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篇
第四章 都·京——首都与陪都
定都对于一个王朝来讲，当然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人们在选择首都时，往往十分挑剔，从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等方面考虑，这就形成了上文所讲的建都几个基本原则。但现实的情况，并不总是遂人心愿。每一个地方总有不利之处。所以，即便是在中国历史上已证明是首都最佳选择的西安/长安和北京，事实上也总有这样或那样不如意的地方。比如西安在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是僻处西鄙，而北京也过于接近北方边疆地区。所以，为了统治的方便，帝王们则会选择在疆域内另一个适于控制全国的地方，作为首都的补充，以弥补首都的某种不足。这就是陪都。有时候，一个陪都并不能达到统治全局的目的，所以在东西南北中各设一个都城，这就是五京制度。
1.东西二京
在中国历史上，首都与陪都并存的情况并不少见，其中最著名的还是西周时期的宗周与成周。
周人为了向东开拓疆土，将政治中心从关中西部不断向东迁移。在剿灭商王朝西部最重要的属国崇国之后，周文王和他的儿子武王先后建立了丰、镐二京。《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记载了这一事件：“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显然，武王把都城再向东迁移是为了显示其征伐商人的决心。不过，从文献记载来看，丰、镐二京之间虽然隔有沣水，丰在西、镐在东，但总体上是一个城市，并在西周建立之后一直作为国都，称之为“宗周”。
周人灭商后，势力迅速扩展到辽阔的东土，也就是黄河下游平原。国土面积的扩大，使得周人在灭商之后，立即感到在东方建立统治据点的必要性。这时地处天下之中的洛阳就成为武王的首选。洛邑建成后，成为与宗周镐京并立的都城，含有陪都的意味。因此，终西周之世，正式都城一直在镐京未迁，但成周始终是周人镇服东方敌对势力的据点。
之所以宗周丰镐与成周洛邑始终并存，是因为它们各有利弊：宗周虽然占尽政治、经济地位之优势，但无奈地处西鄙，对东方行政治理不便，所以必须再有一个地理位置接近的据点，以控制东方。而洛邑地处天下之中，便于对全国进行行政管理，征集各地贡赋、商业贸易也十分方便，但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安全性较差，所以只能作为丰镐的补充。
尽管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若王朝进取则定都长安，若守成则定都洛阳。但事实上，国势强大的王朝在定都长安后，如果其经营重点是在东方，那么，就只能用洛阳作为陪都。这似也是中国历史前期的一个通识。
隋代直到唐代中期以前，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虽然仍在黄河流域，但已经不占有绝对的优势。长江流域人口的增加，促进了经济的持续繁荣，成为供给中央政府财赋的重要地区。因此，尽管隋唐定都于关中，却都视洛阳极重。隋炀帝以居洛阳为常，唐高宗干脆移居洛阳，称为东都，形成了两都制。武则天称帝后，为了摆脱李唐宗室的干扰，迁都洛阳，把原来的首都长安改作了陪都。
我们今天的首都之所以名为北京，实际上也是两京制的产物。当年明太祖定都应天，称为京师。后其子朱棣将首都北迁，原来的京师只好改称为南京。后来，仁宗意欲将首都迁回南京，所以把北京改为行在。尽管经宣德朝至正统朝，南迁始终未能实现，并在正统六年（1441年），北京官厅去“行在”二字，北京才算是最后正式定为首都。但从永乐元年开始的两京制度却从此开始。另外，相比起其他朝代的两京制度，南京作为留都，比一般的陪都位置要高，甚至与北京一样设有六部。这种情况为前朝各代陪都所不曾出现的。
2.五京制度
