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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书香门第说从头

张岱的父亲张耀芳常说张岱的出世应验了算命的灵验:张岱把这件事以据实的笔调记下,但又予人讳莫如深之感,仿佛他自己的一生的确命悬于此:“先君言乩仙供余家寿芝楼,悬笔挂壁间,有事辄自动,扶下书之,有奇验。娠祈子,病祈药,赐丹诏取某处,立应。先君祈嗣,诏取丹于某簏临川笔内,簏失钥闭久。先君简视之,鐄自出觚管中,有金丹一粒,先宜人吞之,即娠余。”

不过,张岱的母亲对怀胎一事则另有一套说辞。她后来告诉张岱,她在怀张岱之前就开始念“白衣大士咒”,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生产过程不顺,但张岱母亲依旧继续持咒,以至于在张岱心里,他来到这个世界时,也进入了母亲念经之中。即使母亲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去世,但张岱觉得诵经之声仍未绝:“虽遭劫火,烧之不失也。”张岱到了晚年还说:“常常于耳根清净时,恍闻我母念经之声。”母亲的故事已经成为张岱生命的一部分,“振海潮音,如雷贯耳”。就算事隔多年,只要张岱一想到母亲的声音,母亲的身影就浮现心中。

张岱与母亲相处的记忆又是不同,但也点滴心头。张岱年纪还小的时候,母亲带他到离家西北方五十余里省城杭州的佛寺进香。张岱幼年多病,肺积水,须服用母亲亲戚调配的珍贵药方,或许这正是此行的目的。这座庙建于10世纪,当地人称之为“高丽寺”,以纪念高丽王子供奉稀世佛经。这部佛经也一直藏在八角藏轮之中:香客相信在转动藏轮时,就跟自己在念经一样,都会得到保佑。张岱始终都记得母亲动作的顺序:“出钱三百,命舆人推转轮藏,轮转呀呀,如鼓吹初作,后旋转熟滑,藏转如飞,推者莫及。”

张岱的母亲本家姓陶,娘家就在绍兴城东的会稽。陶家嫁女儿时,只消往西北走到山阴,张家就住在此地的龙山。绍兴是个富庶的大城,所以张家跟几户会稽的人家成婚,对双方都有好处。张家借此可避免近亲通婚的危险,又能在当地建立人脉、金脉。这种关系网络对每一个家族成员都很重要,因为律例禁止在籍任官,以避免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之情事:所以,张岱一族都不可能在浙江任官,自然也不可能在绍兴做官了。

依此律例推断,若是碰上同乡的主考官,就算他已经离乡数十年,也不可能被录取。不过绍兴人当然可以延请当地文人来教书,绍兴人到了外省也会跟老家在绍兴的官员、商贾往来或做生意,或者投宿由绍兴人经营、主要给绍兴人住的客栈,在此吃绍兴菜、喝绍兴酒,放心用绍兴话交谈。通常他们出门旅行也会带着绍兴女子做伴,一离家就是好几年的时间,把元配、年迈双亲和幼子留在老家。

因为深深了解到嫁入山阴张家的女人,在历代不同阶段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张岱不仅铺陈男性先祖的科考之路,更同样用心地记录这些女性。高祖张天复娶了刘氏,自己也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中举,嘉靖二十六年(1547)成进士。丈夫金榜题名,刘氏自然很高兴,但她也留心丈夫仕途的起落与命运的兴衰。刘氏相信,寻常之家有此成就已经够了,“知足”最是关键。

嘉靖三十七年(1558),张天复新官上任,督学湖南,长子文恭(时年二十岁)又高中举人。对刘氏而言,人生至此应该别无所求了,于是劝夫婿作归隐之计。张天复不答应,而且又升了官,到云南上任。结果因为行事刚正,仕途受挫,遭人设计贪污索贿,而被处以死刑。幸好有儿子文恭献计,周旋于公堂才告脱困。隆庆五年(1571),张文恭中了状元,让家人非常意外。刘氏非但没有流露欣喜之情,还不断喃喃自语:“福过矣!福过矣!”张天复蒙羞归隐,终日以酒浇愁,而张文恭在北京也招人所忌,被迫辞官返乡,仿佛印证了刘氏的担忧。根据张岱的记述,张文恭在北京中了状元,消息传回绍兴,父亲张天复大摆宴席以示庆贺,有一日下了大雨,张天复淋了雨而生病——可能是腺体感染,扩散至颈部——一病不起,享年六十二岁,可见生命无常。

