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西安事变——意外的转折

封锁下的陕北苏区面临巨大困难——蒋介石拒绝与红军谈判——张学良对红军的帮助——蒋介石到西安督促围剿——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周恩来到达西安——中央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共产国际的指示——蒋介石同意联合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局面

1936年11月下旬，西路军占领永昌、山丹后，暂时停止向西进军，就地休整。马家军在对西路军进行疯狂进攻后，似乎也疲劳了。只要西路军不出城，他们也就停止了进攻。河西走廊的炮火硝烟随风飘散，出现了半个多月的寂静时期。

陕北红军的情况却是越来越危急。他们处在国民党大军围困的压力之下，真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地方军阀的各路军队，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虎城、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成、李仙洲等指挥的260个团，把陕北根据地重重包围。蒋介石看准了红军经过长征之后，疲劳衰弱，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恢复。他要抓住时机，将红军一举消灭。

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又一次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贫穷落后的陕北缺衣少食，张国焘到保安后，发现这里比他原来想象的还要困难。“保安是我所见到的县城里最荒凉的一个。它的规模不及长江下游的一个集镇，而且经过历年的天灾人祸，房屋多已倒塌，我们来后立即发生住房不敷分配的现象；我和朱德都分得了山边的一个窑洞，与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林伯渠等结邻而居。这些窑洞的前面，原有一条由商店住房组成的街道，但那时房屋已是荡然无存，在废墟之上已种满了各形各色的菜蔬。……这里人烟稀少，街上通常都是红军战士多于老百姓。据说这里的粮食，只要一年丰收，就够吃三年。可是这样的好年，却是难逢难遇。”

一、二、四方面军会合是件好事，但随之而来的生活困难着实让中央发愁。吃穿用的严重匮乏使红军各部队无法维持最低的生活需要。1936年11月14日，前方总指挥彭德怀电告毛泽东、张闻天：“山城堡胜利，又时将入深冬，敌有暂时转向守势可能。我应乘机全力整理部队，请你们最大努力准备两月经费，共需卅万元。能否做到，请给予确当答复。”

30万元对中央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根本办不到。由于经费缺口太大，四方面军的4军和31军到陕北有一个月了，眼见天气越来越冷，大多数战士还穿着长征时的破烂衣服。11月28日，红31军军长萧克、政委周纯全向彭德怀汇报：“我军给养除后方直属队外，生粮二天，干粮三天，是就地筹粮。棉衣除前日造外，领了1110套，缺2084套（后方军直属队除外）。草鞋每人平均一双，帽子五分之一，鞋子四分之一，大衣七分之一。”11月30日，红4军首长陈再道、王宏坤向彭德怀汇报：“我们有个别逃亡掉队在一方面军。我们部队无经济，柴菜困难，可否发给一部经济（费）？”

四方面军伸手向彭德怀要东西，彭德怀也变不出棉衣棉鞋来。四方面军养不活这么多人，只好在精简整编上想办法。当时驻庆阳的红31军医院的女战士，就曾经被强制遣散。刘学芝，这个在通南巴地区加入红军的女战士，跟随部队走过了雪山草地，一直在31军医院洗衣班工作。当部队走到云阳县的石寨时，医院所有的女战士都被一位新来的政委叫去谈话。这位政委通知她们：部队要北上抗日，要整编。根据部队的需要，女同志都不能留在部队了，要回家或到后方去搞生产。女战士们一听，有的火冒三丈，有的又哭又闹。说就是雇长工也不能这样啊，说不要就不要了！还有的说，爬雪山过草地都要女的，现在就不要了？第二天军里叫她们去集合，各单位的一百多女战士在那里闹成一片，谁劝都不行。31军参谋长大怒，喊道：“这些女同志这么调皮不听指挥，把她们都捆起来！”可是没人下得了手。军政治部主任看局面不好收拾，便开始给每个人发一封组织介绍信和两块大洋的遣散费。女战士们哭的哭，闹的闹，骂的骂，场面真是混乱不堪。处理完她们后，部队就开拔了。但是这些女战士死活在后面跟着。部队住在哪里，她们就住到哪里。到了三原县，部队不再走了。眼看这些女战士确实可怜，总部才叫后方勤务部长杨至成去收容她们。让她们回到了红军队伍中来。

