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篇
第六章 里·坊——都城社会的发展
1.闾里阛阓
从西周直到秦汉，城邑中居民聚居的基本单位，叫做里。顾名思义，里就是一平方里的面积。这种里直到北魏都城洛阳时，还是“方三百步为一里”，北魏的方三百步就是一平方里，所以里一直是早期城市的典型居住单元。
既然是城市居民的居住单元，必然需要一定的管理机构。在西周时代，都城中贵族聚居的里，一般设有长官，叫做里君。这是西周王畿内最低级的官员，大约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居委会主任。《书·酒诰》中说：“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这里的里居按著名学者王国维的说法，是里君之误，内服是王朝内部的官员，百僚即为百官，庶尹是众多的长官，惟亚是次等的副官，惟服是一般的官吏，宗工是宗族的官员，百姓里君即为贵族里的长官。由此可见，里君是最小的官员了。
春秋时期，也还有把里的长官称为里君的。如《管子·小匡篇》说管子对齐桓公说：“为高子之里，为国子之里，为公里，三分为齐国，以为三军，择其贤民，使为里君。”战国时代中原各国大体上都沿用这种里制，所有的行政系统仍然以里作为基层单位。《墨子·尚同上篇》和《尚同中篇》讲到行政系统，都是“国”、“乡”、“里”三级，乡有乡长，里有里长。战国时代秦国的里长官叫“里正”。战国时各国的县、乡所属的里，包括都城中的里，都设有看管里门的官，叫做监门。如秦武王丞相甘茂的老师下蔡史举，就是下蔡里巷的监门。又如秦汉之际郦食其“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为里监门吏”。里闾的监门是最低级的小吏，也被看作是一种低贱的职司，所以《战国策·齐策四》中记齐宣王的左右说：“监门闾正，士之贱也亦甚矣。”不过，从这段记载中，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信息，那就是里是封闭的，因而有监门。
秦代的里制，我们现在也没有太多的资料可以描述。不过，有一条记载值得注意，这就是《史记·陈涉世家》中的“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这是说征发的是闾左的居民。由此可见，那时里的居民有闾左与闾右之分。闾，就是里的正门，因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测，秦代的里也和先秦时期一样，内部有一条通道和一个正门。
西汉继承了秦代的里制，如《三辅黄图》卷二讲到长安的闾里时，是这样表述的：“长安闾里一百六十，室居栉比，门巷修直。”事实上，除此之外，关于汉代城市中里的形制，没有可靠的资料可以依据，因此，后人也依据间接资料进行种种不同的推测：里和市一样，四面有墙和出入的门；或者更具体一些，认为里的平面形态是南北向的狭长形，南面和北面各有一个通往外部的正门，也就是前面提过的“闾”，此外还有中间通道上的中门，叫作“阎”。从文献中看，有闾有阎可能是当时的实情。因为《春秋繁露·求雨篇》中讲到了里的南门和北门。另外，张衡的《西京赋》以及不少汉代文献也讲到闾阎。如《汉书·张敞传》中讲到这样一个故事：“偷长以赭汗其（指的是小偷）衣服，吏坐里闾，阅出者，汗赭辄收缚之，一日捕得数百人。”这个故事讲的是，当时长安城内小偷很多，管理治安的小吏就守在每个里的大门口，只要发现有标记者就捉捕住。这说明当时长安一般居民的住宅都建造在里的里面，任何人出入居民区都必须经过正门——闾。
这样安排居住的模式，还导致了城市居住方式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一般百姓的宅门不会直接对着大街。这是由于里用墙围合成一个封闭的居住区域，居民必须通过里门出入，这样也方便管理。正因为此，所以高官贵族的宅院可以临街开门、不由里门出入就成了一项特权，而人们称这种住宅为“第”。因此，《初学记》中讲到汉魏制度时，专门有一条：“出不由里门，面大道者，名曰第。爵虽列侯，食邑不满万户，不得作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称第。”。实际上，现在人们称大宅院为“府第”就是从这里来的。
由于西汉长安基本上是在秦代旧有宫殿的基础上不断修建完善的，就连皇帝所居的宫殿也是后来不断扩充的，所以普通居民居住的里也不可能是一次建成。直到西汉晚期，长安还有新建的里，如《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二年“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
