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篇 一寸山河一寸血
抗日战争,我们到底有没有空军
这是一个中国飞行员的故事,这位飞行员,因为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表现而被铭记。但今天我们怀念的,其实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他所代表的一批当时中国的空中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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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14日,“淞沪会战”爆发的第二天。
日本的鹿屋航空队18架“九六式”轰炸机,每架携带着2枚250公斤的炸弹,从台北的日本空军基地起飞,飞向中国大陆。
这是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的命令。就在这一天的凌晨,中国的空军出动飞机76架次,轰炸了日本在上海的司令部、码头、仓库和舰船。
日本人根本就没有想到:孱弱的中国空军,居然敢在大日本帝国的空军面前主动出击!
所以,这是日军的一次报复行动,报复的目标之一,就是上海附近的杭州笕桥机场。与黄埔军校齐名的笕桥中央航校,可以说是中国空军的摇篮,如果能摧毁笕桥机场,不仅可以缓解在上海作战的日军的压力,更能一举摧毁中国空军的士气。
8月14日下午,9架“九六式”轰炸机飞临笕桥机场上空,日本的飞行员甚至已经可以看到,中国的飞机正在向机场降落。
根据情报,中国空军的第四大队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中队,刚刚从河南的周口转场到杭州的笕桥机场,刚降落的飞机肯定燃料已经不足,正是攻击的好时机。
笕桥机场的空袭警报拉响了。
日本飞行员吃惊地发现,刚刚降落的中国飞机,立刻滑出跑道起飞升空,而正在降落的中国飞机随即拉升了机头,转身向自己的编队扑来。
淞沪会战的第一场空战,就在笕桥机场上空拉开。
这是一场遭遇战。按理说,日本空军的轰炸机应该有战斗机护航,但当天因为天气原因,日军航母上的“九六式”舰载机不能起飞。更重要的是,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根本不相信中国有什么像样的空军力量,认为单凭“九六式”轰炸机就够了。
“九六式”轰炸机是日本三菱重工研发的当时世界上非常先进的单翼战斗机,虽然体型笨重,但每架飞机上配有3挺7.7毫米口径的旋回机枪,完全可以对抗普通战斗机。而中国空军驾驶的,是从美国购买的霍克–3型双翼驱逐机,火力不及“九六式”轰炸机,但飞机性能上却优于对手。
这场不到30分钟的空中绞杀,结局让日本人大吃一惊,甚至让中国人也大吃一惊:日本空军被击落三架飞机(当时战报是击落6架),击伤一架,而中国空军无一损失!
杭州的报纸,两个小时后就出了号外: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
全国沸腾。连很多中国人都不相信这个消息。蒋介石亲自打来电话,问消息是否属实,然后询问:击落第一架日本飞机的我方飞行员叫什么名字?
