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血肉战场
1944，血战腾冲
我写过很多地方的抗日战争，但一直没写过云南。事实上，哪怕放到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在云南发生的那几场著名战役，也足以让人铭记。
1
1944年4月14日，蒋介石收到了一份让他颇为恼怒的电报。
这份电报来自美国总统罗斯福，内容是：“云南军如不能协同作战，则空运装备等广泛支援，完全失去了意义。”
蒋介石读出了这封电报中罗斯福对他的威胁：如果你再不出动你手里的中国远征军配合盟军作战，美国就将“慎重”考虑对中国的援助。
中国军队难道没有配合过盟军作战吗？
1941年，日本在偷袭珍珠港之后，又在短时间内迅速派兵席卷东南亚，矛头直指缅甸。缅甸是中国接受战略物资的大后方，同时也是英国传统的殖民地势力范围。1942年2月，中国派出10万精锐远征部队入缅配合作战，血战同古，直取仁安羌，打出了一系列漂亮的战役。
然而，由于中美在指挥协同上存在分歧，尤其是英国军队一系列我行我素的行径乃至落井下石的招数，导致中国远征军蒙受巨大损失，只能分头突围撤退，其中第200师损失惨重，撤回时只剩2600多人，师长戴安澜在突围时中弹殉国。
在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日双方军队以云南境内南北走向的怒江为界形成对峙。
1943年冬天，时任盟军东南亚战区司令部副总司令的美国人史迪威，开始指挥中国驻印军队和部分美军反攻缅甸，希望蒋介石予以呼应。此后，史迪威频频通过罗斯福给蒋介石施加压力，敦促蒋介石能够发动滇西反击战，以减轻他的压力。
事实上，中国远征军在1942年下半年就开始重新集结，但始终按兵不动。
因为蒋介石一方面头疼于国内战事吃紧，另一方面也对当初英国军队的落井下石耿耿于怀，所以不愿意再次轻易动兵。
直到美国人的威胁电报接踵而至，蒋介石知道拖不下去了。更何况到1944年的时候，谁都知道轴心国的失败只是早晚问题了。
于是，1944年5月5日，接替陈诚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的卫立煌召开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到会的有中国远征军下辖的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第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以及各军、师长官，还包括美国顾问窦恩。
卫立煌是拿着蒋介石发来的一份电报去开会的，在电报中，蒋介石口气严厉：“务必在5月11日向怒江以西攻击，不得再延宕！”
在开会布置军事计划的时候，卫立煌多少还是有点摸不着头脑的：自己从陈诚手里接任司令长官的位置也快半年了，枕戈待旦，但从来没有收到过要打仗的指令，不知道委员长电报里的“延宕”之人究竟是指谁？
然而，还有让卫立煌更想不到的事情。
2
1944年5月5日，牟田口廉也在芒市召开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
牟田口廉也时任日军第15军司令官，当初曾直接参与了“七七事变”（时任中国驻屯军第一步兵联队联队长），此时正因他自己极力要求发动的“英帕尔战役”开展不利而头痛不已。参会的人主要有日军驻缅甸的第56师团师团长松山佑三，以及他麾下的步兵团团长水上源藏、第148联队队长藏重康美等人。
会议的重点只有一个：如何分头抵御中国军队即将发动的滇西反击战。
这实在是一件很蹊跷的事：这边，中国远征军的最高层刚刚秘密召开了关于如何反攻的作战会议；那边，日军就能迅速知晓情报，甚至可以在同一天召开关于如何防御的作战会议。
一切原因，还是出在1943年2月迫降在腾冲县城的一架中国飞机。
那一天，有一架中国的飞机因为大雾迷航，跌跌撞撞，迫降进了由日军控制的腾冲县城。
飞机上的飞行员和一名中国少校当场被俘，但这不是日军最大的收获，最大的收获来自那名少校军官随身携带的密码本和中国远征军的编制表。日本人非常庆幸但又有些奇怪：这名少校军官居然忘了把这么重要的资料事先烧毁。
更奇怪的是，携带密码本的少校被俘，中国军队方面似乎就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没人向上报告，在此之后也没有更换密码表。
