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康熙怒了：软硬兼施扫除内忧外患

大清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十月二十八日，吴三桂十七岁的孙子在昆明自杀，标志着三藩之乱的彻底平息。帝国内部的一个重大政治隐患消除，康熙皇帝写在乾清宫柱子上三件大事中排在第一位的三藩问题得以解决。

大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八月十三日，施琅率领的大清帝国水师登陆台湾，台湾岛重新回归帝国版图，成为康熙皇帝暨大清朝为中华民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之一。

康熙皇帝写在乾清宫柱子上的另外两件大事——治理黄河和漕运也已经陆续开始。但是，一个更加紧迫的内忧外患逼到了眼前：俄罗斯的哥萨克骑兵深入我国黑龙江流域烧杀抢掠、修筑城堡，似乎准备将那里永远据为己有；西北方向的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则在俄罗斯的支持下，不断向东进逼，已经成为西北地区巨大的祸乱之源。康熙皇帝没有办法专心致志地进行内政治理。他必须彻底消除这新兴起来的内外祸患。

哥萨克骑兵翻越乌拉尔山脉向东进发，大约始于公元1582年。这一年是大明万历十年，正是张居正去世的年份。第二年，康熙皇帝的曾祖父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

公元1636年，康熙皇帝的祖父皇太极将后金改名大清，正式成为大清皇帝。就在这一年，哥萨克们经过五十四年时间，行程六千公里，将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土地囊括进了俄罗斯的版图。也是在这一年，沙皇俄国的军士们第一次在勒拿河的支流阿尔丹河边，知道了前方还有一条名叫黑龙江的大河。

公元1643年10月，多尔衮刚刚成为大清摄政王的时候，俄国军队文书官瓦西里·波雅尔科夫带领九十名哥萨克骑兵，翻越外兴安岭，闯进黑龙江流域的我国领土。半年后，大清入主中原。有资料显示，当时，多尔衮已经知道了来自黑龙江的坏消息，但他忙于平定全国，没有能力顾及那一片祖先故土。康熙亲政以后，曾经两次派人送信给俄国沙皇，希望和平解决边境纠纷，六年之内均没有得到答复。后来俄国派来的使团人员解释说，之所以没有答复，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读懂中国皇帝的信。

康熙十五年五月，俄国沙皇派遣了一个一百五十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来到北京，代表团团长名叫尼古拉·加夫利洛维奇·米列斯库。在曼考尔所著的《俄国与中国》一书中，评价这位尼古拉时，使用的词汇是：“爱好争吵”、“寡廉鲜耻”。走到中途时，这位使团长听说中国南方正在发生三藩之乱，遂写信报告沙皇说：“中国长城以外的所有土地都可能臣服于陛下的统治。现在中国皇帝极为衰弱，非常害怕哥萨克。”（巴特莱《俄国、蒙古、中国》卷二，第257页）在呈递给康熙皇帝的国书和照会中，沙俄只字未提边界纠纷，只是对中国提出了十二条要求，其中包括要求中国皇帝，每年必须运送数万斤白银和宝石给俄国沙皇，等等。康熙皇帝两次接见宴请使团人员，发现对方无可理喻，于是提出三条要求：引渡叛逃的一个索伦酋长；今后再派使节应该懂得礼貌，遵守中国礼法习俗；保持边界和平。否则，拒绝对俄派遣使臣和通商，随后将这批人打发走了。

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在三藩之乱接近尾声之际，在几乎所有文武百官的反对声中，康熙皇帝力排众议。他目光远大，认定这件事情看起来不大，实际上关系巨大，（《平定罗刹方略》卷二）因此，决定武力驱逐沙俄哥萨克。到康熙二十三年春天，除尼布楚即今日之涅尔琴斯克、雅克萨两个据点之外，其他地区的沙俄军队已经被驱逐出去，大片国土收复。

康熙二十五年五月，经过激战，据守雅克萨的俄军要求投降。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清军接受他们投降的条件是如此宽大：只要离开雅克萨并且发誓不再重来，就可以离去，甚至可以带走他们的全部财产和武器。这可能是全世界古往今来对于战败者最为宽大为怀的处置了。结果，七百多名沙俄军人安全离开，还有四十多名俄国士兵希望留在中国。就此，第一次雅克萨战役结束。

此时，清军将领犯了一个错误：他违犯康熙皇帝的训令，没有在雅克萨进行任何军事防护，便凯旋庆功去了。

半年后，当地人民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俄军在第一次雅克萨战役结束不到两个月，就卷土重来。带队的正是那位带头宣誓决不再来的俄军督军托尔布津，他带领的作战部队在千人以上，并携带十二门火炮与大量军需物资。

五月，清军第二次围攻雅克萨。这一次，清军采用了当年松锦之战时的战术——筑垒挖壕，长围久困。半年以后，在风雪呼号的冰天雪地中，俄军弹尽粮绝并开始流行坏血病。几个沙皇特使昼夜兼程赶到北京，带来了俄国沙皇致中国皇帝的信件，表示愿意和平解决边界纠纷，希望中国方面撤除对雅克萨的包围。康熙再一次宽大为怀，同意和平谈判，下令解除包围，甚至命令前敌指挥官赠送给饥饿的俄军官兵一批粮食，派出医生为患病者治疗。当时，雅克萨城中只剩下六十六个饥寒交迫的哥萨克官兵了。

