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入水面之下

权力的游戏：一次“性贿赂”引发的政坛大乱斗

在不少人的印象里，晚清的政坛就是一摊烂泥，腐朽昏庸，稀里糊涂就丢了江山。其实还真不是这样，至少在内部权力斗争方面，人家精神着呢。

1

1907年6月17日这一天，慈禧太后革除了一个人。

这人不是普通人，是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长），名叫瞿鸿禨。

瞿鸿禨曾是慈禧最信赖的一批老臣之一，素以“清廉”闻名朝廷内外，但只是因为多了一句嘴，就被直接革职遣回原籍。

到底是怎样一句话，居然让一个资历如此之深的老干部，直接被打发回家？

瞿鸿禨说的那句话，和当时一场轰动朝廷内外的政治斗争有关。

这场斗争，源自1906年发生的一件事。

那件事，按照当时的眼光看来，其实并不是一件大事情。但就是这样一件事，经过慢慢发酵和升级，渐渐把当朝的几大势力全都牵扯了进来，最终酿成了一场政治大风波——一批高官因此辞职、被贬或革职，整个清廷的权力格局发生了很大改变。

这恐怕是当初谁都没想到的。

2

这件事，得从1906年的10月26日说起。

这一天，有一个钦差大臣到了天津。这位钦差大臣才30岁，却不容小觑，因为他是爱新觉罗·载振。

载振的父亲，是深受慈禧信任的爱新觉罗·奕劻，当朝首席军机大臣，相当于一国总理。作为奕劻长子的载振，也是从小被慈禧当作“年轻后备干部”来培养的：19岁封二等镇国将军，26岁就代表大清帝国出使英国参加爱德华七世的加冕仪式，27岁被派去日本考察，1906年清朝改革官制后担任新成立的农工商部尚书（即部长）。可谓少年得志，前途无量。

载“部长”这次到天津，其实只是路过。他真正的任务，是去考察东三省。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势力迅速渗入东北，与俄国势力形成犬牙交错之势。东北乃是大清“龙兴之地”，意义非凡，不容有失。所以，慈禧派出“年轻的老干部”载振，辅以军机大臣徐世昌，率一个考察团前往东北，其任务实是准备在东北设立黑龙江、吉林和奉天三个行省，加强控制。设行省，就要有长官，按照计划，东北每省设一巡抚（相当于省长）管理行政事务，整个东三省再设立总督一名。

一夜之间，清朝的官场将多出四个省部级高官职位空缺，可想而知这个考察团的一言一行会受到怎样的重视。

10月26日，载振和徐世昌抵达天津后，受到了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当晚被设宴接风，酒足饭饱之后，又被请到天津的天仙茶园看戏。

进得茶园，入座捧茶，载振的眼睛就再也没有离开台上正在唱戏的一位女子。

那位唱戏的女子，是天仙茶园的当家花旦，年方18岁，名叫杨翠喜。

正是这个叫杨翠喜的女子，引发了清末一场著名的政坛大风波。

3

杨翠喜，1888年生于天津西郊杨柳青的一户农家。因家中贫穷，杨翠喜在12岁那年被人卖到天津，几经辗转，来到了天仙茶园。杨翠喜聪明乖巧，学会了很多戏曲，再加上外貌出众，很快就成了天仙茶园的头牌，吸引了大批“铁杆粉丝”。

杨翠喜当时的魅力究竟有多大？说两个她的忠实拥趸。

第一个人，是一个富二代。他的父亲是天津盐业和金融业巨富，家财万贯。这个富二代特别文艺，尤其喜欢戏剧，在天仙茶园和杨翠喜一见如故，经常去捧场，并在散场后提着灯笼送杨翠喜回家。这位才子富二代还特地为杨翠喜写过两首词，可见用情至真。不过杨翠喜和他有缘无分，让这位富二代备感惆怅，甚至对他后来遁入空门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位富二代，就是著名的弘一法师李叔同。