他得到的回答是三个字:高志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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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航,原名高铭久,1907年,出生在吉林省通化县。1920年,13岁的高志航考入了奉天中法学校,后来又进了张作霖父子办的炮科学校(东北军当时以炮兵打天下)。1922年,张学良改组军队,决定大力发展空军,从国外买了120多架飞机(可见当时张氏父子多么有钱),筹建空军学校,并准备从炮科学校中选拔18名学员到法国留学学习飞行技术。
当时高志航非常想去,但因为身高只有167厘米,落选了。他一个人在学校走廊里哭,但没人理睬。后来,他用法语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并在信中把名字“铭久”改成了“志航”,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张学良最终同意将高志航加入留学生的行列。
1927年1月,19岁的高志航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随后被张学良将军任命为东北航空处飞鹰队少校驾驶员,随即转任东北航空教育班少校教官。
在那期间,高志航遭遇了一次事故:他试驾一架刚买进的新型飞机,出了故障,弹出的操纵杆敲断了高志航的腿骨。因为接骨效果不理想,需要敲断重接。为了避免影响飞行员最重要的神经系统,高志航坚决不肯打麻药,在无麻醉状态下敲断腿骨重接。接完骨后,高志航的伤腿短了1厘米,从此人称“高瘸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不放一枪,全线退回关内(详见本书收录的《“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四张面孔》)。这件事给了高志航极大的刺激,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只身返回关内——作为一名当时中国极度稀缺的优秀飞行员,他希望能有一个报国的机会。
高志航当年的留法同学邢铲非,当时已经做到了当时国民党军政部南京航委会航空大队长。经他的介绍,高志航来到杭州笕桥中央航校,接受了一个高级班的短期培训。但因为他当时东北军的身份,处处受人猜忌和排挤,结业后只得到了一个空军见习少尉的头衔,还没有单独飞行资格。
但是,高志航一点都不在意,因为他有过硬的飞行技术。在之后几年,他通过刻苦自修,掌握了“夜间起飞不打灯”“倒飞”“弧形飞”
等当时国际一流的飞行技术,并在几次检阅中技惊四座,很快就成为空军教导总队的少校总队副。
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50岁生日。那天,南京航委会特别在南京举行了一次有英、德、意等国空军参加的空战技术和飞行特技表演。当时正留守杭州的高志航闻讯后,主动驾机前往参加。当时,他那些拿手好戏让外国飞行员的特技都相形见绌,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以后,高志航声名大振。
1935年,高志航奉命去意大利考察并购买飞机。在意大利,酷爱飞行的墨索里尼对高志航的飞行技术大为赞赏,甚至希望他能留下,当然遭到了拒绝。意大利的飞机制造厂商出了重金贿赂高志航,试图让他买下一批落后的飞机带回国,高志航坚决不答应,随即向美国购买了100架霍克–3型飞机。
这就是1937年8月14日,中国飞行员驾驶的那批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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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1937年8月14日那一天。
当时笕桥机场上空大雨,由河南飞来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第二十一中队9架飞机刚刚降落在机场准备加油,第二十二、二十三中队还在飞行途中,准备降落。
已经是第四大队队长的高志航,得到日机来袭的警报后,随即奔了出去。因为通信设施不灵,高志航骑了辆自行车,不停用手势加喊叫:“起飞!赶紧起飞!”在命令第二十一中队起飞迎敌后,高志航自己也跳上了一架霍克–3型战斗机,带了两架僚机迎了上去。
当时的日本“九六式”轰炸机编队因为过分轻敌,已经四处分散寻找轰炸目标,放弃了交叉火力掩护,这也给升空后的中国空军提供了难得的机会。高志航率先在云层下发现了一架涂着迷彩色的“九六式”轰炸机,对方同时也发现了他,机枪马上从炮口中伸了出来。
但高志航不可能给予对手任何机会,他先是用机关枪摧毁了那架飞机的尾炮,然后从容跟进瞄准,精准击中了对手飞机的主油箱,日机像一个火球一般,坠落在钱塘江畔。
8月15日,不相信失败事实的日军从马鞍群岛附近的“加贺”号航母上起飞了16架轰炸机和29架战斗机,再次奔袭杭州。高志航率第四大队起飞迎敌,又打下日机3架(高志航本人击落2架)。那一天,中国空军第四、第五大队一共打下17架日本飞机。8月16日,又击落日机8架。
