法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更大的主题和传统的背景当中。在第四部分中，就本书中所描述的经历在多大程度上对法国人而言是独一无二的这一点，我试图做出评估，并且，如果这是独特的，那么独特的原因又是什么；与此同时，为何1944年至1956年那些年人们的态度在1956年之后会很快就被遗忘或者篡改，这又造成了什么后果。在结论部分我将回答，这一特殊的历史被整合进法国当代意识当中的方式，并追问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国的知识分子状况在最近几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最后一个评论是恰如其分的。文人也许不太会去考虑为什么他们的书是这样的而非别样的。但是以本书为例，在最初的时候强调其并非是一部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的通史是有益的。如果它是一部通史的话，就该在总体上更多地关注一些当时极有影响力的有趣的人物，但事实上，对于这些人，后面的章节并未过多提及。我故意较少地涉及了关于战后法国文化生活中的“大争论”——比如萨特与加缪之间的争论——以及一些萨特、加缪及梅洛-庞蒂所写的有意思的书，对于其他人，我也只是一笔带过。甚至雷蒙·阿隆这一对本书的主题意义重大的人物，我提到他也只是因为他对其同代人的感觉敏锐的评论，而非因为其自身对社会学理论和政治观念的贡献。因而，本书是与众不同的。它不是一部法国知识分子史；更恰当地说，它是一本有关知识分子的不负责任议题的文集，一个关于战后法国知识界的道德状况的研究。
因此，本书的主人公——萨特、穆尼埃、德·波伏瓦、梅洛-庞蒂、加缪、阿隆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并不代表比他们影响力稍逊的同辈人，当然也不具任何典型性。但是，他们是那些年主流的声音——他们控制着文化领域，他们为公共论辩定好了基调，他们设定了听众的偏见和使用的语言。他们成为知识分子的方式回应并加强了知识分子共同体，包括那些不同意他们看法的成员在内的自我形象。他们至少直到1956年都致力于追随的那些事情，他们介入或者拒绝介入关键性的道德问题的方式，组成了法国知识分子历程中一个极为不同寻常和特殊的时刻。所有关于这一主题我想说的是，我在这里讨论的议题对那个时期而言至关重要，他们在那时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今天所造成的问题在法国现代历史上占据了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