另一个人，也是天津的巨富，名叫王益孙，几乎天天来捧杨翠喜的场。王家是天津有名的巨富，在中国近代史上也留下过一笔：王益孙的父亲王奎章曾经请过一名年轻人到家里开私塾，到了王益孙这代，还出钱资助那位年轻人在天津办了一所私立中学。那个年轻人，就是张伯苓；那所中学，就是天津南开中学。

李叔同在本文要说的这件事中只是一名路人甲，而王益孙这个名字我们还需要暂时记着，因为他在后续事件发酵中也是关键的一环。

现在回到1906年10月26日那天晚上。

18岁的杨翠喜在台上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看得台下的载振双眼直兮，垂涎流兮。载振年纪虽轻，但也“阅人无数”，吃花酒，搂名妓，早已名声在外。

而他目不转睛盯着杨翠喜的那一幕，全都被一旁一个叫段芝贵的人看在眼里。

4

现在轮到段芝贵出场了。

那一年，37岁的段芝贵已经做到了天津巡警道（相当于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兼消防局局长再兼卫生局局长）。

段芝贵是安徽人，天津武备学堂毕业，靠着族叔在袁世凯手下当差，得到了接近袁世凯的机会。论能力，段芝贵基本没啥，但他有一套特别厉害的拍马屁功夫，而且在官场上善于察言观色，投人所好，再以此交换自己想要的东西。

载振一行经停天津，忙坏了段芝贵：谁都知道，伺候好这位背景显赫的“年轻老干部”，今后的好处数不胜数。更何况，段芝贵有自己的明确目的。

所以，当段芝贵看到载振对杨翠喜魂不守舍的时候，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当晚，段芝贵就安排杨翠喜进了载振的卧房。

第二天，段芝贵找到了杨翠喜的忠实粉丝——富商王益孙，请他帮忙“倒口袋”。

所谓“倒口袋”，是天津老百姓的一种说法。按照当时的规定，官员不准自己蓄养戏伶或妓女，但是如果有其他人用非官方的名义赎买了她们之后再暗地里“交易”给官员，却无人追究。所以，这种帮官员买人再交易的生意，就叫“倒口袋”。

王益孙受了段芝贵的委托，就去戏园赎买杨翠喜。戏园的老板也不傻，知道王益孙来赎买，幕后必有大金主，所以漫天要价，最后成交价高达12000两白银。

赎身后的杨翠喜，被段芝贵又花了大价钱精心打扮修饰了一番，在1907年的3月，以为载振父亲奕劻祝寿的名义送到了北京。送给奕劻的，是段芝贵向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借的10万两白银礼金，而杨翠喜，当然是献给载振的。

1907年4月20日，投桃报李的时候到了。

新设立的东三省巡抚名单公布，其中新任命的黑龙江巡抚，赫然写着“段芝贵”的名字。

一时之间，舆论哗然。

段芝贵之前只不过是个四品的道员，名不见经传，怎么一下就连升三级，成了从二品的巡抚，主政一方了？

此时，天津的一些报纸已经开始披露段芝贵用“美人计”进行“性贿赂”买官的内幕，“杨翠喜”这个名字也被人挖了出来。

一场被称为“丁未政潮”（1907年是丁未年）的政治风暴，正式开场。

5

第一个站出来踢爆这件事的，是御史赵启霖。

当时清廷之上，有一个著名的“三霖公司”，指的是三名敢于直言的御史：赵启霖、赵炳麟、江春霖。这三名御史不仅能言善辩，不怕得罪权贵，而且还会利用民间媒体舆论造势。

段芝贵“性贿赂”载振以取悦其父奕劻买官一事，其实早已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当时刚刚创办《京报》的主编汪康年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发在了报纸上。但朝廷之中却一直无人敢公开说，因为毕竟涉及首席军机大臣奕劻的大公子。

