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历史的诉说

历史不能重演。历史学家并不因此而停止假设、推论等工作。历史学的许多意义就在其中。

我在研究鸦片战争史时，很快便得出结论：清朝迎战必败，应当尽早与英国缔结一项对其相对有利的和约。这当然是一种假设。可是，这么一来，我就遇到来自内心的两项驳难：

一、按照这一判断，清朝就不应当抵抗，英国军舰一开到中国海马上就投降？

二、按照这一判断，在战场上英勇抵抗的清军将士的血都是白流的？

作为一中国人，我不能回避这些驳难。于是，我思考了很久……

由中国海东望，迎着太阳，是东亚的另一重要国家——日本。在这个中国人眼中位于日出之地的民族，对他们视为日落之地的文明，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千多年来，他们向中国学习了许多，以致被公认为属于汉文化圈之内的国家。

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也遇上了与清朝同样的麻烦。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军舰4艘由上海驶入东京湾。其在日本引起的震动，不亚于13年前英国军舰开抵大沽口。掌权的德川幕府面对着培里送来的国书，其神态犹如道光帝手捧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他们不知所策，采取了软弱的姿态，约定次年再给予答复。由于这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蒸汽动力美国战舰被油漆为黑色，时人称之为“黑船事件”。

第二年，培里又来了。这次带来了7艘军舰，装备更为精良。德川幕府在此武力的逼迫下，接受了美方的条件，签订条约，被迫开国。

缺口由此被打开，西方的洪水汹涌直入。至1858年，日本与美国、英国、俄国、法国、荷兰签订了十多项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由此获得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设置租界（居留地）等不平等权益。除了割地赔款外，日本“享受”着与中国同等的待遇。

所有这一切，都起源于那4艘“黑船”。在此5年间，日本没有丝毫的抵抗。以对方的条件签订条约，可以认定为投降。日本不事抵抗自是幕府的积弱，反过来说，即使进行抵抗，也将遭到与中国同样的惨败。然开国之后的种种刺激，又转为另一种催化剂。以蒸汽机的日文谐音“上喜选”作的狂歌，对此有着形象的概括：

名茶上喜选，只消喝四碗，

惊破太平梦，彻夜不能眠。

战舰在此化作浓茶，引起神经中枢的高度兴奋，引起日本民族不睡觉的奋斗，引起日本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明治维新。㊟

日本成功了。今天的日本史学家几乎无人否认，“安政五国条约”的失败是今日日本成功之母。

就如一个人一生中不可能不栽跟头一样，一个民族在历史上会有许多次失败。失败并不可怕。日本最初的失败，虽给其带来种种灾难，但到秋后算总账，真正的失败者是德川幕府及其“锁国”政策，而对今日日本民族说来，当时的痛苦并不比婴儿接种牛痘疫苗时的不适更为强猛。以时间为主轴的历史，给世界上任何民族以东山再起的机会。中国历史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故事还少吗？视野的放宽，距离的拉长，会给历史学家另一种价值观念。

我在第三章中提到，对于列强的入侵，武力抵抗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另作选择也是明智的。前者是道德层面的，后者是政治层面的。负责任的政治家可以选择对其民族更为有利的策略。对此不能简单地以“爱国”或“卖国”的道德观念概括之。

日本的事例已经证明：避免交战，减少损失，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即使订立了不平等条约，也不见得必然一味沉沦。失败的民族仍有机会再度辉煌，关键在于战后的奋发。

可是，清朝与德川幕府不同。它是一个自信的“天朝”，尽管事实上已百病缠身。它不相信自己竟然不敌区区岛“夷”，因而在当时不可能不以武力相拒。有许多材料证明，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败北，对德川幕府的不抵抗决策大有关联。而清朝除了亲自尝受滋味外，并无前车可鉴。琦善也罢、伊里布也罢，其和平计划不可能被英方接受，其避战策略更不能为“天朝”容忍。战争不可避免。清军将士注定要在战场上流血。

由此而论，我的假设，即放弃武力抵抗，尽早与英方缔约，只是“事后诸葛亮”的一种策略选择，在当时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它的意义仅仅在于，为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提供道德批判以外的价值标准。

问题由此而转入下一层面，清军将士在战场上付出的鲜血，怎样才不会白流。

以鲜血而赢得胜利，自是其价值的充分体现。以鲜血而换来失败，也可能不是无谓的，即所谓“血的教训”。一个失败的民族在战后认真思过，幡然变计，是对殉国者最大的尊崇、最好的纪念。清军将士流淌的鲜血，价值就在于此。

可是，清朝呢？它似乎仍未从“天朝”的迷梦中醒来，勇敢地进入全新的世界，而是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未发生。

让我们按照本书人物的出场先后，依次看看这些本应作深刻反省的重要角色在战后的表现。

琦善于1841年8月被定为斩监候，秋后勾决。但到了秋天，道光帝加恩释放，发往浙江军营效力赎罪。由于奕经的反对，改往张家口军台充当苦差。1842年3月，张喜曾见过他，而他对张喜的局势判断，“深以为是”。㊟

至战争结束，琦善被控罪名亦被事实推翻。穆彰阿等人设计援救，授意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召对时说项，道光帝意允。㊟1843年1月，旨命琦善为四等侍卫（从五品），任叶尔羌参赞大臣（治所在今莎车）。未及到任，又于4月授二品顶戴，调热河都统。御史陈庆镛直言上谏，指出英人之所以猖狂，是因为琦善“示弱”。道光帝由此收回成命，罢斥琦善，令其“闭门思过”。㊟陈庆镛对刚刚结束的战争之分析，仍是裕谦的“人心论”。他的奏折代表着众多儒吏士子的认识水平。