于是，日本军队自此对中国远征军的配置和调度了如指掌，甚至可以精确到以“小时”为单位。
由于日本人对中国远征军将发起大反攻的时间、地点等各方面情报早已了然于胸，所以虽然在滇西驻防的第56师团只有1.1万人左右（另有1/3的兵力被抽调去增援缅北被中国军队围攻的日军第18师团了），但自认熟悉《孙子兵法》的他们还是颇有信心：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在那场会议上，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专门来到第56师团第148联队队长藏重康美面前，把自己的战刀送给了他。
藏重康美受宠若惊，但随即就明白了司令官的用意：他的联队将在这次抵御中国军队反攻中把守一座重要的城市——腾冲。
3
1944年5月12日，杨金宽在高黎贡山阵地的战壕里抱着战友的尸体，一时手足无措。
杨金宽那年才17岁，12岁就被征入军队成了一名“娃娃兵”，被分配到第36师，随部队一起进入云南，投入了滇西反击战。
36师属于中国远征军第54军，54军和53军同属第20集团军战斗序列，集团军总司令是霍揆章（黄埔军校一期生）。按照卫立煌制订的进攻计划，由宋希濂指挥的第11集团军为中国远征军的左翼，第20集团军为右翼，他们是这次攻占腾冲的主力部队。
5月11日，杨金宽随大部队强渡怒江之后，就遭到了对面高黎贡山上日军阵地的疯狂阻击。杨金宽所在的重机枪连被敌军的密集子弹压得抬不起头，身边的一位四川籍战友刚刚从战壕里抬头往外望了望，就被一颗子弹击中了额头，临死之前，双手紧紧抱着杨金宽不放。
杨金宽后来回忆：“我当时很害怕，但后来见得多了，就不怕了。”
因为后来整个高黎贡山，成了一个血肉战场。
高黎贡山是腾冲的天然屏障，按照第20集团军的计划，要拿下腾冲，就只能越过这座中国西南地区垂直落差最大的山脉。
然而，因为日军掌握了中国远征军的进攻计划，驻守腾冲的日军第56师团第148联队主力，以及第146联队一部（大约2000人），早已进入他们在高黎贡山搭建的无数明暗碉堡阵地，扼守住仅有的几条交通要道，准备让中国军队葬身于此。
36师负责进攻的是翻越高黎贡山的要道南斋公房，而54军的主力师198师（属陈诚的“土木系”）负责进攻的是另一条要道北斋公房。
5月12日凌晨，198师师长叶佩高一口气投入592团、593团、594团三个团10倍于日军的兵力，希望一鼓作气拿下北斋公房，直接打通前往腾冲的道路。
然而，战斗打了4天，负责主攻的592团团长陶达纲负伤，阵亡一个营长，重伤一个营长，9个连长中7个伤亡，全团死伤近300人，连北斋公房的前沿阵地冷水沟都没拿下来。
仰攻高黎贡山实在太困难了。
中国的官兵不仅要克服严寒和饥饿，还要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道上进行冲锋，身边是一不留神就会掉下去的万丈悬崖，重炮都拉不上来，只能依靠轻武器进行“人肉冲锋”。而扼守要道的日军有时候只需要一挺重机枪就能轻松封锁住一整条要道。
但是军令如山，中国军队只能拼死往上冲，一个营打残了，另一个营接着往上冲。靠山一侧的山沟全被中国士兵的尸体填满，血水就顺着山沟往下流，整条山沟都是血红色的。
由于部队伤亡太大，592团的团长陶达纲只能带伤亲自带队冲锋，冲锋时再度遇到日军重机枪的迎面扫射。日军打到对面中国军队全都倒在地上才停止射击，而就在此时，陶达纲带着幸存的战士从尸体堆里爬起来，继续冲锋。
最终，是陶达纲的警卫排组成敢死队，炸掉了冷水沟日军的碉堡，才拿下了阵地。
伤亡巨大的592团停下来歇一口气，594团接着进攻北斋公房主阵地。
这一次，中国军队做了战术调整，198师师长叶佩高派出593团穿插迂回，拿下了北斋公房后面的马面关和桥头，直接切断了驻守北斋公房日军的后勤供给，一面打，一面围。
这一招是有效的，没过多久，北斋公房的日军就断粮了。饥饿的他们甚至开始吃同伴的尸体，有时候，阵地上直接就用绳子挂着人的大腿肉风干。
在中国军队翻越高黎贡山期间，当地的怒族、苗族、独龙族的妇女儿童主动为中国士兵带路、运送物资和伤员，男人们手持打猎的枪支甚至弩箭和铁叉，在山林里一起追杀溃败的日本士兵。在运粮过程中，由于严寒和饥饿，当地少数民族也有近300人失去了生命，但整个战斗期间没人偷吃过一口军粮。
