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康熙皇帝的极端手段，纳兰性德的传奇人生

大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九日，未满八周岁的玄烨在聆听了父亲的遗诏后，宣誓“恪遵遗诏”，继位为皇帝。当时，他可能根本没听懂遗诏里说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在那份遗诏里面，顺治皇帝历数了自己十四条罪过，譬如，不遵守祖制，接受汉族文化习俗，过分亲近汉族官员，导致满族官员没有心思做事等等，实际上等于用皇帝的口吻将他所做的一切全部否定了。

这份遗诏从皇帝临死到最后定稿，中间经过了大约十多个小时。因此，有理由将其看成是孝庄皇太后和满洲亲贵们的意志，而非出自福临的本心。

七年后，康熙七年正月，已经亲政半年的康熙皇帝为父亲建“孝陵神功圣德碑”，在很大程度上，将顺治遗诏中对自己的批判翻转了过来。如顺治在世时，苦读经史，广泛涉猎诸子百家，大量选拔汉族人才，视满汉如一体，遇文武无轻重等等，过去一股脑的罪过，如今全部变成功德，并且成为康熙皇帝执政的基本国策。此时的康熙或许已经很清楚地知道，要想治理好这个以汉族为主要成分的庞大国家，未来的自己，将要在这里汲取很多东西，并且会比自己父亲走得远得多。

事实上，形势使然，他们肯定都有各自的理由。我们只能说，在一种诡异的政治机制下，这种颠三倒四已经应该被看成是题中应有之义。

康熙继位时，满汉关系十分紧张。入主中原十八年的大清朝，基本算是站稳了脚跟。但扬州、嘉定、江阴、湘潭等一系列屠城事件，不可能不留下长久的伤痛，薙发、圈地、逃人、投充之类更是恶名昭著。顺治十四年发生的江南科场案，顺治十五年发生的奏销案，顺治十八年发生的哭庙案和康熙二年发生的庄廷鑨《明史》案，无不令人谈而色变，使那一时期变成了一个真正血腥的时代。

收拾江山不易，收拾人心更难。而人心恰是这江山的根基，没有人心支撑的江山，将恍如悬在半空摇摇欲坠的庞然大物，没有人知道那大家伙会在什么时间轰然砸下。

康熙亲政时，同一职级的满汉官员，满族官员的级别高于汉官。譬如，满族尚书、左都御史为一品，汉族尚书、左都御史则只有二品；满族大学士为一品，汉族大学士只有五品。其他职位也全部如此。当时，同样是尚书，汉官见到满官时，需行跪拜大礼。稍早一点的观察家甚至记载说：满洲八旗的低级官吏甚或兵卒，时常会在不高兴时，用马鞭抽打高级别的汉族官员，或是饱以老拳。

康熙八年，将鳌拜打翻在地之后，康熙皇帝大权在握，立即下令将满汉官员品级拉平。他大力宣扬满汉一体，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也开始选拔汉族官员出任封疆大吏。他多次表示，自己任用官吏，只看是否贤能，不论是满是汉。吴三桂发起三藩之乱时，以为大清朝已经没有人可以和自己抗衡，谁知，康熙皇帝所任用的一批汉族军政官员，却在平息叛乱中发挥了极大作用，这显然得益于他亲政后这种一以贯之的态度和政策。

康熙十七年，平息三藩之乱的战争刚刚有了一点转机，康熙皇帝便又举重若轻地做了一件大事——这就是开博学鸿儒科，网罗天下贤才。这是在清朝历史上极其著名的一次大手笔运作，不但大面积化解了社会矛盾和敌对情绪，而且将全国富有影响的学者几乎一网打尽，导致文运昌盛，人才辈出，成为我国数千年历史上的一大美谈与盛事。若没有对社会心理深邃的洞察能力、没有偌大的心胸格局与才干，恐怕是断然难以做到的。

这博学鸿儒科算是康熙皇帝首创的一个玩意儿。

本来，科举考试中没有这么一个名目。大唐盛世中，唐明皇李隆基在开元年间曾经开创了一个“博学宏词科”，就是在已经考中进士的人里面，再考选才学更高的一批人的意思。后来，因为难度太大，虽然一直在延续，却没有很普及。如今，康熙皇帝想出这么一个“博学鸿儒科”来，虽然只有一音两字之差，意思可是大不相同。“宏词”变成“鸿儒”，意思就完全变成两回事儿了。鸿儒者，硕德饱学之大儒也，是学问之集大成从而有很高成就者，可不是一般咬文嚼字的酸秀才。《陋室铭》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鸿儒现身，是可以蓬荜生辉的。俗话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于是，一时间，能被推荐参加这场考试本身，已经成了读书人极大的荣耀，何况是皇帝亲自主持考选。康熙皇帝一眼看透了中国文人士大夫们心里想的那点事儿，从而设了这样一个局，真是够难为他的。

在为此发布的文告中，康熙皇帝认为：自古一代之兴盛，必定需要天下贤才振兴文化、共襄盛举方可达成。因此，他下令，全国官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可以举荐人才，只要品学兼优、学识卓越，不管是否已经做官，都可以在推荐之列，皇帝将亲自考试录用。随后，一场在全国范围内搜求荐举人才的运动轰轰烈烈地扩展开来。

