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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士大夫与歌舞
琴棋书剑，原是古代士人的必备本领。孔子教授学生“六艺”，就包括乐的一技，所以关于读书人与乐的故事就不少，如师旷之聪，伯牙与钟子期的“知音”，司马相如琴声挑逗卓文君。至于古典小说戏曲中青年男女借助琴声传情，也不乏见。然而宋代理学提倡“主静”、“主敬”、“去人欲”，对于人的规矩特别多，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于是歌舞成了读书人的禁忌。倘若适当地欣赏尚可，但自身不能动作，否则就是没有读书人的样子，就是性情轻佻，没有士人的风度，就不齿于士林了。因此宋元以后，读书人迈方步，显得老成持重，实际上是老气横秋，愚迂不达事体。讲这一段开场白，是希望读者明了，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与歌舞的关系，不是宋元以降的那种不正常的脱离状况，宋以前要好一些。这里介绍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知识界（包括有知识的皇帝与官僚）之喜好歌舞，以及当时的士林风尚。
《南史》卷二十二《王俭传》记载，南齐太祖萧道成设宴华林园，令与宴文武大臣“各效伎艺。褚彦回弹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歌》，张敬儿舞。（王）俭曰：“‘臣无所解，惟知诵书。’因跪上前诵相如《封禅书》，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后上使陆澄诵《孝经》，起自‘仲尼居’，俭曰：‘澄所谓博而寡要。臣请颂之。’乃颂《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张子布更觉非奇也。’于是王敬则脱朝服袒，以绦纠髻，奋臂拍张，叫动左右。上不悦曰：‘岂闻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张，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张。’时以为名答。”这可以说是歌舞武术演出晚宴，君臣尽欢而散。下面我们说明参加晚会的人，可以进一步获知晚会的文艺性。
萧道成本身是有知识的人，13岁开始受正规教育，“治《礼》及《左氏春秋》”（《南齐书·高帝纪》）。成年后政事繁巨，也是“博涉经史，善属文，工草隶书，奕棋第二品”。本身有文采，懂艺术，才能带着臣下搞文娱晚会。
褚彦回，世族出身，刘宋官司空，侍中，为人“善容止，俯仰进退，咸有风则”（《南史·褚彦回传》），是讲究风度的人，而且爱好音乐，“善弹琵琶”，齐武帝因而赐给他金缕柄银柱琵琶。有一个初秋的夜晚，他到尚书令袁粲府邸赴宴，当时风习习，月皎皎，褚彦回兴致来了，抚琴奏《别鹄》的曲子，“宫商既调，风神谐畅”，悠扬动听，在坐的王、谢庄大为赞叹，可见他的琴技之高。齐太祖命他弹琵琶是知道他的艺能，一定弹得动听。褚彦回还是“性好戏”的人，即性格比较活泼。
王僧虔是“百世卿族”琅玡王氏的成员（《南史·王克传》），官侍中，精于书法，同时懂得音乐，但强调庙堂音乐的正统性与传统性，反对新乐曲和民间乐曲，为此上表朝廷，“请正声乐”（《南史·王僧虔传》）。他在晚宴上应命弹琴，所奏大约是庙堂乐曲。
柳世隆也是“门势子弟”，青年时代就“好读书，折节弹琴，涉猎文史”（《南史·柳世隆传》），历官尚书右仆射、尚书令，“善弹琴，世称柳公双琐，为士品第一”。公事之余，以鼓琴自娱，常自云特长：“马矟第一，清谈第二，弹琴第三。”齐太祖命他和王僧虔弹琴，是知其特长，可以使与会者得到一番享受。
沈文季，低第世族武将家庭出身，官冠军将军，侍中，褚彦回当司徒，就以门户压抑他。他不喜欢学习文学，但善于弹琵琶，一次与褚彦回同赴豫章王萧嶷的宴会，酒喝到痛快处，褚彦回自动弹了《明君曲》，沈文季故意大叫：“沈文季不能作伎儿！”（《南史·沈文季传》）侮辱褚彦回充当了歌伎的角色。其实他在萧道成宴会上唱《子夜歌》，和褚彦回是同样处境，都不是以艺伎面貌出现的。
张敬儿也是军官家庭出身，因战功官至车骑将军。原先不识字，后来才学习《论语》及上流社会应对礼节，但终究缺少世族那样的修养，被人视为“鄙俚”（《南史·张敬儿传》）。
王敬则，“屠狗商贩”出身（《南史·王敬则传》），跟从萧道成征战，又逼宋帝禅让出宫，任护军将军、散骑常侍，为人虽不知书，但“善决断”，有武人的豪放性格。他的拍张，是当时有名的，《南齐书·王敬则传》记载传主，“年二十余，善拍张”。宋前废帝令敬则“跳刀，高与白虎幢等，如此五六，接无不中”。拍张、跳刀是武术，王敬则在萧道成晚宴时，脱去官服冠带，赤身露体，演起武术，所以萧道成以为不讲大臣体统而责备他，他却不以为意，认为这是他的本色。