没过多久，1843年11月，道光帝授琦善为二等侍卫（正四品），充驻藏办事大臣。1846年授二品顶戴，迁四川总督。1848年发还头品顶戴，迁协办大学士。1849年调陕甘总督。琦善终于官复原职，道光帝也曾言及对他的评价：

四川总督谁为最好？……我看莫如琦善。其人绝顶聪明，封疆年久，何事未曾办过！……我如此用他，他能不出力么？㊟

“何事未曾办过”一语，似乎包含着对其鸦片战争中表现的理解。

道光帝死后不久，琦善又倒运了。1851年因为青海滥杀无辜而革职拿问，发往吉林效力赎罪。没过多久，因太平军兴，以三品顶戴署河南巡抚，继以都统衔授钦差大臣，主掌江北大营。1854年，卒于军中。

从1843年复出到1854年病故，我们从琦善这11年的经历中，看不出任何由于这场战争而发生的旨趣变化。除了在驻藏大臣任上因英国窥测有过一次小小的交手外，㊟他的主要气力仍放在传统事务上，最关心如何再邀圣恩。我们虽不知他内心中是否毫无反省，但他未为中国的变革作任何有益的事，却是无可争辩的真实。

从琦善战后的表现，我们又可以认定，他在战时的避战策略，只是一种苟安，并无长久的打算和通盘的思考。而在19世纪险象环生的世道中，如此苟安只会将中国一次次带入厄难，是不值得欣赏的。

林则徐于1841年6月旨命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因黄河决口，8月改往河南祥符，襄办河工（与琦善定谳同时）。堵口合拢后，仍发往伊犁，至1842年12月来到惠远城。他在这里住了两年多，其具体差使，据伊犁将军布彦泰的奏折，为“派在粮饷处当差”，㊟又据林则徐书信，实为“终日萧闲，一无所事”。㊟西陲的生活很艰难，据林的书信和日记，他似乎一直在生病。

未到伊犁之前，即1841年6月至1842年12月，林则徐对战局的发展十分关心。虽说其“水军”建策不切实际（详见第六章），但对双方在军事上的差别，有切肤感受：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

在此分析上，他提出了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这虽谈不上是完整的救国方案，但也表现出值得肯定的积极进取精神。1841年8月，他在镇江与魏源的一日相会，又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留下值得记载的一页。

到了伊犁之后，林则徐变得消沉起来，最关心的是京城的人事变动和自己复出的可能。这本是当时官场的职业病，无足厚非。1843年4月和10月写给陕西巡抚李星沅的两封信，可以看出明显的情绪变化。前信称：

东南事局，口不敢宣，无固无时不悬悬于心目间，不知何所终极！

后信谓：

海邦近事，得了且了，奚暇深考……㊟

这或许是林觉得李不够贴心，未吐心语，但1843年1月给郑夫人及长子的一信，大概是心里话：

昨见京报，扬威（奕经）、靖逆（奕山）及参赞（文蔚）均拟大辟（斩监候），是牛镜堂（鉴）、余紫松（步云）亦必一律。即使不勾（秋后勾决），亦甚危矣。由此观之，雪窖冰堂，亦不幸之幸耳。㊟

较之他人的命运，林似为自己的“雪窖冰堂”而庆幸。当然，这也可以解释为说给焦虑的家人听听的宽心话。我们不能说林在伊犁无心倾听来自东南的消息，恰恰相反，他非常珍视这些消息，但他却再也没有对此发表评论。被罪之身，需小心谨慎，或许林认为自己的身份和作用，不便多言吧。

1845年初，林则徐得到一个机会，即往新疆各地查勘垦荒情况。这一转机出自伊犁将军布彦泰的保举，也表明道光帝对林的态度开始变化。是年10月，道光帝召林进京，以四五品京堂补用。12月，又命不要来京，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1846年4月，又命接替病故的邓廷桢，出任陕西巡抚。1847年5月，再迁云贵总督。1849年9月，林获准因病开缺。1850年4月，他回到家乡福州。

从遣戍到总督，林则徐在政治上翻了身。特别有意思的是，林几次迁转，道光帝都不依惯例召其进京请训。是自觉有负于林，或尚不肯原谅林，仍不可得知。但林则徐一复出即获奏事权，至今仍留下这一时期的大量奏折，君臣之间有着笔墨交流。

最近几十年的研究，普遍认定林则徐具有改革中国现状（主要是军事方面）的进步思想。依照这一思路，他复出后应当有所建言，应当有所行动。可是，很遗憾，我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其办事细密的作风一如从前，但主要围绕着平叛等传统事务，当时中国最急迫的任务被放在一旁，他只是顺着当时的政治方向走。作为一名一品大员，已有充分的权力和能力，他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做？

蒋廷黻先生认为林则徐是知道了不说，知道了不做，㊟对此提出了道德上的指控。实际上还有一种可能，即林则徐的思想被今人夸张了。

我在第二章中提到，林则徐在广东了解外部世界的种种举措都不事声张的，今人得以知情，全凭历史学家的史料钩沉。然而，他并没有正面回答其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因此对其开眼看世界的广度和深度难作准确评估。从他对战争判断失误来看，似未有透彻的了解。

今人称林则徐具有改革中国的思想，主要源于魏源《海国图志》中“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著名命题（后将介绍）。但这一思想是否出自林，尚无直接证据。至于他在广东购买西洋船炮，似也不能拿来作为证明。在林之前，虎门炮台上就架有行商购买的洋炮，在林之后，奕山主粤时期，行商捐建西式战船、仿制西式兵器的规模又大大超过林。