然而，被军国主义洗脑的日本士兵依旧没有放弃抵抗，594团为了拿下北斋公房，还是付出了巨大代价：团长覃子斌在亲自带队冲锋的时候，手脚都被日军机枪打断，因失血过多壮烈殉国。他也是中国远征军在滇西战场上牺牲的第一位团级军官。
6月21日，第20集团军以伤亡数千人的代价，耗时40天，终于翻过了高黎贡山。
腾冲古城就在眼前，但是，依旧还有屏障要打，依旧还是山。
4
1944年7月16日，霍揆章在一次军师长会议上发火了。
作为第20集团军的总司令，霍揆章发火的原因是，整整半个月过去了，远征军还没拿下腾冲城外的来凤山。
在翻越高黎贡山后，第20集团军主力已经逼近腾冲城外，但要拿下这座城，必须要拿下城外的四座高山：南面的来凤山，北面的蜚凤山，东面的飞凤山，西面的宝峰山。
在四座山峰中，南面的来凤山最重要。这座山海拔1914米，占领后可以用炮火直接覆盖城内的守军。
无力进行城外阵地防御的日军也知道，这座山对守住腾冲至关重要，所以自1942年占据腾冲城后，他们在来凤山的五座山峰上都搭建了极为坚固的防御堡垒，每个堡垒之间有堑壕相连通，山腰还有一条隧道直通腾冲城内。
尽管守城的日军第148联队兵力已经捉襟见肘，但还是派出了近400人死守来凤山——又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牢固堡垒。
果然，在第20集团军清除腾冲外围据点的战斗打响后，其余的三座山经过苦战之后都被顺利拿下，唯有来凤山久攻不下。
进攻来凤山的是预2师的三个团和36师的一个团，四个团几千人进攻一个400人防守的山，打了半个月，伤亡近千人，还是打不下来。
来凤山确实难打：日军将山上的树木全部砍光，光秃秃的山体直上直下，没有任何可以隐蔽的地方。五个山峰的日军阵地射击位可以互相交叉掩护射击，而中国军队却只能以血肉之躯拼命往上冲。
再加上日军破译了远征军的电报密码，对中国军队的每一次调动、每一波攻击时间都了如指掌。
霍揆章在那次会议上发火之后，把54军的军长方天给免职了，提拔了54军副军长阙汉骞。阙汉骞随即调整了战略：将军内配备的所有美式大炮都拉出来，集中火力猛轰来凤山，要先把来凤山的所有日军明暗掩体全给端掉。
不光有炮，1944年的中国军队还有盟友的轰炸机。
7月26日，美军第14航空联队（前身就是“飞虎队”）的30架轰炸机、27架战斗机出动，对来凤山的日军阵地进行了猛烈轰炸，而54军也拉出100多门火炮狂轰来凤山的日军阵地，一天就打掉了5000多发炮弹。
在日军堡垒陷入一片火海之际，预2师发动了总攻。
在这场总攻中，中国军队还第一次使用了火焰喷射器，这种新式武器对清扫在掩蔽物中负隅顽抗的日军起到了极大作用，而中国士兵也第一次体会到了先进武器对战争进程的影响。
终于，来凤山阵地被拿下了，所有的外围据点都被清除了。
腾冲，已经在中国远征军的四面包围下，成了一座孤城。
5
1944年8月2日，刘恩宪倒在了腾冲的城墙上，永远闭上了眼睛。
刘恩宪是36师107团2营2连的连长。8月2日，是中国远征军对腾冲发起总攻的日子。作为先锋队中的一员，刘恩宪率领弟兄们冒死用竹梯登上了腾冲南面的城墙，却因为后续部队迟迟顶不上来，全连自他以下，死伤殆尽。
在来凤山被拿下后，霍揆章对一鼓作气攻下腾冲是有信心的：远征军虽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守在城内的日军第148联队只剩下2000人不到了，面对几万中国军队的围攻，破城是指日可待的。
所以，在8月2日发动总攻这天，他下令第20集团军的4个师从四个方向同时攻城。其实在他看来，第一梯队的6个团就已经足够了。
那天清晨，美军出动60多架轰炸机轮番轰炸腾冲城墙，中国军队也向城内发射了3000多发炮弹，随后，已经苦战了近3个月的中国官兵鼓起士气，从四面八方冲向腾冲城。
但迎接他们的，是无情的子弹。
傍晚战报发来：第一梯队6个团每个团伤亡两三百人，不仅没能拿下腾冲，连对城墙都无法造成重创。
造成这种状况，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建于明代的腾冲古城墙的城基是用天然火山岩石构筑的，上面是坚固的青砖。火山岩坚固、光滑且有弹性，炸弹丢上去会被弹开在十几米外甚至几十米外爆炸，对城墙造成的损伤很小。
第二，日军自1942年占据腾冲后，知道这是战略要地，所以花了大功夫整改加固，光在城墙这层就开了上、中、下三排射击孔，构成三层火力网，每隔几米就有一个碉堡或机枪掩体。整个腾冲城俨然成了一个巨大堡垒。
在这样的堡垒面前，中国远征军轮番攻击，但久攻不克，伤亡惨重。