大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正月，沙俄政府正式派遣使节前来谈判。这一年，著名的彼得大帝十五岁。五年前，他和他的同父异母哥哥伊凡同时成为俄国沙皇，由他们的姑母索菲亚公主摄政，俄国国内局势动荡不安；俄国与土耳其争夺黑海控制权的战争一触即发，在当年远征土耳其的战争中俄国大败亏输，完全没有能力顾及遥远的东方。这是只讲利益和实力，全然不知道义为何物且侵略成性的沙俄政府肯坐下来谈判的重要原因。可惜，大清帝国完全不了解这些情况。结果，在谈判中吃了大亏，却还自我感觉良好。

从康熙二十六年正月开始，中国方面就在等候沙俄使节的到来，一直等到十月底，俄国谈判代表还没有到。这个谈判代表名叫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当年第一批进入黑龙江地区的哥萨克，就是他的祖父老戈洛文派出的。如今，他正在盘算建立祖孙两代开拓黑龙江的伟大业绩。之所以迟迟没有前来谈判，是因为他长时间逗留在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的贝加尔湖地区，试图将这一地区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并且多次与噶尔丹密谋，为他提供武器弹药，鼓动他对抗中央政府。结果，这个该死的噶尔丹出兵偷袭土谢图汗，与戈洛文的沙俄军队两面夹击，迫使土谢图汗只能放弃贝加尔湖地区，向南撤退。就此，中国北部和西北部边疆局势极度恶化，给康熙皇帝和中国使团的对俄谈判增加了巨大压力。

就这样，直到一年半以后的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八日，双方才在尼布楚城下开始正式谈判。

当时，戈洛文的皮包中装着沙俄政府给他的训令。谈判底线为三条：上策，以黑龙江为界，占据黑龙江北岸的全部地区；中策，以牛满江即今日布列亚河或精奇里江为界，占据黑龙江中游北岸；下策，以雅克萨为界，但要在牛满江和精奇里江保留双方共同渔猎场。

康熙皇帝给中国政府谈判代表索额图交代的谈判底线也是三条：其一，以原属我国的勒拿河与贝加尔湖为界；其二，以尼布楚为界；其三，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如果实在不行，可以考虑适当让步。这是在噶尔丹造成巨大困扰之后，康熙皇帝不得不做出的方案。

谈判开始后，戈洛文指责中国侵略自古以来属于沙皇陛下的贝加尔湖与黑龙江流域，要求中国军队立即归还给沙皇陛下。索额图则据理力争，告诉戈洛文：鄂嫩河、尼布楚本来是中国蒙古茂明安部落的居住地；雅克萨是中国边民首领阿尔巴西的领地；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则是中国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的草场。过去，中国自古以来的疆界就是在勒拿河岸边。在激烈的争吵中，第一次谈判不欢而散。第二天，会谈再一次在争辩不休中结束。为此，索额图曾经一度准备停止谈判。

半个月后，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七月二十三日，经过反复拉锯，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俄以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为两国东段边界。这个条件，已经越出了康熙皇帝给索额图规定的底线。戈洛文返回莫斯科后，沙皇彼得一世给他颁发了一块金质奖章，以表彰他为俄国争取到了尼布楚周边及以西地区的大片中国领土。

索额图回到北京后，康熙皇帝对这个结果也表示满意，认为索额图尽到努力了，他的让步没有丧权辱国，是可以接受的。此后，中俄东段边界和平安静了大约一百五十多年，直到鸦片战争开打。

现在，对于康熙皇帝来说，他至少可以全神贯注地对付那个嚣张至极的噶尔丹了。

噶尔丹是西北蒙古准噶尔部首领的儿子，青少年时期在西藏五世达赖喇嘛门下修行，达赖喇嘛认定他是一位活佛转世。他的父亲死后，哥哥僧格继承为首领，不久，发生内乱，僧格被杀死，二十四岁的噶尔丹被贵族会议推举为首领。他既是首领，又是活佛，结果，将笃信喇嘛教的蒙古各部迅速聚集到了他的旗下。噶尔丹性情豪迈奔放，富有激情，特别具有煽动性，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就是特别能忽悠，而且也不乏军事才能。刚刚结束的喇嘛生涯似乎并没有养成他慈悲为怀的菩萨心肠，或者他可能把杀人如麻也当成了普度众生的方式之一。于是，他开始了长期席卷草原大漠的军事生涯。

开始，他很像早期的努尔哈赤，一边吞并周边各部，一边始终保持着与中央政府的朝贡关系。面对如火如荼的三藩之乱，康熙皇帝基本拿他无可奈何，只能命令各地镇守将领小心防范。噶尔丹得寸进尺，派来朝贡的队伍动不动就有上千人，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时不时就连抢带夺，视天朝如无物。