2.坊肆谨严
东汉以后，宫中贵族的住处就有称为坊的。如东汉洛阳城内就有太子坊之名。“洛阳城故北宫有太子坊。”但这还只是孤例。到了后来，坊显然已成为洛阳的一种居住区名。《太平御览》中的《晋宫阁名》就说：“洛阳宫有显昌坊、修成坊、绥福坊、延福坊、休徵坊、承庆坊、桂芬坊、椒房坊、舒兰坊、艺文坊。”事实上，从语义学上，坊与防是通用的，如《礼记》中有《坊记》一篇，坊即读作防。坊原本是指四周有围墙的区域，但到了北魏建都平城时开始将都城中居民的里称为坊。
北魏在建设平城的时候，模仿邺和洛阳建设外郭城。道武帝天赐三年（406年）“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涂洞达，三十日罢”。这时还仅仅是规划，是准备修建外郭，分别用来布局作为商业区的市和作为居住区的里。平城外郭是在十六年后建成，也就是明元帝泰常七年（422年）才“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当时，平城外郭城的结构是“其郭城绕宫城南，悉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闭坊搜检，以备奸巧”。这样郭城环绕于宫城以南的区域，把郭城完全划分为坊里的办法，显然是沿用东汉以后洛阳和曹魏邺的制度。而且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获知平城之所以建坊以居民，更多是从城市治安的角度考虑的。坊用作普通居民住宅区，可以说是拓跋魏对中国城市发展的一大贡献。
北魏在迁都洛阳后，把这一城市居住方式带到了中原：在对洛阳进行了统一的规划后，景明元年（502年）征发五万人，一次性筑成了洛阳三百二十个坊。北魏洛阳城的贡献还不仅仅是坊的修建，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在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第一次有计划地把居民区整个建成，并作出了整齐规范的布局。
《洛阳伽蓝记》卷五末记载：
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
所谓的“方三百步为一里”，就是说洛阳每个坊正好一个平方里，因此人们也多将里坊是互称。当时一般居民居住的坊，都是正方形的，四面各开一门，设有里正2人和里吏4人主管坊中事务。为了加强治安，坊中还设有门士8人，监督观察由坊中四门出入的居民。
需要指出的是，上引这段记载中的“合有二百二十里”，应当是“合有三百二十里”之误。按照当时的规定，这三百二十个里的面积应有320个平方里。洛阳城北靠邙山，郭区自然主要分布在东、西、南三面。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绘有一张《北魏洛阳郭城设计复原图》，把洛阳的内城绘成东西6个里、南北9个里，把包括城区和四周郭区的整个洛阳画成东西20个里，南北15个里，并在南边中央画成长方形的凸出部分，计东西4个里，南北5个里，这样正好是320个里。显然，这320个里大部分位于城外的郭区。这一画法被公认为关于北魏洛阳城的最准确的复原。
坊作为城市居住小区虽形成于北魏时期，但其形制达到顶峰则到了唐代，而唐代城市中的坊制留给后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封闭，而这一特点表现得最为典型的就是唐都长安。
唐代长安城的前身，就是隋代的大兴城。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命高熲、宇文恺等人在汉长安故城东南的龙首原建设新都，称为大兴城。大兴城分郭城和内城，内城又分宫城和皇城。与北魏洛阳一样，这也是一个先制定好整个规划，然后陆续建成的都城：先建宫城，再建皇城，最后建成郭城。唐代隋后，同时继承的还有隋都大兴，只是将名称更为长安。
关于隋唐长安，由于文献记载较多，所以我们对城市内部的布局及其具体的细节更为了解。唐代长安各坊四周筑有夯筑的坊墙。而根据考古发掘的情况，这些坊墙墙基宽2.5～3米。不过，从整个长安城来看，坊的形制还是略有差别，皇城以南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小坊，内部只有东西向的横街，而没有南北向的通道，所以坊只设有东西两个门。除此之外的坊，内部有东西、南北两条通道，呈十字交叉，并将整个坊分成四个独立的小区。这每个小区内又都有一个十字形的小巷直通各个住宅。这种小巷在当时有一个专门的名字，称为曲。如唐长安著名的娱乐区就是平康坊的三曲。另外，每个坊都设有东西南北四个门，和十字街贯通。
