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红旗，一面面倒在血泊中
3、闽赣省委书记下落不明
宁化，是中央苏区境内的一座典型的南方小城。一条溪河从城中缓缓流过，把小城分成两半。溪河上一座别致的拱桥连通着这城区两半。溪河的岸边坐落着一尊古塔，这古塔也不知矗立了多少年。
1934年8月间，宁化城突然异常热闹起来，城内穿军服的人明显增多了，来来去去，十分忙碌。原来，闽赣省委、军区机关转移到了这座苏区小城。
1933年秋，蒋介石纠集了五十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闽赣省处于最前线。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红军节节失利。闽赣省北部的闽北分区、信抚分区相继丢失，闽赣省工作重心不断南移。省委、军区机关驻地也几经搬迁，1934年8月又转移到了宁化城，现就设在河边的几所大民房里。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大片苏区失守，中央主力红军被迫进行了战略转移，从此，闽赣省面临的压力就更大了。
10月17日，一道电波从于都传到了闽赣省委书记赖作昌、省军区司令员宋清泉的手中。这是中央和军委给闽赣省委下达的最新指示，说：在新的战略之下……闽赣党和军区应独立地坚持领导斗争，它目前的总任务是组织和武装广大工农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不仅各县要建立独立营，实现有独立团，每区建立基干游击队，……还应……吸收广大群众参加游击战争，胜利地保卫闽赣苏区。
很明显，当时的中央和军委已经意识到了闽赣苏区的严峻形势，比较及时地指示他们进入游击战争状态。
接到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后，赖昌作、宋清泉立即对军区所属武装进行了整编，将建宁、泰宁、泉上、宁化、彭湃、清流等县的独立团、营，闽中独立团，泉上、归化军分区和省军区直属部队编为闽赣第十二、十六、十七、十八四个团，各县则建立了基干游击队。同时，确定：第十七、十八团在归化、清流、宁化一线阻击敌军第五十二师，第十二团在建宁、泰宁抗击进犯敌军，各地游击队则配合主力部队攻敌侧翼和扰敌后方。
然而，把持军权的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枯，参谋长徐江汉等人并未认真贯彻中央和军委10月17日的指示。
宋清泉，江西瑞金人，店员出身。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193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项英（一说彭祜）的警卫员。1934年8月调任闽赣军区司令员，当时才20来岁。他没有什么实际工作经验，不懂军事，但此人能说会道，口才十分不错，因而在军中还有点威信。
彭祜，湖南宜章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参加湘南暴动，随着朱德部队上了井冈山。1933年秋，调任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闽赣省委委员、政治保卫局委员。这个人擅长做群众工作，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在军中的影响也不可小视。
徐江汉，湖北襄阳人。1927年在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中任职，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加入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红军学校第五期上干军事班学习。1934年8月间，调任闽赣军区参谋长。此人十分骄横、奸滑，军阀作风严重，看不惯当时农工出身缺乏战斗经验的省一级领导人，也瞧不起工农群众。