由此，我们可以认定林则徐有着可贵且有限的开眼看世界的事实，但还不能推导出他有着改革中国的思想。这可举神光寺事件为例加以说明。

由于南京条约中英文本歧意，外国人能否入各通商口岸的城，各地做法不一。㊟1845年，英国外交官进入福州城，但英国民人被拒之城外。1849年广州反入城斗争的胜利，使清朝上下大为振奋。1850年2月，咸丰帝继位，在对外事务上表现出不同于前的强硬姿态。6月，两名英国人来到福州，托英国代理领事金执尔（William Raymond Gingell）代租城内神光寺房屋，租契并交侯官县令盖印。此为英国民人首次进入福州城。刚刚回乡不久的林则徐，闻讯组织士绅，书写公启质问侯官县令，并上书福建巡抚徐继畬，要求效法广州，驱逐英人。徐继畬主张从缓设法，避免酿起事端。林再次上书，一连串提出十二个问题，表明他不惜为两名英人入城而引发一场大战。为此，他还向徐继畬表示：“如须绅民守助相资，以成犄角之势，亦必恭候切谕，自当迅速遵行。”㊟此外，他又联络闽籍言官上奏，酿成一时大案。

如何看待外国人入城，当时的价值观念与今天迥然不同。可作为战后林则徐唯一插手的与西方有关的事件，我们又看不出他有高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和手段。就组织方法而言，仍是一年前徐广缙、叶名琛的再现，而不惜用武的轻率姿态，又说明他并没有吸取上次战争的教训。历史已经证明，用这种方法不能“制夷”，只能制于“夷”。

神光寺事件之前，咸丰帝便欲召林则徐入京，委以重用。神光寺事件之后，广西“会匪”大作（时清政府尚不知洪秀全事），咸丰帝于1850年10月命林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荡平群丑”。11月5日，他由福州启程，22日至广东普宁，便病逝了。民间传说为行商派人下毒谋害，未能证实。林则徐病危中口授、其子林聪彝笔录的遗折，仍是臣子对君主的一片忠诚，看不到我们所希望的新气象。㊟

道光帝得到英军退出长江的消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两年多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天下终于太平了。他对此的第一反应颇合其禀性：立即下令沿海各省撤军，以节省浩繁的军费。

由林则徐辑录京中来信而编的《软尘私议》，其中一则描绘了战后北京景象：

议和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

这些自然与君主的好恶相关。尽管战争的结局是残酷的，但道光帝并没有作深刻的自我反省，仍是一如既往地将一切责任卸于下属。牛鉴逮问后，他又将奕山、奕经、文蔚等前敌主将送上刑部大堂，统统定为斩监候。他在内心中认定，战败的原因在于这批奴才未能实心实力办事，“天朝”的厄运在于缺乏忠贤智良之臣。1842年10月2日，李星沅在日记中写道：

楞香（程庭桂）书，于进见时，蒙谕及英夷，辄以用人不明，深自悔恨，至于握拳槌心。㊟

尽管悔恨至“握拳槌心”，但他只承认一条错误，“用人不明”。一年多后，邓廷桢由伊犁释放回京，道光帝召见时仍称“用错了人”（指用林则徐）。㊟基于这种检讨，他在战争中得到的教训仅仅是慎选良臣。耆英即是他此期发现的人才之一。

战争结束后，道光帝曾下令各省修筑海防工事，但因未有军事学上的检讨，各地竟然旧样复制，全无改进。奕山于1842年10月奏报广东仿造西式战舰一艘，并提议停造旧式师船，经费改用于建造西式战舰。道光帝颇为欣赏，命奕山将图样交闽、浙、苏三省官员参考。㊟然造西式战舰有材料、技术诸难，更有经费之艰，各地官员假词推托，他便不再追问。祁𡎴于1842年11月因仿造火轮船，“内地匠役往往不得其法”，提议从澳门雇觅“夷匠”。这可一下子触动了他的神经，宁可不要火轮船，也不能让这些危险的“夷匠”入境，连忙下旨阻止。㊟耆英于1843年进呈新式击发枪，道光帝爱不释手，但对耆英提出的仿造一事作朱批曰：“卿云仿造二字，朕知其必成望洋之叹也。”㊟本来战败的事实，最易使人从器物着眼，进行革新，从而产生波纹扩大式的变化，可就这一步都迈不出去，又遑论其他。

道光帝老了。战争结束那年他已60岁。连续执政20年，日夜辛劳，克勤克俭，衰老也比常人更早降至。万岁爷总不能万岁。就连臣子们都看出他精力不济，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便一味哄骗。他像所有的老年人一样，希望天下平静，耳边安静，不再像从前那样细究静静水面下的湍湍暗流了。

在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中，无所作为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而在战后中国面临西方威逼的险恶环境中，无所作为是一种最坏的政治。时代变了，道光帝浑然不觉，结果脚随之跟入新时代，而头脑却依旧留在旧时代。㊟在专制社会中，旨意决定一切。道光帝由此断送了机会。

可是，就在他临死前，广东又传来了使他兴奋的好消息。

依据耆英照会，英国获得了从1849年4月6日起自由进入广州城的权利（后将叙述）。时限将至，道光帝看到两广总督徐广缙奏折中有“拒之过峻，难免激成事端”一语，下旨“暂准入城以践前约”。㊟可这道谕旨到达广州时，民众激越的反入城情绪已使徐广缙无法执行。于是，徐一面制造伪诏对付英人，一面将拒绝入城的情况奏报道光帝。当道光帝听到英人放弃入城（实为暂时搁置）的消息时，感受到开战以来从未有过的喜悦。他封徐广缙为子爵，封广东巡抚叶名琛为男爵，赏给荷包、扳指、烟壶等物品，并在谕旨中大大称赞粤东百姓“深明大义，有勇知方”，㊟他以为找到了制“夷”的新方法，即联络民众，利用民气，驱血肉以抗枪炮的力量。