最终，一个办法被想了出来。
8月4日，连日来受命轰炸腾冲城墙的美军第14航空联队轰炸机飞行员接到了一个死命令：必须冒着日军的防空火力，超低空飞行投弹。
因为他们要投掷一种特殊炸弹：绑着削尖的钢条的炸弹，以45度角插进腾冲的城墙，随后再爆炸，造成最大杀伤力。
大家把这种炸弹称为“绑着刺刀的炸弹”。
这一天，轰炸取得了成功：腾冲四面城墙，被炸出了大小不一的13处缺口。
随即，中国远征军的敢死队员拼死冲入。
然而，在日军的密集火力网前，一批又一批已经看到胜利曙光的中国士兵倒在了城墙下。为了巩固缺口的阵地，不少团拼光了底子，甚至连骑兵连的官兵都下马拿枪冲了上去。
8月13日，就在城墙争夺战陷入白热化的时候，一个重要消息传来：美军轰炸机的一颗炸弹命中了腾冲城东门日军第148联队的指挥所，联队长藏重康美及部下30余人全部被炸死。
然而，群龙无首的日军很快又推举了第9中队中队长太田正人大尉为指挥官，继续负隅顽抗。他们也接到了消息：只要能守到10月，就一定能等到援军。
8月19日，腾冲城墙一带的日本守军已被基本肃清，第20集团军的好几个团都已经冲入了腾冲城。
然而，等待中国军队的，还有更残酷的巷战。
6
1944年9月9日，蒋介石终于发火了。
在此之前，蒋介石虽然也经常发电报给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但多是以鼓励为主。当战斗打到8月还呈胶着状态时，蒋介石电报中的语气开始渐渐严厉起来。到了8月底，蒋介石收到缅甸日军可能增援滇西的消息，害怕再遭遇当初远征军被围的不利局面，甚至考虑放弃攻击腾冲、松山两地，撤回部队。
前线部队不甘心之前的努力白费，表示都打到这份儿上了，必须拿下腾冲！但战役的进度却让蒋介石很不满，以至于他在9月9日给卫立煌发了一份催促电报：“务须于国耻日前夺回腾冲！”
国耻日，是9月18日。
但蒋介石不知道的是，在腾冲第一线的中国官兵们已经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
城破之后，日军第148联队大概还剩下600多人，之前联队长藏重康美在丢掉来凤山后，曾向第56师团指挥部请求退出腾冲，但被严词拒绝。所以守城的日本官兵都知道，他们要么等待援军，要么战死，别无选择。
经过日本人两年的经营，腾冲城内房屋内部都被打通，设置了无数明暗射击点，每一条街巷、每一座房屋、每一个拐角和每一个屋顶，都配备了交叉火力——他们早已为巷战做了充分的准备。
这也导致突入腾冲城内的中国远征军官兵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每天的战况进展，都是以“米”为计量单位的。
第116师搜索连代理连长蔡斌曾这样回忆腾冲城内的巷战：“满街全是正在着火冒烟的残梁断柱，破砖烂瓦都是烫的，一下雨，砖瓦还会嗞嗞作响。到处是枪声，到处是敌我双方官兵的尸体，三五个躺在一起的也不少。新鲜的红血和凝固的黑血混在一起，红血消在黑血上，手榴弹一炸，苍蝇就成堆地飞起来，发泡的尸体上全是蛆。我在上海、武汉都和日本鬼子干过，但没有像在腾冲时这么惨烈。”
从蒋介石发电报的9月9日到9月12日，短短四天内，拼死进攻的中国军队伤亡军官128名、士兵1132名。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但守城的日军也到了最后极限。
9月12日晚，预2师5团包围了李家塘，那是日军在腾冲城内的最后一块阵地。
当晚，曾经发电要求突围被拒绝的日军太田正人大尉，给师团指挥部发出了一封诀别电报，随后焚毁了第148联队队旗——这是在松山战役后，日军在滇西战场第二次焚毁队旗。
焚毁队旗，意味着他们全体即将进行所谓的“玉碎”。
9月13日，太田带着剩下的60多人冲出战壕，发动决死攻击，被中国军队统统击毙。
但在交战中，5团团长李颐也被日军狙击手击中头部牺牲，年仅36岁。
9月14日上午10点，随着最后几声枪响停息，腾冲城陷入死一般寂静。
自围城战开始，历经一个半月，这座古城终于被收复了。
7
1944年9月中旬，卫立煌收到了第20集团军发来的战后报告。
这份报告中的数字，让人印象深刻。在这场围攻腾冲的战役中，中国远征军虽然全歼了日军第56师团第148联队近3000人，但自身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第20集团军5个师共伤亡军官1334人，伤亡士兵17275人。