此等三人牢牢地控制着军区的大权。他们无视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继续奉行“左”倾军事路线，面临强敌的猛烈攻击，他们仍命令部队“备足粮食，坚守城池”，与优势敌军打硬仗，拼消耗。因此，闽赣苏区损失惨重，恶讯不断传来：11月27日，清流县城失守。
12月2日，宁化县城失守。闽赣省武装和机关转入艰难的游击斗争。
12月中旬，敌第五十二师攻占泉上。
12月27日，敌第五十二师由泉上水茜合围枫溪，闽赣军区武装严重减员。
为了加强闽赣苏区党的领导，1935年1月，中央分局决定钟循仁到闽赣省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接替赖昌作的工作。
钟循仁，江西兴国人。1927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春在家乡兴国组织秘密赤卫队，任大队长。1932年任中共兴国县委书记，颇有业绩。1933年先后任中共公略中心县委书记、永丰中心县委书记。这年冬天，又调任福建省苏副主席。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8月奉调赣南省，任省委书记。1935年1月临危受命，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1935年2月初，钟循仁在项英派出的一个营兵力的护送下，辗转来到了闽赣省机关驻地安远。
钟循仁一到任，闽赣苏区领导层内部便爆发了一场关于部队去向的争论。
1935年3月，闽赣省接到了中央分局最后一个电报指示，指示上说：闽赣省要独立自主地坚持斗争，哪怕十年，十五年，如果万一不行，可前往闽南，与陶铸领导的闽南特委会合。
据此，军中掌握实权的宋清泉、彭祜、徐江汉他们认为应该往闽中、闽南发展。
而当时的省委委员、彭湃县委书记方志纯则提出，应该向闽北或闽西靠拢。他分析说，闽北、闽西是老根据地，黄道、邓子恢等同志在那里坚持斗争，加上群众基础好，地形有利，便于继续游击，保存力量。而闽南敌人力量较强，缺乏斗争基础，“开辟新区”是十分困难的。
宋清泉、彭祜、徐江汉拒绝了方志纯的正确意见，领导部队向闽中、闽南方向前进，部队便流动在顺昌、尤溪、德化、永泰等地。
在这样一次争论中，新到任的省委书记钟循仁充当了一个什么角色呢？
据方志纯回忆，钟循仁当时是“动摇于两者之间”。钟循仁何以会这样呢？
实际上，当时闽赣苏区领导权并未掌握在钟循仁手上。
尽管钟循仁革命多年，有一定的斗争经验，是个“好人”，但此人“很忠厚，没有能力，抓不住权，统不起来”。而且钟循仁初来乍到，情况不熟悉。更何况闽赣苏区领导层之间不团结，闹派性，由来已久，根深蒂固。
当时任省苏主席的杨道明回忆说，当时的闽赣省有两派，省军区为一派，省委、省苏为一派，宋清泉、徐江汉、彭祜等把持着军权，他们蔑视省委的领导，不把省委放在眼里。省委、省苏指挥不了军队。省军区领导人甚至做出一些共产党人不该做的，违反组织纪律的事，省委、省苏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很显然，在这种“枪指挥党”的不正常的局面中，钟循仁是很难起到左右局势的作用的，他只能对宋、徐、彭等的意见表示默许，即使不表赞同。
再说宋、徐、彭指挥着部队向闽南方向移动，一路上被敌军围追阻截，损失惨重。
3月间，闽赣省机关人员和部队从将乐出发，往顺昌、南丰移动，被敌两路围追，被迫返回将乐，转往归化的沙溪、梓口坊。
4月间，部队在沙溪与敌人战斗，队伍被打散，第十七、十八团与省领导机关失去联系，军区部队只剩下六百余人。军区对所属武装再次整编，成立闽赣新编第一团，下辖三个营。之后，部队继续向闽南方向移动。
5月初，闽赣军区新编第一团进入德化永泰交界的戴云山区，然后从德化的水口经永泰进入紫山。
紫山，是德化、永泰、仙游三县交界处的一座大山。海拔千余米，山峦起伏，森林茂密。按说，此地也是个绝好的游击场所，如果闽赣军区余部能上下齐心，团结一致，那也未必不能在此重新打开局面，干一番业绩。
然而，更大的不幸又降临在闽赣省苏及其属部身上，一个阴谋正在酝酿之中。
在闽赣军区新编第一团上山不久，仙游、德化、永泰的白军和民团就把紫山团团包围了。
此时，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参谋长徐江汉等再也忍受不了这种在敌人的夹缝中求生存的游击生活的折磨，他们对前途悲观失望，没有信心，当敌人大张旗鼓对他们施行诱降手段时，他们就把注意力转向求生的捷径——把队伍拉出去投降。