尽管今天的人们对广州反入城斗争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我以为，它确实不代表中国前进的真方向。尽管今天许多人对民众斗争有着很高的评价，但我以为，它难阻西方列强军事、经济、政治的攻势。中国欲抵御西方，须自身强大，其必由之途在于学习西方，如同日本一样。那种强烈的与西方势不两立的情绪，自然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充分理由，但由此产生的对抗，至多也只是低级形式的斗争，且易使当时的人们看不清真正的历史使命和民族前程。

由于道光帝的巨奖，朝野上下一派对外强硬的姿态。这并非来自对世界态势的真实判断，而是与战前的盲目性相联。他们只想报前次战争之仇，却忘了前次战争之教训。几年后，恶果毕现。

可是，充满喜悦的道光帝已看不到这一后果了。反入城胜利后仅半年，1850年2月，他去世了，将这一切痛苦留给他的儿子咸丰帝奕詝，而他平生最喜爱且驾崩于此的当时世界上最华观秀美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也在10年后由英军点燃的冲天大火中化为灰烬。

伊里布于1843年3月在广州病故，未留下对国是的遗言。

杨芳于1841年7月即广州战败后，获准回湖南提督本任养病，道光帝下旨曰：“务当仰体朕心，加意调摄，报国宣猷，日正长也。”㊟可他后来未能“报国宣猷”，而是1843年以老病获准开缺，回贵州家乡度晚年。1846年病故，享年76岁。史籍称其“著有《平平录》等书凡十余种”。㊟但没有听说他对战后中国有何建策。

奕山于1842年11月旨命交部治罪，定为斩监候。1843年初锁拿至京，圈禁于宗人府。是年9月释放。未久，以二等侍卫充和阗办事大臣。以后，他在新疆迁转多职，1850年授伊犁将军，曾多次平定当地的反叛。

与他人相比，奕山应有较多的机会表现，因为他的职守恰在大力扩张的俄国的正面。可是，他给清朝带来了一次次灾难。

俄国自19世纪30年代吞并哈萨克之后，开始入侵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并多次要求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喀什噶尔通商。道光帝恐拒之而引起事端，命伊犁官员妥议具奏。奕山等人经研究后，同意开放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城。奏上，道光帝去世，咸丰帝交理藩院再议。理藩院同意奕山的意见，通知俄方派员前往伊犁订立条约。㊟

1851年7月，伊犁将军奕山与俄国代表科瓦列夫斯基（E. П. Koвaлeвcкий）在伊犁谈判。俄方提出伊、塔两城通商办法按1792年“恰克图市约”办理。不知“市约”为何物的奕山，见俄方递出条约“官衔人名均无错误，谅非该夷捏造”，便同意了，在“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了字。

按照平等的“恰克图市约”订立的新条约，对中国却极为不利，危害最大者有三：一、条约规定“两边商人之事，各自秉公办理”，这在恰克图是对等的，因为地处边界；可在中国内地的伊、塔两城就不对等了，中方并不拥有对俄国城市内中国商人的司法权力。结合条约其他规定，实际给予了俄方领事裁判权。二、条约规定，两国贸易“彼此两不抽税”，㊟这也是仿效恰克图的做法。可免税在中国境内城市实行，俄国并不开放相应城市，实际成为单方面免税。三、条约规定设立“贸易亭”，又称“买卖圈子”，由俄国治理，与租界类似。当然，签约的奕山并不知这些利害，反在奏折中称：“可以行之久远。”㊟诸如此类的腔调，我们已从前一章耆英处领教过。而咸丰帝也同其老子一样，顺利批准条约。

1856年1月，奕山授黑龙江将军。此时正值俄国武装航行黑龙江，奕山不敢阻止，只是侦察、上报而已。㊟1858年春，咸丰帝因俄方多次要求“分界”，命奕山与穆拉维约夫（Н. Н. Mypaвьeв）“会同查勘”，并指示“务当恪守旧约（指尼布楚条约），勿使该夷肆意侵占”。㊟奕山接旨后，由齐齐哈尔赴往瑷珲。

此时的瑷珲，军事上已不再是中国的内地。自俄国多次武装航行黑龙江，特别是在海兰泡（今俄国布拉戈维申斯克）擅设军事基地后，瑷珲已成为俄国炮口下的一座危城。1858年5月23日开始的中俄谈判，弥漫着城下之盟的气氛。在俄方“鸣炮放枪，势在有意寻衅”的压力下，奕山如同17年前在广州，一下子屈服了。5月28日他签订的“瑷珲条约”，出让了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又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改为“两国共管”。㊟

1859年中俄北京会谈中，清政府否决了“瑷珲条约”，奕山因此被革职。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他又于次年复出，任署镶白旗满洲都统。此后一直在京官上迁转。1871年授内大臣，并开复其在鸦片战争前的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的官职。1874年，以病开缺。

奕山活得很长，宦历道、咸、同三朝，本可有所作为。可他从鸦片战争中引出什么教训？我们只能从1858年瑷珲条约看到点影子，即所谓避免衅端。他是鸦片战争中主要官员中最长命的，但他的思想始终停留在鸦片战争前。1878年，他以88岁高龄病故，而清廷给他的谥号为“庄简”，大约固守旧义可谓之“庄”，久官无功可谓之“简”吧。