康熙二十二年，三藩之乱平息，台湾顺利收复，康熙皇帝下令，各部前来朝贡者，每次不得超过二百人，其余人等一律在口外进行。噶尔丹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冲着他来的。事实上，康熙皇帝可能也确实是冲着他去的。为此，噶尔丹开始在喀尔喀蒙古各部之间制造矛盾，打打拉拉，意图趁火打劫，并不断派人前往俄国，在通商之外建立起了官方联系。

到康熙二十七年，经过二十多年攻伐征战，他的势力从天山南北、中亚细亚大草原，一直扩展到了青海、甘肃乃至喀尔喀蒙古地区。当此时，康熙皇帝正在组织喀尔喀蒙古各部联合抗击沙俄，谁知，噶尔丹这厮在沙俄谈判代表的支持下，竟然出动三万骑兵，翻越杭爱山，横着便插了过来，与沙俄军队一举形成对喀尔喀蒙古的两面夹击，使沙俄在边界谈判中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令中国丧失了贝加尔湖以东原属喀尔喀蒙古的大片土地，并形成了沙俄由北向南继续推进的、很难扼制的态势。噶尔丹本人也率军直逼呼伦贝尔，兵锋直接指向了内地，甚至对京畿地区都形成了战略威胁。这可能是康熙皇帝切齿痛恨噶尔丹，三次御驾亲征，必欲置其于死地的重要原因。

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与俄国达成协议后，康熙立即筹备针对噶尔丹的军事行动。这时，噶尔丹自家内部却出了大麻烦。

以前，当准噶尔部贵族会议推举他为首领时，曾经有一个规定：僧格的儿子长大后，噶尔丹须将首领的位子还给他哥哥的儿子。如今，僧格的三个儿子陆续长大，噶尔丹当首领却当出了瘾头，不想还位给侄子，他觉得这个位子天生就应该由他来坐。为此，他不光毒死了自己的一个侄子，还不顾活佛的身份，把另一个侄子的未婚妻抢来做了自己的妻子，导致他的侄子率众脱离他的控制。噶尔丹派两千人马前去追赶，被他的侄子全部干掉。偏偏祸不单行，当此时，天山南路又爆发了反抗他的浪潮，使他没有了回家的后路。或者说，他的家园和后花园如今已经都不再属于他。这家伙剽悍如故，索性不回家了，就在大草原上孤魂野鬼般地游荡开来。

康熙二十九年三月，康熙皇帝得到情报，说是噶尔丹军需匮乏，在靠抢掠过日子。康熙皇帝遂开始秘密布置，准备一举铲除这个祸害。

当年六月，清军前敌将领立功心切，没有完全领会皇帝的意图，贸然开战。结果，遭遇噶尔丹凶猛反击，清军伤亡惨重，主将侥幸突出重围。康熙连忙致信噶尔丹，告诉他，开战非朝廷本意，请他到乌兰布通（现为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附近），双方派大员协商一下，看看今后怎么办。并且说，准备把噶尔丹向中央政府索要的两个仇人交给他。乌兰布通——克什克腾旗距离北京约三百五十余公里，康熙皇帝在那里布下了天罗地网，准备将噶尔丹所部一人一骑一个不剩地一网打尽。

噶尔丹确实是个大胆枭雄。他回信给玄烨，说：“拉一只老鼠的尾巴，它尚且要回头咬你的手，你们如此逼我，就算有十万大军，我也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他有自己的打算：天山南北、中亚细亚大草原是不太容易回去了，乌兰布通附近可是个好地方，西部一带散布着几个大清帝国皇家与国家牧场，上面繁衍生息着数百万只驼马牛羊。一旦打垮清军，得到那些牧场，他的日子可就太舒服了。四十九岁的噶尔丹，身经百战，率领着剽悍无比的铁骑健儿，再加上刚刚痛击了大清的军队，因此，他可能确实没把三十六岁的康熙皇帝放在眼里。于是，他一抖缰绳，带领自己的两万多骑兵，放开马蹄就向乌兰布通奔来。

进入七月份，康熙皇帝真的调集八旗精锐近十万大军，由帝国最重要的文臣武将率领，从各个方向开向乌兰布通，并从吉林、沈阳、科尔沁等地调军前来堵截噶尔丹。十四日，康熙皇帝全副戎装离京北上，奔赴前敌。从所有的布置可以看出，他的确志在一战解决问题。

不幸的是，走到半路，御驾亲征的皇帝病了，而且日渐沉重。不得已，他只好让哥哥裕亲王福全担任全军最高统帅，自己返驾回北京。

当月二十七日，噶尔丹几乎与清军同时来到乌兰布通，他抢先一步占据了有利地形。

噶尔丹在山坡上居高临下围出了一个驼城——将成千上万只骆驼的脚绑住，让这些骆驼卧在地上，背上驮着箱笼，上面再覆盖用水浸过的毡子，以防矢石枪炮。战士们躲在后面弯弓射箭、开枪放炮。