当时，大清立足中国已经三十多年，尽管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但大明遗民的亡国之痛、士子气节、种族成见和对大清入关后暴政的不齿，仍然在心底里发生着作用。因此，在荐举名单中，那些声望素著、影响巨大的超一流人物，如顾炎武、黄宗羲、傅山等人便成了一个大麻烦。地方官拿着征举诏书来到顾炎武家里时，六十五岁的顾炎武表示，他宁死也不会应召，如果一定要强迫的话，则唯有一死而已。地方官无可奈何，只能作罢。黄宗羲也一样，对来动员他的官员说，若要相逼，自己可以自杀。

关中名儒李颙（yōng）和山西大儒傅山的遭遇很好玩。

以前，朝廷曾经征召他们入朝做官，被他们以身体不好或者病重为由拒绝了。这次，地方官可能是太想表现一下自己实心任事的精神了，于是，就把这些真正的鸿儒包裹起来，强行用床抬着他们前去参加皇帝的考试。李颙被抬到省城后，一连绝食六天，地方官慌了，害怕把喜事变成丧事，只好又把他抬回去。后来，康熙皇帝到西安要见他，他托病不见。搞得皇帝好生无趣，悻悻然的康熙居然写了一块匾额送给他，上面大书四个字，曰：“志操高洁”。就凭这一手，康熙还真是不简单。傅山则是另外一个路数：被抬到北京城外时，他赖在轿子里死活不肯进城，大哭大闹，城里的王公大臣们慕名前来看他，他就装傻充愣，彻底将喜剧变成闹剧，看上去实在有失体统，康熙无计可施，于是也原样把他抬了回去。

这是一种象征，象征着对天下人的善意，这种态度时常可以换取巨大的回报，想必康熙心里算得很清楚：中国文化是一种等级顺从文化，一般不大会培养出天生不识好歹的人，对抗的升级常常在官府举措失当之后发生。推测起来，他必定坚信：自己释放出去的善意不会落空。若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令人很难想象他如何能够长期坚持这种做法。

最后，一百七十余人的荐举名单上，有一百五十四人来到北京。皇帝很体贴，告诉他们说，时令已经十一月，“冬日晷短，难于属文，弗获展厥蕴抱”——冬天到了，昼短夜长，不是做文章的好时候，难以显现出大家的满腹才学。大家可以在北京充分准备一下，来年天气暖和了再说。然后，命令有关部门安置好他们的食宿，每人每月发给颇为优厚的补贴，使大家不必为衣食发愁。

第二年，康熙十八年三月初一日，正是北京春暖花开的时节。大家被召进紫禁城，来到体仁阁，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事情偏偏还没完，大家入座后，皇帝并不急于考试，而是大摆宴席，让大家吃好喝好，还好言好语地忽悠大家说，本来知道诸位才气纵横，不需要考试就可以为国家效力，但出于对大家的敬重，还是给大家一个显示才学的机会。

考试题目按照当时的标准看，实在是简单得不像话，叫《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简单说就是写一篇散文、作一首诗。皇帝所派的读卷官，若用今天的语言描述，真的是超级豪华阵容：皇帝本人，三位大学士，再加上一位翰林院掌院学士。最后，在一百五十四人中，录取了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这些人全部进入翰林院，已经有官职的授侍读侍讲，曾经中过进士的授为编修，布衣生员以上授检讨，让他们全部参与修撰《明史》。当时，这些人里面，有不少名气很大，迫于官府的压力，不得不来应付一下。因此，有人写诗时故意不合辙押韵，甚至读不通，有人竟敢在诗文中写上犯忌的字样，还有人卷子没有答完，只写了一首诗便草草交卷等等。这些人全部被康熙皇帝录取，并授以官职。到了北京而不肯参加考试的如傅山、杜越等人，授予官职后放他们回家。有人接受官职之后，再找理由要求走的，同样予以批准。

康熙皇帝玩的这一手，看起来又像开玩笑似的，显得很不正经。然细细品味起来，真是厉害无比，其四两拨千斤之功效很快就在现实政治中显现出来。孟森先生指出：后来，就在这些人中，出现了一大批“理学、政治、考据、辞章、品行、事功，多有笼罩一代者”。意思是说，在康熙皇帝所选拔的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成了当时社会生活中几个最重要领域里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因此，孟森教授才会如此评论说：这是康熙皇帝定天下之大计也。这是一种大聪明，用来对付中国文化人的小聪明，应该是足够了。若情商和智商不够的话，可能想学都学不来。

就这样，康熙赢了。他不光赢得了读书人的心，还赢得了天下人的心。人们意识到：这位皇帝是真的想治理好国家。遥想当年，这十五岁的康熙小皇帝恶作剧一般扳倒了鳌拜；如今，又轻喜剧一样就把天下最富有号召力的一群持不同政见者收拢到了自己一方。从一般人的心理判断，他们即便心里不高兴，也很难鼓起劲头再去和康熙作对；即便能够鼓起劲头去和康熙作对，他们能够号召多少人跟着走也大成疑问。因为，皇帝请你来帮助他治理国家，你不愿意，那么，你还能用什么理由来号召大家反对他呢？仅仅以种族为号召吗？这恐怕会让人觉得偏狭了一些，很难唤起人们的共鸣。后来，雍正时代的著名文字狱“曾静案”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康熙皇帝的做法，已经颇有点“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意思了。