辽是东北部落契丹所建立的王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神册三年（918年）在临潢开始筑城，称为皇都。天显三年（928年）再升东平郡为南京。之后不久，天显十三年（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因为后晋石敬塘献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并遣使奉表上尊号，于是依照汉制，登开皇殿，辟承天门受礼，改元会同，改皇都为上京。同时升幽州为南京幽都府，改南京东平郡为东京辽阳府，形成了一都两京制。辽圣宗时，再改幽都府为析津府，又于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增建中京大定府。辽兴宗更于重熙十三年（1044年）升云州为西京大同府，合称五京。辽五京制度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形成虽然不可否认是受到唐、五代、北宋中原都城制度的影响，甚至渤海国的影响，并对之后女真人的都城制度也有着直接的影响。
在辽的五京中，上京是契丹人最早创建的都城，也始终是辽的政治中心。辽上京遗址在今天的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南，周围约有14公里，与文献所说的幅员二十七里大体相合。从遗址来看，整个城市分为南北两城，北为皇城，南则汉城，中相隔一道城墙，也就是北城的南墙同时是南城的北墙。从文献记载来看，北城，也就是皇城实为契丹城，即为中央官署所在地，是契丹贵族的集居区。当时宋的使者薛映出使辽时，记载了在皇城内“有昭德、宣德二殿与毡庐，皆东向。”显然，在这里契丹人还保留着住毡庐的旧习。而东向也是契丹人的旧俗，以东向为尊。至于汉城，当然应该是外郭城的意思，所居住的是一些汉人和其他民族的居民。这样看来，辽上京仍保留着契丹人原本的特色。
随着契丹人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辽太祖天显元年（926年）东灭渤海国后，将原渤海旧地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在此新建东丹国，以皇太子图欲为东丹国人皇王。然而，当年太祖去世，次子耶律德光即位，为辽太宗，皇太子图欲只得从海路出奔后唐。于是天显三年，也就是会同元年（928年），辽太宗将旧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居民移住东平郡，并升东平郡为南京。天显十三年（938年）再改南京为东京辽阳府。
辽的东京辽阳府在今辽宁省辽阳市附近，从《辽史·地理志》中的记载知道，辽东京的城市结构大体是与上京相同，都以契丹城与汉城并立，即双城结构。而契丹城内有宫城，甚至还有让国皇帝，即辽太子图欲的御容殿，可知确实与普通城市不同。但从汉城中的市仅为朝集夕散的集市性质来看，则明显其城市还属于早期形成阶段。
五代初期，幽州本属后唐。后因辽太宗帮助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塘反叛，石敬塘割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人。契丹人顺势把这一地区作为南图中原的重要据点，升幽州为南京幽都府。后来在辽圣宗时再改名为析津府。又因是燕旧地，故也称为燕京。
辽南京城因中原旧都所建，所以明显比地处燕山以北的上都和东京繁华，城市规模也较大，大约周围二十六七里左右。城内分为皇城与外城，皇城在整个城市的西南隅，大约是沿用唐代幽州治所的格局。城内分为二十六坊，每坊建有门楼，标有坊名，大多仍然是沿用唐代旧称。街市颇为繁盛，《辽史·圣宗纪》中记载了太平五年（1025年）因当地大获丰收，“至夕，六街灯火如昼，士庶嬉游，上亦微行观之。”
位于今内蒙昭乌达盟宁城县大明城老哈河上游北岸的辽中京大定府，始建于辽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据说，当时辽圣宗过九头山附近的老哈河时，望见有“郛郭楼阙之状”的云气，决定在这里建都。因此，他从燕京一带找来大量的工匠，建成一个有郛郭、宫掖、楼阁、府宫、市肆、廊庑的“神都”。《辽史·地理志》中讲到，所建的皇城中设有祖庙和景宗、孙天皇后御容殿，具有原庙的性质。而且还专门设有大同驿接待宋史，设有朝天馆接待新罗使者，设有来宾馆招待西夏使者。整个格局是以北宋东京为模式的，有三重方城，即外城、皇城和宫城。显然，中京的地位即使在五京中也是十分显赫的。