八月一日，双方开始激战。这一仗从中午到晚上打得十分惨烈，攻击一方的清军死伤严重。康熙皇帝的亲舅舅佟国纲就是在此役中阵亡的。一直到黄昏时分，清军才将驼城撕开缺口，杀将进去。噶尔丹趁着夜色逃至乌兰布通山上。

玄烨在回京的路上，受到了福全派人送来的捷报。康熙立即让来人带给福全一份命令，让他务必乘胜全歼残敌，“勿留余孽”。可惜，康熙的命令尚未到达前线，噶尔丹已经在十万大军的包抄下安然离去。原因是——次日天亮，福全指挥仰攻乌兰布通山，噶尔丹凭险固守，双方相持不下。八月四日，噶尔丹派遣他的随营喇嘛前往福全大营，请求清军停止进攻，噶尔丹愿意休兵罢战。他保证不会逃走，也不会抢掠。这个举动很奇怪，明明是个缓兵之计，心地厚道、缺少兵机谋诈训练的福全不听其他将领的意见，竟然同意了这个请求，并发布书面文告，通令全军“暂止不击”。当日深夜，噶尔丹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下山扬长而去。走到刚噶诺尔——今日克什克腾旗西沙窝子时，噶尔丹迎面撞上了康熙调来堵截他的吉林、沈阳、科尔沁部一万多名骑兵。噶尔丹把福全发布的命令拿给他们看，他们莫名其妙，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结果，在这批生力军的眼皮底下，噶尔丹大摇大摆地走了。为了防止清军在后追击，他还在草原上放了一把大火。腾空的烈焰，遮断了追兵的来路。

就此，康熙精心策划、绵密布置、耗费无数军需钱粮和将士生命鲜血的一场大战役，就这样功败垂成。据说，玄烨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哭不止。从此以后，福全再也没有受到过政治和军事上的重用。

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五月一日，在蒙古大草原小镇多伦诺尔，举行了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多伦会盟。“多伦诺尔”在蒙语里是七个小湖泊的意思。滦河的源头闪电河在这里划了一个优美的圆弧，环抱着这个美丽的塞外小城。这里距离北京约四百公里。康熙皇帝将在这里会见喀尔喀蒙古各大部落首领，共同规划未来。

喀尔喀蒙古，又叫漠北蒙古，主要由扎萨克图汗部、土谢图汗部和车臣汗部组成，在今天的外蒙古地区。这些部落之间，多年攻伐仇杀不已，在沙皇俄国和噶尔丹的逼迫下，先后南迁，投奔大清帝国，被康熙皇帝安置在内蒙古地区。如今，他们聚集到了多伦，希望能够在康熙皇帝的帮助下，恢复安详宁静的生活。

五月一日，康熙皇帝主持会盟，土谢图汗当众对自己挑起的争端做自我批评。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康熙皇帝领导下的大清帝国除强抚弱、扶危济困，深受这些部族的感戴。在他的号召下，内外蒙古王公们开展热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后来数日会盟中，康熙皇帝对于各大部落领袖人选做出安排，大家认为皇帝的决定十分公正，于是，在欢呼声中，康熙皇帝升座，接受内外蒙古所有王公、喇嘛近两千人的朝拜，并仿照内蒙古的模式，将外蒙古各部一体编旗，从此，外蒙古地区心悦诚服接受康熙皇帝的任命与领导，正式归入大清帝国版图。这是康熙皇帝为中华民族立下的一个伟大功勋。

会盟结束返回北京，经过各长城要塞时，康熙皇帝做出了永远不再修筑长城的决定。他认为，立国之本，在德不在险，如果国家政府不能造福人民，就是把长城修得高与天齐也没有用。这固然与世界早已走出了冷兵器时代有关，却也使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所有朝代加在一起，丝毫不用担心来自北方游牧民族侵袭的梦想，第一次成为现实。这个中国人民世世代代从来没有实现过的梦想，如今实现在了康熙皇帝手中。生活在长城内外的中国人，的确应该为此向他表达自己的尊敬与感谢之情。

随后，康熙皇帝又要为噶尔丹费心了。

噶尔丹一路狂奔逃离乌兰布通之后，一口气跑到了科布多，就是今天的外蒙古吉尔格郎图。在那里，他当着康熙皇帝特使的面，在威灵佛面前发誓：“永远不再侵凌中华皇帝属下的喀尔喀与众生灵。”然后，请求皇帝上尊号，以表达自己的敬意。康熙皇帝派人赏赐给他一千两白银，并归还了扣押在归化城即今天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支商队。冬天过后，就在康熙皇帝主持多伦会盟之际，这个浑蛋的噶尔丹则派遣使者前去向俄国沙皇求援。这一年，彼得大帝十九岁，两年前，在近卫军的帮助下，他一举将索菲亚公主关进了诺沃杰维奇女修道院，自己真正开始执掌沙皇的大权了。眼下，彼得大帝的兴趣正在从军事演习和施放焰火中，转向制造海船，他希望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上施展自己的抱负。但是，作为俄国沙皇，他也很愿意在遥远东方的邻国里，扶持一个自己的朋友。于是，彼得大帝先后多次派遣使者，对噶尔丹给予支持。于是，噶尔丹又活过来了。他杀死中央政府的官员，口气很大地向康熙皇帝索要他的仇人，要求皇帝把那些喀尔喀蒙古人遣返回他们的老家，并沿着当年逃跑回去的线路又一次开始了他的东进序曲——策反蒙古各部，并东向抢掠。