张文恭高中举人的那一年(嘉靖三十七年),娶了王氏为妻。张岱斟酌字句,说曾祖母王氏“天性俭约,不事华靡”,不过,要能合乎夫婿简朴持家的作风,她还非得如此不可。王氏的公公张天复公务繁忙,时常奔波在外,而张文恭自持极严,就算几个孩子陆续出生,他的作风还是不变。张岱说“曾祖家居嗃嗃”,张文恭给两个儿子、媳妇,还有两个异母弟、弟媳定下严格的规矩。“黎明击铁板三下,家人集堂肃拜,大母辈颒盥不及,则夜缠头护䯰,勿使鬖髿。家人劳苦,见铁板则指曰:‘此铁心肝焉。’”

平日晚上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张文恭要两个儿子都得在场,燃香静思,一直到深夜才准就寝。有时,张文恭的做法不免令家人心生不满。有一回张文恭作寿,长媳与其他年轻女眷刻意打扮,穿戴珠玉。张文恭见了大怒,要她们把衣服换掉、首饰也取下,然后要她们把衣服拿到大厅阶前烧掉。等到女眷换上素布衣,张文恭才准她们来拜寿。

张文恭严苛至此,王氏也有自己一套俭省之道,所以族里也没人会说王氏挥霍。她每天都编织网巾,等累积到一定数量之后,就要家仆带到市场兜售,每顶网巾卖数十文钱。根据家族流传的说法,城里人每见张家家仆往市场去,便会走告“此状元夫人所结也”,并争相抢购。

张文恭的耿介不仅感染家人,也影响了他的仕途。晚明的政治常因内廷正宫、嫔妃与太子之间的紧张而撕裂。朝廷有阉官把持,朝臣若是稍有闪失,就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在嘉靖三十几年,当时张文恭还是个少年,就看不过忠良遭到残杀,于是公开设立灵位于衙署,并为文抨击。张文恭中了状元之后,在京城历任数职,还入了翰林院。万历元年(1573),张文恭上疏,直言宫女结党为奸,祈请皇上在内廷读“女传”,并选编《诗经》的《周南》与《召南》两篇,颁行于内廷妃嫔、宫女之间。据推断,《诗经》的这两篇成于公元前8世纪左右,比孔子还早,讨论婚姻的意义与仪式,以及男女情欲的传达(和压抑)。历经学者两千多年来的释义训诂,表面显见的狎邪诗句已经与齐家治国的道德行为分不开。张文恭的上疏虽然遭到驳回,但是后来立太子时,他还是当了太子的经筳讲官。根据正史记载,文恭因为自觉无能彻底洗刷先父张天复所受的不白之冤,因而忧愤而卒。

张家所结最有经济、政治价值的一门亲事是与会稽朱家联姻。这桩婚事另有缘由,张岱刻意详细描述。嘉靖三十五年,张文恭十八岁,在龙山准备乡试,跟会稽朱家的朱赓共读。两人在七月七日这天立誓,日后成婚生子,若为异性则结成夫妻,以示两家永结同心。指腹为婚不仅形诸文字,还缝在暑衣里,妥善保存。张岱后来记下:“所割襟,岱犹及见之,其色灰蠡,盖重浣白布也。”张文恭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的乡试中举,不久之后就娶了王氏,很快便产下一子。朱赓也大约在此时娶亲,生有一女(就是张岱后来提到的朱恭人)。两人后来双双登科,展开官宦生涯,彼此保持密切联系。两家小孩在隆庆万历之交成亲,并在万历二年(1574)生下一子,这就是张岱的父亲。

根据张岱的描述,朱赓个性古怪,相信自己是南宋文人、政治家张无垢的附身,而且还有好几则奇闻轶事来左证他的说法。这位12世纪的文人透过降乩,与朱赓谈宿世因缘,还指点他在某寺存有佛经残卷一部,结果真的在该寺梁上发现一部佛经。从字体来看,这部残经写于宋代,后二卷付之阙如。朱赓把残缺的部分补全,“如出一手”。张岱记下这则怪事,难道是要贬抑朱家这显赫的先人吗?可能性不大。或许这只是张岱表达生命无常的一种方式吧。

