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跨越山海关
“东来满洲”的“圈地运动”：入关后满族的分布与安置
江南江北采茶时，
上品先尝送八旗。
碾得胡麻酥共滴，
乳茶骄杀满洲儿。
——〔清〕彭孙贻《采茶歌之一》
跨越山海关，进入北京城，满族的发展史掀开了新的篇章。此时的满族人已不可能全数退回东北老家了，要建立新的王朝，要在广阔的中原大地建立起强有力的政权，必然进行大规模的兵力配置与民族人口调整。
根据清朝军队编制，八旗兵士首先分为禁卫兵与驻防兵两大类。禁卫兵的职责在于守卫京师，故而驻扎于燕京（即北京）。禁卫兵又分为郎卫与兵卫两种类型。郎卫侍从皇帝出行，兵卫守卫紫禁宫阙。如乾隆六年（1741年）户部侍郎梁诗正在《八旗屯种疏》中指出：“查八旗人，除各省驻防与近京五百里听其屯种外，余并随旗居住，群聚京师，以示居重驭轻之势。”清朝大臣鄂尔泰等所修之《八旗通志》卷二有《八旗方位》篇，但其所指仅限于北京城内的八旗军分布而言：“自顺治元年（1644年），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分列八旗，拱卫皇居。镶黄居安定门内，正黄居德胜门内，并在北方。正白居东直门内，镶白居朝阳门内，并在东方。正红居西直门内，镶红居阜成门内，并在西方。正蓝居崇文门内，镶蓝居宣武门内，并在南方。盖八旗方位相胜之义，以之行师，则整齐纪律；以之建国，则巩固屏藩。诚振古以来所未有者也。”禁卫兵的数量相当可观，且有不断增加之势。如在兵卫之中，如乾隆中满、汉养育兵就有20300余人。至咸丰三年（1853年），京师八旗营兵合计有149000余人。
《清史稿·兵志》对八旗兵士在全国驻防情况作了简要的说明：
八旗驻防之兵，大类有四：曰畿辅驻防兵，其藩部内附之众，及在京内务府、理藩院所辖悉附焉；曰东三省驻防兵；曰各直省驻防兵，新疆驻防兵附焉；曰藩部兵。
依此，八旗兵士在全中国的分布可分为四大类及四个大的地理区域，但是，其中“藩部”兵士主要是指内外蒙古、青海、西藏等地各个民族编入八旗之兵士，与满族分布关系不大。故下面主要分四个区域介绍当时八旗兵士的驻防情况。
1.畿辅地区，即主要今天的河北地区。顺治初年主要驻扎于独石口、张家口、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等重要关口，主要兵力来源于察哈尔八旗等。雍正三年（1725年），增设天津水师营，旗兵为1600人、蒙古兵400人。乾隆三年（1738年）又增加热河驻防兵2000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又增设密云驻防满、蒙兵2000人。另外，热河避暑行宫至乾隆年间驻防兵也增至800人。
2.东三省地区，共有四十四处驻兵之所，兵士总额达35300余人。盛京地区的驻防之地有锦州、凤凰城、宁远城、兴京、辽阳、牛庄、义州、盖州、海州、开原、金州、复州等。吉林地区的驻防之地有吉林、宁古塔、珲春、三姓、双城堡等地。黑龙江驻防之地有齐齐哈尔、爱珲城、墨尔根、呼伦贝尔、茂兴、呼兰等地。
3.各直省地区。这一区域涉及非常广，各地驻防创设的记载集中于顺治、康熙、雍正及乾隆四朝。驻防的省份主要有：江苏、陕西（包括宁夏）、山西（包括今天内蒙古部分地区）、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甘肃等等。
4.新疆地区又是八旗驻防的重点区域。新疆驻兵也分为北、南二路。如清军在新疆在北路驻防始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当时大臣阿桂率领满洲、索伦兵500人、绿营兵100人，回族兵士200人驻扎于伊犁。驻伊犁兵额后增加到2500人。其后又增加屯田兵2500人，以5年为期进行更换。乾隆二十九年在伊犁河岸建筑惠远城，驻扎各族兵士数量不断增加，至道光十年（1830年），惠远城满兵已达4600余人。南路驻扎兵主要集中于乌什、阿克苏、赛里木、拜城、叶尔羌、和阗、喀什噶尔、库车、哈喇沙雅尔、辟展等地。到咸丰三年，新疆南北路各族驻兵合计达40000余人，成为全国范围内驻兵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
经过这样的大规模的迁徙与安置，留居在山海关外的满族人口数量已大为减少，满族已基本上成为关内民族了。
满族能够创立清朝，实现了军事及政治建设的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八旗制度与八旗兵丁，因此，清朝入关以后，清朝历代皇帝十分重视八旗制度的巩固与维系，将其视为立国之根本。如康熙九年三月，康熙皇帝就在谕旨中谆谆告诫户部与兵部大臣“爱养”满洲将士：
满洲甲兵，系国家根本，虽天下平定，不可不加意爱养。近闻八旗甲兵喂养马匹，整办噐械，费用繁多。除月饷外，别无生理，不足养赡妻子家口。朕甚悯之。月饷银米，应作何增给，著为永例，尔二部详议具奏。