这回，噶尔丹真的错了。他不知道多伦会盟产生了多么大的政治向心力，他也不知道康熙皇帝为了防范这一天花了多少心血。

康熙三十五年春天，康熙皇帝派遣三路大军征剿，他自己亲自担任中军统帅，统兵三万余人再一次御驾亲征。五月七日，在外蒙古温都尔汗东南部与噶尔丹前锋相遇。当时，侦察兵报告说，噶尔丹有骑兵二万人，并借得俄国哥萨克骑兵六万人，总计兵力八万，远远超过了康熙皇帝自己统领的三万多人。文臣武将们立刻慌了神，纷纷请求皇帝撤兵。史书记载说：康熙激愤不已，流着泪宣布“不灭噶尔丹绝不回军，有不奋勇进击者，朕必诛之”，遂亲自指挥大军肃然前行。

此时的噶尔丹同样有点慌，他已经知道康熙御驾亲征的消息，却不太相信。他不明白，这位皇帝怎么会不远数千里来到这个水草不生的荒凉地界？于是，他爬到一个山冈上，想亲自看个虚实。结果，他目瞪口呆地发现，远处，一个个清军方阵正在漫山遍野地向自己这个方向逼近。噶尔丹大叫一声回身就跑。他返回营地，命令抛弃一切兵甲器械、帐房营寨和病残老幼，连夜向西狂奔。

康熙皇帝来到克鲁伦河边，立即发现情形不对。他对众将说，噶尔丹弃河不守，门户大开，必定已经西逃。他命令全军轻骑急追。就这样，沿着克鲁伦河谷，一个狂逃，一个急追，双方互相之间可以遥遥相望。康熙皇帝自己一马当先，连续追赶五天五夜。由于担心粮草不继，他集中二十天粮草，挑选精骑继续追击，自己带大队人马返回就粮。

据说，在此期间，他下令不许为他单独准备任何饮食，每天坚持和士兵们吃喝一样的食品。而噶尔丹则遇到了真正的大麻烦。逃到今日外蒙古乌兰巴托附近的昭莫多时，噶尔丹迎头撞上了康熙皇帝布置的另外两路大军，双方谁也来不及从容准备便展开厮杀。混战中，噶尔丹号称巾帼豪强的妻子阿努被杀死，噶尔丹最重要的将领几乎死伤殆尽，他只带领几十个部下逃离了战场。这就是前清历史上很有名的昭莫多大捷。

昭莫多一战几乎扭断了噶尔丹的脖子。从此，他虽然力图振作，却终究无力回天。这个家伙真是倔强，在众叛亲离之中，死活就是不投降。以至于身边只剩三百多人时，仍然不肯服输，还要继续折腾，而沙俄政府却感到厌烦了。彼得大帝不久前发布了准备对土耳其开战的总动员令，此时，刚刚扑灭一次针对他的政变。他实在没心思理睬噶尔丹：他为什么总是打败仗？还要怎么帮他才行？难道真的要沙皇派兵去帮他打仗？那是不可能的。

此后，康熙皇帝连续两次亲征，最后，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在宁夏河套地区的黄河岸边，他终于迎来了噶尔丹的死讯。据说，这家伙早晨得病，晚上就死了，不知道得的是什么病。当时和后来都有人认为，他是服毒自杀的。

据说，康熙皇帝得到噶尔丹死讯，当时就跪在了黄河岸边，对天叩拜，感谢上天帮助他消除了这个几近三十年的大害。当天，他给在京主持工作的皇太子写信，想让天下臣民尽快得知这一消息。这位平时下笔千言的皇帝，激动得拿着笔竟一时不知道应该写什么和怎么写，以至于“持笔不能成文”。无论如何，如今的康熙皇帝可以放下武器，全心全意治理他这个庞大的国家了。

此时，黄河的治理已经在进行之中。历史上，黄河水患一般经常出现在政治昏聩或者大动荡之后，因为那时的政府或者没有心思、或者没有能力治理它。观察一个朝代是否有出息，黄河是一个很有效的指标。清朝立足中原之后，从多尔衮时代就表现得极有气象，他当年五月初入据北京，七月份就派出了一位河道总督。这位名叫杨方兴的总河，一干就是十四年，勤奋而且清廉，退职后，布衣粗食、四壁萧然，极受时人敬重。接任他的朱之锡更是了得，此人一干十年，在黄河大坝上积劳成疾，死后，黄河下游民间盛传他已经被上天封为河神，仍在黄河大坝上护佑一方百姓。至今，这里某些地方民间仍有春秋祭祀朱大王的习俗，就是在纪念这位河道总督。