等到张文恭的孩子也当了父亲,他开始扮演起祖父的角色。张岱以仲叔张联芳(字尔葆)为例,描写张文恭如何介入教养孙子。“仲叔生而头仄向左,文恭公忧之,乃以大秤锤悬髻上,坠其右,坐乡塾,命小傒持香伺左,稍偏则焠其额。行之半年,不复仄。”

张岱还提到张文恭如何纠正张岱的三叔张炳芳(号三峨)品行不端:“三叔幼时佻傝,与群儿嬉,见文恭公,一跳而去,走匿诸母房,不能即得也。文恭公恶之,乃以薄瓦磨砻,裁如履趾,缀之屦下,见文恭公一跳,其瓦底碎,即缚而笞之。”

从这类例子来看,脾气暴躁的张文恭四处潜行时,张家的女眷便成了孩子们的庇护之所。有时,女眷还可能影响事态的发展。有个例子是关于张岱的父亲和仲叔张联芳。这件事应该是发生在万历六年(1578),也就是两兄弟出生后,刘氏去世(万历十年)之前。当时,张岱的父亲年约四五岁,张文恭假满奉召入京复职。张岱是这么说的:“仲叔少先子一岁,兄弟依倚。文恭公以假满入都,仲叔方四龄,文恭公钟爱先子,携之北上,仲叔失侣,悲泣不食者数日。时刘太安人在堂,遣急足追返,迨先子归,而仲叔始食。嗣是同起居食息,风雨晦明者,四十年如一日。”

张文恭的儿媳妇朱恭人为张家带入新的资源与视野。朱赓仕途顺遂,历任翰林院编修、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他的女儿则必须在张家与朱家的世界之间,以其手腕与坚忍走出一条路来。万历三十二年(1604),朱赓要这对夫妇做一件让他们为难的事——朱赓在北京听到传闻,说家里有人不知节俭,于是就要这对夫妻告诉他,是哪个朱家子弟行为乖张。张岱后来写道,其间的过节始终难以解开:“(朱赓)子孙多骄恣不法,文懿公(朱赓)封夏楚,贻书大父,开纪纲某某,属大父惩之犹我。大父令臧获捧夏楚,立至朱氏,摘其豪且横者,痛决而逐之,不稍纵,其子孙至今犹以为恨。”

朱恭人的哥哥朱石门乃是浙江一流的古物收藏名家。虽然朱、张两家之间有所不和,但是朱石门的品位癖性对张家上下有很深的影响。张岱写了家传,后来又补了一些说明,便是负面看待朱石门对张家的影响:“我张氏自文恭以俭朴世其家,而后来宫室器具之美,实开自舅祖朱石门先生,吾父叔辈效而尤之,遂不可底止。”

张家之中,学朱石门的挥霍学得最厉害的是张岱的仲叔张联芳。他热衷收藏古董,一掷千金,不过他的眼光很精,因而也从古董的买卖赚了不少钱。张岱写张联芳,笔尖常带感情,写出他收藏买卖的细节。

张岱的父亲和大弟张联芳从小形影不离,在张联芳的身上可以看到艺术与金钱的魅力和矛盾。就如张岱写道:“仲叔喜习古文辞,旁攻画艺。少为渭阳石门先生所喜,多阅古画,年十六七,便能写生,称能品,后遂驰聘诸大家,与沈石田、文衡山、陆包山、董玄宰、李长蘅、关虚白相伯仲。仲叔复精赏鉴,与石门先生竞收藏,交游遂遍天下。”

官场锱铢必较,尔虞我诈,而艺品的世界亦是如此。精明的买家能赚到钱,而有才能的艺术家也能致富。同时,高明的骗徒和伪造者日益猖獗,而眼光独到又能诚实估价的人炙手可热,也是财源滚滚。朱石门交游广阔,自己的收藏也很惊人(张岱曾列过其中一部分),想必是张联芳的良师。万历三十一年(1603),张联芳乡试落第,旅行至淮安,有人来兜售天然硬木桌,淮安巡抚出价一百两。但张联芳以二百两买到之后,把桌子放在船上,连夜赶回家。巡抚派人追赶在后,发现张联芳是朱石门的学生,就不敢再为难这年轻人,于是空手而归。