此后，坚冰出现了明显解冻的迹象。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弟子，在经史方面名气极大。他和老师一样，誓死不与清朝合作。被列入荐举名单之后，他坚辞不就，地方官拿他毫无办法。如今，一大批远远不如他的人被皇帝请进翰林院，还要让他们修明史，这使万斯同痛苦万分，因为，修明史是他的终身梦想。他十分恐惧，害怕这帮家伙糟蹋了这个机会。终于，黄宗羲同意他以布衣身份参与修撰明史。当时，有关方面负责官员见这位刀架到脖子上都请不动的万斯同，居然肯大驾光临，高兴得差点晕过去，康熙皇帝也立即授予他翰林院撰修官之职。他坚决拒绝，声明自己不入史馆，不受官衔，不取俸禄，只以布衣之身参与明史修撰。若干年以后，这位可敬的大学者就是在这种工作状态中去世的。

把弟子送到北京之后一年，黄宗羲再一次派人前往北京。这一次，他派去的是自己的儿子黄百家。不仅于此，这位中国晚明前清时代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还在自己的著作中，赞扬康熙皇帝是“圣天子”。而正是这位黄宗羲，根本不在乎以死相威胁，在著名抗清诗人张煌言兵败被处死后，为他撰写墓志铭，其中，就有千古名句“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在那个风雨如磐的时代里，在数千年其媚入骨的孔孟之道说教中，又是他，率先喊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最大的祸害就是帝王政治！

如今，面对康熙皇帝，黄宗羲甚至希望自己的同志们一起来赞助国家的文化事业。假如康熙不是做得足够出色，大约很难令黄宗羲有这样的表示。

另外一位和黄宗羲同属超一流大家的顾炎武，一生以反清复明为己任，到处奔走，联络抗清志士。如今，态度变得日益温和，从视大清政权如寇仇，到开始关心整个国家和政府的发展与治理。康熙皇帝玄烨所做的一切，显然在其中发生了重大影响。

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点是，康熙皇帝在做这些事情时，前方平息三藩之乱的战争正在打得死去活来。一场血肉横飞、意义重大的战争和一次重大而意味深长的文化盛事，居然让康熙收发自如的同时做得有声有色。

恶名昭著的大文字狱“庄廷鑨《明史》案”发生时，康熙皇帝只有十岁。这件事情给当时的学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至于修撰明史时，大家都很害怕因文字得罪。为此，康熙皇帝多次发表谈话，要求一切从史实出发，“唯从公论耳”。有些话，他说得坦率而明智：“明史不可不成，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如果轻率地论断是非，后世自有公论，肯定要归罪于我，我不怕当时，但怕后人。我之所以不重文章而重良心，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清圣祖实录》卷二一八）

今天我们看到的《明史》，完成于康熙晚年，经过后来雍正与乾隆大兴文字狱的黑暗时代，在二十四史中，这部《明史》仍然被认为是一部良史，其中，康熙皇帝功不可没。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人物中，会说漂亮话的数不胜数，而从心里害怕后世公论、能够把事情做得像康熙这么漂亮的，真的找不出来几个。

在经济政策上，康熙十分开明。扳倒鳌拜自己执政之后，他首先做的几件事情之一，就是将京畿地区一千八百多万亩土地无偿分给没有田地的农民；对新开垦或复垦土地征收赋税的年限也一再放宽，达到六年以上；有些地方甚至永不征赋，并对耕种者预借耕牛、种子、农具；开垦出来的田地面积并不清丈，全凭自己申报；到康熙后期，全国耕地面积已经从明朝后期的四五亿亩，增加到了七亿多亩。有统计数字显示，康熙年间，先后在全国各地豁免税粮、丁银、积欠赋税五百四十五次，总数可能远远超过了几亿两白银以上。

这种情形，势必会令百姓的经济状况大幅度好转。康熙很明白，他娴熟地应用古代圣贤的教导来解释自己的作为：“民为邦本，要把体恤他们放在第一位；政在养民，不要用赋税搜刮他们是最要紧的。百姓富足了，国家自然富足，我当皇帝的怎么会不富足？政府的好处不给老百姓，那准备给谁呢？”

说实话，中国历史上，懂得这个道理的政治家并不少，而照着去做的却实在是太少啦。

把猪养肥养大了之后再杀，是大家都懂的道理。帝国的皇帝和官员们从来都不弱智，问题在于，皇帝也是人，人所具有的欲望他都有，人所不敢有的欲望，他也可以有。这是瘦猪小猪也要杀的基本原因。官员们则更是如此，他们的欲望同样比普通人强烈许多，他们需要政绩，需要更高的位子与权力，于是，也就有太多的理由需要钱，需要把钱弄到手的理由与机会。他们任期有限，更高的位子与权力是许多人都在热切憧憬和向往着的。而这头猪不是他的，早杀早出政绩，早杀早得实惠，他有一千个理由问自己：为什么还不动手？养肥养大之后，说不定就轮不到自己杀，而要便宜别人了。

康熙皇帝本人和他所推行的政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令此种景象大为缓解。这应该是他收拾河山与人心取得成功，并进而赢得自己历史地位的重要原因。