居民居住的坊不仅仅有围墙封闭，而且唐代还规定，无论都市还是县城，坊门早晚都要定时开闭。在大的城市，如长安、洛阳等都城，坊门开闭以击鼓六百下为号。长安城内通知坊门开启与关闭的击鼓最初是设在宫城的南门承天门处。另外，还专门布置一些骑卒在各条大街上传呼。不久，贞观十年（636年）根据马周的建议，取消骑卒传呼，改为在各条街道上设鼓敲击。这种鼓在当时称为“冬冬鼓”，俗称“街鼓”。如果我们生活在唐代的长安，就会发现每当天色微明时，承天门处首先击鼓，长安各个城门随即开启。几乎同时，街鼓也跟着击打六百下，坊门随之打开，城市这时才从一夜的沉睡中醒来，开始了一天的喧嚣；日落时分，同样是承天门击鼓，各城门关闭，紧接着街鼓击六百下，坊门关闭，整个长安城随着夜色的来临归于寂静。
唐代定时启闭坊门的制度十分严格。坊门关闭后普通百姓不得再在大街上行走，否则就是犯禁，或者也叫作犯夜。犯禁按唐律要抓起来打二十下，这一制度在整个唐代都是严格执行的，直到唐末还是这样。我们从晚唐小说如沈既济《任氏传》、白行简《李娃传》中都可以发现这一点。在《李娃传》中，当郑生身无分文后，鸨母与李娃设计，利用坊门定时启闭成功地摆脱了郑生。也正因为此，才有在特殊情况下皇帝特诏开放坊门的制度。例如为了庆祝上元节，唐玄宗特许正月十七、十八、十九三天夜间坊市门开放。不过，这一制度还是可以通融的，凡是家中举行婚礼，并拿到了县衙颁发的通行证的人家可以夜间通行。另外，如患有急病，或者家有亡者，只要持有坊的文牒就可以夜间出行，不算犯夜。所以说，唐代的城市并不完全是一座睡城。
唐代城市的夜生活主要是在坊中。夜晚坊门关闭后，人们就在坊中进行各种活动，也可以宴饮聚会，但绝不能越出坊墙。尤其是到了唐代晚期，长安由于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许多坊中已设有小规模的饼店、酒店和食店。如沈既济所作的《任氏传》中就讲到韦崟与其妹婿郑六出游，“将会饮于新昌里”。郑六走到宣平坊南时，请求暂时离开，约好一会儿后“继至饮所”，也就是宴饮的酒楼。再到后来，郑六在天将破晓时，走到位于东市以南第三个坊的升平坊坊门处，其时坊门尚未开启，但“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炭炽炉”，已开始为坊里居民准备早点了。由此可见，当时长安的许多坊里中，都已有小的饼店、酒店的开设，以供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
如果说唐代城市是封闭的，那是指当时城市坊市的安排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我们仔细观察上面唐代长安与洛阳的示意图的话，就会发现长安和洛阳不仅皇帝所居的宫城与中央官署所在的皇城分隔开来，而且皇城与居民的坊所在的郭城也是隔离的。这一特点就决定了唐代市民的日常生活较前期的都城受到更多的局限。
西汉长安并不是有意识规划后才修建的都城，所以宗庙、官署与居住区的里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到了汉魏洛阳城，也是庙社、宫室、府曹与居住区域杂错分布，这样的城市空间特点就是到了北魏洛阳时期也没有完全改观。尽管当时的洛阳相较过去的都城，已是一个规划极为严整的城市，一切都十分井然有序，甚至居民们是按不同职业居住在不同的坊中，以至于坊名也十分有特色。如在洛阳大市附近，东有通商、达货二里，南有调音、乐律二里，西有退酤、治觞二里，北有慈孝、奉终二里。从这些坊名就知道这些地方按职业居住着商贩、乐师，或以酿造、处理丧葬为职业的人们。但是，我们从《洛阳伽蓝记》中发现，仍不免有在宫殿区中混杂有官署和府第的情况，而在内城中更是平民的里与官署及官吏府第杂错分布。但到了唐代，情况就完全不同。无论是官吏私邸、还是平民住宅，一律建造在外郭城的坊内。而中央官署隔离在高高的皇城之内，帝王所居的宫城更是壁垒森严，使得城郭的封闭性更得以加强。
都城这样的安排与设计，当然主要目的是便于维持治安和警卫。所以，虽然唐代规定，三品以上的高官可以向街开门，但直至唐后期，许多高官，甚至宰相也还从坊门出入。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藩镇就是利用这一居住特点，安排刺客埋伏在宰相武元衡所住的靖安坊东门，当他清早从坊门出来准备入朝时，刺客先放箭把侍从吓走，然后抓住武元衡将他杀死并割取头颅而去。还有一个例子，也是刺客在坊门处伏击：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宦官对宰相李石不满，欲除之。正月甲子李石上朝中途，宦官用刺客射击不中，李石左右奔散，自己骑马惊驰归还府第。不料，又有人邀击于坊门处，“断其马尾，仅而得免”。这又是刺客等候在坊门行刺的。
3.绣旆相招
