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念

一场血腥又荒诞的兵变

这篇文章要说的，是一场发生在日本的兵变：血腥，残酷，又有点荒诞。但你读过后，多少能了解日本军国主义背后那种奇怪的逻辑思维，以及为什么他们要侵略中国。

1

1936年2月26日，日本东京，凌晨5点。

漫天大雪。

在东京天皇皇宫西南约两公里的地方，忽然响起了枪声——那里是日本大藏（财政）大臣高桥是清的居所。

高桥的居所冲进了一群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确切地说，他们是日本近卫步兵第三联队第七中队的士兵。

他们直接冲到了高桥家二楼的卧室，在卧室里，已经82岁的高桥是清还在沉睡，发出均匀的鼾声。

带头的中桥明基中尉高喊一声：“天诛！”随即掀开了高桥的被子。

高桥惊醒了过来，看到面前的士兵，骂了一句：“白痴！”

一旁的一个士兵冲上去，一刀就砍下了高桥的右臂，与此同时，另一名军官对着他连开三枪，其他士兵也冲上去用刺刀在他的身体上一阵乱捅。

高桥当场毙命，站在一旁的高桥的家属哭声连天，瑟瑟发抖。

以中桥明基为首的官兵们在确定高桥已经气绝之后，收起刀枪，统一向一旁的家属彬彬有礼地敬礼并鞠躬：

“真是打扰了！”

随后集体离去。

2

日本人杀日本人？

没错。而且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凌晨，高桥并不是唯一一个被刺杀的日本高级官员。事实上，在这次事变中被杀和受伤的高级官员之多，涉及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在日本历史上堪称罕见，乃至影响了整个东亚的历史进程。

这就是著名的“二二六兵变”。

要了解这次震惊日本的兵变，就需要先暂时放下那个“血腥之夜”，把时间轴往回调——我们要先了解一个人。

这个人，名叫北一辉。

北一辉生于1883年，是个“很有意思”的日本人。

之所以说他“有意思”，是因为他和中国颇有渊源。

早在1906年，他就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并亲身参加了辛亥革命，将自己的全部热情都倾注在“中国的革命事业”上。他和宋教仁是知交，在宋教仁被暗杀后，他甚至独立组成调查团，发誓要查出事件的真相。

北一辉是一个值得单独写一篇的人，这里限于篇幅，不再展开。简单总结一下北一辉的几个观点：

第一，与侵略中国相比，他更主张联合中国，进攻苏联，征服亚洲，进而称霸世界（建立“世界联邦”）。

第二，他站在日本底层人民这一边，认为日本已经失去了明治维新以来的新气象，国内财阀横行，阶级固化，剥削严重。

第三，他在自己的专著《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提出了保障言论自由、保障人权、土地改革、普及教育等一系列主张。

这样看来，北一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且还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了？

并不是。

恰恰相反，北一辉被认为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教父。现在很多研究都认为，他的观点和著作影响了一批日本军国主义者，最终将日本拖入了二战的无底深渊。

因为北一辉还有两个重要观点，简单来说就是：

第一，日本现在堕落了，所有的问题都是那些资本家和贵族搞出来的。日本不能像西方那样搞什么议会民主，而要将权力归还于天皇，保证天皇的威严和权力高于一切。

第二，国土狭小的国家对外扩张是合理的，也是正义的。日本要想发展壮大，必须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尤其是要对已经获得既得利益的英美开战——战争能解决一切问题。

在北一辉思想的影响下，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的陆军开始渐渐分裂出了两个派别。

3

一个派别，叫作“皇道派”。

皇道派是深受北一辉思想影响的。他们的主张就是相信精神的力量，提倡以暴力进行革命。对内，他们希望实现“清君侧”，打倒贵族和大资本家，要求日本天皇“亲政”，依靠军部实现日本富强；对外，他们以苏联为第一目标。

皇道派在陆军中有自己的“领袖”：时任日本陆军大臣的荒木贞夫，以及陆军大将真崎甚三郎。但除了几个还算高层的人物之外，皇道派的组织还是松散的，且以日本陆军中的中下级军官为主。

而与皇道派相对应的派别，被称为“统制派”。

统制派的领袖，是被称为“日本军中第一大脑”的陆军中将永田铁山。与皇道派不同的是，统制派虽然也组织松散，但多半都由日本陆军的中上级军官构成。他们的主张，对内是维持现在的政治体制不变，尤其要维持军部的统治地位，放弃暴力革命，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对外则是以英美为第一假想敌，但前提是解决“中国问题”。