康熙二十三年初冬时节，康熙皇帝南巡，视察黄河治理情况。在江宁——今天的南京，他先是派遣官员祭奠明太祖朱元璋，随后，他自己又亲自来到明孝陵前，向这位前朝开国皇帝致敬。当时，他向朱元璋行的是最高级别的三跪九叩首大礼，并在宝城前行三奠酒。这个举动，释放出了一个很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希望消除满汉仇恨，实现民族和解。应该说，尽管这一做法带有很强的政治用心，但表现出来的的确是一种善意。那些思明仇清的大明遗民，在胜利者的这种举动中可能会备感心酸和惆怅。

回北京路过山东时，康熙皇帝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又大张旗鼓地直奔曲阜，跑到孔老夫子的故乡，来对这位汉族人心目中的第一大圣人表达自己的敬意。

十一月十八日一大早，他排开全副仪仗，自曲阜南门，直趋孔庙。在奎女阁前步行至大成殿，然后，趴在孔子像前，又是三跪九叩首大礼。一时间，乐舞大作，汉族官员与大明遗民感动得锥心刺骨、涕泗滂沱。

在孔府，康熙皇帝和孔圣人的后裔亲切交谈，听他们讲解儒家经典——尽管那些人生格言式的东西，康熙皇帝自己早就可以倒背如流——但他还是很专注、很谦虚地聆听着。然后，勉励他们继承和发扬先圣的光荣传统，将其世世代代发扬光大。最后，皇帝挥毫为孔庙留下题词，曰：“万世师表”，至今悬挂于孔庙之大成殿中。

可能就是在康熙皇帝隆重跪拜在孔老夫子像前的那一刻起，一个“有道明君”、“一代令主”的形象，终于被他成功地树立在了中国人的心目中。从此，康熙皇帝再也不是气运不过百年的夷狄之君了。在潜移默化中，人们认为——可能连他们自己都没有觉察到——如今的大清帝国已经变成了华夏正统。于不知不觉之中，康熙皇帝从心理上征服了这个庞大的民族。如果说中国人特别自作聪明，特别喜欢玩“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套鬼把戏的话，在这块土地上，千百年来，还没有哪一位汉族同胞比玄烨玩得更精彩、更漂亮，能够让他的对手们如此心悦诚服地给他做奴才，并至今发自内心地对他赞不绝口、颂扬备至。

透过明孝陵前和孔庙中人们的婆娑泪眼，康熙皇帝可能找到了治理这个国家的灵丹妙药，从此，他越发娴熟地使用着这些技巧。在他治下的人们，则幸福地沐浴着圣人和圣君的阳光雨露茁壮成长，直到鸦片战争开始。

上天仿佛成心要为康熙皇帝的政治行为艺术做出注释一般，在玄烨尽情挥洒着自己政治技巧与才华的同一时刻，北京城上空又冉冉升起了一颗璀璨夺目的词文艺术明星。这颗明星的光辉如此耀眼，不但令他的父亲——大清朝第一重臣明珠黯淡无光，就是与政治明星康熙皇帝的光彩相比较，其辉煌灿烂也丝毫不遑多让。于是，在大清朝的天空中，形成了政治和艺术领域里堪称两绝的双子星座，其光芒足以辉映千古。这颗艺术明珠，就是帝国武英殿大学士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实事求是地说，假如不是因为正宗的皇家血统，使玄烨成了康熙皇帝的话，他的人生事业可能会远远不如纳兰性德。

按照中国人的算法，纳兰性德和玄烨在同一年出生在同一座城市。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巳时即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之间，康熙皇帝玄烨出生在北京紫禁城景阳宫里，他的母亲佟妃属于最早投奔努尔哈赤的汉族佟氏家族，是故，玄烨身上有部分汉人血统。这年年底，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纳兰性德出生在北京一个皇宫侍卫的家里。按照公历纪年，玄烨生在公元1654年5月4日，纳兰性德则生于1655年1月19日。

纳兰性德的身世十分特殊。因为，他的身上流淌着一半大清爱新觉罗正宗皇家血统，还有一半流淌的则是皇家仇敌的血统。

纳兰性德的父亲明珠，出身于大清皇室爱新觉罗家族的死敌叶赫纳喇氏。他的祖父就是坚定对抗努尔哈赤的叶赫部酋长金台吉，在与努尔哈赤的殊死战中，兵败自焚未死，被努尔哈赤下令用弓弦绞死。也许因为皇太极的母亲孟古格格是这位金台吉堂妹的关系，于是，他的后代便被努尔哈赤交给皇太极“恩养”。当时，皇太极统领正白旗，后来继位为汗后，正白旗旗色改为正黄旗，这可能是正黄旗中出身叶赫部落的人特别多的原因，包括明珠。因此，按照当时的汉文译名，明珠应该叫纳喇明珠，纳兰性德也应该叫纳喇性德。可能是接受汉族文化的缘故，纳喇显得土里土气，而纳兰，虽然只是一音之差，却立即变得兰香满口，读来顿觉铿锵，显得高雅而不流俗套。