会师后不久，中央派林育英等前往四方面军，一方面是迎接联络，另一个使命是配合彭德怀对4军、31军进行考察。林育英到四方面军后，先与张国焘作了详细的交谈，介绍国际和国内形势。然后与彭德怀、任弼时一起深入部队调查了解情况，并不断向中央汇报。11月11日，彭、任、林致电张、毛、博、周：

现将我们对四方面军的观察与意见简单报告如下：

在指战员中有基本的转变，对中央及军委的信仰很高。国焘亦有初步的很大转变，特别是在了解了中央对他现在的诚恳、目前中央的作风、干部政策以后，他现在除拥护中央及军委的口号外，并能在群众的会议上提出自我批评，承认某些错误。使我们有可能在上下干部中，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进行工作，把一切问题提到原则上去。

11月13日，林育英考察31军后，再次致电中央：

卅一军全体指战员在直接受中央军委及前敌总部指挥部领导下，在政治军事学习、群众纪律各方面均有极大进步。他们正在为完成党中央、军委的任务而奋斗。

虽然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的分歧并未得到真正的解决，但外来的威胁要大于中共党内的分歧。国民党军队的围困和红军内部的困难，使毛泽东极为忧虑。只有制止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为红军求得喘息机会，改善恶劣的生存条件，才能扭转被动局面。毛泽东不放弃任何可能的和解机会。在10月、11月间，毛泽东天天和周恩来等领导人商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并亲自起草了一份《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准备让周恩来带去与南京方面谈判。其主要内容有：“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停止进攻红军与侵犯苏区，取消经济封锁，并承认经过单独协商，一方面调动进攻红军之部队离开现在区域开赴抗日战线，一方面划定红军必需的与适宜的根据地，供给必需的军械、军服、军费、粮食与一切军用品，供给兵员的补充，以使红军安心对日抗战。”在此基础上，“中国国民党承认，红军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有选派代表参加全国的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之必要，并保证该代表等顺利进行其工作；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人员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的地位。”它表明了中共中央的态度：只要蒋介石允许红军的存在，中共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同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战。

11月7日，毛泽东向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的潘汉年（代号“小开”）下达指示，到南京对国民党上层做统一战线的游说工作。电报是从西安党的秘密联络站刘鼎那里转达的：

刘鼎转卢伟良并电小开：

（一）小开以正式代表资格速赴南京与陈果夫谈判。

（二）小开的电台款4000元先从孙夫人（即宋庆龄——作者注）借用，报务员一人即送沪。

毛 七日廿时

遵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潘汉年立即到南京与国民党CC系的陈立夫、陈果夫兄弟进行秘密接触，表达了中共中央愿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与国民党合作，只要蒋介石停止对红军的进攻，红军愿意接受改编，与国民党军队一起开赴抗日前线。陈立夫向蒋介石转达了中共的建议。但是蒋介石根本不容共产党的存在，一定要把红军置于死地。他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让陈立夫转达。11月14日，刘鼎电告中央：

小开来电说：

一、已晤陈立夫。彼出蒋意，要我方接受收编。可留三个师，（师）长以上一律遣送出洋。军事将（领）按才使用，其他人员酌量分配各种适当工作。

……

六、蒋企图把红军全部赶到外蒙，给苏联来解决这个矛盾。

刘 十四日

这样苛刻的条件是中共中央无法接受的。潘汉年连续来了几封电报，询问中央指示，还说陈氏兄弟希望与周恩来进行高层会晤。11月22日，毛泽东、张闻天给潘汉年一个明确的答复：

小开：

甲、南京两电、上海两电均收到，目前此事无从谈起，恩来事忙，暂难出去。

乙、我只能在保存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

东、天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蒋介石调兵遣将包围陕北，准备彻底消灭红军的时候，张学良、杨虎城领导的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却不愿为蒋介石打内战。1936年4月间，张学良亲自到洛川与周恩来秘密会见，赞成共产党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主张。此后，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陆续进入西安，开通了共产党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地下交通线。张学良听说红军缺衣少食，慷慨解囊相助。当时红军没有棉衣过冬，张学良命令他在西安、咸阳的被服厂为红军赶制棉衣送去。他还通过前方的王以哲军长，几次向红军输送大笔银元，为穷困的红军解了燃眉之急。