然而，中唐以后由于城市人口的急速增加，对日常生活必需品的需要也日益增长。这时的城市就不仅仅是一个统治中心，更主要的功能是经济活动的中心。随着城市经济功能的不断凸显，与城市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各种社会组织也成为城市生活中的组成部分，如城市各行业商人的联合组织“行”、“市”在唐宋之际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刺激了繁华街市的形成。不知不觉中，汉唐以来封闭的城市景观开始发生变化。
在唐以及之前，都城中设有封闭式的市，将城市商业活动集中在一个固定的区域。与坊一样，市也是定时启闭的，而市中交易的货物主要依靠同住在市中或住在市附近的坊中的行商和客商提供。这种形式甚至早在先秦时期就是这样了，如春秋时期齐国临淄的市中，既有开设商店的坐贾，又有“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的行商。到了西汉时期，长安的行商集中居住在城内西北角靠近“九市”的雍门一带。即《庙记》云：“九州之人在突门。”九州之人就是指奔走全国各地的行商。北魏洛阳的行商，主要住在西面郭区大市以东的通商、达货二里。不用多说，仅从坊名就知道这里主要居住着行商。唐代也同样，西市东南的兴化坊住有“以贩缯为业”的客户。但是，这种情况到了五代开始变化，到了北宋时期则完全改观。
五代后周时期的开封，由于驻军众多，人口急剧增长，粮食及日常必需品的供应，主要靠水路运来。大量南来北往的客商麇集在开封城内，以至于供他们临时居住以及储存货物的邸店已不敷使用。因此，周世宗采取了两项措施——拓展外城和增建邸店来改造开封城。不料，这两项举措整个改变了中国古代都城制度。
后周的东京开封府，原为唐代汴州的州城。因为是州城，所以开封的规模远较以前的都城为小，街道当然也不宽阔。再加上唐代后期和五代时，居民不断侵占街衢修建房屋，所以街道更加狭窄。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与经济活动的不断发展，已有的城市空间远远不能适应其都城的地位。于是，周世宗柴荣于显德二年（955年）四月下诏，在原有州城的外围，另筑外城。这个被称新城或罗城的外城，比原来的汴州州城几乎扩大了四倍。
对于开封外城拓建的必要性，在周世宗的诏书中有明确的说明：
惟王建国，实在京师，度地居民，固有前由。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而都城因旧，制度未恢。诸卫军营，或多窄狭；百司公团，无虞兴修；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僦赁之资，增添不定；贫乏之户，供办实难。而又屋宇交连，街衢湫隘，入夏有暑湿之苦，居常多烟火之忧。将便公私，须广都邑，宜令所司，于京四面别筑罗城。
扩建外城的目的或者说必要性，不仅是为了解决军营和官署的用地不足，还在于解决原有“坊市”中“邸店有限”的问题。同时，由于人口的剧增，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也大为恶化。因此，在解决外来工商业者所需邸店不足和租费增涨的问题的同时，还希望能改善开封市民的生活质量，尤其是于消防安全是十分必要的。
后周对开封的改造基本上是分两步完成：首先，政府组织修筑罗城；之后，在新建的城区内，官府按计划分划街巷、军营、仓场、官署所用的地段以后，“即任百姓营造”。这显然是与隋唐长安的营造不同的。
外城扩建以及邸店修建完成后，后周政府还疏通东京对外的水道交通。显德四年（957年），“诏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齐、鲁舟楫皆达于大梁”。次年三月再“浚汴口，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疏通了开封与东南和东方的水上交通，大批客商挟带着大量的商品可以极其方便地进入到开封新扩建成的外城里，更进一步刺激了东京的城市发展。到北宋初年，东京的城市景观完成改观：在沿汴河地带不仅有大量的邸店，同时还兴起了一些日用必需品的新行市。
如前文所述，开封作为四战之地，并不是都城的最佳选择。然而，自中唐以后经济中心的南移江淮，中央政府的统治，相当程度上是仰赖东南的漕运。而开封正是依靠水陆交通枢纽这一区位条件，成为五代以至于北宋时期首都的必然选择。由此可知，开封的首都地位是系于汴水的。对于这一点，北宋统治者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宋太宗晚年曾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这里的渠水就是指连通中州与江淮地区的汴水。