简单来说，两个派别的区别就是——皇道派：普天之下，天皇最大，但天皇要支持军人！要改革，只有革命！逆我者？杀光！

统制派：普天之下，军部最大，连天皇也要尊重军部！要改革，得靠制度！逆我者？调离！

彼时的日本，已经陷入了“昭和危机”，经济疲软，再加上关东大地震等天灾，底层人民的生活其实已经相当困苦，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中下级官兵为主的皇道派的很多亲人都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他们进一步认为，那些统制派的官老爷根本就不了解日本现在的真实状况，他们甚至和那些宣称“民主”的内阁大臣，以及资本家、财阀、军阀一起，成了阻挡日本前进的障碍。

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个派别的摩擦乃至决裂，在所难免。

4

到了1935年，皇道派和统制派在军中的明争暗斗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

荒木贞夫辞任陆军大臣后，统制派在陆军系统内开始压倒皇道派。一批皇道派军官从现役被转入预备役，或调离枢要部门、转任战地军官。其中，皇道派的象征人物之一真崎甚三郎被罢免了重要的“陆军教育总监”职务，引起大波动。

这个举动再一次引起了皇道派的极大不满，他们决定对统制派实施报复——目标就锁定在他们的领袖：永田铁山。

怎么报复的呢？

1935年8月12日，皇道派的军官相泽三郎中佐走入了时任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的办公室，抽出军刀，直接将他钉在了门板上。

这种在其他国家人看来匪夷所思的方式，在秉承“下克上”传统的日本，居然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一个中佐刀劈一个少将就骇人听闻了？日本下级士兵杀一个首相也是如探囊取物一般——1932年5月15日，11个年轻的日本海军官兵堂而皇之地走进日本首相办公室，将当时的首相犬养毅当场射杀。

这样一种在别国看起来大逆不道的举动，事后日本全国居然有35万民众写血书联名要求对这11人从轻发落——认为他们是为了这个国家好。

有这样的“光荣传统”，不仅相泽三郎并不认为砍杀一个将军是一件多大的事，皇道派也认为，公众乃至天皇，肯定也是会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因为他们是为了这个国家好。

1935年12月，皇道派和统制派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第一师团师团长柳川平助接到了调令，将去台湾驻屯军担任司令官，而驻守东京长达30年的第一师团，将被调往满洲。

第一师团，是皇道派军官的大本营。皇道派认为，肯定是统制派在背后搞鬼。

1936年1月，日本政局开始动荡。与此同时，关于相泽三郎的审判也即将开始。鉴于3月第一师团就将开赴满洲，皇道派的年轻军官综合各方形势，决定在2月底之前发动一次革命。

他们下定决心：这次革命要比之前所有的“小打小闹”彻底得多——彻底铲除天皇身边的“奸臣”，打击统制派的气焰，最终实现他们期待已久的“昭和维新”。

1936年2月25日深夜，东京飘起了罕见的鹅毛大雪。

第一师团以香田清贞大尉、安藤辉三大尉、河野寿大尉、野中四郎大尉等9名核心军官为主，带领1500余名官兵，按计划兵分六路，开始去诛杀“天皇身边的坏人”。

令人瞠目结舌的“二二六兵变”开始了。

5

正如先前所说，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并不是当夜唯一的牺牲品。

按照计划，第一中队的坂井直中尉带着100多名士兵冲入了内大臣斋藤实的府邸。斋藤实认为日本应该遵守《华盛顿条约》，控制海军发展的规模，这被皇道派的青年军官们认为是“卖国”。

77岁的海军大将斋藤实在叛军冲进来的时候已经穿好了睡衣，他的妻子勇敢地挡在了他的前面。但叛军还是对她身后的斋藤实进行开枪射杀，妻子哭泣着扑在倒地的斋藤实身上，军官们冲上前去，将枪伸到他妻子的身下，继续射击。斋藤实一共身中47枪，当场毙命。叛军在房间里三呼“天皇万岁！”然后离去。

步兵第三连队第一中队的小队长高桥太郎带着30多人冲入了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的宅邸——渡边是永田铁山提拔起来接替真崎甚三郎的人，属于统制派的中坚力量。

62岁的渡边在叛军冲进屋内后，勇敢地举起手枪还击，但随后被叛军携带的机枪打成了马蜂窝。愤怒的高桥太郎甚至还拔出军刀，砍下渡边的头颅后才离去。

但叛军的刺杀计划也并没有全部得手。

由安藤辉三大尉率领的一队人马领到的任务是刺杀天皇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皇道派认为他和英美势力勾结在一起。