张岱细说仲叔张联芳如何成为晚明江南的收藏名家。“自是收藏日富,大江以南,王新建、朱石门、项墨林、周铭仲,与仲叔而五焉。”张岱还说,张联芳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造精舍于龙山之麓,鼎彝玩好,充牣其中”。或许,张岱此处所谓的精舍,正是他萦绕童年记忆、却为张联芳无情毁掉的书房。就算如此,张岱也没有点破,反倒说张联芳足以媲美元朝大收藏家,“倪迂之云林秘阁,不是过矣”。张联芳也造有舒适的船屋,或许是用来收购江南和杭州一带的珍藏,并赶快逃离愤怒的竞价者。张联芳称这船屋为“书画舫”,张岱有几次出门游历,就是睡在书画舫。张联芳还没在龙山之麓造精舍之前,或许也曾把部分珍宝藏在书画舫。

从一些张联芳在年轻时买的古玩,就可证明他买卖的精明:张岱特别提到三件宋朝稀珍——白定炉、哥窑瓶、官窑酒匜,有个当地的收藏家出价五百两,结果被张联芳所拒,他说要把这三件宝贝留到自己去世为止。万历三十八年(1610),张联芳得到一块重三十斤的璞石:他先以清水冲涤,然后在日光下检验其成色,其色清澄,让他很高兴。张联芳把璞石交给玉工雕一只龙尾觥、一只合卺杯。单单这只合卺杯,张联芳就卖了三千两,这还不包含龙尾觥,或是剩下的片屑寸皮——这也值不少钱。

崇祯元年,张联芳终于如愿以偿,入朝为官,但还是不忘四处收购藏品。譬如张联芳在河南孟津当官时,心想此地曾是周朝都城所在,想必有不少青铜器。根据张岱记述,张联芳任期届满时,“所得铜器盈数车,美人觚一种大小十五六枚,青绿彻骨”。张岱说仲叔张联芳坐拥各色“异宝”,结果“赢资巨万,收藏日富”。张联芳是否以不正当的手段取得这些古物,张岱倒是没说。不过,张岱在别处说他到所见过最美、最不寻常的珍宝——岳家所藏三只一组优雅青铜酒杯、两只大花木罇,各高三尺,花纹兽面。这个宝物是盗挖三代古墓而来的赃物,被阉官截夺据为己有后,再卖给张岱的岳父。

张岱的母亲出身会稽陶家。陶家跟张家、朱家一样,都是书香门第,科场得意。陶父是举人,在福建监管盐政多年。他也是简朴之人,效法长辈,用度吝啬,喜欢以“清贫”自居。照张岱的解释,陶家人的吝啬表现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宜人以荆布遣嫁,失欢大母(指朱恭人),后以拮据成家,外氏食贫,未尝以纤芥私厚,以明不负先子所托。大母朱恭人,性卞急,待宜人严厉,恪尽妇道,益加恭慎。”

不论陶氏是否受到“恭慎”对待,对她而言,生活显然并非易事。婚后不久,陶氏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产下一子,理应受到张家称道。然而,张岱却说双亲早岁贫苦,捉襟见肘。纵然结婚了十年之后,这种窘境仍未见改善。张岱的父亲张耀芳二十载的寒窗苦读,都已经三十好几,还是没能中举人,家中的开支让他特别伤神。家中的长辈看到他需索孔急,似乎并不乐意伸出援手。祖父张汝霖非常严厉,而张家这一房是有些钱,朱家也不坏。但是家中开销大,而张汝霖又不是那种以收贿提高俸禄的人。就算是他在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及第,授县令职,他给自家孩子和亲戚的钱还是很少,若是要变卖家产也由得他们去。虽然张家有权有势,但是“先子家故贫薄,又不事生计,薪水诸务,一委之先宜人。宜人辛苦拮据,居积二十余年,家业稍裕”。