纳兰性德的母亲则是更加大名鼎鼎的阿济格的女儿，是努尔哈赤正宗的孙女。算起来，纳兰性德和玄烨是堂姑表兄弟。

明珠大约是在顺治十一年前后结的婚。那时，他家的世职由他哥哥袭任，他只能自己出来闯前程，于是，成了顺治皇帝的宫廷侍卫。结婚时，他的妻子更倒霉——两年前，随着叔叔多尔衮去世，她的父亲阿济格在剧烈的政治斗争中被控告图谋不轨，抄家入狱，并被革除宗籍，他的家庭不再被承认属于皇族，不久在监狱里被处死。这位皇家格格也就变得十分破落寒酸，好在她嫁了一个极为聪明能干的丈夫，且婚后二人感情甚笃，纳兰性德就是他们夫妻恩爱的结晶。

史料中，对于明珠的记载很多，而对于纳兰性德母亲的记载很少，我们只看到了一则，还对她十分不利。史书记载说，明珠的这位夫人悍妒异常，在明珠位极人臣之后，她仍然不允许丈夫和家里的侍女交谈。有一次，夫妻二人聊天，明珠偶然提到家里一个婢女眼睛长得漂亮。第二天一早，明珠起床梳洗时，夫人命一个男仆将脸盆放在明珠面前，里面盛着的，是那位侍女的双眼。这段记载，出自大清宗室昭槤著名的《啸亭杂录》。昭槤是皇族成员，对大清上层的各种秘密了如指掌，他的这本书历来为史家所推重。假如这里记录的东西是真实的话，这位女士就太令人恐怖了。这样一个凶悍的妇人，居然能够养育出纳兰性德这样一颗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葩，也算得上是个异数。

我们很难想象，当时，满族只有几十万人口，他们走出游牧渔猎生活的时间很短，几十年前，刚刚借助蒙古文字母，创造出了满文。据懂这种文字的人说，那是一种很难进行复杂表达的文字。到玄烨和纳兰性德大放异彩的时刻，他们进入中原地区也才仅仅三十几年。什么样的机缘条件，竟能够培育出这样两位人物？真是一个有趣的文化史命题。

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

不知何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

——纳兰性德《采桑子》

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归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捣碎。还睡，还睡，解到醒来无味。

——纳兰性德《如梦令》

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

——纳兰性德《画堂春》

这样的词句，就是放到柳永、李清照的时代，也应是毫不逊色。一句“天为谁春？”想必能问得普天下文人骚客张嘴结舌、黯然神伤了。“银河亲挽，普天一洗。”仅仅八个字，胸襟、抱负、才情、灵性便直追李、苏。那深受三纲五常浸染的明清时代诗界词坛，在这八个字面前，变得灰头土脸，再无神气。

在《原诗》一文中，纳兰性德写道：“十年前之诗人皆唐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宋。近年来之诗人皆宋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唐……矮子观场，随人喜怒，而不知自有之面目，宁不悲哉！”寥寥几句，便道出了中国数千年文化的痼疾之所在，为千年少见的真知灼见，真乃千古之评也！读他的诗文，令人常感疑惑：这位满洲少年，怎么会有如此纵横洋溢、飞扬灵动的才气？

在康熙皇帝的博学鸿儒科中，一些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一流学者、诗人被网罗其中。陈维崧是著名东林党人、明末四公子之一陈慧贞的儿子，当时影响最大的词人，号称阳羡词派宗主，他的词为天下所传唱。朱彝尊是浙江秀水人，为浙西词派领袖，是极负盛名的学者诗人。严绳孙是明末刑部侍郎严一鹏的孙子，他在考试时借口眼睛有病，只写了一首诗，并且其中有的文句还不通。康熙皇帝特别指示：修明史不能没有此人，结果，以二等最后一名被录取。毛奇龄也是名声很响亮的人物，在答卷时大写女娲补天，康熙皇帝没有在政治上计较，将他取为二等。这是一些思念前明、仇视大清却又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视公侯权贵如粪土，偏偏全都是纳兰性德的挚友。他们当中，最大的比纳兰性德大三十多岁，最小的也比他大近二十岁，没有人拿纳兰性德当宰相公子，却全都表现出对这位忘年小友的真心喜爱。他们在一起诗酒唱和，光风霁月，其乐也融融。

在此期间，纳兰性德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做了一件很是令人称道的好事，就是帮助顺治年间遭受“科场案”迫害的著名读书人恢复自由。

科场案是清朝开国初期最著名的冤假错案之一，发生在顺治十四年。这一年，正值三年一次的乡试之年。当时，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在省里举行的叫乡试，中选者是举人。第二年在北京举行会试，中选者就是进士。顺治十四年江南乡试时，发榜之日，舆论大哗。不久，就传出两位主考官贪赃受贿、徇私舞弊的各种细节。以至于这两位考官离开南京时，众多学子追着他们乘坐的官船沿江唾骂，并用砖瓦石头抛打。丑闻传到北京后，顺治皇帝决心严厉惩处。本来，惩治贪官污吏是对的。可是，顺治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却想借此机会镇压江南的反清情绪，于是，惩罚行动迅速扩大化，演变为一场真正的冤假错案。

当时，两位主考官、十八位同考官全部被处死，家产充公，妻子籍没为奴。考生除了参与作弊者之外，许多被诬告的著名学者、才子，如桐城方拱乾、方孝标父子、兄弟、妻子一门和吴江吴兆骞等一百多人都被籍没家产，锒铛入狱，并被发配到当时令人谈而色变的极苦寒之地宁古塔。