颜伯焘于1842年1月被革职，返乡途中，路过漳州，曾下轿在下属耳边密语：“如有佳音（指复出事），幸即专人送粤”㊟，可见这位官迷之无耻。相比牛鉴、奕山等人，他是幸运的，毕竟未被定谳斩监候；可道光帝因其“虚词搪塞、全无实际”而恨之㊟，始终未让其复出。他在家乡默默过了10余年。1853年，太平军兴，他在籍奉召，可只走到赣州，因道梗折回。次年，他还不死心，改道苏州，因病流寓就医。1855年底死于他乡。遍查史籍，找不到他在鸦片战争后有何表现。

奕经1842年11月旨命交部治罪，定为斩监候。至京后，监于宗人府。1843年4月，与琦善同时起复，也因御史陈庆镛直谏，同时改为“闭门思过”。可闭门仅半年，思过尚无心得，便于10月以二等侍卫充叶尔羌帮办大臣，后调伊犁领队大臣。1846年因刑讯逼供革职，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道光帝死后被释回，任职新疆。1852年调京，任工部侍郎等职。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偏师北上，他率密云旗兵赴山东防堵，是年11月，卒于军。鸦片战争给他的教训是差点丢掉性命，此外并无其他。

刘韵珂是交战省份督抚中唯一未获咎处反得升迁的人，这自然与其为人乖巧有关。

自1842年5月18日英军陷乍浦、扬言攻杭州起，刘韵珂便魂腑不归，旧病发作。6月1日，他见耆英由嘉兴返回，准备遵旨就任广州将军，觉得前景无望，即刻卧床不起。6月15日的奏折自称“病势日增”，可道光帝谕以“总当以国事为重”。6月26日的奏折干脆讲明：当日已将巡抚印信交布政使“暂行护理”。道光帝只得给假一月。7月29日再奏要求续假20天，道光帝8月5日朱批再给假1个月。可到了11日，他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接见下属，部署机宜。16日，尚未等到8月5日的朱批，便主动上奏，宣布已接印视事，正常上班了。㊟很可能此时的南京谈判创造了有益健康的气候，奕经欲保奏伊里布署理浙抚的流言，更是一剂特效药。

战后，刘韵珂奉旨重建海防，来到宁波、镇海等处，亲眼目睹当年修筑工事全被击毁，可他不知近代战术和筑城技术，看不出问题，反觉得“前建各处工程处处为当冲要，无隙可乘”，下令恢复原样。㊟1843年8月，他上了一道洋洋万言的浙海善后事宜折，共计24条措施，以今日知识判断，全为不得要领，却也在军机大臣和户、兵、工部堂官中进行一番“认真”的讨论，9月得旨下发。㊟可是，这时的刘韵珂已用不着落实这些自己都不相信的善后事宜了，他已荣迁闽浙总督。

既然在军事上不足以对敌，聪明的刘韵珂另辟蹊径抗“夷”。1844年6月，英国领事李太廓（George Tradescant Lay）抵任，福州正式开放。可英国人万万没有想到刘韵珂暗中已作部署：一、英商看中武夷山茶叶，他便派兵役在行道上处处设卡刁难，使茶商感到不便而改道广东；二、英商欲到福州销货，他便劝谕城内商贾不要与之做买卖。最先到达福州的是一艘美国商船，停泊一月无交易，减价抛售亦无效。刘为了早日送客，又让商人购买少许，使之有离港的盘费。第二年，1845年，福州的贸易额仅37万元，恶名远扬，致使1846、1847年竟无一艘“番舶”光顾福州。刘氏的诡计成功了。在他主持下的福州，名为开放，实与闭关无异。不明真相的英、美等国打算以福州调换温州为通商口岸。

对待英人入城，更显刘韵珂足智多谋。李太廓初至，他明知条约（中文本）规定英官可以入城，却以领事管理商务为由，拒之入城，引往城南港区南台居住。英国公使德庇时见房屋简陋，再提入城。刘密谕绅士许有年上书反对，以示民情不协。当德庇时要挟撤回福州领事时，他见条约有5口之数，恐英人藉此另换口岸，便同意领事入城，但让他们居住于城西南紧贴城墙人迹罕至的乌石山（今乌山）积翠寺，并商定，英国民人若入城居住，契约须由地方官加印，权柄仍操之清方。

刘韵珂对上述手法绝对保密，上奏时分正折、密片。正折上一派官话，而密片让道光帝留中不发。据其称，知情者仅为布政使徐继畬一人。英国领事始终没有发现这位大度的能礼尚往来的一品大员，暗地里居然行此阻挠钳制之术。刘韵珂在密片中表白其目的：“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重地，不令非我族类实逼处此。”㊟他想回到战前闭关自守的老路上去。他那别树一帜的“制夷”方法，与中国的振兴之途，背道而驰，尽管道光帝十分欣赏。

1849年广州反入城胜利后，刘韵珂的这一套不吃香了。人们希望看到直接的对抗，对他表面上“媚夷”姿态极为反感，对他背地里“制夷”手法又不知情。1850年神光寺事件发生时，他在外阅伍，回到省城后，不同意林则徐的激越的方式，仍想采用其惯行的阴招（不让工匠整修房屋，不让房主收租，又因入城英人一为教士、一为医生，不让民人前往听教就医）以迫英人退出。可是登基未久的咸丰帝要的是堂皇的胜利，对他多加申斥。刘韵珂坐不住了，是年12月前往浙江阅伍，行至严州（今建德境内）又生病了，要求给假。咸丰帝看穿了他的把戏，将计就计，将其开缺，“回籍调理”。而刘韵珂去职不久，福州口岸贸易巨增。