辽的西京大同府，在今山西省大同市，也是辽最后才设置的五京之一，辽兴宗重熙十年（1044年）升云州为西京大同府。其城市形制也是五京中最为简单的一个，只在原云州的基础上加以增益为之。但其中也有供奉诸帝的石像或铜像的寺庙，所以与一般城市有所区别。
女真完颜部从今黑龙江省阿什河、拉林河流域兴起后，首先在今哈尔滨东南的阿城县南设立国都，“国初无城郭，散呼曰皇帝寨、国相寨、太子庄。”显然，这时还是沿用部落建置帐幕的方式。所以，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攻取辽的境地后，为了更好地对辽原有地区进行管理，接受了辽的五京制度。先是在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把原来金的国都称为上京会宁府，改辽的上京为北京。之后，海陵王完颜亮杀金熙宗而取得帝位，他为了谋求向中原扩展，再于贞元元年（1152年）迁都燕京，称为中都大兴府。与此同时，废除上京会宁府，改汴京为南京开封府、中京大定府为北京大定府，再加上原来辽的东京辽阳府和西京大同府，合称五京。
在金的五京中，最重要的是上京和中都，其余大都沿用辽的旧城，只是增建宫殿和宗庙而已。如东京辽阳府，金熙宗皇统四年（1144年）在那里建嘉惠宫、寝殿和宗庙孝宁宫，皇统七年（1147年）又建御容殿。再如西京大同府，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年）在那里建太祖的原庙，金世宗大定五年（1165年）再建保安殿。又如南京开封府，海陵王正隆四年（1159年）下诏营建已毁的宫殿。还如北京大定府，经过现代考古发掘勘测，知道金代只是在皇城内修筑一个小城堡，叠压在辽原来的宫殿基址上，四周每边长约180米，东向开门，可能为金之重要官署所在。
但上京与中都不同，都是大事兴修，完全改变了旧有的城市建制。阿骨打虽然立都上京，但对城市建设并无所创新，仍然沿用原有的部落幕账制。到了金太宗时，才在天会二年（1124年）修筑上京新城，名为会平州。此后的十余年间，金人不断为这个新城增加新的宫殿以及各种礼制建筑，如乾元殿、庆元宫，再建太庙、社稷，使之名实相符。而从现存的上京城遗址来看，整个城市西靠山地，东有阿什河，由南北两城相连合组成。因北城的南北略长，南城的东西略宽，所以象一把曲尺。北城南北长1828米，东西宽1553米，南城南北长1528米，东西宽2148米。城墙现存，厚约3米，高4～5米。城外建有圆形马面，角隅有方形角楼址。全城现有九个豁口，估计是门，但不相对称，门外设瓮城。南城西北角地势高而平，上建有宫城，宫城正门向南，与城南门相对。整个南城实际上是皇城性质，还有一些宫殿、佛寺和孔庙在其中。而北城可能是郭城，有阿什河由西南流向东北，是为上京的水路。沿河两岸是商业区和手工业区，有冶铁遗址和陶窑等遗址。
金熙宗制度多采用中原的礼制，如曾亲祭孔子庙，封衍圣公等。所以其都城建设也模仿中原都城的建设。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相当金天会三年，宋徽宗因贺金太宗即位，遣使许亢宗到上京。许亢宗著有《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详细地记述了当时所见上京宫城的情况，发现当时上京宫城的建设已开始在模仿中原的体制。只是金的上京限于原来所建城郭的规模格局，尽管想仿汴京改建，是不可能改建得像样：“规模虽仿汴京，然仅得十之二三而已”。
金上京在海陵王夺得帝位并将国都迁往燕京后被废除。不仅仅如此，海陵王还在正隆二年（1157年）下令把原来上京的宫殿、宗庙、贵族宅第及储庆寺，全部削平基址加以耕种。直到大定十三年（1173年），金世宗才又恢复上京，但已不复往日的辉煌了。