尽管张学良、杨虎城一再拖延，避免与红军作战。蒋介石却毫不放松，一再督促催命，让张、杨配合胡宗南进军围剿红军。这一时期，王以哲军长与彭德怀保持密切联系，通风报信。在蒋介石严厉命令下，东北军也不得不装出进军的样子，但事先都向红军通报。1936年11月11日，王以哲通知彭德怀：

一、总部原令敝部于删日前进至灵武附近地区，且有迟误即从军法论罪之话。但弟深知兄方困难，故一再托辞延宕。但为不使他人猜疑计，又不得不稍行前进。粮食关系，弟部定于塞日石路进至漓旺堡。

二、相知在心，弟当尽可能范围极力延宕，并进止情形必随时见告。

于是彭德怀通知徐海东部有计划地转移，避免与东北军发生冲突。王以哲的帮助使红军及时掌握了国民党军的动态，避免了许多可能出现的损失。在保护红军方面，张学良、王以哲是功不可没的。

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求和无望，又面临四面包围的巨大压力，坐以待毙总不是办法。毛泽东决定实施《作战新计划》，放弃陕北苏区，向山西或陕南转移。这是一件事关全局和红军命运的大事，等于是进行第二次长征。所以毛泽东特别慎重，征询彭德怀和其他军队领导人的意见。11月30日，彭德怀致电毛周朱张，提出下一步行动方针：

一、向西政治上不利。经过高山草地、回民区域，给养不易解决，衣服鞋袜不能克服寒冷。

二、向南政治上好，以出河北抗日为目标，虽师出有名，亦可扩红筹款。但有使张、杨为难。且可吸引蒋向陕甘增兵，胡敌不听我们调动，而乘隙进攻盐池、定边，联成宁夏、陕北封锁，进占保安，动摇基本苏区。

三、向东以援绥抗日，准备在神府东渡，政治更好，更可保全苏区。

毛泽东的意见与彭德怀不同，他还是希望向陕南转移。为了避免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冲突，毛泽东向张学良通报了红军的秘密计划。谁知张学良力排众议，要红军就地坚持，不要进行战略转移。毛泽东急忙把这个新情况用密电通知彭德怀、任弼时：

彭任：

（甲）李毅（张学良化名——作者注）承认尽力使全线停止，但又谓无法长停，似蒋尚不愿取长期守势。我军仍须一面整理，一面准备作战，再打一仗则大局定了。

（乙）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可能。李毅建议我军熬过一二个月。

（丙）十二月确定在现地区以随时准备打胡姿势，加紧休息整理。最小限度经费可以解决，衣服可以做齐。

毛周朱张

张学良所谓的“较大变化”究竟是什么含义，毛泽东猜想不出。当时中共中央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想到，张学良会在12天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督战。在此之前，张学良曾去洛阳当面劝说蒋介石停止剿共，调东北军开赴前线抗日，被蒋介石一口拒绝。蒋介石对东北军、西北军不肯配合胡宗南进攻红军极为不满，又风闻张、杨部下与红军暗中往来，所以亲自来西安坐镇指挥。他一到西安，就召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领训话说：“我们眼前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人离我们很远，我们打仗要先近后远；如果远近不分，或者是先远后近，那便是先后倒置，一定失败，便不是革命。无论如何，我们此时必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予处置。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就是到陕北剿匪，中央军作你们的援军；一条是调往闽、皖地方，听中央调遣，你们不要自误。”

12月8日，张学良、杨虎城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轮流向蒋介石进谏。张学良说到伤心处，痛哭流涕，但蒋介石毫不动心，大声呵斥张学良：“你们就是拿手枪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改变剿共的政策！”杨虎城对蒋介石说：看国内形势，人心是趋于抗日的，对红军的事，可以商量办，宜用政治方法解决，不宜再对红军用兵。蒋介石与杨虎城的关系比较疏远，不像与张学良可以有话直说。他对杨虎城虽然态度和蔼，但口气却十分强硬。蒋说：“我有把握消灭共产党，我决心用兵。红军现在已经成为到处流窜的乌合之众，他们必须听从政府的命令，交出武器，遣散红军。如果共产党还要顽抗，我们将以数十倍的兵力对付这些残余之众。消灭他们有绝对把握。现在我们东西南三面合围，北面我已令马少云（鸿逵）派骑兵截击，一举可以把红军打到长城以北沙漠一带，在那里红军无法生存，只有瓦解投降一条路。这次用兵，要不了多长时间，即可全部解决。”他还对杨说：“要知道，我们和共产党势不两立的。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