但赵启霖就敢。

1907年5月，赵启霖直接上书，将段芝贵“性贿赂”买官的事情全盘说出，指出段芝贵既不是科举出身，也没有立过什么大功，甚至作为一名二品官员都没面见过皇上，就这么稀里糊涂上任了，这一切都是奕劻卖官鬻爵带来的恶果。

赵启霖在参本的末尾还加了一句：“是可忍，孰不可忍！”

按照清朝的监察制度，赵启霖的这份上书被直接送到了慈禧的案前。慈禧看完之后，勃然大怒：奕劻啊！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其实奕劻好财，载振好色，慈禧也早有耳闻，但她对能力平平的奕劻一直不舍得弃用，一是因为奕劻毕竟是近亲宗室，二是因为他忠心耿耿。但是，这件事看上去证据确凿，且影响恶劣，连慈禧都知道不能姑息了。

考虑到牵连重大，慈禧先下了第一道命令：将段芝贵就地革职！可怜段芝贵当时还在乐呵呵去黑龙江赴任的路上，就被告知乌纱帽没了。

但是，这只是这场战争的开端而已。

上奏的赵启霖，以及披露消息的《京报》主编汪康年，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本文开头露脸的那位军机大臣瞿鸿禨的门生。

瞿鸿禨是当时清廷“清流派”的代表。“清流派”是清朝光绪年间在清廷开始出现的政治派别，大约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清流”原喻指德行高洁、勇于言事、有名望的士大夫。当时军机大臣李鸿藻因为军机处的洋务派占了多数，于是笼络了一批御史和翰林，针砭时弊，揭露腐败。根据时间阶段，“清流派”也有“前清流”和“后清流”之分。总体而言，“清流派”都注重品德修行，严于律己，比较清廉。但在一些治国理政的方针上，由于他们缺乏对时局的全面了解，也提出过不少有局限性的主张。

彼时的“清流派”势力，已和李鸿藻、翁同龢时代的“清流派”不可同日而语，但刚正不阿、清廉自律、敢言直谏的品行倒是一脉相传。“清流派”酝酿已久的组合拳，难道仅仅是为了罢免一个区区从二品的官员段芝贵吗？

当然不是。

那么，是不是针对贪腐无度的首席军机大臣奕劻？

也不完全是。

踢爆段芝贵“性贿赂”案，“清流派”其实是想借此和一个人发起决战。

这个人，就是段芝贵幕后真正的大老板：袁世凯。

6

在1906年前后，袁世凯的“北洋派”已经很成气候了。

1901年，一代权臣李鸿章去世，42岁的袁世凯接任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成为当时大清帝国令人瞩目的实力派人物。

但袁世凯的野心并不止于此。

通过结交各路朝廷权贵，袁世凯一直在为自己的势力扩充做准备。载振比袁世凯小17岁，但两个人其实是换过帖的结拜兄弟。袁世凯是看中载振这个人吗？当然不是，他也是奔着载振的老爸、当时的庆亲王奕劻去的。

所以，当时朝廷上都知道有一个联盟，叫作“庆袁联盟”。

而段芝贵，恰恰是袁世凯一手扶植起来的亲信。段芝贵之所以能获得袁世凯的信任和提拔，和他不断给袁世凯贡献女色有关。段芝贵还有一个绰号，叫作“民国第一皮条客”。

所以，段芝贵用“性贿赂”换来黑龙江巡抚，与其说奕劻是听儿子吹风给段芝贵面子，倒不如说他是给袁世凯面子。

那袁世凯为什么要段芝贵升任黑龙江巡抚呢？因为他需要布局，需要自己的势力走出京城。事实上，在1907年4月20日公布的东三省长官名单中，黑龙江巡抚段芝贵、吉林巡抚朱家宝、奉天巡抚唐绍仪、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四个人，清一色都是袁世凯的人。