张岱对于节俭、贫薄、豪奢的意义似乎不怎么看在眼里,他在别的地方写到张家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办过一次盛会,这是穷人家绝对办不来的,就算富人家也要倾家才能办得了。张岱当时只有四岁,这些细节可能是父母或叔父告诉他的。据张岱描述,这场盛会是因为张岱的几位叔叔,加上他父亲,想点灯照亮整座龙山,教其他家族自惭形秽。他们剡木为桩百余根,涂以丹漆(雘),三根为一架。每一架饰以文锦,张灯一盏。而满山的树林也悬了灯。丹漆木架连成一线,闪现光芒,“沿山袭谷”。过了六十多年之后,张岱还记得当年情景:“自城隍庙门至蓬莱冈上下,亦无不灯者。山下望如星河倒注,浴浴熊熊。”

盛会的排场非常铺张,还有劳绍兴官府下令,严禁百姓贪欢妄为。要去看龙山放灯一定会经过龙山南麓的城隍庙口,在此挂有禁条:自此(入门)之后,唯能徒步,禁车马;禁烟火、禁喧哗;禁城内豪室惯常行事,先遣家奴驱赶行人清道。张岱的父、叔在松树下立了一木台,展席憩息,亦食亦饮亦声歌。至于城里的人,“有好事者卖酒,缘山席地坐。山无不灯,灯无不席,席无不人,人无不歌唱鼓吹”。看灯的男男女女一入城隍庙门,“头不得顾,踵不得旋,只可随势,潮上潮下,不知去落何所,有听之而已”。每日仆后入山清扫,“果核蔗滓及鱼肉骨蠡蜕,堆砌成高阜”。接连四夜,每晚灯火通明。

责任与爱可轻易交融,也可彼此冲突,张岱在八岁左右对此便有了一番体悟。万历三十三年(1605)前后,此时张岱母亲怀胎六个月,举家上下同心祝贺张岱的祖母朱恭人寿诞。张岱母亲不想被人说她怠惰,在张家人面前抬不起头,不顾有孕在身,坚持招呼老夫人寿宴的大小细节,买菜,拟宾客名单、准备礼物,结果过于疲累,早产了三个月,生下一男婴,取名山民。山民生来瘦弱,身长不满一尺,体重只几斤,气息甚微。男婴竟然没有夭折,倒是出人意料。在三个弟弟之中,张岱最喜欢这个弟弟。不过,因为张岱的母亲没想到这个男婴能活下来,所以也没在他身上花太多时间——还有别的孩子更有机会长大成人,需要母亲的关爱和照料。在绍兴一带,这类恐怕活不长的婴孩被称为“莲生”。莲花乃是佛陀足印的象征,“莲生”意指婴孩能否生存只能听天由命。

父亲也是不关心。张岱说:“先大夫老于场屋(科场),无意教子,致弟失学,弟发愤曰:‘人也而可弗学?’遂私自读书,自经书子史以至稗官小说,无不涉猎。”若不读书,怎能为人?张山民的反问呼应了百年前高祖的看法。但张岱也同意,这个弟弟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吾辈皮相,余弟未必能文。”

然而,山民虽没有双亲的关爱,却能有一番成就:集学者、诗人、艺术鉴赏家于一身,于收藏一事,堪与朱石门、张联芳相比。张岱说他这个弟弟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吾弟资性空灵,识见老到,兼之用心沉着。凡读书多识,不专而精,不骛而博,不钻研而透彻”。

而且,山民在追访稀世珍藏时也没有势利的气息:“凡至货郎市肆,偶有一物,见其注目视之,必古质精款,规制出人,见无不售,售无不确。一物入手,必旦晚抚摩,光怪毕露,袭以异锦,藏以檀匣,必求名手,为之作铭。夜必焚香煮茗,挑灯博览,见诗文佳者,津津寻味,不忍释手。”张岱从弟弟山民和眼睛瞎了的堂弟张培身上,看到了性格的韧性如何让人能过一般人过不了的难关。

万历三十九年(1611),张岱母亲又面临另一番考验。张岱的祖母朱恭人到绍兴看三舅,结果突然去世。这里的问题牵涉到习俗和忌讳:按照习俗,不宜到人家家里把亲人灵榇移回自己家里,丧礼也得在祖居举行。若是触犯这两项禁忌,恐怕会惹祸上身。根据张岱的说法,祖父骤然丧偶,心神未定:“大父迟疑不决。宜人力请归宗,以凶煞自认,大父喜曰:‘女中曾,闵也。’后累遭祸祟,终不自悔。”