蒋介石与共产党打了十年，深知共产党和红军的厉害。他认为现在红军势单力薄，是围剿的最好时机。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就难以预料了。只要共产党存在一天，他的江山就坐不稳当。所以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决不是张杨二人能改变的。张杨被蒋介石逼进了死胡同：打内战，人心不附，他们就是千古罪人；不打内战，蒋介石绝对饶不过他们。在反复权衡之后，张学良、杨虎城定下决心，实行“兵谏”。为了保密，张、杨事前没有通知共产党在西安的联络人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响起枪声，张学良的卫队发起了进攻。由于情报机关事先一点消息也没有，蒋介石的卫队仓促抵抗，很快就被东北军解决了。在骊山上，东北军活捉了蒋介石，送往张学良的官邸。“西安事变”发生了。

捉住蒋介石后，张学良当天上午即发报直接通知中共中央。在保安的毛泽东等领导人收到张学良的电报，简直难以形容他们的惊喜。这时，中共驻西安的地下工作者刘鼎也发来了急电。需要说明的是，张学良在12日凌晨行动开始时，就通知了刘鼎。刘鼎正要发报，谁知突然停电了。刘鼎心急火燎，跑到街上去买电池。深更半夜没有一家商店开门。待刘鼎买回电池，蒋介石已经被捉住了。刘鼎赶紧发报，中央收到是12日下午14时30分。

西安事变事出仓促，中外震动。中共中央领导人事先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政治局委员又散在各处。王明、陈云在莫斯科，刘少奇在平津白区，彭德怀、王稼祥、任弼时在前线。在保安的只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张国焘。据张国焘回忆，当他们12日中午被紧急召到毛泽东的窑洞里阅读西安来电后，都万分激动。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商量对策，张闻天等起草给共产国际的请示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迅速给张学良发出回电，通知他中共中央准备派周恩来去西安。

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张闻天住处召开会议，研究西安事变后中共的策略和红军行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博古、凯丰出席会议。据看过会议记录档案的人说，由于中央当时“处在陕北穷乡僻壤的保安县，消息不灵。……由于对西安的情况所知甚少，而国内外各方面颇有点出人意外的谴责张、杨的电讯报道又如雪片飞来，中央在当时的处境是难于公开表态的”。所以，“在事变猝然发生后要求谁能立刻做出一套全面正确的决策来，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文章中透露出会议的一些内容可以看出，中央领导人在发言中，“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的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还提出过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这些问题的议论从记录档案上看占了会议的主要时间”。

据张国焘的回忆，当时中央领导人个个兴高采烈，多数主张公审蒋介石。这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共产党人的真实感情。如果一开始就有人主张放蒋介石回去，那倒是真奇怪了。

毛泽东首先发言说：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同时，也要估计到蒋介石的部下，如刘峙等可能进攻潼关，威胁西安，胡宗南也是可能向南移动。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即部署。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他主张：中共中央暂不发表宣言，但在实际行动上应积极去做。

张国焘在发言中建议在西安建立政权，以西安为抗日中心，取代南京政府。他还认为，内乱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的问题。周恩来和张闻天比较谨慎。周恩来提出在军事上应准备迎击南京方面对西安的夹攻，但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政府对立，应该努力争取国民党内部的抗日派。张闻天与周恩来的意见基本一致，主张联合国民党正统派，形成全国范围内的抗日统一战线。在与会者发言后，毛泽东作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的个人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

14日，毛泽东等将西安事变的消息分别通知了在前方的彭德怀、任弼时和远在永昌的徐向前、陈昌浩，并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起草了给刘少奇的指示。这些指示精神与16日发表在《红色中华报》上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通电是一致的，都是要建立以西安为中心的抗日政府，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公审蒋介石。