这是先皇帝御定的钦案，是故，没有人敢为他们说话。二十多年过去，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陆续死在宁古塔。纳兰性德从他的那些汉族好朋友口中，知道了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于是开始设法营救。我们无法知道他都做了一些什么，但确实有人被陆续释放回来。《清史稿》中也记载了纳兰性德营救著名江南才子吴兆骞的事迹，可惜过于简略。当时，纳兰性德是康熙皇帝身边的侍卫，尽管康熙皇帝对他很看重，但仍属人微言轻。他很有可能是说服了自己的父亲，通过这位当朝重臣办成这件事。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纳兰性德出了一笔钱，将吴兆骞赎回来的。不管怎样，《清史稿》描述说：“士尤称之”——他的义举受到读书人广泛好评。

纳兰性德才华横溢，为人却极为谨慎，避而不谈世事、政事。他的忘年挚友严绳孙说他“惴惴有临履之忧”，意思大约是说他时常处于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状态之中。我们无法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会这样。按理说，他出身世家豪门，二十岁出头——康熙十四年就考中了进士，是满族人中少见的学识渊博、风华绝代人物，本来应该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才对，为什么他会如此忧伤抑郁？至今，这始终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团。

《清史稿》记载说，康熙皇帝对他很是青睐，从三等侍卫，很快将他提拔为一等侍卫，在他生病时，皇帝正在外地，专门派人回来命令御医给他看病，并要求随时将他的病情报告给皇帝。这种情形若发生在一般浮浪子弟身上，早就令他们得意忘形了。但，若如此，纳兰性德便不成其为纳兰性德了。

在纳兰性德的诗文中，一种深深的忧郁悲伤始终挥之不去，并时常流露出对官场生涯的厌倦、对人生的不平——

高才自古难通显。独憔悴，斯人不免；

失意每多如意少。须知道，福因才折；

丈夫未肯因人热，且乘闲，五湖料理，扁舟一叶……

有人从他诗词隐隐约约透露出来的信息中判断，他很可能有一位青梅竹马、彼此深深眷恋的爱人，却不幸按照满洲皇家的规矩，被选秀入宫了。更不幸的是，诗人每天的工作却是在皇宫中担任侍卫。这可能是他心情特别坏，又完全无法也不敢说出口的部分原因。

然而，从上面的词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便如此，这也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

在今天学者满口称颂的康熙盛世里，一位风华正茂的满洲贵胄少年，于膏粱锦绣、殿阁宫阙的包围下，每天出入于大清帝国最高门户之间，却发出如此多的不和谐之音。他似乎在提醒人们，浮华喧嚣的下面，尽有全然不同的另一面，诚所谓“太平有道莫轻题”。年轻的诗人已经看透了帝国政治的无奈，泡沫下面，方才是生活本来的源流呵。

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

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我自终宵成转侧，忍听湘弦重理。待结个他生知己。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残风里。清泪尽，纸灰起。

——纳兰性德《金缕曲》

就这样，仅仅三十一岁，纳兰性德就患病去世了。时为康熙二十五年五月三十（公元1685年7月1日）。他为他的时代增加了一道极为靓丽的异彩，为后世留下了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却也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疑惑和遗憾，让人为他难过为他感伤。

纳兰性德逝去，帝国文化昌明的时代似乎刚刚现出曙色，便匆匆黯淡下去。从此，越来越多的倾轧、争斗浮出水面，且渐趋凶狠，帝国官场的千年痼疾——贪官污吏日益活跃，围绕着太子名位，皇家与帝国决策层里翻云覆雨，终至在康熙皇帝手中酿出新的恶名昭著的文字狱。面对帝国深层次的制度缺陷，即便是康熙皇帝玄烨，也难免堕入其彀中而不自知……从此，帝国政治文化渐渐跌入雍正、乾隆主政后至为黑暗的时代。

为了收拾人心，重整河山，康熙皇帝将打击贪官污吏、澄清吏治当成自己施政的极其重要环节。他曾经说过：“我恨贪官污吏更甚于恨噶尔丹，要是澄清吏治能像收拾噶尔丹一样就好了。”他深知帝国政治以下事上为其根本，官员层层巴结必然导致层层腐败。因此，他对中央官与地方官一级级交往时馈送贿赂极为厌恶，曾经专门下令严禁，一经发现，官员立即撤职，经手人要处以死刑。

从整体上看，大清入主中原之前，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柄国政制度，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均实行八旗分治、分享、分立原则，众目睽睽之下，徇私舞弊变得很困难，加上努尔哈赤、皇太极的严于执法，因此，在大清早期，很少见到关于贪赃枉法的记载。大清入关之初，多尔衮认为，贪污受贿是败坏国家政治、人心的第一位因素，大明垮台，“罪莫大于此者”，因此，打击起来不遗余力，达到一经发现，就要处死示众的程度，受到广泛拥护。这是大清朝能够在备受贪官污吏荼毒的中原地区迅速站稳脚跟的重要原因之一。到康熙时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康熙处理起来难免投鼠忌器，有时显得异常艰辛。