对十五岁的张岱来说,生命是苦涩的,于是在万历四十年(1612)到南镇梦神求梦。当地人相信会稽有南镇之神,文献也记载了各式各样的梦;张岱郑重其事,写了一篇骈体文,祈请南镇之神赐梦。张岱说他实在无法参透他所碰到的事。从梦境返回红尘世俗,“顾影自怜,将谁以告?为人所玩,吾何以堪?”张岱回忆十五岁时纠缠心中的种种困惑,他在文中问道:“神其诏我,或寝或吪;我得先知,何从何去。……功名志急,欲搔首而问天;祈祷心坚,故举头以抢地。”

朱恭人的去世并未扭转张家的萧索窘境,张岱对此困窘也坦白书之,提及母亲与常人不同的开明态度:“后以先子屡困场屋,抑郁牢骚,遂病翻胃,先宜人忧之,谓岱曰:‘尔父冯唐易老,河清难俟,或使其通意园亭,陶情丝竹,庶可以解其岑寂。’”母亲以冯唐为例,既诙谐又妥切。冯唐生于汉朝,系出名门。他出名的是他到年纪很大才得到差事,在宫中做郎官,汉文帝步出轿子时,还觉得奇怪,宫里怎么会有年纪这么大的老人在服侍他。冯唐到九十岁,名字还列在备用官员,等到汉景帝登基之后,才以冯唐年龄太大而将之除名。

万历三十八年(1610)之后,张岱的父亲张耀芳开始耽湎于各种癖好,而母亲也不去管他,“遂兴土木,造船楼一、二,教习小傒,鼓吹剧戏,一切繁靡之事,听先子任意为之。”张岱此时也纵情于各种嗜好,然而随着父亲的日益挥霍,结果并非那么愉悦:“宜人不辞劳苦,力足以给,故终宜人之世,先子裒然称富人也。泰昌改元,先宜人厌世,而先子又遭奇疾,凡事𤍇傝,不出三年,家日落矣。”

张岱在评价父亲的一生时,借着称赞母亲对父亲想做的事情都予以成全,而隐含了对父亲的批评:“先子少年不事生计,而晚好神仙。……先子暮年,身无长物,则是先子如邯郸梦醒,繁华富丽,过眼皆空。先宜人之所以点化先子者,既奇且幻矣。不肖岱,妄意先子之得证仙阶,或亦宜人之助也。”

到了万历四十八年之前后(1620年代中),张耀芳仍然赋闲在家,身材日渐肥胖——这在张家与朱家有很多人都是如此,而他们喜欢比食量,更让体重失控。张岱并不想表达父亲的狂食有可取之处。的确,张岱拐个弯来凸显他们愚蠢的一面。“盖先子身躯伟岸,似舅祖朱石门公而稍矮。壮年与朱樵风表叔较食量,每人食肥子鹅一只,重十觔,而先子又以鹅汁淘面,连啜十余碗,表叔捧腹而遁。”

张岱好像觉得这些细节还不够详尽似的,另外又提及父亲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大啖鹅肉而大病一场的经过,巨细靡遗,叙述父亲的胃疾与消化不良,后来花了大钱,前后请了许多大夫各显神通。结果各名医却是束手无策而“却走”,之后当地有个手法奇特的大夫开了药方,用地黄治好了张岱的父亲。

万历四十四年(1616)前后,张岱娶刘氏为妻。刘氏家里也是读书人,家世中等,但张岱却对刘氏只字未提,也几乎没提及刘氏所生的孩子,这也是当时的习俗使然。不过,张岱倒是写到几个进了张家家门的女性,与张岱夫人一起生活,帮忙照顾小孩,但是她们始终觉得不自在,总是担心自己与小孩的未来。张岱至少有过两名妾,夫人刘氏去世之后,二妾仍继续同张岱同住。张岱的父亲纳了好几个妾,有的在母亲去世前,有的在去世之后。对家族来说,这类女人常常千方百计谋夺家产,而据张岱所言,侧室有时也会得逞:“宜人以戮力成家,而妾媵、子女、臧获,辄三分之。”其结果便是张耀芳到了晚年已经“身无长物”。但若是家中长辈出面主持公道,妾妇也有可能被逐出家门——张岱的祖父张汝霖正是这么做:“辛亥(1611),朱恭人亡后,乃尽遣姬侍,独居天镜园,拥书万卷。”