海陵王在夺取帝位后，为谋求进一步向中原发展，迁都燕京。因此，金的中都燕京是在辽南京的基础上扩建的。中都燕京的扩建方案则是按照北宋汴京制度。天德元年（1148年）“乃命左右丞相张浩、张通、左丞蔡松年，调诸路民夫筑燕京，制度如汴”。同时“遣画工写京师（汴京）宫室制度，阔狭修短，尽以授之左相张浩辈，按图修之”。天德四年（1151年）燕京的扩建工程完成，贞元元年（1153年）以迁都诏中外，改元贞元，称为中都大兴府。
金中都的皇城大体上沿用辽南京的皇城，其中主要宫殿依然是辽的旧殿。但是辽南京的结构，“子城就罗郭城西南为之”，皇城在外郭城的西南隅，要改成如同汴京三套方城那样的格局，需要把外郭的西城墙向西迁移。金中都的皇城在外郭城的中部而微偏西南，说明皇城的西墙直到外郭城的西城墙之间的地段，都是金所扩展，同时外郭城的东面和南面在扩建时也有所拓宽。
据考古调查，金中都近似正方形、东西较南北稍长。目前外郭城东、南、西三面城墙断断续续的遗迹还存在。经实测，西城墙4530米，南城墙4750米，东城墙长4510米。今天北京还有一个会城门村，应当就是北面西边门会城门所在。金中都城在明初时还在，称为南城，洪武元年八月，大将军徐达曾测量过，约为五千三百二十八丈，宋里三十五里。
金中都的外郭城东西南各开三门，北面是四门。东城墙自北而南是施仁、宣耀、阳春，西城墙北为彰义、中为灏华、南为丽泽，南城墙东为景风、中为丰宜、西为端礼；北自东而西是光泰、崇智、通玄、会城。皇城在外郭城中部稍偏西南处，正南门为宣阳门。宫城占皇城的三分之二，正南为应天门，正东为宣华门，正西为玉华门，正北为拱宸门。从外郭城正南的丰宜门，经皇城正南的宣阳门，宫城正南的应天门出宫城正北的拱宸门，直到外郭城正北的通玄门，是全城纵贯南北的正中的弛道，也是金中都城南北向的中轴线，所有的重要建筑都安排在这条中轴线的两侧和正中。显然，金中都无论是城市布局还是城市职能都承担着首都的职责。
3.京师拱卫
陵县是西汉时期的一种特殊的县，设置在皇帝陵墓旁边，专门为奉祀皇帝的陵园而设置。陵墓的建筑及供奉方式本是祖先崇拜的一个重要内容，西汉则把这种崇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皇帝陵墓旁设置陵县，也就是用一县之人帮皇帝供奉祖先。这是西汉一朝的制度，空前绝后，以后及以前的历代均没有同样的行政建置，因此是中国都城制度史上的特例。
西汉时，陵县的正式名称是陵邑，比如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设置供奉高祖长陵的陵县，名为长陵邑。不过，西汉的陵县在名义虽为祭祀而设置，但从整个西汉历史来看，它们所起的主要作用是拱卫京师。对于这一点《汉书·地理志》中说得十分明白：
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赀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
也就是说，陵县的设置并非仅仅划出一块地域和人民作为奉祀皇帝陵园之用，而且作了充分的考虑，将那些心怀不满的关东旧六国贵族，还有一些桀骜不驯的豪富游侠，从原居住地迁移到关中，集中在京师长安附近，一方面便于监视控制，防止生出新的动乱，以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带动京师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一举而数得。
设立陵县，最初是在高帝十年（公元前197年），刘邦将父亲太上皇葬在栎阳县北原之上，设置万年邑于栎阳县大城内，以奉太上皇陵。虽然万年邑是第一个专门设置用于供奉陵园的县，不过它不能算是真正的陵县，因为没有专门修筑县城，而是在栎阳县城中辟出一块空间。不过，其功能与性质与后来的陵县并无二致，所以也称为准陵县。真正设置陵县是始于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这一年置长陵邑，正式建立了陵县制度。此后，每个皇帝即位，第二年起就开始修建陵园，并划出一定的地域迁徙民户设置陵县。这就是本节开头所引用《汉书·地理志》所描述的。