三藩乱起，无暇顾及黄河，先后几次溃决，下游七个州县淹为泽国。到康熙十六年，战局开始有了转机，康熙皇帝立即选派了一位新河道总督，就是后来极有名的治河能臣靳辅。

靳辅到任之后，踏查黄河形势，广泛搜求意见，曾经在一日之内连上八道治河奏疏，提出了疏下游、治上游、塞黄淮决口的整体规划，需要经费二百余万两白银。诸王大臣倒吸一口冷气，他们没有想到要花费如此巨大一笔银子。康熙皇帝予以支持，遂开始了大规模的黄河治理。

这位靳辅很倒霉。就在他全力以赴扑在黄河岸边时，康熙十九年、二十年连续两年发大水。他所建设的主体工程经受住了考验，几处小堤坝被大水冲决。于是，朝臣对他发起猛烈抨击。甚至有人主张靳辅干的都是无用功，需要拆掉重来。当时有人形容说：这些抨击比洪水还凶猛。康熙皇帝深知中国读书人自己动手一塌糊涂，却特别擅长用大道理挑剔别人毛病的特长，于是，派遣重臣前去了解情况。不久，调查报告到了皇帝手上。其中谈到，工程“多有不坚固、不合适之处”，提出对靳辅要从重治罪，他应该负责赔偿部分工程造价。靳辅不服，上疏抗辩，认为整个工程已经完成十之八九，只要稍加努力，黄河即可顺畅入海。康熙皇帝无法知道究竟，只好下令将靳辅革职，但要戴罪督修水毁工程。皇帝很大度，没有让靳辅赔偿那些损失。

半年后，靳辅报告治理工程已经基本告一段落。若要根治，还需下更大力气。皇帝遂下令恢复靳辅河道总督的职务。第二年，康熙皇帝决定亲自到黄河边上去走一圈，看看这治河工程到底进行得怎样了。据说，他在黄河大坝上见到靳辅时，几乎没有认出来，只见这位总督面容黢黑憔悴，手上满是龟裂和老茧。皇帝很感动，也很激动。巡视中，他欣然命笔，题诗一首，赏赐给靳辅，以表彰他的辛劳与心血。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皇帝这次不辞辛苦的巡视，竟给靳辅带来了无边的噩梦。从整体上看，在对文化知识的钻研学习上，康熙皇帝可能是中国所有皇帝中最勤奋、最虚心、最聪慧的一位。有资料显示，为了治理黄河，他不光是选派官员、在行政与财政上予以支持，还自己阅读了大量治河方面的著作，研究各种治河工程图纸，并不厌其详地和各种人探讨治河方法。离开黄河岸边之后，皇帝心中一直萦绕着一个念头。他认为，按照眼下的方式治理，只是治标而没有治本，距离一劳永逸相差太远。他开始犯一个真正的错误。在许多聪明能干、屡屡获得成功又兼位高权重的人物那里，我们时常会看到类似的错误。在黄河大坝上匆匆走了一圈之后，康熙皇帝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

皇帝认为，只要能够将黄河上游的来水和下游的淤积水顺畅地排出去，问题就可以彻底解决。皇帝想到的根本解决方案是开挖海口。就是把黄河入海口处向下挖，挖出一条排水通道，使黄河、淮河淤水能够顺利排出。正在此时，皇帝派去考察黄河工程的一位重臣，回到北京，在向皇帝汇报时，这位和皇帝一样在黄河岸边走马观花的大员居然提出了和皇帝一模一样的解决方案。由此，康熙皇帝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当即下令由安徽按察使于成龙负责落实这一方案，责成靳辅给予支持，不得有误云云。

命令下达后，靳辅和于成龙相继上疏，形成了完全相反的两派意见。

根据多年治河经验和实地勘测，靳辅认为，海口之处千万不可轻率深挖。因为，如今的黄泛区呈现大锅底状，地势比海平面低得多，若将入海口挖深，不但排不出去泛区淤水，还将引起海水倒灌，实有可能形成不可测之巨祸。靳辅认为，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筑堤束水，以敌海潮。

那于成龙则主张：应该坚决执行皇帝的决策，尽快开浚海口。

当时，敢于开口说话的大多数官员都赞成靳辅的主张。毕竟是靳辅而不是于成龙在黄河大坝上奔波了近十年。皇帝不以为然，表示应该按照于成龙的意见办，先开挖再说，并立即派遣官员进行实地勘测，准备施工。不久，派去的官员写回报告说，当地百姓都认为这海口挖不得。结果，原来就反对开挖海口的朝中重臣们纷纷表示不宜轻动。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于成龙升任直隶巡抚。康熙皇帝似乎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不料，三个月后，派去勘测海口的两位官员突然以回奏失实的罪名被撤职。原因是，原任江苏巡抚的汤斌被晋升为礼部尚书，他以前对开挖海口持反对态度，如今，他认为开挖是对的。而且，据他向皇帝报告说，自己曾经把这个转变后的态度向那两位官员讲过，而他们没有向皇帝汇报。汤斌是康熙一朝极为著名的理学名臣，为人清廉正派，是一个真正的清官，在当时和后世口碑极佳。他的态度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至今还是个谜团。

