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从“胡越一家”到“安史之乱”
汉民南迁与河北藩镇的“胡化”：“安史之乱”后的民族迁徙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
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存者无消息，死者委尘泥……
——〔唐〕杜甫《无家别》
唐明皇（玄宗）李隆基在位的开元年间，是李唐王朝发展的鼎盛时期，“诗圣”杜甫曾作“忆昔”诗回忆当时的盛况，这些描述也成为后世人心目中的“盛唐景象”：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但是，无论如何，维系一个幅员辽阔，民族构成复杂的宏大帝国，始终潜伏着巨大的风险。开元之后的天宝末年，唐明皇宠信的蕃将安禄山与史思明突然发动了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是千千万万无辜平民的又一场大劫难。与“安史之乱”前的盛况相比，“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国内可谓支离破碎，风光不再。然而，想要了解“安史之乱”的真正起因，离不开民族大迁徙的社会历史背景分析。
唐朝初年置营州都护府在柳城（今辽宁朝阳市），主要功能就是为了控制与震慑东北缘边地区的契丹与奚两族（时称“两蕃”）。武则天在位时，“两蕃”反抗唐朝统治，迫使营州内迁到幽州渔阳（今北京市）。唐玄宗即位后，契丹与奚族归降，营州又迁回柳城。安禄山与史思明，这两大叛军主帅，无疑是唐朝最臭名昭著的蕃将了，具有极其相近的民族文化背景与生活阅历。作为内迁民族的后裔，他们均通晓多种民族语言，熟悉各边疆民族的风俗习惯。在蓄谋叛乱之时，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道节度使，有意识地利用自己在这方面的优势扩充实力。如为了增加军事实力，安禄山特别注重收揽各族将士，大大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如他豢养各族壮士八千人为其义子，恩威并施，手下精兵，天下无敌。
禄山谋逆十余年，凡降蕃夷皆接以恩，有不服者，假兵胁制之。所得士，释缚给汤沐、衣服，或重译以达，故蕃夷情伪悉得之。禄山通夷语，躬自尉（同慰）抚，皆释俘囚为战士，故其下乐输死，所战无前。
安禄山于天宝十四载（755年）于范阳（今北京市）发动叛乱，挥师南下，因叛军中精兵强将均来自少数民族，故当时的人们习惯称叛军为“逆胡”、“羯胡”或“胡贼”。叛乱初发之时，生长于升平盛世的亿万百姓不识干戈，各地驻防将领与士卒不习战备，叛军势如破竹，长驱南下。在攻取东都洛阳之后，矛头直指唐王朝的心脏——西京长安。曾经英武睿智的唐玄宗匆匆奔往四川避难，叛军最终攻陷了长安。这场突如其来的动乱引起了北部中国的剧烈动荡。
叛军所过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种种暴行骇人听闻。刀矢相加，尸横遍野。唐朝军队屡遭败绩，助长了叛军的嚣张气焰，各地士民失魂落魄，仓皇外奔。
属逆胡（即安史叛军）搆乱，凶虐滔天……贼时窃据洛阳，控引幽朔，驱其猛锐，吞噬河南……两宫出居，万国波荡，贼遂僭盗神器，鸱峙两京，南临汉、江，西逼岐、雍。群师迁延而不进，列郡望风而出奔……
面对屠掠的威胁，大多数士民慌不择路，逃难的方向并不一致。如于邵《河南于氏家谱后序》云：“洎天宝末，幽寇叛乱，今三十七年。顷属中原失守，族类逃难，不南驰吴越，则北走沙朔，或转死沟壑，其谁与知；或因兵祸纵横，吊魂无所；或道路阻塞，不由我归；或田园淹没，无可回顾。”有幸逃生的人们向淮河以南地区迁移者最多。如两湖地区，《旧唐书·地理志》载：“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相比之下，江浙一带接收北方移民最多。“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大诗人李白在《永王东巡歌》中吟道：
三川北虏乱如麻，
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东山谢安石，
为君谈笑静胡沙。
时人顾况指出：“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旧唐书·权德舆传》也称：“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正鉴于此，“安史之乱”后的汉民大迁徙，又被现代学者认为可与西晋末年的“永嘉南渡”、北宋末年的“靖康南渡”并列，也是一次规模巨大的汉民南迁运动。
唐朝是诗歌极盛的时代，一些身历丧乱的诗人用泣血的诗句描绘了目睹的惨况，为我们真切地展示了当时逃徙士民的辛酸处境。如杜甫《哀江头》诗云：
……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
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
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在这场灾难中，受创最深的地区首推河北、河南及关中。如洛阳一带为唐军与叛军争夺最剧烈的区域之一，百姓生命财产的损失也最为惨重。名将郭子仪曾指出：“夫以东周（即洛阳）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然而，我们也看到，惨烈的“安史之乱”并没有彻底摧毁大唐王朝，在另外一些忠实于唐朝的“蕃兵蕃将”以及回纥人的帮助下，唐朝军队最终收复了首都长安，平定了叛乱。