西汉一代共有七个皇帝陵县，也就是高帝的长陵、惠帝的安陵、文帝的霸陵、景帝的阳陵、武帝的茂陵、昭帝的平陵和宣帝的杜陵。皇帝陵县外，还有两个太后陵县：一个是薄太后南陵，一个是赵婕妤云陵。南陵是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年）为他母亲建立的陵园。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薄太后死，设置陵县。本来按照西汉的制度，帝后合葬一陵，因此皇后是没有单独的陵县的。但高帝已与吕后合葬在长陵，文帝只好另建南陵安葬他的母亲薄太后。赵婕妤的情况略有不同，纯粹是一个母因子贵的例子。赵婕妤本来已安葬在云阳县，昭帝即位后，尊她为太后，专门设置云陵邑。另外，奉明县也是一个准陵县，是宣帝为供奉父亲史皇孙的陵园所设置的。史皇孙是汉武帝戾太子的儿子，没有机会当皇帝，后来他的儿子宣帝做了皇帝，于是专门设置奉明县供奉他的陵园。虽然奉明县不能称为陵县，可是性质与其他陵县没有什么不同，因此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准陵县，有实无名的陵县。
在九个陵县和两个准陵县中，只有宣帝杜陵是就秦代杜县改名而来，其他各县都是汉代新置。如茂陵邑本是槐里县茂乡，霸陵邑是芷阳乡更名，云陵邑则是割云阳县地置，而景帝的阳陵则是弋阳改名的。因此，这些陵县比起正常的县地域范围相对狭小一些。或许是因为这些陵县地位特殊，所以在地理位置上它们虽然位于关中，但在行政上却统统归太常管辖。太常寺是西汉时期中央政府设置的专掌宗庙礼仪的官署。而西汉时管理整个关中地区的地方行政机构是司隶、左冯翊、右扶风的三辅。显然陵县属太常而不隶三辅，也就说明它们不受制于地方行政管理机构，这当然说明了在西汉王朝看来陵县的功能主要是宗教方面。不过，这一制度后来有所改变。元帝以后不再设置陵县，原有的陵县也就划归三辅统一管理了。陵县地位的特殊还表现在县令的级别上。汉代一个县有一万户以上的人口才置县令，不足万户的称为县长。但陵邑一律置令，而且奉秩远远高出一般县令的秩千石至六百石。如高后三年（公元前185年）增长陵令秩至二千石，这可是与郡守一样的奉秩。另外，陵县地位的重要还体现在修筑有规模可观的城垣。据《三辅黄图》记载，高后六年（公元前182年）建长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但考古实测下来，规模实际上还要大一些：南垣长1245米，西垣2200米，北垣200米。惠帝的安陵城，北面的城墙实测下来也不小，北城墙也长达1223米。
西汉一代，陵县的居民并不是关中当地的原住户口，而是强制迁徙来的关东豪族、高赀商人以及游侠豪杰。《关中记》中称：“长陵城，……徙关东大族万家以为陵邑”。这些集中迁移来的人口规模相当可观，如《汉旧仪》中记载“武、昭、宣三陵邑皆三万户。”在汉代，万户以上就称为大县了。而这三万户还只是初置陵县时的户数，到了西汉末年时长陵已发展到了五万户，茂陵则达到六万户。所以说，象长陵、茂陵这样的人口规模是属于特大县了。不过，也有人户较少的陵县，如奉明县的户口在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初置时，就只有一千六百户，比起长陵、茂陵来，可怜得很了。这些规模可观并且集中迁移来的陵县居民，使得西汉时期关中地区的地域文化为之一变，长安及各陵邑地区因之成为“英俊之域，绂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甚至还形成了西汉关中地区游侠之风盛行，并因此班固在撰写《汉书》时，专门著有《游侠传》以彰显这些特殊人物的性格特点及所行事迹。
这十一个陵县或准陵县，除了万年邑和云陵邑距离稍远以外，其余九个县都密密麻麻地分布在长安周围。尤其是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和平陵在长安以北的渭水北岸上一字排开，一县紧挨着一县，形成了“都都相望，邑邑相属”的壮观景象。除了这著名的五陵邑外，在长安的东郊还有霸陵、南陵和杜陵三县，而奉明县则紧靠在长安郊外。在渭河之北，长安与长陵、安陵之间还有一个渭城县。这个渭城县其实另一个名字更为有名，这就是秦都咸阳。刘邦定都渭水之南的长安后，罢秦咸阳，地属长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又将渭北部分分离出来，更名为渭城。这样十一个县城密集在南北不过30余公里，东西不过50公里的范围内，加上陵县的特殊职能和地位，以及高度集中的人口，就是现在的大都市区也难望其项背。班固的《西都赋》中盛赞其壮观的景象：“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所以，周振鹤认为这个地域是由长安及10个卫星城所组成的大长安。