西安事变的发生，使国民党中央军内部一片混乱。13日，胡宗南的部队乘夜晚撤退了。张学良将主力集中到西安，将洛川、庆阳都放弃了。大兵压境的局面，一夜间烟消云散。红军各部都积极行动起来，大步向前迈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庆阳、西峰一带。在河西走廊，围攻永昌的马家军也撤退了。

与其相反，以何应钦为首的南京政府作出强烈反应，要与张学良、杨虎城兵戎相见。驻守潼关的西北军42师师长冯伟哉和驻洛阳的东北军炮8旅旅长黄永安叛变，致使潼关门户大开。国民党军樊崧甫部迅速抢占潼关，其部下董钊师在华县击溃了东北军，开进到赤水。国民党中央军大举西进，关中西安一带已无险可守，军事上处于被动。

各地军阀也反应不一。山西阎锡山只表示不侵犯张杨，背弃了他出兵支援的许诺。山东韩复榘、华北宋哲元都按兵不动，观风察色。只有广西李宗仁和四川刘湘表示响应，却是远水不解近渴。张学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中共中央和苏联的支持上。14日，张学良致电毛、周说：“潼关因无兵，已先被樊（崧甫）军占领，其先头到华阴，但是尚无战事。……现延安、甘泉防务，请红军以一部接防。……恩来到延安时，即派飞机前来。”

中共中央的反应是积极的。收到电报后，周恩来立即带上18名工作人员，骑马赶往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几经周折，才登上张学良派来的飞机，于17日到达西安。但是，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是不好擅自决定大政方针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13日会议结束后，即向“远方”发出万万火急电报，汇报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及中共准备采取的措施，请国际批准。

然而，共产国际方面却迟迟不予答复。其实，在获悉西安事变的消息后，苏联政府的态度就十分明确。14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题为《中国事变》的社论，指责张学良“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牺牲品”。苏联官方舆论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与日本人共同策划的阴谋，目的是要破坏抗日的统一战线。15日，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会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时指出：苏联报刊的文章把张学良与日本和汪精卫集团混为一谈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李维诺夫向蒋大使信誓旦旦地表示：苏联一贯赞成中国统一，对中国将领的内讧从未表示过同情。16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致电其驻南京的代表斯皮尔瓦涅克，要他向南京政府说明：苏联与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苏联政府不能对中国红军的行动负任何责任。

处在封闭状态下的西安与陕北，没能及时收到这些消息。15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和红军将领名义发出通电，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杨主张，停止内战，罢免蒋介石，交付国人审判。坚持原来的反蒋抗日的立场。16日，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签署的电报。但是由于密码差错，完全译不出。中共中央领导人焦急万分，于18日电告国际，要求重发。

17日晚上，周恩来一行到达西安。几天来张学良、杨虎城被国内外舆论和南京方面的军事压力搞得骑虎难下。周恩来的到来使他们非常高兴。周恩来详细了解了情况，与张学良商量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张学良说：据他个人看，争取蒋抗日，目前最有可能。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周恩来同意张的意见，希望西安事变能争取到一个好的前途。杀掉蒋介石，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周恩来与张学良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后，12月17日周即向毛泽东发报，通报西安形势和与张杨会谈情况，明确提出了不杀蒋的建议：“为缓和蒋系进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抗日）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共产国际的指示迟迟不来，毛泽东也有所察觉。张学良一再催问，中共中央也无法表态。张学良从新疆盛世才那里了解了苏联的态度。张学良发出的通电，盛世才明确表示不能支持西安事变，还发出了拥护蒋介石的声明。周恩来在西安听说了苏联《真理报》社论的内容，在19日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还告诉毛泽东，南京方面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主和。“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

中共中央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于19日召开了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这次事变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现在光明面被黑暗面遮盖住。我们应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上，对于光明面予以发扬，对于黑暗面给予打击。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胜利或失败。我们应争取和帮助西安方面，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夺取胜利，我们应与东北军、西北军接近，对他们的态度，不仅不与南京混同，而且与阎锡山也不同，我们对张、杨是同情的。应当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