然而，毕竟时过境迁，“打江山”与“守江山”之间存在着判若霄壤的差距，入关后的八旗制度面临着相当严峻的挑战，而如何应对这一挑战，事实上决定着清朝的命运。而根据清代及现代学者研究，清朝在八旗制度的维系与实施上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失误。
这些失策与失误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旗兵轮换制度的失策。八旗兵士在全国各地驻防，实行定期轮换制度，但是八旗官兵均需携带家眷分赴各省驻防地，在轮流驻防更换制度实施过程中，一方面，不仅为广大八旗将士带来巨大的身心劳顿，也给朝廷财政增添巨大的负担。如清代名臣毛奇龄就明确指出：
国家重兵多在闽粤，但各处驻防过多，恐转输易困。古者，防边之士不带家口，及期则换，今皆携家而往，约略计之，十万之师，便有百万。途中口粮、人夫及到地方一切养育之资，无一不取之朝廷，故藩王提镇其各处贸易，虽曰扰民，其实不可禁止也，且室家重则难于转动。夫兵随将转，将到便行，使一旦他处有缓急之调，而此家口重累之将与兵能符到即行乎？则伍籍定额，所当与军政计通变也。
另一方面，八旗官兵携带家眷分赴各省驻防地生活，时间一长，不可避免地形成新的社区，产生较为强烈的定居心态，因此，要想在实际中长期维持八旗分省轮换驻防制度，是非常困难的。时至雍正年间，雍正皇帝就对此发出无奈的感叹：
我朝设立各省驻防兵丁，原以捍御地方，申明武备……乃近有以一二事渎陈联前者：一则称驻防兵丁子弟宜准其各省乡试……若悉准其在外考试，则伊等各从其便，竞向虚名而轻视武事……一则称驻防兵丁身故之后，其骸骨应准在外瘗葬，家口亦准在外居住。独不思弁兵驻防之地，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也。本身既故之后，而骸骨家口不归本乡，其事可行乎？若照此行之日久，将见驻防之兵皆为汉人，是国家驻防之设，竟为伊等入民籍之由，有是理乎？
综观有清一代的历史，雍正皇帝心中的预感最终还是成为了现实，大批八旗兵丁最终在驻防地长期定居下来，由驻防转为定居，带有很大的普遍性。这一方面可以归结于安土重迁的常人心态，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八旗官兵或“旗人”本身的民族构成就比较复杂，汉人占有颇大比重。在此基础上接受汉化，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
第二，“圈地运动”的失策。在八旗的布防上，京师及周围地区成为重中之重，也就成为入关后的满族人最重要的聚居区。清朝初年大批迁入北京城内及畿辅地区的满族移民，在文献中被称为“东来满洲”。为了妥善安置这批移民，清廷采取了种种优惠政策，其中的一个重要方式便是为他们在移入地圈占土地，进行再分配，其规模与影响相当惊人，清朝官府即公开将其称之为“圈地运动”。如在建都北京后，顺治帝在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就颁布谕令：
（将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盖非利其地土，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已而取之。然所取之地，若满洲错处，必争夺不止。可令各府、州、县、乡村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以杜异日争端。
这一谕令拉开了清初京畿一带大规模“圈地运动”的序幕。在这项谕令中，顺治帝明确讲明了“圈地”的目的，就是因为入关的满洲王族、大臣与兵士“无处安置”，因此，不得已而为之。也就是说，事实上，如果没有“圈地”之举，大批入关的满族大臣与将士都无“立足”之地。很显然，这种圈地运动对于入关满族的安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受到了满族皇家及王公贵族们的欢迎。故《八旗通志·土田志》序赞之云：
至我世宗宪皇帝，睿虑深远，特命查取直隶各项余田，画为井地，令旗人之无产业者，分授百亩，同养公田，则八旗之生齿日繁，而井疆亦日辟。从此，各安世业，拥卫神京，洵千万世无穷乐利矣。
以北京为核心的畿辅地区也就成为圈占土地最集中的区域。根据现代学者刘家驹的研究，清初八旗在畿辅地区的圈地运动自顺治元年始到康熙廿四年（1685年）完全停止，圈占土地数量相当大。如最大的三次圈地行动圈占土地就达166636顷71亩。第一次圈地在顺治元年，圈占近畿各州县无主荒地及前明皇亲驸马、公侯伯及内监庄田，分给满洲勋戚与官兵，其土地总数大致为58827顷48亩。第二次圈地在顺治二年（1645年）底至三年（1646年）初，共占土地51839顷57亩。这次圈地除圈河间、滦州、遵化等府州的无主荒地外，还圈了许多民间房屋田土。第三次圈地在顺治三年底至四年（1647年）初，共圈占土地30818顷78亩。因为在前两次圈地中，无主荒地与明朝勋贵庄园圈占已尽，于是大规模圈占民地，实行异地拨补。
