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南宋始末

一、宋徽宗

朕不行了！皇帝对群臣这样表示，眼泪汪汪。

陛下是在御前会议上突然昏厥的，并摔下了御床。宰相和执政（副宰相）赶紧让宦官将皇帝抬到东阁，又召来太医号脉开方。几服汤药灌下去，圣上这才苏醒过来。

但，已是半身不遂。

于是皇帝举起左臂要来纸笔，用左手写下一行字：我已无半边也，如何了得大事？

请注意，原文如此。

宰相和执政却一言不发。

皇帝又写了四个字：诸公如何？

宰相和执政还是一言不发。㊟

不说话是有道理的：他们怀疑皇帝装病。

事实上也是装病，原因却说来话长。

装病的皇帝叫赵佶（读如吉），也就是徽宗。他是神宗第十一个儿子，本与皇位无缘，却又多才多艺。所以这位被封为端王的哥儿，便在自己的府中开展文艺和体育活动，《水浒传》中作恶多端的奸贼高俅就是在这时认识他的。

不过高俅虽然确实做了太尉，政治待遇更高达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正史中却是没有传的。可见此人固然没有做过多少好事，恐怕也没做过什么坏事，碌碌无为而已。㊟

高俅也不是地痞流氓，反倒因为写得一笔好字备受苏轼欣赏。苏轼离京外放，便把他推荐给朋友。这位朋友跟端王也很要好，好到可以互通有无。有次上朝时，端王对苏轼的朋友说：今天忘了带篦子，能不能把你的借我用一下？

苏轼的朋友二话不说，就把篦子递给端王。

端王说：你这篦子好可爱。

苏轼的朋友说：那就送给王爷一副新的。

篦子当天便送到了王府，送篦子的正是高俅。高俅走进园子时，碰巧端王在踢球。高俅站在旁边看得入神，端王也发现他是个懂行的，便问：你是不是也会这个？

高俅答：会一点。

端王高兴极了，当即邀请高俅下场，两人对踢。那时的足球是炫技性的，不是对抗性的。高俅艺高人胆大，把球踢得花样翻新，看得端王心花怒放，马上派人传话给苏轼那个朋友：你的篦子我收了。你的人，本王也要了。㊟

实话实说，这不能算是腐败。

首先，踢球在宋代是一种时尚。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市井小民，无不趋之若鹜。在一幅传世宋画中，宋太祖赵匡胤神闲气定将球踢起，弟弟赵光义和大臣赵普等五人围成一圈目不转睛，可见这其实是高雅的运动，至少并不丢人。

徽宗的父亲神宗也酷爱此道。熙宁八年闰四月，神宗跟弟弟岐王赵颢、嘉王赵頵（读如晕或君）踢球，宣布以玉带为赌注。没想到赵頵说，臣弟如果赢了，不要玉带，只请求废除青苗法和市易法，结果弄得神宗很是扫兴。㊟

端王喜欢踢球，并不奇怪。

何况这时的赵佶还不是皇帝，只是闲散的王爷。所以他对高俅的欣赏，倒应该说是惺惺相惜。这就比某些发现臣下才华超过自己便恨不得杀人的，境界要高得多。

事实上徽宗在他统治期内是善待才子的，甚至堪称帝国最大的艺术赞助商，比如创办画院等等。尽管这不过是圈养御用文人，但也说明徽宗对自己的审美品位和创造能力充满自信。毕竟，此人好歹也是一种书体（瘦金体）和画风（工笔画）的创始人。不难想象，如果让他担任大宋的文化部长或体育局长，“称职”二字恐怕毫无悬念。

千不该万不该，是当了皇帝。

元符三年（1100）正月十二日，哲宗驾崩，皇位的继承立即成为问题，因为哲宗唯一的儿子已经夭折了。这时最有话语权的是三个人：神宗之妻向太后、唯一宰相章惇（读如敦）和知枢密院曾布。福建人章惇和江西人曾布都是王安石的亲密战友，但这时早已离心离德，甚至反目为仇。

提出问题的，当然是向太后。

太后哭着说：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子，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不能父死子继，就只能兄终弟及。何况神宗有十四个儿子，此刻除了已经去世的，还有五个。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他们都不是向太后亲生。㊟

于是章惇厉声说：当立简王！

简王就是神宗的第十三个儿子赵似，跟赵佶一样也是哲宗的弟弟，但跟哲宗同母。母以子贵，他们的母亲朱德妃也在哲宗即位后尊为皇太妃。太后无子，当然立太妃的。

向太后却说：老身无子，诸王都是庶出。

这就是不承认简王能够“子以母贵”了。不能立嫡就只能立长，于是章惇说：那就立申王！

申王赵佖（读如必）行九，比端王赵佶年长。

向太后还是不同意，给出的理由是申王有病。这倒也是事实，不过真实原因是太后心中有人，即端王赵佶。赵佶的母亲陈氏地位低下，又已去世。跟这样一个没有后台的皇子结盟，显然符合向太后的利益，她又岂能同意简王继位？

当然这一点不能公开说，太后的办法是抬出先帝。她对宰执们说：先帝有言，端王有福寿，又仁孝，当立。这话其实死无对证，只不过谁也不敢要求出示证据。

章惇急了，叫道：端王轻佻，不可君临天下！

曾布也一声怒吼：章惇听太后处分！

其他人都说：谨遵圣旨！

章惇只好默然，赵佶也做了皇帝。㊟

这一年，他虚龄十八。㊟

事后看来，向太后的话多少有些道理，赵佶这家伙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他对太后堪称尽孝，对兄弟和臣民亦不血腥，甚至还有仁政。比如崇宁元年（1102）八月，便设置了对贫困民众公费医疗的安济坊，九月又建安置鳏寡孤独的居养院，崇宁三年（1104）二月再置公共墓地漏泽园，从此那些没有亲属或一贫如洗的死者不再成为孤魂野鬼。㊟

有历史学家认为，这要算徽宗和蔡京做的善事。

但是章惇也同样不幸而言中。就在徽宗和蔡京做慈善的同时，对司马光等人的政治迫害也全面展开。正如我们在《王安石变法》一卷中所说，徽宗甚至发明了“元祐奸党”的称呼，并将黑名单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写出来，刻成石碑，叫元祐党籍碑。由于蔡京的操纵，章惇后来也榜上有名。与章惇为敌的曾布，则很快被蔡京排挤，贬官出京。

王安石和司马光时代的风骨，荡然无存。

青云直上的是王黼（读如甫）和李邦彦之流。李邦彦本是银匠之子，由于长得漂亮，会说笑话、唱小曲和踢足球被徽宗看中，人称“浪子宰相”，与徽宗那“风流天子”正好是一对。王黼更是奇葩，居然在宣和元年连升八级，而这位宰相讨好皇帝的办法，竟是和蔡京的儿子蔡攸一起，穿着短衣窄裤涂红抹绿，混在戏子中间表演淫词艳曲。㊟

这实在比高俅还要不堪。

蔡京就更不用说了，他是奢侈到就连吃包子用的葱丝都要专人负责的。宰相如此，国运可知。徽宗一朝可真是皇帝骄奢淫逸，官僚文恬武嬉，举国腐朽不堪。徽宗却自我感觉良好，还玩起宗教的游戏来。他欣然接受道士们所上“教主道君皇帝”的称号，自以为真是上帝的长子下凡。

徽宗，可以说是北宋最糟糕的皇帝。

北宋亡在他手里，也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