“安史之乱”后的大迁徙，与“永嘉南渡”及“靖康南渡”的一个最大的差异，便是这场大迁徙没有导致中原王朝政治中心的大转移，长安城依然是唐朝国都。但是，这种光复成功不可能让远徙的人们全部返回残破的故里，正所谓“乱定几人归本土”？连肃宗在诏书中都承认：
又缘顷经逆乱，中夏不宁，士子之流，多投江外。或扶老携幼，久寓他乡；或失职无储，难归京邑。眷言悯念，实恻予怀……
连荣利所系之京师尚且难以归返，其他地方更可想而知了。再加之“安史之乱”后，河北藩镇飞扬跋扈，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双方之间战事不绝，广大移民自然不愿涉足于是非之地，而甘心定居在流寓之地了。
大批北方汉民的南迁，对于北部中国民族构成与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突出的影响。因为与大批汉人仓皇南奔的状况密切相关，唐朝中期以后河北藩镇的“胡化”趋势同样十分突出，很早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在“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宛若一个“独立国”，完全不受唐朝中央政府的辖制，如《新唐书·藩镇列传序》评云：
安（禄山）、史（思明）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效战国，肱髀相依，以土地传子孙，胁百姓，加锯其颈，利怵逆汙，遂使其人自视由羌狄然。一寇死，一贼生，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
河北地区的藩镇拥有十分独立的军政与民政大权，飞扬跋扈，主帅去世后，或子孙世袭，或由其副帅继承及将士推举，境内州县官吏自署，赋税不上交，如同脱离“王土（即唐朝疆界）”一般。唐朝官府往往束手无策，听之任之。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曾对唐代河北藩镇的“胡化”问题进行了十分深入的研究，他精辟地指出：
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集团，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
根据陈先生的考定，河北藩镇地区的“胡化”倾向，直接来源于前期周边民族的内迁，而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在原有内迁的“蕃兵蕃将”的基础上，“安史之乱”造成的北方大批汉民的南迁，无疑为唐朝后期河北藩镇“胡化”问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安史之乱”被平定之后，唐朝政府为了安抚归降的叛将，以高官厚禄加以封赏，让其继续握有重权，镇守河北诸地，也就成为日后河北藩镇的主帅。这些藩镇的主帅及其后继者的文化背景，往往与安禄山、史思明二位极为相似，或有异族血统，或长期生活于蕃族聚居地区，在异族文化环境薰染下成长起来。
魏博藩镇（治今河北大名）的第一任节度使田承嗣为平州卢龙（治今北京市）人。开元年间即隶属于安禄山麾下，直接参与了叛乱，并充当前锋大将。安禄山死后，田承嗣又投奔于史思明，继续为其效力。唐代宗为分化叛军，高官厚禄招诱叛将，田承嗣因之被任命为魏博节度使。长庆年间的魏博节度使史宪诚为内徙的奚人后裔。
卢龙（即幽州，治今北京）藩镇的首任节度使李怀仙为柳城胡人，与安禄山同乡同种。原臣属于契丹，后归降唐朝。李怀仙直接参与了“安史之乱”，为乱军骁将。后归降唐朝，官拜幽州卢龙等军节度使，成为一方霸主。后任节度使李茂勋为回鹘酋长阿布思的后裔，在张仲武任节度使时，随部投降卢龙镇，因善于骑射而得到重用，后被部下推为卢龙节度使。
镇冀（又名成德，治今河北正定）藩镇的首任节度使李宝臣、其子李惟岳为内徙范阳的奚族人后裔。李宝臣先是投奔安禄山，为其得力干将，直接参与了叛乱。后又投降唐朝，官拜成德节度使。后任节度使王武俊原为契丹怒皆部人，开元年间，其父率部内迁，居留于蓟城（今北京市）。后任节度使王廷凑原为回鹘阿布思族人，世代隶属于安东都护府。其曾祖始内迁河北，臣事于李宝臣父子。
淄青藩镇的首任节度使李正己与著名将领高仙芝的民族背景极为相似，同为内迁的高丽人。他曾任营州副将，后跟随唐朝大将侯希逸驻守青州，因骁勇服众，取代侯希逸了，被推举为节度使。后其子李纳一度公然与唐朝中央官府对抗，自封为齐王。
综上观之，可以说，唐朝后期的河北藩镇地区完全接受了唐朝前期北方民族内迁的成果，在大批汉民南迁的历史大背景下，河北地区的民族构成中“非华夏化”的趋势得到了非常有效地强化或促进。当然，河北“藩镇”问题并非完全是民族构成与民族文化问题所致，但是民族迁徙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是绝对无法忽视的。历史时期民族迁徙之大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走向。我们在唐朝的历史变迁上又得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