也正是因此，袁世凯一手遮天的“北洋”势力引起了“清流派”的担忧，也引起了慈禧的警觉：她罢免段芝贵，同样也不是冲着这么一个小小的从二品官员去的。

她敲打的，就是袁世凯。

在这一点上，“清流派”其实也是慈禧的工具。

不过，“清流派”是真心决定发动总攻的。他们打出的还不仅仅是赵启霖这一张牌，还有一张更大的牌也被甩了出来——刚被任命为四川总督的岑春煊不去四川上任，直接坐火车到了北京。

岑春煊也是个“官二代”，父亲是云贵总督岑毓英。岑春煊在“戊戌变法”中因支持变法而得到光绪帝信任，之后又在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带光绪逃难时主动勤王而得到了慈禧的褒奖，深受慈禧信赖，也是一个大红人。

而且，岑春煊为官时大力惩治贪官污吏，与“清流派”瞿鸿禨是结成同盟的，也算是“清流派”的有力盟友。

1907年5月1日，岑春煊抵达北京，之后四天连续四次被慈禧召见单独议事，并被授“邮传部尚书”的重要职位，留守京城。

岑春煊坐稳京城后，立刻做了两件事，摆明了态度。

第一件事，上书弹劾奕劻，称他贪污腐败，不适合再担任首席军机大臣。

第二件事，给出了邮传部侍郎（副部长）朱宝奎贪污腐败的证据，让慈禧太后撤了朱宝奎的职——朱宝奎是袁世凯“北洋派”的人。

一时之间，京城传言四起：老佛爷准备起用岑春煊，接替袁世凯担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

至此，“清流派”已经火力全开，占了上风。

奕劻和载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唯一的希望，就是看袁世凯怎么接招。

7

现在，轮到之前露过脸的天津富商王益孙再度登场了。

1907年5月，王益孙忽然接到了张镇芳的一个请求：您受累，请把杨翠喜纳为小妾。

这个张镇芳也不是普通人，他的姐姐是袁世凯哥哥的老婆，换句话说，他算是袁世凯的亲戚，转达的，就是袁世凯的意思。

彼时，杨翠喜已经从北京被悄悄送回了天津。

这就是袁世凯回击的第一步：先把“性贿赂”这件事糊弄过去再说。

按照张镇芳的授意，王益孙要先伪造一张契约，证明自己在1905年6月就已经花3500两白银，将杨翠喜纳为小妾（后又改口为买作使女），所以根本不可能存在一年后专门买杨翠喜献给载振的事。

王益孙本来就喜欢杨翠喜，现在等于白得，当然欣然从命。

之后，天津商会的王竹林也受到了“嘱托”，届时要一口否认曾经借款给段芝贵。与此同时，“清流派”利用舆论，袁世凯也会这一招：《大公报》领袁世凯之意，也开始发布所谓的“真相”，把杨翠喜早就被王益孙买去做妾这一“事实”进行了大幅报道。

这边袁世凯刚刚打点停当，那边慈禧太后派出的钦差大臣就已经到天津了。

领衔调查团的，是两个人：年方24岁的醇亲王载沣，以及已经80岁的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

年轻的载沣主要代表皇室，真正能给案子定性的，是孙家鼐。当时清廷的第三股势力，开始登场了。

8

孙家鼐代表的，是当时清廷里的“老臣派”。

“老臣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孙家鼐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他们的特点就是德高望重、资历极深。比如孙家鼐，是咸丰九年（1859）的状元，不仅做过吏部尚书，还代理过工部、礼部、户部、吏部、刑部五部的尚书，最后被封为文渊阁大学士。有这样的资历、年龄，说他“德高望重”是绝不夸张的。

“老臣派”作为当时朝廷的第三股势力，其特点就是，谁都看不上，谁也不得罪。

对于“清流派”，“老臣派”一直是保持距离的，而对于这些年青云直上的“北洋派”，“老臣派”更是嗤之以鼻的。但是，由于自身缺少足够的实力，“老臣派”也不得罪“北洋派”，只是一直在幕后撺掇“清流派”站到台前。