大长安的地域虽然如此狭小，却集中了大量的人口。据《汉书·地理志》中记载，长安有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余；长陵有户五万挂零，口约十八万；茂陵有户六万一千余，口二十七万七千余，以上三个县合起来就有七十万三千人。其余的八个县人口虽然没有这么明确，但也可以大致估计出来：茂陵至汉末有户六万余，户数比初置时的三万翻了一番。而平陵、杜陵也大致相当。安陵初置时有五千户，估计霸陵、南陵、阳陵也差不多，则汉末这几个陵县应该有万户左右。奉明县始置时只有一千六百户，到汉末也就是三千户左右。只有渭城县完全无法估计。但就算不包括它，其余七个县大概也有十五万户之数。按每户五口计，就有七十五万人。这样看来，最保守的估计是当时长安及其附近十个县的人口在一百五十余万人上下，平均每平方公里近1000人。这样说也许还没有什么概念，但我们拿今天的数据做一个比较，这个人口密度就十分惊人了。上海直辖市是当今我国内陆地区人口最密集、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按2008年的数据，上海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931人，不过是二千年前长安地区人口密度的三倍而已。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这一百多万人口，大部分是不事生产的城市消费人口，而且长安附近还有大面积的宫殿苑囿池沼，那么这一地区的人口密集程度和所达到的繁华程度是可以想象出来的。
所以，东汉人班固在《西都赋》中追忆长安城内及近郊的繁盛景象时，是这样描述的：
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入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乡曲豪举，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绂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也。
完全是一幅大都市区的景象。
但是大长安地区的形成并不是经济逐步发展和人口自然成长的结果，而纯粹是由人为的行政措施所营造。所以，一旦政策发生变化，这种繁华景象就像海市蜃楼一样烟消云灭。元帝之后，不再设置新的陵县，而且将陵县归属三辅管理，表明了陵县地位开始下降。平帝元始中，毁奉明园，撤销奉明县，南陵邑与云陵邑也罢为普通的县城。最后，雪上加霜的是西汉末年的动乱中，陵县人口大量流失。新莽以后，长陵户口已是十不存一。到了东汉光和间，领户不足四千。这也很好理解，长安及其陵县本来就是“浮食者多”，动乱之中粮食供应无法保证，人口流散是很自然的结果。东汉迁都洛阳，长安与各陵县已经衰微，无复当日旧貌，连班固的《西都赋》也只是“观迹于旧墟，闻之乎故老”的产物。
虽然东汉奉西汉为正朔，因此七个皇帝的陵县仍然得到保留，但奉祀典礼已很敷衍。高祖的长陵都因为户口剧减，“园陵蕃卫粢盛之供，百役出焉，民用匮乏，不堪其事。”其他的陵县更是可以想见。至于南陵、云陵在东汉初则连县的建制都已撤销。万年邑虽然没有罢去，但其所处的栎阳县则省去，这时的万年县实为西汉栎阳县的地域，那就是说，万年县已不是专为奉太上皇陵所设的了。到了三国以后，七个皇帝陵县全部取消，杜陵复改为杜县，霸陵因为处于长安东大门的地位，改名为霸城。当年长安地区的十一个县此时仅余三县而已，昔日的繁华自然也就随风而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