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跨越山海关
对于中国民族史缺乏了解的人们常常会以为中国的历史主要是华夏（汉）族的历史，这是一种莫大的误解。中国的历史是历史时期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的历史，数千年来，各民族的先民们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交汇融合，彼此的历史根本无法分割开来。不少非汉民族创造出不少民族历史发展的奇迹，除蒙古人开创震惊世界的蒙古大帝国之外，由满族开创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在民族发展与疆域建设上也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
明末清初满族的崛起与发展，与其迁徙活动同步。这一迁徙活动不仅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命运与发展轨变，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貌。崛起于白山、黑水之畔的女真人，随着武力的强盛与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不仅形成了庞大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洲，同时居住地域也从东北地区逐步向全国范围扩展。与元朝蒙古族的分布有些相似之处，满族在全国的分布与其军事力量的布防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京畿地区依然是满族八旗军士及其家眷最为集中的区域。
启运山引领迁移路：满族发祥地的地理环境与早期迁徙
长白龙干西南来，灵山启运神堂开。
源远流长绵奕世，骈蕃禔祉皇图培。
肇祖衣冠秘陵室，三祖元宫千载谧。
仇成不共何忍言，七恨兴师此第一。
——〔清〕乾隆皇帝《恭瞻启运山作歌》
满族的前身为创立金朝的女真（或称为女直）人的后裔，满族统治阶层也以祖述金朝政绩为荣，山海关外的满族政权长期以“后金”为号。乾隆皇帝亲自指导了《满洲源流考》等满族早期历史著作的编撰，他在谈到祖先历史时明确认定：
顷阅《金史·世纪》云：金始祖居完颜部，其地有白山、黑水。白山即长白山，黑水即黒龙江，本朝肇兴东土，山川钟毓，与大金正同。
长白山麓是满族的发祥地，长白山因而也成为满族人民心中的“圣山”。康熙皇帝曾御封“长白山之神”的名号。关于长白山一带的自然环境特点，《清太祖实录》载称：
先世发源于长白山。是山高二百余里，绵亘千余里，树峻极之雄观，萃扶舆之灵气。山之上有潭，曰闼门，周八十里，源深流广。鸭绿、混同、爱滹三江之水出焉。鸭绿江自山南西流，入辽东之南海。混同江自山北流入北海，爱滹江东流，入东海……山之东有布库里山，山下有池曰布尔湖里……
又如满、汉文对照《满洲源流》一书也指出：“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之东北布库哩山下一泊，名布勒瑚里（即今镜泊湖）”。山水相连，江山如画，发祥地域优美的自然环境让满族先民们十分骄傲与自豪。综合多次实地勘察结果，撰著乾隆《大清一统志》等书的清代学者们曾对长白山周边环境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描述：
（长白山）在吉林城东稍南六百里，即果勒敏珊延阿林，横亘千余里，东自宁古塔，西至奉天府诸山，皆发脉于此山，巅有潭，为鸭绿、混同、图们三江之源，古名不咸山，亦名太白山，亦名白山……其巅不生他树，草多白花，南麓蜿蜒磅礡，分为两干，其一西南指者东界鸭緑江，西界佟家嘉江，麓尽处两江会焉。其一绕山之西而北，亘数百里，以其为众水所分，旧志总谓之为分水岭，今则西至兴京边。茂树深林，幕天翳日者，土人呼为纳噜窝集，从此西入兴京门，遂为开运山……其间因地立名，为山为岭者不一，要皆此山之支裔也。山之灵异自昔称名，而神圣发祥，于今为盛，万禩鸿基，与山无极矣。
长白山脉是位于今天的中朝边界的巨大山系，堪称东北地区的“第一山”，支脉众多，覆盖面积广大。按其走向，长白山南麓支脉可分为两系：一是西南方向诸山，止于鸭绿江与佟家（嘉）江（今浑河）汇合处；一是西北方面方向诸山，止于兴京地界的开运山。
开运山，又称为启运山，而从长白山巅，至启运山一线，正是满族先民后来迁徙的路线。显然，无论满族的皇族大臣们如何歌颂与神祕化长白山，有一个道理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满族的先民们没有选择离开长白山，那么，后来所有的伟业恐怕都是一场幻梦而已，而正是向外的民族迁徙，才使满族走向了强大与繁盛，因此，更准确地讲，迁徙之路才是满族先民的“启（开）运之路”。大迁移带来了民族大发展的光明前景。
满族最早的都会就是兴京，即赫图阿拉，即今辽宁新宾县西老城。据清官方文献（如《清太祖实录》、《满洲实录》等）所记传说内容，满洲民族的始祖为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该族的最早聚居地为长白山东麓的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或称鳌朵里、鄂多理等）。至其肇祖都督孟特穆时，该族迁居于苏克苏浒河流域虎拦达山下赫图阿拉地区，距原居地俄朵里城有1500余里。赫图阿拉成为满清皇族真正的发祥地。据清代学者魏源等考定，其地“在苏克素护河、嘉哈河之间，西距盛京二百七十里，东距宁古塔千二百里。我朝未得辽、沈以前，四世咸宅于兹，即明代之建州右卫也。”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尊赫图阿拉为兴京。宣统元年（1909年），又升为兴京府。