然而，这一圈地运动无疑给当地汉族居民带来极大的困挠。广大被强占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惨不忍睹。面对这样的情况，清廷也不得不暂时调整政策，如时至顺治四年，清廷就推出规定：嗣后民间田屋永停圏拨。但是，八旗强圈土地之举并未因完全终止。如康熙五年（1666年），权臣鳌拜等人又请旨强行进行圈地换地，直隶总督朱昌祚等人极力表示反对，他在奏疏中深切地道出了畿辅地区广大百姓的痛楚：
臣思安土重迁，人之至愿……有谓被圈地之家，即令他往，无从投奔者；有谓时值冬令，扶老携幼，远徙他乡，恐地方疑为逃人不容栖止者；有谓祖宗骸骨、父母邱垄、不忍抛弃者；臣职在安民，而民隐如此，曷敢壅蔽，不以实闻？
臣又遍察蓟州及遵化等应换州县，一闻圈丈，自本年秋收之后周遭四五百里尽抛弃不耕，今冬二麦全未播种，明年夏安得有秋？且时已仲冬，计丈量事竣难以定期，明春东作必又失时，而秋收亦将无望，京东各州县合计，旗与民失业者不下数十万人，田荒粮竭，无以资生，岂无铤而走险者？地方滋事，尤臣责任所关，又不敢畏忌越分，不以实闻，伏乞断自宸衷，毅然停止。
但是，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依据八旗制度，旗人以骑射相尚，且为国家仰赖的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对于耕种土地等农作之道十分陌生，甚至在心理上是鄙夷不屑的，因此，即使是在通过圈占，分到土地之后，广大旗民往往无力或无法耕种，同样落得生活窘困的境地。汉民既蒙失地之苦，旗民又遭有地之困。如顺治十一年（1654年）正月，都察院大臣在上奏中甚至提出了退地于民的解决之道：
满洲兵丁虽分土田，每年并未收成，穷兵出征，必需随带之人，致失耕种之业，往往地土空闲。一遇旱涝，又需部给口粮，且以地瘠难耕，复多陈告，而民地又不便再圈。请查壮丁四名以下地土尽数退出，量加钱粮、月米，其马匹则于冬、春二季，酌与喂养、价银。其退出之地，择其腴者，许令原得瘠地之人更换，余则尽还民间。在满洲有钱粮可望，乐于披甲而又无瘠地之苦；至民间素知地利，复不至于荒芜，是兵、民共仰皇仁于无尽矣。
第三，旗兵供养制度的失策。依据中国传统观念中“打天下，坐天下”的思维理路，作为开创新一代王朝的民族，满族八旗将士及其后代拥有难以自抑、格外突出的自豪感与心理优势，再加上历代清朝皇帝的高调支持，更使得八旗将士自视为一个特权群体。而这种超常的优越感，对于八旗人士从事各种产业来讲成为一种巨大的障碍。八旗人耻于从事与其他汉民同样的产业，于是乎，大片圈出的旗地又被旗民典卖给汉民耕种，而旗地的大量典卖给广大旗民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少数旗民成为“食利”或“食租”阶层，而许许多多失去土地的旗民甚至丧失了基本生活来源。
优养政策使得满族人口迅速膨胀。作为优养政策的实际体现，起初，八旗将士大都能够领取到相当丰厚的兵饷。但人口的剧增，使得清朝财政积重难返，无法承担。据研究者估计，最早至康熙末年，八旗人口已达二三百万左右。那么，到清代后期，满族的人口数量应该是相当惊人的。如果这些满族人口完全由官府来供养，那是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因此，旗民“生计困窘”的记载在清代官方记载中俯拾即是，不计其数。这样，我们也不难理解，到清朝后期，“吃空饷”成为世人皆知的清朝军队陋习之一。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曾在《圣武记》卷一四中沉重地指出清代后期八旗将士的尴尬而畸形的生存状态：
计八旗丁册，乾隆初已数十万，今则数百万，而所圈近京五百里之旗地，大半尽典于民。聚数百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于京师，而莫为之所，虽竭海内之正供，不足以赡。
从驰骋天下、威猛无敌的“八旗勇士”，到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在普通中国人的心目中，“八旗子弟”最终沦落为“纨绔子弟”的代名词，清代优养八旗国策的惨痛教训，是值得后世人记取的。从关外到关内，从僻居东北一隅到遍满中华大地，满族的发展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迁徙史，而这部历史既有着辉煌的斑斓色彩，又充斥了难以抹去的苦涩记忆，会长久地吸引后世人们去品味与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