康熙二十四年下半年，曾经揭出过一场震惊全国的大贪腐案。

五月，监察御史钱珏上疏皇帝，指出山西省火耗甚重，请严行禁止。康熙问他：“何以见得？”他回答：“去年山西最高地方长官听到有人谈论这个话题，就立刻下令禁止，但却连一个人都没有查处，由此可知，他是在巧为掩饰，阳奉阴违。”康熙没再说什么，但心中很不高兴。原因是，他知道山西官员不善者多，所以专门派了一批满族官员前去任职，穆尔赛担任巡抚。如今，就连他信得过的满族官员也有问题，他不胜叹息，为此，咨询了不止一个人。结果，所有被问到的人，都说那位穆尔赛口碑不好。于是，他决定要一查到底。

九月，他听取法纪部门的人汇报关于穆尔赛案件的进展情况，发现所有的人都在回避实质性问题，处理意见也不痛不痒，遂命令带头揭发的那个监察御史钱珏，公开揭发事实。九天后，钱珏拿出了很扎实的材料。康熙皇帝大怒，把维护穆尔赛等人的几个满族重臣痛斥一番，下令将山西所有涉案贪官全部押解来京，严加审问。

当年十月，审问结果出来后，康熙皇帝命令将庇护穆尔赛的满族大学士降二级、满族部级干部降三级，命令他们继续穷追犯罪事实，倘若胆敢以“弥天之手”徇情包庇的话，将严惩不贷。

十一月，案件核实清楚后，皇帝下令，将巡抚（相当于省长）穆尔赛及其部下布政使（主管财政的副省长）纳鼐、按察使（主管司法的副省长）库尔康及知府、知县等十余人全部处死。一时间，举国人心大快，官场风气为之一振。

像这种贪腐案件，康熙皇帝一般处理得干净利索，并不拖泥带水。然而，还有一些情况，牵一发而动全身，则使他大伤脑筋。

康熙二十八年，纳兰性德死后三年，他的父亲明珠被弹劾，牵出一批高官。不久，湖北最高行政长官在贪污案件中，供认出了两位皇帝身边的中枢重臣曾经接受过他的贿赂。其中，一个是徐乾学，另一个是高士奇。

徐乾学在当时名气极大，他和他的两个弟弟徐元文、徐秉义三人连中进士，一门三进士是当时流传极广的盛世佳话。徐乾学学问渊博，是大清修撰《明史》的总裁官、《大清会典》和《大清一统志》的副总裁。他入值南书房，升内阁学士，是陪伴在皇帝身边读书并负责机要文秘工作的心腹重臣，他还是纳兰性德的老师。在随后的一些弹劾奏章中，揭发出这位帝国重臣本人和他家人许多贪赃受贿、横行乡里的不法情事，称得上是劣迹斑斑。当时，和明珠一起被扳倒的一位大学士，名叫余国柱，人称“余秦桧”，而这位徐乾学，则被称为“徐严嵩”。民间歌谣曰：去了余秦桧，来了徐严嵩。

然而，皇帝偏偏对他网开一面。原因是，这位徐乾学的舅舅是大名鼎鼎的当代大儒——誓死不肯和大清朝合作的顾炎武。皇帝正在大力推进满汉一体，大力争取汉族士大夫的合作。打骡子马也惊，打了徐乾学，会不会影响这一基本国策的效果，这使康熙皇帝颇费踌躇。此时，徐乾学斯文扫地，自知没有脸面出入朝堂，请求皇帝“放归田里”。康熙批准他以原级别退休，但要留在北京继续修撰那几部大书。

不料，监察官员们得理不让人，他们不依不饶，连连上疏，陆续揭发出徐乾学及其家人大量恶劣事实，弄得康熙皇帝毫无办法。虽然一再斥责甚至打压那些监察官员，无奈皇帝也无法命令这些人收回已经吐出嘴唇的话。最后，因为徐乾学的名声实在太坏，已经影响到了朝廷的形象，皇帝只能将他革去官职，逐出北京。即便如此，皇帝在他离京时，还手书匾额，曰“光焰万丈”赐给他。几年后，皇帝想想不对，下令仍然叫他回京来修书。这位名誉扫地的学者型大官僚，没能看到皇帝的恩眷就死掉了。

另外那位高士奇更是一个异数。此人博览群书，天资颇高，写得一手极漂亮的书法，但一直穷困潦倒，步行千里来到北京找机会，颇有点儿今天“北漂”的意思。不料，机会还真让他找到了，而且还是个天大的机会。当时，康熙皇帝正在如痴如醉地迷恋书法，对真、楷、行、草各体都下过很深的功夫，尤其喜欢米芾和董其昌的作品。皇帝曾经对身边的儒臣们表示：“治国之道首先推崇儒雅。”因此，他命令翰林院的官员们要把他们的诗赋辞章和书法作品随时送给他看。这还不算，皇帝命令翰林们要随时发现外面长于辞赋书法的人，把他们的作品也要送给自己。结果，高士奇被皇帝一眼相中，不但将他破格补为翰林，而且，直接让他入值南书房。这一步登天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鸡犬也跟着升天了。

高士奇成为皇帝的贴身机要近臣后，全力以赴，忽悠得皇帝对他特加宠爱，甚至说，“有了高士奇，我才找到了做学问的路径”，高士奇俨然成了帝王之师。于是，门庭若市，中央各大机关的龌龊官儿们纷纷奔走其门下。他则一会儿和这个结下亲家，一会儿和那个认了干亲，再不然就结拜为异姓兄弟。许多地方官员拜托他关照，馈送起来“成千累万”，中央部门官员则给他送“平安钱”，求他指点“真门路”。到最后，这厮居然和帝国最高监察长官合伙做起生意来。这位长官名叫王鸿绪，官居左都御史。他和高士奇两人合伙，在苏州、松江、淮安、扬州一带大发利市，生意经营得红红火火，达到了相当于今天几亿元的规模。有民间传唱的歌谣为证，词曰：“五方宝物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澹人。”那东海，指的是徐乾学，而这澹人，就是高士奇的字，他名士奇，字澹人。