这百万之众的开封人口，其日常所需物品的供给，主要依靠众多客商从汴河源源不断地运来。先是存放在沿汴河一带的邸店处，然后再从这里批发到全市各处的店铺里。显然，原有交通不便的封闭的市中行市，已不能很好地完成这样大规模的商品营销。很自然地，同行业的商人组织起来，形成行会。这些行会在沿汴河一带的空地上，专门经营所销售的日用必需品。这样，新的行市就在北宋东京开封产生了。
不过，这种新行市起初带有临时的或定期的集市性质，上市时集合，市罢即散去，并不长期占用土地。有的商人甚至直接在架设在河上的桥头作起了临时生意，这些临时性的集市再后来就慢慢变成了定期的。当时开封人将这种设在桥上的市集称为“市桥”。由于这种新的行市不断形成，并逐渐固定，大约是在北宋中期，新行市多到官府感到有必要对其进行管理了，于是制定政策，从中抽取地税，同时还规定“须就官地为市交易”。也就是必须租借用官地修建的铺屋，以便设立永久性的固定行市。如宋神宗元中二年（1079年）九月，由修完京城所申请批准，租官地与民“创屋”而“为面市”。事实上，沿汴河新设立的行市经官府抽税的，除了面市外，还有斛豆斗行、菜行、果子行、牛行、马行、纸行等，显然主要是经营日用必需品的新行市，用以供应日益增长的都城居民的需要。
但是，政府对新行市的管理如同其他很多政策一样，不但效果不佳，最终甚至沦为扰民的苛政。因此，元丰八年（1085年）七月殿中侍史黄洚，看到官府对许多新兴行市抽地税为害严重，上奏请求罢免这项政策。不过，他在奏书中讲到了这样一句话：“沿汴河堤岸空地，先有朝旨许人断赁”却颇耐人寻味。这也就是说，许多新行市最初是从沿汴河堤岸空地上兴起的。这当然是因为客商为了方便，就近租赁沿汴河旁的空地，以堆放货物进行交易。显然，在没有被官府拘拦空地或强制“就官地为市交易”以前，这样的经营方式有一段时间了。
事实上，除了通过征收地税与民争利外，官府还曾一度在这些沿河近桥地段设置官营的果子行、面行、肉行等行市。元丰八年五月乙未的诏书中，提到修完京城所管属的“万木场、天汉桥及四壁果市、京城猪羊圈、东西面市、牛圈、垛麻场、肉行、西塌场俱罢。”从这条记载中我们知道，官营的行市几乎包括了所有日常用品的经销。
东京开封新兴的行市，由于受到运输条件的限制，不再局促在封闭固定的市坊内，而是向交通便利的河岸、桥梁地区集中，并因此形成新的城市经济中心。根据《东京梦华录》，商人和官营的果子行都设在州桥（天汉桥）附近。不过，从整个东京来看，它的商业贸易活动主要布局在城内从州桥沿汴河到东水门水陆两路并行的交通线及其街市上。
东京外城的布局，凡是四面设有城门的地方，都有大街通向城中。此外，还有一些为方便水运的水门布设在各处，其中以汴河下游水门东水门最为重要，也最为有名。汴河东水门两岸有通津门和上善门，西水门两岸则有宣泽门和大通门，它们都有沿汴河的大街通到里城中心，是水陆两路运输重要物资进入城中的主要交通线。这当中以从州桥向东，经相国寺桥，穿过东角子门，经上、下土桥和便桥而到达通津门和上善门的沿汴河大街最为繁华，甚至远远超过了东面的御街。《东京梦华录》中称：“大内前，州桥之东，临汴河大街，曰相国寺，有桥平正如州桥，……东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这是说，在这条水陆通道上，修建有许多官府的仓库、接待客商堆货、寓居以及进行交易的邸店和客店。尤其是官府的米麦仓库集中在此处：“诸米麦，自州东虹桥元丰仓、顺成仓、东水门里广济、里河折中、外河折中、富国、广盈、万盈、永丰、济远等仓”。《清明上河图》中所描述的正是汴河入城的东水门虹桥一带，其所反映的百货辐辏、人员混杂的景象，可以说是东京城市商业发达的真实写照。
与此同时，城内远离主要交通干线的地方则随着新的行市的兴起和繁荣形成了新的街市。开封城中有许多街市都是在一个新行市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如牛行街。甚至在连接几个重要的新行市的交通要道上也形成了繁华的街市，如马行街就是这样。
马行最初只有酒楼庄楼作为行头驻在地以及交易之所，人们称之为马行市。再到后来，因此酒楼较多，就成为开封城内人们邀约和饮宴的地方。由于形成一定的规模，不断有行市形成，最终整条街店铺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人烟浩市”马行街。马行街很长，而且是北宋东京四条御街中最繁华的一条。整条街上酒楼、茶坊、饮食店很多，据说整个东京城内只有马行街上没有蚊子，就是因为“夜市酒楼极繁盛处”，“灯火照天”，而“蚊蚋恶油”所致。马行街的商业还形成了一定的集聚效应，在附近的巷子里也形成了不少工商业经营场所：向北穿过马行街有作为大小货行的东西两巷，是许多手工业作坊的所在地；再往北又有小货行的时楼、药铺、香药铺，“两行金紫医官药铺”。