康熙皇帝的怒火被点燃了。在他的感受中，事情变得很复杂、很严重。于是，他按捺住怒火，再次询问朝中重臣们的意见，结果，没有任何人敢于坚持自己的看法，大家一致赞成开浚海口。康熙皇帝立即下发内币——皇帝的私房钱二十万两白银，命令一个叫孙在丰的官员负责这一工程。此时，皇帝已经开始怀疑靳辅之所以如此固执己见、抗旨不遵，其背后，可能是别有隐情。

几天后，工部呈递报告，弹劾靳辅治河九年，花钱无数，至今尚未成功，要求皇帝严加惩处。康熙说：河工重大，不可因一时不能成功就轻下结论，看他一两年再说。对此，大学士明珠立即表示赞同。另外一位大学士余国柱也不赞成轻易处分靳辅。他们没有想到，这种态度更加重了皇帝的怀疑。

半年后，孙在丰再次勘测后，要求靳辅关闭所有减水坝，以便开工疏浚海口。靳辅坚决反对，他认为若强行这样做，可能会导致黄河大坝决堤。当时，靳辅恰好正在北京，皇帝当着众臣的面，要求他将上游闸坝全部关闭，靳辅只好同意。此后，陆续出现了许多问题，人们议论纷纷，致使海口疏浚工程一直无法进行。

康熙二十七年正月，以“直声震天下”的监察御史郭琇弹劾靳辅。皇帝突然当场问他：“弹劾的奏疏中有没有涉及阻挠河务的廷臣？”一时间，举朝震惊。随后，皇帝更放出狠话：“当年，我能收拾鳌拜之流，如今，若有败乱国政者，我绝不轻饶。”显然，在皇帝看来，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治河，而是严重得多的政治问题。

不久，御史郭琇再上奏章，将矛头直指当朝重臣大学士明珠、余国柱等人。他列举了八条罪状，指明珠等人把持朝政、结党营私、贪赃枉法；而靳辅和他们关系密切，每年治河经费，大部分被他们私下分肥；所用官员，多数是他们的私人，所以极力包庇。郭琇说：皇上圣明，定可洞察靳辅屡屡抗拒明诏，不是没有背景的！奏章一出，朝野震惊异常。第二天，康熙皇帝发表长篇训谕，历数朝中十数年积重难返之弊端，下令革除明珠、余国柱等数位大学士职衔，将被视为明珠一党的六部尚书一律撤职查办。他要求所有官员洗涤肺肠，痛改前非。随即，罢免查处了一大批贪劣官员。这是康熙朝最大的政潮之一。

一个月后，他命令靳辅和于成龙就黄河治理中的诸问题再次辩论。靳辅坚持自己的看法，不肯随波逐流。而朝中大臣已经知道了皇帝的明确意向，没有任何人敢于支持靳辅，大家一边倒地抨击靳辅，使他空前孤立。就此，靳辅终于第二次被撤职。此后，始终没有查出靳辅与明珠等人相互勾结，贪污河银的证据，因此，没有从重治罪，遂成为一个历史疑案。

靳辅被撤职以后，黄河治理变得更加复杂。于成龙等一大批官员逢迎皇帝的意思，建议皇帝将靳辅所做的一切工程全部报废，重新来过。康熙皇帝这时变得很理性，他了解了一些情况后，知道靳辅的工作不能全盘否定，令那些基本不知河工为何物，却特别胆大、特别敢于侃侃而谈的官员闭上了嘴。然后，他再一次派遣一批高级官员前去调查靳辅的工作。几个月后，这批官员写回报告，高度评价靳辅的治河成就。就此，黄河治理一波三折，除了靳辅，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于是，康熙皇帝决定南巡，再去亲自看一看，那黄河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知道，这次南巡，发生在康熙二十八年春天。此时，除噶尔丹之外，国家已经大体和平安定，经济社会在迅速恢复。为此，许多百姓从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地以外，携带着自己家里出产的酒食果菜，赶来请皇帝品尝。康熙皇帝受到了沿途人民相当真诚的欢迎与爱戴。

先期前来巡视疏浚海口工程的于成龙，向皇帝报告说：前往工地的水路和旱路艰险难行，而且没有住宿的地方，工程如今进展顺利，建议皇帝这次就不必去看了。据说，皇帝只是默默点了点头，什么话都没说，也没有坚持要去。他大约很清楚，这是帝国官场避免尴尬的惯用机巧。必定是那个工程效果很糟，否则，他们决不会在皇帝面前失去那宝贵的露脸机会，他若坚持前去，君臣大家的脸上就势必会都很难看。

此后，康熙皇帝再也没有提起过疏浚海口的这个钦定工程，却在后来公开否定了这个做法。在巡视过程中，他曾经一再赞扬靳辅治理黄河的成就。在内心深处，他对那位倔强的治河能臣大约已经充满了愧疚。

回到北京后，康熙皇帝立即向群臣宣布：这次巡视黄河，所到之处，人们念念不忘地称颂靳辅，他实心实意地做事情，我们以前对他的处理是错误的。现在，要恢复他的一切职衔待遇，以原来的级别按退休老干部处理。康熙到底是康熙，他的胸怀应该是他在后世受到特殊尊敬的重要原因。直到今天，有众多学者认为，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康熙皇帝玄烨的品格乃最高者之一。从靳辅的例子中，或许可以看出这样说的部分理由，姑且存疑。