清太祖弩尔哈齐出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他的出现，是满族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当弩尔哈齐创业初期（明朝万历十一年至十二年间），东北地区的女真族诸部落处于林立割据状态。如《清太祖实录》载称：
时诸国纷乱，满洲国之苏克苏浒河部、浑河部、王甲部、董鄂部、哲陈部；长白山之讷殷部、鸭绿江部；东海之渥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扈伦国之乌喇部、哈达部、叶赫部、辉发部，群雄蜂起，称王号，争为雄长，各主其地，互相攻战，甚者兄弟自残，强凌弱，众暴寡，争夺无已。时上（即清太祖弩尔哈齐）恩威并用，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始于一旅之师，渐削平诸部而统一之。
魏源曾总结上述诸部的风俗特点及地理分布特征，他指出：这些部落“皆金代部落之遗，城郭土著射猎之国，非蒙古行国比也。各主其方，争相雄长，强凌弱，众暴寡。而扈伦四部最强，在满部之北，皆以所居之河得名。乌拉、辉发二河入松花江，哈达、叶赫二河入辽河。”其实，不仅是扈伦四部以所居之河得名，其他各部落也大多依河水而居，充分显示了这些部落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
天命元年（1616年），弩尔哈齐建国号“满洲”。在此之前，该部向外名称有女直、女真、金与后金等。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战，弩尔哈齐最终削平诸部，为满洲国的建立奠定了客观基础，女真诸部的统一，也为满族最终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满洲实录》记载：当时，“满洲国自东海边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
又据《清太祖实录》卷六载：天命四年（1619年）攻灭叶赫部（域称夜黑部）后，
上自是开拓疆土，东自海西，西至明辽东界，北自蒙古科尔沁之嫩乌喇江（即嫩江），南暨朝鲜国境，凡语音相同之国，俱征讨、徕服而统壹之。
关于满族的民族识别问题，俄国著名学者史禄国（S·M·Shirokogor off）曾总结道：
满族人确认自己分为下列三种群体，即1，佛满洲——源远流长的老满族人；2，依彻满洲人——后来归附的新满族人；3，蒙古满洲——原来是蒙古人的满族人。按照满族人的说法，这些分别是在满清帝国创建时期造成的……实际上，大部分佛满洲都声称自己的祖先是在吉林省的宁古塔地区土生土长的，只是后来才扩散到四面八方。属于佛满洲的人并不认为依彻满洲是像他们一样纯的满族，他们说，依彻满洲由满人、汉人和一些当地部落，例如林区的游牧通古斯和达斡尔人等融合而成……换句话说，他们不认为依彻满洲或蒙古满洲是‘纯满洲’即满族政权的创立者。”“因此，‘满洲’之名必须被理解为包括不同民族群体的政权的名称，同时，它大致也指这些群体的共同文化，由一个南方通古斯群体奠定并主宰，而这个群体讲通古斯语族南方语支的一种方言，以有文字的满族的语言为标志。”
综观满族的早期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之所以出现“旧满洲”、“新满州”以及“蒙古满洲”之差别，其关键就在于八旗制度起到的巨大作用。八旗制度是满清民族发展与军政建设最根本的制度，因此，“旗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满族的代称，完全可以说，不理解“八旗”制度，也就无法理解满族及清朝的历史。
八旗制度的核心是“兵民合一”，这与历史上许多北方民族的社会制度惊人地相似。清朝满族人又称为“旗人”，所有满族人都被编入“八旗”之中，因此，所有的“满族人”也都是八旗兵士。正如《清史稿·兵志》卷首所说的那样：“太祖高皇帝崛起江方，初定旗兵制，八旗子弟人尽为兵，不啻举国皆兵焉。”关于入关前八旗兵丁及满旗人口的数量，现代学者李新达认为：“入关前的八旗兵数，也就是应服兵役的旗分佐领的壮丁数的总和。努尔哈赤正式建成八旗时，约有五六万人，努尔哈赤晚年，约有九万人，皇太极晚年，约有十五万人。”其实，壮丁数与民族总人口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又如莫东寅在《满族史论丛》一文中推测：“我们依例三丁抽一，老幼男女再加一倍的办法来推算，如入关当时，满八旗兵数以十万计，男丁不过三十万，加再老幼男女一倍，全族人口最大限度，不能超过六十万。……至于八旗设立之初，兵数五万左右，则男丁十五万，合男女老幼，也不过三十万。”而管东贵通过较细致的统计之后，提出：“入关前满族人口大约有七十五万至八十万之谱。”
山海关位于今天河北秦皇岛市东北，是万里长城的东端最重要的关城，也是明代北方防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保障首都北京的安全至关重要，故当时有“天下第一关”的美誉。1644年，李自成率领的大顺起义军在攻破北京城后，与明朝降将吴三桂手下的军队及满洲的八旗援军在山海关城下展开了激战，结果，李自成所率义军全线溃败，全国形势急转直下。山海关战役是明清鼎革之际的重大转折点，满洲八旗军队在山海关大胜后，迅速南下，很快进占北京城，宣告了清朝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