街坊桥市的形成，完全改变了北宋东京的城市景观。新的街市的形成，意味着旧的封闭坊市被淘汰。据学者研究，东京里城东西两市的消失，大约是在北宋中期沿河近桥以及城门口的新行市兴起并达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也就是说，原有的旧的封闭式的市不起作用后，不得不自然淘汰。与此同时，为城市居民需要的各种饼店、小酒店更是可以在城市中到处开设，而不是像唐代那样仅仅设在坊内。东京内的一些酒楼甚至成为重要街市中的主要店铺，有些街市上还有夹街相对的酒楼，“九桥门街市酒店，彩楼相对，绣旆相招，掩翳天日”。
在《东京梦华录》中叙述街市的分布情况，常详述各种商店所在的街或巷，却没有一处谈到坊的。但是，在一般叙述中常是坊巷连称，比如说“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或是“坊巷桥市皆有肉案”，还有“其余坊巷院落，纵横万数”等等。这都说明到了北宋末年，民间所利用的城市公共空间是巷而不是坊。其实，“巷”在唐代就有，原来是坊中的通道，并不是公共活动的场所，所以在唐代在叙述城市活动时，常常是以坊或大街为活动空间。但到了宋代以后，却是以坊巷作为描述城市活动的重要空间，这自然表明北宋时坊内密布的商店和住宅已为巷所串联，城市空间的利用程度大大提高。
由于破除了坊墙，东京开封的居民可以沿街开店。因此，商业区不再像唐代以前固定在城市的一处，而是随处皆是，与居民区交错分布在一起，在许多重要的交通便利的街巷中，都出现了繁华的新街市，其中尤以南、东、西、北四条御街最为繁华。此外，宫城宣德门前大街、宫城东华门前大街、景灵宫东门大街和相国寺东门大街也非常繁华，新兴的行市、酒楼、茶坊、食店、瓦子以及其他日用品商店，在这里构成了一幅生动鲜活的都市生活浮世绘。
北宋东京所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化，在南宋临安继续发扬光大。临安原是北宋的杭州，当时人口密度还不高，“四隅皆空回，人迹不到”，西南多山的丘陵地带则是“林木茂密，何尝有人居”。但南宋定都临安后，大量南迁的人口，使得临安的城市规模急剧扩大，对日常生活用品的需求剧增，城市内部也因此形成了各种行、市：“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每日清晨，两街巷门，浮铺上行，百市买卖，热闹至饭前，市罢而收”。
在临安，行市的布局还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凡运输量比较大的手工业产品的行市，大体上都设在城门外沿河近桥的地段。如柴市设在东南候潮门外柴市桥，布市设在东南便门外横河头，鲜鱼行设在东南候潮门外和城东东青门外坝子桥，鱼行设在余杭门外水冰桥，鲞团设在便门外浑水闸头，就是这个原因；而运输量小的或需要加工的商品的行市，大体上都设在城内沿河近桥的地段，如花市及方梳行、销金行、冠子行就位于御街中段的官巷，珠子团在融和坊到市西坊之间的御街中段，生帛市则在大河北段的盐桥，柑子团在御街中段的后市街。我们甚至都无法判断临安城内原有的封闭式市区是在何时消失的。但是从御街中段有市南坊和市西坊之名，以及市西坊“今为市曹”等记载来看，这里可能原来是封闭式市区，只是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这里早已变成普通的居民坊了。
与东京开封相似，临安城内最繁华的街市还是首推御街。虽然临安御街的布设，是为了政治礼仪的目的，特别是为了适应元旦和冬至大朝会以及四孟驾出朝献景灵宫的需要，但是由于有利的区位条件，同时也成为都城中最热闹繁华的商业中心。
南宋临安的御街，从大内的和宁门开始，由南往北，直到北段的观桥一带。在这一段御街两侧是形形色色的各类商店，以及各种不同的行市组织：“大抵杭城是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到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行分最多。”话虽如此，事实上，我们按照文献中的记载，根据商业活动繁盛程度的差异，可以把整条御街分为三段：和宁门到朝天门是南段，朝天门到寿安坊，也就是官巷是中段，寿安坊到观桥是北段。
御街南段因紧邻皇宫大内，所以这里的街市主要为了供给宫内和主要中央官署日常生活的需要。清晨，宫中官僚和宫女派人争相购买应时的蔬菜、时鲜食品和新上市水果。到了午后，饮食店开始唱起了主角，为大内和三省六部官僚以及往来官府的人们提供膳食。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里有不少颇负盛名的饮食品，如“六部前丁香馄饨，此味精细尤佳”。此外，由于来往者多为文人墨客，这里也经营书籍铺、裱褙铺和药铺。比如太庙前尹家文字铺，又称为尹家书籍铺或经籍铺，就曾刊行了不少重要的笔记小说，如《北户录》、《述异记》、《箧中集》等书就是在这里发行的。