在此，仅录彭祜叛降后在国民党福州反省院关押“感化”期间写的自首反共文章《误入歧途与悔祸来归》一文中的一部分，此中较详细地描述了该三人阴谋反叛的过程：初我等三人（按：即指彭、宋、徐三人）均未正式会议过……亦系暗合；盖均有是种衷曲，互相心知，不谋而同；不过中以宋往返于我与徐之间，因彼在司令部与徐同属一处；迄至五月初旬，军次际上，入夜因宋至伪第二营与该营长、政委（按：营长吴仁金、政委王为生均于此次事变中叛变）相谈，出言不慎，为伪保卫局侦探偷听而迅报于伪保卫局，此时政治部之某特务员又适在保卫局，因与宋有同乡关系，窃听侦探之报告后，知宋有危险，又飞告于宋，于是我等三人，方正式密议，宋、徐先将伪第二营拖出，我负责伪第一营。从起事日起，至完全拖出止，前后共约五天。与在仙游击第四行政督察公署接头，全团员兵五百余名，概归中央。……
叛徒彭祜的这些表白，大体是可信的。不过，被率投敌的人数不只五百余名，而是六百三十多名。而且，被带投降的全团官兵并非由国民党第四区行政督察公署接收。实际情况是当国民党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孟平接洽投降后，“该专员一面虚与委蛇，一面深虑人枪众多，该署实力有限，解决不易，正报告请示办理间，适第九师二十五旅五十团搜剿……至仙，遂于二十四年（1935年）五月十一日将其全部包围缴械……”也就是说，5月11日，被宋、徐、彭等叛徒带到仙游投降的六百多人是被国民党第九师缴械抓走的。
“紫山事变”爆发后，大部队都被宋、徐、彭等拉下山投敌而去，闽赣省革命力量的活动就此结束，一面经过多少烈士的鲜血浸染的红旗，就毁在这伙叛徒手中！紫山在呜咽，闽赣人民在呜咽！
当叛徒们率部投敌时，省委书记钟循仁，省苏主席杨道明和省委工作团的部分人员未随之下山投敌。杨道明等七人突围出来，其中五人转回原籍，杨道明、黄家法（兴国人，省委机关一般干部）流落在永泰山区，后在永泰县闇亭寺当和尚。1984年后，杨道明还担任了永泰县政协委员、常委，永泰县佛教协会会长，福建省政协委员，福建省佛教协会副会长。
省委书记钟循仁则下落不明，至今他的去向依然不清楚。
据档案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词典》上说：“同年（指1935年）5月在福建永泰边界突围后，因部队打散，隐姓埋名，在永泰县入闇亭寺出家，化名王家法，法号妙圆。1981年4月29日在闇亭寺病逝。”
此说似有误。据杨道明回忆：“当省军区他们率部投敌后，钟就去向不明了。……我看被杀的可能性大。……钟循仁是否被杀害，最好花些时间在紫山开些群众调查会，问题应该会弄明白的。……”可见，在闇亭寺当和尚的杨道明并不认为钟也在闇亭寺，而认为他“去向不明”、“被杀的可能性大”。而那化名王家法的妙圆和尚则应是他的兴国同乡、和他一起流落在永泰山区的黄家法。
又据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江西英烈》一书：彭祜则以布置岗哨为名，强要省委书记钟循仁同志察看地形，至离工作团驻地较远之一个山坡时，钟走前，彭走后，这个十恶不赦的叛徒，……向他射出了罪恶的子弹，钟循仁不幸牺牲。
这可能是目前较为具体的描述钟循仁牺牲的文章，而其史料来源则又不得而知。但在叛徒彭祜的“自白书”中对诱杀钟的情况只字未提，因而颇值怀疑。
还有其他一些史料，或语焉不详，或说不知下落，钟循仁的去向终究未水落石出。
最后，还必须交待一下几个变节者的下落：
宋清泉，叛投后被国民党当局送往福建省反省院“感化”监禁三年。1937年5月被释。抗战爆发后，加入新四军二支队。1939年春，在查清其叛变罪行后被处决。
徐江汉，叛投后被国民党当局关在福建反省院“感化”三年，1937年8月被释。1938年前往延安，12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抗大教员、大队长、步兵科主任、东北铁路吉林站军代表。解放后先后在天津、北京铁路分局任车务段长、车务处副处长等，后查清叛变投敌历史后，被安排到天津车务段工作。
彭祜，叛投后被国民党当局送往福建省反省院“感化”三年，1937年5月被释，1941年加入国民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湖南省民政厅工作，查清叛徒历史后，1953年3月被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