但也有可能是,张汝霖的细心安排安抚了姬妾,面面俱到,让各方都满足。据张岱描述,至少朱恭人的父亲朱赓便有如此能耐。据说朱赓纳了几名小妾,夫人很不高兴,听到这消息便发出“狮子吼”。朱赓知道事情不妙,前往张家求助乩仙,惠赐化妬丹。乩书曰:“难!难!”但朱赓可在枕头内发现化妬丹。朱赓发现此丹之后,就给了夫人。夫人服下之后说:“老头子有仙丹,不饷诸婢而余是饷,尚昵余。”此计奏效,“(夫人)与公相好如初”。

有时父亲过世之后,儿子会马上把父亲生前的宠妾扫地出门。张岱在一篇传略里提到仲叔张联芳的姬侍,便是一个例子。张联芳在崇祯十七年(1644)去世,身后遗下庞大家财,价值不菲的古玩悉数归其子燕客所有。显然这女子在张联芳生前曾表明她的坚贞,但其他亲戚则嗤之以鼻。在好几年前,因为张联芳“侍姬盈前”,张岱曾劝他把这名女子辞退。但她坚称要随侍在侧,还起誓:“奴何出?作张氏鬼耳。”张联芳把这句话告诉张岱,张岱只能祝贺仲叔有幸得到如此忠贞的女子。

燕客和张岱听到张联芳的死讯,仓促赶赴奔丧,并在来吊唁的人里头看到这名女子。她表示:“得蚤适人,相公造福。”张岱微微一笑,提醒她曾说过死为张氏鬼。她答道:“对老爷言耳,年少不得即鬼,即鬼亦不张氏待矣。”她的诚实讨不到任何好处:燕客与张岱笑着拒绝她的请求。

张岱的父亲跟周氏感情很好,张岱说她是父亲的“内妾”。张岱的母亲去世之后,周氏一直想要巩固自己在张家的地位,确保自己生下的孩子可以分得家产。张岱说到有一回他与父亲在言谈间提到周氏的机关算计,虽然戏谑,但也是善意提醒:“先子喜诙谐,对子侄不广谑矣。一日周氏病,先子忧其死,岱曰:‘不死。’先子曰:‘尔何以知其不死也?’岱曰:‘天生伯嚭,以亡吴国,吴国未亡,伯嚭不死。’先子口詈岱,徐思之,亦不觉失笑。”父亲之所以失笑,是因为张岱的引喻很高明。伯嚭是春秋时楚国人,曾任吴国太宰,收重贿,害死伍子胥,越王勾践才有机会卧薪尝胆,最后灭了吴国。父子学识渊博,历史掌故信手捻来,却予人轻浮多变之感;像周氏这样的女子,经济和情感都是十分脆弱的。

张岱还有一篇长文来写他称为“外母”的岳母。张岱的岳母出身当地人家,比自己的生母多活十九年,显然填补了张岱丧母之后的情感空缺。张岱在外母刘太君去世后撰写祭文:“鞠育之犹母也,教训之犹母也。鞠育之而恐任余性,教训之而恐伤余意,其委曲而详慎之犹母也。至今日吾外母死,而岱之母道绝矣。”说来不可思议,张岱的母亲和岳母的忌日都是阴历四月二十日,只是其间相隔十九年,更让张岱觉得两位母亲的命运是相连的:“是余母与外母交丧矣。故岱之痛外母,一如痛岱之母,而岱思苦筋骨以报外母至死,一如报岱之母。而今兹不能,则有五内痛裂,抱恨终天,一如思岱之母,哭岱之母而已。”

外母去世之前的最后五天身体愈来愈虚弱,张岱遍求名医良药,亦试着乞灵神明:张岱到祠堂祝祷,也向东岳泰山之神祈求——几年前,张岱曾到泰山游历朝圣。但是种种方法俱为枉然。外母去世十三天之后,张岱请了僧道至灵寝,施礼“水忏”十二部,以求赐外母冥福。第二日,张岱率外母家人——一名女儿,几名孙子,其中几人已结婚——念祭文哀悼。