御街中段是从朝天门到寿安坊的一段。寿安坊，俗称冠巷或官巷，是临安街市中最繁华的地段，特别是中瓦子前一段的夜市尤其热闹。《都城纪胜》“市井”条中描写道：“其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惟中瓦前最胜，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除了这些临时摊贩外，这里也是临安城内大酒楼、茶坊和著名歌馆的集中之地，还有一些重要的商业组织市、行和金银盐钞引交易铺也设在此地。所谓的盐钞引，就是当时政府发给特许商人支领和运销盐茶等类管制产品的证券。当然，这里最多的还是供应居民日常需要的商店，如食品店、衣料服装店、书店等等。
御街北段，相对来讲著名的店铺较少，唯有众安桥西南的下瓦子值得一提。因位于杭城北部，所以下瓦子又称为北瓦子，是临安最大的瓦子。这里有勾栏十三座，是当时著名的民间艺人会集之地。
御街之外，临安城内商业活动最兴盛的地方是沿市河、盐桥运河、清湖河的近桥街市。这三条河是当时临安城内主要的水上交通线，上面的许多桥梁又是城市陆上交通的枢纽所在。当时临安城内居民日常所需的物品，先用船舶从外地载入临巡，再使用人力搬运到城内各处。因而许多日用品商店就开设在沿河近桥的地方，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街市。事实上，临安这种沿河近桥的街市，在北宋时就已经形成。北宋著名诗人苏轼分别在熙宁四年到六年（1071～1073年）任杭州副知事、元祐四年到五年（1089～1090年）任杭州知事，因此有许多诗作都反映了当时杭州城市的市民生活。其中有一首《望海楼晚景》是这样描述沙河塘景色的：
沙河灯火照山红，歌鼓喧呼笑语中，为问少年心事在，角巾欹侧鬓如蓬。
诗中的望海楼在凤凰山上，沙河应当是指盐桥运河。诗中反映了当时沙河塘一带商业繁荣，夜间灯火宛若繁星的景象。
除了这些繁华的街市外，在一般的街市中，也有卖柴米油盐的商店。即使是府县官署周围也有街市。“府治前市井亦盈，铺席亦多，盖经讼之人往来骈集，买卖要闹处也。”所以，《都城纪胜》中称临安城内“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如遇元宵尤盛，非门和买民居作观玩幕次，不可胜纪云。”
以沿河近桥以及城门外的新行市、新街市代替原有封闭式的市的中国城市制度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发生于都城中，在一些较大的城市中也普遍存在。以平江府，也就是今天的苏州为例，根据范成大的《吴郡志》和现存的《平江图碑》，原有封闭式的东西两市和大市在南宋时期已改变为坊，大市改为绣锦坊，西市改为西市坊。此外，还有鱼行桥、谷市桥、丝行桥、果子行桥等名称，说明沿河近桥的新行、市也已兴起。另外，还有米行在和丰坊，果子行在馆娃坊，说明了原来封闭式的市已被打破，而形成开放性的经济活动空间。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变化虽然是保留在南宋的著作和图碑中，但实际上应该早在北宋时期已经完成。
北宋洛阳的情况基本相同，南市改成东成坊和通利坊，北市改为邻德坊和北市坊，西市改为通济坊。虽然仍然保留有通商得利的意思在内，但形式与内容却都已完全不同了。
4.勾栏瓦舍
古代民间群众性的娱乐活动，只有在春季社祭和冬季腊祭的时候举行。社祭是祭祀社神，也就是土地之神，以祈求丰年。腊祭，是酬谢鬼神，庆祝丰收。这时要举行酒会，开展各种娱乐活动，常常是“一国之人皆若狂”。但城市中因为有大量的消费性人口，因此除了上述举国皆庆的年节活动外，还有一些日常的娱乐活动，如齐国临淄“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事实上，这些活动在秦汉以后长期流行，甚至宫中也举行这样的娱乐活动，并向民众开放。汉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夏，“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乐馆。”
东汉以后，随着佛教的传播，许多寺院在迎佛赛会中用“角抵奇戏”来吸引群众。到了北魏时，洛阳各寺院在每年四月八日释伽诞辰日常常举行“行像”赛会活动。这是一种用车载着佛像出寺巡行的活动，其中就有“角抵奇戏”的表演。如宗圣寺“妙伎杂乐，亚于刘胜，……城东士女多来此寺观看也。”这里所说的刘胜是指刘腾创立的长秋寺。除了寺院有歌舞表演外，还因不少寺院建有园林，常常成为城市中居民游乐之处。北魏洛阳宝光寺就因为“园中有一海，号咸池，……京邑士子，至于良辰美日，休沐告归，徵友会朋，来游此寺。”可见，这时，城市居民的娱乐活动主要围绕着寺院。