康熙二十九年，他筹划了全歼噶尔丹的乌兰布通大战；第二年，他举行了意义深远的多伦会盟。与此同时，大雨频降，黄河不断传来险情。而靳辅之后的继任者们不但没有在靳辅打下的基础上做得更好，反而靳辅已经做好的许多工程，也因为疏于管理而频频出险。康熙皇帝决定再一次请靳辅出山。

此时的靳辅已经年届七十，两次被撤职查办令他深受伤害。他告诉皇帝，自己太老啦，干不动了，请求皇帝另选贤能，免得耽误河工大事。康熙皇帝说，除了你，别人我无法放心。我用你的心，不用你的力。靳辅毅然领命，再次登上黄河大坝。当年十一月，老先生病逝在工作岗位上。临死前，他唯一的请求是：为那些受自己牵连的官员平反。

多年以后，康熙皇帝每每想起靳辅，都会感慨万千，并一再追封他的官衔。从此，他再也没能找到一位像靳辅那样的河道总督。

历史老人仿佛特别喜欢恶作剧一样。靳辅病逝在河道总督任上几年之后，又一位河道总督也和他一样病死在那儿，而这位后来者，偏偏就是当年处处与靳辅对着干的于成龙。

康熙一朝有两个于成龙，都极有名。前一个老于成龙被康熙称赞为天下第一清官，在历史上颇受好评。老于成龙担任直隶巡抚时，小于成龙是他手下的通州知州，不久，老于成龙调升两江总督时，向康熙皇帝推荐小于成龙可以大用。后来，老于成龙去世，康熙皇帝深为惋惜，突然想起了那个受过推荐的小于成龙，于是，就把他也陆续提拔成了直隶巡抚。前后两任都叫一个名字，前任还推荐过后任，一时传为佳话。

小于成龙本来不懂黄河治理，为了迎合皇帝，便拼命反对靳辅，一力主张疏浚海口，甚至暗中嘱托漕运总督慕天颜为靳辅栽赃。没想到，靳辅死后，自己竟被皇帝选为河道总督。他既不懂治河，也大体没有兴趣治河，如今只能打起精神走上那黄河大坝。结果，在总河任上的表现让皇帝很不开心，最后，终于在群臣面前让他出了一次很大的洋相——

当时，皇帝和他谈论治河问题，二人谈得特别不投机。皇帝就问他：“以前你说减水坝宜关不宜开，现在你还这样看吗？”于成龙回答：“以前我妄言宜关，现在看来，实在是错的。”皇帝又问：“你说靳辅白白浪费国家资财，并没有真正治河，现在怎么看？”于成龙回答说：“我现在都是按照靳辅的做法在做。”

皇帝提高声音喝问道：“就是说，你过去说的是错的，靳辅做的是对的，为什么不明明白白说出来？你诬陷排挤别人的时候很容易，轮到你来做河道总督就什么都难，这不是明摆着吗？”康熙皇帝越说越气，他指着于成龙对群臣说：这个人曾经对我说，他没有见到靳辅在河堤上植树，我南巡时，指着那些柳树问他，那是什么？他答不上来。他告诉我靳辅放水淹民田，我问他在哪里？他又说不是亲眼所见。皇帝越说越激动，劈头盖脸地一通臭数落，令于成龙羞愧得无地自容。群臣认为于成龙“怀私妄奏”，纷纷要求将他撤职查办。康熙皇帝网开一面，命令以革职留任，以观后效。

于成龙懊恼万分，除了努力做出个样子之外，实在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无奈，他是真的不懂治河，按下了葫芦起来瓢。康熙三十九年春天，眼看着雨季就要到了，正当万般无奈的康熙皇帝下决心要撤换他时，一封遗疏送到了皇帝的案头——于成龙在河道总督任上病逝。就这样，一个原本很能干的帝国重臣，稀里糊涂地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历史坏名声。

从史书记载上看，康熙皇帝六次南巡，每一次都与黄河治理密切相关。面对这条浊浪排空的大河，他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深深知道，自己一跺脚，九州大地都会颤抖，唯独这条大河不买他的账，他时刻都在小心翼翼地伺候着这条喜怒无常的河。一般说来，在中国历史上，当一个皇帝能够这样面对这条河时，就是中国人的绝大福气。因为，这种情形至少说明，这位皇帝还存着一份敬畏之心。只要如此，这个皇帝就大体不会坏得出格。我们也就大体可以知道他在治理这个国家时的基本情形了。

后来，他那个被称为乾隆皇帝的孙子，也曾经多次下江南。他的名义也是视察黄河。在历史记载中，我们能够知道，实际情形完全不是这样，他那吃喝嫖赌式的下江南和他的爷爷康熙皇帝基本是两回事儿。对此，历史已有定论。从中可以知道，不管一个人曾经有多大权力，也不管他以为自己多么聪明，历史不是那么容易被糊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