毛泽东的报告，把会议的调子转到了是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还是准备打内战的讨论上，但谁也不能肯定哪个可能性更大些。最后张闻天发言，比较明确地倾向于和平解决。他说：“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上，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他主张：“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毛泽东赞同张闻天的意见，在作结论时指出：现在的营垒是两方面，一方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亲日派，另一方是共产党与抗日派，中间还有动摇与中立的一派。我们应争取这些中间派，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只有内战结束才能抗日。有六种力量可能使内战结束：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分化，六是国际援助。应把六种反内战的力量团结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会后，中共中央向红军各部队和白区地下党发出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在分析西安事变的性质时说：“因为这一发动扣留了南京最高军事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华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碍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中央指示预测了西安事变的两个结果：“一、造成了日本侵略的胜利条件。二、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为了力争实现第二个结果，中央定下三点方针：“一、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发起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的解决。二、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三、同情西安的政纲，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

12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及其指示，表明中共中央对于西安事变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开始的坚决支持张杨、审蒋、成立西安中心政权转为争取和平解决，以求得南京的团结抗日。这当然是一个明智的抉择，既维持与张杨的关系，又可以与蒋介石对话。19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便分别致电周恩来和潘汉年。给周的电报中表示：“欢迎宋子文来西安。”“张杨必要坚持，便有前途，一点不须气馁。”给潘的电报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20日，毛泽东又指示周恩来：“如宋子文态度同情陕变，兄可设法见他。一面提出我党调和陕变、中止内战、共同抗日之主张，站在完全第三者的立场说话。痛陈时局危急，内战就是死路之意旨。征求他即召集和平会议，解决国是。”

12月20日，姗姗来迟的国际指示终于到了。电报称：“一、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二、既然事变已经发生，中共应考虑到以上情况，并坚决在以下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1．通过改组政府，吸收抗日运动的若干代表及拥护中国完整、独立的人士参加；2．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围剿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与红军合作；4．同那些同情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国家合作。”

促使斯大林作出这个选择的原因，直到1937年12月王明回国后，才向中央领导人说明。张国焘回忆：“他（王明）说西安事变后，美英各国驻莫斯科大使，曾询问苏联外交部苏联政府对此事的态度。苏外交部答以这是日本的阴谋，苏联既未预闻，也不赞成。接着斯大林便亲自草拟这个给中共的电报，并向王明解释，其大意是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在抗日中他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者。”

斯大林考虑问题首先是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出发。他要依靠蒋介石来维持中国的稳定和抵御日本。如果中国内乱，日本就会直接危及苏联。所以，斯大林不会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来支持中共。但毛泽东一直是抱着打和谈的两手准备。15日他给彭德怀、任弼时的指示是：“敌已奉行大规模内战，我们对战争是后发，不是先发。然在敌主力向西安进时，我军应奉行大的战略，迂回并击破敌头脑之南京政府。此方针应无疑义。行动务求隐蔽，一切人不得下达。”19日他给周恩来的电报还说：“坚决消灭进攻之敌，为执行此总方针之重要手段。”“红军决向西安集中，配合张杨首先消灭东来之敌。”现在国际指示要和平解决，并倾向于支持蒋介石。这与毛泽东的两手准备显然是不一致的。

但是，毛泽东仍然把国际来电通报给西安的周恩来，特别指出不要提及联合苏联的口号。周恩来向张学良转达后，张学良倒并不觉得意外。因为他恨的是侵略东北家乡的日本人。他采取断然措施扣留蒋介石，是为了逼蒋抗日，而不是为了挑起内战。但是南京的何应钦等人却向张杨大加讨伐，恨不能在混战中把蒋介石炸死，好取而代之。张学良的确有些骑虎难下，现在既然共产党也同意和平解决，张、杨、周三人的意见就一致了。

几天来，蒋介石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他由原来的死硬态度渐渐冷静下来，意识到如果在西安僵持下去，南京方面就会出问题，他的地位有可能被人篡夺。所以蒋也急于找一个台阶下，不能不有所让步。正在这时，宋美龄、宋子文来到西安斡旋解决西安事变，使和平解决的形势出现了转机。24日，宋美龄、宋子文与张、杨、周举行会谈。宋美龄开门见山地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接着，她与宋子文就张、杨和共产党方面提出的要求作了明确的承诺和答复。据周恩来给中央的电报中说，这些条件包括：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释放爱国领袖；停止剿共，保留苏维埃和红军，抗战发动后，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共产党可以公开等等。下午，蒋介石会见张学良，认可宋美龄承诺的条件，周恩来再次电告中央书记处：