整整咸丰一朝，刘韵珂默默无闻。至咸丰帝死后，他于1862年应召赴京，次年以三品京堂候补，未久因病回籍，1864年卒。

牛鉴于1842年9月被革职逮问，后定为斩监候。1844年释放，交河南巡抚差委。因治黄办捐有功，1845年授主事（正六品），他却要求回籍。1853年应召参与镇压捻军，加按察使衔。1855年因病乞归。1858年死于家乡。没有听说他对中国的未来有何设计。

耆英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持清朝对外事务。在第七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他所抱定的宗旨是：避免衅端，尽力维护“天朝”体制，保持民“夷”相安。

耆英一点也不喜欢“夷”人，可为其宗旨，不惜低三下四与“夷”人打得火热，毫无“天朝”大吏的威严。他去过香港，去过澳门，多次去虎门等地与西方使者直接面谈，即对他们的照会也十分重视，几乎是有照必复，毫不拖延。除了公务交往之外，他还特别注重私谊，互相宴请，互赠礼品，企图创造一种和谐的气氛，把两国公事当作家事那样有商有量地私下解决。他的主要对手，自然是驻在香港的英国公使，而他写给英国公使的私信，据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言，有如情书。㊟

从某种意义上讲，耆英成功了。在他主持对外事务的时期，确实中外关系比较和缓。这一切都是牺牲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得来的，只是他对这些利益尚无认识。道光帝也很满意这种安静的局面，1845年3月授其协办大学士。

然而，耆英的做法必不能行久。广州士绅民众不满意，怎能如此不辨“夷”夏？英国官员亦不满足，他们手中有各种各样的新要求。民“夷”相安的局面仍被打破，爆发点是广州入城问题。

1843年，璞鼎查提出入城要求，而战后广州民众对英“夷”的敌忾，使耆英不敢答应。1845年，新任英国公使德庇时再提这一要求，耆英仍以“民情未协”相推诿。是年底，清方支付最后一笔赔款，按南京条约，英方应归还舟山。德庇时却提出，若不让入城，便不归还舟山。耆英吓得连忙在私信中告饶，称此事“若有游移，我即无以自安其位”。㊟1846年4月，耆英与德庇时在虎门签订“归还舟山条约”，明确承认英人有入城权利，并称“一俟时形愈臻妥协，再准英人入城”。㊟英方当时未发现，因条约内无具体时间规定，清方可以“时形”为由，无限期拖延！

战后的广州常有民“夷”冲突发生，耆英为避免衅端，对策不无抑民护“夷”之嫌。1847年3月，英人6名在佛山遭石块袭击，德庇时以此为由派军舰内犯。4月2日，英军攻占虎门，钉塞827门大炮的炮眼，4月6日，占领商馆，作出进攻广州城的姿态。最怕动兵的耆英，立即照会德庇时，同意英方的一切条件，其中包括两年后即1849年4月6日，开放广州城。㊟

此后，当年12月又爆发黄竹歧事件，6名英人被杀。耆英立即派兵包围村庄，斩首4人，15人送交审讯。这种处理结果使英方感到满意，却使道光帝产生怀疑，这些“夷”人跑到黄竹歧干什么去了？㊟

一系列的事件使耆英对自己的驭“夷”能力发生怀疑，南国名城广州在他心中已成险境。想到1849年英人就要入城，头皮就一阵阵发麻。1848年2月道光帝命其春暖时分进京，其职务交徐广缙护理。对此，一些人认为是道光帝对他不满，另一些人称是耆英委人在京活动所致。

是年6月，耆英回到北京。7月，道光帝免其在广东的职位，以协办大学士管理礼部等事务。11月，迁文渊阁大学士。他在京的日子看来过得悠闲潇洒，因为他还得到一个肥缺——崇文门监督。

道光帝死后，耆英倒霉了。咸丰帝召见时，他历言英国可畏，应事周旋。新皇帝闻此不悦。耆英轧出苗头不对，连连以病乞假。而咸丰帝于1850年12月对其动大手术，降为五品员外郎候补。其后，又因坐子罪，革职圈禁。

1858年5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咸丰帝想起这位主张和“夷”的耆英，授其侍郎衔，参与天津谈判，临行前亲授机宜：以钦差大臣桂良等人为第一线，若不能成交，再由耆英出面稍加让步，即可成功。咸丰帝对其这一幼稚园水准的外交手法十分欣赏，耆英亦因复出而感恩涕零。他自以为凭其多年在广东与“夷”人的老关系，英、法多少会买他一点面子。谁知一到谈判桌上，英、法因其无钦差大臣头衔仅派几名翻译应付，而这些年轻的“夷”人，手持攻陷广州时搜获的档案，当面念起耆英当年奏折中咒骂“夷”人的文句。年近七旬的老人受不了这般羞辱，面红耳赤地离开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签订后，咸丰帝正一肚子火气，下令耆英自尽，罪名是“擅自回京”。

耆英在鸦片战争中得到的教训是，军事上无法对敌，应竭力避免战争，这无疑是正确的。可他的这种苟安政策，又何以救大清，救中国？

黄恩彤到广东后，官运亨通。因中英虎门条约订立，迁广东布政使，因中美望厦条约订立，赏戴花翎，加二级纪录，因中法黄埔条约订立，于1845年2月升广东巡抚。他聪明干练，耆英倚为臂膀。法使拉萼尼也颇欣赏其风度，认为他是首任驻巴黎公使的最佳人选。㊟