铃木贯太郎和冲入家中的叛军谈了10分钟之后，发现已无话可说，于是就问：“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安藤回答：“没有了，长官。”铃木说：“那就开枪吧！”

铃木一共中了两枪，一枪击中下腹，一枪擦心脏而过。安藤平时比较敬重铃木的为人，所以不忍心再补一枪，就率人离去。几天后，重伤的铃木被抢救了过来。

针对两位元老西园寺公望公爵和牧野伸显伯爵的刺杀，也因为叛军最终实在下不了手而宣告失败。

但最关键的一个失败，是叛军没有杀掉首相冈田启介。

负责刺杀首相的是步兵第一联队机关枪中队，在击毙守卫首相府的四名警察之后，大约300名叛军包围了首相府。但是，他们错把冈田启介的妹夫松尾传藏当成了首相，在枪杀了他之后就离开了。

但不管怎样，在2月26日天亮之后，1500人组成的“叛军”已经基本达成了自己的目标，不仅杀了一批“天皇身边的坏人”，而且还控制了东京的主要报社（砸了一直“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朝日新闻社）、警视厅等。

接下来，这场“革命”最终成功与否，就取决于一个人的态度了。

6

这个人，就是裕仁天皇。

政变爆发后40分钟，那年35岁的裕仁天皇就在睡梦中被叫醒，被告知东京发生了骇人的兵变。

在听取了侍从武官本庄繁大将的汇报之后，裕仁的反应是：“这是从未有过的不祥之举。要立即平息，使军队恢复正常。”

皇道派虽然打出了“尊皇”称号，但天皇并不买账。

上午9点，被叛军扣押进行谈判的陆军大臣川岛义之获准觐见天皇，并且带来了叛变军人开出的条件：恢复天皇的绝对权力；逮捕反“皇道派”的一干大臣和将领；让荒木贞夫出任关东军司令；等等。

作为陆军大臣，川岛义之其实是同情叛军的，他给天皇的建议是：这些叛军虽然鲁莽，但都是为国尽忠，可以体谅。

但裕仁天皇却震怒了：“先不论他们的精神何在，他们之所为首先就有伤国体的精华。杀害朕的股肱老臣，如此残暴的军官，无论其‘精神’如何，也不应予以任何宽恕。我绝不允许凶暴的将校胡作非为。要尽快将这一事件镇压下去！”

裕仁的态度如此坚决，不仅仅是因为这次叛军的所作所为超出了底线，也不仅仅是因为杀的都是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老臣，更重要的是，他得知消息：他的亲弟弟秩父宫雍仁亲王已动身搭乘火车前往东京。

秩父宫雍仁一直和皇道派军官来往密切，皇道派甚至已有人宣称“秩父宫雍仁是我们的首领”——这也就意味着，一场兵变很可能会带来一场政变。在日本历史上，天皇弟弟杀掉哥哥后继位的事，并不是没有。

正是基于此，天皇要求陆军迅速派兵镇压叛军。

陆军还在拖拉的时候，海军坐不住了。由于被刺杀的铃木贯太郎、冈田启介和斋藤实都是海军的大将，海军在第一时间就坚决要求镇压叛军。26日中午，联合舰队司令高桥三吉下令第一舰队进入东京湾，第二舰队进入大阪湾，舰炮全都对准了叛军的阵地。

一场内战眼看在所难免。

关键时刻，裕仁拍了桌子：“如果陆军还不派兵镇压，朕亲自带近卫师团前往！”

2月28日，陆军终于组成了大约24000人的镇压部队，准备武力进攻叛军阵地。

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还试图为陆军的这些青年官兵做最后努力——他们前往戒严司令部交涉，希望不要动用武力，但一个参谋直接把他们两人赶出了司令部（这个参谋就是石原莞尔）。

但事实上，荒木和真崎多虑了。

7

没有得到天皇的支持，1500人的叛军部队其实在精神上已经垮了。

在东京的街头，出现了装了高音喇叭的坦克，开始不断广播NHK（日本放送协会）的著名播音员中村宣读的《告军官士兵书》，提醒叛军士兵：“现在归复原队，为时不晚；如果抵抗，按逆贼处，一律射杀；你们的父母兄弟在为你们成为国贼而哭泣。”

