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 汉儒评秦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沙丘完成了他人生的谢幕，但是，这位皇帝却是一个盖棺而难以定论的皇帝。从他死后不久的汉初开始直至今天，对他的评价一直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前人有定性的明君、暴君说，有定量的功过说（含有功有过、功过不相掩、功大于过、过大于功、功过三七开或四六开等）。笔者认为，评价秦始皇，还是回归历史，看一看历代王朝对秦始皇评价的演变及其原因，这样做也许对我们今天理性评价秦始皇更有益。
秦始皇当年自称始皇帝时，大言不惭地说从他开始，以下各代皇帝依次是二世、三世直至万世，这等于断定大秦帝国一定可以万岁万岁万万岁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秦始皇刚死了一年就爆发了陈胜、吴广的反秦起义，这场起义迅速蔓延，整个大秦帝国立即陷入激烈动荡之中。仅仅三年，大秦帝国就在风起云涌的反秦义军的冲击下灰飞烟灭。目睹这一场景的汉初政治家、思想家个个内心都极为震撼！他们都在思考、议论着一个重大问题：一个成功兼并六国的强大帝国为什么历时短短十五年就轰然坍塌、荡然无存了呢？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洛阳才子纵论秦亡之因
看汉代学者评论秦始皇，必须把西汉文帝时期洛阳才子贾谊和他的代表作《过秦论》当作重点。顺便说一句，“过秦论”即论述大秦帝国的过失，将此三字倒过来读“论秦过”正好。
为什么我们回顾两汉四百年的汉儒评秦，独独要把贾谊和他的《过秦论》作为重点呢？
理由有三点：
第一，《过秦论》是《史记》的有机组成部分。《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结尾全文转引了贾谊的《过秦论》（《史记》引一位非传主文章的做法极为罕见）。因此，我们读《史记》，讲秦皇，绝对不能不提贾谊名文《过秦论》。司马迁把这篇文章全文摘引在《秦始皇本纪》的后面，就是想借贾谊表达他对秦始皇的评价，这也说明司马迁对贾谊的看法是认同的，司马迁和贾谊对秦始皇的评判大体是一致的。
第二，《过秦论》是经典名作。自《史记》全文引述之后，中国历代文章总集无不将此文列为经典范文。从南朝萧统《文选》，到晚清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再到今天的各种选本、中学语文课本，都将此文列入。所以，贾谊的《过秦论》，尤其是萧统《文选》所选的《过秦论》上篇是传诵千古的经典之作。
第三，代表性强。贾谊的《过秦论》的观点集中代表了汉儒评论秦始皇的主要观点，这是司马迁把此文录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之后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回顾历代评价秦始皇时必须面对的事实。读了贾谊的《过秦论》，汉儒评秦的整体情况我们就一目了然了。
那么，贾谊是何许人呢？
贾谊（前201—前169），洛阳人。因为曾担任过长沙王太傅，世称贾太傅，又称贾长沙。贾谊少年时受洛阳郡守吴公赏识，成为吴公的得意门生。吴公是秦丞相李斯的学生，学问极好。汉文帝继位后，吴公因为政绩突出被调至中央任廷尉（最高司法官）。吴公到中央任职后，向汉文帝举荐了十八岁的青年才俊贾谊。于是，贾谊被召至朝中任博士（贾生名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不到一年，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
贾谊的迅速升迁引起了当年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集团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诋毁贾谊。在元老重臣“老干部”与贾谊为代表的少年才俊“新干部”的对抗中，汉文帝毫无悬念地选择了前者，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远离了京城（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后来贾谊又改任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身亡，贾谊异常自责，三十三岁郁闷而死（居数年，怀王骑，堕马而死，无后。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贾谊和屈原合传为《屈原贾生列传》，可见司马迁也是很推重贾谊的。
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辞赋家，《过秦论》是他政论散文的代表作。
《过秦论》明确指出了大秦帝国速亡的四大原因：第一，三主失误；第二，大臣失语；第三，不施仁义；第四，民心尽失。
先谈第一点：三主失误。
贾谊说：
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史记·秦始皇本纪》）
贾谊第一次明确提出，大秦帝国的速亡，三代国君都有责任。秦始皇的过失是“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足己”即以己为足，自以为是，“遂过而不变”是指坚持错误不知悔改。秦二世的罪责是“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秦二世延续了秦始皇的错误，变本加厉，使大秦帝国的暴政苛法更为严酷。秦王子婴是“孤立无亲，危弱无辅”。子婴临危受命，无力回天。
再说第二点：大臣失语。
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帝国的上层政权中不是没有深谋远虑的智者，也不是没有能够匡正秦始皇过失的大臣，只是忠臣们已经患了集体失语症：
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史记·秦始皇本纪》）
接着说第三点：不施仁义。
贾谊在《过秦论》中非常肯定地谈到了大秦帝国灭亡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仁义不施”。他从儒家的立场出发，点出了大秦帝国二世而亡的一个死穴：秦国在兼并天下之时表现得非常强大，在取得天下之后不施仁义，攻取天下与掌管天下之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所以大秦帝国由一个强大的国家变得非常脆弱！仁义之政是谓德政。秦始皇不行仁政是大秦帝国的一大失策（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史记·秦始皇本纪》）。
最后说第四点：民心尽失。
《过秦论》通过秦取天下时的强大与失天下时的弱小相对比，发现秦失天下的症结在人心尽失。由于秦的暴政苛法，“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天下百姓人人自危，所以陈胜一呼，万夫响应。如果民心稳定，即便有乱臣贼子，也不会有群起响应的情况出现（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史记·秦始皇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