这一回，事实俱在，皇帝也无法宽容。于是，罢了高士奇、王鸿绪等一帮子龌龊官员的官儿，让他们回家玩儿去。后来，皇帝南巡到杭州，还专门驾临高士奇的西溪山庄，赏赐给他一幅自己的书法作品。这个智商极高、品行不见得高的高级文化混混，在江南士林中不见得有什么崇高的影响，却有极广泛的交游。他从潦倒到发迹的过程，已经成为士林中的传奇。这可能是康熙给予他不同寻常宽容与厚爱的主要原因，因为，皇帝同样需要求才若渴、礼贤下士的传奇。

就这样，贪官污吏们前赴后继，雨后春笋般一茬接一茬地冒出地面，沐浴着帝国温暖的阳光雨露茁壮成长，生长得无比茂盛。康熙皇帝心知肚明，却也并没有采取什么特别的应对措施。他要笼络人心，却不知道杀贪官污吏最得人心；他要仁慈宽厚的名声，却不知道，在帝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政治家只能以霹雳手段，方能显菩萨心肠。他可能真的想为自己的人民做好事，却没有为深受贪官污吏之苦的人民解除这种痛苦，这些贪官污吏事实上已经成为帝国最为危险的敌人，康熙皇帝却以他具有特殊政治目的的所谓宽厚仁慈，庇护了一大批这样的敌人。在他执政后期，贪官污吏渐有泛滥的趋势，令他的儿子雍正皇帝不得不以“杀势”来制止这种趋势。这已经成为历史的定评。帝国政治因人而异之吊诡，真是举世无出其右者。

为此，康熙皇帝写了许多文章、文告、训谕，发表长篇谈话，苦口婆心地试图教化世道人心和那些贪婪的官员，从实际情况看，收效甚微。他自己克勤克俭，居住的宫殿里，一块地毯铺了近四十年，仍然不许更换；他吃穿用度之俭，可以列入帝国有史以来最节俭的帝王之列。他苦心发现了一批清廉正直的官员，在全国范围内大力表彰，将他们树立成官员典范，希望全国的官员能够在他们的感人事迹面前，感到羞愧，从而天良发现。这些官员如江苏巡抚汤斌、张伯行，两江总督于成龙、傅腊塔、张鹏翮，江宁知府陈鹏年，嘉定知县陆陇其等都是他先后大力表彰并树立的清官榜样。这些人确实优秀，在历史上也的确受到了长久的尊敬，但是，榜样的力量是有限的，只能在特定的共鸣与共振点上发生作用，离开了这些条件，他们甚至会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成为笑柄。何况，形格势禁之下，这些榜样本身就有着无穷的烦恼，譬如汤斌。

汤斌是康熙一朝最著名的清官，品行高尚，为官公正廉洁。他做江苏巡抚时，深受人民爱戴，后来被调到北京担任太子的老师。消息传出后，江苏人民扶老携幼哭成一片试图挽留他，皇命不可违，他只能去京城赴任。临行时，南京市人民罢市三天，人山人海地焚香送行。到北京后第二年，天大旱，一位中级官员上疏皇帝，指斥当朝重臣。皇帝命令群臣讨论此人的奏章。一位大学士说：“通篇胡言乱语，杀掉他就完了。”汤斌听说后，说道：“他是照皇帝的命令上书言事，怎么会有死罪？大臣不说，小臣说出来，我们难道不该反省吗？”结果，自然招致重臣们的痛恨。汤斌在江苏时，曾经发布过一篇文告，其中有“爱民有心，救民无术”字样。这些人认为这是在诽谤皇帝，遂向皇帝报告，并相继找出一些不是理由的理由，请皇帝降罪汤斌。皇帝倒是很明白汤斌的为人，下令不许。这时，重臣们在外面散布消息说，皇帝要重重处置汤斌。当时，汤斌正在生病，他扶病上朝，准备接受皇帝的处罚。《清史稿》记载说，“道路相传，闻者皆泣下”——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们，没有不哭泣的。当时，很多居住在北京的江苏人，聚集在一起，准备到皇宫前敲登闻鼓为他鸣冤。《清史稿》作者感叹说，假如不是因为康熙皇帝始终信任并重用汤斌的话，他不知要受到什么样不可测之祸呢。

就是这样一位广受爱戴的清官，死后，康熙皇帝仍然很惆怅地问身边近臣：“我待汤斌不薄，他为什么总是不停地对我不满呢？”

康熙皇帝，据说是一位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明君；汤斌，一位当时与后世公认的贤臣。他们之间尚且如此，其他真是不谈也罢。这种情形唯一可以表明的就是：帝国政治中的智慧资源与空间已经枯竭。

步履蹒跚的老大帝国，走到今天实在不易，前方，已经接近山穷水尽。在未来的岁月里，随着政治争斗的加剧，帝国日益步入了回光返照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