在风雪中坚持了三天的叛军士兵，本来就饥饿难耐，在听到广播和拾到传单后，意志已经垮了，开始纷纷脱离部队，返回自己的营房。而叛军的组织者们也没有阻拦，在放走士兵后，他们通过电台宣布投降，随后被戒严部队拘捕。

叛乱被彻底镇压。

荒木贞夫的意思是，希望给这些青年军官保留最后的荣光——提议他们切腹自尽。为此，负责关押他们的军官冈村宁次（对，又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准备了大量的消毒药水和脱脂棉，还准备了30多口棺材。

但绝大多数的叛乱军官并没有选择切腹，他们希望通过法庭受审，最后一次阐述自己的观点，指望“能够唤醒日本”。

只有一个叫野中四郎的大尉最终选择切腹，他在遗书中称，自己所在的师团30年来没有进行过战斗，而其他部队却在流血牺牲，所以他感到特别遗憾。

但是，叛乱军官们期待的“公审”，后来却并没有出现。

8

秋后算账。

对“二二六兵变”的处理，比很多人预料的要严厉得多。据说，这是裕仁天皇的意思。

对于叛军的主谋，军部决定实施“军法审判”，审判过程不公开，也不设辩护律师，一审即终判——那些叛乱军官期待在法庭上影响更多人的目的，完全无法实现。

1936年7月5日，在整个兵变过程中起领导作用的香田等17名军官全部被判处死刑，严厉程度远超之前历次事件的处理。

原先砍杀永田的相泽三郎的审判也被继续——毫无疑问，也是死刑。

这些还不算，没有参加兵变，但提供思想指导的北一辉，以及在幕后策划的他的学生西田税也被判处死刑。

审判之后，是清洗。

日本陆军12名大将中有9人在1936年4月底之前退出了现役，其中包括皇道派的领袖人物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其他一些皇道派的核心军官也被调离核心岗位。

经此一役，皇道派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统制派全面接管大权，并成功将军部凌驾于内阁之上。

1937年7月15日，参与“二二六兵变”的军官在涩谷被枪决。

而就在一周前，驶上军国主义快车道的日本，已经开始全面侵略中国。

馒头说

可能有人会有一个疑问：如果“二二六兵变”成功，日本的命运是否会改变？

很遗憾，并不会。

因为你仔细看皇道派和统制派各自的观点就不难发现，这两派的核心观点其实是完全一致的：对内要求军人独裁，对外要求发动侵略。

只不过，统制派相对于皇道派，反对暴力改革，希望循序渐进罢了。

所以讽刺的是，皇道派虽然被镇压了，但他们关于“军部独裁”“战争万能”“天皇万岁”的核心理念，反而都在后来实现了。而再看看当时负责镇压皇道派的戒严司令部构成：总指挥杉山元，副总指挥东条英机、谷寿夫，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哪个不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法西斯战争罪犯？

或许有人会说：如果皇道派胜利，就会进攻苏联而不是中国了啊！

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皇道派的核心诉求是对外扩张，一旦在苏联碰壁（参看1939年的诺门坎战役），掉过头来，还是会拿中国开刀的。更何况，皇道派对中国的政策是“拿下满洲，培养亲日，缓图华北”。

说穿了，两派对于中国这块“肥肉”，争论的只不过就是拿筷子文雅地吃还是直接野蛮地用手撕的问题。

这可能也是日本当时最可悲的地方：国家无论选择哪条路，都被一群以“爱国”为名的军国主义狂热分子绑架，最终殊途同归——“昭和”成了“招核”。

而比可悲更值得警惕的是，时至今日，日本国内对“二二六兵变”的认知依旧没能统一，甚至可以说是暧昧不清。

1970年，一直崇尚北一辉思想的日本著名文学家三岛由纪夫，独身上演了一场类似“二二六兵变”的闹剧后，切腹自杀。

1989年，五社英雄导演的《二二六》电影上映，整部电影渲染的是一种爱国的悲怆与血性，到影片末尾，更是集中展现叛乱军官的“大爱”与“大义”，最终以一句“天皇万岁”结尾。

确实，“二二六兵变”展现出了当时一批日本中下级军官要求改变不公平现状的诉求，以及背后的勇气和血性，但他们的做法和手段是否合情，是否合理，是否真的是爱国？是否能带来他们想要的结果？

这是决定兵变的军官们在起事前发出的心声：“不知我等是狂是愚，唯知一路向前奔驰！”

很燃，不是吗？

但却也值得警惕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