在张岱为家族女性所写的文章,以为外母所写的祭文最长,措辞剀切,透着苍凉:“吾外母虽生华屋”,张岱这么起头,“其生平丁骨肉之戚,抱零丁之苦,自为女、为妇、为媳、为母、为姑,未尝履一日之顺境,专一日之安闲。”她遭逢失亲之痛与孤独之情。张岱说他自从认识外母以来,只见她开笑口三四回而已,其余多是悲思涕泣之日。外母一生的故事,就是不断失去的故事。张岱外母十六岁成亲,十一年后的万历三十三年(1605),丈夫去世,当时她年仅二十七岁,带着两个稚龄女儿,腹中还怀了第三胎。在短暂的婚姻生活中,丈夫一直为积疴所苦;丈夫过世后,儿子又事事依赖她。过了不久,她的公公溺毙。外母的长女婚后不久就去世,年纪很轻,未留子嗣。于是,只能寄望嫁给张岱的次女能延续血脉,以告慰丈夫的在天之灵。但是,张岱语带懊悔,朝夕凝盼的孙子“乃麟定尚艰”,教外母郁闷,“愁屈勿展”。“监门老妪”虽然穷苦,但子孙满门,还可享骨肉团聚之乐;但是在外母艰辛的一生,就算是想像“监门老妪”那般也不可得。外母刘太君此外还得照料“严厉琐屑”的舅舅,侍奉守寡的婆婆,她“性极褊急,家人至难与言”,而家人必须“百计将顺,而诟谇甘之”。

张岱妻子最后终于产下一子,但这婴儿几乎因天花而夭折。张岱把儿子的幸存归功于一位绍兴当地的大夫——鲁云谷。张岱从年轻时就认识他,此人自学医理,超尘拔俗,精通茶道,笛艺精妙,擅长栽植绝品兰花。鲁云谷也有三恨:恨人抽烟、恨人酗酒,更受不了别人吐痰。对张岱而言,更重要的是鲁云谷通晓当地生长的药草,对人体的运作也有很深的了解。因为鲁云谷“医不经师,方不袭古”,张岱写道:“每以劫剂臆见起死回生。”张岱写了一首诗聊表谢意,说鲁云谷“用药如用兵,巢穴恣攻讨”。这才是关键所在。他的医术不是光靠直觉而已:“一团血肉中,经络自分晓;肺腑似能言,与君为向导。”鲁云谷最早专治小儿疾病,尤其擅长治痘疹且不留痘疤。于是,刘氏终究得以有了一个健康的外孙,至少延续家族的血脉。

在张岱的心目中,外母称得上真正“性坚忍”,无论事情有多难,她总会想办法让身旁的人满意。这一段道出刘氏的行谊:“嗟嗟!旁人有哭之哀者,不必其子与媳也;道路有称其贤者,不必其亲与戚也;空言有佩其德者,不必其施与积也。若岱则何以颂吾母哉?岱今则谓终母之身,其为女孝,为妇贞,为媳慎,为母辛,为姑惠,有数者,虽百苦备尝,亦可以含笑入地矣。”

张岱的外母虽然二十七岁便守寡,但也还是有值得庆幸之处。没有证据显示她的娘家或婆家逼她改嫁——这是当时常见的做法。刘氏在丈夫去世之后,似乎还可以照自己的方法养育子女。自家与婆家的家产无疑有所帮助,但是她的通达与坚忍也有助于她扮演女性应有的角色。我们若将她与嫁入张家的女性相对照,像是悲观的高祖母刘氏(安人)、节俭自持的王氏(宜人)、百折不挠的朱恭人,以及许多被逐出家门的侍妾,便会了解何以张岱的母亲要往佛寺寻求庇佑,带着幼子随她进香礼佛。我们也会了解何以她要将省下来的钱供奉给佛寺,花钱雇人送她和年幼的张岱前往佛寺,旋转写满经文的藏轮,愈转愈快,直到熟滑如飞,推者莫及,其中含纳了无数诵念祈祷,溢出了寺院围墙,传入浙江的青空,直达默然注视的众神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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