短短几天,日本人引以为傲的木更津和鹿屋两个航空队,竟然在他们本以为“不存在”的中国空军面前,损失了一半最新式的“九六式”轰炸机,且对战略目标的打击根本不能完成。
在“大日本帝国巨大的耻辱”面前,木更津航空队联队长石井义大佐,剖腹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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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令人扬眉吐气的胜利,毕竟只是暂时的。
1937年,中日两国的空军实力对比是这样的:日本拥有91个飞行中队,各类作战飞机2100架左右,而中国一共只有300架左右的作战飞机,日本作战飞机是中国的7倍。
更关键的是,日本自己拥有飞机制造能力和技术更新能力(1940年后服役的著名“零式战机”,曾给中美空军造成巨大麻烦)。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的飞机越打越多,越打越强。而中国所有的飞机包括零件都从外国采购,本身没有任何制造能力,换句话说,打一架就少一架。在最初的交手之后,中国空军飞行员每一次驾机升空,往往要单挑对方10架甚至20架飞机。
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中国飞行员都知道自己的必然结局——殉国。
其中当然也包括高志航。
1937年11月,因为中国的飞机越打越少,只能从苏联秘密购买(美国当时因不愿得罪日本,不再向中国出口飞机)。高志航受命到兰州接收从苏联购买的飞机。11月28日,转场的飞机抵达河南周口机场,随时准备飞赴南京支援前线。
但是,这个情报却被日本人获悉了(一说是汉奸告密)。
11月28日清晨,数十架日军轰炸机飞临周口机场上空,对新到的中国飞机施行轰炸。高志航率先冲进机舱准备升空迎敌,但一连发动两次飞机都失败了。这时,炸弹已经在机场爆炸,身边的军械长劝他先找地方避一避。高志航回答:“身为中国空军,怎么能让敌人的飞机飞在头上?”
就在第三次发动的时候,密集的炸弹落在了他的座机周围,高志航连同14架飞机,淹没在一片火海中。
殉国时,高志航的双手还紧紧握着飞机的操纵杆,时年3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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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壮殉国的,不仅仅是高志航。
当时,包括高志航在内,中国空军有“四大天王”。
乐以琴,曾被称作“空中赵子龙”,一人击落过8架日机。在南京保卫战中,与战友董明德驾驶仅存的两架飞机升空迎战数十架日机,飞机被击中后,跳伞落地身亡。时年23岁。
李桂丹,“八一四空战”中击落第二架日机的王牌飞行员。1938年武汉保卫战中,以寡敌众,在击落3架敌机后,在空中被日机击中油箱,机毁人亡。时年24岁。
刘粹刚,一人击落过敌机11架。南京保卫战中,日机欺负中国空军已无力量,在南京上空做特技表演,刘粹刚单独驾驶飞机升空,在数万南京市民眼前击落日机一架。1937年10月,在支援山西战场夜航时,为了保全珍贵的飞机而不肯跳伞,最终飞机撞上高平县魁星楼,机毁人亡,时年24岁。
除了这些英雄,还有一批名字值得铭记。
沈崇诲,在1937年8月19日的淞沪空战中,飞机冒烟起火,与同机的陈锡纯决定放弃跳伞,驾机撞击日军旗舰“出云号”,最终失败,坠机入海殉国。沈崇诲时年26岁,陈锡纯时年22岁。
陈怀民,在1938年武汉“四二九空战”中,飞机中弹起火,但他放弃跳伞,驾机翻转180度,与当时日本王牌飞行员“红武士”高桥宪一的日机相撞,同归于尽。时年22岁。
还有很多在空战中牺牲的飞行员,只是留下了一个名字。
1944年第5期《中国的空军》上曾刊登过一篇名为《殉国成仁的烈士群》的文章,其中记载了很多当时中国空军的飞行员,而最多的一句就是:“某天,他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在笕桥中央航校,同学之间最普遍的一个现象是:同年入校,同年毕业,同年殉国。
这些飞行员殉国时,风华正茂,他们大多有着良好的家世和教育背景,但在国难当头之际,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退缩。刘粹刚在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真的,假如我要是为国牺牲杀身成仁的话,那是尽了我的天职!因为我们生在现代的中国,是不容我们偷生片刻的!”
翻开当年中国空军的飞行员花名册,你会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在与日本惨烈的空中战斗中,中国的第一批精英飞行员,基本没有一个活过1938年。
以高志航为首的中国空军“四大天王”,在开战一年之内,全部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