中日双方的伤亡比超过了6∶1。
腾冲之战结束后，那座曾经见证过血战的来凤山上修建起了一座墓园，埋葬了在这里战死的近万名将士。
那座墓园，叫国殇墓园。
馒头说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其实很感慨。
感慨分两方面。
一方面是感慨腾冲之战，仿佛敌我双方换了个位置。我写过不少关于抗日战争的文章，从常德到衡阳，从平型关到台儿庄，几乎无一例外：掌握制空权可以狂轰滥炸的是日本飞机，拥有优势火力和先进武器的是日本军队，将一座城市围得弹尽粮绝，最终城破之后迫使我们进行巷战的还是日本人。
而另一方面还是感慨腾冲之战，敌我双方的差距在一些方面依旧存在。从战前的密码本泄露折射的情报工作缺陷，到战役期间一些战术的得失，都可以看出中国军队在向现代化迈进的途中，遭遇过多少曲折和坎坷，而远征军已经是当时中国军队里从装备到训练素质都相对比较好的一支部队了。
我曾看到过一个说法，腾冲是整个抗日战争反攻期间，中国军队收复的第一个有日军驻扎的县城。
这种说法，真是让人心中五味杂陈。毕竟，那时已经是1944年了。
但这也恰恰是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
当然，如果要说到战斗意志，中国军队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
我在《历史的温度4》中，曾给“信念”和“妄念”下过定义。
信念，首先是因为你相信，而相信的前提是，那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哪怕当时再看不到希望，但你只要相信，就愿意不断努力，让它变为现实。
妄念，是不正当的虚妄之念，它也挥之不去，但前提却是错误的，是注定成为不了现实的，如果为了这种荒诞的想法坚持下去，结局注定是一场悲剧。
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人就拥有前者，而日本人就拥有后者。
在腾冲战役之后，日军中有一个叫吉野孝公的人被俘虏了。他经历了从高黎贡山阻击到腾冲城被破的全过程。他被带去见了预2师师长顾葆裕，顾葆裕对他说了一番话，被他记录在了他的回忆录《腾越玉碎记》中：
“战争对人类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和不幸的事。这场战争，估计不久就要结束……你来到这儿以后，绝不允许自杀。从现在起，你们的肩上已承担着重大的使命和责任。
“战争一结束，你们就要成为重建日本的支柱。眼下的日本更需要你们这样的年轻人。中日两国也必须尽早结束战争状态，为东亚，为全世界的和平，为了各民族的文化建设。有着聪明才智的两国人民携手合作的必要时刻，即将到来。”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之所以要记住战争，不是为了记住战争本身，而是为了记住我们的先烈为战争付出的代价。我们的先辈饱尝战争带来的痛苦，为的是避免把这样的痛苦再传给下一代。
愿所有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中国将士英灵安息。愿世界和平。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血战腾冲：中国军队最成功的攻坚战》（北京科影厂《发现之旅》，新浪网，2006年5月12日）
2.《余戈、崔永元对谈〈1944：腾冲之围〉》（新浪文化，2014年6月4日）
3.《我亲历的收复腾冲战役》（杨金宽、祝庆开，《云南档案》，2015年07期）
4.《腾冲战役的生死搏杀：给炸弹安上“刺刀”》（腾冲发布，2017年8月1日）
5.《古城光复：1944年滇西反攻之腾冲战役》（骆艺，《文史天地》，2018年02期）
6.《滇西反攻战役述评》（马仲廉，《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01期）
7.《在腾冲战役的日子里》（吴兴元，《黄埔》，1999年02期）
8.《抗日战争》（王树增，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9.《抗日战争的细节》（魏风华，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