我们不知道黄恩彤若真至法，能否产生后来郭嵩焘使英那样思想巨变，但从他留下的《抚远纪略》、《知止堂集》中，找不到任何有益中国社会进步的思想资料。他最根本的观点是，英国人是绝对打不过的，只能“抚”，“无事则抚以恩，有事则折以信”。㊟他对广州民众抗英活动极反感，力主镇压，民众的揭贴也对他毫不客气：

破了黄烟筒，自后不劳兵……

治鬼无方法，剥民有才情。㊟

“黄烟筒”是粤语黄恩彤的谐音，“治鬼无方法”一句也颇中击要害。他和耆英的那种“柔夷”手段焉能“治鬼”？

1847年1月，黄恩彤因违例奏请年老武生职衔而下部议处。吏部议降三级调任，按道光朝的一般做法，黄应获降三级留任，以后很快开复。道光帝却将其革职，调徐广缙为广东巡抚。㊟《清史稿》称道光帝不满黄对外软弱，借细故发作，并隐喻给耆英一个警告，但没有更多的证据。

黄恩彤被革后仍留在耆英身边，获六品顶戴。耆英召京后，旨命交徐广缙差遣，一年后去职。他在山东家乡办过团练，抵御过捻军。1858年曾奉召伴随耆英参加天津谈判，但他赶到天津时，条约已签订，耆英已拿问。他活得很长，据说于1882年死去，但没有资料证明他的“抚夷”思想有何变化。

除了自杀的裕谦，以上12人均是鸦片战争中负有重大责任的顶级人物。他们对战败体会最深，理应有猛烈的反省，有复仇的欲望。可从这12人战后的经历来看，琦善、伊里布、杨芳、奕山、颜伯焘、牛鉴几乎是没有反应，剩下的5人又可分3类：一是耆英、黄恩彤的“柔夷”；二是刘韵珂的阴制；三是林则徐的对抗（假定福州反入城事件能代表其全部思想），道光帝则在三者间游移。作出反应的人，大多在通商口岸。我不知道耆、黄、刘等人若放缺云贵川或陕甘新，会否像琦善等人一样麻木？

一个民族战败了并不可怕，但战败引出的不是“制夷”而是“顺夷”时，就直接葬送了一切前程。耆英者流之所以在当时就不得人心至今仍受人痛斥，就在于他们不敢“制夷”。

而林则徐呢？这个问题可分开谈。我以为，作为一名士绅、一位民众，战后无论以何种形式抗英（包括反入城）都不应受到指摘，这是他们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前程的表现。他们的思想落后、手段陈旧、目标错误，应当由当时社会的思想家、政治家来负责。但是，林则徐作为一名赋有思想的政治家，应当有更高的眼光，应当有负责任的态度，善于将自发的斗争纳入正确的轨道。我这里不是对林格外苛求，而是历史提出了这一标准。鸦片战争给中国提出的使命是近代化，偏离这一轨道就不可能真正的“制夷”，反有可能偾事。林则徐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是他的错误，尽管他那对抗的姿态是可以表扬的。

“天朝”在战争中惨败，但由此引起的震荡，还不如东京湾中出现的那4艘“黑船”。今天的人们对两国的差异已作了种种叙述和分析。而最直接的是，清朝在战后没有振作、没有革新，使清军将士的鲜血白流了。也因为如此，我在上面对负有责任的12名政治家一一进行清算。

日本的维新力量并非来自幕府，而是来自社会，倒幕又成为改革的前提。由于清王朝此时尚不会即刻垮台，我们不妨也看看最为敏锐的中国知识界的反应。

作出反应的精英并不多，其中最杰出的是魏源。他本是一个学者，战前著有《默觚》、《老子本义》、《书古微》等学识深厚的著作。战争的炮声打破了他书斋问学的平静。1841年8月与林则徐的相会，收到林组织翻译的《四洲志》等资料，开始了研究新课题的转移。1842年底撰就《海国图志》50卷，1847年扩为60卷，1852年扩至100卷。

《海国图志》是一部介绍外部世界的史地著作，在人们普遍不知“英吉利”为何的“天朝”，其功能和意义非今日同类著作能比拟。而该书“叙”中“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在已知历史结论的人们眼中格外触目惊心，许多人以为他已经找到了钥匙。

魏源心目中“夷”之“长技”有三：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前两项直接对应“船坚炮利”，后一项又与清军在战时的懦怯有关。这是曾参与江浙防“夷”事务的魏源，最为直观的反应。他的“师夷”方法主要是聘请“夷匠”，并翻译外部世界的书籍。以今日知识来判断，似可认定，仅“师”这些“长技”还是“制”不了“夷”的。“夷”不是那么好“制”的。

魏源的思想虽不够充分，但却十分可贵，朝这个方向走下去，一定能上轨道。可是，魏源的这一思想是不确定的。在《海国图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师夷”“制夷”的言论，也可以看到无须“师夷”即可“制夷”的言论，安南的札船、缅甸的木栅都是他用来说明土法“制夷”的生动事例。就是大讲“师夷”功夫的《筹海篇》中，也有黄天荡的故事。如果我们再看看他同时期的名著《圣武记》，便知其思想之游移，似乎先帝们的方略武功亦可“制夷”。至于在此之后的力作《元史新编》，讲的似乎是“殷鉴”之类的道理。

《海国图志》就是这么一部庞杂的著作，有新思想的闪耀，也有旧观念的罗列。不同的人读之，可以得到不同的体会。无怪乎“师夷”思想在当时不能行远，而到了后来，决定“师夷”的左宗棠等人读之，立即就有心灵的沟通。