如今，这样一个机会摆到了孙家鼐的面前：到天津一问一查，那些所谓的“契约”和“口供”漏洞百出，全是疑点。

这无疑是一个扳倒“北洋派”，至少重创袁世凯的机会。

但是，孙家鼐却犹豫了。

若要交回一份“做伪证”的报告，弹劾奕劻，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但奕劻是皇亲国戚，且是爵位可以世袭的“铁帽子王”，就算一时被弹劾下去，恐怕很快就会卷土重来。

至于袁世凯，年富力强，羽翼已成，爪牙遍布天下，这一击能把他击倒吗？

最关键的是，老佛爷究竟是怎么想的？她是不是真的想查到底？到底是经历过不少“活久见”人，80岁的孙家鼐在经过一系列调查取证之后，与载沣商议，返回京城，交出了自己的最终结论：杨翠喜本来就已经是王益孙的小妾，赵启霖的参奏缺乏事实根据，不足采信。

舆论哗然。

但是，收到这份报告的慈禧，是满意的。

对奕劻，慈禧虽然恼他腐败，但毕竟还是需要他的忠心耿耿；对袁世凯，慈禧虽然警觉，但毕竟还要用他的能力和“北洋派”的势力。

慈禧需要的是敲打，而不是铲除。当然，慈禧左手敲打“庆袁联盟”，右手也没忘了“清流派”。

上奏的赵启霖，随即被慈禧斥责为“亲贵重臣名节攸关，并不详加访查，辄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污蔑，实属咎有应得”，被当庭革职。

这下也惹恼了“三霖公司”的另外两位“大咖”。赵炳麟先站出来上奏，说历朝历代，对言官都应宽容。随后江春霖也继续上奏，说王益孙要花3500两白银的代价，买区区一个使女，这种行为在市场上闻所未闻，调查者是在睁眼说瞎话。

但其实，慈禧也只是在给两边各一个交代而已。被宣判“永不录用”的赵启霖，革职后不久就被重新录用，放到地方的重要岗位上去了。而奕劻也很快给出了慈禧需要的交代：儿子载振年轻糊涂，主动辞去“农工商尚书”这一职位。

慈禧表示“勉强同意”。

一场政治大风波，各打五十大板，眼看就要风平浪静了。

但有一个人不肯，因为在挺过了一轮攻击之后，他要报仇。

9

这个人，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首先瞄准的复仇对象，就是试图抢走自己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之位的岑春煊。

面对深受慈禧信任的岑春煊，袁世凯选择反击手段也是动足了脑筋。

首先，他将岑春煊赶出了权力中枢——北京。

袁世凯先让两广总督周馥、闽浙总督松寿接连报告两广地区“匪患难平”，然后让奕劻面见慈禧出主意——两广总督非岑春煊担任不可。岑春煊进京后，天天要和慈禧“独对”，弄得慈禧也颇有点审美疲劳，结果就真的下旨让岑春煊去做两广总督了。

从进京担任邮传部尚书到被外派为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北京只待了25天。

其次，袁世凯必须让慈禧不再信任岑春煊。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袁世凯还动用了“高科技”——找人翻拍合成了一张岑春煊和康有为、梁启超的合影。慈禧平生对康梁二人恨之入骨，看到这张“有图有真相”的照片，自然心头火起。加上岑春煊受命两广总督后，迟迟滞留上海，不肯去就任，也给了“庆袁联盟”造谣的借口：岑春煊与革命党人乃至日本人密谋要“归政光绪”。这两点都戳中了慈禧的痛处，最终促使她决定让岑春煊“开缺”——不再任命，下次再说。

最后，在扳倒了“清流派”一大支柱后，袁世凯又开始向另一大支柱瞿鸿禨动手了。

在这个过程中，也要怪瞿鸿禨自己不争气。

有一次和慈禧单独聊天时，瞿鸿禨曾提出把奕劻请出军机处，当时慈禧不置可否，只是对他说“我自有安排”。瞿鸿禨一看有点苗头，就想顺势推一把，于是他又想到了媒体。他找到自己的门生、《京报》主编汪康年，说慈禧想换首席军机大臣。汪康年把这个消息捅给了英国《泰晤士报》，试图用外媒来制造舆论压力。

