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翻过世界大战这道坎儿

在信息化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的武器装备正在不断地更新换代，作战领域也呈现出日新月异的风貌。回首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我们仍会发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战略、战术原则却依旧指导着我们今日的战争。

在大战略方面，德国两次失败的教训最为醒目。它的问题在于：一旦德国陷于被东西夹击的态势，等待它的就是失败，连打平的希望都没有。“史里芬计划”固然是所有军事计划中的上乘之作，但它却深深反映了德国外交是何等的失策。一国如果没有高明的外交相配合，贸然动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将会使国家陷入一场风险极大的赌博。德国的失败说明：一个国家的外交失败将会完全抵消其在军事上的优势。

当外交上的严重失误使得军事作战变成一种冒险时，德国未必一定没有取胜的可能。但在执行“史里芬计划”时，德国犯了用人不当的错误，起用了小毛奇。

于是，我们看到了德军在进入法国时，关键的右翼没有包抄到位，没有实现“让右翼袖拂海峡”，把巴黎装进口袋随后法军给德军侧翼致命一击，实现了“马恩河上的奇迹”。由此，德国陷入东西两面作战的困境，从而丧失了胜利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犯了同样的外交军事错误，军队在三个方向上展开作战，最后在三面夹击下失败。两次世界大战作战史以其鲜活的战例证明了现代战争的一大特点：海权对于陆权具有绝对的优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虽然在陆地上占有绝对优势，可是它的对手们却牢牢控制着制海权。被海权包围的德国既不能战胜陆上对手苏联，也不能对控制制海权的英美造成致命的威胁。而英美等国却可以在世界范围从容调动战争资源，在南北两面夹击德国。海权对陆权的优势在未来仍然不会改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另一条教训是制空权决定战争胜负。美国到达欧洲战场后，立即对德国实施了战略轰炸，通过摧毁德国战时所依赖的重工业设施，进而摧毁德国军队顽强抵抗的意志。

在亚洲战场，美国牢牢掌控了海上制空权，进而战胜了日本海军主力，使得日本在中国和东南亚的陆军主力不能撤回本土，战略上陷于瘫痪。

战场制空权对于陆战和海战无论在战略层面还是战术层面都具有决定性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表明：由于飞机的问世，战争第三维空间的开辟，制海权必须通过制空权来实现。

就同盟国和轴心国两大对抗集团的战略而言，英美强大海权同苏联陆权很成功地结合为了一体，同盟国在战争全局上“先欧后亚”，显得很有章法。

反观轴心国，德国陆权和日本海权始终没能配合起来，究其原因，德国和日本实力有限，属于正在崛起的地区性强国，战略目标受地区性限制，各自为战，缺乏协调行动。而且苏联和中国幅员辽阔，巨大的空间阻隔了德国和日本联手。

两次世界大战再次证明科学技术是军事领域革命的源头。最新的科学技术使得先进的武器装备得以发明，并武装军队，继而促进新的军兵种出现，促使军队编制和作战样式发生变化，同时也促使新的战略战术诞生。

内燃机、无线电通讯两大新技术催生了坦克集群，航空技术催生了空军军种，三大技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空中打击配合地面坦克集群的“空地协同”成为主要的陆地作战样式。

历史的经验是：谁先感知并付诸实施一种崭新的作战样式，谁就能获得战争主动权并战胜落后的对手；谁能拥有强大的物资力量、获得新作战样式的可持续性方面的优势，谁就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从历史的“中时段”来看，两次世界大战是世界权力中心从欧洲逐渐向边缘地带、远东太平洋地区转移的动力源。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欧洲列强的急剧消耗，暂缓了对远东殖民地的控制和瓜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列强被严重削弱，远东殖民地纷纷摆脱欧洲国家的控制而独立，以独立的主权国家地位创造了向现代化转型的良好环境。100年前在欧洲看来属于边缘地带的远东地区即将成为世界的中心舞台。这种历经百年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地理方面中心与边缘的位置互换，与两次世界大战有着直接的联系。

倪乐雄

2011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