到了隋唐时期，这种娱乐活动的场所开始发生变化。虽然唐代长安居民仍然以寺院道观作为节日及休闲时的最主要的游览场所，但大规模的娱乐活动已开始在宽阔的大街上举行了。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突厥来朝，召集四方“散乐”到东都洛阳表演，在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至旦以纵观，至晦而罢。”这次参加歌舞表演的有近三万人，并从此开创了隋唐时期每年正月皇帝在朝见国宾时都作大规模歌舞表演的先河。对城市发展尤为重要的是，以大街为舞台表演歌舞的风气，对唐代及其以后的城市空间布局有很大的影响。
唐代时，长安天门街上常常有一些“广较胜负”的音乐曲艺比赛，而天门街就是长安皇城前的朱雀大街。段安节的《乐府杂录》“琵琶”条中就讲到了这样一件事：“始遇长安大旱，诏移两市祈雨。及至天门街，市人广较胜负，及斗声乐。”这是长安东西两市的百姓，聚集在天门街上进行琵琶演奏比赛，作为祈雨活动的一部分。这种在大街上举行音乐会的情况在白行简的《李娃传》中也有描述，当时郑生作为西市的歌手，就是在天门街表演中一举夺冠。同时也正是在这里，被进京上计的父亲发现。隋唐时期这种以城市街道作为娱乐活动表演场所的情况，正为宋代的瓦子做好了准备。
唐代以大众为对象的歌舞戏剧表演，或者设在坊内空地上，或者设在大街上，或者设在寺院门前，但有一个特征是共同的，那就是表演场地是临时布置的，没有专门的建筑。但自从北宋出现以勾栏或棚为中心的瓦市后，固定的、专为群众演出的戏场才正式在中国历史上登场。
瓦子，或者称为瓦舍，或是瓦肆、瓦市。据《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曰：“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梦梁录》也在卷十九《瓦舍》中作了解释：“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可见，瓦子或瓦市，原是临时集市的意思。因为这种集市常以演戏的勾栏为中心，习惯上也就把以勾栏为中心的集市称为瓦子或瓦市。事实上，勾栏就是栏栅或栏杆的意思。我们前面曾讲到北宋东京的牛行、马行和果子行原设在没有拘栏的空地上，后来官府强制他们加以拘栏，并按占地多少来抽税，称为“拘栏牛马、果子行”就是指此。再具体一些，就是简单围起来的临时集市。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东京当时最大的桑瓦子，“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而不仅仅是娱乐表演活动。不过，随着早期到处流浪的街头艺人用栏栅或绳子圈围起一块空间作为表演场地，从此将演出场所固定下来之后，人们渐渐习惯用“勾栏”或“瓦子”指称有歌舞戏剧表演的娱乐场所。
瓦子与勾栏的出现使得城市中居民的娱乐生活大为活跃起来，同时也促进了戏曲和各种技艺表演的发展。据《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中北宋年间流行在京城中的各种伎艺，有小说、讲史，嘌唱、小唱、诸宫调、杂剧、杂班、傀儡戏、影戏、乔影戏和杂技等等。其中，讲史是源自唐代寺院的俗讲，主要是以历史故事为题材。嘌唱和小唱分别是以打鼓或执板作节奏的清唱形式。诸宫调比上述演唱形式要复杂得多，是一种集合众多“宫调”组成的各种“短套”，专门用来说唱长篇传奇、灵怪故事等，可以说是由小说和乐曲的结合发展而形成的表演形式。杂剧是以唱、念、应对的方式表演故事情节，内容往往引人发笑并且兼以劝诫为目的，杂班则是杂剧之后的散段。由此可见，戏曲表演形式到了北宋时期已相当丰富，并对元明清三代的戏曲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不过，瓦舍与勾栏的出现，并没有完全断绝城市流浪艺人的生路，直到南宋临安时，还有大量被称为“路歧人”的街头艺人存在，他们的演出场所还是“路歧”，也就是街市中的空地。
宋代瓦子的出现以及城市民间艺人的活跃，使得过去沉闷的都市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日常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城市景观也呈现出开放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