今日蒋答复张：

……

子、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

丑、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

寅、蒋允回京后释爱国七领袖。

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辰、蒋意开国民大会。

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周的拜访使蒋介石十分尴尬。剿共十年，不但没把共产党和红军剿掉，共产党反而上门来了。蒋介石当政十年来，败在他手下的军阀无数，今天轮到他自己丢脸了。当周恩来走进蒋的卧室，蒋介石故意装病躺在床上，强撑起身子请周坐下。周对蒋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叹口气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说：“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宋美龄在旁边对周来西安斡旋表示感谢，并表示以后不剿共了。接着，蒋介石向周恩来当面重申了他的许诺：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氏兄妹和张学良全权代表他解决与红军的关系问题。三、蒋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直接去谈判。得到蒋介石的这些保证，周恩来就告辞了。

就这样，西安事变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和平解决。12月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夫妇乘飞机离开西安去南京。登机前蒋介石对张、杨说：“今日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日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不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亦应承认。”

在这惊心动魄的半个月中，受益最大的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蒋介石精心布置大军围剿，满怀信心地要把红军和共产党一举消灭。当时毛泽东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陕北站不住就再来一次长征，或到鄂豫皖，或到宁夏，甚至作了到苏联的打算。但是张学良、杨虎城以一个中国人的良心，不愿意打内战，突然发动了西安事变，彻底打乱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使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蒋介石被迫停止了围剿红军，并且承认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合法地位。这对毛泽东和红军来说，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红军在配合张、杨抵抗国民党中央军的进攻时，迅速南下，占领了泾水以北的大片地区。张学良援助红军的5万银元也按期送到，红军的贫困局面得到改善。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报告时指出：“我们过去估计西安事变带有革命性是对的，如果它没有革命性便不会有这样好的结果。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1937年1月10日，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高兴地离开保安，13日迁入延安城，开始过上了定居的生活。

但是，张学良、杨虎城的命运却急转直下。蒋介石回到南京，背信弃义地将张学良扣留。演了一出先由军事法庭审讯判刑，再由蒋介石特赦的闹剧，然后将张学良“严加看管”。此时，张学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态度，坦然承担对他的一切指控。他既不推卸责任给杨虎城及其部下，还说明发动西安事变与共产党毫无关系，完全是为了抗日，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前途。蒋介石恨死张学良，不完全是因为他在西安的丢丑，而是张学良使他的“剿共”计划功亏一篑，这样的机会再也不会来了。多年之后，蒋介石想起西安事变，还是难消心头之恨。所以，他让张学良做了半个世纪的囚徒，直到蒋介石离开人世，也没有恢复张学良的自由。

张学良被扣的消息传到西安，引起巨大的震动。东北军的青年军官主张与蒋介石拼个你死我活，救出少帅。东北军的王以哲、何柱国等高级将领则主张和平解决。双方争执不下，杨虎城也犹豫不决。周恩来仍坚持和平解决。坚持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抵抗南京方面的压力。但头脑发热的少壮派不听劝告，反而转过头来怨恨王以哲等主和派。1937年2月2日，孙铭九等刺杀王以哲。张学良被拘禁和王以哲被杀，使东北军群龙无首。杨虎城也控制不了西安的局面，底下的将领各奔前程，“三位一体”终于瓦解了。周恩来纵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挽回。1937年2月8日，顾祝同率中央军和平进入西安。不久，杨虎城被迫出国，东北军、西北军被拆散调防。只有共产党和红军在陕北站住了脚。虽然毛泽东担心蒋介石翻脸不认人，做了最坏的准备。但蒋介石终究没有再组织围剿陕北苏区，而是与周恩来开始了红军改编的谈判。

西安事变的结局如此，真是当初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的。这其间国、共与张、杨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至今还有一些秘密无法解开。时隔六十多年后，当记者采访唯一健在的当事人张学良时，他还是不肯开口。究竟是往事不堪回首，还是以基督徒的胸怀宽恕一切？张学良明确表示的只有一点：如果不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就不会有西安事变，他也不会如此坎坷一生。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张学良，中国革命的历史可能就会是另一个样子。