结果慈禧没看报纸，倒是有外国公使夫人看到了《泰晤士报》，报上说中国的“总理”可能要换人，于是在和慈禧见面时直接询问了她。慈禧一惊之下，想来想去，自己只和瞿鸿禨说过，不由大怒。

恰在此时，由袁世凯买通的御史恽毓鼎趁机上奏弹劾瞿鸿禨，说他总是利用媒体造势，在御史团队里拉帮结派搞“小团体”。正在气头上的慈禧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宣布将瞿鸿禨革职。

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1907年6月16日御史上奏，6月17日瞿鸿禨就被宣布革职了。

瞿鸿禨被革职，宣告这场“丁未政潮”基本落下帷幕。

10

不过，“北洋派”在这轮风波中也没占得什么便宜。

在不断感受到慈禧的“敲打”之后，袁世凯最终决定“以退为进”，做了一个表态：将满人贵族最忌惮他的北洋军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之后，袁世凯又同意调离北洋，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

只是，袁世凯此时羽翼已成，其实已经没有人能阻挡他狂野的步伐了。

馒头说

一场“丁未政潮”，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

从结果来看，“清流派”偃旗息鼓，“北洋派”不占便宜，看似两败俱伤，得利的是从中“敲打”的慈禧。

但事实上，慈禧又何尝是个赢家？

最初，慈禧确实是想用“清流派”来敲打“北洋派”的，因为无论如何，“清流派”清廉自律，且对朝廷忠心耿耿，是可用的一股势力。但慈禧自己也没想到，“北洋派”的反击是如此凶猛，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慈禧也看到联合满人贵族的袁世凯的能量已经大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不得不引起警觉。

“清流派”的倒下，对大清王朝其实绝非利好。尽管他们相对“北洋派”而言力量弱小，甚至有些“螳臂挡车”，但毕竟还是忠心耿耿的。

所以，后来慈禧只能试图拉拢“老臣派”，她甚至一度想让80岁的孙家鼐加入军机处，成为第三股牵制力量，但孙家鼐谢绝了，正如“老臣派”的一贯作风：不掺和。

无奈之下，慈禧在“丁未政潮”后只能起用第四股势力：“亲贵派”，包括后来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镇国公载泽、陆军部尚书铁良等少壮派满人贵族。但是，且不论这批少壮派个人能力如何，仇视汉人的他们上台后，再一次将汉人慢慢排挤出了政治权力中心，使得满汉进一步对立，进而加速了大清帝国的崩溃。

而这场“丁未政潮”的整个过程，其实已经展现出这个帝国内部腐朽到了什么程度：弃清扬浊，拉帮结派，贪污腐败，明哲保身，隔岸观火……

就在“丁未政潮”之后的1908年，慈禧和光绪双双驾崩。

即便清朝的权贵们后来成功让袁世凯革职回乡，似乎从内部解除了一个危机，但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冲击，他们已经完全不能抵挡。

仅仅三年之后，全国就燃起了熊熊革命烈火。

一个建立全国政权长达268年的帝国，毫无悬念地，轰然倒塌。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段芝贵献妓贝子案》（周利成，《湖南档案》，2003年01期）

2.《清末轰动朝野的一桩官场花案》（甄光俊、方兆麟，《文史精华》，2007年11期）

3.《清末名伶杨翠喜引出的一场贿官风波》（陈凤尤，《湖北档案》，2010年01、02合期）

4.《改变晚清政治大格局的小女子》（陈忠海，《文史天地》，2017年05期）

5.《晚清震动高层的钱权色交易案》（蔡登山、柯基生，《廉政瞭望》，2017年07期）

6.《杨翠喜：一个民女引发的监察大案》（焦利，《人民公仆》，2014年01期）

7.《名妓裙下的大老虎》（李德林，《老区建设》，2014年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