王俭为王僧虔的侄子，时官尚书左仆射，他也爱好音乐，听起来也像孔子不知肉味。在这个晚宴上有些做作，读《封禅书》，实际是赞扬萧道成的“圣治”了。所诵的《孝经·君子之上章》，内容是：“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这是他表示要以孔子说的为臣之道自励，同时劝谏君主信任正直大臣。
这个晚宴，有弹奏，有歌唱，有朗诵，有跳舞，还有武术，应该说是丰富多彩的。而表演者是文武大臣，出身世族者较多，文化素养较高。褚彦回、王僧虔、柳世隆的弹唱艺术，是否说明世族读书人普遍有这种修养呢？回答是肯定的，原因有二：
其一，南朝世族成员多有文艺才能。
柳世隆的儿子柳，“好学工制文，尤晓音律”（《南史·柳传》）。
前述王在袁粲家宴上赞扬褚彦回的琵琶技艺纯熟，能欣赏，也是行家，他与谢孺子的跳舞即是明证。谢孺子出身于“自晋以降，雅道相传”的谢家（《南史》卷十九），官司徒主簿，酉阳太守，“多艺能，尤善声律”（《南史·谢孺子传》）。他与车骑将军王是姑表兄弟，一天二人小酌，兴致所至，谢孺子吹笙，王自动起来跳舞。
王家的王冲，官侍中、南郡太守，“晓音律，习歌舞”（《南史·王冲传》）。
王僧佑，官黄门郎，“工草隶，善鼓琴”。为人孤傲，“不交当世”，竟陵王萧子良听说他琴法高明，让他弹奏，竟“不从命”（《南史·王僧佑传》）。
王谢家人之能文艺者甚多，这里不再列举，除为省篇幅，也因本书另有专文。
其二，文学与艺术是紧密相联的事业，特别是南北朝时骈体文、辞赋流行，这类文体便于谱曲歌唱，两者自然结合，因此文人容易兼有文学与艺术的两种才能。
前面提到的欣赏褚彦回弹琴的谢庄，“七岁能属文”，以善作赋名于当世。刘宋武帝时河南献舞马，武帝因之令群臣作赋，谢庄所写的非常好，武帝特地叫他作《舞马歌》，写成后，“令乐府歌之”（《南史·谢庄传》）。
王敬则出身低下，儿子王仲雄却从师学习，会辞赋，“善弹琴”，齐明帝怀疑王敬则造反，命仲雄鼓琴，仲雄因作《懊侬曲》，歌词说：“常叹负情侬，郎今果行许”，“君行不净心，那来恶人题”（《南史·王敬则传》），以讽刺明帝。
南北朝时士人能够歌舞，说唱就放开歌喉，说跳就翩翩起舞，说吹弹就抚琴弄笙，既有这种技艺，又能做得出来。这应该说是那个时代士人的风尚。
不过那时人们对歌舞表演也有两种看法，观沈文季以“伎儿”来羞辱褚彦回，王僧佑的拒绝竟陵王的弹琴之令，也是把弹唱看作不光彩的事。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以歌舞为职业的，多是家伎，是奴婢身份，是供达官贵人玩弄的，他们身份微贱，职业低下，这种人让人看不起，人们虽欣赏他们的表演，但不承认他们的为人和艺术贡献。士人的能唱善舞被视作自身的修养，当需要自我表达时，可以自行歌舞，当亲友欢聚时，可以歌舞助兴。士人能歌舞，而不是以此为职业。如若在上官面前歌舞，以之献媚，就落入优伎的处境，为人所不齿。所以，歌舞是一样的，两种身份的人表演就不一样了，以之为职业者卑贱，以之消遣者高贵，区别就在于是否为职业上。对歌舞的这两种观点，南北朝时是分得很清楚的，这对于士人的歌舞没有妨碍。两宋以降，观念变化，不允许士人学习歌舞，歌舞就成为优伶职业家的事情了。
分清对歌舞的两种观念，考察它的变化，以便克服汉民族不善于歌舞的弱点。在这里，重要的一点是提高对艺术表演的尊重。前面说到古人观念中职业演员低贱，士人表演技能高雅。事情不仅在表演行业，书画界也是如此。职业者为画师，属于匠人群体，而文人擅长书画，则是雅好和高手。在医药界，职业医生是技艺人，士人懂医术为儒医。做同一的事情，不同身份的人就有截然不同的说法，就有高低贵贱之分。演员、医生、画师以其技术吃饭，是侍候人，会琴棋书画医术的官员，是以之为消遣，事情的关键就在于轻视技术，重视做官。破除这种传统观念，必将对我国文学艺术医疗事业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唱歌跳舞是人的生理需要，是社交的需要，也是人的文化素质的表现，一个民族性格的表现。一个人要丰富精神生活，要具有生动活泼的性格，就要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就必须学会而且能够歌舞。一个民族要生机勃勃，要富于进取精神，就必须性格开朗，也需要以能歌善舞表现出来，会歌舞是读书人应有的素质，读书人应当恢复、继承、发扬南朝士人的歌舞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