与《海国图志》齐名的是《瀛环志略》。作者徐继畬是一名学厚识精的官员，鸦片战争中任汀漳龙道，在漳州组织防御。后历广东盐运使、广东布政使、福建布政使，1846年升福建巡抚。他是总督刘韵珂处理对外事务的主要帮手，有如黄恩彤与耆英的关系。

1844年，徐继畬办理厦门对外开放，发现自己对外部知识的无知，恰遇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得外国地图册等资料，开始钻研新课题。此后他广搜资料、精心撰述、反复修改，终于1848年完成这部高品质的地理学著作。《瀛环志略》对外部知识的介绍，比魏源更详尽准确，也没有当时人惯常的附会臆测；它对西方的人文制度多有褒评，却又使用着旧观念。但是，对战后中国应走何种道路这一最最紧要的问题，这部书没有作出回答。而从前面介绍的他弼助的上司刘韵珂战后表现中，我们又似乎可看到徐氏的答复。

还有一部必须提到的著作是梁廷枏的《海国四说》。梁是一位著述宏富的广东名儒，曾入祁𡎴、徐广缙幕。这部于1846年杀青的著作，对美国和英国介绍尤详，对基督教的议论也可见其功力，而对蒸汽机的描写在当时人眼中有如天书，其缺点与《瀛环志略》相同。

如此评价《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海国四说》可能过于苛求，但战后中国所处的险恶局势又不能不对之严格要求。平心而论，魏、徐、梁是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家。他们从一个封闭的容器中探出头来，开眼看世界，并能放下“天朝”的架子，平静地看待另一种文明（徐继畬最为突出）已是石破天惊之举。由此为基点，稍稍进步，便可登堂入室，领略新风光。然而，我们今天认为尚不够完美的著作，当时被许多人视之为“夷”张目而鄙视。在“天朝”的文化人中，他们是孤独的，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然中国最优秀的思想家尚未辨明中国的方向，又是整个民族的不幸。这是时代与社会间的落差。后来，《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浮海东瀛，识货的日本人为之翻刻，对日本维新思想的发生发展多有帮助，这又是魏、徐两氏始料未及的。

魏源、徐继畬、梁廷枏的思想未能达到历史所要求的高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思想资料。“天朝”中有着难以计数的书籍，独缺“夷”人“夷”事之作。美国的赠书为耆英谢绝，法国的留学又被黄恩彤婉拒。魏源等人苦无材料，到处托人求人。他们并不知道，就在北京，有着他们急需的大批图书。

1845年，俄国政府因清政府赠送藏文《大藏经》，回赠各类图书355种共计800余册（幅），另有天文、地理仪器和工具。这些图书可分成21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技术、工艺、地理等等，仅地图就有22幅，另有地图册13本。理藩院收到这批图书后，仅译出书名，便束之高阁了。13年后，1858年，郭嵩焘至北京，闻之大为感慨：“倘能译其书而为之备，必有以济海疆之用者矣。”一名官员还向郭透露，当年他曾向军机大臣祁寯藻提议译书，祁表示反对，理由是“恐其书不伦，徒伤国体”！㊟由于清朝的灭亡，这批图书大多佚失，今存北京图书馆有20余册，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有地图7幅、地图册10余种。设或这批图书被译为中文刊行，设或魏源、徐继畬、梁廷枏能读到这批图书，其思想是否会有质的嬗变？

相比起魏、徐、梁，洪仁玕的机会要优越得多。他在香港多年，曾充布道师。1859年，他来到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南京），作《资政新篇》呈天王洪秀全，建策达28条之多，实为中国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政经改革方案。读之令人鼓舞。可他做个军师、干王，总理朝纲后又怎么样呢？在《军次实录》、《英杰归真》中，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洪仁玕。在这一变化中，难道完全是洪仁玕的个人选择？其中又有多少历史背景的限定？

历史的诉说夹杂着悲痛。

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4年，1856年，战火又起。英法联军次第攻占广州、大沽，进入天津、北京。清朝又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了11个不平等条约。与前次战争相比，清朝没有丝毫的进步，完全是重复错误。战后，新兴起的地方军政集团——湘、淮系首领做了一些“师夷”的工夫，导致后来的洋务运动（自强运动）。可是，一查来历，其原动力不是来自战败的刺激，其最初目标也非为“制夷”，而是为了对付那些造反的“长毛”。

鸦片战争结束后的52年，1894年，经明治维新而疾速发展的日本，打到其先前祖师爷的门前。他们废除了与李鸿章在天津签订的别开生面的前约，让李鸿章至马关另订新约，仿效鸦片战争中的英国，要求割地赔款，并在一切方面享有与西方列强同等的权利。

鸦片战争结束后的86年，1928年，中英两国政府又在南京签订条约，取消协定关税。这一份新的南京条约开始了转折。

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01年，1943年，中英两国政府在重庆签订条约，废除领事裁判权、军舰自由进入通商口岸、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权利。

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42年，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联合声明，香港将于1997年降下米字旗，回归中国。

由此，鸦片战争的一切痕迹已经或即将消除。或许，将来的人们，只能从香港中环以璞鼎查另一中文译名命名的“砵甸乍街”的路牌上，感受到那次战争。到了那个时候，历史的诉说会否永久高昂？

150多年过去了。

19世纪是中国人屈辱的世纪。20世纪是中国人饱尝人世间一切艰难困苦的世纪。21世纪呢？

人们说，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21世纪呢？

也有一些黑头发黄皮肤的人宣称，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可是，真正的要害在于中国人应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21世纪？中国人怎样才能赢得这一称号——中国人的世纪？

不管历史将作何种选择，我以为，鸦片战争留给我们首要的问题是，中国大陆与西方的差距，比起150多年前鸦片战争时，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